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姜作寿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九一三事件

姜作寿口述，舒云整理

整理者的话

姜作寿自述
1966年我负责警卫林彪驻地
林彪与我的两次简单交谈
林彪不愿意住进中南海
1969年10月林彪视察张家口
林彪、叶群疏散到苏州
叶群随心所欲半夜逛苏州名园
叶群叫我们清洗她的游泳池
我所见到的叶群二三事
林彪、叶群最后一次到苏州
叶群让我给林立果送一份绝密文件
1971年五一节晚会林彪的迟到早退
林彪最后一次到北戴河
叶群亲自选定林彪楼的楼址
林彪在北戴河闭门不出
周宇驰到北戴河并未见到林彪
9月7日林豆豆来到北戴河
9月8日林立果匆忙回到北京
林立果的房间像遭到洗劫一般
9月12日晚林立果突然返回北戴河
叶群坚持办林豆豆的订婚晚会
林彪卧室的灯光一直亮着
刘吉纯领着林豆豆来到大队部
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骗”林彪
林豆豆勉强同意我向北京报告
我第一时间用保密电话报告张耀祠
张宏再一次向张耀祠报告
张宏要去向林彪报告，被我拦下
林立果来大队部寻找林豆豆未果
李文普说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
我派出唯一的吉普车去山海关机场
我决定再次上96楼观察动静
我跳到马路中间阻拦“大红旗”
六中队长萧奇明打了红旗保险车两枪
“大红旗”直接开到三叉戟飞机跟前
256号三叉戟飞机还是慌张起飞了
五个被三叉戟飞机丢下的机组成员
回到58楼后我们彻夜未眠
周总理清晨亲自给林豆豆打电话
汪东兴命令查封96楼，集中林办人员
林立果一枪的弹壳和弹痕找到了
李文普一枪的弹痕没有找到
李文普的枪伤始终没有鉴定
两枪差点儿打碎了林彪的脑袋
毛泽东拍桌子说“究竟是谁害谁啊”
汪东兴连说了两遍“没有功”
我遵照周总理指示，护送林豆豆回北京
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情况

整理者的话：我认识8341部队副参谋长姜作寿已经20年了，在所有采访者中，我去他家的次数最多。姜老多次说：“很多事情他只对舒云说过。”此回忆录根据姜老多份手稿，以及他的口述整理而成。本书首次披露查验林彪专车，模拟枪击现场，以及差点击中林彪头部的弹痕尺寸。毛泽东听后拍桌子说：“究竟是谁害谁啊？”汪东兴接过四枚弹壳随手丢进纸篓，类似这样鲜为人知的细节还有一些。另外个别史实回忆者各异，林豆豆说她在“在96楼外边握着姜大队长的手，让他叫张宏赶快带部队上来”，姜老非常肯定地说“没有这回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他和张宏都不可能调动部队。

姜作寿自述

我原是8341部队副参谋长，1985年离职休养。我参加过解放战争，并上过越南战场。回顾几十年的枪林弹雨，生离死别……值得追忆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然而，使我终生难忘的，烙印最深的，还是亲历九一三事件。1971年我作为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负责人，经历了九一三事件的全过程，那种猝然被推向风口浪尖的冲击和震撼，脱胎换骨般的生死考验，晴天霹雳般骤然而至的黑白剧变，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回忆录首次详细记述了我的亲历和感受。

1966年我负责警卫林彪驻地

1965年秋季，我交接了干部大队中队长的工作，准备上南京步兵学校学习。因步校搞“四清”停止招生，这样我在江西跟着汪东兴搞了半年“四清”。1966年五一节我回到北京，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一营副营长，很快又被任命为一营长。
从1965年开始，中央警卫团接管林彪的警卫工作，先安排了一个区队，后增至一个中队。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警卫林彪的中队扩编成警卫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找我谈话。张耀祠同志说：“经过研究，汪东兴同志指令，决定派你们一营到林彪处担任他的警卫工作。”张耀祠交代了很多关于安全及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林彪那里的活动与在中南海的其他首长活动不同，他那里的活动可由他们自己直接与空军专机师和铁路专运处联系，不经过我们警卫局值班室，这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有关部队需要办的事，你们与团里联系。”其他首长外出活动都要经过警卫局值班室备案，只有林彪例外，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如果没有这一条，九一三事件或许不会发生？
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林彪明确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进“九大”的新党章。我们一营也升级为二大队，由我担任大队长。除1968年我和中央警卫团300人到越南参战一年外，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五个年头。

林彪与我的两次简单交谈

林彪的大名早就铭记在我的心中，解放战争林彪率四野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认为谁的功劳也没有他大。他是了不起的英雄，国家有功之臣，我从心里敬佩他。
在警卫林彪之前，我在中南海警卫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等，他们都与我们警卫人员有说有笑，特别亲切。而我在林彪这里五年，和他见面的次数很多，可说话却不多，更谈不上深刻交谈了。我这样告诫自己，一个领导人一个性情，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所有的首长，更不能用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我只要认真做好本职的警卫工作就行了。
在我警卫林彪的五年中，林彪与我有过两次简单的交谈，都是林彪挑起的话头，谈的完全是工作。因为我们有规定，警卫人员不能主动与首长说话，而林彪又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只会谈工作。
1970年大年初一，我在大队部值班，林彪过来了，夸奖我说：“小伙子好帅！”接着又问我：“你打过仗？”我说：“打过。”林彪说：“同志们到我这里工作辛苦了。”我说：“保卫首长安全，是我们的责任。”这时跟随林彪散步的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负责林彪驻地外围警卫）拉扯我的衣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不让我说了，怕首长累着。林彪看我不再说话，他继续散步。
另一次是在苏州，我和李文普（林彪警卫秘书，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陪林彪散步。林彪问我：“大冷天，生活习惯吗？”按说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暖和，但由于房间不烧暖气，还是感觉南方的冬天比北方要冷一些。我回答：“我们都带了棉衣。”林彪说：“好好，大家都好。语录本都有吧？”我知道林彪指的是《毛主席语录》，在我与林彪的接触中，我感觉林彪随时都抱着对毛主席的感恩心态，外出都要带上《毛主席语录》。我立即从口袋中掏出小红书，林彪表示满意，对李文普说了一句：“要关心警卫部队。”

林彪不愿意住进中南海

毛家湾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东临西黄城根北街，包括皇城根附近的三条小巷，南巷为前毛家湾，中巷为中毛家湾，北巷为后毛家湾。从外面看只是一圈普通的灰色高墙，而里面有几个大院落，院中有院，院院相连。据说嘉靖年间就建起了庭院和花园，因主人姓毛而得名。20世纪20年代，毛家湾被一位姓李的北洋军阀买下，以后又转卖给一户余姓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所古宅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高岗居住。
1956年林彪搬进毛家湾，并没有大拆大建，他多数时间在上海、广州等休养。1969年毛家湾因战备地上地下都在大动土木，并且开始扩张，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还没有完工。前毛家湾东北口的平安里医院和西口附近的60多户居民相继被迁走，前、中毛家湾划归了毛家湾，建筑面积达到1.13万平方米。前毛家湾一号门是林办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我们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林彪办公室和秘书办公室出入的门。后毛家湾有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彪、叶群（林彪夫人、林彪办公室主任）住宅的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彪秘书办公室。林彪住4间（卧室和起居室各一间，会客室两间），叶群住3间（卧室、会客室、书房），林豆豆、林立果各住2间，此外还有2间电影放映室，1间电视室，3间图书馆，2间文物室（藏有3000多件国宝级古玩字画），2间唱片室，2间照相暗室，1间乒乓球室，还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室内恒温游泳池，以及能容纳12辆以上轿车的车库等。毛家湾东边的西皇城根北大街２号院为林办工作人员宿舍。
林彪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1969年又成为接班人后，其警卫级别也随之升高。党中央十分重视林彪的警卫安全，汪东兴几次提出请林彪同志住进中南海，但都被林彪、叶群谢绝了。我接手林彪警卫工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而毛家湾不仅地形相对复杂，社会环境更加复杂，红卫兵常在后毛家湾吵吵嚷嚷。这给我们的警卫工作带来了很多不安全的隐患。
我们大队警卫的中南海北门就出过一次事。周恩来保护余秋里（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谭启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等住进中南海，有一天余秋里从中南海北门小台阶向外张望，被“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发现了，大叫抓余秋里，并冲进了中南海北门。我们警卫部队立即把中南海紫光阁前的小广场围起来，警告红卫兵：“这里是毛主席的住地，随便乱冲中南海是违法的。”像这样冲击中南海的事情有过好几次。还有中办所属的厂桥宾馆，也被冲击过，说是抓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把宾馆楼梯都压垮了。总之，我对红卫兵印象极坏，什么红卫兵，纯粹打砸抢！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我作为林彪驻地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

1969年10月林彪视察张家口

1969年10月4日深夜，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突然通知我，当晚23点，带六中队一个区队，包括我在内共42人，全副武装，按外出执行任务的要求，先到毛家湾东院集合，然后乘卡车去张家口，争取明早6点到达。
我问：“是什么任务？是谁要到张家口？”张宏同志说：“我不知道，可能是你们警卫目标有事……”我就不再问了。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林彪要到张家口，否则不会派我带六中队外出执行任务的。
我领受任务时，部队已经熄灯一个多小时，我通知六中队二区队紧急集合，按外出执行任务的要求，带上枪支弹药，到大队部待命。我们有各种预案，所以部队很快集合好了。我简单作了动员，检查了武器装备。这时中央警卫团车管科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于23点准时出发了。
10月5日5点40分，我们在卡车上冻了六七个小时，到达张家口空军某招待所，接待的同志安排我们休息。7点我们吃完早饭，继续休息待命。10点半多，招待所的负责人对我说：“姜大队长，请你带一个分队，咱们一起乘车去机场接首长。”
我们到达机场，才过了一会儿，先后降落了三架专机。除了林彪、叶群乘坐的子爵号专机外，还有另一架子爵号飞机和一架大肚子的安-12，拉着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和叶群的凯迪拉克车。三架专机上下来一百多人，绝大部分人都穿着军装。我看见林彪、叶群、林豆豆、林立果，林彪一家全来了，还有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总参副总长、空军司令员）等人。这时我听见有人议论：“这次看地形，收获不小。”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空中看地形的。林彪作为副统帅看地形，本属军队高层的重要行动，有相当严格的保密要求，为什么把儿女都带来了呢？当然我只是一闪念，决不敢说出口。
林彪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第65军军部。林彪、叶群分三批接见张家口驻军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战备工作汇报，并为他们一一题词。林立果参加了这一系列活动，还频频发问，问第38军的位置，雷达站设置等等，俨然军事指挥员的模样。1966年我负责警卫毛家湾时，林立果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他穿上了空军军装，到现在也不过才两年。我觉得林立果真不容易，真行，敢说。这时我并不知道林立果即将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林彪一行在张家口65军的军部招待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乘专机返回北京。而我们仍是乘坐大卡车，冻了六七个小时后才回到毛家湾。

林彪、叶群疏散到苏州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到苏州。这是中央有关战备的安排，决定中央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
这次外出是我们二大队自担负林彪驻地的警卫任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警卫团要求我们从六中队、八中队各抽调80名干部战士，共160余人，武器装备一律按照战备要求配备。像这样大的警卫规模是其他中央首长从没有过的，我随刘少奇、朱德同志外出，最多只带10至20余人。
事先我并不知道林彪要到哪里，刘吉纯只说要行动。像过去一样，外出都是由叶群张罗，李文普通知专机或专列。而我们警卫部队对几点走，到哪里，地上走还是空中走，一概不知。团长张耀祠有交代，“跟着走就是了。”当然我必须报告团里，因为不管到哪里，只要外出我们都要带足战备枪弹。这次要比平时多带上一二百发子弹，领子弹必须由中央警卫团批准。
林彪行动的前一天，我们安排人员检查专列的准备情况，所以我认为林彪这次外出要乘专列。可第二天下午出发时，却通知我们乘汽车去西郊机场。
按惯例，我一个人随林彪、叶群上专机，警卫部队其余的100多人上副机。一个多小时后，当天16点许，专机降落了。下了飞机，我四下一看，有竹子，哦，到了南方。再仔细一看，是江苏无锡的硕放机场，这个机场以前我来过，这才知道林彪是到苏州。
林彪、叶群的专车在前，我们的随卫车紧跟其后，17点到达苏州市区，住进苏州南林宾馆。林彪、叶群住在南院，我安排一个区队住在南院，担任林彪、叶群的内卫工作。我们大部队住在东院，担负外卫任务。警戒非常严密，可以说是内三层，外三层。
南园的电话以及警卫设施都比较齐全。南京军区通信兵部苏州机务站按照叶群的要求，为她的住处重新开通了直通北京的军用电话线，这条电话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苏州机务站切断。林彪、叶群的卧室床头，会客室林彪常坐的沙发边，李文普、罗孝礼（林彪办公室管理员）的房间和办公室都加装了电铃。新房子、七号楼、八号楼、红房子等周围也都装上了警铃。我住在南园的灌木楼，与门口值勤部队有直通手摇电话，李文普住的八号楼与我们的灌木楼也有手摇直通电话。邮电局还给我的办公室和李文普办公室分别装了公检法的内线电话。
这是林彪第二次来苏州南园，第一次是1965到1966年，住了半年多，这一次也住了半年多。
1970年4月26日上午，林彪一行从硕放机场登上飞机，从苏州返回北京。叶群离开苏州时又让李文普布置了南林宾馆的改建任务，总后营房部281部队派来三四百人施工。叶群还提出，她的学习室要加一间电影放映室；七号楼的窗子漏光；暖气片有响声等，都要设法解决。

