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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鲁 华: 只当导演不当演员——毛泽东“倒林”的根本缘由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2月 10, 2023 3: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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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当导演不当演员——毛泽东“倒林”的根本缘由

                鲁 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矛盾的爆发,至今仍是一桩悬案。毛泽东为什么要倒林?是因为林及其同伙借整张春桥而把矛头指向江青,想否定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毛认定林借设国家主席一事兴风作浪想抢班夺权?而毛倒林的决心是什么时候下的?是在九大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已经萌生了这个想法,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或更晚的时间才最后下定这个决心?笔者以为,这个悬案的答案深藏在毛泽东自己的一句“至理名言”中,那就是“我只当导演不当演员”。

  毛泽东这句话的出处如下。九届二中全会上,江青参加了8月24日晚华东组讨论,许世友当场向江青表示,在不设国家主席、或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想不通。也许江青将许世友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后来许世友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院子里与他握手,说:“你看我的手凉不凉?”许世友说:“凉。”毛泽东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许世友果断地说:“我听毛主席的!”(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200页)

  可以说,“只当导演不当演员”是毛泽东在党内政治生活和权力斗争中坚守不渝的原则和不可侵犯的信条,甚至可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座右铭。也就是说,自从毛泽东独掌党内最高权力之后,举凡党的核心层出现派系斗争,毛泽东一定要以驾驭者的身份出现,一旦发现党内有人企图驾驭他,或者他已经感觉到被别人驾驭了,他必然狠狠回击,直至置企图将他当演员的那个“导演”于政治上的“死地”。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真有人把他毛泽东当演员,来导演党内一幕幕政治生活或权力斗争活剧时,他手中的最高权力和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因此,毛泽东倒林的初衷和决心,是在庐山会议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被人当了演员、且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导演会议最初两天的那场闹剧时产生的。那么,这场闹剧真的是在一个老谋深算的“导演”的精心策划下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展开的?林彪是不是这个幕后的总导演?毛泽东关于这个“导演”的用心及其策划的种种猜想和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和真相?笔者以为,这些问题正是史学家们必须深入探讨和力求破解的,否则,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也许一直会被其中扑朔迷离、彼此矛盾的历史枝节牵着鼻子走,而找不到那股决定历史真实走向的潜流。

◇ 林彪讲话的由来——庐山会议耐人寻味的序曲

  庐山会议开幕时政治局常委中第一个发表正式讲话的是林彪。而正是林彪的这个“开场白”,成了引发庐山会议最初三天“政治地震”的导火索。问题是,这场“政治地震”的性质是什么?它触到了毛泽东哪根最敏感的神经?被激怒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奋起反击?而林彪这篇讲话,是否早有预谋?它激起的政治风波,是否早在林彪一伙的精心策划和行动实施之中?如果说,这场政治风波最终是围绕林彪讲话中的观点形成的,那么,林彪这篇讲话的最终政治目的是什么?

  要破解这些问题,必须从林彪这个讲话的出笼过程说起。首先,林彪这个讲话事先有没有准备?根据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林彪是有准备的。但这些资料大部分是部分当事人的个人回忆,很难说准确。比如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披露的有关资料就有许多矛盾。请看如下几个片断:“林彪到庐山的下午,与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发动进攻。”〔参见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31页〕“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彪能在会上讲话。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还是可以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危害实在太大。陈伯达乐观地认为,在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傅崇碧)、贺龙的问题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意见都一致(实际上并不一致)。如果林副主席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主席肯定会支持。林彪没有表态,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

  从这组资料看来,林彪的讲话,主要是陈伯达促成的。但其中也有矛盾。既然林彪到达庐山的下午就和陈伯达谈了一个多小时,商量对张春桥的“进攻”,那么“进攻”的方式,显然只能是林彪的讲话,这就说明当天下午林彪就决定讲话了,为什么“8月22日晚”陈伯达“又到”林彪处时,才“希望”林彪讲话呢?而且当时林彪并没有表态决定讲话,只讲“如果”要讲话,就跟毛泽东打招呼。这样看来,林彪讲话的决定又是经陈伯达的鼓动而临时做出的了。而下面林办秘书于运深的回忆,似乎又说明林彪早有讲话的准备了:“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让我们准备一个稿,搜集北京突出政治有些什么效果,还强调要发展经济,没有提出设国家主席。”(舒云:采访林办秘书于运深笔记,2005年10月25日)而林办秘书宋德金则回忆:“林彪让我们准备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日由弱变强的资料。”〔参见宋德金着《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载《百年潮》2000年第九期〕

  再看下面:“8月21日,叶群在秘书给林彪起草讲话提纲时说,首长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认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在天才问题上有争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认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谈到天才问题,叶群从皮包里拿出一把语录卡片,说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28页)瞧,这里又说8月21日叶群已经布置秘书起草林彪的讲话提纲了。

