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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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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記》編者按: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 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一批耄耋之年的當事人,久臥病榻,難以與會,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夫人劉繼馨老人,成為他們的共同代表。會場發言踴躍,原本準備召開一個上午的會議,一直延續到下午4點。
當事人親屬和素不相識的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九一三”,屬國內首次。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主持人):我們今天召開一個文史研討會,主題就是“九一三”40周年。主持人本來是丁東先生,他住得很遠,現在還堵在高速公路上,所以我就代替他。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現在是獨立記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是最早採訪林豆豆的記者,那時是官方記者。我的丈夫是豆豆的戰友,也就是屬於那“(被整的)十萬分之一”,“九一三”發生之後,他很快就進了空軍學習班。我們那年剛結婚,我還懷著孕,等他自由的時候,我們的孩子都快走路了。1978年他被空軍分配到陝西一個飛行師,就是要趕出北京,他就申請脫軍裝了。所以我也是“九一三”事件的一個家屬。
我們先介紹一下吧,先請劉家駒先生介紹參會人員。
劉家駒:我旁邊坐輪椅的是李宇峰,《往事》編輯部的主編;在我這邊的是李延明,社科院馬列所的研究員;徐海亮,文革史學者;還有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丁凱文,是研究林彪事件的海外學者;對面是《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助理胡竟成;還有“九一三”當事人張清林。我還請來一位年輕人叫鄭現莉,清華畢業的研究生,給今天的會議當助手。我就介紹這幾位。
高瑜:我接著介紹。這是陳子明,陳子明是很著名的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四五運動時候他那會兒是小平頭,“六四”被打成黑手,判了13年,從監獄裏到現在一直研究政治學,現在稱得上是憲政學者裏的一個領軍人物了,旁邊這位是他的太太;那位老先生叫姚監復,過去是杜潤生下邊的研究員,搞農村改革的;他旁邊的是徐友漁先生,也是著名的憲政學者,是社科院的研究員;這位是中央黨校的著名教授王海光,也是研究“文革”的。
劉家駒:閻明來了沒有? 閻明:來了。 劉家駒:他是當時副總長閻仲川的兒子,他寫了一本書叫《一號命令》。
高瑜:閻先生旁邊是韓三洲先生,他是作家,《工人日報》的;今天幫我們錄像的,一位是著名的博客寫家,筆名老虎廟;還有一位是楊偉東,也是搞口述歷史的作家,今年7月他的一部著作《立此存照》在香港出版了,他要採訪中國的500個人物,在座的很多人已經是他筆下的人物了,今天他在我們這個會議上,還會找到更多心儀的人物。下邊一些參加會議的重要人物,請胡耀萍先生介紹,他父親是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
胡耀萍:我們是“九一三”當事人的後代,這個是潘鷺,這邊是她的姐姐潘鷥,是“九一三”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女兒。這邊是楊君玲,他父親當時也在飛機上,就是楊振剛,林彪小車司機,當時也一塊上了飛機了。這是李蔚,他父親是飛機的機械師,叫邰起良。這位是沈慶沂先生,是他跟中國駐蒙古的大使,還有孫一先一塊到的“九一三”墜機現場,當時您是翻譯吧?
