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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8月30日第255期
本期目录
〖刘建国专辑〗
生逢乱世 刘建国 太阳高高在夜空(节选) 文革开始我就被打入了“另册” 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北京来信》 五人离校赴京上访 长沙受阻后的意外遭遇 从武汉到北京 在北京接受了“造反”启蒙 轰动校内外的“北上调查报告” 我和血统论 “长征”记事 湛江造反遇险 荒唐的《广州日报》事件 我的“反动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 【生逢乱世】
太阳高高在夜空(节选)
刘建国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生前写成尚未发表的长篇回忆录。节选内容经作者审定,同意发表。但不幸的是正在最后的校对过程中,意外传来作者病逝的噩耗。现特以本专辑作为对作者的献祭与悼念,并盼作者遗著全稿早日正式出版。 作者简介:刘建国,1945年10月生,河北省蠡县人。4岁随父母到河南,1959~1964年在郑州大学附中读书。1964年考入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与自动控制系。1970年“毕业”。1970~1972年在解放军8212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2~1973年被取消大学生分配资格,到信阳地革委五七干校劳改。1973~1974年调信阳市无线电厂,担任技术员、供销科员。后在河南省歌舞团、河南省文艺干校、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工作。1989~2005年停薪留职。2005年退休。2024年7月8日病逝。(图为作者生前留影) 文中提到的引发《北京来信》事件的高翔,1943年生,福建福州人,文革时高翔为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其父为13级干部)。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任“红旗”派华南工学院红旗公社及广东“红三司”负责人。1968年广东省革委会成立任常委。清查“五一六”时遭多年审查。1973年5月结束长达八年的党员预备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74年4月22日赵紫阳单独召见高翔长谈,并通知他恢复省革委常委职务。9月被安排到广东省军工局(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1976年6月任省军工局党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1977年3月7日被作为“帮派骨干”隔离审查。1979年3月16日释放,留党察看一年。期满后本已恢复组织生活,1984年整党中又被定为“三种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再次给予留党察看处分。1986年上级没有经过基层党组织就宣布对高翔作退党处理,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
文革开始我就被打入了“另册”
有朋友希望我写点儿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这倒不难。毕竟是亲身经历的事。但一提笔,又颇踌躇。因为,第一,“文革”的事情,官方不准人们提起。写“文革”的事,那简直就是揭阿Q头上的癞疮疤。有损“伟光正”。第二,因是亲身经历,叙述无疑是主观的。也就是我所经、所见、所闻。鉴于当时思想观点对立严重,不可避免地会勾起同学间的“爱恨情仇”。这显然是件得罪人的事。 但,最后还是决定写。 得罪就得罪吧。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取悦于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更没有打算取悦于那些昧着良心、干着伤天害理的事却声言自己也是“受害者”的人!至于当时的那些屑小,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依照中国几千年来做人的标准,他们究竟是不是人,是大有可疑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文革”开始时,我在广州华南工学院读大二。我们 5059 班是属于“绝密专业”,我当然属于“根红苗壮”的一员。那时我还担任着学院院刊的副主编,也是学院广播站的主要成员之一,很有点“春风得意”。 1966年6月1日那天,学院宣布停课闹革命。 先是通知晚上要听“重要广播”。广播的就是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大字报指名道姓的抨击了北大校长陆平和工作组的彭珮云。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的播音,一种严峻的,令人紧张的,令人莫名不安的气氛顿时在校园内弥漫开来。 “要搞运动啦。”同学间开始窃窃私语。 听完“重要广播”,就在体育馆召开了全院教职工生大会。党委书记张进作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宣布从是日起,停课两周,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注意,这“文革”的最初名号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成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动员大会之后,“革命”的气氛陡然升温。此前关于所谓“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感觉和我们无关,所以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而现在,中央台指名道姓对那么高级别的人物进行批判,不能不令人感到“来势凶猛”。几乎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到:反右斗争又来了。这确实使大家紧张起来,也小心翼翼起来,连说话都谨慎多了。“革命”开始了,我们照例要写决心书,保证书,更进步的人还要写入党申请书,以显示自己听党的话,紧跟革命步伐的红心。他们说,党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 不料我们的决心、保证还没弄完呢,人家化工系的学生们竟搞起了焚烧成绩册的大游行!他们抬着一口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大锅,锅里是燃烧着的成绩册。数百人跟在后面欢呼着,高喊着革命的口号,沿湖滨路鼓噪而来。所到之处,各系学生纷纷响应,并不断把成绩册丢进大锅的熊熊烈火里去。开心的大笑和狂热的革命口号声直冲云霄。 我们闻声跑下楼去看热闹。那口燃烧着的大锅声势夺人地逼近。 “咱们也烧吧。烧不烧?”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高福垣笑着问我。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高福垣毫不犹豫,就把自己的成绩册丢了进去,然后看着我。我可是打心眼里不愿丢。但不丢又觉得不行。因为烧成绩册显然是“革命行动”。革命行动你犹豫不决,便有不革命的嫌疑!当时,高福垣微笑着注视着我,真他妈的不爽啊! 第二天,听说竟有学生在院本部大楼贴出质问学院党委书记张进的大字报。这可是爆炸新闻!但我们班竟然悄无声息!宿舍里是静悄悄的。不少人在看《毛选》,有人在看报纸。对于这个消息,大家似乎都装作不知道。仿佛谈论这件事都是“很成问题”的!我其实很想去看看那大字报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整个气氛使我不能不考虑前去的后果!真叫人憋气! 我不喜欢我们班的那种一潭死水似的沉闷气氛。有点个性的人几乎没有。 我最终还是没有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偷偷地跑去看那大字报了。大字报就贴在二号楼校本部进门大厅的墙上。不足一千字吧,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内容,不过是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拙劣模仿罢了。我去看的时候,恰好党委书记也在几个随员的陪伴下来看那张大字报。现场陡然间静了下来。夸张点说,连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人们纷纷退到一边,给书记让出位置。张进书记显得很坦然,微笑着,还轻声和他的随员议论几句。可那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压抑。我环望四周,并没有我认识的同学在场。便鬼鬼祟祟地溜掉了。 你也许要问,看大字报为什么要“偷偷”?还“鬼鬼祟祟”? 逻辑是这样的:质问党委书记,那就是反党!你为什么去看反党的大字报?你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一旦“组织上”认为你的立场有了问题,你的麻烦可就要来啦!当然,这跟各个班“革命”水平有关。革命水平低呢,也许没什么事。可要是水平高,麻烦就大了。而我们班,则是有着超级革命水平的班。绝密专业嘛,祖宗八代都是根红苗正的! 令我惊讶的是,两天后,班上竟然有人开始议论这张大字报了!听见隔壁房间吵吵嚷嚷的,我又没有管住自己,凑热闹去了。 “矛头指向党委,那就是反动!”一个同学斩钉截铁地说。 “那里都写什么了?谁去看过了?”组织委员高福垣问。 房间里的同学面面相觑,没有人出声。这氛围,还是退避三舍的好。 “别管写什么。这就是向党进攻!就是反革命大字报!” “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了!写这样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 我对这种态度很不屑。有理讲理嘛。你说他是反革命,你至少拿出几条证据来嘛。可除了扣帽子,还是扣帽子。特别是,仿佛谁表现得更鄙视,更义愤,扣的帽子更大,谁就是更“革命”的那种感觉,尤其让我讨厌。 “那也不一定就是反动。人家聂元梓他们……”我终于没忍住,说。 立刻被班长旗帜鲜明地打断了: “北大是北大,我们是我们!难道北大党委有问题,我们的党委就有问题吗?” “他们也不是说党委有问题,只是说……”我还不认怂。 “说什么?他们这样就是反党!这是个简单的立场问题!” 我不敢和人家争下去了。以前,大家会为一个“傅立叶级数”的展开,或一个电路的解法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但现在不同,现在是运动!是“立场问题”,那就意味着,一旦“犯错误”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不是正确错误的问题了,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了!那可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57 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我还是知道点儿的。知道那时就有大学生被划作右派的事情。倘若哪句话没说好,把自己弄成了右派,可怎么得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谁不怕?借用一句鲁迅的话吧:我怕得有理! 同学之间,似乎一下子变得“不自然”起来。此前的那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气氛忽然间就消失了。大家开始要“提防”着点儿,要“小心”着点儿了,说笑变得很稀少,即使有,彼此间的笑容也变得僵硬起来。以前,要么一起上课,要么各自找地方自习,宿舍里总空空落落的。可如今,经常是呆在了宿舍里。学《毛选》,读报纸,小组讨论也都是翻来覆去的那些套话。说是写大字报。可写什么呢?班干部们常常从这个房间溜逛到那个房间,又从那个房间溜逛回这个房间,不知道是否在“暗中观察”班上同学的表现。有同学写大字报了,会请其他同学签名。写的内容嘛,无非是某个老师穿着背心上课,不严肃,饭堂的管理员太爱和同学开玩笑之类。觉得很无聊。 有一天,高福垣溜达到我们房间,动员大家写大字报,说必须积极投身运动嘛。否则,运动都结束了,却什么都没做。那叫什么积极投身?那做了什么贡献? 于是,大家就开始写大字报了。 我不知道要写什么。真的不知道。无论对哪个方面我都没有什么看法或意见,更没有什么不满或牢骚。当时,我正“春风得意”,功课已经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发现书本上的错误。还去了图书馆,要借牛顿那本原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来啃一啃了。作为广播站的骨干,我的工作名列前茅。学《毛选》颇有心得,成了系里的积极分子,还在三号楼前给同学们讲用过呢。我能写什么大字报呢?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个题目来。 “好好想想嘛。对系里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觉得都可以写。”高福垣说。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引蛇出洞。看看其他同学已经开始写了,觉得不写,恐怕也会让人家觉得“态度不积极”。可是写什么呢?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好题目。就是我们系的总支副书记田归爱穿鲜艳的衣服。那时除了讲阶级斗争外,还讲艰苦朴素。所以田归书记的衣服就比较引人注目了。于是我就写了张大字报说,希望田归书记更加艰苦朴素些,为我们做个好榜样。大字报总共不到一百字。没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甚至没有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这样,既写了领导的大字报,又和风细雨、无关痛痒,确实是个好题目。 殊不料,当我拿着那张大字报请高福垣一起签名的时候,他竟拒绝了!我好尴尬!不!尴尬还是小事,他不是一再让我们大家积极投身运动,拿出实际行动为大革命做贡献的吗?他不是一再劝我给领导写大字报的吗?批评田归爱穿鲜艳的衣服也出格?扯淡!爱签不签。我不相信这有什么问题!老子偏要贴出去!贴在宿舍走廊里,其实根本也没人看。但我发现,班干部们的行动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在宿舍里几乎见不到他们。偶然见到时,神情也总是严肃的,也不跟什么人说话。转眼间,就又不见了。我觉得,这种神秘的气氛中,似乎酝酿着什么不祥的东西。 果然,更加神秘的事情也出现了。6月3日的夜里,我们系里的一些人,被秘密地召集起来,在五号楼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被系总支书记宣布为“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们被告诫说,目前阶级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要注意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动向。要有敌情观念。要站稳立场,听党的话,要紧紧依靠党。不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党在注视着你们。希望你们能经受住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党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云云。 可巧,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停电。学院里到处是一片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灯火。人们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宿舍里是一片令人惶惶不安的静寂。甚至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宿舍里竟还是没几个人就寝!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息。 我的朋友黄西北参加了那个会。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湖滨路上,他悄悄地告诉了我会议的全部内容。他说我们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那个会。他对我没有被通知与会极表担忧,说:“他妈的,我怎么觉得刀架到脖子上了!” 黄西北也是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参加过百色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我的铁哥们。他当然不会骗我。 “刀架在脖子上”!那正是我的感觉!天啊,我已经被党和党的积极分子们排除在“革命”之外了!我已经被“组织”打入另册了! 有那么严重?是的。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老红军),我个人的表现一向都是优秀的,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那个会议!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去参加了,竟没有我! 我很愤怒。我知道这是我们班长的手段。这个人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表面上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实际上要所有人必须臣服于他。我从来不是对他的“权威”表示恭敬与顺从的,自然成为他的眼中钉。顺便说一句,你们可千万别看不起诸如这小小的班长的权力!机会一到,轻轻一拨,你小子就进了“另册”啦!你就等着倒霉吧! 完了!我完啦!我这才知道厉害,这才明白,班长就是“组织”啊!别看他并不是什么“人物”,而且连党员也不是。可是,他可以积极向“组织”汇报呀。组织就是根据他的汇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嘛。看上去,他虽然只是“组织”外围的小马仔,但实际上,“组织”都是听他的啊!是根据他的汇报做出判断的啊。况且,“组织”是谁?难道不是一级一级、一个一个的“书记”吗?书记哪里会直接管我们班呢?所以,所谓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占据了特定位置的具体的人。 而这具体的人,就可以挟“组织”的无上权威,仅凭他个人的好恶,操他人的生杀大权啊!这可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基本的真理!可惜,我懂得太晚啦! 我和黄西北默默地沿着湖滨路走着。四周是一片黑暗,一片寂静。没有一丝风,高大的凤凰树下酷热难耐。仰望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只是无边的黑暗。我害怕起来,觉得自己正身不由己地被推向一个可怕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李伯祥那小子搞鬼!”我说。 “还有高福垣那小子。你得小心点。别看他也是干部子弟,但他跟咱们不一样。”黄西北说。 快走到教工小礼堂,西北站住了,严肃地对我说:“会议的事,你可别往外说!叫保密!” 保密!为什么要保密?保的又是什么“密”?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讲?为什么不可以对大家讲?神秘兮兮地操控一小部分人的目的何在?不就是要他们充当“密探”暗中搜集同学们的思想动态吗?不就是要暗中记录别人不经意间的言谈话语吗?如果我也参加了那个会,我是不是也要充当这种角色呢?我父亲一向对这种角色是深恶痛绝的!我知道! 这样的“积极分子”不当也罢!