  鉴于这一段史料杂乱无章,矛盾很多,我们只能大致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第一,林彪这个讲话,在上山前就开始准备了,其主要内容,有突出政治,有发展经济,也有加强国力。关于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内容,即便有,恐怕也不占主要地位。这个讲话稿似乎并没有形成文字稿,是按林彪的习惯“拉”成了“条子”;第二,林叶上了庐山之后,才对讲话内容作了重大调整,其中陈伯达的鼓动,起了很大作用。为了针对张春桥,经过调整的讲话内容,核心是天才论,国家主席问题并不是核心内容;第三,林彪在即席讲话中,像他以往那样丢开了“条子”即席讲,几乎专讲“天才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没有提及。梳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有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为证:“8月23日晚,叶群从庐山来了电话。‘我告诉你,二中全会已经开始了!’叶群的语气十分趾高气扬,‘首长已经在会上讲话了。他是即席讲话,根本没用你们拉的条子。他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坚持毛主席是天才。他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他讲话后,反映很强烈。他讲了,我也准备讲。在明天的小组会议上,我也打算开一炮。我不想讲别的,就集中讲讲毛主席的领袖地位问题。’”

  可见,由林彪的讲话向张春桥发出炮弹,无论准备多么仓促,都形成了预谋。然而,林彪等人是否刻意在庐山会议上制造这一场倒张的强烈地震,并精心策划其中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对其最终结果有所预期呢?也就是说,这场地震是否是一个事先周密策划的完整的阴谋呢?回答是否定的。由如下资料作证:“吴法宪回忆:本来叶群在山下已经让秘书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上山后,林彪却不想讲了。”〔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页〕“李文普(林彪警卫秘书)回忆:“开会前讲不讲那番话,林彪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见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说,要讲!到最后一刻,林彪才决定拿张春桥开刀。”〔参见《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

  有两个当事人的回忆,可以证实林彪是否讲这个话,是犹豫不定的。也就是说,对这个讲话林彪本人有很大的随意性,正是这个随意性,证实林彪及其同伙在庐山会议上“倒张”的行动,并不是一个精心策划、刻意布置的完整阴谋,恰恰相反,这个行动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对这个行动的效果和目标,实施者事前并不清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因为是否实施这个行动,对主要当事人林彪而言,仅仅取决于一念之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变数。如果林彪一念之间决定不发表这个讲话,或者讲话中不讲有关“倒张”的“天才论”问题,那么庐山会议就会是另外一个风平浪静的结局,就会如周恩来乐观地预期的那样,轻轻松松开上三五天,顺利通过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然后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林彪这个讲话,事先有没有和毛泽东通气?如果通了气,那么通气中林彪告知毛的主要内容和林在会上讲话的实际内容有没有出入?或出入有多大?这个问题,也有当事人的回忆作证。“陈伯达回忆:“会前,周总理、我和其他人坐在一个房间,毛主席和林彪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短。会散后,我问林彪,你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泽东知道。”〔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著374页〕吴法宪回忆:“在毛主席和林彪的单独谈话中,林彪问毛主席,可不可以讲(张春桥)?林彪说,我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主席听了以后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名字。”〔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291页〕吴法宪的这段回忆有问题,毛泽东和林彪的私下谈话,他怎么知道得那么详细?是谁告诉他的?林彪是不会干这件事的,只有一种可能,林彪将他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叶群,叶群又转告了吴法宪。事情果然是这样,舒云对此摘引了相关资料:“对于叶群的单兵‘教练’,陈伯达尤其对叶群说‘林彪在讲话前向毛泽东汇报过讲话内容,毛泽东是同意的’这句话半信半疑。当晚他去问林彪,林彪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他听谁说的,陈伯达说是叶群,林彪说,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参见王海光著《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从林彪在和毛泽东的关系上极为谨慎的一贯态度来看,林彪事先和毛泽东通气,告知其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可信的,也是符合逻辑的。毛泽东在南巡中指责林彪这篇讲话事前没有和他通气,是撒谎。问题是,如果真像吴法宪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仅同意林彪在讲话中敲打张春桥,而且还向林彪交了底,张春桥的幕后是江青,是江青搞的鬼,这不是支持、纵容林彪对自己夫人这一帮人发难吗?这不是默许、挑起庐山会议上的两派恶斗吗?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对庐山会议最初几天的“政治地震”不负一点责任,反而借此来收拾林彪集团呢?也就是说,毛泽东这样做的动机和心态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是整个庐山事件的密钥所在,只有弄清楚毛泽东同意林彪讲话的真实动机和心态究竟是什么,才能知道毛泽东倒林的决心是怎样形成的。当然,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向任何一个人和盘托出,只能通过现有史料,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了。

  应该说,当林彪会前和毛泽东通气,谈到在讲话中想敲打张春桥时,毛泽东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

