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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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张 胜: 张爱萍大彻大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7月 31, 2022 8: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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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萍大彻大悟

                ·张 胜·

  父亲回顾他的历程,把经历“文革”作为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有几个转折。……文革被关起来,就算是第三个阶段了。”

  回首那场灾难,历史已经整整走过了40年。记述这段不堪的往事,我的心态已经平和。父亲在这场灾难中被关押了5年,他在狱中折断了一条腿,九死一生;我们全家也随之颠沛流离,濒临家破人散。当年在风口浪尖上的许多人物,早已作古。许多伤心的往事和恩恩怨怨已在时光的流逝中随风散尽。

  但我仍然坚持要把这些曾经发生在父亲和我们全家身上的遭遇和苦难记录下来,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和不幸。父亲自从他投身于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党和国家命运的个人悲欢,他的荣辱乃至生命,都和这个党,和这个国家融合在一起了。

  话题是从巴金的《随想录》谈起的。父亲说:

  “我同巴金不同,他对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是痛恶的。我虽然也不理解,这后来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但对破四旧、立四新、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我是拥护的。当然,对后来的打砸抢,包括对我个人揪斗,这些法西斯暴行,我是愤恨的。但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错误是虔诚的。原因之一,它是我们党发动的一场革命。我可以抛弃家庭出来革命,但我不能背叛党和人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5年的囚禁中,才感觉到特别痛苦。也正是这样的痛苦,使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有了深层的解悟,达到了我过去不曾企及的深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痛苦和创伤,是一件宝贵的遗产。我在中央全会上曾多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文革’带给我们的教训,全党认真地思考过了吗?我同意巴金先生所疾呼的‘勿忘文革!’”

  在“文革”中,以父亲那样的刚直不阿的品格和张扬正义、疾恶如仇的作风,受尽磨难,应该说,是个定数。

1,走出桃花源

  许多回忆文章在追述当年时都是这样的说法:1965年11月,上海党的机关报刊登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整个中国被一种严酷、紧张的空气笼罩。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政治斗争眼看就要来临。追忆当年,能有多少人会有这样的敏感度,我不知道。但起码在我所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和层面上,在父亲和我们全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这种气氛。

  1966年3月16日,父亲在苏北乡下,填写的一首词:“东风浩荡,红日照方巷,绿波滚滚千重浪,农家儿女欢畅。”看得出,方巷带给他的欢快心情。

  但就在这同一个月里,他的直接上级,总参谋长罗瑞卿跳楼。罗在软禁中,因不堪忍受对他的诬陷,以死抗争,结果换来的是被截去了一条腿和罪加一等的屈辱。

  父亲回忆这段往事,是从上海会议开始的。

  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上海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中办回答是客气的:我们只授权通知会务接待事项。现在回过头来琢磨这几个冷冰冰的字,应该是个先兆。但按惯例还是应该有所准备,直到上了南下的列车,父亲说,一路上他都在准备会上发言的提纲。基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断深入,他想,应该利用这次机会,结合在方巷搞社教的体会,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父亲回忆:“车到上海,晚上见到叶剑英同志,他告诉我,罗瑞卿,他犯了篡军反党的严重错误。我很吃惊。”

  “文革”后,中央对许多重大事件重新做了结论,但这个会,至今扑朔迷离。从现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军队中得知此事的也就是“文革”初期的那几个风云人物,连军委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可见之诡秘。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版本很多,对一些细节我也没有兴趣去核实。父亲的回忆大致是:“上来就是分组会,叶群先介绍,她是几个组的跑。中心是罗如何逼林下台,就记得说罗踢了走廊里的猫,含沙射影地说了些什么话,很无聊的事,记不清了。”

  父亲分在的华东组,有刘少奇、陈毅等他熟悉的领导人。可能是太突然了吧,父亲说:“我记得很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是陈老总先打破沉闷,他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和陈老总之间讲话一向很坦诚。我说,我不清楚叶群讲的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这句不经意讲出来的大实话,后来居然给他惹来杀身之祸!你是副总长,你说你不知道,难道是我们造谣?我们在无中生有?既然是以中央名义召集的会议,又特意安排了叶群介绍情况,不管她本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说服力,都不能简单的只看作是她个人行为了。依照父亲一贯的组织观念,对中央提出的问题,是必须认真思索的。父亲说:“当时我既没有看到倒罗的实质,也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我只是从思想上、作风上提醒自己,在成绩和功劳面前决不能向党伸手,告诫自己,不要走到罗的道路上去。我从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方面做了批评性的发言。”显然,这种认识与会议的基调是极不适应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或许对研究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父亲说,他考虑到刘少奇同志是主管四清工作的,希望能向他汇报一下方巷杜教的情况。刘的秘书挡驾了,说少奇同志感冒就不谈了。但刘少奇又主动来电话约谈。父亲说:“这次谈话,比起与林彪那次,要冷清得多了。整个汇报,就是自己在唱独角戏,少奇同志缄口不言。当谈到发动农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少奇同志只说了四个字,好嘛!好嘛!”

  这是怎么啦?刘是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时期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人,父亲对刘是十分敬佩的,刘对我父亲也是器重的,何况刘还是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父亲接着说:“他这样心不在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会议结束前,肖华通知说,军队的同志都留一下。父亲说,我请假,社教工作马上要结束了,都在等我,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想尽快赶回去。第二天,肖华又通知,林总说既然都有事那就散了吧。事后,听说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都去了苏州林彪那里,只有父亲没有接到通知,虽然他当时就在距离苏州很近的邗江。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父亲身边的一个秘书私下里和别人嘀咕,看来我们首长被划入另册了。秘书间相互通消息,年轻人总归要敏感得多。

  我问父亲知道这回事吗?他摇摇头。

  1966年,北京的开春是寒冷的。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给罗瑞卿定性。

  从故纸堆里,我找到了当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的某领导人的一份发言,从中可以品味出当时的气氛。这个平时和罗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人说:

  “罗瑞卿的问题我早就有所察觉。到了1965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他就大骂林副主席。……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

  然后就是无限上纲:“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罗瑞卿的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

  今天再来看这些发言,真不敢相信是出自我党高级干部之口。父亲回忆说:“我还是固守我的老原则,实事求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即便是他曾疏远过我,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不清楚的事不瞎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

  联想罗、林以及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几个人耐人寻味的关系,现在突然发难,而且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本身,就很蹊跷。但直到这时,父亲的认识,还只是出于同情弱者的人性本能,和对政治投机者的鄙视。他说:“我仍然迷惑不解。毛一直对他是特别信任的,就说是他自己要替代林,这也不能算是反革命啊。怎么就会恶化到了这一步?不解。”

  听到罗跳楼的消息后,父亲惊愕中带着激愤:“为什么要自杀?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怕什么?横下一条心,顶下去!”

  顶下去?真的那么容易吗?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不要多久,就该轮到他自己来实践这句话了。

  约一个星期后,陈毅通知我父亲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那里去一下,说是有事要谈谈。到总理、陈老总那里谈工作,本是件经常的事。父亲到了后,陈老总说,总理一会就到。闲聊中,陈问父亲,彭罗陆杨的事知道了吧,有些什么看法啊?

  在这之前,军委召开会议传达了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被定为反党集团,简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父亲回忆说:“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开会的情况。他既然问到我有什么看法,我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陈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我听不明白了。”
  “陈老总说,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张爱萍身上无小事。你看看吧,说着拿出一封信,有人把你告了!我一看是揭发我在会上说的几句牢骚话。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人写的。后排的那个人做的证。”

  父亲那时正在组织第三颗原子弹试验,从大西北的试验场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参加这次“打招呼会”。

  所谓打招呼,是党内在重大决定出台时,尤其是重大的人事调整时,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一下,以免核心层里有人乱说话,搞得工作被动;同时也可摸摸每个人的政治态度。“文革”时政治气候多变,分别打招呼都来不及了,干脆一勺绘,开会,于是在“打招呼”后面多了个“会”字。后来成了一种固定的工作模式,凡事先几个人捏咕好了,再给常委外加骨干、亲信们通气,江青给这种形式起了个名字:“吹风会”。言简意骸,告诉你,看明白了,该把握什么风向,别糊里糊涂地犯错误。

  别看开个会,里面学问大了。由谁来吹风?定个什么调子?话讲到什么程度?都是有一套潜规则的。真正的大佬是不会轻易出场的,上台前吹风的这个人,一定要是个亲信的铁杆打手,现在商圈里习惯叫操盘手。暗示众人,该跟谁,不跟谁,以谁划线,怎么划线,别站错队了。能争得吹风的角色,对其本人今后的仕途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就因为对这种官场政治的深恶痛绝吧,在吹风会上他竟口无遮拦。我们看到这封告状信的全文,是在3个月后,1966年9月军队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始,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原信写于1966年5月23日,由总后、科委、总参作战部三个高级干部署名。信中说:“在向高级干部传达彭罗陆杨的会上。张爱萍在下面散布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张爱萍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为最恶毒,要害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

  父亲继续回忆:“这时总理进来了。陈老总说,他已经不打自招了,看来他是搞阳谋的,不是搞阴谋的。”
  “总理听完说,弄清楚就行了。”
  “总理有事要走,临出门时又转回来,又叮嘱了我一遍,并指着陈老总说,还有你!你们两个都要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可不要乱讲话吆!切记!切记!”

  在《五一六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著名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后来被解释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13年后,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天确定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

  两天后,也就是5月18日,林彪进一步演绎了这段话的意思,他说:“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和林彪的讲话传达到全国后,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立即形成了一种令人骇然的气氛,加上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叫炒作了),一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正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巨大错觉被全党和舆论所认同。我不知道中央委员一级的高级干部中,有多少人心里真正会相信这些话,要搞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

  父亲说:“在当时,对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社会主义时期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去反对。”可以想见,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要求他自觉地去认同并努力去理解。

  但他又说:“唯独使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种没有事实依据,或事实不清,也不允许本人澄清事实,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实问题和历史恩怨一起算总账的做法。”

  对彭真,父亲并不熟悉,只知道是个重权在握的人物。罗瑞卿、杨尚昆他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但也就是工作关系。和陆定一,在中央苏区时,陆是团中央的宣传部长,我父亲是秘书长。解放后接触不多,但他的知识和文采是我父亲所能认同的。可现在呢?父亲说:“有错误就批评,有罪行就法办,先把事情搞清楚嘛!罗瑞卿是什么问题?杨尚昆是什么问题?陆定一、彭真?我不是在为他们说好话,我也没有必要为他们说好话。说是反党集团,总要有组织活动的事实嘛!还有要防止反革命政变,说的那样吓人,摆出事实来嘛!”

