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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杜钧福: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3月 10, 2024 1: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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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杜钧福·

  “清查五一六”运动全名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简称“批清”,是文革中的1967年以后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数年之久。对于其内幕,至今知之甚少。今天我讲的重点在其初期和北京的情况。

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所说的“五一六”,实际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五一六”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个群众组织。它只在1967年活动了几个月就被取缔。第二个“五一六”是一个虚拟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组织”。

  第一个实在的“五一六”是在1967年春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产生的。当时一些造反派怀疑“二月逆流”的后台是周恩来,就串联起来,从事反对周恩来的宣传活动。其首领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是原来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世军之子,本人是预备党员。文革初期,他的父母都被打成黑帮。1967年3月22至23日,钢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张建旗等估计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遂积极活动起来,串联观点相同的人,于6月2日成立了钢院的“五一六兵团”,3日公开贴出《致总理的公开信》的大字报。6月30日至7月1日,因中央文革对此表态,有人动摇,他们进行了“两忆三查”活动,作出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并因为有外单位人员参加,将组织名称改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此后,他们到处贴标语,攻击周恩来和政府系统的领导干部如李先念等人。他们被批判为“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是指他们将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归到周恩来身上,为刘少奇开脱。

  8月9日,他们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并且邮寄、散发传单,使他们的活动达到高潮。

  他们的人员很少。据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当时说,谁是五一六的成员,没固定标准,大约可分三类:头头和骨干20人,持相同观点,参加贴大字报等活动的24人,被串联过的,表示赞同,提供材料的21人。其主要成员,除钢院的张建旗外,还有该校的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1中学的郭海燕,商学院的程镇华等。外地人还有长沙一中的唐亦安。而“后台”据说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何畏。说是后台,只是因为何畏和张建旗等谈过话。

  这个“五一六兵团”经常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一起活动。这个“六一六”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刘令凯为首。他们在1967年1月就贴出过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被开除出北京“三司”。

  按照文革的标准,说“五一六”或“六一六”是反动的可以,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和阴谋。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其它群众组织并无不同。他们的主张是写成大标语,贴在大街上的,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东躲西藏,是因为人家正在抓他们。他们的组织松散,谁是成员不很确定。串联过的当然不算。总人数大约40-50人。这个当时公安部掌握的数字应是可靠的。他们自称有八个“方面军”,大约是夸大其词,虚张声势,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出现张建旗这样一拨人和“五一六”这样一个组织并不奇怪。按文革中这些人的逻辑,刘少奇能打倒,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打倒?在文革中屡次发生“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件,自毛泽东以下,不管什么人,都被攻击过。另一方面,怀疑、以至反对周恩来,也确实是造反派中的一股潮流。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或称为极左派的,总感觉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人怀疑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后台。1967年8月在湖南,也发生“齐卫东”炮打周恩来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怀疑周恩来和处理湖南问题的“二四通知”有关。

  一般来说,对于文革中屡次出现这些炮打中央领导的事件,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应过高评价。基层群众根本不了解高层政治生活,对这些中央领导做出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况且其中许多人有一种投机心理,希望就此一举成名。所以对于这些人的活动,很难说是一种什么思潮。思潮总得有点思想。

  最先关注这些人活动的是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他们知道这事不能含糊,急于和这些亡命之徒划清界限。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如果将他们的表态单纯看为作秀,也不尽然。造反派感觉到周恩来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也感觉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而这一区别可以理解为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必然是务实派,以尊重现状,维持稳定为己任。当然,支持造反派也可以被看作是尊重现状的一种选择。

  5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陈伯达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扭送公安机关。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符合毛泽东要“说服他们”的指示。这一阶段的抓“五一六”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却不反对共产党,算作极左派,是恰当定性。中央文革对抓“五一六”不那么积极,是因为有毛泽东那句话。

二,对“五一六”政策的转变

  但是,在8月初,正当“五一六”活动猖獗的时候,国内相继发生“揪军内一小撮”、王力“八七讲话”等事件。毛泽东感到需要把斗争矛头转向“极左”。于是,对极左分子的政策再也不是“说服”了。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转折发生在8月8-10日。

  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各学生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在这里他很明确提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对中央。

  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7日起,“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组织部长李芳等相继被抓获。8月26日下午,全国1400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等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捣乱,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按说到此,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没有,它刚开个头。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此文在批判陶铸曾说过肯定“怀疑一切”的话时引出这样一段: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这里是按照阎长贵之说叙述的,王年一的书上说从上面第一段就是毛泽东加的)