  第一,文革中,毛泽东“倒刘”所依靠的两种政治力量,即以林彪为首的“枪杆子”和以江青牵头的“笔杆子”,尽管在帮他倒刘的过程中尚能彼此配合,“团结”一致,但“倒刘”成功后,即九大前后,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出现了裂痕,产生了龃龉。而这种裂痕和龃龉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比如,林彪麾下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之间的矛盾。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根本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再比如,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甚至贬损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而温玉成因为帮助李必达“告密”投靠江青而遭林彪集团抛弃,下场可悲。至于林彪在开会前向毛告张春桥的那一状,其来龙去脉毛泽东更是心知肚明。1970年8月宪法修改小组在修订宪法草案时,张春桥删除了草案上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但是张春桥却不明说,导致吴法宪与张春桥大吵一番。张这么做的底气自然来自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可见,“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的龃龉,其性质决不是在个别问题看法上的分歧,而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之争,既然是权力斗争,那么其发展趋势极可能是双方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或你存我亡。这是中国专制政体中政治斗争的通则。因此,九大以来毛泽东麾下这两派的明争暗斗且日渐形同水火,是毛泽东最大的一块心病。

  第二,在中国皇权时代,皇室继承人中或处于权力核心的权臣中出现派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常态。皇帝运用谋略和权术驾驭两派斗争,使两派相互制衡以达到巩固君权的目的,也屡见不鲜。但这种驾驭除了驾驭者有足够的权威和谋略让两派效忠于自己外,仍然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一般说来,这种局面的预后有三种结果:其一,处于最高权力位置的驾驭者成功地驾驭了麾下的两派斗争,至少在驾驭者生前,两派均能维护或受制于驾驭者为首的“政治共同体”,不敢造次,但在驾驭者身后,两派斗争一定分出胜负,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必然取代驾驭者生前的那个旧政治共同体;其二,两派斗争的白热化程度已经冲破驾驭者那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边际,使之再也无法对之进行容纳和制衡了,这时,驾驭者就必须视双方对自己的忠诚度的差别,帮助一方翦除另一方,以求保住自己的最高权威和政治共同体;其三,驾驭翻船,两派斗争中驾驭者反被别人驾驭——其中野心勃勃的一派不仅翦除了对手,而且将自己的“主子”一并推翻,夺了“皇位”。九大以后,当毛泽东静观自己麾下“枪杆子”、“笔杆子”两派之间的龃龉愈演愈烈时,对于两派斗争的前景和预后,有没有上述那类考虑呢?请读者判断。

  第三,那么,其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毛泽东天平上的重量及其对比,又如何呢?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这要从三个方面讲。一个,在“倒刘”中双方的功劳如何;第二个,双方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度如何;第三个,双方未来对毛泽东体制和“路线”的巩固、发展的作用如何。对于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答案并不复杂,最让毛泽东踌躇的是第二个问题。其一,尽管文革小组的笔杆子们在倒刘中一直起着急先锋的作用,但林彪的“旗手”作用、鼓吹个人崇拜的作用和军队的“保驾护航”作用,似乎更为出彩和关键。因此,在“功劳”问题上,毛泽东的天平更倾向于“枪杆子”,这从把林彪“钦定”为他的接班人、九大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中军人数量占压倒优势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其二,“倒刘”成功以后,在毛泽东重新打造的新的政治共同体中,“枪杆子”和“笔杆子”对毛体制的巩固和继承,谁的作用会更大?应该说,“笔杆子”的后发优势更强更大。因为毛泽东的“文革体制”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基础上的。而真正能够继承毛泽东这个理论衣钵的传人,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秀才”,而不是林彪、黄永胜之类的“武夫”。当然,“枪杆子”作为保卫政权的后盾,其巨大作用不可忽视。然而,随着九大结束,“治天下”时期到来,军队的作用开始式微,林彪集团在毛泽东天平上的分量也开始变轻:首先,林彪是靠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家”,对毛而言,个人崇拜在倒刘的全过程中,作用是巨大的,但倒刘成功,个人崇拜的作用也随之“式微”,无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创建中还是在围绕这一理论进行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将再无“可持续性”;其次,随着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恢复,军队已全面退出“政治舞台”,军队在党和政府的中央核心层中的“权重”,只能减轻,不能加大,否则是非常犯忌的事情。

  当然,虽然“笔杆子”和“枪杆子”相比,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但两种政治力量中均缺少像周恩来这样能够“压轴”的行政人选,这也是毛泽东颇为纠结的一块心病。而毛泽东心目中能够取代周恩来的人选,则是被他当着“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