  尤其令他怒从中来的是,那些上台揭发最凶的、调门最高的、标榜自己最正确的人,偏偏就是过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紧的,用他的话说,是“把人家门槛都踏破”的人。而对这样政治品质恶劣的、一副谄媚相的奴才,上面偏偏还就欣赏,破格提拔重用,官位节节高升。这叫什么风气?这是党的会议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不是把封建王朝最腐朽的那一套搬到共产党内来了吗?父亲说:“过去历史上就是这样,但那是王明时期。党内过去有过,已经被纠正过的嘛,怎么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呢?”

  他由旁观到抵触,由愤然到怀疑。他有点管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后来批判我父亲,指责他居然说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这就是在包庇!在干扰!在抵制!父亲反唇相讥道:既然你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揭发?说你政治上投机,脚踩两只船都是轻的!

  总理离去后,陈老总又把父亲留下,两个人做了长时间的谈话。父亲回忆说:“谈了他对党内、军内许多不正常现象的看法,联系到历史,很中肯,推心置腹。”

  但总理和陈老总苦口婆心的告诫,对父亲起作用了吗?

  我妈妈说:“你爸爸回来我问他,他这种口无遮拦的毛病,真让我担心。但他只是说了句,无耻小人!看来他满不在乎。”

  其实,在乎,也晚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出人意外地身穿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阵营亮相的大会。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讨刘檄文《炮打司令部》,他向全国人民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共产党中央内部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是一群反革命分子,妄图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过去革命斗争的延续,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

  人们不禁要问,那他们究竟是谁呢?在党中央内部,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谁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呢?今天,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上,就可以看个究竟了。

  天安门上站在伟大领袖左右的军人们的镜头尤为引人注目,这无疑是在告诉全国人民,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基石是枪杆子。但对军方上层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看见了吗?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雏形已经搭建起来了。虽然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各总部、军兵种、国防科委、各大军区,为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入场券一直在拼杀,此起彼伏,领袖身边的人中也有中箭落马的,困兽犹斗嘛!争斗一直延续到“九大”才算基本稳定下来。毛泽东曾有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原想一年,没料到搞了三年,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一时生出许多感慨来。

  就在这前一天晚上,8月17日深夜11点,父亲接到了第二天上天安门的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了,毛泽东要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但父亲的工作日程已经安排好了,和工程兵、铁道兵的两位副司令第二天一早飞济南,组织这两个兵种抢搭黄河浮桥的演习。

  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涌动,黄河边激流奔涌。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给他的任务。在黄河上架设浮桥,不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也关系到国计民生,每年黄河泛滥,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现在,参加演习的部队已经到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父亲后来回忆说:“我只认为上天安门这种活动,和过去的五一、十一没什么两样,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人,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要紧。那边部队都在黄河边等着……”

  果然,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在国防部大院,从总参到科委,从一楼到六楼,到处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共5万张。这样大的势头,在三总部也是空前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的决战面前,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站队。不上天安门而去黄河边,他再次表现出了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天真与弱智。

  “三反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处赫赫然写着“张爱萍”的大名,并用红笔在上面打上大叉。“炮轰张爱萍!”“火烧张爱萍!”“把张爱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张爱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有一张上写得很生动:“毛主席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让张爱萍在大字报的海洋中灭亡吧!”

  还有一张写得更活灵活现:“张爱萍来看大字报,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革命群众质问他,他用鼻子说:‘哼!’”

  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巨大的,找你点问题并非什么难事。罪行分现实的、历史的、工作中的、平时生活的。年代久远,当时揭发批判了些什么,只是些模糊的印象了,好在找到一份当年“文革”小组整理汇总的、供批判用的材料,让我摘录一些有趣的内容: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央印发了陈伯达就派工作组写给毛主席的信,陈述了自己反对派工作组,以及被刘、邓反对的经过。张爱萍在简报上批道:‘从文字上看,态度不分明。’事后他竟说,既然是中央全会,我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但父亲最后还是被迫做了个被称作是“极不像样”的检查:“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发言,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一、派工作队的问题。我认为这些同志自己做错了,有了自我批评,是应该欢迎的。我还说,如果我去搞这项工作,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总理召集我们,讲了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大家才说,原来刘少奇有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啊……”(注:《1967年3月8日总参谋部第一次批斗大会上张爱萍的发言》)

  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后来我问起他,十一中全会上,风向已经一边倒了,你还不赶快地转?他说:“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控制不住,就有感而发了。”事实上,陈伯达当时是赞同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父亲从他给毛泽东闪烁其词的揭发刘邓的信中就看出来了。这一点在《陈伯达其人》一书“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252页上有详细的引证。

  继续引证揭发材料:

  “张爱萍根本就没有服气,他在西北组发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党里流行一种给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就认为是反主席、反领导、反党,又不调查,偏听偏信自己亲近的人。”

  列举的罪证主要来自父亲在文件上的眉批。他工作上抓得很细,但在言谈举止上有时却大大咧咧。现在,这些文件都一一被挑拣出来,成为了证据。

  军委办公厅揭发: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文件的附件“《人民日报》6月2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在该文引用毛泽东的话:“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空白处,张爱萍写道:“不要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都看成是反自己,反党的。”
  在彭罗陆杨罪行材料上批:“从材料上看,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
  在中央文革小组第61期简报上,张爱萍批写赞扬王光美在清华大学下食堂。

  再就是周围同事们的揭发了。

  总政某副主任揭发:“张说彭罗的材料就那么多,错误不那么严重。”
  科委某副政委揭发:“张住院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
  身边工作人员揭发:“张给邓小平写信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

  数军务部揭发的最有意思。这是关于军马退役处理工作总结报告,有一句:“老实马使役时间太多,调皮马不用”。张爱萍在这句话下划了两条粗杠,写道:“我军对人也是如此!!”让人禁不住捧腹大笑。

  父亲是什么态度呢?我看到当年总参“文革”小组的材料:“张爱萍用讥讽的口气朝我们说:就这些吗?他这是在向党、向革命群众挑衅!”

  与此同时,国防科委也掀起了批判父亲的浪潮。和总参一样,到处贴满了打着红叉的大字报。不同的是,科委的大字报集中在部院合并问题上。部院合并是指国防科委所属的研究院和国防工办归口的各个工业部,在管理体制上,是合还是分。这本是个纯粹又纯粹的工作问题,到了“文革”,全都成了政治问题,成了立场问题,成了是站在哪个司令部的一边,谁夺谁的权的问题。

  大字报虽然数量多,帽子大,但仔细分析起来,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一个,围绕打招呼会上的那封检举信展开的,并由此引申。张爱萍之所以攻击林副主席信任的人,就是攻击在林副主席和他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无产阶级司令部;因此,这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由此导出,张爱萍,你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刘、邓的人,就是和彭罗陆杨一样的反党分子。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路线的理论,导出了党内的两个司令部,又顺藤摸瓜地连带出从中央到各部门到各级地方组织的众多的成员、死党。终于导致了党内长达10年的一场混战。

  毛泽东怎么也制止不住了。

  一江山的胜利,原子弹的成功,方巷社教的轰动效应,这个当初被人们称作是张爱萍三张王牌的业绩,渐渐地把他推向事业的巅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依附谁,我凭自己的实干!”他不信,共产党会打倒像他这样的人。他也不信,党内就不能讲真话了。

  但他错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了,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林彪也说了,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

  当一个人处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时,噩梦就离他不远了。

2,暗箱操作

  为什么我的父亲在运动初期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呢?这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而来的五万张大字报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搞清这场劫难的缘由,探讨造成这种丑恶现象的党内生活的机制,我曾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迫害我父亲的原始资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对历史、也对未来负责。下面恕我不厌其烦地引用档案的原文,以证实历史上确有的罪恶。

  查到的文件登记表明,早在1966年9月就在暗中布置收集我父亲的所谓反党言行了,打印了“关于张爱萍问题”的报告初稿。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关的档案卷宗中,都未找到该报告的正文。遗失了?或是销毁了?但报告的附件还在,罗织的主要罪名有:包庇罗瑞卿;同情刘少奇、邓小平;为彭罗陆杨鸣冤叫屈;诬蔑“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杨代总长……共18项。于是,几天后,就有了前面所说的一夜之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五万张大字报。

  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作为还在正常工作的总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的他,居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我们家,并将父亲扣押。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这又是谁指使的?

  我查到了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可叫院校去搞,先把他放回来。”这就是答案。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领导者给这个大会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追斗会。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共追斗了20天。

  可能是太丑恶了吧,“文革”结束后,所有与之相关的材料统统都在销毁之列。但我还是听到了一盘3月8日这天批斗我父亲的录音,那是早年的圆盘磁带,用老式录音机才能播放。

  随着磁带嘶嘶啦啦的转动,一阵又一阵令人颤栗的疯狂呼叫把我带回到了1967年。我听到了父亲当年的声音。他痛苦无奈的低哑嗓音,被台下震耳欲聋的声讨所淹没。他的检查进行得非常艰难,讲不了一句,就会引来众多的呼喊声:“不许放毒!”“打倒张爱萍!”“张爱萍要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低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偶尔也会冒出父亲微弱的反抗声:“还让不让我说话了……”你很难想像这一切发生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很难想像他们曾是一些挂过将校军衔的人。有些领呼人的口音还能辩别出来,因为不少是身边经常接触的、我管他们叫叔叔的人。我不怪他们,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越是亲近的人就越是需要洗刷自己。

  父亲回忆说:“你检讨吧,就喊口号打断你;不开口吧,又说你是顽抗。这哪里是党的会议?”

  我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

  林彪的字样出现了。其实父亲心里能不清楚吗?他说:“看得出,这五万张大字报围绕一个中心,要扳倒我!因为我从不依附他们。”

  父亲回忆说:“在会上不允许我申辩,我找军委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态度最坏,不仅不转,而且非常粗暴,说你不好好检查,打什么电话!总理那里态度要客气得多,表示会尽快转告。但这些电话没有能够帮助我,反而电话机马上被拆走了。”

  是啊,即使是英雄,到了这一步,小人的气也得受了。我常看到小摊上卖的一些印刷很拙劣的刊物,登载一些林彪身边人写的文章,除了披露些林彪和叶群的一些无聊琐事外,都是把自己打扮得如何无辜无瑕。不知这些文章的作者是真是假?