叶群随心所欲半夜逛苏州名园

林彪极少去公园，也从不去商店，而叶群既喜欢逛公园，也喜欢逛商店。她这次来苏州身份不一般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她逛公园，警卫规格也提高了。
1970年2月，叶群游了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16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叶群让刘吉纯去问接待方：“能不能白天去拙政园？最好在园林放假、对外不开放的时候去，这样容易保密。”拙政园打着接待保密外宾的旗号，组织职工到狮子林“学习”。叶群游了一个多小时，无人打扰，尽了兴。
2月的另一天上午，林办管理员罗孝礼告诉接待方，叶群10点多想去看网师园。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极具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的私家园林，始建于公元1174年，几经沧桑，形成现在的布局。接待方布置好警卫，左等右等，等不来叶群，警卫组的同志又不敢离开，只好请人代买大饼油条充当午饭。叶群明知有这么多人在为她服务，却直到下午1点多钟才到，看了半个小时就匆匆出来了。
3月初，叶群看到南园的梅花开了，提出要到光福镇看梅花。光福镇在苏州古城西面25公里，是一座深入太湖东岸的半岛。接待方先去踩点，发现那里的梅花还在含苞待放。等了几天接待方再去看，认为花开得热闹了，才布置叶群游览。叶群当天下午去了，这回她的随从有50多人，除林办的几位秘书，我们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还有其他陪同人员。叶群先到光福香雪海、上梅亭一带游览，罗孝礼为她拍照，后来叶群又到潭东一带看梅花，最后到了司徒庙，看了清、奇、古、怪的四棵柏树，并在树前与大家合影。
叶群叫罗孝礼去问还有什么地方有梅花。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叶群到虎丘看花。虎丘位于苏州城西北郊，距城区中心5公里。相传这是春秋时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约前537-前496）之墓，葬后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虎丘山小景多，还有千年的虎丘塔。汽车载着叶群直接开到梅花盛开处，虎丘两头由8341部队守卫，不准游人靠近。叶群别出心裁要登梅树，实际上是罗孝礼托着她的屁股往树上送。叶群在虎丘山一带停留了40多钟。
叶群觉得白天游园不自由，所以她屡屡在夜间游览名园。有一天22点多了，她在路上提出要看留园。可是，所有公园在晚上都闭园，苏州接待方还是第一次碰到晚上游园，但又不敢拒绝，只婉转地说晚上没有灯，看不见。叶群说：“没关系，我们有手电筒。”因为事先没有通知，也不知道留园有没有人值班，敲了半天门，总算敲开了。8341部队朱指导员带着几位战士，随卫叶群从留园边门进去。
江南古城苏州的风景园林多，尤以留园为最。留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奇石众多，与苏州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留园占地面积2公顷，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庭院景观。可是黑灯瞎火，能看见什么呢？叶群借着手电的一团光亮，在留园转悠了近半个小时，象征性地游了几个主要景点就出来了。
几天后，又是22点多，叶群在路上提出要去狮子林。狮子林位于苏州市东北角的园林路3号，占地1.1公顷。因园内有怪石状如狮子而得名。半夜三更，接待方好不容易敲开了门，还是朱指导员打着手电筒，内勤小王搀扶着叶群，围着园内走廊走了大约20分钟。
又过几天，23点多，叶群在路上提出要看西园寺。这是一座700年前的古寺，现存建筑为清代重建，寺内有500罗汉，是中国四大罗汉堂之一。前门没有人，接待方绕到后门才好不容易喊开了门。叶群到大雄宝殿看了一眼，又叫人打开罗汉堂的门，照着电筒草草转了一圈，20分钟后离开了。
另一天19点多，叶群坐在车里提出要游寒山寺。寒山寺是中国十大名寺之一，始建于南朝萧梁代天监年间，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400多平方米。1000多年间先后5次（也有说7次）被烧毁，最后一次重建是清光绪年间，里面收藏不少文物古迹。叶群一行人到时，寒山寺的寺门还开着，里面正在办学习班。我们随卫的战士看到房子里有人，就在那里布了岗。叶群在里面转了一圈，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十几分钟就出来了。
叶群在苏州起码还逛过五六次友谊商店，她一般都是晚上乘车外出兜风时临时动议，接待方只好把友谊商店的职工从被窝里叫起来。叶群也不买什么东西，只有一次剪了一块的确良布，回来后又要退掉，结果苏州外事组只好买下来。有一次叶群和林立果去友谊商店，她认为的确良花色不中意，叫林立果打电话给过全（空4 军管理处长），送一些的确良来挑选，第二天过全就送来不少料子，听说这些料子是叶群做假领子用的。
叶群在苏州还逛过两次人民商场，她根本不管人多不多，给我们的警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一方面刘吉纯和我深有体会。为了不引人注意，叶群的汽车都是停在较远的地方。有一次考虑到韶山饭店灯太亮，就停在饭店后门的塔倪巷。叶群戴着口罩进人民商场，在商场里东看看西望望，也不买什么东西。偶尔看中了几粒钮扣，还是叫跟去的内勤小王付钱。叶群讲她有一次逛北京西单商场，被群众认出来了，人越围越多，简直没有办法走动。后来好不容易从另一个门挤出来，赶快上了汽车走了。叶群说：“在苏州认出我来不要紧，但暴露了首长（林彪）在苏州，保密就成问题了。”话是这么说，叶群第二次逛人民商场时路过国际照相馆，非要进去拍照。接待方怕群众认出，劝她不要去。叶群执意不肯，说：“我打扮一下，弄个头巾扎在头上。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东南亚华侨。”就这样叶群在国际照相馆拍了一张二寸的照片，还好没有被人认出来。
叶群提出看刺绣，要求厂里不要有工人，留两个负责人就行了。可是叶群去时不是厂休，怎么可能没有上班的工人呢？叶群执意要去，第二天13点多钟去了，警卫除了我们8341部队的战士外，还有苏州警卫组的人员。
1970年4月，叶群在汽车里提出：“苏州郊区离城里远一点的地方有什么工厂，想去看看。”接待方安排叶群参观高频瓷厂，叶群17点左右去了。叶群乘的车子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豪华汽车品牌凯迪拉克，自1919年以来它就是美国总统的座车。快到高频瓷厂时，叶群不想那么招摇，换乘北京吉普。她进到车间参观，认真听负责人介绍生产过程，还与几位女工交谈，问工人在厂里工作几年了，姓什么，几岁了，甚至她还坐到女工操作的工作台上，摆好姿势让魏光明（空军某部干部，借调到林彪办公室负责摄影）拍照。后来到了楼下车间，女工们围上来与叶群握手，叶群带头喊了几句口号，就和厂负责人握手告别，坐上吉普车走了。车开到半路，叶群换上凯迪拉克回到南园。

叶群叫我们清洗她的游泳池

叶群刚到苏州，就让我派战士给她的室内游泳池搞卫生、消毒、放水。原来南园没有室内游泳池，叶群要求把七号楼西面的卫生间改成游泳池。以后又提出新建一个大的游泳池。我派了20多名战士，每人一盆消毒水，一块毛巾，忙了一天，把游泳池里里外外都消了毒，然后又用水管清洗了好几遍，然后放水，加温，全搞好了。
我去检查时，遇到叶群开门出来，她“噢”了一声，像受了惊吓似地问：“姜大队长，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我忙回答说：“我来检查一下战士们在游泳池搞卫生的情况。”叶群之所以意外，是因为他们不喊，我们是绝对不能随便进出首长住宅的。
叶群下水不一会儿就上来说：“不知道有一种什么味，还‘杀’眼睛，水里可能还有消毒水遗留物。”她下令马上放掉水。战士们又重新冲洗多次游泳池，才再次放水加温。还搞了化验，最后才算清洗合格。
1970年五一前，林彪、叶群回北京。走前林办秘书把向市图书馆和江苏师范图书馆借阅的图书都还了，李文普和我们8341部队也都分别结算了伙食账目。
4月25日傍晚，我和刘吉纯到南园办公室，布置翌日的警卫工作，要求4月26日早上6点到6点半之间放两辆大车到南林宾馆，8点放两辆大车和一辆旅行车到南园。
我们的车队离开苏州，到达硕放机场。机场集合了三四百人夹道欢送，有近百米长，一直排到飞机的扶梯口。我正奇怪怎么如此兴师动众，刘吉纯告诉我这是叶群布置的。叶群在汽车里对罗孝礼说：“叫机场多搞些人，搞些欢送场面。”欢送人群呼喊着口号，叶群也边走边呼口号，摄影师魏光明在前面不断地抢镜头。

我所见到的叶群二三事

叶群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这个主任的权力可大大超过她的基本权力，我亲眼看见过几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治委员）、邱会作（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见她都低头哈腰的，连连说：“请叶主任指示，请叶主任指示。”生怕一不小心得罪她。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叶群训斥李作鹏：“我看你眼里就没有我叶群！”李作鹏赶忙说：“叶主任，不敢不敢，我是敬佩主任的，我接受主任对我的批评。”
另一次叶群不知因为什么事训斥陈伯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叶群从她的办公室和陈伯达一起出来，边走边吵，在院子里叶群训斥陈伯达：“你太主观了！这事竟敢不和我商量就自作主张。”陈伯达赶忙说：“我接受批评，望叶主任谅解，我以后注意。”
叶群除了对林彪和林立果略有收敛外，对林彪的两个女儿一样横眉瞪眼。林小霖（林彪和前妻张梅1942年在苏联生的女儿）比林豆豆大两岁。有一次林小霖把母亲张梅的照片拿给林彪看，被叶群发现了。叶群向我们交代：“没（林小霖）这个人，首长根本没有这个女儿，她是个疯子，不能让她见首长！”以后林小霖几次要进毛家湾都被我们挡了，后来林小霖又找到大连。我与刘吉纯商量半天，看孩子太可怜，毕竟是林彪的亲生女儿嘛。我们决定瞒着叶群，在林彪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她见见父亲。我们在林彪后窗外搭了个梯子，让林小霖站上去，里面由刘吉纯通知内勤把厚厚的黑窗帘故意露出一个小缝，林小霖扒着窗户算是见了林彪一眼。
在毛家湾，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警卫人员都有感觉，林彪基本上没事，而叶群的事情格外多。叶群在她的卧室门口，特地让人安了一个红灯，开关由叶群在室内控制，规定红灯亮了，不准任何人进来。黄永胜、陈伯达他们进叶群卧室，屋里一定亮红灯。有一次出了一个大笑话。一天晚上，陈伯达进了叶群卧室，自然就亮了红灯。陈伯达走后，叶群忘记关了，红灯亮了一夜。第二天上午10点多，叶群起床打铃叫秘书送文件。秘书到门口一看亮着红灯，既不敢进，也不敢敲门，返身去找内勤，内勤同样也不敢进。叶群等得不耐烦了，冲出卧室，大发雷霆，质问秘书和内勤：“为什么就‘请’不动你们？”秘书小声说：“叶主任，我们听到了铃声，可到了你门口一看红灯还亮着，我们就……”叶群抬头一看，果然是红灯闪烁，一肚子火只好憋回肚子里。
还有一次，黄永胜晚上10点多进了叶群卧室，叶群忘了打开红灯。内勤敲了一下门就进去了，刚一进去就被叶群轰了出来：“你没有看见红灯吗？”内勤小声说：“主任，红灯没亮啊。”叶群说：“没亮？”她不信，亲自出来一看，果然红灯没亮。
我们六中队区队长黄树忠给叶群当过卫士。有一天叶群把一个塑料小包放在楼梯旁，一个战士好奇，就悄悄拉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包避孕套。黄树忠批评那个战士，我也找那个战士单独谈话，告诉他这种事可不能传出去，传出去可不是一般的罪。那个战士复员时我再次找他谈话，那件事是杀脑袋的事，决不能传出去。
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林彪从庐山下来回到北戴河，叶群一个人回到北京。我听张宏同志说叶群要准备打胎。中办高干俱乐部设在养蜂夹道，选了我们几个战士验血，说叶群要做引产手术，准备给她输血，最后动没动手术我就不知道了。这件事林彪医生蒋葆生清楚，叶群没有怀孕，虚惊一场。
在我的印象中，叶群霸道，趾高气扬。她生起气来，对日夜服侍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没有好脸，更不把我们警卫人员放在眼里。

林彪、叶群最后一次到苏州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乘专机第三次到苏州，仍住在南园，林立果也跟着来了。这次来苏州非常仓促，我们中午吃饭时才得到通知，赶紧就去了机场，下午2点上了飞机。因为太匆忙，有的战士连牙刷、牙膏都没有带来。这次我还是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下了飞机才知道又是硕放机场。从硕放坐车到苏州南园，天都已经黑透了。
这次来苏州，我明显感到林彪和叶群情绪都很不好，叶群再也不像1970年来苏州那样张扬了，她很少外出。而林彪则连平常的“转车”也没有了，竟然一次也没有乘汽车外出，他每天都是长时间地独自闷坐在黑屋子里。
与林彪、叶群相反，林立果则非常活跃，他与几个穿军便服的人频频出入南园，忽然到上海，忽然到杭州，还经常独自驾驶灰色的伏尔加汽车出去。有时三五天不回来，有时回来没几天又开着车子出去，到上海、硕放等地。林立果手里总拎着一只小皮箱。林豆豆这次也同来苏州，她曾经和叶群一起坐凯迪拉克出去过一趟。

