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评《王力反思录》


阎长贵、王广宇


　　王力1960年开始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1—1964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64年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1964年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文革中，从1966年4月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8月底被打倒，王力作为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仅是文革的亲历者、当事人，而且是一个领导者——陶铸倒台后，主管宣传的领导者，因此他关于文革的回忆录理应是很值得重视的，也确实值得重视。

　　一、披露了若干重要史实和情节

　　1.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代替中央书记处。现在关于文革的书上，包括最权威的党史书，在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书记处的关系时，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地”代替了书记处，就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代替了中央书记处。按照实际情况，这两个副词即“逐渐地”和“实际上”缺乏根据。实话实说，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代替中央书记处。不错，中央书记处是毛泽东在八大时建议成立的，并极力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但他决定搞文革的时候，他判定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成了“独立王国”，就决心不要中央书记处了，不再搞中央书记处了，认为他原来即八大时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是一种“失策”，造成“大权旁落”。因而，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代替彭真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为八届十一中全会追认后，陶铸不止一次地提议“健全中央书记处”，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愿，实际上，陶铸也没正式地召开过一次书记处会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思录》中反复说明了这个问题。关于毛泽东要用中央文革代替书记处，他是直言不讳地说过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按：中央文革小组是1966年5月28日宣告成立的，正好和该年6月相衔接——笔者），代替了中央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0～1481页，着重点为笔者加）九大、十大、十一大都没设书记处，就是毛泽东不要书记处思想的结果和具体表现。
　　2.林彪主持批判邓小平。这不仅是影响文革进程而且是影响文革后一些重大事情的会议，但对这次会议，历来的文革史书和党史书都付之阙如，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虽然提到了这次会议，也是语焉不详。《王力反思录》比较详实地记述了这次会议。王力说：“十一中全会后开了政治局扩大会（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也叫‘生活会’，新常委都到了，陈云没到。文革小组中部队的几个人没参加，包括刘志坚、谢镗忠。加了肖华、杨成武、叶群。这个会本来没有说批邓。可是江青发起，林彪响应，说主要危险不是刘，刘已被毛主席一张大字报打倒了，现在主要危险是邓。因此这个会变成了刘邓并列。据我了解，这同毛主席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会上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刘少奇做了检讨。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也不那么尖锐，除一般的话外，只是说历史上在苏区你眼里就根本没有我们这些人。（那时刘在苏区具体岗位不高，是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林是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对刘少奇的批评不怎么尖锐，但对邓就讲得很重，特别是把邓同吴晗、彭真、北京市委联系起来，说你一天到晚同吴晗打扑克，打的是政治扑克。吴晗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你的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政治性的。意思就是敌我矛盾。总之说得很凶。而且林彪公然提到野战军问题，说你吹嘘你的二野，你搞四卷毛选的注释时没有把各个野战军摆平，突出你的二野。……这次会毛主席要批刘少奇，江青要把刘邓并列，以邓为重点，在江青看来，邓是掌握军队的，是她掌权的障碍。这点江青同林彪一致，林彪并不怎么怕刘少奇，林彪认为能同他争权的不是刘而是邓。邓是淮海战役前委总书记，是指挥两个野战军的。毛主席派抗美援朝的指挥员时，第一考虑是林彪，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去，第二考虑邓小平，但邓小平国内工作离不开，第三才考虑彭德怀。指挥大规模作战，指挥百万大军的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在毛主席看来，这两个人政治上也都很强。我觉得在毛主席心目中，一直是刘邓要分开。毛主席不止一次反复地讲资反路线由刘少奇负责。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常委排次序时把刘往下压了，而邓是往上提的。……刘早就不好分配工作了，只是国家主席的职务没有撤。邓在常委还是有分工的，他管中联部、中调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分工是“彭、罗、陆、杨案”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可是这个会上林彪把邓骂成那样，邓没法工作了。邓当场对康生说，我现在没法工作了，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这个会前，叶群跟肖华、杨成武谈话，江青、张春桥跟王任重、王力谈话，动员批邓。江青说刘少奇没什么，一篇大字报就打倒了，最危险的是邓。他在十一中全会上得了全票，在党内还很有影响。这次会要批邓。可是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对邓都不熟悉。江青说，王任重、王力是党的优秀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发言。张春桥还对我说，主席起初不同意你为文革小组组员，说你是彭真的人，他说这个话是压我批邓。但会上我还是没有发言。为此江青一直恨我。王任重发了言，我认为他是很勉强的，是应付之辞，不痛不痒，他发言时满头大汗，说明他不是出自内心的。肖华、杨成武根据林彪的指示，讲邓讲得多。从邓讲到李井泉，讲到西南局，讲到贺龙，这样毛主席就把这个会停了。”（《王力反思录》，第619～621页。下文只注页码，不注书名）
　　3. 1966年国庆节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目标指向谁？人们会认为，既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断定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指向他了。实际上这样认识并不对。刘少奇也认为，1966年国庆节时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目标不是指向他。1967年4月，刘少奇在回答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批判文章中提出的第八个为什么即“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做了这样的回答：“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完全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说，刘少奇认为1966年国庆节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犯这样性质错误的人。那是指向谁呢？对这个问题，王力做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已经靠边站，工作组也撤了，为什么还要彻底批判资反路线？这是因为，以前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批十一中全会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发生的问题，这问题在十一中全会算是解决了。而这次批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又说：“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九月就已经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第625、639、656页）我认为，王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4.