  显然,这里所说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是和“五一六”这个组织相联系的。但是,在毛泽东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成员已悉数被捕,也没有挖出什么操纵者。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的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讲到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9月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9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以后,根据江青这一讲话,规定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

  这个时期的“批清”主要限制在北京范围内,但是北京的大多数单位和学校还是造反派掌权。他们刚刚充当了打倒真正“五一六”的先锋,谁能说他们就是“五一六”?这个弯子不能转得太快。当时的政策还是号召群众组织自己抓自己的“五一六”,所以整个运动的规模并不像以后开展得那样普遍,在面上主要是一些专案组的调查、核实工作。从具体领导来说,也认为这个“五一六”不会有多少人。谢富治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但是,在一些部委,这个运动搞得非常激烈,都和1967年发生的几件事有关。

  首先是外事部门,特别是外交部。这是因为,在1967年夏季,在外交上连续发生一系列对外冲突事件,特别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国际影响极坏。此外,在外交部确实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时间也是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同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外交部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五一六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这一动向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联络站本身也整风,批评了王中琪。王中琪本人也写检查呈送周恩来。

  8月底旧事重提。8月25日,周恩来对外交部人员说,“‘联络站’有人起码同‘五一六’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而‘五一六’和‘六一六’有关系。我有材料,现在我不点名。是间接还是直接的,我现在也不讲。”8月31日,他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并宣布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停职检查,说“五一六”在外交部不可能一个没有。9月4日,陈家康作为“五一六”在外交部的“头目”而被捕。这可能是第一个以“反对周恩来就是‘五一六’”罪名而遭逮捕的人。陈家康的罪名是他曾揭发陈毅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他后来于1970年7月7日因心脏病死于五七干校。10月18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说:“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

  另一个副部级的牺牲者是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他是1950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功臣,文革前刚从西藏调京。1967年1月15日,有群众组织抢政协和统战部档案事件发生。有人揭发张经武支持他们,由中央专案组对其审查,说是“五一六”的黑后台。张经武不堪折磨,绝食而死。

  卫生部于1967年3月10日开了一个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群众大会。次日,又有人给李先念贴了大字报。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三一○事件”,被认为是反周恩来的。文革开始时从47军政委岗位上调到卫生部任临时党委书记、兼文教政治部副主任的孙正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倍受摧残。因这一批判涉及中央领导的保健问题,另一“御医”、著名中医叶心清也被涉嫌关押了两年。1969年8月15日,周恩来接见卫生系统人员时说,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政客”,是“五一六挂帅的”。9月全国政协委员叶心清在监狱里身亡。今天,关于叶心清的介绍资料是这样说的:“1967年9月,叶心清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等帽子。1969年9月含冤病故于狱中,时年61岁。”

  另一事件发生在农林口。在1967年初的夺权高潮中,各个系统的造反派纷纷夺了本单位和相应的管理部门的权。其中只有农林口是谭震林支持下的保守派夺权,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在此期间,农林办公室革委会成立后,宣布农林口政治部主任秦化龙及其支持者是反革命,被批斗和监督劳动。秦化龙是1964年从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调到农林口的。

  但是谭震林参与“二月逆流”被批判,农林口的案又翻了过来。5月16日进驻农林口的一些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成立了“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以反击二月逆流为旗帜,明确要求为秦化龙平反,并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他们这个行为受到谴责,很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宣布解散。这个“五一六兵团”虽然只存在了一天,但却早于张建旗的钢院“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特别是,秦化龙和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发生了无法摆脱的联系,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他之所以倒霉的另一原因是他属于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

  张经武、孙正、秦化龙这三位牺牲者的共同特征是文革前刚调来的“外来户”。

  另一发生剧烈变动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王力、关锋被否定以后,与他们联系的学部“红卫兵联队”迅速垮台。其领导人潘梓年、吴传启、周景芳等也被当作“五一六”来批判。潘梓年还被认作是“叛徒”。

  尽管在这些单位“批清”搞得轰轰烈烈,在面上仍进展不大。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小组成员。1968年12月17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他们的讲话来看,基本还是一年前的口径,认为“五一六”没几个人,还是张建旗和学部那些人,当权派不一定能算。谢富治仍坚持他的三类人分法。这个工作没什么进展。这也不奇怪,因为“五一六”这些人早抓完了。虽然在1968-1969年期间,周恩来、江青等领导人还有一些关于“批清”运动的讲话,