  父亲那天的检查稿至今仍留在家中,面对那发黄的稿纸,我唏嘘不已。父亲首先对批判他表态:“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本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表态。但这有用吗?

  就在父亲检讨的同天,3月8日这天,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

  材料列举的罪状共10条:一、反毛主席。因为《红旗飘飘》丛书上曾发表过父亲写的《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的回忆文章;二、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也没有举出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三、反林副主席。出自于没有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林副主席纪念亭。父亲说,在人迹罕见的荒漠里搞这个不是太荒唐吗?你们谁同意谁就批。结果还真有个领导大笔一挥批了30万,“九一三”以后又给炸掉了。父亲1975年重新工作后,看见残存的遗迹,愧惜地说,既是历史,就应该留下来;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在京西宾馆讲恶毒攻击的话。这倒是沾点边;五、主张部院合并。后来一查,竟然是毛主席批准的,滑稽;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这也算罪行?再一个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月给地主分子父亲寄钱;同杨尚昆关系密切;对批判罗瑞卿不满;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等等。

  第二天,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
  果然,叶群马上批示:“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当天,叶群的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3月9日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接下来是周恩来批的五个字:周恩来已阅。(原件没有注明日期)

  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一个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就这样被打倒了。

  在“文革”中,每一个被打倒的干部,都有他自己特殊的经历,但在他们这些故事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会找到许多相近似的地方。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有多少是被群众揭露出来然后被群众打倒的?所谓的群众运动,说到底都是上面的旨意。无怪“文革”中流行一句话:“什么叫群众运动?实际就是在运动群众。”

  远在广州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黄永胜这封信?这封信源于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找不到文件签发人是谁,这样一个发到全军的通知竟然没有人对它负责。

  父亲停职后,每日的“功课”就是被拉去批斗。总参、总政、空军、海军、国防科委以及下属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个人的,也有陪绑的,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有关的和无关的。

  他说:“开始我还注意听听,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就由得他说吧。被斗的没有哪个服气的,我印象中,彭老总的头总是昂着,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谓搞你喷气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向上抬,逼迫你弯腰低头。”

  通常是一早被押走,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喷气式”和挂“黑牌子”无情地损伤他的身体。父亲左臂负过伤,每次批斗都被人强拧着。一次他终于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军的一个干部将他扶到后台,给他水喝。父亲说:“我没有能问他的名字,但我很感激他。”

  妈妈说:“成天提心吊胆的。只是,人的承受能力往往连自己都会吃惊。后来摸出点规律。一般都是清晨4点,警笛的怪叫声一响,就知道来抓人了。赶紧弄些吃的,否则一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只要人能回来,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他没有能够回来。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

  专案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1967年6月7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党委领导人立即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

  他完了!张爱萍彻底完了!大喜。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

  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

  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

  两个月后,苏州消息传来,张瑞不是张爱萍。真他妈的扫兴。好在此时已经将张爱萍以审查为由关押入狱,反正目的达到了。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面前,任是铁人也得招供画押!

  父亲被抓走的这天,正是12月26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

  妈妈回忆这一天:“下午,单位来人,说急着要找份文件,催我快去单位。我心生狐疑,交代了你爸爸几句,就匆匆跟他们走了。到单位等了很久,主任才进来,他说接上级通知,现已对张爱萍实行隔离审查。我立即要求回家,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还能不能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在那个年月看得太多了,但他们不许……”

  妈妈在民航局工作,是经吴法宪介绍的,吴的夫人陈绥圻“文革”时是民航革委会成员。她们还曾是患难之交。

  我读过一部苏联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这部百万字的长卷引起了我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苏联大清洗期间的捕人方式是在夜间,在寂静的深夜里将你从睡梦中拖走,让你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得多了,略施小计,从好处想,或许也是避免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父亲对这一天的回忆是:“你妈妈一走,专案组就来了,蒙上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我想要等到你妈妈和三子、艾子回来,临别,也该给你们留下句话啊!但已经办不到了。直到5年后,出了狱,才知道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我那年在军队,几十年过去了,在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仍然能看见他像犯人一样被蒙面押解的那一幕,我的心在作痛。

  “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就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我妈妈接着讲:“我预感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曾相互勉励,我说,只要你挺住,我就能挺住。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别和你爸见一面。他们一直关我到深夜,估计是那边都办完了吧,才放我回家。看见三子脸上挂着泪睡着了,他看见我就哭了,说爸爸被他们抓走了。其实,你爸被抓走时,三子已经放学回来了,被他们关在外面,他是在窗户里看见你爸爸被带走的。”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不是个爱计较小事的人,但他也绝不是个能随便就冰释前嫌的人。从“文革”后期被放出来,一直到他老年,他和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经历。看得出,这在他心上留下了多大的伤痕。

  他说:“这一夜,我眼泪一直在流,天亮了,枕头全都打湿了。斗罗瑞卿,是用萝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摸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注:本书第一章有详述〕,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无论这个故事讲过多少遍,偶然碰及到这个伤口,我们全家人,讲的、听的,总会是泣不成声。

3,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说说监狱外面我们的故事吧。

  从1966年下半年始,家里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因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而背上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在部队这样一个思想、纪律、言行高度军事化的集体里,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连队也没有整过我,只是上面经常会问到我,看到连长、指导员及周围的同志们因为我而如临大敌,我时常会歉疚。我总是自觉地按他们的要求汇报思想,说到伤心处往往眼含热泪。连长赖子英是个武夫式的军人,见不得别人伤心,赶紧打断岔开。政工人员相对就冷静得多了,告诉我日记信件应该主动交给支部,以示自己对组织的坦诚,组织对每一个愿意革命的同志还都是一视同仁的。家里寄来的信件很难得再收到了,也不知是投递的差错,还是有别的原因,没有根据的事不好瞎说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成了个珍稀动物,除了受到特别的关照外,我不再有同类。家在千里之外,渺无音信,我常一个人坐在营房边的山坡上,望着落日。

  父亲早些时候曾给过我一封信,是写给温玉成的,温是广州军区副司令。父亲说,其他人都不太熟,如果真的有什么难了,拿着这封信找找他,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或许能帮帮你。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岌岌可危的处境。信上说,目前每个人都在接受考察,在考察中把子女牵扯进来加以责难,是不大妥当的。

  他已经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预感到什么了吗?

  我来到军区司令部大门。

  我曾多少次进出这里,但那是执行任务,而今天怀着个人的希求,以戴罪之身偷跑出来,我难免惊恐。我被盘问,说是找温副司令,一个电话打进去了。好长一会儿,回话说,温玉成副司令到北京开会了,先把信留下,在这里再等一等,有人出来见你。焦虑中正巧碰上军区青年部张部长路过,我曾是军区树立的学毛选和五好战士代表,自然很熟悉。他说,怎么会呢,温副司令刚才还在给我们开会呢。我疑窦丛生,不安起来,既然没有结果,还是快回去的好,但我已经走不了了。“嘎”的一声,一辆吉普停下来,保卫部门来人了。在审问我的过程中,我听出来,是军区打电话到团里,说你们的兵都跑到温副司令家里闹事了,被截在军区司令部门口,要团里马上来人处理。我不想去设想这和温玉成副司令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我只见过他一面,他来检查工作,团里汇报我是刺杀标兵、特等射手,他说:“先叫他当个班长试试!”

  这件事发生后,再把我留在支左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我被遣送去到罗浮山脚下的留守处农场,开始了一年的喂猪生涯。砍树劈柴、清理粪便,下河捞水浮莲,这是猪能够吃的东西。在烈日下,我赤膊挥动着利斧。我的功力渐长,一斧子下去,碗口粗的木头保准会一劈两半飞出好远,好个一分为二,清脆而且利落,路过的老乡常会有喝彩声。看着罗浮山飞溅的瀑布,看着连绵起伏的重峦叠幛,震耳欲聋的“文革”口号、头晕目眩的红色海洋,渐渐离我远去。

  弟弟从东北插队的边远山村里来信了,他写道,《基度山恩仇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上帝还没有把他的全部秘密揭示给我们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只包含在这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留着我这样的人,终究是个麻烦。一年后,在坦克团指导员和两个战士的护送下,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望着窗外飞驶而去的南国风光,回想4年前父亲在原子弹试验的戈壁滩上给我写下的话:“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热泪盈眶。

  真像是一场梦啊。

  一个背包,一个挎包,和当年离家的时候一样。

  当我猛地出现在妈妈面前时,她先是一愣,随即泪如雨下。我紧紧地抱住她,很久她才说出话来:“怎么这么瘦啊?”
  “爸爸,他在哪?”

  妈妈打开抽屉,摸索了一会,打开了一个手帕包。啊!那是一块劳莱克斯表。我当然认识!这是父亲的!它光彩夺目,名贵、脱俗、是表中之王!

  妈妈告诉我,爸爸在被抓走前的一些时候,有一天又被拉出去批斗,他走出家门又折回来,把手腕上的这块表褪下来说:“留给阿胜吧。”

  啊,父亲,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们一家人将各自流落何方。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父子会凭着这块珍稀的信物得以相认。

  ……

  哥哥也被抓走了。

  他是哈军工66届毕业生,同学们把他的行李物品带回来了。事情起因于他在无意中看了一张传单,是刘顺元(注:曾任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女儿刘小林拿给他的。一个自称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发出了《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它向全党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在利用毛泽东个人的独裁专制和帝王欲望,假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疯狂迫害大批忠实于党的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们,为保卫党,为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捍卫人民政权,行动起来,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落款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

  天底下还会有这样的事?他们讲出了我想不明白也不敢去想的那些话。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继而告诉我,中央文革查得很紧。这份传单在哈军工流传很广,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无奈中想出一阴招,从看过传单的学员中,挑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先抓起来交了账再说。刘小林第一个被抓,她父亲刘顺元,曾被点过名,说他是个老右派,不抓她抓谁?再一个是贺平,贺彪的儿子,老子也倒了,他后来成了邓家的女婿,和毛毛结了婚,先抓了再说;再一个宫著铭,上中学时是我们班的高材生,我的好友,他父亲宫乃泉,新四军的卫生部长,1957年被定为右派,这次当然跑不了。再一个就是我哥,反正张爱萍倒了,抓他白抓。

  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了。这个地方要腾出给新调军委工作的在青海支左立了功的刘贤权住;刘倒台后又给了体委的于步血;于倒台,又搬了出去。小院里桃花未谢,正是应了那句诗:“人面不见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搬家不难,家都抄了几次,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家具又全都是公家的,不让搬。只是舍不得那点煤球,要烧炉子啊,我和弟弟借了辆板车,干了一晚上。那时真年轻啊。

  服务处派了辆车、几个职工,拉来了几件旧家具。跟随了父亲20年的司机老安特地跑来,张罗着叫他们顺带的搭把手。他对我说,总得表示一下啊。我没听懂。他说:“买上几瓶啤酒,大饼和熟肉,请大家撮一顿啊!”又说“长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恍然领悟,推上自行车就走,临出门,他还叮嘱了一旬:“别忘了带条烟!”

