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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选载之一）
·范达人·
◇ 自序
应邀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后，我先后遇见不少中外专家、教授。他们都对显赫一时的“梁效”怀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我能写本书，揭开它神秒的面纱。这使我萌生了将这段经历，如实地告知天下的念头。为今人，也为后人，为世界上一切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人，提供一份原始真实的史料。这份史料，便是自己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三年及其后若干年的亲身经历。
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就是十年，今天终于脱稿，希望这本书对中国这段历史的探讨，有所裨益。
范达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于美国
◇ “梁效”落网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晚，京城许多消息灵通人士正在家中或餐馆与亲朋好友开怀畅饮，欢庆“四人帮”覆亡，而我却对外界变化懵然无知，仍像往常一样，从家返回“梁效”驻地。途中，在北大哲学楼附近，我遇到了北大党委组织组的刘隆亨。他问我：“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呀。”他有点不解地又问：“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答道并反问：“你听到了什么？”他便告诉我：“迟群、谢静宜反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哦，抓起来了。”我为之一怔。当时刘隆亨未告诉我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已经被捕。
获悉迟、谢被捕之后，我并未立即转身回家，而是依然返回“梁效”所在地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到驻地后看到大部分“梁效”成员已先我而回。因为“梁效”早有规定，星期日晚，大家定要返回大批判组。晚八时许，我把迟、谢被捕之事告诉了我的组员何芳川。当时，大批判组内已有不少人得知这－消息，人们悄悄地、带着忧虑的神情谈论着迟、谢被捕之事。大家知道出事儿了，气氛骤变。
当日午夜十二时整，正值夜深人静之际，军队突然包围了“梁效”驻地北招待所。六、七辆军用吉普和摩托车驶抵门口。进来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军人，有北京市委的人，他们将楼内大多数已进入梦乡的“梁效”成员，召集到一楼会客室内，其中一位干部声色俱厉地宣布：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将“四人帮”隔离审查；迟群、谢静宜也已被隔离审查；现在中央决定查封“梁效”大批判组。查封者责令我们当即携带洗漱用具和几件换洗衣服离开北招待所，不许带走任何文件资料。我们就这样灰溜溜地被押出了“梁效”驻地。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张由多人署名的大字报描述：“人民解放军把三十九名学士从他们盘据了三年之久的一座别墅大楼里赶了出来”。我们走出这座灰色大楼时，附近已有许多人在围观，有的人还在指指点点地议论着，颇为高兴。离开北招待所后往何处去呢？只能回家。可是，我的家远在北京东部，深更半夜，无法回去，我便摸黑回到了原在北大三十六楼的宿舍，躺了半夜。
次日，查封者将我们三十九人安置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才斋）暂住。这里原来是学生宿舍，与旅馆型的北招待所无法比拟。两三个人合住一室，颇为拥挤，更难适应的是身边还有军工宣队成员和各系的积极分子昼夜监视。工作组安排我们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集中学习，要求我们这些“梁效”成员紧跟党中央，反戈一击，将“四人帮”的内幕，将迟群、谢静宜的一切阴谋活动统统揭发、交代出来。
面对上述突如其来的断然措施，我并不惊慌，心境尚较平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已受过惊涛骇浪的冲击，见过世面，加之毛主席逝世后，我曾有某种预感：国内局势会出现变化，甚至反覆。再联系到当日晨，我听到两报一刊重要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有一段话：“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感到它是有针对性的。此外，毛主席逝世后，“梁效”的一位头头对我们小组同志说：“最近迟群让我们搞两个材料，一是马恩列斯在处于少数、困难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情况，一是毛主席处于少数、困难博况下坚持斗争的材料。”因而可以说，对于国内局势的动荡，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事变来得如此之快，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 工字厅会议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记得，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奇怪，特别是无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因为按照常规，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把参与的一切活动如实地向他汇报，而且把汇报视为党性的表现。可是，这次却如此地反常，足以显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我好奇地做了种种猜测，但均猜不透其中的奥秘，也就不去枉费脑筋。第二天，我到达清华大学工字厅时，会场内已坐着年逾古稀的魏建功先生，他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北大副校长，在古文字学领域内很有建树，他的名声也由于鲁迅曾与他有过论战而远扬。会场里还有一位老教授，他就是我的老师周一良。周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不但精通魏晋南北朝史，而且也精通日本史、亚洲史，堪称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六十年代国内各大学历史系所用的教材《世界通史》便是周一良教授和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主编的。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也在座。他是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汤用彤之子，家学渊源，中国哲学史造诣深。会议尚未开始，我环视会场，发现徐琳就在不远处坐着。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后来人民大学撤销，就转到北京大学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我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算青年教师，其实也已三十八岁，近不惑之年，但在中国人眼里，四十岁以下可称为青年。与会的北大人当中，最年轻的是龙协涛，他是北大政工组干部，二十七、八岁。
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半。在清华那边，到会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孙中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六个人。人到齐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走了进来。迟、谢我们都认得，因为他们曾到北大介绍过清华大学革命大联合的经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六厂二校”。“六厂二校”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文革试点，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华。毛泽东派他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干部，抓两校的试点工作，具体由迟群、谢静宜二人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贯彻政策。迟群年约四十岁上下，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一九三五年生，一九五二年参加革命，一九五三年军委机要学校毕业，一九五九年起任毛主席的机要员。毛泽东对她非常信任和爱护。