沈慶沂:我是翻譯。
胡耀萍:他現在已經從外交部退休了;這邊是孫戈,他的父親就是孫一先,當時是駐蒙古的二秘;那邊是魯岩、魯瑩,他們是兄妹兩個,他們的父親當時是空軍的作戰部部長魯珉。這邊我就不太熟悉了,自我介紹一下吧。
張清林:最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受這個會議的組織者和承辦者以及劉老的邀請,非常榮幸地參加這個會議。由於臨時通知我沒有做準備,過去有好幾年在專門寫這些材料,後來忙於生計,今天我想到哪就講到哪。
但是我首先闢一個謠。社會上有謠傳,剛才高記者也問我:和豆豆關係怎麼了?我和豆豆是生死之交,1974年我們被分別批鬥以後,第一天晚上我們就申請結婚了,沒過幾個小時我們就被押送到開封43師農場,就勞動改造了。這個生死之交不可能輕易說散了就散了;另外林彪願意託孤。這是我先闢的一個謠。
另外做自我介紹,我出身一個非常普通的平民家庭,解放前住在一個鎮上,1950年的一天晚上,看見部隊從我們家門口飛也似地跑過去,聽到槍聲和炮聲,我們家鄉就解放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是四野的部隊。20年後我到北京,認識林豆豆以後,才知道我是出身國民黨家庭,父親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黨的兵工廠做技術工作,伯父是國民黨的一個將領,“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一個山頭上,1980年後平反,承認他是抗日英雄,他在四野解放衡寶戰役中,沒有聽白崇禧的,聽了程潛的,把部隊解散了,自己就隱藏起來。“文革”中又被揪出來,慘死在野外。
1971年3月份,我受廣州軍區衛生部委託,在31野戰醫院組織西南五省軍隊專家新醫療法經驗交流和論文整理,有一天突然通知我來北京,坐曹里懷的飛機,就帶了一包中藥——那包中藥沒敢打開,但是我聞出來裏面是中藥,叫我帶到北京來,是廣東軍區政委任時仲交待的,只說幾句話我就來北京了,從此就捲進政治漩渦。
父親一直叫我不要介入政治,所以我業務技術意識很強。小學、初中、高中學習成績平平,但大學非常優秀,我來北京時是主治軍醫。來到北京以後,我是通過罵“文化大革命”,甚至罵過林彪,才認識林豆豆的。我對林彪沒有像你們在座的當年那種軍人的對林彪的感情,我那時確實沒有。如果要說有一點的話,因為我被廣州軍區參謀部信任吧,參加了廣州270多場制止武鬥的搶救工作,在“文革”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從屍堆裏爬出來了,看見死了很多人。 張清林:來到北京以後,我是通過罵“文化大革命”,甚至罵過林彪,才認識林豆豆的。
之所以罵“文革”罵林彪,是因為“文革”初也受了衝擊,被批為“一把刀主義”,“單純技術觀點”,“新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黨籍還差點被開除。但是我對林豆豆罵林彪的時候,不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以為她只是空軍報的記者。開始只是送中藥,後來總後勤部衛生部讓我跟著她一起採訪基辛格訪華後下邊的反應。到最後,我知道她是林彪的女兒以後,我也不敢再罵了——“罵”也是議論。
1971年8月8號進入毛家灣,在毛家灣呆了一個月,到9月 7號離開毛家灣到北戴河,整整一個月。在這一個月時間裏邊,我白天都在毛家灣,晚上就回到我的宿舍。當時我和豆豆認識的時候,我沒有那種感覺,像現在一些書上寫我是被“選美”選上來了。因為像我這樣的,“選美”不會選上我。普通話講得也不好,長得也那麼土裏土氣。豆豆願意接受我,估計一個是我敢說實話;另外一個她不是想找一個丈夫,而是想找一個大夫——找一個大夫的目的是弄清楚她父親得的什麼病,想瞭解一下他父親病到什麼樣了。