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文革伊始就被打入“另册”,我心里非常沮丧。仿佛有一片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驱之不散,隐然觉得有股看不见的力量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也想宽慰自己。但宽慰不了。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些微的变化,都会引发思考,何况在运动中;更何况,以我的条件本来就应该是“当然的积极分子”!却被摒弃在门外!这不是有意排挤,又是什么?特别是6月3号的秘密会议之后,班上的气氛更加严肃了。连笑容都显得僵硬而不自然,更没人开玩笑了,学习,讨论,就不用说了。即使傍晚的课外体育锻炼,平时总是吵吵嚷嚷地一哄而去,吵吵嚷嚷地一哄而回,打完球还要争闹胜败得失,现在也变得“闲话少说”了。特别是那令人厌倦的讨论,人人都像突然生出了一层“革命脸”,挨个发言挨个表态,什么坚决听党的话,站稳阶级立场,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勇于改造世界观,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云云。你是这几句,我也是这几句,就像播放着音轨损坏了的破唱片。天天如此,简直乏味得很,令人厌恶。其实呢我本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却非说不可!我更没有觉得有什么“命”要我去“革”,但你非得按照上面的指示不行! 但看看那些积极分子,似乎发言确实更积极、更全面、更深刻也更饱含感情了。比如你说要听党的话,他就会说,他已经把党的教导铭刻在心上,融化在血液里了。你说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他一定说,他要像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那样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有人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把一切献给党。大部分人写了决心书,一篇篇地贴在走廊的墙壁上,人一走过就随风飘动。而时不时荡漾在走廊里的歌声,完全听不到了! “革命”,确实有点不同!它还让我们开始防范别人,也防范自己。莫谈国事祸从口出的古训,大家都是知道的。怎么“革命”一来,我们大家都成了革命的“嫌疑对象”了? 我还能不能成为积极分子呢?给父母亲写信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我怎么说呢?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更不能给他们丢脸。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是个爱面子,爱吹牛,爱出风头的蠢货。现在,“大革命”来了,我不但连个积极分子都没有当上,还面临着被逐出革命队伍的危险!我怎么跟父母说呢?我太自高自大了!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中国做人的至高境界,更不懂得“无耻”乃是中国人步步高升的大道,更没有听说过“厚黑学”,不知道早就有人无师自通了!我是傻乎乎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群众”,而尤其“相信党”。我坚信,一切,党都是看得见的;党是大公无私的,永远都是公正的,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也不怕那些小人!我想,我是当然的革命者!父母都是老红军,“根红苗壮”。“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最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的!何况,我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呢!那几个班干部借机打击我,老子不怕他们! 但是,“革命”却被他们几个把持着!他们说谁是积极分子,谁就是积极分子,他们说谁“不革命”,谁就是不革命!有人发几句牢骚,他们都会悄悄地记在小本本上,伺机向上汇报。他们竟然在暗地里操着在同学们的额头上贴“革命”或者“不革命”标签的大权!这时,我确实后悔,以前没有对他们表示恭顺与特别的尊敬,相反,打心眼里对那些功课学得一塌糊涂,甚至数学还要补考的人就瞧不起。现在,机会到了,人家把守着革命入口,我想进去显然是难上加难!可要我去向那几个背后鼓捣别人的小人服软、谄媚、巴结,也是不可能的!那我成了什么人了?要不,直接去找系总支书记“申诉申诉”?可我“申诉”什么?“申诉”自己没当上积极分子?笑话。 事情可怕就可怕在这里——背后搞你,你连“申诉”都无从“申诉”!如果你真像屈原那样“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地去申诉了,人家还会说“没有的事呀!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放下包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吧!接受党的考验吧!”云云。反倒弄得自己无话可说。 可反过来,我也不相信一个小班长就能一手遮天!有什么了不起呢,既然这里不准老子革命,老子到别处革命去!一个小班长就想“遮天”,“巴掌”也太小了点!老子到广播站去!你总管不到了吧! 我当然想不到,这是多大的错误! 那时候,“革命”已经多少呈现出无所事事、松松垮垮的状态。我去广播站也不会有人阻拦。我知道他们会不高兴,但我不想理睬它。反正我去广播站也是“革命”嘛。也是在党委领导之下嘛。怕什么! 学院广播站隶属于院党委宣传部。播音员是从各系选拔出来的政治可靠、表现优秀、普通话讲得好的学生。总共大约有三四十人。由于它是“党的喉舌”,属于学校的“精英”群体,在学校里成了名气很大的“社团”。那时,全国正在“抗美援越”,为了配合“抗美援越”的政治任务,广播站的领导刘灼琼创作了一个小话剧《阿霞》。这是根据当时十分有名的一本书《南方来信》改编的。女主角就是“阿霞”,男主角是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的一个“警察局长”。刘灼琼认为“警察局长”非我莫属。于是,我平生第一次登上了舞台。在学院演出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座无虚席的体育馆里掌声雷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以致演出后,学校的许多同学都认出了我就是那个“警察局长”,并干脆叫我“警察局长”了。 我去了广播站。但我们的老“站长”刘延城却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和新站长杨松利不熟。杨松利说,继续播音当然没问题,但其他方面并不缺人。我已无退路,只好赖着不走,就像“临时工”似的厚着脸皮“管他妈的”了。 那时,广播站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播出时间延长了很多,要处理的稿件也成倍增长。于是,就成立了编辑小组,对大宗的来稿进行处理。编辑小组就是黄小蕾和孟于飞两位,她们都是造船系的,因为演出《阿霞》,我跟她们混得很熟。黄小蕾是 67 届的,高我两届,是老大姐。孟于飞和我同一届。她由于在新生入学军训时,在南海舰队锻炼表现优异,被制成幻灯片在每次放电影之前播放,早已名满天下了。 我和黄小蕾是长时间的播音搭档。当时排演《阿霞》,广播站几乎全体人员都投入了。有一天在排练间歇,我忽然听见有人吹口哨。吹的竟是一首讴歌爱情的俄罗斯民歌《从前是这样》!在当时,会唱这歌的人不多。我循声望去,真不敢相信,吹口哨的居然是黄小蕾!女孩子吹口哨!这已经有点“不同凡响”。特别是,像这种赤裸裸的歌唱爱情的歌曲,即使在文革前,也早就被视为“不革命”“资产阶级情调”之类,不能随便乱唱了啊!我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 她大概发现我注意了她,嘎然而止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怎么样,小弟弟,好听吗?”黄小蕾朗朗地笑着问。手里摇晃着那一大叠剧本。她当时担当“提词”的任务。 《阿霞》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警察局长”竟远远盖过了主角“阿霞”!这已经不仅仅是“喧宾夺主”了。 “局长你收敛点吧。现在大家看演出,根本不是来看阿霞,都是来看局长的。”在一次总结会上,黄小蕾说。 自从“停课闹革命”,黄小蕾和孟于飞两人就在广播站负责审核学生来稿。只要经她俩批准,就可以播出了。可见,校党委对她俩是何等信任。可也真把她俩忙得够呛。我去播音时,就常常看到她俩的饭盆摆在那里,盆里的饭菜一动没动,而俩人手里却是一大叠“稿子”,很有点“焦头烂额”的感觉。“喂!局长,来帮帮忙吧。可怜可怜我们吧!”黄小蕾从她的稿子里抬起头来对我说。 “你怎么,你跑到哪里去了?”孟于飞一脸不解地问道。 她们俩的桌子就摆在广播站的进门处,这样,投稿的人就不必进屋了。但那里实在混乱嘈杂,人来人往,加上堆积如山的稿件,真像个大漩涡!革命大漩涡。我喜欢这里。本来就熟,何况她们俩都是干部子弟,我感觉和她们亲近得多,共同语言也多得多。彼此相处几乎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所以谈话就随便得多了。“喂,我说局长,你是不是也把成绩册烧了?”于飞问。 “给人家盯着,不烧不行啊。” “滚他妈的蛋!他们是些不及格的货,当然烧。老子全是优秀,就是不烧!”黄小蕾得意洋洋道。 “你知道张进的大字报吗?”孟于飞问。 “我就是因为跑去看那张大字报,人家认为我立场不坚定,打入另册了!”我鄙夷地说。 “啊!你们班是什么玩意儿在当家啊?”孟于飞仿佛很吃惊。 “嗐!一言难尽。当年,就是这几个家伙硬是压着不准我入团。结果被那几位搞军训的解放军一巴掌搧趴下了。说,你们不发展,我们发展!可以说是压着头皮让他们接纳我入团。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诗,一吐胸中的鸟气!” “哇!还有诗!背来听听。“黄小蕾来了兴趣。 “巍峨挺拔英姿爽,傲立独出万木中。大地回春春风暖,报知万类一树红。” “哇!”两个姑娘一阵惊叹,鼓起掌来。 “你想,人家见了这诗是什么感觉?不恨我?” “哇!还有这事!不过,你小子也太狂妄了吧!”孟于飞嘿嘿笑了起来。 “他还傲立,还独出!狂妄至极!”黄小蕾道。 我喜欢这里。心情舒畅,说话都是自己的心声。 这时候,“革命”的矛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罗明院长呀,朱福熙教务长呀,各系主任呀,许多都被点了名。各教学楼、饭堂等等的墙壁上都贴了些大字报。沿湖滨路南侧,新竖起了一面用篱笆席搭起的“大字报”墙。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也没什么令人惊讶的过激行动。听说有个系发生了戴高帽“游街”的事情,但不得人心,也就没有成什么“气候”。广播站里广播着语句铿锵的革命的文章,无非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类。千篇一律。其实,听这些广播的人很少。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批判什么“三家村”,批判什么吴晗邓拓廖沫沙,但那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谁知道海瑞是怎么回事!谁知道罢官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不是好人吗?彭德怀不是坏蛋吗?莫名其妙。还有什么“三家村”,什么《三家村夜话》,不就是几个臭文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嘛。无聊!眼看大好的时光被浪费,许多人开始盼望“革命”快点结束。有人干脆拿起了功课。《电工基础》呀,《电子、离子、半导体器件》什么的。确实,这样的“革命”真没啥意思,究竟要干什么呢?究竟要革谁的“命”呢?谁知道还要打倒刘少奇!谁知道还要“天下大乱"! 有几天,学院院医室一下子成了“运动”的热点。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在流传。广播站的王慕明也被牵涉进去了。大家议论纷纷。我跑到那里一看,果然是人山人海!院医室的那几栋房子几乎被大字报糊满了。看大字报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挤进去读了几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原来是些“桃色”事件,难怪成为焦点,大家也嘻嘻哈哈的当笑话说。 但是,一些敏感的说法也在悄悄地流传。似乎说是,院党委故意扭转了革命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聂元梓大字报的精神,倒是应该“革”党委的“命”的。 “喂,听说二系那边,又有人贴张进的大字报……”孟于飞说。 “都是些勇敢分子!知道什么是勇敢分子吗?”黄小蕾说。 “不知道。”我说,“反正贴张进的大字报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也不一定!你敢保证张进不会像聂元梓点名的陆平、彭珮云之流?”孟于飞说。 “谁知道呢?但我敢保证,谁贴张进的大字报谁倒!”我说。 就在这时,工作队进了学校,协助党委搞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照样是政治学习,念报纸,讨论。无聊的很。我每天照样去广播站看稿,播音。根本就不理睬班里的事。从孟于飞、黄小蕾那里听小道消息,或者天南海北地谈几句笑话,快乐得很。我觉得,广播站才是我的“家”。我在那里的革命“革”得很好。 有一天晚饭后,我又去广播站。黄小蕾和孟于飞还在看稿改稿。旁边的小桌子上还是放着别人帮她们打来的饭,早就凉透了。 “哇!还没吃饭!明天再搞吧。”我望着已经完全黑了的天空说。 “明天,明天更多呢!”于飞疲惫地说,头也不抬。 “喂,局长,来帮帮忙!”黄小蕾抽出一叠稿件挥舞着,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叫着我的绰号说。 我接过那叠稿子,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我刚学会了抽烟。觉得抽着烟看稿实在是神气得很。 “谁在抽烟?”于飞聞到烟味,大喝一声。回头一望,发现居然是我,惊道:“哇,你小子敢吸毒!” 我装出极陶醉的样子吐出一口烟来。不屑地瞟了她一眼。想让她“刮目相看”一家伙。 “不行!广播站不准吸毒!再吸毒,就把你开除出去!”于飞放下手中的稿子直瞪着我说。 “嘿嘿。”我冷笑。 不料于飞竟两步跨到我面前,一把抢下我手中的烟卷,丢在地上狠狠地踩灭。 “开除!”她说。 “坚决开除!”黄小蕾头也不抬地附和道。 谁都没想到,这个玩笑竟“一语成谶”(真)!一天后,我真的被广播站“开除”了!那天,新“站长”杨松利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工作需要,有几个同学必须回班里参加运动。“没事就不要到广播站来了”云云。指的就是我! “这是哪个王八蛋在这里瞎指挥!”孟于飞跳起来骂道,说着又瞥了我一眼。 "你们没有看见这里多么需要人手吗?你不会跟领导反映吗?”黄小蕾指着杨松利说。那一刻,我真以为事情可以翻转! “我说了嘛。领导上不听嘛。”杨松利一脸无奈地说。 孟于飞、黄小蕾黯然低头,无话可说了。显然,谁也帮不了我! 我傻了!怏怏地离开了广播站。还真是“孙猴子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不用说,是我们班有人找了工作队,汇报了我的“情况”。现在,工作队下令让我滚蛋了!当我还自以为跳出了几个班干部的封杀时,人家却结结实实地在我背后捅了一刀!并且一定是“以革命的名义”! 以革命的名义,那当然是正义的,是合乎马列的,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然而,他们干的,是卑劣的小人行径啊!他们敢摆到桌面上枪对枪,刀对刀,辩个孰是谁非,吵个水落石出吗?不!他们不敢!也不屑!背后打个小报告,“兵不血刃”就把你给办了。你奈若何? 我隐然觉得,“革命”好像成了一种特权。他可以“革”你的命,你却不能去“革”他的命!他可以判你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你却不能判他不革命、反革命。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的父母他们当年闹革命难道是这个样子吗?肯定不是嘛! 我倒是早就知道了,“革命”尤其是神圣的。否则,为什么一旦“以革命的名义”那就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可是,许多卑鄙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却俨然穿着“革命”的华衮。一想到这些,脑袋都大了! 那么,究竟什么叫“革命”?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认为,抗日打鬼子,解放战争打“老蒋”,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那才是革命。依照现在的“文化革命”,那么反右,反右倾,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不都是革命吗?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都是革命吗?原来,革命一直都没有间断,革命一直都在进行中啊! 我一直都在“革命”的洪流中啊,却毫不自知!直到人家要把我踢出“革命队伍”了,我才发现“革命”这两个字的符咒般的魔力! 但这,远不是“革命”的全部!许多年后,我才慢慢看清了某些“革命”的本质!别跟我讲什么教科书里的定义!别跟我说经典著作里的名言!在中国,从1949年以来,“革命”就是整人!“革命”就是背后打小报告,捅刀子!就是把自己的同学同事,甚至亲朋好友整成“反革命”!!就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所以,爱整人的人,爱打小报告的人,满怀着阴暗心理妒忌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尸体往上爬的人,那才是最懂得什么叫“革命”的人!也是最能抓住“革命机遇”的人!“运动”就是他们的机遇。把“对手”打成反革命,他们才能收获“革命的果实”。判你不革命,他便是革命者!判你是反革命,他更是坚定的革命者!你下地狱他升官发财!这就是那个时代“革命”的逻辑!他们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回首1949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样的“革命”孵化出许许多多这样的“革命积极分子”。如果说他们做别的事不行,那么在“整人”这件事上,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眼光和能力。他们惦记着的不是什么“国家兴亡”,不是什么“事业兴衰”。他们惦记着的是他人的言、行、喜、怒、哀、乐。即使在“运动”中,他们并不把运动本身放在首位。他们操心的是别人的“表现”!他们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伺机汇报。直到有一天,时机成熟,就把你打翻在地! 我离开了广播站,像个丧家犬,灰溜溜地回到班里。我看到了那几个班干部称心如意的神情。 我失败了。但既没有像屈原那样发出“天问”,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反思”!我忘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岂止是“莫非王土”也已哉!那早就成了一整套的整人秘笈了!你只要被他们确定为“猎物”,他们就不可能放过你!无论你走到哪里!