他们俩人先后讲了话。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指毛主席）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露。谢的讲话内容与迟群相仿。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迟、谢指定王世敏负责。王世敏，女，四十岁左右，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人大撤销后，她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迟、谢在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时，先在清华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备受江青赏识，册封为“女状元”。从此，“女状元”就成了王世敏的桂冠，江青也就记住了她，以至后来提名她为四届人大代表。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会议开得不长。会后不几日，王世敏将我们召集到北大俄文楼的一间教室内，展示他们已经找到的几条林彪尊孔材料。数日后，大家觉得现有内容太单薄，难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湾找－找，看看能否进一步发现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迟群、谢静宜向上面请示后，同意我们小组再去毛家湾查找。
◇ 毛家湾之行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一天，我们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一行十多人前往林彪住地。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的毛家湾。五十年代初，这里曾是高岗的公馆，林彪当国防部长后，住进此院。林宅扩建后占地面积约一万九千多平方米，建筑物面积约为一万一千平方米。从外观看，林宅灰墙灰瓦，平淡无奇，但内部装修、设备却相当讲究。
一进大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厢房驻扎的警卫连，再往里走，才是林彪的办公室和卧室。林彪有一些怪癖，最为令人诧异的是控制温度的办法。在床头上方贴着一张表，上面标明每加一条毛毯增加多少度，每加一条毛巾被又增加几度，林彪据此调整室温和体温。他怕风，怕光，平时窗户紧闭，但又需要阳光，为此便在卧室旁专门安装了一间石英玻璃房，使紫外线透射进来。据说安装这一小房耗资几万美元。林彪有一部美国制造的豪华轿车，价值十万美元左右。在林家大院内，还建有恒温游泳池，专供其家人享用。
叶群在自己的卧室里，挂着许多仕女图。她也有怪癖，晚上非要抱着枕头才能入睡，那枕头两头稍粗，中间略细。她的林边另放一张按摩床，每晚令小战土为她按摩。叶群床上还配有洗漱设备。衣橱中，挂着数以百计五彩缤纷的衣裙。鞋子之多也令人咋舌。这些东西与报纸上、荧屏上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的叶群很难联系在一起。
在林彪宅院内，专门陈列着古玩字画等珍奇瑰宝，琳琅满目，犹如一家小型古董店。当我看到这些物品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文革”破“四旧”，查抄的东西，多为林彪等人据为己有。
大致参观之后，我们开始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首先抄录了一些挂在墙上的条幅，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等，然后与其他同志一起抄下了叶群房内张贴的“四书集句”。十月中旬，我们第二次去林宅查找，发现了大瓷缸里林彪书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一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林彪和叶群将上述内容写成四条条幅，相互赠来送去。我们认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克己复礼”，要害就在于“复礼”。根据杨荣国的说法，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因此，这句话便成为我们日后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中心。我们还看到林彪卧室挂着（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此外，我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大约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们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阅《史记》，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语。最后，我们发现叶群的笔记本上记着林彪口授的“韬晦”二字。
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材料编妥。它以对照格式编就，即将孔、孟和林彪的言论进行对照，然后加上标题和一段按语。具体写作方法是大家先讨论，然后一人执笔写成。当时我年轻气盛，在前辈面前不知谦逊，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个标题：“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按语：“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这一材料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一九七四年一月，我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编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谢静宜去看她的女儿李讷。谢说，她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当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插了一手，将此材料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它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样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干部会议，由迟群、谢静宜宣讲这份材料。次日，一月二十五日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等党政领导人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大会还是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迟群、谢静宜宣讲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台上问编写材料的班子来了没有。我们这些汇编材料者均非机关干部，全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因此，当时无一人在场。迟、谢立即通知北大、清华党委，要他们迅即将编写材料的人送到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表示没有将我们请来开会是他的疏忽。小汽车立即将我们中间能够找到的人送到了体育馆会场。我们进馆时，周总理正在讲话。他说这个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编得很好。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与我们一一握手，集体接见。