  现在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双方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度问题。以江青为首的“笔杆子”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对毛泽东而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实质上,在毛泽东自认为他一生中做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和江青开的是“夫妻店”,毛是店老板,江是老板娘,周恩来是称职的“大堂经理”,但对毛江而言,周仍然属于“外人”。仅凭这一点,就证明毛泽东对江是极为放心的。况且“笔杆子”基本上是一群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行政能力的书生,即便他们有异心,能对毛泽东构成什么威胁?毛的这一心态从邱会作回忆中可以证实。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刚上山的黄永胜说:“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后来毛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指张、江、姚)是手无寸铁的哟,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再让我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

  但是,对于林彪的忠诚度,毛泽东就有另外一番想法了。正像林彪始终潜心琢磨毛泽东一样,毛泽东也在潜心琢磨林彪。但也许林彪把毛泽东琢磨透了,毛泽东却始终没有把林彪琢磨透。对毛泽东而言,至少在三个关键问题上对林的忠诚度存疑。第一,林对毛的吹捧,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后面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文革期间林彪对毛的吹捧,其肉麻和离谱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无论怎样看,林彪的言行和中国历史上赵高之类的“谄臣”都如出一辙。但林彪是赵高式的人物吗?从林彪的个性看,他孤僻直率,敢于顶撞毛泽东,不像那种善于曲意奉迎却口蜜腹剑的“小人”,从林彪的作为上看,他休态多病,常常远离“官场”喧器,对权力似乎并不感兴趣。且几十年跟随毛泽东忠心耿耿,特别是在重大关头给毛以鼎力支持,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林彪是赵高式的人物。然而熟读中国史书的毛泽东真的不怀疑吗?第二,把军队交给林彪,毛泽东真的放心吗?会不会有一天,林彪指挥的军队突然倒戈,对他毛泽东取而代之?尽管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一寸也没有放松军权,但对林彪手中已经有名无实的“军权”仍然疑心重重。有史料为证。一曰:说军队是毛泽东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二曰:对1969年备战期间“林副主席的一号令”颇为不悦:烧掉!三曰: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第三,晚年毛泽东,把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作为考察属下对他本人忠诚度的一条重要标准。那么,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究竟如何?文革中林彪一系列讲话中对文革的“深刻理解”、理论拔高、极度颂扬,证明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或者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林和陈走到了一起,企图抛出一个“唯生产力”草稿?要知道,尽管文革后期恢复生产已经迫在眉睫,但他毛泽东十年前不正是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走了麦城吗?为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对文革的态度还不仅表现在对“继续革命理论”的态度上,而且还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即对毛泽东文革中的“夫妻店”及其“班底”的态度上。江青的做派专横,霸道,不少场合目空一切,随心所欲,得罪了不少人,也给毛泽东制造了不少麻烦,毛泽东心里反感,故不时敲打她。然而,毛泽东的敲打是有底线的,江青在文革中毕竟是为他处处打头阵的急先锋,是这个夫妻店“夫唱妇随”不可或缺的角色,是他膝下一条听着主人吆喝到处咬人的狗(江青自喻)。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如果有人整江青及其亲信,越过了毛泽东那条底线,毛泽东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正因为毛泽东的这三重疑心,构成了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防范之心,这不仅表现在九大之后毛泽东对林彪的一连串“敲打”上,最关键的一着,则是毛关于四届人大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他的考虑是多重的,但其中对林彪集团的防范,则是主要的“一重”。第一,四届人大召开前后,对人大、政府的核心权力,将面临一个再分配的问题。而九大以后形成的党内林彪、江青两种政治势力,势必在这个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产生龃龉,甚至制造事端。而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显然会成为双方争夺的制高点。也许双方都会推举他毛泽东坐上国家主席的位置,但他身后这个位置给谁?岂不留下一个双方恶斗的祸根?毛泽东不希望四届人大再次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也不希望看到两派在这次权力再分配中公然破裂,故索性提议不设国家主席,取消这个制高点;第二,只要设国家主席,无论林彪当不当国家主席,或者当不当国家副主席,这个位置最后还是他的。因为他是党章规定的法定接班人,有了党权、军权,没有政权怎么行?即便林彪集团现在不争这个位置,在他身后他们是一定要争的,因此,必须断掉林彪集团的这条后路,否则,林彪势力一旦坐大,江青等人很可能会在他死后死无葬身之地;第三,对毛泽东而言,国家主席绝对不是他所说的“虚衔”,恰恰相反,国家的立法权和政府的事权,都是实实在在的权力。这方面的教训太深刻了。当年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让给刘少奇,是导致毛泽东大权旁落的直接原因。一个小小的事例就可证明国家“事权”的重要性。1964年,他毛泽东一再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没有谁响应,只当耳旁风。而刘少奇让中央组织部安排,不下去蹲点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第一把手。马上全国闻风而动,仅北京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就下去了1000多人。可见,党权如没有“事权”相佐,或者完全驾驭“事权”,则一事无成。因此,一来毛在他的有生之年不愿意再立起一个和“党权”平起平坐的山头,二来在毛看来林江双方势力中均没有“国家主席”的合适人选,即便他当了,也后继无人,三来毛料定自己身后已很难有集党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权威人物,今天立了这个山头,说不定明天就会成为国家分裂的渊源。这是毛泽东对国家体制的“深谋远虑”。事实上,毛泽东的考虑不无道理。直到今天,党权政权的分立问题,在国家体制内都没有得到解决。自邓小平后的历任党的总书记,都是总书记(党权)、军委主席(军权)、国家主席(政权)一肩挑。国家主席一职仍形同虚设。