《北京来信》
我离开了广播站,灰头土脸的回到班上,还落了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罪名。眼下走投无路了,只好夹着尾巴听天由命吧!当然,我还要尽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装出一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人家念报纸,我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讨论时,也随着人家说几句。我有时也想以沉默表示心中的不屑与愤怒,但我是个胆小鬼。况且,老祖宗不是也教导我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吗?败了就是败了,得咬牙挺过去!大字报我是不再写了,溜溜逛逛地看别人写的吧。也不妄想为“革命”立功了,明哲保身要紧,混到运动结束,也不至于把我弄成“右派”。充其量,落个“落后分子"而已。妈妈的,落后就落后吧! 我就这么混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 1966年6月24日。这在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史上是个“里程碑”性的日子。机械系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毕业班团支部贴出了一张题为《北京来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张大字报,引爆了我校乃至整个省会城市的“天下大乱”局面。 那天晚饭前后,我在湖滨路的大字报栏看到一张刚贴上去不久的大字报:《北京来的一封信》。大字报字迹大而工整,墨迹淋漓。正文的前面还有 1016 班团支部写的一段“按语”。按语说,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但这封信,对鼓舞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革命运动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征得本人同意,发表出来,希望与大家共勉,也希望大家像信中写的那样,以满腔热血投身于这伟大的阶级斗争洪流当中去云云。 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讲述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概况,说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窃取了我们不少的权力,北京高校的党委大部分都“烂掉了”等等。二是表达自己的革命情怀,表示要与收信人一起,投入到这伟大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经受党的考验,为防修反修做出贡献等等。信写得慷慨激昂,加上那团支部写的“按语”,读来令人热血澎湃,确实有一种冲击力和号召力,把它比作战斗号角毫不为过。所以,看大字报的人跃跃欲试,奔走相告。闻风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以致那个大字报栏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这景象,是运动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 1016 班是毕业班,他们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没几天。再过个把月,他们就该毕业分配,远走高飞了。一定是“为革命多做点贡献”的思想激荡着他们,做出了这个毫无疑问的革命行动。并且为了发挥更大的影响,他们又把这封信抄送广播站希望播发。 黄小蕾和孟于飞看后,也顿时热血沸腾,大受鼓舞。大笔一挥,批准播出了。播音员(忘记是谁了)也一定是受到内容的鼓舞,播出时的铿锵音调充满了战斗激情。一时间,学院各处的大喇叭里,反复播出了那激动人心的声音!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北京来的一封信”,就像平地而起的一个“炸雷”,在死气沉沉的校园内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动。大家奔走相告,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到大字报前,把那大字报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琢磨着那些震撼人心的文字。面面相觑,窃窃私语,似乎预示着要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要发生。 它立刻成为议论的中心。宿舍里,饭堂里,大抵都在议论这封信!对北京高校情况的猜测则成了最富刺激性的话题。先是聂元梓的大字报点了那么多大人物的名;现在又说大部分高校的党委都“烂掉了”!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里“党委”还是个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北京却居然是“大部分都烂掉了”!单是这话就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况且,首都北京的都“大部分烂掉了”,我们这里难道比北京还好?会不会也…… 许多人的热血开始沸腾起来,精神开始亢奋起来。支持的,喝彩的,欢呼的,受到激励表决心的,甚至对本校状况提出质疑的大字报纷纷贴出来了。更有不少同学甚至一些班级的团支部,干脆跑到那个班去“取经学习”了!整个学校的气氛为之一变!温度陡然升高到了沸点! 但,保持冷静的人不是没有!他们极其敏锐地感觉到,这不是要“向党进攻”吗?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在欢呼雀跃吧! 那天晚饭后,郑树深约我去1016班“看看”。当然正中下怀。于是一溜烟地跑到西区1016班的宿舍。到达时,有个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前来“了解情况”的同学。天气很热,谁也不认识谁。大家都在等。 “是怎么回事呀?”我挤进房间,问旁边的一个同学。那同学一看是我,笑道:“哇!局长也来了!我也不太清楚。听他们说,这是他们班团支部书记的信。” “哦。” “好像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预备党员。是咱们学生会的副主席。”那个同学补充说。 正在这时,进来了两个一看就觉得很成熟的同学。一个魁梧,一个瘦削。瘦削的同学穿件背心,肩上搭着一件蓝色短袖衬衫,手里捏着一支烟卷。 “请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简单介绍一下情况。这封信是我们班高翔同学的家信。我们支部经过讨论,把它公布出来的意思,已经写在按语中了。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希望每一个班集体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堡垒!”身材魁梧的同学说着(后来知道他叫区德芬),看了一眼他旁边的瘦削的同学。那个瘦削的同学点了点头。于是魁梧的同学提高嗓门道:“关于这封信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高翔同学,希望大家……” 有几个人鼓起掌来。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了。我和郑树深挤出了房间,沿湖滨路回宿舍去。那个高翔,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 “哇!看高翔那风度!我真是太佩服他了!”我啧啧赞叹着说。 “我看他的威望好高啊!看咱班的,没办法比!”郑树深说。 经过大字报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贴大字报。瞟了一眼,标题好像是:“向张进同志提几个问题”。 “你说,会不会掀起来一股大风浪,针对院党委的。”我说。 “我觉得肯定会!不过小心点。回到班里什么都不要说!”郑树深压低嗓子说。我觉得郑树深太胆小了。人家大字报都贴出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谁知道事实证明,郑树深才是对的! 第二天,果然!平地又是一声“炸雷”,惊天动地的炸雷:工作队断然宣布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霎那间,把所有叫好、欢呼、赞成、支持的人都震晕了,吓呆了!石化了! 工作队的声音,那可就是党的声音啊! 各个级别、各种各样的干部会,积极分子会紧急召开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阶级敌人已经破门而出了!牛鬼蛇神跳出来了!猖狂向党进攻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来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了!大是大非面前你站在什么立场? 工作队对“北京来信”组织了空前规模,声势浩大的讨伐与围攻。几乎就在一瞬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校园! “《北京来信》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撕开《北京来信》的画皮!” “《北京来信》是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信号!” “坚决击退《北京来信》掀起的反革命妖风!” 转瞬间,革命风向大变。声讨“北京来的一封信”成了我校阶级斗争的中心,成了让党考验自己,并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建功立业”的最佳机遇。按说,这可是我扭转被动状态,一跃成为积极分子的大好机会啊!立刻写一份决心书交给系总支,表达自己一心向党,坚决听党的话,和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可是!我是赞成这封北京来信的观点的呀!我岂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投机! 大字报铺天盖地,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办公楼,教学楼,乃至湖滨路的“大字报墙”,全贴满了。墨迹酣畅淋漓,不少大字报上的“北京来信”四个字被打上了红叉叉。 黄小蕾和孟于飞被解职了,让她们回自己的班里接受审查批判。校广播站改组,整顿。全校的大喇叭开始不停顿地播发声讨“北京来信”的各类战斗檄文。义正词严,声色俱厉! 大帽子越扣越离奇。什么“反革命宣言书”!什么“裴多菲俱乐部的纲领”!什么“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等等等等。整个学校仿佛在进行着一场“罪名创新大奖赛”,好像谁创出的罪名越大,越离奇,他就越革命一样!真可谓风狂雨暴,狂浪滔天! 一些人的机会到了!他们很清楚,这是“让党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批人顿时开足马力,大字报写了一张又一张,口诛笔伐,慷慨激昂;决心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一颗红心献给党! 赞成过、支持过这封信的人可就惨了。谁见过这阵势?谁经受过这样巨大的压力?原本想“积极投身革命”的,不料竟和“反革命”弄到一块去了!怎不心惊胆战,痛悔万分,狼狈不堪?聪明人一看势头不对,赶快写大字报反戈一击,以示自己弃暗投明,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不服的,想不通的当然有,但谁还敢说话?