“文革”初，由于反对聂元梓等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马列主义大字报”，我被打成“黑帮”、“修正主义苗子”，受到揪斗。此时，自己参与的工作，荣获毛主席的首肯。我便简单地以为现在大方向正确，路线问题已获得解决，今后的问题该是自己如何好好地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努力奋斗了。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我应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 必须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当前，蓬蓬勃勃展开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根子的一场战斗。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指使一些人搜罗孔孟的黑货，醉心于孔孟之道，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孔孟的破烂武库里，吸取反革命的精神力量，寻找阴谋篡党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在政治路线上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O年一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就连续三次写下了三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他把孔子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作为他万事中“唯此为大”的最大之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贾办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狼子野心，不打自招地供认了林彪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如果林彪的反革命阴谋得逞，在国内，他必定按照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主张去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共反革命。“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所供认的一切，就是铁证。
在思想路线上，他妄图用孔孟之道，篡改和反对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他鼓吹“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革命的辩证法，他宣扬“受命于天”的天命观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他还胡说什么“德、仁义、忠恕”是“历史唯物主义”，用儒家的人性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沦，居心险恶她梦想使我们党变质。
林彪还极力向其党羽灌输孔孟的“忠君”思想，要他们“敬上”、“无违”，“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想借此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阶级队伍，以维持其法西斯集团内部的“人和”。在其反革命斗争策略上，则把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等奉为信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完全是一副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由于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倒退的反动本性，都乞灵淤孔孟之道。今天，深入批林、批孔，对于揭露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虽然小时候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但是孔孟的“学而优则仕”、“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等反动思想，对我还是有影响的。至于在历史学科中孔子的唯心历史观和反动人性论的流毒则是广而且深的。我一定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地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在革命大批判的烈火中，排除敌人的毒焰，清除自己身上的污浊，努力改造世界观。（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７４年２月６日）
◇ “梁效”的架构
我自一九七三年十月参加清华大学工字厅会议后，便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材料小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表之后，我们开始写批判文章，自此，这一小组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该组后来常用笔名“梁效”。
“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为中央警卫师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副科长，当时是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柏年（原为北京大学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北大中文系毕业，曾任外国留华学生汉语赦师）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王世敏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名义上，“梁效”还有一个党支部委员会，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均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支委会含有“掺沙子”的意思。支委会不常开会，大批判组支部的领导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负责。他们三人的直接领导是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头头下面，又分成两个大组：材料组和写作组。材料组组长汤一介，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当时有十余人，其成员主要是原先参加编写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汤一介二位先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长史国衡等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为了加强写作组力量，当即又从北大、清华增调了一批笔杆子。他们是杨克明（哲学系教师）、叶朗（哲学系教师）、孙庆升（中文系“文军”写作组长）、胡经之（中文系教师）、朱耀庭（历史系教师）和清华大学李润海、张德等人。另外，抽调了一些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中文系的卢永麟、哲学系的穆少安和历史系的马朝军。写作组约有十五、六人。
由于形势发展，后来写作组又分为几个小组。历史组由我负责，主要写史学方面的文章，如评介秦始皇、孔丘、农民起义等；哲学组由杨克明负责；《红楼梦》组由胡经之负责。毛泽东很欣赏《红楼梦》，他看了多遍，一再提倡研究《红楼梦》，他说《红楼梦》这部书产生在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里面的人物，左、中、右都有。林黛玉、贾宝玉、晴雯是左派，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这些人是右派，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红楼梦》是一部名著，要读五遍才能把里面的人物搞清楚，分清好坏。
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教员孙静负责，其任务是注释诗词，供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考。注释组有时还要将诗词译成白话，以便工作人员先理解诗词含义，然后给毛泽东诵读。为了加强力量，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后来又从中文系调来林庚教授和吴同宝先生。
“梁效”后期，据说，中央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需要查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由于他们不可能去阅读全文，因此专门从北大经济系调来王俊宜，要她在《资本论》等书的重要段落下面划红线，标重点。此时，除少数人作注释和划线外，其他人全并到写作组，主要任务转向写文章。当时写作组发展到三十多人，比较庞大，为便于工作，分成九个写作小组，直属李、宋、王领导。每个小组各有侧重，详见下图：
毛泽东
江青 ｜
↘ ↓
迟群 谢静宜
↓
“梁效”核心组