  老安热心地带我们张罗着,我和妈妈、弟弟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吃完。临走,他们相互商量着说,这些破家具还拉回去干什么,干脆都给他们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应酬。

  “文革”让我这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从世界革命的热情中慢慢地沉寂下来,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会。“文革”使我终身受益,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后来我被安排到了工厂。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的孩子们提出的一项政策。厂里还是挺同情我的,鉴于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还担任了“可教子女”学习班的班长。我们上午检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劳动改造,劳逸结合。同班的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孩子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爸终有解放的一天,可我们呢?永远没有希望。难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贱民吗?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青年工友们,他们的话,对我不知是安慰还是刺痛。

  “文革”结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扣在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头上的帽子。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北京阴霾的天空飘飘洒洒地降下瑞雪,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他在哪儿呢?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吗?前不久有传他狱中肝病发作死了,我们不信,但又怕信,这么多年了,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为什么单单是传说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确是被怀疑过有肝炎,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死,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比较熟知的人中,刘少奇死了,贺老总死了,许光达大将死了,薄熙来的妈妈死了,陶勇夫妇都死了,刘小弟的父亲刘彬(注:刘彬,冶金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弟弟)也死了……

  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妈妈含泪整理着,我们尽量找好话来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来一些,总共有20来卷吧,都是写在报纸的白边上的,大小不一,我们一幅幅地拼起来,慢慢看懂了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篇《绝命书》。我把他抄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全文如下: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20天爬在床上写了25000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能把你们培育成人,反辱你们终生,愧痛万分,死不瞑目。要把身体搞好,经受磨炼。
  狱夜沉沉何时旦,心烦意乱不能眠,一家六口难团圆。
  四十二年从党命,落此下场心中寒,冤情辩明待何年?!
    泣泪于狱中

  还有一些零星的纸条,上面写着:

  “日夜唯一痛苦的是累了你们,日夜怀念你们的下落和健康。要是有法知道你们真是都很安健,可减轻我的一些痛苦。”
  “衔冤情,无处张。受凌辱,身名戕。殃及妻儿女,愧痛难当!”
  有一张是我弟弟生日那天写的:“往年生日喜气洋,十八不庆泪两行。未见三子长成人,竟然年少历风霜。”
  难道真的没有希望了吗?他问自己:“但愿日出浮云散,明年今日可补偿?”可希望又在哪儿呢?人到了绝境,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殃及孩子们。忘掉我吧!他写道:
  “如果家里人宣布脱离关系,可能会有好的前途。”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从内容和留在报纸边角上的日期判断,可能是在1968年的1月至4月。啊!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了。

  这些纸片,就像浩瀚的宇宙中,从遥远的河外星系传递来的远古的信息。我们头顶的星空,实际上已是多少万光年前留下的影像了。

4,“文革”专案

  父亲回忆“文革”:“不管是追斗会还是批判会,光凭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个人于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敌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专门制造罪状的机构就产生了,这就是专案组,我叫它专暗组,因为他们专门在黑暗中干暗害别人的勾当。”

  “文革”最黑暗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随着“文革”的被否定,“三种人”被追查,专案组的内幕也渐渐曝光了。我在下面把这些发生在高层的制造假案的过程尽可能详尽地公示出来,可能比仅仅述说自己的苦难对今天会更有意义。

  父亲专案组的组长由总部一级领导人担任(指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编者),后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兼任。相当于日后的军委常委和军委常务会议成员来兼任这一职务,级别是相当高的。专案组成员由总参、国防科委的领导人组成。下设专案办公室,负责具体审问、调查工作。

  专案办主任、副主任都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都是1938年入伍,1939年入党的三八式干部。一个行政10级,原系总参二级部副部长;一个行政11级,原系总部系统保卫部门负责人。

  按时间记录下他们的办案的方式和过程:

  罪行之一,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1967年4月,“张爱萍专案组”成立,首先展开了对张爱萍入团、入党问题四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和本人的叙述基本相符。

   9月13日,专案组报告:“专案办公室与南京军区保卫部分头派人外出进行了5次调查,从4月中旬开始到8月中旬止,历时4个月,跑了5个省,到了上海、 苏州、无锡、南京、宁波、芜湖、广德、成都、重庆、达县、大竹、南充、岳池等地,共走访135个单位,面访了90多人……据目前止,已掌握的旁证材料看, 关于张爱萍的入团、入党、由川去沪、两次被捕、由沪去苏北、从苏北回沪等历史问题的情况,基本上和本人交代相符。”

  1967年9月28日,专案组印发《张爱萍专案情况汇报》(第一号):

   一、关于入团问题……据张爱萍的同乡、同学和四川历史资料提供的情况来看,张爱萍确于1925年—1927年在达县期间曾参加了学生运动……在这些活动 中,教师张鲤庭、戴治安是领头的,学生中张爱萍、王荣澍、魏传统、刘灵柱、曾繁福、邓廷壁等最为积极,他们当时都参加了青年团组织。这些情况同张爱萍的交 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关于入党问题……据张爱萍的一些同乡、同学和老党员、老贫农的回忆,一般都听说张爱萍于1928年在达县地区教书期间入 了党,并在罗江口一带组织雇农进行过秘密斗争,有一位老贫农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给张爱萍当过秘密交通,并留下一个当时送信联络用的铜牌子(由其孙李纯 武保存下来的遗物)已交我们带回。总之,所获张爱萍在达中毕业后去上海之前这段历史同张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这个“与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结论,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由当时的政治部领导出面,亲笔写了《张爱萍历史上一点情况》的报告,对专案结论提出质疑,要求推翻并重新调查。“文革”结束后,这个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单位领导人意图写的。

   这样就有了第二轮调查。由于在四川老家没有找到张爱萍的历史疑点,专案组决定调整方向,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寻找疑点,进而倒过来否定张前期 的历史。1967年10月,专案组人员前往上海。他们在上海地下党历史资料中没有查到法南区西门支部的记载,专案组即认为有理由怀疑张爱萍所述的历史是伪 造的,进而断定张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动也是假的,是混入党的内奸分子。并随即否定了几个月前证明张爱萍确系党员的结论。于12月1日上报了《建议将张爱萍 隔离审查的报告》。林彪、毛泽东圈阅。

  但是,怎样才能推翻由他们自己花费了4个月时间取证来的事实呢?

  专案组重赴四川。有电话记录表明,专案办主任多次通话部署:要“抓住牟仲宇这个重要线索”。

  牟仲宇是谁?达县地下党当时的三位领导人:张鲤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张、戴是张爱萍的入党介绍人,相继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牟于1933年2月被捕后脱党。在前两次走访时,牟都向专案组提供了张爱萍1928年已是党员的证词。

  这位专案办主任不愧是搞专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这样有过被捕脱党经历的人,腰板是软的,逼他写个假证词是不会太难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传唤。在此前,专案组在达县到处张贴打倒张爱萍的标语,并把批斗的照片和有毛泽东、林彪圈阅的隔离反省的批件给牟和他的 家人看。这时的牟,已被收监。于是,在现存的档案中,我们看到了牟写下的《更正过去证言的证明》:“自己过去把党团混淆了,1928年,达县只有团组织, 没有党组织,张爱萍不可能在那时入党。”

  真是下笔有千斤啊!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不记恨这个曾经入党又脱党的老人,蝼蚁尚且贪生,区区一条生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这个证言,于是立即发生了1967年12月26日对父亲的逮捕关押和28日的第一次审讯。专案办副主任亲自审讯,他问:“如果有人证明介绍你入党的 人不是党员,怎么办?”以牟的证言,逼父亲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工作日志记载,前后用了7个小时。1968年1月4日,此人又主持了对父亲的第三次审讯,用 了9个半小时。他说:“看谁熬得过谁?反正我们人多,三班倒,我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姓自己的姓!”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父亲在数次审讯后的“招供”:“如果介绍我入党的张鲤庭和戴治安都不是党员,我也不算是党员。”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张纸上三个鲜红的手印。那是印在他签名上的手印,带血的手印!

  1968年1月6日,专案组正式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假党员问题的定案报告》:“张爱萍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这位总部领导人,会同吴法宪把这份报告批呈上送。他亲笔写道:“林副主席,并中央:在铁的事实面前,张爱萍自己供认他1926年 入团和1928年入党是编造的。他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是在1930年来到闽西时混入党内的。即呈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富治、叶群、东兴同志 阅示。(他和吴两个人签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后退回的专案卷宗里,我看到了当时魏传统、王维舟、胡耀邦为确认张爱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提供的证词。但他们居然敢压下来!