谁不赶紧随着大流跑? 然而,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了。在“急风暴雨”了一天之后,工作队又言之凿凿的宣布说,“那封信是阶级敌人伪造的”!根本就不存在写信的那个人!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 我靠!惊天大阴谋!不但是“大阴谋”,而且惊天动地!难怪这消息一宣布,那些仍在暗自抵触的、不服气的、“负隅顽抗”的,也都纷纷大呼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弃暗投明了。 显然,一场更大更猛更狂暴的围剿“北京来信”的战斗已经打响!不用说,接下来就要“人人过关”!划左、中、右! 我算完了!从一开始,我就公然站在了“北京来信”一边,为它的革命精神所鼓舞,我的“热血”真的沸腾起来了,“精神”真的亢奋起来了;我觉得,我想象中的“革命”,就是“北京来信”中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不止一次地跑到广播站,和黄小蕾,孟于飞议论那信的内容。告诉她们去1016 班“学习”的情况。当时我那个亢奋啊,简直像过节一样。 然而此刻,面对着这“风烟滚滚来天半”的“革命”形势、气势,我简直要吓得屁滚尿流!显而易见,这“右派”的罪名我怕是逃不掉了! 我当然不服气。更不认可那些惊天动地的罪名。尤其不相信工作队所说“北京来信是阶级敌人伪造”的这种说法。因为就在 24号晚上,我已经见到了信的主人高翔,和他谈过话。他是预备党员,是我校的学生会副主席,也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那正直、坦诚的神情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相信这样的人“反党”,不相信他要伪造一份“反革命宣言书”张贴出来!更不相信他要在离毕业分配只有个把月的时候“跳出来”制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惊天大阴谋”!我相信他!相信他确实是想为我校的文化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即使“北京来信”的观点有问题,也不至于如此! 我的处境当然很糟。一开始就入了“另册”,接着又因蔑视班长,被逐出广播站,现在又公然跳出来支持“北京来信”,已经是“罪在不赦”。可以说,就是现在去“投降革命党”,人家也绝不会再要我了。“右派”的位置早就给我留好了。 我寝食难安,心神不定。想给自己找个退路,但根本就不可能!我即使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地承认错误,人家也不会相信我,更不会原谅我。 于是,批判北京来信的大字报不写!开会不发言!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不说违心的话!我更鄙视投机!鄙视“墙头草”。你们盯着我?随便!我无话可说!我洗耳恭听总可以吧。有一次,我竟然想起了中学看《红旗谱》时,朱老忠说的那句话:“出水才看两腿泥。” 6月26日午饭后,在宿舍里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我。探头一看,原来是黄小蕾和孟于飞。只见她俩顶着白花花的大太阳,站在宿舍楼下面。显然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赶紧下楼。 我们默默地沿湖滨路,百步梯走到“法学院”。在一棵大树下,四处无人。黄小蕾突然对我说,她和孟于飞决定上北京“找毛主席”。 上北京!找毛主席! 我大吃一惊! 这简直太疯狂了!我望着这两个姑娘,以为她们在说气话。但看她们的样子竟是那样严肃认真。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而且,如此“胆大包天”的事,却还说得那么平淡无奇! “我们根本不相信那封信是伪造的!就是要去调查清楚!只要找到写信的那个人,真相就会大白。我们就直奔中南海,找毛主席!控告他们!”黄小蕾情绪上来了,说得斩钉截铁,眼睛里闪着不可动摇的光芒。 我沉默着。好像脑子突然不转了!被她俩震晕了。站在热辣辣的大太阳下面也浑然不觉! “你觉得怎么样?”黄小蕾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还是沉默着。去北京,这事情可就闹大了,根本就没有回头路啦。这是造反啊! “我们的父母,当年不就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奔赴延安的吗?”孟于飞对我的沉默很不满。她一定以为我听到这个主意就会一蹦三尺高拥护的。见我半天不说话,已经一肚子火了。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黄小蕾又问。 “还能怎么样。反正是上了黑名单。想让老子写检查呢,扯淡!老子就是不写!”我愤愤地说。 “那还不跟他们斗!做顺民呀?窝囊废!你还有没有革命精神呀?对得起你爹你妈吗?”孟于飞冷冷地瞥了我一眼,鄙夷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呢!” “好吧。我也去!”我心一横,说。 “你可想好了。别后悔。说不定,坐牢都有份。”黄小蕾仍然盯住我,惨笑了一下说。 “反正已经上黑名单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说着,在心里掂量后果。但后果是明摆着的。即使不蹲大牢,至少也得开除! “那好。明天下午六点,火车站碰头。你要注意,我们都被盯梢了,你得设法甩掉他们。”黄小蕾警觉地四下张望着说:“还有,化工系有两个同学,也准备去,我们已经同意和他们一起走。” “化工系的?你们认识吗?”我觉得她俩太冒失。 “不认识,不过已经见过面,说过了。”孟于飞说。 “好吧。明天。火车站见。不过我有个提议,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见见高翔,如何?”我说。 “不错!”孟于飞说:“让他知道,我们支持他!” 晚饭后,我在湖滨路和孟于飞回合,直奔高翔的宿舍。宿舍已非前两天的熙熙攘攘景象。沉闷、压抑、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楼层。还是那个壮汉区德芬和高翔一起走出来。高翔用怀疑警觉的眼光打量着我和孟于飞。 “我们是广播站的。你的那封信,就是我批准播出的。”孟于飞说。一下子就取得了高翔的信任。他把我俩带到一个黑暗僻静之处,悄声问:“有什么事?” 在充满不安的气氛中,孟于飞把我们决定赴京告状并核实北京来信的打算说了一遍。高翔边听边机警地观察这周围。我看得见,他的眼里放出惊讶的光芒,他用最快的速度写了一个地址交给我说:“这是我妹妹的地址。信就是她写的。” 当然不可久留!我告辞。高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他说:“祝顺利!” 第二天午饭后,我就开始了行动。 难道真的被盯梢了吗?我不大相信。但肯定要防这一手。这样,为避免引起注意,什么准备也不能做了!不能拿衣服,不能拿洗漱用具,不能去银行取钱,总之什么都不能!不能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整个下午,我假装去看大字报,四处兜圈子。心里却紧张地砰砰砰跳个不停。我一会儿到湖滨路,一会儿又转到校医室,一会儿跑到二号楼,一会儿有跑回湖滨路。总之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时时四顾,看看有没有人盯梢。那真叫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直耗到时间差不多了,便在人堆里挤了几个来回之后,只穿着背心短裤,走到学校大门口。那时,出入要查看学生证。见我那样的打扮,执勤的人挥挥手就放我走出校门。 我回头望了一眼。有种纵身跃入深渊的感觉,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学校。
五人离校赴京上访
我像怀里揣着个兔子的贼一样,鬼鬼祟祟地溜出校门,赶到车站售票处。黄小蕾、孟于飞和另外两个同学已经等在那里了。目光焦虑,望眼欲穿!看到我一路小跑过来,才如释重负。 “你就穿这个?”孟于飞很不满,惊讶地抢白道:“你的包包呢?你连换洗衣服都没拿?” “还包包呐,我几乎溜不出来!”我大口喘着气说。 “那你怎么办?不冲凉了?不换衣服了?”孟于飞说着笑了起来。 “像个惊弓之鸟。”黄小蕾说。 黄小蕾介绍我和那两个同学认识。一个叫陈应钦,湖北人,一脸苦笑的样子,好像是7019班的。另一个叫庄远泉,和陈应钦同班,潮州佬,是一派满不在乎的神情。黄小蕾和他们俩,也就是早一天认识的。 “赶快拿钱买票。”孟于飞急煎煎地说。 “我没带钱。我哪里敢到银行啊!”我说。 众人一时愕然。在大家谴责的眼光下,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蠢货!你不带钱,来干什么?”孟于飞怒气冲冲地说。黄小蕾苦笑起来,满脸现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只见陈应钦和庄远泉赶忙从衣袋里掏出钱,迅速估算了一下,开口道:“这样吧。我们的钱,可以买两张直达北京的,剩下的钱,还可以买三张到长沙的票。我长沙有个亲戚,到了长沙再想办法。你们看怎么样?”陈应钦探询地望着黄小蕾和孟于飞。脸上依然是苦笑状。 “到了长沙还用你找亲戚!那是我家!我负责!”孟于飞气哼哼地说。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黄小蕾说。 就这样,我们匆匆买了票,分头溜上了16次特快列车。虽然上了车,但紧张的心情却丝毫没有减轻。巴不得立刻开车,车一开,我们就远走高飞啦!车上人不多,我们五个人一个个铁青着脸,谁也不说话。直到列车缓缓地离开站台,我们才少少松了口气。但每有列车员走过,我们都会转过脸去,避免和他们照面。特别是乘警走过时,我们更加紧张,会暗自察言观色,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列车驶出了市区,车轮的节奏紧促起来,窗外的田野飞速地向后退去,天也渐渐地变暗了。大家开始压低声音,做些自我介绍,也谈些关于本系的文化革命及“北京来的一封信”的看法。但总是觉得不怎么投机,完全不像我们三个在广播站那样肆无忌惮的样子。虽然“生分”是一个原因,彼此间缺乏起码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三个是“干部子弟”,而他们两个却是“平民”。我们的优越感,政治优越,经济优越,地位优越,导致我们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最革命,最可靠,最纯洁,最无私的,和他们“不一样”。 列车开出不久,开饭的时间到了。陈应钦、庄远泉两个人抢着去买饭,主要也就是要拉近和两个女同学的距离吧,说是“讨好”也不为过。等到他俩把饭菜端到座位上时,黄小蕾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搞?这简直太奢侈了!我们这是去干什么了?我不吃了!”陈应钦,庄远泉愣住了。不知所措。 “你们不懂得艰苦朴素吗?一人一个盒饭不行了?还要买这么贵的菜?”孟于飞也是一脸不满,瞪着陈应钦说。陈应钦只是尴尬地苦笑着似乎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我没有想到黄小蕾、孟于飞会如此不近人情!陈应钦他俩绝对是为了照顾你们两个女同学才这样的。你们怎么能这样劈头盖脸地让人家下不来台?要批评可以事后说嘛!干嘛弄得这么难堪?但无论如何我得先打个圆场,弥合一下。 “哇!我看你们俩是不饿吧?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呀!开吃!吃完了,有劲了再开批判会!让他俩低头认罪,写保证书,下不为例!你们吃不吃?不吃,我们三个吃!”我嬉皮笑脸地说着,拿起筷子,招呼着呆立一旁的陈、庄两人动手。闷闷不乐地吃了一餐饭。小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但造成的伤害却很难消除。我知道,干部子弟家庭对“艰苦朴素”的教育与要求确实是比较高的。