关于谷牧十五条。所谓谷牧十五条是1966年11月谷牧在陶铸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所起草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我们看看王力关于“十五条”的说法。他说：安亭事件之前，毛泽东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20天，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第一，对工交系统没有正确估计。他们说：“工交战线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第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全面铺开，只能分批分期进行。第三，一定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工厂中不能建立群众组织。禁止学生到工厂串联。工厂要集中力量搞好生产。（第657～658页）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毛泽东“不同意”，要求“重写”（第661页）。他叫陈伯达、王力重搞。陈伯达、王力搞出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5.陶铸是被谁打倒的？我们看看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怎么说的。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2月6日条目中说：“……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指陈伯达、江青）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按：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在公共场合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笔者），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2月10日条目中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陶铸到底是谁打倒的？在政治局常委中，陶铸位列第四，陈伯达位列第五，一个第五号的常委能打倒第四号的常委吗？江青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怎么能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即便江青和陈伯达联合起来也不行吧。应该说，这是共产党组织原则的一个常识。既然《毛泽东年谱1949—1976》作者已经认定陶铸“1966年年底被打倒”，又记录1967年2月6日和10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两个人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人们恐怕要问：“1966年年底”陶铸是被谁打倒的？这件事说白了：陶铸1966年年底已被打倒，这是党内机密，而在1967年年初（1月4日）陈伯达、江青二人把这个党内机密向群众公开了——陈伯达、江青犯了“泄露党内机密”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非同小可，吓得陈伯达要自杀，江青倒跟没事人一样。（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页注3，第47、50页）这就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关于打倒陶铸的一些说法，把责任完全推在陈伯达、江青身上。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直到现在（按：指1991年——笔者），谷牧的回忆录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按：指毛主席对他起草的“十五条”的态度——笔者），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第658页，着重点为笔者加）
　　——1967年1月8日，在毛主席那里开会，毛主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这个人很不老实。“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第678页）
　　——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我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第696～697页）
　　——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第714页）
　　——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967年）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第778页）
　　6.关于“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说：第二次“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9页）这样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请看王力的说法。他说：“从（1967年）2月下旬到3月下旬，总理主持，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地抽空开批评会。到会人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这是2月16日到会者），新参加者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因为许多人新到会，总理叫王力整理一个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清样由总理和康生审定修改（有档案可查）。总理叫王力先在会上读一遍，核对情况。只有陈老总提出，有一句话他没有讲，要求删掉。总理说，讲是讲了，不要删了。这样就定稿印发了。……这才是现在档案中的《记录》。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第244～245、988页）很显然，这份记录不可能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当夜”整理的。
　　7.关于1967年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这是一封毛泽东以“润之”名义致江青的信（其内容：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这份文件（或档案及其复印件）很多与党史有关的权威部门不少人看了，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生前告诉我，他那里有这封信的复印件，可以去看。我没当回事，一直到他逝世我都没去看，很遗憾。这封极其重要的信《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不收录，有点令人不解。王力说，1967年8月4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的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军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给群众发枪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更严重的是，主席8月4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要群众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众专政。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的开头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信中还提到夺枪的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第 1012～1013页）
　　一个是所谓反右派扩大化。王力说：反右派，有一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吗？党内搞了那么多右派，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特殊条件下才彻底平反。最后一个都没有了，只有三个头子，后来，这三个头子也不是了。《开国大典》电影中还有他们，打得那么凶，时间那么长。最后一个都没有了，还说基本正确，只是扩大化的问题。如果基数是九十五，扩大到一百，这叫扩大化，如果基数是零，怎么叫扩大化呢？（第825页）王力20多年前批评反右派“扩大化”的观点，而我们现在还这样宣传，按诸反右派历史事实，这种观点能说得通、站得住吗？
　　再一个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问题。至今没有看到全国公开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平反，来落实邓小平的指示。（第194～195页）
　　我们列举了9条事实认为需要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王力反思录》有意义的内容很多，难以枚举，请广大读者自己努力去发掘吧！