叶群让我给林立果送一份绝密文件

1971年3月初，我向叶群请假，要到上海看望警卫专列的小分队。林彪虽然没有坐专列，但专列还是从北京空驶到上海待命，我派了一支小分队专门在上海警卫专列安全。
叶群说：“好，你再带上一个人，护送一份绝密文件到上海，一定要亲手交给林立果，还得让他给我打个收条。”叶群把一份密封得严严实实、盖着多枚“机密”红章的文件交给我，还特地安排了一部地方牌照的高级小轿车送我们去上海。
到了上海空军岳阳路招待所。我一看，大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哪里还像是招待所的样子！我们的汽车按哨兵指挥，退离大门20余米，哨兵即打手势示意我们停车，然后问我们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从苏州来送文件给林立果的。招待所所长很快出来了，要我将文件给他转交，被我拒绝了。他无奈，只好放我一个人进去。我跟着所长往里走，发现招待所的院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了林立果住的三层小楼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按电铃，打开了楼门。我们进到小楼里，楼梯上还站有卫兵。我感觉比毛家湾的警卫严多了，真让人感到一种紧张、神秘的特殊气氛。
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很快出来了，说：“姜大队长来啦。”周宇驰到毛家湾来过，所以认识我。他让我把文件交给他，由他转交林立果，我还是拒绝了。我说：“叶主任有交代，一定让我亲手交给林立果。”周宇驰表示理解，让我进到一楼会客室。他喊林立果下楼，并问：“首长、叶主任都好吗？”我回答：“都很好。”周宇驰掩饰地说：“噢，我们正在这里研讨首长的战术问题。对了，你知道首长的战术原则吗？”对于林彪的六大战术原则我是熟悉的。我说：“我们写过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周宇驰说：“那你说说三猛战术是哪三猛？”我说：“猛打，猛冲，猛追。”
林立果下楼来了，他说：“行啦。”大概是怕周宇驰再继续同我说下去，“你老周成考官啦，姜大队长是军事干部，当然懂这些啦！”周宇驰像受委屈似的嘟囔着说：“反正我们不是正在研讨嘛……”
林立果收下文件，写了一张收条给我：“某某号文件已收到，林立果。”最后说了声“谢谢，辛苦啦”，送我出楼门，握手告别。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密谋《“571工程”纪要》的窝点。
当天下午我回到苏州，将林立果的收条交给了叶群。

1971年五一节晚会林彪的迟到早退

1971年3月7日，林彪、叶群坐专列到北戴河。

4月3日，林彪、叶群去大连。叶群坐专机当天到达，林彪坐专列，第二天到达大连。

4月19日，林彪、叶群坐专机回到北京。林彪除了每天转车，几乎一直待在毛家湾，情绪更加低落。

1971年五一节晚会，林彪本不想去，经周总理两次来电话劝说才勉强穿上大衣出发，比平日晚多了。晚会因为等林彪，一直没有开始。我事后听警卫汇报说，周总理接到通知，林彪上了天安门城楼的电梯，才引导毛主席从休息大厅的后门出来，进电梯东门与林彪会合，然后他们一起从电梯南门出来，走过城楼西侧的欢迎人群。

我没有跟林彪上天安门城楼，因为有辆随卫车有点小毛病。我们的随卫车不能出故障，跟丢了首长的车，万一发生问题，非被撤职不可。我和司机一起检查车辆，是启动有点松了，紧了紧，很快修好了。我松了一口气，坐在一辆随卫车里休息。这时焰火晚会开始也就六七分钟，一个参谋告诉他：“你们首长走了。”我立即跳起来，带着随卫车紧撵慢撵，到北长街北口才追上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林彪连上去带下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也不过十来分钟。幸亏晚会戒严，路面上没有什么车辆，否则我们根本追不上。像这种没跟上首长的事情不多，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969年8月下旬，林彪、叶群以及儿女上井冈山，我们警卫也跟丢了首长的车。林彪、叶群先去了北戴河，因为我发低烧怕传染，张耀祠同意我在家休息，由副大队长于仁堂带队。听于仁堂说，井冈山下来的道路七拐八弯，他们怎么也跟不上首长的车，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上南昌，还是上机场？随卫部队的大轿子车因为追得急，还差点翻了车，司机急得差点儿掉了泪。于仁堂在叉路口看了半天车印，最后还是跟错了车，跟丢了。

林彪最后一次到北戴河

1971年7月17日，林彪、叶群坐专列到北戴河。根据中办警卫处的安排和中央警卫团首长指示，我从我们二大队的两个中队中抽调四个区队，并配备了大队、中队、区队各级干部、参谋，医护及后勤保障人员，共计160人余人随卫。我们配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那时国内一些地方还有真枪实弹的武斗，再加上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一旦有情况发生，我们无论人员还是装备都足以应付自如。
出发前我们并不知道这次任务要多长时间，但我估计时间不会短。中央警卫团这次还特地为我们配备了五部小汽车，包括一辆吉姆和两辆伏尔加，两辆吉普车。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规模了。另外，林彪和叶群还各有一辆专车，林彪的车是大红旗保险车，叶群的车是凯迪拉克。
列车飞快又平稳地行进着，单调而有节奏的轰鸣声往往催人入眠，可我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往返于各节车厢仔细巡视，甚至不能安稳地坐下来休息几分钟。这次单独执行任务对我来说，尽管习以为常，可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预感像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心中。当然我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后会发生震惊国内外的九一三事件。
车厢里虽有冷气，但我仍感到一种难忍的闷热，我来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从缝隙间透进阵阵凉风，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我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责任虽然重大，但还是要像以前一样去面对，去拼搏，去克服困难，保证圆满完成任务。专列开始减速了，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命令战士们做好下车的准备，按分工到达自己的岗位。
专列在过了留守营火车站后的一个道岔上缓缓停了下来。留守营火车站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留守营镇，建于1893年，是北京到北戴河的前一站，距离北戴河车站还有11公里。火车刚停稳，我就第一个跳下车，观察了一下四周，觉得这个地方还真不错，尽管不是正规站台，却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高矮适当的土台，上面还长着小草，既方便下车，又可以卸下行李装备，尤其是这里紧临路口，有一条直通北戴河海滨的乡间公路，很平坦，正好适合汽车通行。安排首长在这里下车，既不会惊动火车站的其他旅客，又符合安全保密的要求，我感到满意。
前来接站的大小车辆和相关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林彪、叶群下了车，他们高举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向前来迎接的人员表示谢意。我目视微笑着的林彪上了专车。专列上的其他人员也都井然有序地上了各自的汽车。暮色中，车队从容地向北戴河海滨进发，驶进北戴河中直管理处的避暑区——中直北戴河疗养院。

叶群亲自选定林彪楼的楼址

林彪住的楼编号96楼，位于联峰山公园内中直疗养院最高处。联峰山公园早在1898年就被清政府辟为避暑胜地，1919年建成北戴河第一座小型森林公园——莲花石公园，占地面积109万平方米，包括三座松林覆盖的山峰。1949年筹建中直疗养院，在西山收购了100多幢别墅楼。1954年以后成为中央暑期避暑办公地。
在修建林彪楼前，林彪来北戴河的住所并不固定。他的要求是离热闹的地方远一点，离其他首长远一点，离海远一点。根据林彪提出来的三条“远一点”，叶群亲自选定了联峰山公园内的松涛草堂旧址。这里是北戴河的风景区中心，在整个中直避暑区里地势最高，距离毛主席别墅有两三百米，也远离其他首长。
林彪楼被北戴河中直管理处排序为96楼。1968年工程兵开始施工，1969年上半年建起一座独特的林彪楼，这是1963年以后中直疗养院新建的唯一的一座避暑楼。它东邻朱家坟、观音寺，紧靠西联峰山一侧，北邻北联峰下的如来寺，南邻莲花石。莲花石旁有一块石碑，碑的正面是时任民国第三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建园题词《题莲花石》：“海上涛头几万重，白云晴日见高松。莲花世界神仙窟，孤鹤一声过碧峰。秦皇汉武一刹过，海山无恙世云何。中原自有长城在，云壑风林独寤歌。”碑的背面有碑文记载兴建莲花石公园的始末。
1954年我第一次来北戴河执行任务时，曾与海滨区公安分局的同志查看过周边地形，还在经营小吃的程霞飞馆（当地人也称莲峰山茶馆）喝过茶。这个小茶馆很破旧，茅草屋顶，但在当地小有名气。自从建了林彪楼后，这里成了禁地中的禁地。开放30多年的莲花石公园被关闭，当地老百姓也不能由此上山了。
林彪楼建成后来自各方面的议论不少，总感觉选建的位置不妥，影响了周边几个景点的景观。但由于这个楼址是叶群亲自选定的，并经林彪认可，不同意见也就自然被压制了下去。从我的感觉来说，96楼的弊端至少有三点：第一，“高高在上”，楼址高过下边的水塔，供不上生活用水。只得在西联峰山东侧山腰修建一个蓄水池，专供96楼生活用水。叶群可不管这么多，还要求修建一个20多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第二，蓄水池一建，又直接影响了几处景观，特别是对朱家坟景点简直是破坏性的影响。第三，因为沟梁壑谷和花草树木多，给警卫工作增加了难度。特别是观音寺和如来寺，因为警卫部队驻扎，游人也就不能入内参观了。
96楼修建时正值战备高潮，还修建了“地下96楼”，这个工程在当时是高度保密的。地下基本上按照96楼的原图纸，设施、布局和地上一模一样，林彪、叶群各有一套办公室和卧室。但地下比地上还复杂、艰难，几乎把整个西联峰山的山体都掏空了，所有设施都符合战备要求。“洞口”就在南段走廊西侧，是一扇与普通房间毫无区别的门，打开门便是地下通道。一旦有敌情，林副主席就可以直接“下地道”。当然，林彪、叶群最终也没有“光顾”过“地下宫殿”。九一三事件后有一段时间，96楼交给北戴河旅游局，供游人付费参观，几年后又被中直管理处收回。

林彪在北戴河闭门不出

96楼是一座工字形的两层青砖灰瓦小楼，分南北段，北段是叶群的卧室和办公室。1969年96楼完工后，叶群又提出意见，说她的卧室、办公室离林彪卧室、办公室太近，怕晚上活动影响林彪休息。她这么一说，工程兵只得将96楼向北扩建，专为叶群建了有卧室、办公室、室内游泳池、电影放映厅、车库在内的叶群专用区。并且为了叶群出入方便，又特从76楼西侧加修了一条通往96楼北段的水泥汽车路，直通57楼西侧，因为直穿朱家坟而过，毁了几乎一半的景观。还忍痛砍掉不少多年生的松柏树木。
南段为二层楼，楼下一层是林彪卧室、办公室。林彪卧室的西墙有四个放电影的小窗口，林彪可以在卧室里看电影。96楼的南侧是一条水泥马路，直通西一路、海滩路。车库依地形而建，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林彪客厅。楼上二层有宽敞的大客厅和阳台，安装有进口玻璃，林彪经常坐在藤椅上晒日光浴。在我的印象中，林彪非常喜欢这栋别墅。因为这里不但环境优美，而且地势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注意到，自从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就整日愁眉苦脸，表情阴郁，没有一丝笑容。林彪外出活动本来就很少，这来北戴河快三个月了，一直闭门不出，从未公开露面。我不敢往别处想，只当林彪有病。可叶群怎么也同样阴沉着脸，足不出户呢？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叶群让我带她去10号楼看望过一次朱老总和康克清同志，还带她去看过一次孟姜女庙。过去她可是到处乱跑，非常活跃的。
我还注意到一个反常情况。这次在北戴河，林彪散步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摇头，走几步又摇摇头。我问过刘吉纯：“怎么首长走路老摇头？”刘吉纯搪塞说：“首长想事，有这毛病。”其实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林彪过去走路并不摇头，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我对于林彪情绪上的变化，也没有更多去想，只当是他身体不好而已。

周宇驰到北戴河并未见到林彪

1971年9月的北戴河，天气越来越凉了，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到北戴河避暑的游客大都在8月底离开了。而林彪、叶群这次到北戴河眼看快三个月了，还是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这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是林彪最后一次的北戴河之行。
9月6日15点许，周宇驰亲自驾驶云雀直升机，降落在北戴河金山嘴。这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开辟的一块直升机降落场。陈伦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驾驶小汽车，把周宇驰送到海滨中直管理区的57楼。
以后我才知道，林立果让周宇驰到北戴河来，是因为周宇驰从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那里得到了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8月中旬，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找人谈话，提到不要让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我就不相信军队会造反。调动军队搞坏事，听你的？……庐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庐山问题没有解决，有些问题林彪是应该负责的。
周宇驰在57楼与林立果密谈后，是不是上96楼见了叶群我不知道，但周宇驰肯定没有见林彪，这是林彪内勤陈占照同志告诉我的。当天周宇驰就驾驶云雀直升机返回北京。

9月7日林豆豆来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叶群打电话给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要他立即派飞机把在北京的女儿林豆豆接到北戴河。这是叶群第一次提出夜航，胡萍说晚上天气不好，叶群只好同意第二天上午起飞。胡萍我是熟悉的，1950年与我同在第32军95师，他是284团政委。
9月7日上午，林豆豆及专门负责保卫她安全的杨森（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处长）坐三叉戟飞机来到山海关机场，同行的还有张清林（广州军区某部军医，林豆豆未婚夫）、张宁（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林立果女朋友）。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把他们接来，把林豆豆等人安排在56楼。
林彪住的96楼往下，东南边约200米处，有原来修建的四栋小楼，楼号依次为55、56、57、58。路东侧56楼是林豆豆住的，56楼南侧是55楼，这是我们二大队六中队驻地；路西侧57楼由林立果及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住。57楼再向南的58楼是我们大队部、值班室及工作人员住处。
9月7日15点许，杨森处长从剑秋路中央警卫团常驻北戴河的八大队二中队哨位打电话找我，问我认不认识林豆豆。我说认识。他叫我亲自去一趟56楼，护送林豆豆到剑秋路哨位来一下，说有要紧事和她谈。
我根本没有多想，只认为58楼到56楼比杨森从剑秋路哨位到56楼要近。我走进56楼，林豆豆房间的门关着。我让女服务员把门打开，叫醒睡在床上的林豆豆。林豆豆揉着眼睛问：“有什么事？”女服务员说：“姜大队长找你。”林豆豆说：“请他进来吧。”我走进林豆豆卧室，对她说：“杨森处长请你去一趟剑秋路，有事跟你说。”
我注意到林豆豆的脸色很难看，也显得很虚弱，与几个小时前她刚到北戴河的时候判若两人。林豆豆说：“我累了，我不去，你去告诉他们，有什么事让他们回来找我吧。”
于是我就一个人去了剑秋路，向杨森处长转达林豆豆的意思，叫他们回56楼。杨森处长身边还站着一个军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以后知道是张清林。杨森处长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找林豆豆主要是商量她的婚事。这几天她心情一直不好，请你多多留心注意。如她单独外出活动，请你派一个人护卫，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我领会这主要是为了林豆豆的安全，而不是监视她的活动。前几年我就听说过，林豆豆的婚事一直不顺利，闹出过不少问题，甚至还发生过轻生念头。叶群散布林豆豆精神不正常，有一次林豆豆坐在北海桥头，被找了回来。林办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警卫人员都是知道的，但我们并没有把林豆豆当成精神病，只是觉得林豆豆缺少家庭温暖。所以杨森这样解释，也算合情合理，我万万想不到几天后的九一三事件与此有关。
以后我从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那里知道，林豆豆刚到北戴河，还没有进56楼的门，就被林立果叫去谈话，摊了牌。中午吃过饭，又被林立果叫去谈话，林豆豆临走说，如果她老不回来，有可能遭遇不测，叫他们立即去报告。得知林豆豆在房间里，他们放了心。但杨森不想把真实情况暴露给我，就假借谈林豆豆的婚事，把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掩盖过去了。