在学校里不少干部子弟的衣着常常比一些工农子弟的更差就是证明。黄小蕾、孟于飞两人绝非装腔作势,但这样不近人情,真让我大出意料之外!和悦的气氛顿时岌岌可危! 收拾完碗碟,别扭的气氛并不能立刻消除。两个女生靠在椅背上眯起了眼睛。 也许是想缓和的办法。 “咱们是不是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陈应钦谦恭地看着我和黄小蕾说。 “应该商量。可是,这乱哄哄的,等会儿吧。等会儿人们都睡了好不好?”黄小蕾即刻响应。她环视了一下周围、望着陈应钦,温和地说。 孟于飞不说话。倚在靠椅上假寐。再看庄远泉呢,仍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我感觉得到,陈应钦确实努力想把大家重新粘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必须劝劝孟于飞,你不能这样,你们俩同意和他们一起赴京,本来就太草率,我其实是不同意的。但既然同意了,而且已经走在一起了,不管怎么说都得有同舟共济的精神。我觉得孟于飞太任性了。 夜幕降临了。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仿佛增大了不少。为了减小目标,我们不能再坐在一起。庄远泉说的对,五张“学生脸”聚在一起太容易被发现了!于是两个姑娘各占一个椅子的角落佯睡。庄远泉另找了个角落,这时陈应钦对我悄悄地做个手势,我便随着他来到车厢的结合部。 “大敌当前,我们需要的是和衷共济。我觉得还是不要分你们我们的好。你觉得呢?”陈应钦苦笑着说。 “对。不应该分你我。不过可能是有点误会。”我被他的“单刀直入”弄得措手不及。 “我觉得那两个女同学好像很难接近。你也是干部子弟吗?”陈问。 我点点头。陈应钦直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跟他谈。恰在这时,一个乘警从我们身边经过。还好,他似乎没注意我们。 “你是‘局长’吧?我们都认识你,你演得太精彩了。我没想到是你,和你一起去北京,真的很高兴!”陈应钦笑着说。 听他这样说,我立刻得意起来,精神上放松了许多。 “我们接触得太匆忙了,认识的时间太短了。其实,我是产业工人出身,庄远泉家世代贫农。政治上请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可靠的。”陈应钦诚恳地说。看他那诚恳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很惭愧。事实上“我们”确实不公正地对待了他俩。 “大家主要是不熟悉。”我掩饰说,“特别是我,从小就怕和生人说话。” 车轮的节奏均匀而密集。窗外,已是不见一丝灯火的暗夜。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中,总觉得有乘警走来走去。我们便把脸转向窗外。从车窗玻璃的反光中,观察他们的动向。他们偶尔投来的一瞥,都令人不安。 “你觉得咱们的前景怎么样?”陈应钦目送一个刚走开地乘警地背影,苦笑着说。 “我觉得,只要找到那个写信的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工作队的谎言就揭穿了。而工作队如此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谣言,欺骗全院师生,该当何罪?”我恨恨地说。 “你认识那个人吗?写信的。”陈应钦问。 “我去过 1016 班的团支部。信是团支书的,他还是咱们学生会的副主席呢。他告诉我,信是他妹妹写的,他妹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他把地址都给了我。我相信他!他绝对不会撒谎骗我!”我悄声对陈应钦说出了重大机密。陈应钦大为感动。他感受到了我的信任。 “我们也去过那个团支部。但他们什么都没讲。我听说,团支书已经被隔离了。是吗?” “隔离了?”我吃了一惊,“我和孟于飞临行前去找过他,他还和我们见了面,他妹妹的地址就是那时他给我的。隔离了?工作队这群王八蛋这么坏啊!” “我们觉得不是工作队。是省委!是赵紫阳!” 陈应钦的话吓了我一跳!省委!赵紫阳!这我可是连想也没想过!我敢肯定黄小蕾,孟于飞也都没想过!陈应钦他们是不是太…… 这时,又有一个乘警走了过来。我们便把脸转向窗外。乘警稍稍停了停,走了。 “我觉得不对劲。风声越来越紧了。我们可能已经被发现了。”陈应钦说。 “我也觉得不对。警察们来来往往,似乎就在找我们。”我说。肯定,学校已经发现五个学生失踪!警察肯定是在找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不由自主感到脊背发冷!汗毛都竖了起来。 “你们进京,还有人知道吗?”我问陈应钦。陈点点头。 “他们会不会告密?”我问。 “不会!你们呢?”陈应钦盯住我的眼睛问。 我要上北京的事,黄西北是知道的。但他是我的铁哥们。他也绝不会干告密的事!我坚定地摇摇头。 “我们要是被抓住怎么办?”陈应钦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问得我哑口无言!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却不敢面对的问题!抓住了怎么办?我望着陈应钦,觉得他,干嘛要提这种让人心烦的事!不但提,还揪住不放!他真是个怪人!唉!回想起来才明白,陈应钦才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人啊!看来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了!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反正不能叛变投降! “要不要把大家叫在一起商量商量?”陈应钦催逼似地问道。 “不行,目标太大了。”我脑子里急速地思索着怎么办。可是能怎么办呢? “能不能主动找列车长谈一下,如实向他说明情况,争取他的同情与支持?我觉得,只要他是共产党员,他就会支持我们。”我忽然闪出这个念头,并且立刻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依靠组织”呢?再说了,革命行动总要设法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嘛,政治老师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教我们的么? 陈应钦苦笑一下,没有出声。他显然不同意。 车轮发出越来越沉重的撞击声。我在想,找列车长,真能保证支持我们?我进而想到,找列车长,不等于是“坦白交代”去了吗?不等于是把大家出卖了吗?那不就是叛徒吗?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不过是掩盖自己胆怯的自欺欺人罢了!我一想到这里,倍感羞耻,我不敢想下去了!我告诫自己: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不是要告密,我是为了我们能摆脱危险,顺利地到北京! “我怕咱们是自投罗网。”陈应钦苦笑着说。 “不会吧!”我说:“我觉得,他可能会支持我们的!”我不敢面对我自己,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我要为自己的提议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们终归要发现咱们。我觉得,口袋正在收紧。与其被他们抓住,还不如争取主动。至少,你尊重他了,他更容易接受我们。”我说。 “你让我再想想。”陈应钦说着,靠在车厢壁板上,仰起头,两眼望天,显得十分沉重。我忽然觉得,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好吧。你说的对,他们肯定能找到我们。也只有这样了。”陈应钦有点颓丧地说。 时间紧迫。我们俩急匆匆地在车厢内寻找。最终在餐车上找到了列车长。当他听说我们是华南工学院的学生时,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原来你们在这里!”他腾地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喜形于色。 他火急火燎地叫来了个列车员,让他赶快去“报告”,说“人已经找到了”!然后又叫人找乘警火速来餐车。待一切安排停当后,他才冷冰冰地坐到了我们面前。 “我是列车长,兼列车党支部书记。你们必须马上回去!这是省委书记亲自下的命令!”他声色俱厉地说:“车马上就到韶关。我们会特别停车,让你们下车,然后有车送你们回省委!” 这简直太,太恶心了!我想呕!我和陈应钦面面相觑,一时竟无言以对!列车长不是共产党员吗?别说起码的政治觉悟,连起码的是非心都没有!连起码的修养都没有!甚至不给我们说话的机会!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在陈应钦面前把脸丢尽了!是我出的馊主意!我还编造出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谁都会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我们不会回去!我们要上北京。我们追求革命真理没有错!列车长,您能不能听一听,我觉得,您只要听一下,您自己就会……”我妄图挽回些什么,妄图挽回我的面子。但话没说完,就被列车长粗暴地打断了。 “没什么可说的!更没什么可听的!你们的行为,至少是无组织无纪律!说得严重点,就是反革命行为!我难道会支持你们的行为?” 乘警来了。他把腰间的手枪移到前面,凶巴巴的望着我说:“果然是你们!头发这么长,我看你就是个流窜犯!那三个呢?” “去,带他们去,叫上他们同伙,收拾东西准备下车!还有十来分钟就到韶关了。”列车长果断地对乘警吩咐道。 陈应钦沉默着,看着我的长头发,忽然扑哧笑出来。流窜犯!真形象。 这局面,显然,靠讲道理是不行了。 “我们不会下车。我们有车票,你凭什么叫我们下车?”陈应钦往椅子背上一靠,平静地说。摆出“打横来”的架势。 列车长忽然愣了一下,他嘴张了张,竟一时语塞,但时间已经十分紧迫,16次根本不停韶关站,临时停车绝对非常仓促。他把乘警拉到一边,悄声吩咐,估计是如何采取强制措施吧。就在这间隙里,陈应钦对我说“拖过韶关,他们就没办法了”。 我猛然醒悟。对!进入湖南,“广东省委”也就鞭长莫及了吧。好!拖! “快!快去找你们同伙!老老实实,别反抗,不然,老子就把你们一个个扔下去!”乘警凶巴巴地说。 “谁想下谁下,反正我不下。”陈应钦鄙夷地笑了笑,换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神情,“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扔下去。” 乘警就想去拉他,被我挡住了。我说:“走吧,我带你去找另外的人。” 时间紧迫,他们也没细想,乘警跟着我就走。我走得很快,假装配合的样子,他根本就没想到我会骗他!我们一直走完了全部硬座车厢,也没“找到”另外的3个人!列车长和乘警暴跳如雷。而列车却在隆隆声中,穿过韶关站而去。 现在,出广东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你们发现了我们又怎么样?你们奈何我们什么了?把我们一个个扔下去!你一边歇着吧!蠢货! 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坐在了一起!可当黄小蕾他们知道我和陈应钦的干的蠢事之后,怒不可遏!她的目光简直像射出的子弹! “谁给你们的权力去谈判的?谁!”黄小蕾几乎是咆哮着说。 “是我的主意。陈应钦,本来不同意。”我垂头丧气地说。 “你!你把我们出卖了!你无耻!”黄小蕾根本不理睬庄远泉让她压低声音的表示。我注意到庄远泉冰冷的目光。 “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你就是个胆小鬼!懦夫!叛徒!”孟于飞恨恨地说。 “我,我的意思,其实是……”我还想为自己辩解。但黄小蕾立刻打断了我。“你什么你!还想狡辩!你不觉得可耻吗?” “这个事也怪我。”陈应钦说:“其实,我也有点怕。我……” “好了!不说了。你们自己想想吧!”黄小蕾余怒未消,气哼哼地沉着脸说。 出了韶关,下一站就是长沙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冲破了他们的封锁。 他们抓不到我们啦!