三,运动的全面铺开

  1970年初,这一“批清和清队”运动迅速发生转折,变成一个全面整肃造反派的运动。其背景是在1968年毛泽东宣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文教单位,学生分配或下乡,干部下放,造反派队伍解散,形成不了对抗力量。“批清”整了造反派,但整得不彻底。

  这一转折可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1968年,北京外语学院教师章含之,不满意入驻的海军军宣队支持造反派,遂和另一教师一起,向毛泽东上书控告军宣队“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毛批示了她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贯彻后,军宣队在政策上可能有一定调整,但还未使章含之满意。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她再次与那名教师联名上告到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并决定派8341部队进驻外语学院。此外,毛泽东对中调部、北师大关于“批清”运动的来信也分别作了相应的批示。

  大规模的“深挖”在1970年初就已经开始。1970年1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教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时,周恩来在其长篇讲话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67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周恩来在这里语焉不详,也许是记录不准确的关系。他说,“五一六”文革前就有,但根据后文,应理解为文革前是“根子”。又说有“大五一六”和“小五一六”。其中的“小五一六”可能相应于真实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但也有所夸大。而“大五一六”是他扩大的部分,将军队的冲派算了进去。总之,周恩来所描绘的“五一六”成了在时间、空间、内涵上都严重夸大了的“大杂烩”。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点了王、关、戚、杨、余、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等人。江青点了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的名,还说王光美、李敦白是特务。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通知是3月24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周恩来找吴德谈话,说毛泽东指定他任抓“五一六”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任副组长。

  此后,在全国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然而随着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铺开,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急剧增加,负责清查工作的领导和专案组越来越困惑。特别是“五一六”分子的数目多得不可思议,而且他们的交代根本对不上号,显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

  被抓出来的“五一六”分子们也感到困惑。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不但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而且确信被揪出来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是“五一六”。对自己和如此多的造反派受到审查,他们不感到奇怪,但是,毫无根据、违反常识地宣布他们是“五一六”分子,这以后如何收场呢?

四,“重罪行”

  1970年11月9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他还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他还说:“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他还说对“五一六”不能“三不四同”,“不能一律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装档案。没参加组织就不能定案是不对的,是把自己圈起来。”

  周恩来的讲话,为解脱上述困境,调整运动目标指出了方向。这就是:第一,不纠缠组织。不纠缠,就是不否定以前揪出的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没说你们不是,只是和你们不计较了。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没参加“五一六”,那是还没来得及参加,其实跟参加了一样。在这之前,吴德、谢富治们还坚守着自己认定的标准,即只有参加了“五一六”才能算“五一六”,致使运动长期得不到进展。如今,他们明白了,原来“参加”也可以是将来时的。这就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政策和道德约束,将你所不喜欢的人打成“五一六”。

  第二,要“重罪行”。重什么“罪行”呢?周恩来说:“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他可能具体指的是北航“七二五黑会”,但这样的说法为“罪行”的无限扩大提供了依据,也为将“五一六”扩展到全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外地更和北京真实的“五一六”没什么联系,除去长沙一地。

  “罪行”中,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三指向”,以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大逆不道。那时常说的一个词叫“议论”。反对中央首长固然罪大恶极,议论中央首长亦为不赦。例如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就因为“议论康生”。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只可敬畏,不可议论,如对神明一样。中世纪的英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议论上帝是亵渎;议论国王是反叛。”不许议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

  “五一六”罪行也可根据一些事件来确定。这些事件因地区单位而异。例如,1970年1月9日,周恩来说:“‘五一六'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从这些事件定罪要比“三指向”的范围还宽。例如“围困中南海”事件,当时是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斗。当时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谁想得到这样的行为也成了“五一六”罪行呢?原来,戚本禹教唆围困中南海的目的是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南海。这又有谁想得到呢?况且,戚本禹1980年受审判时,也没宣布这样一条罪状啊。但是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北京建工学院女学生董临平就是因为这一条罪状(不让周总理睡好觉)受审查于1970年8月4日自杀身亡的。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此后,清查“五一六”又掀起高潮。这就是吴德说的抓“五一六”“时伏时起”。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揪了出来。于是,在“五一六”的后台的名单中,增加了陈伯达的名字。1971年“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名单中又增加了林彪。但自此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沉寂。原因之一是清查“五一六”都由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负责,而在“九一三”后,不少地区的军代表撤出。但在一些地区,清查“五一六”仍然继续开展。