  上述这些,可以视作当时中共核心层权力斗争的大背景,同时也是分析毛泽东心态的重要条件。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吴法宪回忆中关于庐山会议前林彪和毛泽东的对话是真实的,那么,毛泽东同意林彪“讲”张春桥的问题并向林交了江青才是张春桥的后台这个底,是出于何种心态,或出于何种动机呢?笔者以为,毛泽东讲这番话,至少出于三重心态三重动机。其一,既然林敲张是为了表达对毛的忠心,那么就不能拂了别人的好意,或许人家此举的确出于维护自己威望的一片忠心呢?其二,九大以来,林一帮人和自己老婆那一帮人究竟闹到了何种程度?双方的裂痕有多大?其中的水有多深?这些正是毛泽东想要弄清的。一方面,江青的确有做得过分的地方,比如5月17日她擅自找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想找周恩来和陈伯达的碴,让林彪对她敲打敲打也好;另一方面,林这样干仅仅是为了争宠?还是别有居心?不妨借这个场合让林表演一番,让他的居心充分暴露出来。所谓“引蛇出洞”,是毛在党内外权力斗争中一贯使用的伎俩;其三,但毛并不想让林把事件弄大,也不想让林把水搅浑,转移全会方向,更不想让江青的党羽受到重创。向林彪指出张的后台是江青,实质上是对林的警告:打狗须得看主人,让他拿捏分寸,适可而止。

  其实,如果林彪“知趣”、“识相”,他完全能听出毛的“弦外之音”,也就不会将讲话的“主锋”直指张春桥,更不会使这篇讲话的“主旋律”——“天才论”引爆了另一个令毛泽东极为敏感的问题:设国家主席的问题。那么,林彪如此“一失足成千古恨”,是他不聪明吗?是他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吗?非也,林彪的大错,乃被错误信息误导所致也!这一点我们后面分析。

  总之,毛泽东的一贯自信,让他自以为即便让林放一炮也可掌控有度,驾驭自如,而林彪被错误信息误导,使他误以为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从而放开手脚大干,正是两人这种“心理”的误会,导致了历史的误会,让事态朝着两人愿望相反的方向戏剧性地变化。下面,我们不妨看看事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二,林彪讲话这根导火索引爆了一场怎样的政治地震

  从全会开幕前夕、即8月22日下午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会议主要议程内容的预期。“毛泽东建议,除了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外,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谈一谈当前的形势。毛泽东说据他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康生强调《宪法》修改了很久,《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开过一次会了,全国人民也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毛泽东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那时在华沙我们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触,冰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正在酝酿解冻。美国想与中国接触,屡屡放出空气,在华沙,中国已经开始和美国代表接触。过去不共戴天的敌人突然成了握手言和的朋友,这个弯子转得急了点,毛泽东的意思是要给高级干部打个招呼。”同时,关于全会开幕式上的常委讲话,毛泽东也作了安排:“毛泽东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修改《宪法》的问题由康生讲。康生推脱,《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了吧。毛泽东说,那你们两个商量好了。〔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关于开幕式上除了林彪讲话之外,周恩来和康生有没有讲话,谁先讲,谁后讲,讲了些什么,目前似乎说法不一,随着全会档案解密,今后这个问题会大白于天下的。但多数当事人的回忆,似乎这个常委会上并没有安排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是在第二天开会前临时决定的。会前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谈话,显然是商谈林彪的讲话。

  总之,毛泽东建议全会多讨论形势问题,说明毛泽东认为国内事情已经走上正轨,他开始着重考虑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即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的三角关系问题。因此林彪在开幕式上讲不讲话,无关紧要。即便第二天林彪提出要讲话,并提出了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也最多以为这是一个插曲,林彪是抓军队的,战备又是会议议程之一,林不管怎么说也应以讲战备为主吧,张春桥的问题不会影响会议的主要议程的。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的讲话,不仅完全改变了他预期的全会主要议程和内容,而且引发了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林彪的讲话不显山,不露水,既没有讲国家主席问题,也没有公开点张春桥的名,但却巧妙地从不该由他讲、而应该由康生或周恩来讲的宪法修改问题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把全会的整个注意力转移到了“天才论”上,即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问题。