长沙受阻后的意外遭遇
列车长没能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心中的懊丧与愤怒可想而知!这本是一次立功受奖的机会,结果,搞砸了! 这可是个大错误!因为,事后(大约在半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省委紧急找到了在外地开会的黄小蕾的父亲,命他乘军用飞机飞抵韶关,无论如何要把这五个人截回来。谁知道,待黄小蕾的父亲乘军机抵达韶关并亲自到车站要领回自己的女儿时,列车却呼啸着穿过韶关而去了!这是多大的失误! 列车长当时是不知道这些“严重的后果”的,他只是为没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怒气冲天。但他也很清楚,这几个学生既然是省委书记亲自下令要拦截的,那他们就是危险分子,他们肯定是要危害社会!他不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理! 他把我们五个人都叫到餐车,软硬兼施,忽而拍桌子打板凳,声色俱厉,忽而又一派推心置腹的苦口婆心,想劝我们回心转意,立刻返回广州。可待他口干舌燥,能摆出来的道理都摆出来了,无话可说了,陈应钦却向他讲了一大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道理!这道理他根本就是闻所未闻! “你这是反动言论!”他一拍桌子跳起来道。可陈应钦不慌不忙,居然掏出了书包里的《人民日报》社论,逐字逐句的读给他听。他斥为反动言论的那些话,都是社论里的原话!不只是噎得他哑口无言,他整个晕菜了! “你不要跟他讲了。他懂得什么?对牛弹琴!”庄远泉轻蔑地看了列车长一眼,说完,就眯上眼睛,往椅子上一靠,打盹了。这分明是对他的蔑视! “我觉得也是。”孟于飞冷笑着说:“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秘密告诉这个人!一个没有丝毫政治觉悟的人!一个假共产党员!”说着又用目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黄小蕾也极其鄙视地瞪着我。 “嗐,别说了,我,我是想……”我沮丧地说。 “你想什么?你是想得到敌人的怜悯!胆小鬼!”孟于飞说着,把脸转向一边。 “叛徒!可耻!我真担心你以后是不是还会这样!”黄小蕾说。 列车长懵了。这几个学生简直就没有当他在场!根本就不把他当个人看!简直是非要气死他不可!不由怒火中烧,怒气冲冲地把我们轰出了餐车。从此到长沙,他再也没找过我们麻烦。 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但孟于飞的斥责我却不服。 “我不是胆小鬼。不是叛徒!”我嘟哝着说。 “你就是个胆小鬼!你真叫我失望透顶!”孟于飞针锋相对地说,又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算了,这事以后再说吧。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可能快到长沙了。”黄小蕾冷冷地说。 天亮的时候,长沙到了。因为有三张票只到长沙,我们又必须到孟于飞家筹钱,所以我们都下了车。列车长亲自送我们下车,说祝我们“一路顺风”,还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对此谁也没在意。谁知道,在出站验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居然把那两张终点为北京的车票没收了! “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堵在出站口,和工作人员大吵。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理睬。只有一句话:“你们去找上级说吧!” 中国的事情都是这样,执行的人不负责任;而负责任的人你根本见不到! “他妈的!老子不要了!咱们走!”孟于飞骂着,愤愤地转身走出了闸口。扬长而去! 对!就是要扬长而去!让他们见识见识革命者的气概! 可谁知,当我们怀着一派藐视敌人的豪情离开车站时,竟发现一个警察在跟着我们!他穿着制服,丝毫也不掩饰他在跟踪我们。到这时,我们才开始明白列车长那诡异的笑容的含义! “别管他!待会儿,我们家的大院他进都没资格进!”孟于飞说。 果然,那个警察被拦在了“大院”门外。 孟于飞的母亲在家。她的脸上布满阴云。在礼貌地招呼我们落座休息,并叫人去办理早餐后,母女二人便用湖南话急促地说了起来。我虽听不懂她们说什么。但我觉得是在说我们的事。 早餐来了,大家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早餐。孟于飞却对我说:“刘建国,你跟我走。” 我只好拿了根油条,跟着孟于飞从另一个门出了大院。七转八转,在一条小街道上,碰到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孟于飞告诉我,这是“表哥”。表哥又叽里呱啦地用湖南话和于飞说了起来。似乎在争吵,边走边吵,争吵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表哥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大卷钱交给孟于飞,我才明白于飞是找他借钱来了!“给你三百,你带好。我拿两百。”孟于飞把钱递给我说,“咱们不能休息了。刚才我表哥说,我爸正在从北京往回赶,要劝我们回广州。飞机可能很快就到,不能见他,见了就走不掉了!” 我们甚至没有和孟于飞的母亲告别,就溜出了大院。直奔火车站。那个警察仍然跟着我们。让他跟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重新登车北上了! 绝对没想到,在售票处我们被告知:不能卖票给你们! 不能卖票给你们!有钱也不行!不卖就是不卖!有意见找上级说吧!你们要吵架吗,售票员干脆啪的一声把买票的小窗口关闭了!绝望啊!那个警察,站在我们十几米外,悠闲而胸有成竹地看着我们。我们懵了!起诉无门!插翅难逃!一时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怏怏地离开售票处,呆立在车站门前。透过进站闸口,可以看到一列列火车来来去去。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看样子,我们已经在天罗地网中了。”在紧张地思索之后,我说,“我的想法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太大。他们都知道是五个人,所以一见五个人,他们就认出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分开。第二,长沙已经封锁。任何离开长沙的火车、汽车、船,肯定都接到通知,不准卖票给我们。所以,我们只有跳出长沙,才有可能继续北上。第三,他们知道我们是要去北京,所以,长沙以北,防范肯定严,而长沙以南,他们肯定想不到。所以,我建议,于飞和小蕾设法南下株洲,在株洲买票北上应该没有问题。株洲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三个,到湘江边找渔民的船,然后沿湘江北上洞庭湖。从洞庭湖进入长江,由长江到武汉。因为咱们是在坐渔民的船,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们。” 其实,我印象中的那点模模糊糊的地理知识是否正确,我也不太有把握,是全靠毛主席的诗词“湘江北去”和范仲淹的“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来把长沙与长江联系起来的。但,既然陆路被封锁,那就只好从水路上想办法。 “我觉得不错!”陈应钦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没想到,你的地理学得这么好!”孟于飞对我笑了笑说。这是自从我向列车长告密以来,她第一次对我笑。 “那我们以后怎么会合呢?”黄小蕾问。 “这样,”我得了大家的鼓励,又得意起来,“反正咱们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咱们也只知道天安门。从今天算起,两天后,每逢单日下午三点,到天安门寻找对方。如何?”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呢?”黄小蕾说。大家看到了曙光,立刻从沮丧中摆脱出来,一派跃跃欲试的激动神情。我们分开了!看着我们分成两股,那个警察慌了。犹豫再三,决定跟我们三个男人。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去湘江边的路。同时,我们也必须甩掉那个警察,所以就没头苍蝇似地东转西转,问来问去。等来到江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那个警察真的已经不见了! 我们沿着江边大步流星地走,信心满满地寻找渔民的船只。然而,任我们踏破铁鞋,湘江边上也找不到渔民的船!根本就没有船!傻了!这可怎么办?这不就是说,湘江,洞庭湖,长江,武汉,从而到达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吗! 问题是我们已经分开了!现在想找回孟于飞和黄小蕾修订计划是根本不可能了。如果顺利,她俩应该在去株洲的路上了! 我们三个垂头丧气地离开江边,拖着疲惫不堪的两条腿。思来想去,我们也只能设法到株洲去,再从株洲买票北上了。 主意一定,三个人又马不停蹄地往长途汽车站赶。能不能蒙混过关?碰运气吧。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 当我们经过火车站的入口处时,隔着栅栏,我看见站台上停着一列火车。车厢的标示牌上是:贵阳—北京。广播里,正在说什么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等等,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正在摇动绿色的信号旗。传来了尖锐的汽笛声,站台人员的哨子声和机车喷出大团的蒸汽的声音。 北京!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念头:他妈的!冲上去! 我对陈应钦和庄远泉吼叫:“他妈的!咱们冲吧!”也没等他俩的反应,冲动中的我似乎什么也不顾了,我猛然起步,以跑百米的速度径直冲向进站闸口!陈、庄二人紧紧追在我身后。闸口正要关闭。工作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人疯狂地冲过来!一时间手足无措,竟给我们冲了进去! 这时,火车已经缓缓启动。列车员正要放下车门处的踏板。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丝毫不理睬站台上工作人员的惊叫与拦截,一把抓住车门边的扶手,顶住列车员正要压下的踏板,纵身一跃就上了车。回身拉住陈应钦。庄远泉在另一个车门处也登上了车。我操!成功了!我们额手称庆! 车上人很多。列车员对我们很不满意。好在他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多危险呐!你们这几个人不要命了?补票!赶快补票!”列车员怒气冲冲地说。 列车长来了,冷冷拿着票夹让我们补票。 “到哪里?北京?你们坐反了,这车去贵阳,不去北京!”列车长几分厌恶地看着我们说。 到贵阳!闹了半天竟是南辕北辙!我们又傻了,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下一站下车吧。冒冒失失的。以后不能这样了。”列车长啪地合上票夹,嘟哝着走了。 停站了。我们跳下车。看站牌,上面写着:大托铺。我永远记得这车站的名字。 也好。虽说坐错了车,但毕竟跳出了长沙呀!也不错。就在这里买票!这是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车站。车站没有围栏。屋里屋外都没有候车的人,也没有多少车在这里停站。等了很久,卖票的小窗口才打开。我们顺利地买了三张当晚七点多钟到北京的车票。哈哈!因祸得福!那些人百密一疏,竟给我们钻了空子!我看看表,时间还早,等待吧。无论如何,总算从长沙逃出来了。 这时我才觉得肚子饿。除了那根油条,我已经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环顾四周,是稻田,根本没有卖东西的地方!继续饿着吧。 “不知道她们俩怎样了,到株洲没有。”陈应钦忧心忡忡地说。 “希望她们比我们顺利。”庄远泉说。 候车室里有两张连椅。我又困又饿,就往连椅上一躺,立刻睡着了!醒来时天已擦黑。陈应钦告诉我,他实在放心不下那两个姑娘,便利用车站的电话给长沙火车站播音室留了个言,让播音室广播。 “留言?广播?你怎么说?”我大惊。 “就是告诉她们,我们很好。坐今晚某某次车。你放心,我都很隐晦的。”陈应钦说。 “完蛋!”我说:“这绝对把我们的行踪暴露了!” “不可能。我说的很隐晦。他们根本就听不懂。”陈应钦自信地说。但我觉得这个画蛇添足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车终于来了。我们三人上了车。(后来才知道,于飞和黄小蕾也在这趟车上!她俩成功地南下株洲,并从株洲买票上了这趟车。)车上人不多,我们找到座位坐下便睡。似乎是刚刚睡着,就被什么人拉扯醒了。睁眼一看,几个带枪的警察站在我们面前。其中,就有白天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个。 车停了,是长沙! “下车吧!”警察冷若冰霜地说。 这就是那条留言的结果。他们就是从那留言重新捕捉到了我们的行踪!