9月8日林立果匆忙回到北京

9月8日，我又发现一件很反常的事情。林立果、刘沛丰神色慌乱，急匆匆地从57楼往下搬东西、装车。我感到非常奇怪，过去林立果行动前都让我们帮助搬运东西，自己从不动手。而这次行动不仅没说要去哪里，也根本没有让我们帮忙，显得非常诡秘。林立果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没有多想，想也想不到。
叶群、林立果分别得知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后，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叫林豆豆来北戴河，随时准备走；二是由林立果到北京探听消息。林立果没有经过我，亲自去叫我们的吉姆车司机宁永志，送他和刘沛丰去山海关机场。林立果还很神秘地告诉司机宁永志，回北戴河后不准对任何人说我们到了机场。这怎么可能呢？小宁出车回来就向我汇报：“一路上，林立果、刘沛丰两个人不断地回头向后张望，生怕有人在后面盯他们的梢。”到山海关机场下车后，林立果还一反常态地拍拍司机宁永志的肩膀，罕见地说“谢谢啦！辛苦啦”，并再一次要求宁永志“回去后不要向任何人说送我们的事”。
与此同时，叶群也一再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向外人说林立果回北京的事，他是回北京看牙齿的。”说实话，林立果并不在我们的警卫范围，对于他的行踪，我们根本就不关心。但是叶群、林立果如此嘱咐，反倒使我起了疑心。

林立果的房间像遭到洗劫一般

9月9日上午，林立果走后的第二天，小张（中直北戴河管理处服务员）电话向我报告：“林立果昨天下午从57楼走后，连室内的电灯都没有关！”我说：“你开门进去把灯关上不就得了！”小张说：“不行，他们昨天走时交代过，57楼不准别人进去，叫把门锁好。大队长，你还是来看一看吧。”我来到57楼门外，小张迎上来说：“大队长，在这里你是领导，您还是进去看一下吧！”
我想，林立果既然已经交代不让人进去，我们进去恐怕不妥。但是楼里面的灯长时间亮着，会有失火的危险。于是我叫上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以查消防隐患为由，让服务员小张打开57楼的房门，我说：“我们一起进去吧。”
室内的情况让我们惊呆了。满目狼藉！不仅电灯没有关上，从客厅、卧室到卫生间，处处凌乱不堪，好像刚遭了洗劫一般。满床扔着脏袜子，湿毛巾，还有饮料罐。地上除了糖果、食品，还有烟头、纸屑、空酒瓶，根本无从下脚。茶几上放着残羹剩饭和印着外文的糖果、饼干包装纸盒。看得出来，他们奢侈挥霍，吃的喝的全是当时我们看不见的舶来品。我还查看了卫生间，浴缸和面盆内，几乎填满了烧尽的纸灰，也没有来得及冲洗……看得出林立果走时很狼狈。
林立果鬼鬼祟祟，如此急促、神秘地回北京干什么去了？我实在不能理解。小张向我请示：“给清扫一下吧？”我没有同意。我说：“别动，林立果走时不是有交代吗？以后再说罢。”我们熄了灯，锁上门，原封不动地退了出来。

9月12日晚林立果突然返回北戴河

林立果走后的几天，96楼平静如初。
9月12日19点许，大队部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是李海彬（空军34师调度室主任）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打来的。每年暑期，专机频繁往来北戴河，空军34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或副主任到山海关机场坐镇。李海彬着急地说：“从北京飞来一架大飞机，还有十多分钟就要降落了，不知来人是谁？怎么也不见你们来接？”我回答：“不知道，我查一下吧。”当时国内大飞机极少，尤其是专机，并不是谁都可以乘坐的，而林彪不管走到哪里，只喝飞机运来的北京玉泉山的水，据说他喝玉泉山的水才不拉肚子，这全是叶群张罗的。所以自从林彪到北戴河后，专机来来往往为林家服务。因为接人送人都是我们二大队的事，我们和山海关机场也都熟悉了，所以李海彬主任把电话打到我这里。
我立即打电话给96楼林彪秘书值班室，李文普接的电话。他的回答和我一样，“我没有听说有谁要来。”但我必须问个明白，我又问了一句：“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先不用了。”放下电话也就三五分钟，李文普把电话打过来了，语气急促地说：“老虎（林立果）乘飞机回来了，你赶快派吉姆车去接，刘吉纯随车一块去。”
我马上叫吉姆车司机宁永志过来，给他布置出车任务。这时一架大飞机轰鸣着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飞来，明显降低了高度。我清楚地看见飞机尾翼上的白灯一闪一闪，非常清楚，显然是要降落在山海关机场。因为北京至山海关的航线，恰好从我们头顶飞过。小宁着急地说：“大队长，来不及了！到山海关机场50公里的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哇。”我催促说：“不要说了，赶快出车！路上注意安全！”
事后得知，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南巡回到北京，他们预谋在南方杀害毛主席的计划彻底破产。林立果让周宇驰在北京负责总指挥，而他坐三叉戟回北戴河，第二天早上分别飞往广州。慌乱之中，林立果忘记通知北戴河接机了。
小宁返回北戴河后向我汇报，他们为了赶时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把车开到最快，还是晚了。那时山海关到北戴河的公路基本上没有汽车，小宁把车开得飞快。半路上发现前方驶过来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两道灯柱直射，毫无避让的意思。司机小宁被晃得睁不开眼，根本看不清楚路，只好把吉姆车停在路边，想等对方车过去了再走。令他惊诧的是，对面的车也停了下来，但仍不熄灯，不熄火。
小宁仔细一看，从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林立果和刘沛丰。原来林立果下了飞机，从机场要了一辆吉普车，由林立果自己驾驶向北戴河开来。刘吉纯略带歉意地说：“我们刚知道，所以来晚了。”林立果说：“不怨你们，因事情急！……”说着，他提着一只手提包与刘沛丰钻进小宁驾驶的吉姆车，调转车头，扬长而去。小宁和刘吉纯只好上了林立果丢弃的吉普车，这时路上早已不见了吉姆车的影子。

叶群坚持办林豆豆的订婚晚会

林立果21点左右回到北戴河后，叶群满面笑容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晚上，大家应该高兴，我们庆贺豆豆订婚，请大家看香港喜剧电影《甜甜蜜蜜》。”叶群叫林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到通往她房间的走廊上，陪同林豆豆看电影。得知林豆豆婚姻问题总算解决了，不仅林彪、叶群高兴，我们大家也都由衷地高兴。
1971年的中国，好几年了，只有八个样板戏，建国以后拍的电影基本上都被打入冷宫，更不可能看到香港电影了。叶群能在林办放映《甜甜蜜蜜》，全凭她的特权。香港著名影星夏梦主演的喜剧片《甜甜蜜蜜》，内容是一对新人回家，由于误会造成笑料不断。《甜甜蜜蜜》放完了，叶群又让放香港电影《假少爷》。这是香港新新影业公司1962年拍的，原名《十夜柔情》，也是一部煽情的轻喜剧片。可是现实中的96楼，却一反往常，整幢楼灯火通明，令人惊恐不安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注意到叶群这几天总给人一种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很不自然的感觉，特别是她最后一个晚上，更是奇怪。叶群把她的凯迪拉克从下边车库调到96楼院子里，并不断往后备箱里塞东西。同时叶群还把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也调了上来，甚至不打招呼，把属于我们警卫部队调配使用的吉姆车、伏尔加，也不经我们调到96楼东侧的停车场。叶群先后调走了四辆车，命令司机都不准离开汽车，这显然是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如此一来，留给我们使用的车辆就只剩下一辆箱式北京吉普了。我很着急，没有车就没有了“腿”，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情况怎么办？我打电话给96楼值班室：“是不是给我们放下来几辆车？”对方说：“是叶主任调动的，我们无权办。”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更加感到不安，而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我向值班参谋交代了几句，便径直向山上的96楼走去。因为有这种种诡异的情况，这一晚上我借口查哨，上来下去三四次。

林彪卧室的灯光一直亮着

我站在96楼外部观察，往常不到22点，林彪卧室内外的灯光就熄灭了。林彪作息时间非常规律，他睡觉早，又怕吵，96楼南段的大部分灯光也都随之熄灭。按说这个时间96楼早该安静下来，为什么林彪办公室仍然灯火辉煌？走廊上传出我没有听过的电影音乐声，在寂静的联峰山脉回荡。
林立果、刘沛丰从北京回来后，没有回他们住的57楼，而是直接把吉姆车开到96楼南段林彪楼下。96楼南侧莲花石有我们一个哨位，哨兵告诉我，林立果下车后与刘沛丰提着手提箱急忙跑进首长办公室，刘沛丰出来过，查看是否有人在门外偷听。哨兵还告诉我：叶群扒在首长（林彪）窗户外面听里面的声音。叶群还不断出来查看车辆，好像怕车上有什么贵重东西丢了似的，又像是在等什么人。我让哨兵注意观察，并嘱咐他这些情况不要对外人说。
在96楼门口，我一眼看见林彪内勤陈占照为难地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小陈也是山东人，是我的老乡。他成为林彪内勤前是济南军区空军某机场卫生员，20世纪60年代曾上过越南战场，荣立过三等功。
陈占照看见我，亲热地跑了过来。“大队长，林立果回来在首长办公室谈事，刘沛丰把着门，首长房间连我也不让进去了！这是怎么回事，首长该休息了，有好多事要我去做，我真有点不放心。”往日，小陈是可以随时进入林彪房间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之一。而这个晚上，刘沛丰亲自把守在门口，不许任何人进去，就连平时林彪一刻也离不开的专门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陈占照和另一个内勤张恒昌，也不让进去，给人感觉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面对小陈的困惑和求助，我说：“你放心吧，是他们不让你进，出事找不到你。叶主任、林立果都在首长办公室，首长有事他们就办了。”
小陈还告诉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叶主任一直在首长办公室。不知为什么还哭过，说‘他们不会放过她’。不知指的谁不会放过她？”我说：“你就当没听见，没看见，别说了。”
叶群要求林办所有工作人员都到走廊上看电影。但据我的观察，有的工作人员表现出坐立不安的样子，有的则根本不看电影，在表面歌舞升平的96楼外面转悠。从地方调来林办不久的宋秘书看见我，很不安地低声问：“老姜，是不是要行动？”他是林彪秘书，这种时候反倒来问我？我说：“不知道。”宋秘书十分神秘地告诉我：“我听说明早6点动身。”动身去哪里他没有说，我也不便多问。以后我得知，叶群说去大连，但实际上准备9月13日早上6点去广州。
按说这些异常现象令人深思，但是对于正直、善良的我们来说，谁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能见怪不怪。不过我的心中还是隐藏着莫名的恐惧感，好像今晚真要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似的。我到96楼周围的各个哨位看了一下，见值勤的战士们精神抖擞，警惕地在寒风中忠于职守，使我感到了力量和信心。只要有战士们在，我们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刘吉纯领着林豆豆来到大队部

果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21点左右，我从96楼下来回到大队部，还没有在椅子上坐稳，刘吉纯领着林豆豆来找我，说有最要紧的事情。刘吉纯原在总政治部保卫部工作，被派到林彪这里做警卫。为工作方便，他兼着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职务。因工作关系，平时我同他接触多。他是我的山东老乡，工作热情，对人热情，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
当晚林豆豆被叶群叫到96楼看电影时，才知道林立果回来了。与此同时，林彪内勤张恒昌告诉她：“听见主任（叶群）对首长（林彪）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首长始终没有答话。”所以林豆豆立即问林立果“去哪里”，林立果说“马上去广州”，印证了林彪内勤张恒昌的话是真实的。9月7日林豆豆刚到北戴河时，林立果就对她说过“实在不行就去香港”。叶群刚才也亲自对林豆豆说，全家人到广州、香港。
以后我听刘吉纯讲，林豆豆要李文普去对林彪说，李文普不去，林豆豆才决定找8341部队，让他们带部队上来。刘吉纯思考片刻表示同意，他说：“这事我们可不好办，咱们得赶快找姜大队长，想办法处理，他们是管首长警卫安全的。”刘吉纯提出请8341部队向林彪报告，看是否能阻止林彪的连夜出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我看刘吉纯的表情有些慌乱，林豆豆更是神情焦虑，眼睛中甚至充满恐惧。此时，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站在我面前的林豆豆是刚从订婚晚会中溜出来的。刘吉纯对我说：“大队长，林豆豆有重要事情，要对你说。”林豆豆见到我，像正规军人那样向前一步说：“姜大队长，我有事报告……”但她却不再往下说了。我注意到，林豆豆的神情更加不安、焦虑和慌张，眼睛不时打量着值班室的几个工作人员。我明白她的意思是想单独和我谈话，于是我便把林豆豆领到隔壁套间，关紧房门。林豆豆还是不愿意说，怕隔墙有耳。最后我只好说：“咱们到外面去说吧。”
我和刘吉纯、林豆豆一起来到58楼东南角的自来水塔处。这里距离58楼有四五十米远，紧挨着围墙，有一片小树林，非常安静，四周没有任何人。我问：“什么事啊？”刘吉纯似乎知道林豆豆要说什么，他说：“你们谈吧，我回去了，怕有事情找我。”我知道刘吉纯怕叶群、林立果他们发现。