  到此,“批清”运动战果辉煌。在外交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总数超过当时外交部的人员的一半。除陈家康副部长外,刘晓副部长、前驻苏大使潘自力,也被打为‘五一六’后台。

  在“学部”,原来的三派,“红卫兵联队”早已整垮,又继续整“大批判联络站”。后来下干校继续整,不断有人自杀,使得“批清”成为“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人最多的一次运动。

  “批清”运动扩展到全国,甚至西藏那样偏僻的地方也开展起来。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政策界限,各地开展激烈程度不一。被审查总人数有人说是500万,但未经核实。

五,结语

  这段谈一些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先说和“一打三反”运动的关系。“批清”的全面铺开和“一打三反”运动是同步进行的,都开始于1970年初。在有些部门和地区,二者同时进行。有些单位“一打三反”就是“批清”,没有另外的“一打三反”。在一些地区先进行“一打三反”,后进行“批清”。

  二者相同的地方是开始时都有中央文件,但实际起指导作用的未必是公开的文件,而是层层传达的首长讲话。对于“批清”,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正式“批清”文件发于1970年3月27日,而北京市早在1月11日布置这一运动,笔者是在1月5日或6日听到这一消息的。可见这一运动是在1969年底布置下来的。

  二者都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这使实际主持者很为难。在商量如何落实政策时,李震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一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吴德不同意而未行,他说当初成立联合小组时,他就提出过政策问题。周恩来说,就按延安肃反的九条方针,再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想搞个政策界限,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所谓延安九条是指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它是非常一般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审干运动。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政策界限,而领导者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提出任何政策界限,也可能故意不提出政策界限束缚自己手脚。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很罕见的。

  此外,二者都不再“一碗水端平”。这是前期“支左”的规定,就是对“左派”要一视同仁。虽然实际上是支一派打一派,但在大面上还是保持平衡。但这次明确要打击造反派,就是比较激进的那派。

  二者不同之处是,“批清”确实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自杀的不算。“大部不抓”指没有抓到监狱里,被“群众专政”抓起来的不少。

  两个运动的这些特点显示与以往政治运动的不同,也使人们对此产生疑问,特别是“批清”运动,想知道它来龙去脉,也想知道高层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上加上那段话,说存在着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为什么做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呢?这里面是否有误判呢?

  据我看,在事情的开头,误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他的信息渠道。他不能完全相信专设的情报机构,况且这些机构在文革中已陷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派遣了许多中央文革人员和解放军报记者到各地搜集动态,还派自己的身边人下去摸底。爱打小报告的章含之就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信息员之一。但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重要性,这些信息来源往往强调内容的严重性而误导领导者。但是这种可能的误判仅在开头起作用。“批清”延续了几年,不可能一直误判。

  另一因素是备战。“批清”的普遍铺开是1970年初的事,应该决策于1969年底,酝酿于1969年10-11月间。那时的形势,已经不是备战而是临战了,正在从首都大规模撤退人员。大战之前清理内部是一贯做法,当然另一方面,乘备战之机清理那些早想清理的人员也是常用的手段。但这点也不是主要的,因为“批清”延续了几年,后来国际局势基本稳定了。

  第二个疑问的是程序问题,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问题。这里说的常理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应有的规则,而是当时应当遵循的规定。中共自早期的肃反,到延安的审干,形成了一套程序和规定,如在什么范围内搞错,就在什么范围内平反。已经得出结论的问题,下次运动不应再立案审查。但是,自从文革以来,那套规矩早已打破了,如“六十一人”问题,但是不如“批清”涉及人员这样多,范围这样广。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是“重组织”,把很多人打成“五一六”。后来进行不下去,就转而“重罪行”,并不把前一阶段的问题说清楚,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并不纠正,拿另外的问题掩盖。还有,在文革早期,经常拿宪法来说事,但转眼之间,说不经过中央开会就是反革命!而且这些“罪行”基本都是在1968年的“清队”运动中审查过的。还有,就全国来说,至今并没有对这个文革中最大的假案平反。

  这件事很多人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惯于拿常人的眼光来判断领导人。而这一运动主持者的秉性和常人是不一样的。这些领导人,是从职业革命家转化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他们更多的继承西方工人运动以及国际共运的一些传统,因为他们中多数曾留学法国或进过苏联的东方大学。俄国19世纪革命家捏恰耶夫有一本《革命者手册》在一个时期流传甚广,并作为一些早期革命者所信奉的圭臬,无形中影响了一代人。其主要精神出自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规定职业革命家要有一种坚忍的气质,不受各种世俗的情感和通常的伦理所约束。而且,为了实现高尚的目标,可以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后来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说,可能就是从这一手册的精神演变来的。