还有什么说的,我们乖乖的跟着警察们下了车。站台上早有几辆小轿车等在那里。我们被塞进轿车,驶向我们一无所知的所在。 夜黑漆漆的,天又下起了大雨。我们三个人又累,又饿,又怒,又无奈,筋疲力尽。除了听凭别人摆布,已经全无自救之策了。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就连押解我们的警察问话也一概不睬。反正是落到你们手里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自从在列车上和那个列车长干过一架之后,我们似乎什么也不怕了。 轿车在一栋很大的楼前停下了。我们被带到一间十分考究的会议室。我们三人满怀敌意地提起精神,正襟危坐,看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来了两个人,在我们对面靠边坐下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三个人。不但年龄大得多,而且派头也大得多。为首的一个,花白头发,很和善的样子,待他落座后,警察们就退下去了。 “你们是华南工学院的学生?哪一位是刘建国同学?”花白头发扫了我们一眼,和颜悦色地问。我起立,表示刘建国是我。接着,他又问了陈应钦和庄远泉。 “不是还有两个女同学吗?她们在哪儿?”他关切地问。 我们愤愤然不出声。最先进来的两人中的一个,走过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他点了点头。 “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是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听听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我们听说你们要到北京去,要找毛主席反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 “当然,我们主张,有什么问题,应该尽量在当地得到解决。依靠组织,依靠党嘛。 “但同时,我个人也认为,你们要上北京,要见毛主席,这也没有错,你们有这样的权力,我们不应该阻拦你们,不应该粗暴地对待你们。所以,虽然很晚了,我们还是要和你们见见面,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的话没有说完,我们的眼泪就哗地流下来了!自出发以来所受到的种种屈辱、阻挠、威吓、蛮横无理,一下子涌了上来,如决堤之水,竟不可收拾!好半天,我们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陈应钦便把工作队进校以来学校文革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来的一封信”事件说了一遍。花白头发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几个人则埋头记录。前后大约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他没有再做什么总结,也没再说什么客气的话。他指定一个人负责此事。 “第一,把没收人家的火车票退钱给他们;第二,负责把他们送上火车。”他对被指定的人说。然后转向我们,双手相握,道:“祝你们一路顺风!” 简直像做梦一样!绝处逢生!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湖南省委会这样对待我们!没有呵斥,没有恫吓,没有令人厌烦的大道理,没有官话套话。最关键的是,他们理解我们!肯定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我们也不饿了,也不困了。真想跳起来欢呼庆祝!要是黄小蕾他俩也在这里多好!我们要是不分开多好! 当晚,我们重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个跟了我们一天的警察挥手为我们送行!
从武汉到北京
湖南省委的工作人员和那警察把我们送上了北上的火车。这时已是6月28的凌晨了。人们都在睡觉,车厢里很安静,可我们三个却心潮澎湃。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刚才的奇遇!因为,从我们做出决定要上北京“告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自己怎样坚定地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革命行动”,但在“组织”的眼里更可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否则,为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特别是在16次特快列车上的遭遇,使我们意识到,除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不会有人肯定我们、支持我们的。所以,这一路的围追堵截,虽然让人惊异而且气愤,但已不觉得意外了。倒是在围追堵截之后竟能享受到“贵宾”似的礼遇,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实在是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 “那会不会是孟于飞的爸爸呀?”陈应钦问。 “不可能!”我想了想说:“要是她爸爸,我们肯定被扣下来了!放走要犯,那不是找死?你们觉得呢?” 让人揪心的是,黄小蕾和孟于飞在哪儿?她们俩现在怎样了?她们顺利到达株洲了吗?她们从株洲顺利上火车了吗?兴奋中一想到这些,兴奋立刻就蒙上了阴影。我们的心就沉重起来。 天渐渐亮了。列车缓缓地驶入武昌车站的站台。当我打开车窗透气时,我看到了什么?看见黄小蕾和孟于飞挤在站台的人群中正准备上车!我的天!我是不是看错了?不,没有错!就是她俩! “小蕾!于飞!”我狂喊。那两个人听到了喊声,一脸茫然地四顾搜索着,当她们在车窗处发现我们三个的时候,竟欢呼着蹦跳起来! 上车的乘客争先恐后地在车门前挤成了一大堆。黄小和孟于飞团团转,根本挤不上车。陈应钦当机立断,高喊着招呼她俩过来。先把行李从窗口递进来,然后不由分说,就和我一起在哈哈大笑声中,硬是把她俩从窗户里拉了进来。她俩一进车厢,我们五个人就不由自主地拥在了一起!蹦跳着不知是哭还是笑,全然不顾旁边瞠目结舌的人。 分别其实连一天都不到,只因失去联系而无法得知对方的处境,只因彼此都在艰难中担心着对方的安危,意外的重逢,使我们之间的所有的隔阂顿时烟消云散!使我们彼此的信任凝为一体。使我们毫无保留地向对方袒露自己,使我们明白了战斗友谊的分量。感到了革命的真情,感到了团结的可贵!我们肆无忌惮地笑着,喊着,问候着,仿佛在无人之境! “快说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出了同一个问题! “我们俩倒是很顺利。刘建国这家伙说得对,买株洲的票容易得很。但到了株洲以后我们俩发现,兜里的钱不够了!只够买到武昌了!武昌就武昌!反正我舅舅在武汉大学。他是哲学家呢,是李达的好朋友,我相信他会支持我们,决定找他借钱。我舅舅见了我又惊又喜,还打算让我在武大玩几天呢,幸亏没听他的!”孟于飞眉飞色舞地说。 我把我们三个人的“奇遇”也绘声绘色、啰啰嗦嗦地说了一遍。当我说到我们三人冲上从北京到贵阳的火车时,两个姑娘惊愕之余,又笑得前仰后合。 “我知道刘建国就是没头苍蝇!总是瞎撞!”孟于飞说。 当我说到在湖南省委的奇遇时,她们俩几乎不相信是真的!她们以为我在开玩笑! “刘建国,你也太会编故事了吧?还坐着小轿车,坐过来又坐回去!”黄小蕾笑着说。 火车徐徐开动了,这突然降临的梦幻般的巧合,确实让人难以置信。那些细节更是匪夷所思! “你是说,你们就是在那趟车上被警察押送到省委的?”黄小蕾说。 “你们真的就那么冲进去了?还扒上了火车!百米速度?”孟于飞说:“你们不知道吧,刘建国这家伙是校田径队的,百米记录是11秒3!你们不知道吧?” 我们正在分享着这奇迹般的重逢,完全没有注意到有几个人在乘警的陪伴下站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几位,是华南工学院的学生吧?”为首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梳得很整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问。 我们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讨厌!又来了! “你们是湖北省委的吧?”陈应钦笑着问道。虽然有点扫兴,但我们却一点也不惊讶、不紧张了。甚至还有点理直气壮! “是的。湖北省委的。请你们在汉口下车,我们领导要和你们谈谈。” 火车在汉口站一停,我们就跟着那几个人进了贵宾室。贵宾室没有开灯,闷热。破旧的沙发上坐着两位衣衫整洁的干部。显然,这就是“领导"了。待大家坐定,那个摇着折扇的领导就发话了: “咱们长话短说吧。”领导扫视了我们一眼,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不能够到北京去。你们必须回广州去。回学校去。”他停顿了一下,似乎要看看反应。但他看到的是我们毫不掩饰的嘲笑的笑容。这可能让他生气。 “你们的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不懂得这个吗?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在当地解决呢?你们完全可以向学校领导反映嘛。为什么非要上北京不可?”他说着,使劲摇了摇手中的折扇,发出哗哗的声音。 “领导,我们这个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应钦不卑不亢地说。 “你们懂得什么革命,乳臭未干!不要胡来。有意见找组织嘛!学校有党委,有工作队。不行,还有省委嘛。你们连省委都不相信了?你们这样不知天高地厚,这很成问题啊!要犯大错误啊!” “我问你,你有没有读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你有没有读过《人民日报》的社论?我看你才是很成问题!”庄远泉咄咄逼人地反问道。那个领导突然遭到这样肆无忌惮的顶撞,一时竟语噎!只好哗哗哗地把扇子摇得山响。 于是,双方便唇枪舌剑地展开了“辩论”。但这种毫无共同基础的辩论,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所以还不如说是争吵,但谁也不会后退一步,话说得也越来越难听。可能我们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大概以为,一吓,二劝,三诱导,我们就会乖乖就范。他也就打道回府了。没想到这几个学生这么“难缠”!又顽固又狂妄!还把报纸的社论读得滚瓜烂熟,满口中央的精神,满口引经据典!以致他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词不达意,生生地涨红了脸,一脸怒气,手中的折扇也摇得更加用力了。 “我想再说一遍,”我说,“人家湖南省委都肯定了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还派车把我们送上火车。您说,湖南省委做得对不对?你们湖北省委是不是觉得他们做错了?要由你们来纠正?您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好不好?” 领导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哪里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学生崽子完全是不可理喻的!他啪地一声收起折扇,站了起来,悻悻地说:“我看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那么,所有后果你们自负吧!”然后对那个拉我们下车的人耳语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你看看你们这些学生,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能这样跟领导说话的吗?”待领导走出贵宾室,头发梳得很整齐的干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我们道。但他的话引来了黄小蕾和孟于飞的嘲笑。 “他是个什么官呀还领导领导的,马屁精!” “我们可以走了吧?”庄远泉说:“搞这些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 贵宾室已经很暗了。他们究竟还要干什么呢?还有什么“节目”呢?就这么呆坐着要耗到什么时候呢? “我劝你们不要任性了。回广州吧?”那个干部苦口婆心地说,“你们这样做后果会很严重的嘛,领导完全是好意嘛,要你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嘛。”但没有人接腔。 “你们坚持要去北京吗?”沉默了几分钟后,那干部叹了一口气,再次发问。 “我们当然要去!什么也别想挡住我们!”黄小蕾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两眼喷出了怒火,那阵势,简直像要打架! “那好。既然是这样,那,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干部说着也站了起来,摇着头走出了贵宾室,不见了。 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把我们拉下火车,折腾了几个小时,然后就拍拍屁股扬长而去了!