  年代久远,翻阅这些发黄的卷宗,那鲜红的手印仍在刺痛着我的眼睛。在给父亲录音时,我甚至都想跳过这段回忆,因为我看到的,满是带血的伤口。

  罪行之二,日本特务。

  还是说那个专案办主任。

  他在翻阅张爱萍的自传中,看见了这样一段经历:在红14军攻打黄桥战斗中,张被打断了左臂,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医院治疗枪伤,伤愈后,被派往闽西苏区。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肯定可以找到嫌隙。于是他指派副主任带队赴上海调查。

   父亲回忆,由于伤势太重,红14军党的组织将他和另一名伤员副营长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疗。因为是枪伤,只好藏在运猪船的船舱底下,上面是猪粪屎尿,密不透 风,加上天气炎热,人都晕死过去。一直等到夜里,但事先接应的人没有来,无奈中想起了同乡彭丰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从达县老家来上海时经人介绍认识 的,在饥寒交迫中曾得到过他的周济。彭便安排他们住进了福民医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举目无亲,父亲说:“巡捕盘查病房时,脱口说出了彭的名字,很懊 悔,自己一旦被查出来,不就连累了朋友?但彭很热心地来看望自己,并告诉说,已经为我取了保,说是同乡,来上海求学,路上遇到土匪抢劫被打伤了。因为那时 确实土匪猖獗,抢劫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彭还把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福民医院的院长顿宫宽介绍给我。”

  “我一生都感激这位彭大夫,没有他在危难时的相助,我是很难度过那样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征集回忆录,我专门写了这段故事,登载在青年报上。没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编 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 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在审问父亲时,这个专案办副主任说,你就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叛徒王连举为取得敌信任,曾举枪自残,被识破后投敌。

  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 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1968年2月,他们转向从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 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 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们的父亲彭丰根介绍的,张爱萍都已经承认了。”接着,又给他们看所谓“张爱萍的认罪 书”中的一两句话。然后说:“只要你们父亲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监后,他们立即提审彭丰根。审问之 前,同样先给彭丰根看张爱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谓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并说“张爱萍已经交代了问题”。但彭丰根仍坚持说他“不知道张爱萍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 事”;“我是营救过张爱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还说:“前次首长找我谈话后,我想来想去,没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随即遭到专案组呵斥:“头脑太 顽固”、“不要自讨苦吃!”“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后,彭只好按照这个专案办副主任的授意写了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专案组如获至宝,这位兼任专案组组长的总部领导人也欣喜若狂,当即表示可以定案。1968年3月5日他们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

   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1933年及 1937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1930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这就怪了,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彭丰根,你这个老狐狸,敢耍我们!

  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

   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 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毕竟要老到得多,他们可不像这些不可一世的军人们那样得志便猖狂,何况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去给你冒这个险?将来 哪一天翻过来,居然搞一个中央委员、开国上将的假证据,掉脑袋都是轻的。但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们是拿着总部首长给张春桥的信来办案的(据专案组人员后来 交代,说张春桥曾有过指示,但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于是便含混地表示,我们再把彭的案子搞扎实些,以取证为由,实际是给拖下来了。

   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个负责人突然被逮捕。(1968年3月22日,杨成武同余立金、傅崇碧被撤职、逮捕,史称“杨余傅事件”——编者)据说,去 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审查的吴法宪和那个专案组组长。真是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乱套了,重新洗牌,又是一轮大换班,原先的专 案办公室的两个正、副主任于两个月后被逐出专案组。

  新接任者,又去了上海,鉴于彭丰根和顿宫宽是1933年和1937年才涉嫌的,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再看到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文革”结束后,查证彭丰根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他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在狱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认自己写过诬告材料,最终死在狱 中。那张有手印的纸究竟是哪来的,人一死,就成了无头案。后来彭平反,已经复职的父亲,在补办的彭丰根的追悼会上,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诗:“挺身艰难际,张 目视寇仇。”

  罪行之三,通敌。

  牵连此案的,有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肖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

  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大案呢?

   华东海军原有个反谍报小组,我们权且称它反间组,其主要成员是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介绍过海军来的,也是经我父亲同意并报华东局批准的。 “高饶事件”发生后,1955年4月潘、扬被逮捕,对“特勤”人员的利用问题就成了其罪行之一。这本是个工作问题,但由于直接领导人错误性质的敌我矛盾 化,下面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敌罪关押收审了。这件事报到彭老总那里,他说,真是胡说八道!他询问我父亲时,父亲极为震怒,拍着彭老总的办公 桌说,老子要通敌,还要等到革命胜利吗?后来经总政审查,由彭德怀、邓小平、彭真、张鼎丞共同签署了不再追查的结论性文件备案。两年后,小组成员无罪开 释。“文革”中,这些领导同志陆续成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来,没完没了的又追查个够。滑稽的是,最初办此案的罗瑞卿竟也被牵扯进来,他 不再是审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敌的罪魁祸首和后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惨了,再次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几年。

  专案组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兴趣如 此之大?我没有证据,不好说,只能是揣测。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当初搞,是为了整饶漱石,后来又挂上了潘、扬。“文革”重翻,为的是牵连出一大帮 当时参与定案的高层人物,有些像61个叛徒集团那样,一网打尽反对派。这件事说难也难,这么些人都打成通敌或包庇通敌?而且是上过书记处和军委例会的。要 说容易也容易,毕竟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了。这件惊天大案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如果能把它翻过来,搞成它,不仅是对张爱萍了,也可以将众多的大人物置于死 地,那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该是多大的一份献礼啊!

  怎么入手呢?

  早在我父亲还没有被关押前,1967年4月26日,总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但当具体办事人员翻开早已由中央做出的决议后,他们却步了。

  于是,他们想到了江青。这个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不得了,号称旗手,她叫谁完蛋,还不是一句话。陶铸、谭震林……都是例子。利用她!如果旗手能有个批示什么的,不怕撬不开这个硬壳。

  1967年6月7日这一天,在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又是通过总部那个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从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这封信上,用粗黑铅笔圈阅,并在一些名字下画了粗线,有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鼎丞、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在邓小平下面和旁边都画了双曲线。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还有谢富治的签字,但都没有批示。

  两个月后,原先4人中领头的那个人,又以同样的内容再次上呈,现在已查不出送达的范围了,但档案第5卷宗上,有汪东兴阅后的签名,估计是汪退回的。看来又像是没有结果。

  一个月后,总部那个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1968年3月2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又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直到“文革”结束两年后,他们的夫人找到我家,父亲不在,我接待的。我才知道,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不是被敌人,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原因,前后两次经 历了铁窗生涯。释放后,专案组仍然通知他们所在单位:“先行批斗,然后按党的政策处理”、“起码不能恢复原职务”。家属和亲人们一直受到株连。

  是谁,在为共和国牺牲!他们应该做出这样的牺牲吗?今天的人们,不应该让悲剧重演了。

  就在逮捕反间组人员的同时,专案组长下达了“可以先审张爱萍”的指示。于是,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开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审讯。

  3月11日的那次审讯,从下午2点一直审到次日凌晨4点,长达14个小时。

  中央二办给江青写信的那个人,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的进展,3月15日,来专案组督战,提示要把张爱萍的日特问题和通敌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张爱萍对通敌性质还没承认。他就是日本特务,应该说他一开始就是为了给敌人送情报。他是披着共产党外衣进行特务活动的。”

  负责专案组的总参领导马上表态:“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办的那个人)同志意见办,现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张爱萍日特和通敌的具体罪行。”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我不厌其烦地引证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读者能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

   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 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 的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 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周衣冰是华东的战将,他敬仰也熟悉我父亲。90年代初,我们在 一次闲聊时他说:“老爷子(指我父亲)说的话,很多是警句。我在军委常务会议上就听他说过‘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就只能办坏事!’现在想来,我看他是 有所指的。发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专案组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 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 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 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 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 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 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 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行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 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转眼15年过去了,生死轮回,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我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 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看着他专致的神态,往事不堪回首啊!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些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不!是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史记•绛侯世家》记载,为汉 高祖诛吕安刘的重臣周勃,身陷囹圄时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起来。 李唐王朝的酷吏周兴、来俊臣,把这怪兽的头像作为图腾,刻在监狱的大门上。它张开狰狞的大嘴盯着受刑人血肉斑斑的躯体,它喜欢见到血!

  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他们嗜血的本性,不管他们拥有多高的官阶,他们永远是一群人渣!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父亲继续说:“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


5,让思想冲破牢笼

  让我们再回到1968年初,父亲的单人牢房。

  父亲回忆说:“在那间小屋里,顶上窗子糊的纸破了,一线阳光透进来。每天,我就随着这缕光线移动,直到它消失掉。”

  父亲的诗:“透洞一线光,借光浴我胸。不住幽洞者,安知光贵重。”(摘自《神箭之歌》一线光)

  在与世隔绝的5年中,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父亲在关押3个月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发生了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

  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是高音喇叭林立,尤其是逢到上面有动作了,如党代会、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评论文章等等,大喇叭会从早叫到晚。在阳光下生活的人们听起来刺耳的这些声音,对父亲这个洞穴中的人来说,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最好方式。他说,附近的那个喇叭自称是“东方红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文革”后我们查到他当年被关押的位置。父亲回忆说:“一天,我突然听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么人,听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么人,谁又倒台了?我又发现看守的小战士在屋外写什么,是当时很流行的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嘴里叨叨咕咕地念着打倒……送饭时,我问他,你在批判谁?小战士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嘛!”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

  1968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万余名军队干部。林彪宣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我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的,所以我无法记述当时会场的实况。但我在左派队伍里的朋友神秘地告诉了我一切:谁倒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其实,就在开会的同时,打倒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大字报就上街了。这就是“文革”中的“三二四”事件。

  求生的欲望又一次燃起。

  父亲回忆说:“我已经死了的心,又燃起来了,毛泽东还是不允许这些人胡作非为的,党中央还是能看见发生的这一切的。”

  我看到了父亲在1968年5月8日和7月13日写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在监禁中,受尽了折磨(时时辱骂,有时还要挨打,更甚的是常常不让大小便,逼得屎尿淌在裤子里)!恐怕许多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也没有遭到这样虐待过!”

  他一句一个惊叹号地写着。

  之后,他又写下了长达2万多字的申述,从入党、在上海治伤,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他又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林副主席啊!周总理啊!党中央啊!我向您们保证:我的确不是特务反革命分子!我既未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特务活动,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特务的授意和参加任何特务组织。我跟随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实际斗争中,我未做过一件破坏党,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勾当。如果查出我是特务或做过任何反革命勾当,我甘愿接受任何严厉的制裁!
  可是,总参已把我监禁7个月了!真是苦恼极了!我请求释放出狱,到任何艰苦危险的实际中去长期考察和改造,以期赎我所犯的罪过。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待罪人张爱萍
    1968年7月13日狱中

  可谓哀鸿之声。

  专案组批示:张爱萍主动写了一个企图翻案的材料。

  我不知道这些信最后会送到哪里,但我相信,无论送到哪里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命运。就在3月24日的大会上,林彪说:“……比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账,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这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

  林彪终于把事情的缘由说清楚了。没有更高层的默许,仅凭着同级党委的能量,是没有可能扳倒像我父亲这样数量级人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上报材料时一定是要通过叶群这条线了。至于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父亲和他本人几乎没有什么宿怨和瓜葛,我想,答案很简单:你不是他圈内的人。你不仅不赞同,起码是不积极,和他一起反对他的政敌;反而还对抗,起码是蔑视他的亲信,那些替他掌控军队各个领域的看管码头的小兄弟们。因此,你不是基本力量,也不是依靠力量,而是异己!所以,即使小兄弟拿掉了,你,张爱萍的案,也休想翻!