  我们不妨将林彪讲话中的“点睛之笔”摘录如下:“这个会和(四届)人代会以及《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是有影响的。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三件大事。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注:原文如此)是《宪法》的灵魂。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万面,你看哪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林彪这篇讲话,没有什么新意,几乎是他四年前那篇五一八讲话的老调重弹。同时,这篇讲话中似乎根本没有矛头有所指的迹象,甚至明显的暗示都没有。不知内情的人,万万不会想到通篇讲话都是针对张春桥的炮弹。不少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场表示不悦。顾保孜在《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一书中摘引了张玉凤的一段回忆:“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林彪的讲话赢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但毛泽东却不悦。为什么?因为只有毛泽东才完全听懂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其一,林彪为毛泽东制造的个人崇拜,其基本立论就是毛泽东比马、恩、列、斯都高明,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天才。林彪几十年如一日推崇毛泽东,的确为毛泽东铲除政敌保住权位帮了大忙,但同时这些个人崇拜中的基本立论,也成为林彪的政治资本,成了林的“政治专利”和“政治筹码”。而九大前后毛泽东开始对个人崇拜表示厌烦,数次敲打林彪的那些“副词”,实质上是在抽取林彪的政治资本,削弱林彪集团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权重。而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喧宾夺主”地宣扬“天才论”,明摆着是把那个政治资本当着砝码,向他毛泽东叫板或讨价还价来了,毛泽东能不恼火?

  其二,“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什么意思?宪法的修改还没有讨论,就想把“国家主席”这个“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法律地位强加给他毛泽东?会前他毛泽东多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多次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为什么先声夺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的预先定调,将严重误导全会方向,甚至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将国家主席强加给他毛泽东,为林彪火中取栗;

  其三,林彪该讲的东西一样没讲,通篇讲话都是天才论,看来他要全力以赴扳倒张春桥了。但他难道不知道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江青的后台又是谁?林彪对张春桥不依不饶究竟想干什么?矛头最后还不是指向他毛泽东?因为最终主张取消三个副词的是他毛泽东。更为恶劣的是,林彪这样干的后果是在全会上制造无中生有的敌情,似乎有人怀疑、反对“天才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遭到了挑战,或者毛泽东的威信遇到了某种危险,这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危言耸听,是会惹出大麻烦的。

  但毛泽东还是隐忍了。他同意了第二天重放林彪讲话的录音,同意了对林彪讲话的分组讨论。因为林彪讲话的内容还蒙上了一层窗户纸,它的真实意图还没有明朗化,还需要有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果然,这层窗户纸第二天下午的分组讨论上就被人捅破了。而“无论如何,因为陈伯达、汪东兴的加盟,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呢?请看:“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后,说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思想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而作为毛泽东的“贴身侍卫长”的汪东兴,却紧步陈伯达的后尘,说出了一番更加慷慨激昂的话来:“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喜欢得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瞧,一个“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敌情”,一个“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是人民的愿望”这两把利刃,就从林彪讲话蒙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了。看来,陈伯达和汪东兴,的确是帮林彪“破题”的两员干将。而“本来张春桥就不得人心,干柴烈火,二百多中央委员一下就‘烧’起来了。”〔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也的确势在必然。当然,这场“大火”不仅仅是张春桥不得人心的问题,必须有人点火。应该说,8月24日下午和8月25日上午庐山上的大火,的确是林彪讲话布下了火种,尔后又由叶群、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等人点燃的。其中几个重要节点:叶群对军委办事组上山人员的“战前动员”;陈伯达23日晚连夜炮制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重放林彪讲话录音的提议(是吴法宪,还是汪东兴抑或周恩来?);打印出来的马列论天才语录和抢先打印出来并散发的华北组二号简报;陈伯达、汪东兴、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重点发言。

  其实,200多名中央委员被“烧起来”的心理因素,仅仅是对张春桥江青等四人帮的不满吗?我倒以为,其中主要的因素,则是一种出于自保的政治恐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高层官员委实被整得失魂落魄,心有余悸。而他们所有的“不是”,都来自于对领袖的“不忠”,哪怕对毛的任何“微词”或者不满,都会惹来大祸临头。因此,处处表现出对毛的绝对崇拜和绝对忠诚,是他们的护身符、护命符。而对贬损领袖威信的“坏蛋”表达的义愤越坚决,越激烈,则越能表现出对领袖的忠诚。而林彪讲话之所以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种政治恐惧心理。而汪东兴所起到的误导作用,则是这颗“原子弹”终于爆炸的先决条件,由于汪的特殊身份,使大部分中央委员误以为有人贬低毛泽东就是毛本人放出来的信号。这里不妨引用几位与会者当时的“活思想”。

  “陈伯达的福建口音极重,本来就很难懂,再加上他并没有直说,华北组在座的人大都半信半疑。可是在毛泽东身边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一说,就大不一样了。3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与7月下旬接到中央征求宪法修改草案的意见通知时,两次听到的都是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都是毛主席在外地让汪东兴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的,所以汪东兴违背常情的发言,加上他的特殊身份,使他的话被认为肯定有来头。原来的疑惑、猜测统统都没有了,以为摸到了底。〔参见《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457页〕”