林豆豆说叶群、林立果“骗”林彪

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再一次问林豆豆：“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说吧。”林豆豆急促地说：“我跟你讲，你能不能办？！”她的声音有些发颤，黑暗中我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感觉她的脸上和心里都乌云密布。我不能轻易答应：“究竟什么事啊？你先说出来嘛！”林豆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事情，大事情！大事不好啦！”
不知为什么，刹那间，我一下子把林豆豆的话与我近来的一些不安联系起来了。除了林立果的种种反常，叶群的反常也跳进我的脑海。过去，叶群对我们警卫战士从不理睬，只知道让警卫战士给她做事，做完拉倒，连句谢谢也懒得说。可最近一个时期，真不可思议，她让林立果给我们送来西瓜，她自己还亲自给我们送来桃子，热情极了，好像换了一个人。叶群还专门为我们警卫部队放过三次电影，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是有意拉拢，还是别有用心？我始终搞不懂。
林豆豆紧张、急促地说：“大队长，今晚要出大事啦！叶群、林立果他们组织了敢死队，要暗害毛主席。林立果得知毛主席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他就急忙从北京赶回这里，回来后一直和叶群密谋着什么……”
我的脑袋“轰”得一声，好像突然爆炸了。林立果要暗害毛主席？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怎么可能？1966年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不是说过：“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
林彪这个四口之家， 人虽不多，但关系复杂，很不和睦。从我们警卫的角度看，林彪最喜欢林豆豆，林豆豆唯一亲近的也是林彪，而林豆豆对叶群、林立果却一直反感，不听他们摆布，更不参与他们的事情，有时甚至还公开反对。此时林豆豆把叶群、林立果视为敌人，可她还是袒护着林彪。
我没有说话。我无话可说。
不知是因为天气凉了，还是过度紧张，林豆豆似乎浑身发抖。她接着对我说：“刚才叶群对我说，咱们在这待不住了，咱们全家今晚就坐飞机到广州和香港，林立果也几次劝我跟他们一起外逃。这是叶群、林立果骗首长（林彪）走，你看怎么办？”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终于说话了，此刻我的内心已经翻江倒海，但我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
林豆豆说：“可靠！这是叶群当面对我说的！她让我马上回56楼准备东西跟他们一起走……我坚决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哇！你看我该怎么办？”尽管是在夜幕中，但我仍能感受到她那真诚的期待目光。林豆豆怕我不相信，镇静了一下，又继续说：“你知道吗？叶群、林立果尽干坏事，叶群在去年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严重错误，她的检讨没过关，还埋怨首长（林彪）不保护她。她一直在恨毛主席。”
我跟随林彪上了庐山，对庐山会议略知一二。担任会场内警卫公务的李广艮同志出来对我说：“老姜，今天的会议出问题啦，陈伯达等人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你们那里叶群在会上叫得最凶，说什么‘一个国家不设国家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毛主席很生气，对他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林立果也说：“叶群做不了大事，这次全会上搞翻了船。”我对林豆豆说：“庐山会议我去了，我只知道陈伯达出了问题，还有几个人跟着上了他的贼船。后来毛主席让他做检讨。对叶群的问题我也知道一点，去年在大连叶群还请了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小楼里为她写检讨，我们派了一个战士负责那人的安全和生活服务。”关于叶群检讨没过关的事情，刘吉纯也悄悄告诉过我。
林豆豆越说越生气：“叶群还逼着我今晚结婚。我说‘国家有法律规定，不登记不能结婚’。叶群竟气愤地说‘什么法律，我们就是法律’！我坚决不同意结婚，就和她吵了起来。她说‘你这个豆豆就是不听老娘的话，想把我气死’。后来她就说‘那就订婚吧……’。”林豆豆一口气说完一大段话，又生气又委屈，差点儿哭起来。她说：“大队长，你看怎么办？你快想办法吧！”
我明白，林豆豆希望我去对林彪挑明，阻止林彪出行。可是，这已经远远超出我的工作范围。没有上级指示，我怎么能阻止林彪出行呢？

林豆豆勉强同意我向北京报告

林豆豆看我始终没有拿出办法来，说：“赶快带部队上去吧，把叶群和林立果扣起来，无论如何不能让首长（林彪）走。”我感到非常吃惊，心中不断涌出更多的问号。我负责警卫林彪五年来，从来没有发生、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说实话，我从心里对林豆豆说的“骗林彪逃跑”心存疑虑。
我说：“这事首长（林彪）自己知道吗？”林豆豆说：“他们骗他，他哪里会知道。”听得出，林豆豆并不怀疑林彪有什么问题。我说：“动用部队需要请示报告。”林豆豆反问：“你向谁报告？”我说：“向张耀祠副主任、汪东兴主任报告。”林豆豆说：“张宏副团长就在北戴河，向他请示不就行了。”我说：“这么大的事张宏也作不了主，必须向张耀祠、汪东兴报告。”
我的回答出乎林豆豆的意料，她有些不情愿，说：“他们靠得住吗？”我回答：“绝对靠得住，没有问题！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也犯了错误，这我知道，他在我们党委会上、干部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我们大家听了都很感动，毛主席也很满意，所以他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了打消林豆豆的顾虑，我又补充说：“他们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会很快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林豆豆也没有别的办法，她勉强说：“那好吧，那你就赶快报告吧！”
我转身要走，林豆豆又叫住了我，说：“姜大队长，他们会下毒手害我的，我也不能上去了！我就隐蔽在你们下边吧，他们肯定会找我的！”我说：“行！没问题！”我果断地做了决定。我把林豆豆带回58楼大队值班室，安置在值班室旁边的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是我们大队部三个工作人员的宿舍，里面有床铺，也有卫生间。我拿了一个手电筒给林豆豆，并再三叮嘱，把门从里面反锁上，不要开灯，也不要说话。我说：“我不叫你，谁来你也不要回声，不要开门，不要到外面。外面我给你加个哨兵，在我们这里保证不会出什么事。”出来后我交代哨兵，如果林立果、刘沛丰、叶群来找林豆豆，就说林豆豆住在56楼；如问为谁加的哨，就说是大队部的自卫哨。
事后我把安置林豆豆的情况报告给汪东兴同志，过了一会儿，汪东兴回电话说：“你们报告的情况我已经向周总理报告了，你把林立衡（林豆豆）安排在你们大队部，这很好。总理说她是有功的，一定要严防杀人灭口，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我回答：“请首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我第一时间用保密电话报告张耀祠

我回到大队部值班室，马上用保密电话拨通了我们的直接上级张耀祠同志，并加了密。我说林豆豆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骗”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同时我讲了林立果当晚乘三叉戟由北京飞回北戴河，目前专机仍停留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下汽车后就急忙跑到林彪办公室，与林彪、叶群不知在密谋什么，刘沛丰把着门，谁也不准进，已经三个多小时啦。
张耀祠同志回答：“你报告的情况，我马上向东兴同志报告，我们会很快报告周总理和毛主席。你们要注意观察，了解情况，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
我知道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同志住在八大队大队部。虽然他不直接分管林彪的警卫工作，但他是来北戴河主持暑期警卫工作的。他是老红军，为人正直，处事谨慎得当，是我所依赖的老领导。我考虑目前情况这么复杂，真实情况不清楚，又不便扩大知情面，便向张耀祠同志提出：“是否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张宏副团长？”张耀祠同志略一思索，赞同地说：“可以。”我立即打电话给八大队大队部值班室，叫张宏同志接电话。
张宏同志正在八大队值班室，他问：“有什么事？”我说：“我这里有事，请你马上过来一下。”张宏同志问：“什么事？”我说：“你快下楼，我派车去接你，你来了再说。”“那好。”张宏同志肯定明白事关重要，说话的语气坚定，充满着镇定和凝重。我立即派出唯一由我掌握的吉普车去八大队大队部接张宏副团长。

张宏再一次向张耀祠报告

忙完这一段，我端起杯子刚要喝水，杨森和张清林来大队部找林豆豆。在我的暗示下，值班室内所有的人都没有回答他俩的问话。我迅速来到隔壁房间，对林豆豆说：“杨森、张清林来找你，你看怎么办？”林豆豆忙说：“叫他们来吧。”
征得林豆豆同意，我把杨森、张清林领进林豆豆的房间，并同样嘱咐了他俩注意事项。等我回到值班室，张宏同志到了。我向他汇报了掌握的情况，并告诉他：“我已向张副主任报告了。”同时我告诉张宏同志：“林豆豆还在这里。”我指了指隔壁房间，“你是不是见一见她？”张宏略微犹豫了一下，说：“那好，你快去叫她来吧。”
我再次到林豆豆的房间，对她说：“我们副团长张宏同志来啦，你跟我讲的那些情况，是否再去跟他直接说一下？”林豆豆仍存戒心，说：“你们这个张副团长靠得住吗？”我说：“我和他多年在一起工作，我了解他，绝对靠得住！”“那好吧。”林豆豆同意了。我把林豆豆领到刚才同我谈话的地方，把她介绍给张宏同志，说：“你们谈吧。”我就回大队值班室了。
张宏同志听了林豆豆讲的情况后，对她提出“派部队上去，先把叶群、林立果扣起来”的要求，表示要向中央请示。张宏很快回到大队部，我给他接通加密电话。张宏同志向张耀祠同志报告的内容，与我的报告一样。以后得知，张耀祠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去向汪东兴汇报。他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又接到张宏的电话，张宏在电话里说一句，张耀祠重复一句，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听清楚了。汪东兴当即用电话向周总理报告。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树迎（负责周总理警卫工作）对我说：“那天晚上，总理接到你们报告后，我们可紧张啦。总理马上亲自到游泳池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向毛主席报告。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又马上乘车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将黄永胜等人集体‘办公’，并不准他们单独活动。大厅外还有三大队选派的一部分人，保障安全，以防发生意外。周总理还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控制住那里所有的飞机，一律不准动用。林彪飞机飞出国境后，周总理还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机场，停止飞机起飞。全部对空雷达进行严密监视搜索。’”

张宏要去向林彪报告，被我拦下

张宏同志向张耀祠同志汇报完，放下电话，拔腿就往外走。我急忙问：“张副团长，你去哪儿？”张宏犹豫片刻，终于认真地说：“耀祠同志让我去报告林副主席。”我一听就急了：“你去不得！可不能去！”张宏同志奇怪地问：“为什么？……”
我警卫林彪五年，但我们是外围警卫，从来不进首长住宅。我说：“他们不叫我，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的办公室。现在是他老婆、他儿子要‘骗’他走，你报告他，他能相信吗？再说林立果、刘沛丰今晚从北京回来一直在首长办公室，叶群也在里面，刘沛丰把着门，谁也不让进。他们都有枪，你能报告得成吗？你去他们还不把你崩了？”张宏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先别急，这事只有你我知道。我给你担着。现在情况复杂，我们还是要再观察观察……”
张宏还是坚持要去面见林彪，他说：“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他当时认为林彪与叶群、林立果总是有区别的。况且，只有深入虎穴，才能够掌握第一手材料。张宏副团长为了党的事业，敢于冒险，迎着困难上的凛然大义深深感动了我，可我绝对要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猜测张宏同志如果不去，张耀祠同志追问，他不好回答。我说：“他们也不认识你，你上去，我肯定要陪你上去。我们一旦出什么意外，个人安危事小，部队谁来管？”
张宏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便回身坐了下来。我倒了杯水给他，他接过来又放下了。张宏心里仍不踏实，他又一次这样向我发问：“你说该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咱们先把叶群、林立果扣起来。”张宏听我这么说，他也急了，说：“胡闹！情况又没搞清楚，没有上级的命令，可不能蛮干！”我说：“我不是说现在，是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动手，绝不蛮干！”按我当时的想法，如果林彪专车停下，我真敢把林立果抓起来，反正林豆豆告诉我，林立果半夜三更骗首长走。以后汪东兴问我：“我听说你要把叶群和林立果抓起来？”我说：“这是万不得已时采取的措施。”汪东兴说：“万不得已也不行，抓人可不是小事。我问过总理，总理说主席都下不了决心。”

林立果来大队部寻找林豆豆未果

我和张宏同志正说着，22点40分，96楼值班室打来电话，询问“看到林豆豆了没有”？我干脆地回答：“没看见，她不是住在56楼吗？”
我刚放下电话，林立果亲自找上门来了，劈头盖脸、语气蛮横地问：“见死丫头没有？”我知道他是在问林豆豆，我平静地说：“没有，她住在56楼，你到那儿去找她吧。”林立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们派人帮助找一下，找到叫她快上去看电影。”并骂道：“他妈的都是些废物！”
林立果如此急切要找林豆豆，这进一步说明林豆豆讲的情况有一定道理。林立果离开后，我对张宏同志说：“你在这里坐镇，我再到上边看看。”我迅速扎上腰带，带上765式手枪，又一次走向96楼。我害怕林立果返回来会挨屋查找，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也没有任何办法把林豆豆藏起来。但是我离开大队部，大队部的参谋就可以阻止林立果搜查。
稍后我在96楼南头查哨时再次碰到林立果，他还在到处找林豆豆。林立果再次大声问我：“你们看到林豆豆了吗？”我说：“没看见，我已派人去找了，但还没有找到。她住在56楼，晚上我们不便进去。”林立果气急败坏又骂开了：“都是些废物！……她死到哪里去了！……”
这个晚上，我一直随身带着子弹上膛的765式手枪。这是1952年我国根据德国PPK手枪为蓝本，为公安、情报、保卫人员仿制的小型自卫手枪。但由于我们技术不过关，765式手枪的加工甚为粗糙，所使用的钢材偏软，手枪扳机护圈有变形的现象，武器内部遍布刀痕，且防腐工艺也不过关，而更重要的是765式手枪的子弹必须从东欧购买。以后陆续推出国产54式、59式、64式手枪，直到64式才算彻底解决子弹的来源问题。不过765式手枪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在服役。虽然我们警卫部队配发了54式、59式、64式手枪，但我们更喜欢使用765式手枪，称它为“公安手枪”。萧奇明差点击中林彪头部的那两枪就是765式手枪打的。