　　二、若干错讹（包括记忆错误）和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举例：
　　1.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机构建立是1967年7月，而不是8月，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而不是王力。
　　2.关于江青回京时间，不是先于毛泽东，而是后于毛泽东，毛泽东是1966年7月18日，江青是7月20日。（第609页）
　　3.王力认为他是被江青打倒的。他说，毛主席之所以同意江青打倒他，主要是因为主席相信了江青告他的状：“王力以为‘七二○’事件后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是他王力的了。”（第207、214、280、1019页）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江青能够说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而是他的了吗？聪明和精明的毛泽东能相信江青这种拙劣的状告词吗？毛主席（一）认为王力宣传“揪军内一小撮”搞乱了军队，为了安抚军队；（二）认为王力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八七讲话”，搞乱了外交部，影响了国际关系，所以被毛主席作为“替罪羊”“牺牲品”抛了出来。
　　4.王力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同他无关。（第291页）这不是事实。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唐平铸、胡痴，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参见《百年潮》2005年第2期余焕椿文）
　　5.王力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第612页）这样说，缺乏根据。
　　6.王力不止一次这样说：“毛主席真心要打倒的，我看一个也没有。”（第681、965页）又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没有看错。”（第724页）这话都是什么意思？按照文革实际，这样说符合历史事实吗？
　　7.王力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从来没听他（指毛泽东）说过。”（第696页）这恐怕是王力记忆有误。关锋生前，有一次跟阎长贵说：“毛主席当时（按：指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家宴上）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1967年 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他说，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他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接着，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应该怎么做？”（参见《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8页）看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确实说了“全国全面内战”。唯当时在场并参加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这样说过。（参见《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注2）
　　8.王力说：“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第991页）为这件事，2008年戚本禹来北京，我询问了他，他说：我这篇文章不仅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并有批语，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被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我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江青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我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我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8个问题，原来没有8个，是我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这不是事实。当我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他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9.王力说：“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参见宋永毅光盘所载陈伯达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王力表白他经常在毛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没有说过什么邓小平的坏话。事实果真是这样吗？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刘邓路线问题时，讲到刘少奇“要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王力插话说：“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就干。”——他这样说邓，他又表白替邓说话——说好话的事能令人相信吗？我们认为他这是讨好邓小平。邓小平对王力确实也有很高的评价，他1981年12月26日指出，王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写的东西：“立场是正确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第4、 224、385页）
　　10.王力说：“我同毛主席天天见面，他天天都有指示，我都传达得很快。”“我天天见到毛主席……”（第917、925页）还说他“经常提醒毛主席”（第211、723页）。——关锋和戚本禹都认为这是王力自吹自擂。
　　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吧。只要认真读《王力反思录》，这类例子还可以发现一些。《王力反思录》虽然有一些这类瑕疵，但我们认为瑕不掩瑜，即不影响《王力反思录》的价值和意义。


炎黄春秋 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