  可怜的是,父亲当时是不可能听到林彪这个讲话的。当然,也不可能像后来那样深刻地洞察和领悟“文革”中党内这些复杂的政治背景,虽然他身居高位。

  就像深埋在矿井下的人,黑暗中隐隐透过一阵清新的风,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他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线生机。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只是幻觉。命运为什么要捉弄他?这种毫无希望的幻觉比绝望来得更加残酷。

  “三二四”事件后,专案组成员有了调整。新来的专案人员不再审讯父亲了。

  “文革”中,我哥哥也坐过牢房,他说,审讯是痛苦,一种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不审讯也是痛苦,是被丢弃、被遗忘、被判决的痛苦;在时光的煎熬中,你就慢慢地等死吧!

  这种中世纪遗留下来折磨政敌的方式,想起来叫人毛骨悚然。毛泽东说过,党内斗争,我们一个不杀。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囚于斗室,无人对话,无人问津,精神和肉体在无声无息的黑暗和死寂中被慢慢地吞噬,生命之火渐渐地燃烬。

  生和死,其实只是时空的转换。无怪林彪即使摔死,也要出逃,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将生不如死。

  父亲在偷偷递出的信上写道:
  “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都不是党员,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了。”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
  “他们说,……是院长把我拉入特务组织……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和日本人交谈过。”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或其他反革命组织。”

  当一个人没有了水和食物,他体内的电解质平衡就被打破,生命在消失前会产生幻觉。精神的幻觉要更加可怕,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否定、自我迷失、自残和自闭。

  “近一年来再没有审问过,要改变是很难了,这是天命!”
  “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
  “早知今日,何不当年战死沙场!”
  “今古奇闻称绝,强加之罪,坐任鬓如雪。”

  父亲不断地写下这些让人肝肠撕裂的诗句。他,万念俱灰。

  一个声音救了他。他说:“一天夜里,突然听到牢房外传来哭喊的声音,声嘶力竭,毛主席啊,你饶了我吧,我没有反你啊,我给你老人家下跪了……”

  哭声喊声、深夜、牢房,是谁?还有谁和自己关在一起?父亲说:“我听得出来,是陈外欧的声音!他怎么了?难道他疯了?”

  陈外欧,湖南人,和父亲同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国家测绘总局首任局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

  “我一下子清醒了!我不能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不能!我不能疯,我必须活下去!像正常的人那样活下去。”
  “自己现在这种状态是危险的。精神被整垮了,疯了,人就彻底完了,与死无异,而且更加屈辱。”
  “我必须从痛苦中走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你们。”

  我在他夹带的字条上看到,那是一张写在报纸边角上的纸条,上面写着:
  “咬紧牙关,战胜屈辱,自力更生,顽强磨炼,奋发图强,方成好汉。”
  “站着死不跪着生!”
  下笔的用力,把纸片上戳得满是窟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当参照系改变后,时间和空间就改变了,质量和数量也改变了,人的一切习惯了的感知和经验也全都变了。“文革”就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天体中的黑洞,它会吞噬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周围的人每天都用假证来折磨你,他们制造了一个连你都不认识的你自己,要你承认,然后,要你喊出打倒自己的口号,要你自己批判自己,摧毁自己,扼杀自己。

  面对一项项的指控,面对一份份的假证,面对一夜夜的审讯,面对你最信任的领袖对你完全否定的批示,面对你以死相从的党对你的抛弃,你必须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为了什么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又该怎样给自己下个定义呢……

  父亲写道:“混沌大地,迷津忘返。”
  他真的差一点迷失了自己。

  他说:“我能理解陈外欧,后来我也能理解罗瑞卿了。”

  许许多多在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面前不屈的英雄,当他们被自己所崇拜的人所抛弃,被指责为违背了教义时,他们真的会很惶恐的。因为是信仰抛弃了他们。

  要走出绝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重塑自己。要重新审视自己,审视历史,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我们现在常常看到许多人在做超越体能的尝试,攀援绝壁、横渡海峡、潜入深海、徒涉沙漠……挑战人类生理的极限。这种在狱中战胜痛苦、挑战自我,不也是去突破和超越人类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吗!

  父亲说:“我要求自己再也不去想什么假党员、特务一类的东西。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有本事就替我去搞清楚吧!”
  “面壁这个笼子,我能做什么呢?我想,我该去背诗。”

  苍生喋血,山河壮丽,沙场征战,即兴抒怀,这叫马背诗,形成战争和军人特有的文体风格,古来有之。

  “早些时候曾想过,老了,干不动了,就把它整理出来,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现在不正是个机会,何不把过去写过的东西回忆回忆?一首一首的,晚上睡不着,就用手指在肚皮上画,画着画着就入睡了。像陆游说的‘铁马冰河入梦来’。一共160首,我都是用脑子记住的。因为没有纸,也不能写。”

  坐过监的哥哥也说过,人这个东西很奇怪,在孤寂中,记忆会复活的。

  是啊,当许多早已忘却的往事从记忆的深潭中浮现出来,鱼虾一般地在水面上蹦,生命在欢呼、在跳跃,人的思想就从禁闭的牢笼里冲出来了。

  “你们可以囚禁我的身体,但我的思想,我的意志,你们囚禁不了!”父亲回忆和专案组的对话。

  “文革”结束后,我妈妈把父亲在狱中背下的诗一一记录下来,汇成一本诗集出版,题名《纪事篇》。她在后记上写道:

  “……文革中,爱萍深陷囹圄,一方斗室,四壁漆黑,竟给了他一个特殊的时空。五个寒暑的日日夜夜,凭籍着长年养成的习惯,思绪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大鹏,沿着历史的长河翱翔,重新俯视当年与战友们踏过的足迹和鏖战的疆场。那些哼过的句子又跳出来,在黑暗的牢房里闪烁,默默回味,独自低吟。这里发表的有些诗词就是当时记在报纸边角上,塞在破烂衣物里带回来的。……爱萍常说,自己是战士,不是诗人。写的诗,只不过是遇事遇物有感而发,即兴抒怀。常写记事篇,只为自家看,没有多大诗味。但这些诗确确实实是他漫长革命生涯中,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他早期的诗作,明白如话,朝气中透着稚气。

  最早的一首是他在15岁闹学潮时写的:“五卅工人热血洒,传单雪飞人如麻。”

  写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住在亭子间里:“残更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他说:“我们这些党的地下工作者,省下每个铜板为了革命,饥肠辘辘,哪像电影里灯红酒绿的。”

  在中央苏区,他写道:“糙米饭泡南瓜汤,碗底偷藏红辣椒。”他解释说,南方生疥疮的人多,共青团倡议不吃辣椒,开饭时还要检查的。

  写长征途中抢渡金沙江:“金沙浪激追兵来,笑贼尽拣烂草鞋。”

  他中年时的诗逐渐显露出潇洒和自信。

  写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雄师易统,戎机难觅,陆海空直捣金汤。”

  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他笔下是:“应时而出惊世闻,爆心来去自从容。”

  ……

  就是这些诗,把他带回到久远的年代,带回到血染的战场,也帮助他找回了自己。

  屋子里静静的,静的只听见录音机磁带转动的沙沙声。父亲退休以后,我们时常这样面对面地坐着,听他讲述并讨论人生经历的许多重大事件。我不愿意打断他的思绪,我努力体察他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就这样,相对无言,很久,很久。
  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先休息吧,今天已经谈的很多了。”
  父亲挥了一下手,说:“我在监狱里,反复地去想,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但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思绪从当年痛苦中脱离出来,重又款款而谈: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一下子全明白了。他们递给我一张九大的公报……”

6,理性的思考

  1969年,又是一个寒气料峭的春天,“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4个年头,父亲在狱中已经一年半了。

  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称它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团结的大会。

  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是怎样的呢?

  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一半的席位。

  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这就是党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胜利、团结的象征。

  父亲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林彪、江青的宗派集团。这都是一批什么人呢?和他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了,党内的同志还不了解吗?论思想,论能力,论贡献,论人品,论威望,有哪一条摆得出来?只会喊空洞、极左的口号,山呼万岁。”

  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

  宗派现象,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奇怪。据父亲回忆,他自己就经历过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清理AB团。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他们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瞿秋臼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害。

  父亲当时因为抵制他们乱抓乱杀,便被视为异己,并冠以AB团分子准备处决。父亲说:“13团团长,上午还和我打篮球,下午就被抓了,说是AB团。要我在少先队中肃清AB团,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话!”“后来我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注: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历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6月病逝)告诉我,说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后来才知道,你张爱萍不是反对吗?不靠我们这条船吗?好,那你也就算是AB团分子!也就划入了打击之列。看来,宗派借路线分歧还魂,在党的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后来,亏得任弼时同志说话。他说,AB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这样才指派顾作霖负责重新审查,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真是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直到全国解放,1949年冬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同志。

  1984年,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想起5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联系自已在“文革”中的磨难,两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万千,写诗怀念解救自已于危难的这位伟人:

  “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他们红13团打下天水后,找到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现在还在,是天水市图书馆。长征以来,转战于人迹罕见的藏、回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现在突然面对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和彭雪枫两个人冲进去,好一顿精神会餐。父亲说,有一篇文章,使他好奇,是彭雪枫指给他看的。文章说,如果以水泊梁山比喻红军的话,毛泽东就是宋江,而彭德怀是林冲,林彪是花荣。什么意思?读过《水浒》的都知道,花荣是跟着宋江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自已被逼上梁山的。这就应了林彪是在毛泽东创始的红四军成长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的红四军汇合,是红五军的创始人。两支队伍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红四军改编为一军团,红五军改编为三军团。文章最后问道,现在林、彭分别执掌的一、三军团,同在毛泽东领导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林冲、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呢?