李文普说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

我上去时，林彪秘书宋德金仍在96楼外面徘徊，他低声对我说：李文普告诉他，“明天早上6点，首长要到别处住几天。可能到大连，具体到哪儿还没有最后定下来。通知你们没有？”我回答：“没有。”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新情况。我一溜小跑回到58楼大队部值班室，把宋德金反映的情况向张宏同志汇报了。张宏同志说：“刚才李文普打来电话找你，我说你查哨去了。他说首长明天早上6点要到大连去住几天。我问他怎么走，要带多少人，他不回答，说具体事情到时再通知……，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张耀祠同志汇报了。”
我对张宏同志说：“我们得开个干部会，一旦有事好应付他们。”张宏同志说：“那好，你定吧。”我说：“情况没搞清，知情人越少越好。”张宏同志说：“那是，保密范围不能扩大。”我说：“先把六中队中队长和区队长叫来开会，通报一下情况。”由于真实情况尚不清楚，所以必须尽量缩小知情范围。八中队和八大队的干部就别惊动他们了。一旦情况有误，对保密不利。张宏同志表示同意。
在六中队干部会上，我通报了掌握的情况，要求严格保密纪律，干部坚守岗位，注意情况变化，做好思想准备。张宏同志也谈了注意事项，强调提高警惕，按级按职负责。
23点15分，不安的心情驱使我再一次上96楼查哨，继续观察他们的动态。96楼南侧的莲花石哨兵告诉我，叶群、林立果老在外面转，还不断往汽车上装东西。
我来到96楼中段，迎面又碰上林彪秘书宋德金，他再次告诉我一个新情况：“大队长，我看见他们都在忙着收拾东西，是不是今晚就要走啊！”
这时候早吹过了熄灯号，我说：“这不可能吧？首长（林彪）从来没有晚上活动过。现在只是到外地休养，又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事，都快12点了，怎么会今天晚上走呢？再说夜航也不安全啊。”我嘴上说不相信，但内心还真是忐忑不安。联想到这一系列的反常情况，难道林豆豆向我们报告的情况真要成为现实了吗？

我派出唯一的吉普车去山海关机场

我急忙返回58楼大队部值班室，准备向张宏同志汇报这个新情况。而这时张宏同志正在上厕所，我立即打电话向张耀祠同志报告这个新情况。张耀祠同志让我们也一起上飞机。这样我们还要做些必要的准备。
我向张宏同志建议再次召集六中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开会。我们研究决定：“第一，六中队在55楼院内紧急集合，行动要轻，避免发出响声。住在96楼西南警卫室的分队从莲花石下边走，防止暴露。第二，安排副大队长于仁堂带八名干部战士，全副武装，乘坐我们唯一掌握的顺箱吉普车，立即赶往山海关机场控制飞机。”
我反复对于仁堂说：“山海关机场是海军机场，到机场后要先与机场领导取得联系，只说做好准备，迎接首长晚上突然行动。其它要保密，遇有急变，可对机场佟（玉春）参谋长讲明情况，让他采取措施。我们一定要与机场海军部队配合好，沉着冷静。这是林彪老婆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干的，没有上级命令，我们不能随便捉人……情况没搞清楚前，不能鲁莽行事。”于仁堂他们走后，我们几个人继续开会。张宏同志表示：“对以往的安排，我不清楚，这事由你定吧！”
我说：“第三，过去乘坐飞机只有我坐林彪专机，其余的干部战士乘坐随卫的副机。林彪这回出走不同以往，要选军事素质、身体素质好的一名区队干部和四名战士，随我一同上林彪专机。就以帮助搬运东西的借口，搬完东西后不下飞机。每个人都要把手枪装满实弹，看我的眼色行事。只听我一人指挥，不听他人摆布。如果动武，他们那几个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第四，我立即给北戴河中直管理处值班室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把大卡车开到58楼。”
我知道中直管理处有四辆小卧车，还有一辆大卡车。96楼下来只有唯一的一条小马路，一辆大红旗保险车就将路面占满了。小马路两边是树林，我当时想把大卡车停在58楼东侧的马路上当路障，这样96楼下来的车辆就通不过了。万一他们真的当晚走，我们也好有所准备。可惜大卡车晚来了两分钟。
除了调用大卡车，我还想把58楼路边的大石头或者水泥椅子抬到路中间，这样大红旗保险车非撞坏不可，当然车里面的人也不能保证不受伤。我们不敢，撞坏了副统帅的专车就不是小事，撞伤了里面的人更不得了。而且最关键的是上级并没有命令我们阻拦，而是让我们跟着上飞机。所以最后我强调：“第五，我们要按级按职负责，别人不能调动。”
事后想，如果我们四五个人上了林彪专机，控制了林立果等人，或许飞机会返回山海关机场。

我决定再次上96楼观察动静

安排好部队以后，张副团长在大队部值班室坐镇指挥，其他干部各就各位掌握部队。我则再次去96楼查哨，试图掌握最新情况。我注意到刘沛丰一直守候在林彪房间的门口，不时探头观察外面的动静，又好像在等叶群、林立果……我越来越感觉不安，说不定这个晚上真会出大乱子。
我看见叶群身披一件小毛衣，紧皱着双眉，谁也不理，到停车场查看她坐的卡迪拉克车。她突然看见我，显得特别紧张、恐慌，似乎怕被我抓走。她有些失态地说：“姜大队长，你到这来干什么？”我平静地回答：“查哨来了。”
以后听汪东兴同志说，23点20分，叶群在96楼中段原来的办公室接到周总理电话。这时周总理接到我们的报告将近两个小时了，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叶群说：“林总想活动活动，到别处去住几天，初步确定到大连。”周总理问：“你们是空中走（乘飞机），还是地上走（乘火车）啊？”叶群说：“准备空中走。”周总理问：“空中走，山海关机场有飞机吗？”叶群回答：“没有。”周总理紧接着问：“是没有吗？”……周总理突然查问三叉戟，叶群顿感大事不妙，认为中央和毛主席肯定察觉了他们的动态。所以，叶群连身上的小毛衣都顾不上穿，慌忙跑进林彪办公室。而这时林立果发现六中队紧急集合了……

我跳到马路中间阻拦“大红旗”

9月12日23点40分左右，我从96楼下来，前脚刚迈进58楼大队值班室的门，电话铃声也随之响了起来。这是林彪内勤陈占照打来的，他声音急促地说：“大队长，首长（林彪）、叶（群）主任他们都上首长（林彪）的红旗车走了！林立果推开我，不让我上车！你看……”我顾不上回答小陈，立即对张副团长说：“不好了！他们已经上车下来了，快……”
可惜这时我调的大卡车还没有到，我顾不上多想，立即跑到58楼东侧的马路上。我看到从96楼冲下来的汽车灯光。由于小马路有些弯曲，坡度又较大，一时还看不到完整的车身。但很快我就看到林彪乘坐的大红旗保险车了，即使在夜间，我也能够认出是林彪乘坐的车。它飞驰而下，雪亮的车前大灯直刺我的眼睛，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此时我仍站在马路中间，伸出双手大喊：“停车！停车！快停车！”
张耀祠并没有给我下达阻拦林彪车的命令，我之所以拦车，是想问一问他们走了，我们警卫部队怎么办。过去每次行动，不告诉我们到哪里，但总会提前通知出发时间，这次把我们丢下怎么办？可是大红旗保险车不但没有停车的意思，反而鸣着喇叭，加大马力，直向我冲过来。我一看大势不好，迅速闪身躲开。真悬！看那架式，就是撞死我也不会停车！李文普从281医院治伤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停车”？李文普说：“叶群在车里大喊，‘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靠不住，冲过去！’幸亏你躲得快，否则真要把你撞上……”
我一边跑步追赶大红旗保险车，一边大喊“追，追！”……这时六中队长萧奇明同志也从58楼东南门跑到马路上阻拦，然后紧跟着大红旗保险车的右侧追赶。我们虽然有那么多的干部战士，但眼下却没有一辆车，两条腿怎么能追得上大红旗保险车呢？焦急中我隐约看见大红旗保险车停了下来。第二天我们丈量了一下距离，大红旗保险车的停车处距离我们大队部有116米。

六中队长萧奇明打了红旗保险车两枪

借着大红旗保险车的车灯，我看见大红旗保险车打开了右前车门，有一个人（事后知道是李文普）下了车，站在车门处嚷嚷了几句。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没有听清他喊得是什么。突然一前一后响了两枪，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北戴河夜空的寂静，此时是23点50分左右。
在我还没有跑到大红旗保险车前，又响了第三枪和第四枪，这是六中队长萧奇明打的。萧奇明参加了通报会议，大概知道一些情况，他冲在我的前面，他一心想救出林彪，掏出腰间的765式手枪，冲着大红旗保险车的右前车门里连打两枪。萧奇明只想把司机杨振刚打伤，这样大红旗保险车就跑不掉了。但就在此前一秒，大红旗保险车向前滑动了，萧奇明的两枪就打在后座车窗上了。因为大红旗保险车是高级防弹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也幸亏是高级防弹车，否则神枪手萧奇明的两枪正打在林彪的脑袋上。
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是1969年长春汽车制造厂在CA771型基础上改进的红旗CA772型特种保险车，它是为落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用车任务试制成功并生产的。这种型号的大红旗保险车具有良好的防弹和保险功能，中央警卫局和部分省市目前仍在使用。
毫发未伤的大红旗保险车连右侧车门也未关，加快速度，向山海关机场方向驶去。等我冲到了大红旗保险车的停车处，大红旗保险车早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倒在马路上的伤者。我仔细一看，竟然是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当时我想：“怎么枪响了？还把李文普打伤了？”以后李文普对我说：“我就是有点急，也叫停车。车还跑着，我就把前车门打开了。”
副团长张宏听到枪声，也来到现场察看，然后他返回大队部值班室向张耀祠同志报告。张耀祠当即指示：“你们马上乘车去山海关机场，阻止飞机起飞。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这个指示与张耀祠前面的指示是矛盾的，张耀祠前面的指示是“让我们也上飞机”。而现在发生了枪击，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随即张耀祠同志将这个新情况向汪东兴、周总理、毛主席报告，之后没有向我们传达新的指示。

“大红旗”直接开到三叉戟飞机跟前

听到枪声，我们的战士个个像离弦的箭。恰在这时，中直机关的大卡车到了。我立即命令：“上两个分队，快！”近3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六中队区队长黄树忠带领下迅速登车。我们战士的武器是全自动步枪，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我也坐进驾驶室司机的右侧，把窗玻璃摇下来，探出头对车上的干部大声说：“所有的枪都装上实弹弹夹，高度注意路上情况！如果我伤亡，由区队长代替我指挥。到山海关机场后，按我的命令行事，先把叶群、林立果控制起来。把首长（林彪）平安救出来！”“是！”战士们洪亮的回答盖过汽车的马达声。当时我认为林彪真是被“骗”的。
午夜时分，由北戴河到山海关的公路上除了我们的车，没有别的车辆。大卡车吼叫着向山海关机场开去。我对身边的司机老李说：“只要保证安全不翻车，你只管快开！”卡车的车速超过一百迈。
这时，我们卡车后面相继跟上来三辆小轿车。原来是张宏、刘吉纯、萧奇明等同志分乘被调到96楼的吉姆车和两部伏尔加，也追了上来。
但是，我们的汽车再快也赶不上大红旗保险车。刚过秦皇岛，大红旗保险车就超过了我先前派出的吉普车。副大队长于仁堂借着吉普车的车前灯一看车型和车牌号，当即认定超车的是林彪专车，可车上坐着什么人就无法看清了。于仁堂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拼力追上去。
吉普车是1941年为二战中的美军生产的车型，最高时速每小时可达80公里，而大红旗保险车的车速至少在100公里以上。按说吉普车根本不可能追上大红旗保险车，但无巧不成书，就在大红旗保险车即将到达山海关机场时，一列长长的货车恰巧横穿公路，死死地挡住了大红旗保险车。于是吉普车追了上来，距离大红旗保险车只有一百多米了。
大红旗保险车里的人应该从车型上认出紧追不舍的是我们警卫部队的吉普车，更加慌乱，司机杨振刚等不及山海关场站的哨兵完全拉开机场的大铁门，就加足马力向机场冲去。大红旗保险车的右前杠狠狠地撞到大铁门上，大铁门和大红旗保险车同时被撞烂了。而大红旗保险车没有停，加速开到停机坪上。
我们的吉普车紧追大红旗保险车开进了山海关机场。