（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
“梁效”党支部委员会
（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周一良、汤—介、范达人、
杨克明、王朝文、卢振义）
↓
材料组 写作组 注释组 办公室
组长： 汤一介 范达人 孙静 行政事务：郁龙余
副组长：王世敏 杨克明 印刷：常文保
各写作小组：
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
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
叶朗小组（侧重哲学）
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
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
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
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
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
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
九个写作小组长均是些“笔杆子”，大多数是教师，唯钟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工干部，此公相貌平平，矮矮的个头，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可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当年党内批判赫鲁晓夫，常有内部报告，只能听，不能记，他听完三个小时的报告，在没有任何笔记的情况下，回来可以再传达两个半小时。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我和钟哲民均拥有尖刀班长的头衔。可能由于我们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些，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
据《历史的记录》统计，从党的十大以后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梁效”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当时的重点文章很多出自我们小组之手。我本人参与撰写的文章共三十四篇。其中已公开发表的二十八篇（详见后文）。
“梁效”后来还做了些与大批判无关的工作。例如全国各地有不少人给中央写信，其中一部分群众来信就转到了“梁效”，由我们摘其要点，综合上报。这超出了“梁效”作为大批判组的职责范围。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梁效”不仅是一个写作班子，也是一个秘书班子，此话不无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还曾要“梁效”做过一件与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不知怎么疑神疑鬼，认为新华印刷厂有特务，有人收集她的情报，她将此事告诉了迟群、谢静宜。他们便派宋柏年两次去新华印刷厂调查。最后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范达人在“梁效”期间参与写作并已发表的文章目录：
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１９７３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３期
孔子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 １９７３年 《北京日报》
秦始皇是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政治家 １９７３年 《教育革命通讯》
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１９７４年l月２１日 《人民日报》
试论历史上关于秦始皇的两派论争 １９７４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２期
林彪与孔孟之道 １９７４年 《红旗》第２期
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居心何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９日 《人民日报》，１９７４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l期
林彪鼓吹的“小国师大国”是叛徒、卖国贼哲学 １９７４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１期
孔丘其人 １９７４年 《红旗》第４期 １９７４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２期
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 １９７４年 《红旗》第５期
论商鞅 １９７４年 《红旗》第６期
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１９７４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４期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１９７４年 《北京大学学报》第４期
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 １９７４年 《历史研究》第１期
评林彪卖国哲学 １９７５年 《红旗》第８期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历史功动 １９７５年 《历史研究》第１期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培养接班人——批判神童诗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４日 《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１９７５年３月３日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专政与叛徒林彪 １９７５年 《红旗》第５期
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１９７５年９月 《人民日报》
林彪与《水浒》 １９７５年 《北京大学学报》
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光明日赧》
回击科技界右倾翻案风 １９７６年 《红旗》第２期
评“三项指示”为纲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 《人民日赧》
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 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８日 《人民日报》
在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中占领和改造上层建筑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７日 《人民日报》
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 １９７６年 《红旗》第９期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 《光明日报》
“梁效”最后的成员有：
李家宽 北大党委常委
宋柏年 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
王世敏（女）清华大学哲学教员
马栩泉 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教员
王朝文 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龙协涛 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卢永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田余庆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员
史国衡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叶 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卢振义 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