  再说决定这一运动的主体。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了这一运动,但是江青的立场看来也没什么区别。据说林彪曾说过“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而毛泽东收到的小报告和他作出的批示起多大作用我们也不很清楚。而且,毛泽东也说过另外一些话:例如在1970年2月讲过“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抓起来的。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判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所以每个人的态度很难判断。

  我要指出的是,到底“谁主沉浮”?实际上,当时真正的最大权威的是整个干部集团,特别是文革后期。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要看什么话了。如果符合这个集团的利益,那就很容易贯彻,而且有所放大。如果不符合,则在表面上服从,实际运行打折扣。我们不能否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但是必须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是干部集团的利益,领导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所以周恩来说要“重罪行”后,吴德很快理解要乘这个机会整“五大领袖”。再者,“五一六”案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平反,但在少数地区平反了。在这样的地区,一些领导干部也被打成“五一六”。

  我再说说这个干部集团,或者说特权阶层问题。原华北局干部郭献瑞1969年调北京市管财贸。当时市革委会要他抓市场供应,要做到“三个必保”:保证市民有吃的不断顿、保证首长的特供、保证友谊商店必要的商品供应。看来这个“特供”从未断过。中下层领导干部如何呢?以长春市为例,在1967年夺权初期,管理部门瘫痪,在一个短时期内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由于各机关不再上班,原来供应机关食堂的猪下水等肉类食品大量上市。而新的政权机关在初期不再搞“特供”,大虾仁、花生米等特供食品也出现于市场。干部们的消费竟然如此强烈影响市场供应,说明文革前干部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市民,也说明干部队伍已相当庞大。这个干部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那么,为什么要整造反派呢?实际上造反派早已溃不成军了,为什么还要穷追不放?原因之一是造反派中可能产生“异端”思潮。这异端是指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偏离,可能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倾向。其中很多人其实是原教旨的,就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三言两语论述系统化,与他们受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兼容,所以也可算作一种理性的追求,而马列主义只能靠“灌输”,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目标相悖。何况,在造反派思潮中,后来还出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样的自由主义萌芽。而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则走向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所以,“批清”运动,还有“一打三反”中的“一打”针对的就是一批有思想的年轻人,例如在湖北,“批清”运动就是整“北决扬”这样的“异端”。

  在政治上,主要考虑是,如果任凭造反派发展,有可能形成异己的政治派别。虽然这可能的派别,不一定是现在所说的“民主派”,也不同于“党内有派”、不同的山头,也不同于传统的“民主党派”。西安著名造反派领袖李世英曾主张,不应该摧毁保守派,而应该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果真能实现且持续下去,将是两党政治的雏形。这一可能当然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消灭于萌芽。

  让我们回忆1967年姚文元的那篇文章。文章是从批判陶铸的“怀疑一切”引出“五一六”这段公案的。当时陶铸的这句话确实引起许多造反派的共鸣。一位当时的中学“黑五类”红卫兵说:“不管实际上是不是‘怀疑一切’,这个信条表现出对过去‘服从一切’的反抗。”表现出一种批判意识。他说:“文化革命到来,除了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高权威的信任还保留着以外,其他各级领导,以及各种思想上的权威都突然消失了,甚至成了反面形象。”文革之初,造反派确实是“奉旨造反”,是从体制内部生长出来的,但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就可能走向反面。直到文革后期,许多造反派都仅仅保留了对毛主席的敬畏。现在,伟大领袖的年事已高,一旦不测,思想领域必然发生混乱,必须预防于未然。抓“五一六”的意义就在于此。

  所以,为什么不能给“五一六”平反呢?因为根本没有搞错。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清理“三种人”就是“批清”运动的继续,是对造反派更加“精准”的打击和清除。此时毛、周、林、江均已不在。要不然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是个干部集团的问题呢?

  文革后,原中央专案组的“五一六”专案组归中组部管。当时的部长宋任穷说,“五一六”专案组不存在“四人帮”插足问题。所以有人说,既然抓“五一六”没“四人帮”插足,为什么要平反?这其中在逻辑上存在什么问题我就不分析了。

《文史讲堂》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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