256号三叉戟飞机还是慌张起飞了

这时两辆加油车和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三名机械师正在加油，飞行员潘景寅也已经登机。而载着登机梯的卡车还没有调来，副大队长于仁堂和机场地勤人员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及了，慌慌张张从工作人员的小铁梯往飞机上爬。林彪爬得非常吃力，司机杨振刚在下面托着他，才勉强爬进机舱。林立果拿着手枪，斥责油车司机“快开走”，他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于仁堂看着林彪等人上了飞机，他哪里敢拦？机场是海军的，我们也没有权力阻止起飞。于仁堂直奔塔台，目的是要塔台阻止飞机起飞。在塔台楼下他遇到山海关场站的参谋长佟玉春。佟参谋长说：“我也接到了电话，周总理命令我们阻止256号飞机起飞。”于仁堂说：“他们正在登机。”话音未落，三叉戟启动的巨大轰鸣声响了起来。
佟参谋长说：“恐怕来不及了，只有采取紧急措施了。”他果断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朝天连开三枪。枪声未落，机场停机坪的灯光骤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原来这三枪是机场紧急灯光管制的信号。
佟玉春、于仁堂及同来的战士飞速跑向停机坪。而此时摸黑滑行的256号三叉戟飞机突然打开机前灯，照着机头对准跑道后，机前灯又骤然熄灭。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256号三叉戟飞机猛然加速，掀起一阵气浪，强行起飞了。
此时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我们的大卡车到达山海关机场时，停机坪上已经空了，我只听见漆黑的夜空中飞机的轰鸣声。我立即将上述情况用机场的电话急报汪东兴。

五个被三叉戟飞机丢下的机组成员

正当我们呆呆地望着黑暗的天空时，跑来慌慌张张的四男一女，被我们的战士拦住了。跑在最前面的，拎着密码文件箱的人很不礼貌地问：“你们是不是来接我们专机组的？”语气中有几分高傲，几分责备。战士们没有回答，只是上下打量他们。他们有的提着手提包，有的抱着衣服，有的边跑边系裤腰带，样子狼狈极了。
“我们也没有接到机长通知，在房间时休息，忽然听到飞机发动的声音，出来看看256号飞机是不是马上起飞呀？”拎密码箱的人语气明显软了许多，又似乎急于解释什么。
这时他们发现停机坪空空如也，顿时慌了神，七嘴八舌地说起来。“256号飞机飞往哪个机场？请赶快通知对方做好准备呀！”“夜间飞行，太危险啦！”“夜间飞行实在不能保证安全着陆！”我打断了他们的七嘴八舌：“你们根据什么这么讲？”“我是空勤报务员。”“我是领航员，还有他——副驾驶，我们都没有上飞机啊！”
原来256号三叉戟飞机丢下了五名空勤人员，两名副驾驶陈联柄、康廷梓，一名领航员李成昌、一名空中通信员陈松鹤，还有一名女服务员魏秀玲。这就是说，256号三叉戟飞机上只有驾驶员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我将部分机组人员未登机的情况及时报告了北京。
很快张耀祠来电话指示，让我们核查256号三叉戟飞机上有几个人。我们查来查去，只核准了八个人：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飞行员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至于林彪司机杨振刚，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飞机上，李文普都负伤了，杨振刚或许也被林立果杀害了呢。从山海关机场回北戴河的路上，我们一路查看道路两边，没有找到杨振刚的尸体，最终确认杨振刚也在飞机上。这样，256号三叉戟飞机上共有九个人。
至于那五名没有上飞机的机组人员，我命令战士们将他们带到机场一楼休息室，进行了仔细询问和检查。除了这五个飞行人员外，机场招待所还有三个随林立果从北京来山海关的军人，一男两女。男的叫程洪珍，两个女兵是刚从上海入伍的新兵小张和小袁。林立果让他们在机场待命。从他们带的文件箱中，我搜查出一些重要文件，还有四把崭新的手枪。我们当即把这些重要文件和手枪扣留，其它物品和所有人员交给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处理。

回到58楼后我们彻夜未眠

从山海关机场返回北戴河的路上，我的脑袋一直是“木”的，好像凝固了一样。我们警卫的首长就这样跑了？跑到哪里去了？林彪临走说是去大连，真的是去大连吗？回到58楼大队值班室，我习惯地向上望去，96楼灯火依旧，可是一切都翻天覆地了。天将破晓，我们仍毫无睡意，我和张宏同志聊着，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我问：“副团长，你对今晚的事怎么看？”张宏叹口气，说：“我心里压力大呀！一直在想怎么就让他们把首长‘骗’走了呢？”我说：“副团长，我觉得有些不对头。林彪从来没有在夜晚活动过。叶群、林立果叫他上车他就上车？还有，我在他身边工作五年啊，我站在路中间拦车就不停车？车里车外都打了枪，还不停车？到了机场，自己就往小梯子上爬？他要坚决不上飞机，谁又奈何得了他？谁又敢强迫他？他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呀，就那么轻易被‘骗’了？他为什么不质问叶群、林立果，反而一声不吭跟着跑呢？”
我的话有些收不住闸，张宏打断了我：“老姜啊，这些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呀！可咱心里实在是不愿也不敢往坏处想啊！”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也十分清楚，林彪给人的感觉是个甩手掌柜，他什么都不管，他的衣食住行都由叶群说了算。而叶群则不管什么事情都喜欢出头露面，指手画脚，要这样，不要那样，首长如何如何。这么一想，我的心中矛盾极了。

周总理清晨亲自给林豆豆打电话

周总理得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飞机已经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命令空军指挥所紧急呼叫：“请林副主席赶快回来，不论林副主席的飞机在国内哪一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亲自去迎接他……”
9月13日早上7点多，清脆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听筒，是周总理的警卫参谋张树迎的声音：“姜大队长，总理要和你讲话。”我一听总理要跟我讲话，心里不由地紧张起来。周总理说：“你是二大队吗？”我回答：“是的，我是大队长姜作寿。”周总理说：“好，我听汪东兴同志说，林立衡（豆豆）在你们大队部，她怎么样？还好吗？”我回答：“林立衡（豆豆）这一晚上很好，她在我们大队部值班室这里。”周总理说：“你叫她接电话吧。”我立即到隔壁房间叫林豆豆过来接电话。
林豆豆一听是周总理亲自给她来电话，又是激动，又是吃惊，仿佛又有点不相信。她再次问我：“是总理来电话？”我回答：“是啊。”林豆豆显得很慌乱，其中有兴奋也有感动，她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在这个时候，周总理亲自给我来电话！……好！”
她快步来到我们大队部值班室，小心翼翼地拿起听筒，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里充满泪花。林豆豆在认真回答了总理的几句问话后，她强忍着哭声，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谢谢周伯伯对我的关怀，我会正确对待，请周伯伯放心，请伯伯代我向邓妈妈问好。”放下电话，林豆豆哭着走出值班室。
我站在一旁也同样心潮起伏。这一夜，周总理日理万机，呕心沥血，天亮了还顾不上休息，仍挂念林彪女儿的安危。

汪东兴命令查封96楼，集中林办人员

1971年9月13日上午8点，我接到张耀祠同志的电话，传达汪东兴指示，要我们立即将林彪、叶群、林立果在北戴河的办公室、秘书办公室，整个96楼一律查封，等候中办秘书局和中央警卫局来人清查处理。林办工作人员集中到下边的小楼，离开96楼时只能带个人生活用品，吃饭到食堂。我们还专门为他们划定了活动范围，只到58楼止，莲花石以下和南海边都不准去，增加流动哨和哨兵监视。这时候我们的警卫职责变成了“看守”，但并不是把林办工作人员当成敌人，而是要百分之百地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出现一个自杀、逃跑或者被暗害，我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把林豆豆单独保护起来。9月14日17点多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武健华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林豆豆）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让她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
在北戴河的这些林办人员虽然对限制他们自由表示不理解，但毕竟是受过党的多年教育，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只有张宁一人例外。9月12日晚上她一直在56楼睡觉，根本不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坐飞机跑了。对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到食堂吃饭表示了强烈不满。这之前张宁吃饭都是由服务员端到她房间，现在让她自己到食堂吃大锅饭，而且没有了山珍海味。对这样天上地下的变化，她明确表示抗议，说：“我不去！我为什么要到食堂吃饭？”我好言劝她：“不要不高兴，林办所有人都是上食堂吃饭。”张宁说：“我要找林立果去！”我说：“恐怕你找不到。”张宁说：“不管找到找不到，我要找！”我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你到食堂吃饭，不是我规定的，我是按上边的命令传达，你必须去！”晚上看电影，张宁可能还在生气，看了一会儿电影就走了。刘吉纯说“不管她，不知好歹”。
9月16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武健华和中办秘书局秘书王歆等三人来到北戴河，我派车把他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保护林豆豆的安全措施。把林豆豆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
同时我们二大队派了四五个人帮助清查96楼。查封了林彪、叶群的文件物品，就连几双袜子，几块手帕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叶群的凯迪拉克车后备箱塞了三个大箱子，除了叶群的贵重衣物外，有两个大箱子装满了绝密文件，以及美元、港元和大量外汇，其中美元最多。因为叶群要凯迪拉克车去拉林豆豆，但司机没有找到林豆豆，一路追到山海关机场。因为没有完成叶群交代的任务，司机不敢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林彪、叶群他们慌乱上飞机。这样，叶群准备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带上飞机。
在凯迪拉克轿车的后备箱里，我们还发现三件奇怪的物品，仔细一看，是邮政局用的大号帆布口袋，还有几条结实的绳子。据叶群内勤说，是叶群让买的，说装行李用。叶群还曾钻进帆布口袋里试过，说能装人。难道叶群是为我们警卫部队准备的？

林立果一枪的弹壳和弹痕找到了

1971年9月13日上午8点。
我安排人员配合查封96楼，并集中相关人员后，我和张宏副团长、司机小宁对大红旗保险车进行了详细检查。我离开北戴河时，交代司机宁永志把大红旗保险车开回北戴河55楼的车库。大红旗保险车内有一个塑料小手提包，里面放的是一些药棉，以及化妆品，这显然是叶群的。还有刘沛丰的一个钱包，有40多元钱及几斤粮票。在大红旗保险车右前门处，我拾到一个子弹壳和一个破碎弹头，弹壳和弹头的型号一致，是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同一颗子弹。
大红旗保险车里里外外共打了四枪，我们围绕这四枪的弹着点，进行了查找。并将大红旗保险车开到枪击现场，专门进行了复原，并初步鉴定。最后将车内物品逐一登记，由我写成书面报告。汪东兴同志接到报告后，及时向周总理、毛主席作了汇报。
大红旗保险车上共有六个人，从左往右，第一排开车的林彪司机杨振刚和警卫参谋李文普，第二排是刘沛丰和林立果，第三排是叶群和林彪。也就是说坐在右座的依次是李文普、林立果和林彪。现场的四枪都发生在大红旗保险车的右边，而第一排右座的李文普又是从右前车门下的车。
我和张宏同志分析，第一枪有可能是坐在右座的林立果打的。从弹道看，这颗子弹射向车外，弹着点在车的前进方向，即右前车门玻璃摇把的上半部位。大红旗保险车的防弹玻璃非常厚，也很沉，必须靠千斤顶的摇把才能升降车门玻璃。当时我以为两枪都是车里的林立果打的。但我从大红旗保险车内只找到一个弹壳，与林立果的枪型号一致。同时我在车门内还找到了林立果打出的手枪弹丸，已经破碎了。这说明林立果只打了一枪，弹痕即弹着点也在车上。林立果的一枪既有弹壳、弹头，也有弹痕，说明林立果唯一的一枪并没有击中李文普。

李文普一枪的弹痕没有找到

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前两枪的先后顺序并不确定。由于第一枪响时李文普没有叫，第二枪响时李文普嗷嗷叫了，我判断第一枪是车内打的，第二枪是车外打的。因为这两枪几乎是同时打响，也有可能第一枪是李文普打的。如果李文普自己打自己一枪，他不会叫，而李文普下车看一看，林立果也没有理由开枪，但李文普“枪走火”后，本来就高度紧张的林立果下意识地抬手一枪。
从李文普站的位置，车里的人打枪有可能击中李文普的右肩膀，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击中李文普的左肩膀，除非子弹会拐弯。林立果的弹壳和弹头都遗留在车内，弹痕又在车门摇把上，林立果不可能一枪打出两个弹着点，既打中右车门的摇把，又打中李文普左肩膀。林立果这一枪既然击中了大红旗保险车的右车门摇把，就不可能再击中李文普的左肩膀。
现场一共打了四枪，四颗子弹壳都找到了。经过比对和鉴别，在车外捡到的弹壳与车内的弹壳不是出自同一支枪。也就是说，三个人用三支不同型号的枪打出四发子弹。事后我们查验了李文普同志的手枪。我用手一摸，他的手枪后面有灰，枪管有明显射过实弹的痕迹。可以肯定，李文普打了一枪。我们在车外拾到的弹壳，与李文普的枪型号比对一致。而我们却只找到三处弹痕。第一枪的弹着点打在车门摇把上，第三枪、第四枪的弹着点在右后车门的防弹玻璃上，只有李文普的第二枪的弹着点找不到，而李文普的左肩部有枪伤。
我们二大队的军医陆正武告诉我，李文普这一枪很奇怪，像是他自己打的，枪很近，擦胸部而过。我和张宏、于仁堂分析李文普可能不好交代，才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李文普的枪伤始终没有鉴定

当时情况紧急，追林彪的大红旗保险车大于一切，我们在场的几位领导都没有顾得上查看李文普的伤势。张宏同志听到枪声赶到现场，指派大队部的军医陆正武把李文普扶到大队部，给他简单包扎之后，派专车护送他到北京军区北戴河281医院进一步救治。
为确保李文普同志的安全，预防意外事故的发生，张宏同志还特地安排六中队副区队长赵焕安同志带一名战士在281医院全天“陪护”，保证李文普的安全，直至出院。张宏同志还特别交代，只说“枪走火受伤，别的一律不许讲”。所以，281医院的外科医生处理完李文普的伤口后，提出是否作一个伤情鉴定。赵焕安说：“不用了，是枪走火受的伤。”
李文普在281医院住院期间，写了一些有关林彪、叶群那晚上发生的情况材料，有一部分塞在病床的褥子下面，其中提到“枪走火”，“挡车为什么不停？向我们开枪”等。李文普出院后，这些材料被护士换床单时发现，交给领导，转送到我们大队部。我问：“都谁看过这些材料？”来人说两个护士，其中一人看过，马上被科主任制止，即送交院长，没有扩散，马上派人送来了。这件事当时是机密，我说：“这材料我负责转交，你回去向院长说，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不准外传，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如果暴露出去，出了事承担不起，这不是小事。”事后听说，看过李文普材料的人都办了一两个星期的封闭学习班。
我向汪东兴同志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当面向汪东兴汇报了上述情况，同时我特意把拾到的四颗子弹壳以及弹头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看也没看，随手丢进身边的纸篓里了。关于李文普枪伤的事，我没有问过李文普同志。汪东兴同志说：“开枪的事情，接你们报告时，中央文件已经定稿下发了。不理不管了，不要追究了，就按中央已下发的57号文件 的精神办吧。”
关于李文普这一枪的种种猜测，至此也就在我们这里划上了句号。据我所知，李文普那一枪从未核查过。1980年“两案”审查时，没有提到李文普这一枪，更何谈查验了。