孙中原 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
孙庆升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
孙 静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员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员
陈先达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所教员
吴同宝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
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李润海 清华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员
陈熙中 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教研室教员
周一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郁龙余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
张正钊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教员
范达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洪兆龙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张世英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克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林 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 根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员
罗祥文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员
张 德 清华大学教员
赵齐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成勋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
胡经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哲民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常文保 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梁英明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穆少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魏建功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授、原北大副校长
在上述成员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张世英、史国衡。冯友兰是“梁效”顾问。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冯府请教，例如《孔丘其人》写成后就曾派人登门征求冯老的意见。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众组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这一组织最初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一九七四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份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以后，我们搬进了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从此，这里便成了两校大批判组的办公地点。此楼原为专家招待所，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大批判组的中、青年成员均在此食宿。每人－室，写作组占用了一层楼。二楼除李家宽和宋柏年外，多数为材料组占用。三楼住着王世敏等少数女同志，偶而迟群、谢静宜也在三楼小住。二层与其他楼层相比，戒备更为森严，因为搁置了许多材料。闲人不能随便入内，会客只能在一楼客厅。大楼门边设有传达室，昼夜有人值班，这座灰色的大楼的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中、青年成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则必须返回驻地。有时为了赶写一篇文章或准备一份材料，甚至连星期日也要加班。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自交十元，公家每日补助四角钱。两者相加每月约二十二元人民币。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的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有稀粥、豆浆、油饼、鸡蛋等，中、晚餐均为一荤一素一汤，夜间加班则有馄饨、包子等夜宵。逢年过节另有丰盛的会餐。
◇ 谁家的班子？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视“梁效”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江青也曾称“梁效”为班子，意指她的写作班子。
诚然，江青与“梁效”关系密切。她与“梁效”三位头头的关系，我不知情，不便妄论。她与“梁效”一般成员的接触，据我所知，大致如下：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在人大会堂一个小会议厅里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深入批林批孔，通知了“梁效”和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当署名“唐晓文”）部分成员参加。当时，江青坐在台上中间位置，左边是王洪文，右边是叶剑英。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姚文元等也在场。“梁效”参加此会的成员有魏建功、周一良、汤一介、田余庆和我。当江青提出如何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问题时，有些老教授反映出版书难，她立即就此作了一番指示。江青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事先似无准备，内容零乱，未给我留下完整的印象。座谈会结束前，王洪文说，江青同志的发言和她所主持的这个座谈会很好很重要，要求大家吃透精神，将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接着，叶剑英亦作了类似内容的讲话。两位党的副主席为江青捧场，当时给我的直观印象是她代表着毛泽东主席。
同年六月十七日，座谈会后不久，我突然接到通知：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准备参加重要活动。十多分钟后，我们接到通知的人，上了汽车，就查奔火车站，以为去见毛主席。汽车开得非常之快，以致患有心脏病的钟哲民颇感不适，他请求司机放慢速度。汽车一到站，我们立刻登上－趟专列。上车后方弄明白，我们将跟随江青去天津旅行。专列上有会客室、办公室、娱乐室和卧室。据说，只有党和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才能单独乘坐专列，政治局委员则需两人以上同行方能调用。江青此次邀了纪登奎同行，才拨了一辆专列。到天津后，多数人住进天津市委招待所，少数人跟随江青在天津宾馆下榻。“梁效”此行前往天津的有魏建功、周一良、汤一介、田余庆、钟哲民和我等。
第二天，天津市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大谈儒法斗争。她在强调批林批孔的重要性后说，儒法斗争是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直贯穿到现在。儒家主张复辟倒退，法家主张改革革新，现在也还存在着复辟倒退与改革革新的激烈斗争。她还特别谈到妇女的地位问题，江青这次虽然讲的是古代妇女地位问题，但是，人们意识到，言下之意，她本人依然受到歧视。
天津市批林批孔大会结束后，我们随同江青到了天津郊区的小靳庄，接待者是党支部书记王作山。他是一名复员军人，向江青汇报了小靳庄批林批孔的情况。江青把小靳庄定为她的革命试验田，因而，小靳庄的评法批儒小组、革命文艺小组、农民诗歌小组等形形式式的组织纷纷展开了活动。不久之后，甚至在全国掀起了十学小靳庄的热潮。