  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事物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说:“重要的是如何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组建和领导的队伍,看成是个人和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任何人都不行!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党的原则是要搞五湖四海,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央。”

  历史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大多与根据地有关,由于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俗称“山头”。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抗战时期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15师后来又分为晋察冀(也就是华北)和山东两股。解放战争中又派生出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等。

  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在建国后对军队建设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中的一、三军团的矛盾。由林彪和彭德怀分别统领的一、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个拳头,尤其是在长征中,一前一后的护送着中央纵队到达陕北,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转折时刻,一、三军团战功赫赫。英雄主义是军队的灵魂,敢打敢拼,不服输,争第一,有什么不好?但事事要争个高下,互不服气,把荣誉看成唯一,由英雄主义逐渐生出锦标主义来;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讲义气、好抱团,宗派情绪也就自然带出来了。

  早在1945年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专门分析了党内宗派的问题。他说,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小团体倾向。他列举说: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他们在自己内部,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

  刘最后警告说:这种山头主义倾向,极大多数是盲目的。但这种盲目性,如果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庐山。父亲在谈及“文革”初期传达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问题时说:“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正如父亲所说的,在高压下,你该怎么办?沉默、批判、揭发?小批小揭,还是大批大揭?“文革”中叫划线站队。尤其是过去和被打倒的人有过历史渊源的同志,压力就更大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经不起压力,违心地揭发了黄克诚。吴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指黄在战争年代“私藏金条”的事情。这发炮弹对黄克诚内心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黄写道:“对我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我尽管已经背上了‘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注:《黄克诚自述》318—319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说过,在他们印象中,吴法宪这个人过去并不坏。在3师时,他的工作很认真,对人也好,黄特别信任他,他和黄克诚关系也很密切。但这次实在是出人意料。父亲回忆说:“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是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我妈妈后来证实了这点:“当时你爸回来就说了这件事。我都不敢相信,他原来对人是很诚恳的。你爸爸说,吴胖子到空军去这才几年啊,怎么就学得这么坏?”

  父亲这个人,秉性耿直,喜怒都在脸上。联系到他在庐山批彭时的保留和同情“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时表现出来的质疑,被林彪宗派集团划入另册就不奇怪了。

  对立面被打倒了,但怎样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影响呢?一时鸦雀无声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彭黄是敢讲真话的英雄。于是就派生出一条党内斗争的法则:打倒一个人要有三条,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从理论上、道理上批得你站不住,什么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机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这叫批倒;还有批臭,把你的历史抹黑,或是揭出你点隐私、脏事,什么作风、经济上的问题,你就被搞臭了;然后做出组织处理,戴帽子定性,劳改、关押、判刑什么的,叫再踏上一只脚。这三条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至,三条铁定了,您老人家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吴法宪这次,就属于在批臭上立了功的。直接下级、知情者出面了,揭穿了黄的画皮,原来是个两面派、伪君子啊!这就彻底臭了。这件事,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一条潜规则,生活作风廉洁的就是好人。即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也是如此,像朱总司令,总理,彭老总,你再说他有路线错误,但人家没有谋私利啊!其实,谁好谁坏,就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远离党内高层生活,但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文革”一开始,林彪就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大节、小节”论,说的就是,关键看路线,看站队。腐化堕落怎么啦?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好人犯错误。相反,你再廉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个伪君子,装的!林彪的这条理论一出,划线站队就成了“文革”的准则,什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四条标准,接班人五个条件,还不都是幌子。打不打倒你,用不用你,关键在于你是谁线上的人,你的后台是谁。

  “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被一扫而空,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结束后整党,父亲对整党领导小组组长薄一波说:“怎样评价整党的成效?党风不正,首先是政治风气不正。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败坏了党的风气,一派谄媚迎合之风!”

  父亲曾写过一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记述了自己亲眼目睹邓子恢在中央苏区被批判的经过梗概。他写道:“此事对我震动很大,除了对邓老的崇敬和同情外,对组织上的这种做法甚感不满,乃至以后发展为深恶痛绝。……当时想,共产党哪都好,唯独在对人的处理上,怎么能这样草率、这样无情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情打击。固然这不是党所要求和提倡的,但行动起来,一些人甚至一些领导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去做,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他们革命,他们是坚定的领导者似的。而一些人对这样做法的后果既无责任更不痛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依然悠哉悠哉当他的官、行他的权。一旦新的运动来了,就又故伎重演。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卑鄙,于党于民,只能有害,不会有利。”(注:《人民日报》1996年8月19日)

  他的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尽显其中。

  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宗派势力卷土重来,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席卷全党。看来是出大问题了!毛泽东那里出问题了!愁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愁闷。”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心中,他是神圣的。父亲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无数次失败和成功中认识了毛泽东,他和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一样,真心实意地爱戴和崇敬自己推举的领袖。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融化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血液里了。但今天,当他身陷囹圄,他不得不思考自己,思考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思考他的导师了。

  父亲和许多他同辈的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不同,并非掺杂着对毛泽东个人关系的情感色彩。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初期,毛泽东还没有成为统揽全党的最高领袖,父亲也并没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即使偶尔有过接触,毛泽东也没有对他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和偏爱。大革命时期在四川老家搞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土地革命初期在苏北组织农民暴动;到了中央苏区后,又长期搞共青团工作;而这些都不属于毛泽东领导的领域,甚至他的直接上级们多少还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反对派和宿敌。他后来到红军,也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

  我看过一些回忆录,有的人从小就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后来在“文革”中,受到特别关照,某某人来了没有啊?你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都是井冈山的老同志了嘛,把他给我找回来!于是平反,于是出席九大,于是家属子女都穿上了军装。还有的,相当于《三国》、《水浒》中的劫法场,临刑前,一声刀下留人,给松了绑,“救命恩人”从此挂在嘴边,逢人便说“也就老人家知我”。还有的人,在人家遭冷遇时,给过特别关照,于是讨来个承诺,说是这个位置将来就非他莫属了。为此还写回忆文章,当成件多荣耀的事。现在人们的观念进步了,对这种梁山好汉似的故事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了。但“文革”倒霉时,我的确曾羡慕过,叹息自己的父亲没这个好运而因此遭罪。

  父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理性的,源于五次反围剿和失败后的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的一名指挥员,目睹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巨大的历史功绩,使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历中信服了毛泽东,自觉地拥戴和维护毛泽东。

  他回忆说:“五次反围剿时我就觉得不对头了,他们把毛泽东从红军撵出去,自己那套又不行,我觉得红军离了毛泽东不行。”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就主动了。我写了《从遵义到大渡河》,记述了这个时期作战主动权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游击战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确立了在抗日战争中我军在战略上的立足点。一些地区的失败,有些就是违背了这个原则,说到底是害怕到敌后去。那里艰苦,但可以发展。”
  “我们当年搞出两弹一星,就是靠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实践论》、《矛盾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功劳,也是我拥护他追随他的原因。学习、贯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努力的,也是自觉的,过去是,现在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人可以超过毛泽东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这是我亲身的体会。”

  ……

  对党在历史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管现在人们以何种观念来评说,但父亲和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是坚定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刘少奇同志提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少奇同志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这和那些在‘文革’前后搞大树特树的人是根本不一样的。”

  正是由于他对毛泽东的认同是理性的,不是盲目的带有个人色彩的,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必然会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生出疑虑。只不过,毛泽东伟大成就的光环一时还不能使他更清醒地去思考。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辩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在庐山,彭老总是不该说你是小资产阶级,但把人家整成这个样子,没有道理嘛。”

  “彭那时搞海防,要增加一个连都很难,但林上来后,增加多少,都一概同意。××要塞,彭在的时候报过多少次,都打回来了,但林上来再报,一下子要增加上万人,我们当时都觉得不可能通过的,但二话不说,就批了。对彭对林,就是不一样嘛!”

  “还有对罗。为了拉林彪,就由得他把人家往死里整,党内还有正义吗?还讲一点原则吗?”

  ……

  耳闻目睹的这些片断,给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许,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在胜利成功的喜悦中,在对领袖的信仰和崇敬爱戴中,对这阴影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还来不及思索,甚至也不愿意去思索,但现在,在这斗室的方寸之地,这些因果缘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了。

  他结合自己在方巷搞社教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说:“用毛泽东思想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启蒙他们的觉悟,树立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信念。我在方巷搞社教,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认识。但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搞大树特树,搞四个伟大,还有什么……(插话:三忠于四无限)对!就是这些,由此导致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是反对的。”

  他特别强调说:“同时,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的吹捧领袖,也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从庐山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九大,简直是奸佞当道。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里都搞不出名堂,过去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渺茫。”

  “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这个党。”

  这不仅仅是父亲个人的看法,党内许多正直的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思考。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在那种情况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5—296)

  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45)

  在过去了的近半个世纪里,毛泽东以其非凡的思想和巨大的领袖感召力,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生活和时代。我们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毛泽东在我们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他是一个象征,一种信仰,一尊神。我们像一群依赖父亲的孩子一样的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他安排,虽然毛泽东自己未必就愿意这样,但我们却宁愿相信自己编出的这个神话。当终于有一天觉得被这个伟大的父亲抛弃时,我们曾惶恐过。也许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成熟得更快,尤其是那些曾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的老一代革命家们,那些曾经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大同社会理想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当他们面对这种种非理的现象认真思索时,当他们面对生死而重新审视人生时,他们才分得清作为信仰的毛泽东思想和作为肉体凡胎的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终于在他的脑海里,从神,又回归到了人。

  漫长的铁窗生涯,给了父亲思考的机会,在匆匆忙忙的人生旅途中,他终于可以静静地来审视自己的一生了。他说:“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看到了自己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

  现在,他可以相信自己了,他活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战争年代,他几负重伤,从死亡线上走过。和平时期,他为军队现代化奋斗,为国家创造了核武器的神话。他确实尽力了,他没有做错什么。“文革”刚发生时,他相信触及灵魂改造思想,被关押后,他认为是奸佞置他于死地,他总有一天能为自己讨还清白,可现在他明白了,他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还他什么清白,他相信他自己,他还是他,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

  他说:“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
  他说:“经历了‘文革’,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这大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给予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吧。他在狱中写道:
  问君此生曾虚度?十五走上革命路。
  枪林弹雨无反顾,建设祖国不停步。
  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

  父亲从此再没有给中央写一个字,再没有给专案组写一个字,他再也不请求复查,再也不要求上面派人来听他申诉。他说:“我保待自己做人的准则。”