  “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回忆:听了陈伯达的话,尤其是听汪东兴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大家都很气愤。听完林彪录音后,我对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说,不是传达不设国家主席了吗?怎么又要设了?这是怎么回事?要我看,当国家主席,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行。”〔舒云:采访中将郑维山笔记,1997年6月10日〕

  “宋双来回忆:记得汪东兴刚发完言,一位要去‘三北’开战备会议的老同志立即要求发言,他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前,我们决不能含糊,我先表个态,对于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完全拥护东兴同志的发言,强烈要求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担任副主席。此后的发言都集中在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林彪当副主席,(揪)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舒云:采访中将宋双来笔记,1996年10月23日〕

  而表现这种政治恐惧心理最典型的则属老帅陈毅。“历次会议陈毅都在华东组,被戴上‘二月逆流’的帽子,尤其是‘九大’会上,把他批得‘体无完肤’。这次开会,陈毅向周恩来提出换一个组,于是被安排到华北组。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他听了林彪的讲话,以为林彪是代表中共中央。再怎么说,林彪毕竟打过一些好仗,出生入死,为革命立过功勋。你张春桥这些阴谋家算什么东西!”〔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页〕所以他第一个发言,表示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发言。没想到又陷进‘二陈合流’(陈伯达、陈毅)。”〔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晓农编着,377页〕请看陈毅是怎样“义愤填膺”的:“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一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一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参见《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617页〕

  在一个党的中央全会上,如果大多数中央委员“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地集体发声,那么引发的显然会是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而华北组二号简报则成了这场政治地震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这场政治风潮的性质作了点睛之笔,简报说:“华北组24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都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三,毛泽东的零容忍:决不容许他人将他当“演员”

  华北组二号简报一亮相,“揪坏蛋”的呼声立即成燎原之势。“8月25日一大早,华北组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整个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更急,几乎一边倒。各组都要求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攻击矛头明显指向了张春桥。有的大组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88页〕

  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林彪讲话这个“剧本”,在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就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闹剧。在这场闹剧中,林彪成了导演,他毛泽东成了演员——剧中的主角。而跌宕起伏的剧情紧紧围绕着他这个“主角”——被这位高明的导演导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一小撮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企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损毛主席的威望,诋毁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而捍卫毛泽东的勇士们对这一小撮阴谋家进行了奋勇反击,展开了一场保卫伟大领袖的生死搏斗……

  从表面看来,即便林彪导演(也许真正的导演是叶群)这场闹剧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但毕竟其动机是好的,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是出于对张春桥等人对毛泽东不恭的义愤。但久经权力斗争沙场的毛泽东,会被这种表面现象迷惑吗?林彪这位“导演”的真正动机无论怎样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或者需要费以时日才能真正弄清,但熟读中国史书的毛泽东首先认定的一条:就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如果一个皇帝在“宫廷斗争”中丧失了“导演”的地位,成了别人的“演员”,那么就说明他已被他人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皇位”就相当危险了。因此,获悉会议六号简报内容的毛泽东,不仅震怒,而且极为震惊。他在第一时间采取的措施,也极为果断,且雷厉风行。

  “8月25日15点前,工作人员匆匆把各大组召集人叫走了。会前毛泽东逐一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话。15点,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主席在会上宣布:‘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在同康生谈话时,生气地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个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1576页〕

  “会议决定分组会立即休会,毛泽东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了,责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检讨。〔参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7-28页〕

  关于庐山会议后面的“剧情”,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导演”的位置,控制了局面。

  那么,从林彪导演的这出闹剧中,毛泽东究竟看到了什么?以至下了翦除自己“亲密战友”的决心?而以正常思维观察林彪及其同伙在庐山会议上的一切表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在推崇他毛泽东,而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毛泽东的意思。说林彪急于抢班夺权?想当国家主席?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只有从中国“帝王”的独特角度,才能大致推测出毛泽东的真实想法。笔者冒昧,不妨尝试剖析一下。

  第一,九大以后,林彪显然看出了毛泽东借对三个副词不满来敲打他林彪、削弱林氏集团权势的意图。尤其借看望林彪之机公然向林推举张春桥为周恩来接班人,实质上是毛试探林彪,暗示他的接班人位置不保。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开篇讲话,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林彪对他这一意图的反击和挑战,是借200名中央委员的力量逼迫他毛泽东重新做出保住林彪接班人地位的承诺。这种公然的挑衅,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二,而林彪挑战方式的诡异之处,恰恰就在于他是在打着保护毛泽东威信的旗号在向他毛泽东挑衅。这个旗号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尤其利用了中央委员谁也不敢贬损毛泽东威信的恐惧心理,竟使周恩来、康生这样的人物也“坠入彀中”。舒云女士屡屡为林彪提出辩护,说设国家主席的提议不仅是林彪等人提出的,而且周恩来、康生等人也多次提出。因此,账不能只算在林彪一人头上。道理是这样。然而,如果林彪不在讲话中抛出天才论,康生、周恩来的提议不过是一般的“劝进”之言,人之常情也。但当“天才论”制造出“严重”的“敌情”,“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又是这个“敌情”的核心内容之一,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康生、周恩来就糊里糊涂当了“天才论”的枪手了。而更严重的问题则在于,林彪在这场闹剧中竟然动员了那么多的中央委员跟他站队,并释放出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足以说明这位副主席的权势和威望能够和他毛泽东比肩了。这才是令毛泽东惊心动魄的关键之点;