我在毛家灣呆了一個月,我問了很多林辦工作人員,特別是王淑媛,還有一些其他的林辦工作人員,豆豆跟我講的情況很多,當時我不可能看到病例,我只能通過林彪的衣食住行來瞭解。感到震驚的是,林彪的保健大夫進了毛家灣十年,沒有給林彪看過病,林彪也沒有找過他。而且發現當時林彪的卡路里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有的時候一個月不大便,這是一般正常人都難以生存的。對於醫學越是難的問題我就越感興趣,我出來時是外科所的所長。我的病人基本不轉院,再危難的病人我都自己搶救、自己手術。做為一個學醫的,我記住希波格拉底誓言,無論貧賤富貴一視同仁。豆豆指定用我,因為我是從基層上來,也不知道害怕。我確實跟豆豆說了她爸爸的病,她感到很震驚。那麼多專家、那麼多人從來沒有人跟她說過這樣的話。她因此很信任,由此講到跟林身體有關的其他事件,包括委託江青搞文藝座談會紀要、什麼羅瑞卿事件,“720”事件、楊余傅事件等等,在“九一三”之前我就聽說了。
8月8日當天,吳法憲司令就跟我講:這個立果找人學開飛機,林副主席就一個男孩,萬一出了事,我怎麼交待?我聽了之後又聽豆豆說,林立果在外邊鑽飛機安全,鑽調研,鑽科研項目,好像家裏包括他的爸爸、他的媽媽都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外邊幹什麼。所以我就跟豆豆和其他人講了,我說立果這麼下去非常危險,如果在外邊闖了什麼禍,飛機一開,到時候就跑出去了,這事情就大了。這話我早就說過,當然還說過其他的話。我當時是從醫學方面和其他方面分析的。
8月8號到9月7號,我在毛家灣,主要是研究林彪的身體狀況。豆豆的目的主要是讓我搞清他爸爸是什麼病?怎麼治療?我說治療是有希望的。大家都是朋友,我也就直截了當地說,李文普不知道我今天的反駁,因為我沒有寫東西反駁他,他也不值得一駁。我分析林彪有精神上的憂鬱症。特別豆豆談到,同一時間段,在家裏邊說文化大革命怎麼怎麼回事,在公開場合表態又是另外相反的觀點。這些現象怎麼解釋?就是說在家邊是一個人,到外邊是另外一個人。豆豆跟他說什麼事的時候,有時候精神狀態好,有的時候精神狀態不行,關於這些狀態我一言難盡。之後通過我所見到的、聽到的,並且又親身經歷“九一三”事件,在“九一三”事件當中,我一直在豆豆身邊,衝在最前面,搶槍的是我,第三次報告也是我,通過這樣一段經歷以後,“九一三”事件前後,也見過不少高級領導,一些高級人物,包括周恩來、汪東興、紀登奎等這些人,但是在我的印象當中,林彪是一個最慈祥、最善良、對物質和權力無欲到一個正常人都不如的狀態的這麼一個人。而且隨著後來看的書越多,思考得越多,他的印象在我的內心當中就越深刻。如果說還有誰值得我崇拜的話,那就是林彪。可是我原來對林彪沒有什麼感情。
比方說他有很多的書法,我覺得他是很對的。他的悲劇,也許在他的愚忠,儘管他對主席、對毛澤東吧,對毛老頭吧,有很多不看好。在我們挨批鬥當中,紀登奎、李震讓我們去辨認那些所謂“黑筆記”。從“黑筆記”當中看到,從抗美援朝他就對主席有看法,並不是他不願意去指揮那個抗美援朝。1971年夏天,豆豆叫我寫採訪,我在部隊瞎參謀爛幹事,保健大夫我都幹過,所以也寫東西,當然了,比不了今天在座的大作家、大記者。豆豆佈置一個題目,對中美的關係怎麼看,我就到部隊採訪了,然後寫了一篇《以拉對拉、以打對打》。豆豆把那篇文章給她爸爸看了,她爸爸說這文章寫得好。林彪還說:“中美之間好端端的一個大好外交形勢,被耽誤了20年。”豆豆問:“抗美援朝,美國說美國打贏了,中國說中國打贏了,到底是誰贏了?”林彪說:“誰也沒贏,斯大林贏了。中國上了斯大林的當。蘇聯通過朝鮮戰爭把中國推向了蘇聯的懷抱。現在中國跟美國接近,遠則近之,近則遠之,這是好事。”並且說了:“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他從蘇聯回來以後,幾乎沒有說過斯大林半個好字。列寧他好像也不是太感興趣,說他的話太羅嗦。
(《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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