两枪差点儿打碎了林彪的脑袋

9月12日深夜，大红旗保险车的车内外响了两枪后，接着又响了第三、四枪。这后两枪都是六中队中队长萧奇明打的，打在大红旗前进方向的右后车门玻璃上。第二天我在萧奇明开枪处，拾到两粒765式手枪的弹壳，同时检查萧奇明的子弹少了两发。而在大红旗保险车的右后车门的防弹玻璃上，发现两个浅浅的小坑。
萧奇明本意是瞄着司机打的，无论如何不能把首长“骗”走，击伤了司机，大红旗保险车就跑不了了。而就在萧奇明开枪的一瞬间，大红旗保险车重新启动向前窜去，所以萧奇明的两枪都打在了右后车窗上。如果不是高级防弹车，这两枪极有可能击中坐在右后车门处的林彪。
林彪最后一个上车，他坐在右后车门的位置。我专门坐进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的座位处，发现萧奇明那两枪不上不下，不前不后，正对着林彪的脑袋。两个弹着点集中而清晰，相距10.2公分。我用尺子专门丈量了一下，弹着点距离车窗上框17.8公分，距离车窗下框32.几公分。幸亏大红旗保险车是防弹玻璃，765式手枪的威力又比较小，绝对不会伤及车内的人。然而，萧奇明同志的这两枪后果是严重的，他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行向林彪乘坐的大红旗保险车开枪，还差点儿打死了林彪。

毛泽东拍桌子说“究竟是谁害谁啊”

我们二大队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也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保险车从北戴河开了回来。汪东兴同志亲自进行了察看，并坐进大红旗保险车林彪的座位上，看到那两个弹着点正对林彪的脑袋，更加生气了。汪东兴指着弹着点说：“你看多危险，惹这么大的乱子，我汪东兴的主任也当不成了。”
1971年9月28日，汪东兴同志在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毛主席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拍了桌子，他老人家说：‘这个8341部队好大的胆子！是哪一个下的命令开枪？竟敢向林副主席乘坐的保险红旗轿车开枪啊！幸亏是大红旗保险车，没有打伤、打死人。如果把林副主席或他的家人打死了，打伤了，我毛泽东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怎么向全党交代啊？怎么向全军交代啊？究竟是谁害谁啊！我毛泽东能说清楚吗？好在没有打死、打伤人，这多么可怕啊！’”
毛主席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极深。说心里话，听了毛主席的批评，我吓坏了，当即向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表示承担责任。我是现场指挥员，不管从哪方面讲，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萧奇明开枪的这个问题，我曾三次当面向汪东兴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除了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对萧奇明打的两枪，我要承担责任，请求处分。我说：“萧奇明是我的部下，我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
汪东兴同志说：“你也承担起责任来了？你又没有下命令，你承担什么责任？你们几次请示，挡车不停，又没有告诉你们。我已经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表示接受处分。毛主席说‘你没有下命令，你承担什么责任’？既然我没有责任，你没有下命令，你也没有责任。”

汪东兴连说了两遍“没有功”

我对汪东兴、张耀祠同志说：“萧奇明开枪的动机，他是见林彪仍在车上，叶群、林立果要把他‘骗’走，他心里很着急，眼看汽车要开走，想打伤司机，不让汽车走，才开的枪。”汪东兴同志说：“那子弹还长眼睛，能打谁就打谁啊？”张耀祠同志说：“这个萧奇明，太鲁莽了，胆子也太大了。”汪东兴肯定的说：“834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长萧奇明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私自开枪，违反了军纪，是严重错误。但我觉得在那种突发的紧急情况下，作为一名警卫战士，出于对警卫对象安全的责任感，当他知道叶群、林立果要‘骗’林彪走，看到大队长拦车没有拦住，又听到两声枪响时开了枪，是鲁莽，是冲动，也是被迫。”
汪东兴拿着我们鉴定报告上关于弹着点的草图，指着萧奇明那两枪的弹着点，一再说：“太可怕了，如不是防弹车，正好打在林彪的脑袋上，不知要惹出多大的乱子。你们这个中队长差点闯下大祸！”汪东兴同志把毛主席的原话又重复了一遍：“毛主席批评得对！如果不是大红旗保险车，你看他打那两枪多可怕！我告诉你，这个中队长没有功！没有功！不说他算啦！”
汪东兴同志连说了两遍“没有功”，情绪明显有些激动。范连山（8341部队二大队政治委员）表示要承担责任，接受处分。汪东兴说：“你这个政委又没有在北戴河，又没有下命令，你有什么责任？我们都要接受这个严重的教训吧？”汪东兴还说：“我看过那辆车，好险呐！我看那枪的弹着点正对着林彪坐的车后座玻璃。如果不是保险车，能不伤人吗？别提他啦！他没有功！不去追究他啦！你们接受教训吧！”
回到大队部，我们商量怎么找萧奇明同志谈话。范连山同志说：“我找萧奇明同志谈，让他作个检讨。”我和于仁堂同志都说，如果把汪东兴同志的原话告诉他，怕他接受不了毛主席的批评，搞不好思想压力大，出什么问题。最后我们决定按汪东兴同志说的办，“别理他”，“不去追究”，“算啦”。我想，萧奇明这两枪，可想而知，把车里人吓得不轻。警卫部队竟敢向保卫的副统帅的汽车开枪，这可不是一般的举动。
汪东兴把我、范连山、副大队长于仁堂叫到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你们二大队保卫林彪的警卫任务算完成了。这次林彪、叶群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些问题，接到你们的报告后，我都及时向周总理和毛主席报告了，你们几次请示要采取措施。没有总理、毛主席、中央指示，我可不敢随便要你们采取措施。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啊，谁知他们真要干什么坏事。林彪、叶群突然乘车，又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谁能阻拦得了？你们所做的都做到了，你们不要背包袱，与你们没有任何牵连，是我派你们去警卫林彪的，你们现在要抓好部队，做好思想工作，不能出问题，以后还有任务，要听从组织安排。”
我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是初步的，但是真诚的。主要内容是由于觉悟不高，被骗了，因此没能有相应有力的措施，没有完成任务。我惭愧地把检讨交给汪东兴同志。
汪东兴同志笑着说：“你这个检讨就算了，该做的你们都做了，已经不容易了。情况多复杂呀，复杂得很呀！不要说你们，我也做不了主。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因此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有些事情也由不得你们。这件事情，整个说你们的处理是对的，毛主席不也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罢’。”
毛主席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这句话？我专门问过汪东兴。汪东兴同志回答：“你说怎么弄？飞机在天上，迫降、击落，机毁人亡，毛主席不干这个，主席绝对不干，由他去吧！天要下雨，不让它下能行吗？娘要嫁人，拦得住吗？”

我遵照周总理指示，护送林豆豆回北京

1971年9月27日21点许，我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周总理指示，让林立衡（豆豆）回北京，只准林豆豆和张清林回北京，林办的人不准回北京。你亲自去火车站买票，要乘包厢，并亲自送他们回北京。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可发生意外。到北京站我派车到站台包厢处接，派你认识的人接你们。你要亲自护送到玉泉山五号楼， 由玉泉山管理科接待和安排她的食宿。安排好后，你到我办公室来。”
当我来到汪东兴同志办公室时，他问：“还顺利吧？”我回答：“一切还好，他们到玉泉山后，对我说‘谢谢组织上对我们的关怀’。”汪东兴说：“我们也放心了，我们最担心有人杀人灭口。”汪东兴又对我说：“‘九一三’之后，周总理一直担心林立衡（豆豆）的人身安全和精神状况。总理说，林立衡（豆豆）敢于大义灭亲，及时向中央报告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活动情况，使中央能有所思想准备，及时采取相应必要的措施，免遭一场更大的悲剧和更大的损失。林立衡（豆豆）是有功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她的人身安全。”
说“林豆豆有功”的话是毛主席说的。1971年10月，毛泽东对谢静宜说：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
林豆豆住进玉泉山后，周总理让谢静宜去陪伴她。以后我问过玉泉山的一个同志，林豆豆现在怎么样。他说：“我们经常看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总政治部的人来向她了解情况。可有的人走时似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特别是中央文革小组某人来时带着笑容，与我们打招呼，走时垂头丧气，谁也不理就走了。”再后来我听说中央文革小组把林豆豆下放到河南郑州的一家工厂劳动，还不断地让他们写交代材料，甚至批斗。这么搞真是太可恶、太可恨，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以上所说的话。

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情况

我的老家在山东莱阳，是个穷山区，地薄，玉米、小麦都不长，只能种红薯。我父亲哥三个，我有11个叔伯兄弟。我大哥打长工，到年终给100斤粮食。父亲不敢打长工，只能打短工，短工打一天给一天粮食。我二哥是哑巴，比我大两岁，我很小就带着他出去打工。我出生于1929年8月1日，但我一直说1930年出生。因为岁数小，干活给的工钱就少，12岁以内只能给人牵牲口。我们每天回到家中，不敢问母亲有没有饭，一问母亲就会掉泪。我只是悄悄地摸摸锅盖热不热，如果锅盖凉，就一声不响走出家门，这一顿就不吃了。
我的少年时代正值日本鬼子扫荡山区，扫荡过五六次。有时吃着饭一看“消息树”倒了，把饭碗一撂，就赶快往山里跑。如果被抓到了，日本鬼子给糖吃你不能不要，否则就踢你一脚，骂你“大大的坏蛋”。有一次日本鬼子把我抓到了，叫我炒白果，我人小给炒糊了，日本鬼子踢了我一脚。又拿一袋白果叫我炒。这时烧的草没有了，叫我去拿草，我乘机跑进一个老奶奶家。老奶奶家很臭，日本鬼子不愿意进，老奶奶叫我趴在臭糊糊的地上，在老奶奶家中呆了一夜。天亮日本鬼子走了，我才逃过一劫。
我12岁上学，名义上我读了六年书，但真正在学校只有两年，其它时间都在帮助家里干活。后来村里有了民兵，组织抗日活动，我参加了青年团，搞宣传，埋石雷。村里炸死过一个日本鬼子，我去看过，炸得到处都是血。1945年底我的一个哥哥参军了，我非常羡慕，虽然父母不愿意我走，1946年12月23日，我还是偷偷地参了军。
我当兵最初在胶东军区特务团，我在连队当通信员。我们连队驻地距离我家不到20里，离姑姑家更近，只有5里地。每天我们跑步都经过姑姑家，这样我写了封信托姑姑转交家里。父亲一听我在特务团，就骂开了：“当兵当特务了？咱家出特务了？”我们那里的老百姓除了恨日本兵，就是恨汉奸和特务，听说谁是特务，都恨死了，一家老少都跟着抬不起头。父亲立刻找到我当兵的村子，死活要把我领回去。父亲说：“谁家出了特务，想法也要把他弄死。”连部文书说：“小姜当兵，不是做特务事。”父亲无论如何还是要拉我回去。文书说：“我们这个特务是任务特殊，我们警卫军区首长许世友，你说特殊不特殊？”父亲说：“不是坏事？”文书说：“想来还来不了呢，这是好事。”我们村有四个兵在特务团，其中还有我的叔伯三哥，父亲回家赶快告诉那三家，说他们“不是当特务，是好事”。
我从小爬山、砍柴，不仅练就了我健壮的体格，也练就了我打枪投弹的准确性。我们村前有一片树林，我必须用石头或木棍才把树上的枯枝打下来。我比划比划，一打一个准。新兵投手榴弹，35、40、45、50米各划一个白圈，我第一个手榴弹就投进40米的圈子，五发三中，拿到了第一名。我的手枪也打得准，从不脱靶。1954年换发765式手枪，我打枪打了第一名，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国家射击二级运动员证书。
1950年中央警卫师成立，四个野战军各调一个营，我们华东营代表第三野战军，其中苏北、青岛警备区各调一个连，第32军挑了两个连，其中就有我所在的连队。我们所有干部都降一级使用，战士则要求是党员、班长或战斗小组长，全营只有司号员一个团员。装备全部是美式卡宾枪，这是当时首长警卫员才有的装备。
我在中央警卫师16连当排长，1952年到公安步校学习军事指挥，1953年毕业回到中央警卫师，被任命为营部参谋才两三个星期，中央警卫团就从中央警卫师中分出来，专门负责中南海警卫。张耀祠从我们步校回来的五六十人中挑了四个人到中央警卫团，其中就有我。
我不愿意去中央警卫团，认为不自由。我们华东营住在人民大会堂西边三号院，有一天通知到中南海开会，三营长带着我们到了中南海西门，不让我们进，说没有接到通知。三营长二话不说，带着队伍返回驻地。后来三营长挨了一顿批评，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张耀祠专门找我谈话，要我服从组织分配。这样，我到了中央警卫团。
1955年，我调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任区队长，那时五大书记，一人一个区队。1956年我调到大队部当参谋，1960年任二中队中队长。我们中队一百七八十人，怀仁堂、中南海西门也由我们中队负责。1966年我负责警卫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我仍在中央警卫团，一直到离休，整整干了35年的警卫工作。


原载《新史记》2017年总第35期
2022年9月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