  第三,从庐山会议上短短一天半时间林彪及其“麾下”的凌厉攻势来看,林“倒张”的决心已经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程度,而所谓倒张的最后目标或连带,必然是江青。如此,毛泽东会不会由此想到林彪集团的指向,是想“清君侧”?如果林彪想的真是“清君侧”,那么问题就严重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君侧事件,时有发生,而最典型的则是西汉汉景帝年间吴王刘濞发动的所谓“清君侧”。其时,御史大夫晁错向皇帝上疏,建议削藩,为汉景帝所采纳。而当时的各藩国中,以吴、楚的实力最强,吴王刘濞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纠集了包括楚国在内的七个藩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为了平息叛乱,只好将晁错杀掉,但叛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还有一次是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年轻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他为建文帝。建文帝接受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而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对此极为不满,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年号永乐,即明成祖。可见,历史上举凡打出“清君侧”旗号者,表面上是维护皇帝的权威,帮助皇帝清除身边的坏人和野心家,实质上对“君主”已经起了异心,甚至萌生“取而代之”的野心了。上文提到的8月22日晚陈伯达见林彪时说的那一段话,岂非正暴露了陈伯达“清君侧”的想法了吗?可见至少在陈伯达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容忍江青、张春桥这样的“乱臣贼子”在身边胡作非为,祸国殃民,说明毛泽东糊涂了,被人利用、操纵甚至控制了。因此,如果毛泽东真把林彪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上升”到企图“清君侧”的高度,那么他就再也不会相信林彪对他毛泽东仍会有什么“忠心”,而且认定林胸中包藏的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祸心”了。

  第四,从中国历史上看,举凡打出“清君侧”旗号的,都是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否则,如何用武力解决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但动用武力的结果往往连带皇帝也一并解决掉了。而九大以后的军委办事组,恰恰都是林彪的党羽,掌握着海陆空三军大权。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已经对此耿耿于怀,会议之后更成为毛的心腹大患。毛泽东的这种感觉,在南巡前后似乎格外强烈。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陈长江在回忆中有多处提及。如“毛主席在长沙住了四天,不断找人开会,谈话,交代任务,甚为忙碌。我负责迎送客人,不知道会议内容。大概第二天,汪东兴把我们随行干部队召集起来传达,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和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毛主席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这话毛泽东一路上反复说)?!传达时汪东兴没有说指的是谁,我们也不好细问,但知道毛主席所言肯定是有所指的。”毛泽东的疑心,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陈长江回忆:“九一三事件前,一向开朗的毛主席有一段时间不知为何陷入了苦闷和抑郁之中,显得很是沉重。……有一天,天将破晓,毛主席睡不着,出来散步,我像往常一样,急忙跟在他身后随着他往前走。到了门口,毛主席看到了门卫哨兵,问我,长江,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我不由一惊,以往毛主席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呢,每个人都是长短枪,子弹也带了很多,敌人来个一两百,能对付得了!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在此间的一天,毛主席在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绪深沉地说,军队闹的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我很不理解,在毛主席面前,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也没有什么顾虑,我说,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毛主席说,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他没有进一步讲。”

  批陈整风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安抚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里就为止了。”〔舒云:采访中将邱会作笔记,2000年11月16日〕但毛在南巡讲话中却一再强调“他们的问题还没有完,还要由中央解决”。于是四位将军怎么也想不通,不是到他那里为止了吗?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四位将军实在太天真了,他们不知道庐山会议之后自己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对于颇具“帝王”之心的毛泽东而言,心腹大患不除,他吃得香,睡得着吗?不,他连一分钟都睡卧不宁。

  和中国历代帝王一样,毛泽东在权位方面的疑心,实在是太重了。而历史的真相,真像他所怀疑的那样吗?非也,有出入,或者很大出入,甚至大相径庭,根本是两回事儿。而正是帝王们的重重疑心以及和真相的出入,制造出了无数“烛影斧声”的宫廷悲剧。毛泽东的悲剧和林彪的悲剧,是否属于这一类悲剧呢?


《华夏文摘》增刊 第1391、1392期。2023年11月20、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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