  他的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平静如水。如果说,“文革”前,他的内心还有对功名的冲动,还有对事业成败的浮躁;在狱中,还有对洗刷自己的渴望,对自己冲动时失言的懊恼,现在,则完全没有了。

  他,只剩下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活着出去。他说:

  “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我个人也许无法扭转这一切,但我恪守我的信仰和做人的准则。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要把你们都找到,我们一家人走得远远的。”

  在幽暗的监狱里,父亲想到了38年前,他在长征路上经过的地方,那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北盘江,江边有一座山叫关岭。当年他率领红11团抢渡北盘江,掩护中央大队进入云南。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他登上关岭,举目远望,他回忆说:“当时就觉得那地方太美了,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想,假如我能活着出去,就和你妈妈一起到北盘江的江边去。怎么生活呢?可以开个照相馆,叫夫妻照相馆吧。了此残生。”

  大彻大悟。只有经历了炼狱的人,才可能获得如此的彻悟。

7,自由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文革”的柱石,掌控武装力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林彪,乘飞机外逃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丘上。

  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九大”以来天下大定的局面全都乱了。

  社会上各种被压制的潜流活跃起来。陈正人(注:曾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给毛泽东写信,他说,记得您在井冈山曾亲口对我们说,要优待俘虏。可我们,现在的待遇比当年的俘虏却差远啦!刘建章(注:曾任铁道部部长)夫人刘淑清也写了信,通过王海容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李一氓(注: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他的回忆录中俏皮地问道,是啊!是谁规定的啊?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这个任务大概只有交给将来搞《毛选》注释的同志了。他写道:“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旬谣言,就把他们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已经弄清楚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了底。”(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284页)

  我们被允许给父亲送东西了。

  时间,在孤独与寂寞中一点点流逝。父亲是1967年底被抓进去的,1968年过去了,1969年也过去了,1970年又过去了,1971年转眼到了秋天,北京的秋天是短暂的,天气渐凉。父亲后来说,突然间收到了家里带来的包裹。已经4年没有亲人的消息了,而顷刻间,亲人缝制的棉衣就在眼前,老泪纵横……他写道:
  “独处得寒衣,老泪频滴,亲人晰晰在心底,惟有知己!”
  “抱病度难期,岁月艰济,骨肉安危无消息,何时解迷?”

  狱中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善着。看守的态度不再那样蛮横了,不再因为等不及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而是告诉他可以拉在痰盂里,再倒掉了。他搬进了二楼,不再像原来那样阴暗潮湿了。伙食过去吃的是山芋干、稀饭,现在也居然吃到大米饭和蔬菜了。改善伙食的第一天,给他碗里放了三个包子。父亲说:“我太久没吃饱过了,狼吞虎咽的一下子就全吃完了。我问,能不能再给一个吃?那个战士斜眼看了一下说,你就不怕撑死啊!又给了我一个。我吃了一半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看来他说得对,是会撑死的。”

  生活上的改变,联系到报纸版面的变化,父亲看出来了,林彪的名字不见了,而且他的那个班底也都不见了,一天、两天……好久都不出来了。父亲说:“他们完蛋了,但我想不到他居然会这样的死掉。”

  早在半年前,专案组又一次上报了关于张爱萍反党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归纳为三个问题:一反党罪行;二情报资敌;三包庇叛徒特务。其中第一项仍无限上纲;第二项把通敌改为情报资敌;第三项过去是次要问题,现列为主要问题了。假党员不再提了,日特、叛徒的帽子也没有了。

  “通敌”和“资敌”一字之差,多少意味着性质的变化。这件事,外人听起来,耸人听闻,但就情报系统来说,无非是件正常的业务工作,又经过各级组织批准,不管这些领导人后来犯了多大错误,工作毕竟就是工作,又能做出多大的文章呢?从后来查阅到的材料看,这件事,从一开始,上面的态度就有些暧昧,主要是中央二办的几个人在呼风唤雨,专案组是为虎作怅。其实,二办带头的也是总参政治部派去的人。我现在还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散布一些有关高级干部里鲜为人知的逸闻。估计都是他在搞专案期间的收获吧。

  黄永胜批:“此材料一般,暂缓上送。”
  是不是挺遗憾的?

  漫天的乌云终于透过来一缕阳光。5年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家庭的第三代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小亮。虽然这只是一点点小小的火花,但那是希望之光。我们在这个婴儿的身上,寄托了对他爷爷新生的企盼。

  林彪集团的垮台,使得“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矛盾一下子尖锐了起来。既然林彪是反党反毛泽东的,那被林彪整倒的干部,他们又应该算是什么呢?平反的要求获得了道义的支待。

  仍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中的周恩来,成了众多被冤屈的人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救星。他被看作是正义的化身,是走出死牢最后的一点希望。我们开始向他写信申述冤情。

  但像我们这样的戴罪之人,又怎样才能与最高层沟通呢?我们想到叶帅。林彪垮台后,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见到他。我们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了,摆在面前的,是要寻找一架通天的梯子。

  我弟弟是个能折腾的人,他说有王震这么个人,都叫他王胡子,虽也失势,但只不过是被“文革”的台风抛到了边缘。他痛恨“文革”,可“文革”派们就是奈何不了他,说是得到过毛的特别关照,政治上根子很深。这个人,为人仗义、热心,帮助过不少老干部疏通斡旋。眼下,他正在总理召集的一个读书班里,名义上是学习马列,实在是联系沟通各方……这真是个绝好的机会。

  必须找到王震胡子!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王是二方面军的,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后虽然也挂了副总长,但主要是在铁道兵,后来又在农垦部工作,和父亲关系不深,我们也从未见过他本人。弟弟不知从什么地方剪了张王胡子的照片,还打听到他住在小西天对面的一个胡同里。有这些就足够了。一大早,弟弟就来到他家附近蹲坑。果然,一辆上海牌轿车歪歪斜斜地开进来,钻进一扇大铁门里。那时汽车很少,肯定是来接王震上班的。约摸7点多钟,大门又打开了,车出来,按照片一对,没错,就是他!

  第二天一早,上班前,我们陪同妈妈敲开了王震家的大门。他的秘书伍绍祖正在水池子边刷牙,一听我们的身份,立马通报。王震在吃早饭,一见,就握住我们的手说道:“张爱萍同志啊!我认识的,他是个好同志!”

  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这么多年了,除了反党分子、叛徒特务外,哪里听过有人称父亲是同志呢?同志,这个名称对我们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

  王胡子听明来意后,很老到地说:“这样吧,你们写个信,做个检讨,总得给老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选宁(叶帅之子)常来我这里,先递给叶帅,再由叶帅递给总理。你们看,这样行吗?”

  我们开始给父亲找错误了,可他到底犯有什么错误呢?看惯了大字报上的口诛笔伐,可这时真还找不出一条应该算在他头上的错误。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他在红14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北农民暴动,这就算上一条吧。于是写上:“历史上执行过立三路线。”

  王胡子看到信后,当场就说:“不对,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间只有3个月,是1930年的6月到9月,红14军打泰州是年底了。应该改成:‘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似更为准确和严谨。”我们说,这样写,错误是不是说得太轻了?王说,谁知道他看不看,就这样吧。

  谁说王胡子是个粗人?

  1972年3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我们的申述信上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如需治疗可送阜外医院。周恩来于3月31日”。

  1972年4月7日上午,卫戍区北新桥小院。一大早,我们全家人就等在那里了。

  一个老人出现了。他满头稀疏的白发,面部浮肿得连眼睛也睁不太开了,两只手臂夹在腰上,慢慢地挪着步子,因为没有裤带,也没有鞋带。他差不多连路都不会走了!

  但这确实就是我的父亲,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

  父亲,5年来,我们积攒了多少话要对你说,可现在,这一切都化作了泪水。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也不知从何说起,一家人相偎在一起,只是流泪和抽泣。本来规定是监视会面的,但现场卫戍区的人纷纷离开座位,这样悲恸的场面,没有人看得下去。

  父亲的话语反应非常迟钝,他说:“好多话想说,但不知怎么说。”5年的单独监禁,没有人可以说话,好多词汇都忘记了。

  否极泰来,本应该是欢笑。他说:“笑起来,脸上都觉得发硬发僵。5年了,没有笑过。”

  5年的与世隔绝,许多词汇忘记了,甚至连笑的反应都消失了。生命有时特别脆弱;有时又特别顽强。

  父亲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后一首诗:

  “春阳日和耀眼红,松柏竹梅生气冲。寒流难斫蓄芳蕊,风雨过后更葱茏。”

  在阴暗的牢笼中关得太久了,春天的阳光啊!照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松柏竹梅,指我们兄妹四人,磨难过去,家人安康,应该是他做父亲最大的心愿了。他说:“最使我欣慰的,是你们没有颓废,顽强地生活下来了。”

  当他知道林彪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时,他写道:
  “洞中朦胧世奇变,说是冰雪已将融?”
  真奇怪,有千言万语要说,但不知为什么,最想告诉他的居然就是这件事。也许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果然,诗的最后两句是:
  “令我精神重抖擞!更觉团圆意味浓。”

  关押期间,父亲跌断了腿,周恩来批准入院治疗,因未解除监禁,化名“张续“。1972年11月上旬,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的间隙,周总理问总参两位领导人:“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把张爱萍的问题搞清楚吗?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叛徒特务,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二办写了关于张爱萍问题审察报告,我见到的只是草稿,未见到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一通敌问题可以否定;二日特问题可以否定;三假党员问题可以否定;四两次被捕未发现叛变行为;五犯有美化刘少奇、彭德怀的错误。

  1972年11月22日,周恩来批准解除监护。

  1975年10月7日,中央专案审察小组第三办公室做出了关于张爱萍同志的审查结论:“根据中央军委的报告,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12月25日监护审查,1972年11月解除监护。经调查核实,张爱萍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

  周恩来批准了这个结论。

  父亲说:“被抓进去那天是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但他们一定要写在25日,随他们吧。”

  宣读了父亲解除监护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个态度。父亲说:“强盗把你抓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对他,看来5年的关押还不够。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父亲再次被打倒。

  1976年4月21日,汪东兴在三办关于张爱萍同志审查结论材料上批:应重新审查结论,请中央三办研究处理。
  从档案材料上未见三办重新搞审查结论。也许是来不及了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
  1977年10月27日,中央三办建议不要再重新结论了。

摘自《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八章“大彻大悟”,张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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