天津驻军部队将江青一行接到了他们的驻地，给予热情而又隆重的接待，特地从北京请来了军乐队、艺术团体和高级厨师。当我们走进部队驻地时，欢快悦耳的军乐悠然奏起。高级厨师准备了规格甚高的宴席，桌面上摆满了山珍海味、美味佳肴。餐后还有雪糕、冰琪琳等冷饮招待。宴会期间亦有军乐助兴。江青即席赋打油诗一首：
×××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超过隋陆贾，能武吓得绛灌退。
×××军立即找人谱曲唱了起来。晚宴后举行文艺联欢，×××军文艺工作者和江青随行人员均表演了节目。
这次随同江青到天津、小靳庄、×××军参观的人马相当之多。除“梁效”部分成员外，还有“唐晓文”部分成员和中央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国家体委负责人庄则栋和迟群、谢静宜也在随行人员之列。在联欢会上，大家要浩亮表演节目，他便从“谢谢妈”开始叫板，唱了一段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浩亮将江青称作妈，指的大概就是这次演唱。刘庆棠在联欢会上表演了〔红色娘子军〕中一小段芭蕾舞。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江青于八月二十六日到了北大，专门到“梁效”驻地北招待所看望。迟群安排我们一个个单独与江青合影，具体办法是：当每个人与她单独交谈时，校刊摄影记者从旁拍照。后来有人称此照为“升官照”，说谁与江青一起合影，就列为亲信，日后她当政，照片上的人便将受到重用云云。这些照片，在粉碎“四人帮”后，全部上缴。在我与江青谈话时，她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道：“搞写作的。”她似乎不大明白，楞了一会儿后说道：“哦，是写文章的。”此刻，我找到一个话题问她：“李讷是我的同学，她现在情况怎样？”一提到李讷，江青立刻激动起来，她说李讷在上大学时，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后来到了解放军报社又遭到打击，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此时，“梁效”另一位成员上来与江青合影，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
江青还给“梁效”送过小米、芒果等。另外，“梁效”一些教授和教员曾到钓鱼台给江青上过古典名著的辅导课。
尽管江青与“梁效”来往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传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事隔二十多年后，谢静宜于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告诉笔者：“早在一九七三年秋，毛主席对我说，听说林彪家里有尊孔的条幅，你们去看看。然后，我便找了清华大学几个人去毛家湾林彪住处查找，发现了几句零星的林彪尊孔言论，毛主席看后说，你们应该找北大文科教师一起查找、整理，光找清华的教师不够。于是，我们组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小组的同志几次去毛家湾，发现了更多的林彪尊孔言论。毛主席看了很高兴并要我们把林彪的言论与孔孟言论两相对照编出一份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编好之后送给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细审阅并指示我通过北京市委组织系统报到中央。”谢还说：“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就“梁效”今后的任务请示毛主席。主席说一、继续写文章；二、选一些好的文章给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些人做点古诗词注释；四、江青如果找你们选文章和做注释，可以帮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义写信、送材料，你们就不要替她做了。毛主席说最后一番话时边笑边拍着我的肩膀。江青在一次会上把“梁效”称作她的班子。我当时反驳说，这个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的，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工作的。江青听后马上改口说，那就更好了。”
至于“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和张春桥与“梁效”则无甚直接关系。姚文元与“梁效”也谈不上有什么领导关系，他只不过是通过《红旗》和《人民日报》向“梁效”约稿或提些建议而已。
◇转向大批判
为配合《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发表，“梁效”准备写些大批判文章。第一篇综合性的批判文章是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红旗》第二期上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此文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北京周报》也将它译成多种外文发行。参与写作这篇文章的有我、钟成勋、朱耀庭、杨克明和钱逊，由我执笔写成。
该文一开头就对林彪尊孔的问题作了概括：“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们曾遇到一个难题：林彪为什么要乞灵于孔孟之道？为什么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个问题颇费思索。经过反覆讨论，我们终于找到了两点原因。一日，我在路上碰见了－位老教授，便就这一问题向他请教。这位教授是我非常崇敬的老先生，在学生时代，我曾听过他作的关于怎样写学术论文的演讲，收益匪浅。他说，一篇文章写成后，不要急于去改，应该放一放，然后到颐和园逛一逛，使脑子轻松一下，过一段时间再来修改，便会有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方法，我一向牢牢记取，屡试不爽。在路上，我求教于他：林彪为什么要尊孔？我首先抛出我们的看法：林彪之流之所以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帚国主义和封建文化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与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这是第一点，我们试图从阶级根源上进行分析，找出原因。
其次，再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原因。从历史根源上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陷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奴役人民的精砷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计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久日深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亳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我扼要地将上述两点考虑向这位老教授作了介绍，他表示赞同我们的看法。当时，我自以为我们的看法很深刻，现又得到一位我所尊敬的学者认可，心中颇为得意。
当时我们撰写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讲话精神进行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社有的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中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同月十七日，毛泽东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自己写的两首诗。一首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另一首诗是：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窑，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又指出：“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都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都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上述内容，一九七四在“梁效”内部均作过传达，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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