这些人是共产党吗?是湖北省委的吗?别是几个冒牌驴吧! 几个小时后,我们再次登上北上的列车。我们猜测,也许在郑州还要遭到拦截。因为河南也属于中南五省嘛。但郑州顺利通过了。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拦截我们的打算。 到达北京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一下车,站台上就有一个警察迎了上来:“你们是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学生吗?”一口漂亮的京腔,听起来格外舒心。“来吧,这边走。” 警察把我们带到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灯光暗淡。没等我们落座,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们下了逐客令:“你们必须回广州去!明白吗?咱们北京不允许你们这样的人进京!明白吗?” “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准我们进北京?北京是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你算老几?”陈应钦直接怼了回去。 “嗬!我是谁?进北京要进京证!你们有吗?进京证!还我是谁!瞧瞧你们一个个,跟流窜犯似的,还我是谁!我是首都的保卫者!我是谁!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北京啊!我是谁!”警察冷笑着说。 “你说谁是流窜犯?”我大吼一声,怒气冲冲地盯着警察。 “我们要找毛主席!我们要去向他老人家汇报情况!谁也别想拦住我们!”孟于飞大声喊道。 警察嬉皮笑脸地望望孟于飞,再望望我,不紧不慢地说:“找毛主席?嘿……别逗了!找毛主席!你们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开吗?我还真没看出来,找毛主席!净瞎胡闹!你们赶快回去!立刻回去。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已经懒得理睬他了。一路上的“围追堵截”,让我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把我们百炼成钢了。想想人家湖南省,出面的是个领导干部。湖北省,虽然很不堪,也是省委的官员。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这“级别”也太低了吧。一个小小的警察就想对我们发号施令,简直就是螳臂当车!懒得睬他!不论那个警察油腔滑调地再说些什么,更不屑他的威胁与恫吓。我们都不再置一词。 这一下,警察彻底没辙了! “呦!还真有那么回事似的呢。行,你们是要顽固到底了!是吧!好,好,是个汉子。那,你们就跟我走吧!咱可说好了,你们别后悔!” “去哪儿?”陈应钦警觉地问道。 “你们不是要反映情况吗?我带你们去呀!找领导呀。”警察说着,整了整衣冠就往外走。虽然来不及商量,我们还是同意跟着他走。 大北京,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们多想去天安门!多想去中南海!从小就听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看到“美丽的白塔”的电影,更不用说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可是,现在,我们不能!我们甚至还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还有革命的重任在肩!夜色已浓,我们简直不知道要往哪儿迈开第一步! 警察把我们带上一辆公交车,在黑暗中行驶了很久。下车后,那警察又带着我们走进一条曲里拐弯漆黑一团的小胡同!我立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看不清楚,但感觉那是个贫民窟。领导会住这儿?这小子想干嘛? “这是哪里?这是什么地方?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庄远泉厉声质问。 那警察也不答话。只顾快步往前走。我们只能紧紧地跟着他。不一会儿,进了一个院子。黑暗中,觉得那似乎是个年久失修的四合院。那警察把我们丢在院子里,自己进了亮灯的房间。 我们四人面面相觑。隐隐听到亮灯的房间里传出来好像是争吵的声音。随即我们便挤进了那间屋子。昏黄的灯光下,只见一个男人极不耐烦地对那警察说:“我已经给您说清楚了!他们不符合条件!明白不,我们不能收!我们这儿是有规定的!” 警察见我们都进来了,显得很恼怒:“出去!出去!你们先出去!” “这是什么地方?”陈应钦向那个男人问道。 “收容所呀。这儿是收容流浪人的,别的不收容,上级有规定!” 这个警察简直太坏了。居然把我们骗到了收容所!我们五个顿时气炸了肺! 直接开骂。那警察一看他瞒天过海的小伎俩露了馅,面对怒骂无言以对,居然逃出房间,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 他就这么丢下我们跑了!他的上级给他下达的任务就是这样的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待我们平静下来,那个男人有几分好奇地问道。 “我们要找党中央,找毛主席,反映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孟于飞说。 “什么?文化大革命?找毛主席!告御状是吗?怎么弄这儿来了!”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中南海?”孟于飞问道。 那个男人沉吟了片刻,说:“中南海你们去不了。到中南海告御状可不容易。大清国那会儿,告御状要滚钉板呢!要不这样吧,天也晚了,你们先去国务院接待站。到那儿了再说。”说完他看看表,便急急忙忙地把乘车路线告诉我们:“不知道你们还赶不赶得上末班车了。” 我们慌慌张张地去赶末班车。等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国务院接待站的大门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 大门紧闭。空荡荡的大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仰望天空,黑沉沉的看不见星星。我忽然觉得心里也像那大街一样空荡荡的。回首这一路,苦辣酸甜。总算到了北京,竟被一个小流氓似的警察骗到了收容所!我越来越感到憋气,觉得,怎么一切都不是“我以为”的样子? 我们并排坐在马路边上等待天明。 “你在想什么?”孟于飞问我。 “我不知道。”我有点迷茫地说:“你说,那些人,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列车长,警察,湖北佬,还有咱们学校的工作队。他们不是先锋队吗?可是……” “哎呀,哪儿没有害群之马呀!我看你总是乱想!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孟于飞说。
在北京接受了“造反”启蒙
等到早上八点钟上班,我们才见到了接待人员。听我们简单地叙述之后,就把我们安排到西四缸瓦市的地质部招待所,告诉我们休息后再谈。 我们确实已经筋疲力尽了。找到地质部招待所后,倒头就睡。一气睡到第二天,起床时竟还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迫不及待地吃完早餐,迫不及待地搭上公交车,迫不及待地赶到国务院接待站。心情是激动的!我们终于来到了首都。我们终于到了可以获得肯定,获得支持地方了!可是,万没想到,第一次交谈就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干部大约四五十岁,有点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神情冷漠,连说话的语调都冷。 “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他冷冷地扫视着每一个人说。 “我们主要是反映华南工学院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刚说了这句话就被他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为什么不找当地反映?你们学校没有工作队吗?”他说。听到他这样的话,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巨大的失望顿时在我心里弥漫开来。怎么还没有听我们诉说就要把我们拒之门外!他不会同情我们,更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满怀的希望,没想到这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我厌恶地瞥了那人一眼,再也不想说话了。 陈应钦耐着性子,开始讲述华工的运动情况。那人显得很不耐烦。时不时的插话、反问,充满了敌视的口吻。 “你根据什么说工作队的目的是扼杀文化大革命?” “你说工作队制造谣言。你有根据吗?” “你们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当地党委解决嘛!非要来北京干什么?” 庄远泉急了,说:“我们不来这里讲到哪里讲?难道叫我们去联合国讲?” “你们听听,你们自己听听。他还要到联合国!联合国是个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吗?还指望着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支持你们?你们的立场很成问题!”他恶狠狠地指点着说。 “我们不是说要去联合国。他的意思是……”陈应钦妄图纠正这种有意的曲解。 但那人压根就不听! “我看你们的立场很成问题。”他说。 气结! 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国务院接待站的这位工作人员,其思想观念就是和我们对立的!想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门儿都没有! 中午回到招待所,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某种幻灭感开始吞噬我们的信念。失败的阴影已经爬上我的心头。原以为,我们怀抱追求真理的美好愿望来到首都,一定能得到最权威的支持,他们会向广东省下达指示,指出工作队的错误,肯定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将胜利凯旋而归。如今这样,和16次列车的列车长有什么两样!我们这不是一头撞到南墙上了? “他不支持就不支持!滚他妈的!我们去干我们自己的事!”孟于飞气哼哼地说,“换个地方,我非跟他干一架不可!王八蛋!”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想办法见毛主席。这些人根本不行!”陈应钦说。 “人家不是说了,告御状要滚钉板。滚钉板就滚钉板。问题是到哪儿去滚钉板?怎么才能见到毛主席!”我茫然地说。 “我也觉得,要想办法去中南海。这些小芝麻官,没用的!”庄远泉说发泄归发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头一天就碰了这样的钉子,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咱们还有一件大事没办呢。”黄小蕾忽然嘻嘻哈哈地说:“忘了?北京来信呀!你们都给气糊涂了吧?” 对呀!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先把这件大事办了再说!经过商议,我们五人分头行动,到各大专院校做实地调查,看看北京高校的情况究竟怎样。同时找北京的老同学打听有没有去找党中央、毛主席的办法。 我和黄小蕾、孟于飞的第一站就是北京医学院。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单看那些大标题就让我们惊讶莫名!有大字报火辣辣地直斥学院党委对抗运动,再不然就是揭露他们的“花招”“阴谋”之类。有的大字报,字写得斗大,还有漫画配图。那气氛,我的天啊!别说和我们自己的学校比,就是和国务院接待站比,也是两个世界!国务院接待站的那些人没有到高校看过吗? 我们被大字报吸引,几乎挪不动脚步。简直是太激动人心了!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热血开始沸腾,身体里仿佛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妈的!老子要雄赳赳地杀回学校去!把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同学们! 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高翔的妹妹。她已经知道她哥哥因为她的那封信遭到了迫害,但对于我们的到来她还是十分惊讶。 “你们是自己来的?不是学校派你们来的?你们和我哥都是一班的吗?”她一脸疑惑,十分警觉地问。当她听完了我们一路上的经历之后,才相信我们完全是“仗义”而来,是为了揭露工作队的谣言而来。 “我真的很后悔。那封信当然是我写的。本来就是向我大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怎么也没想到惹来这么大的麻烦!我真的很后悔。”她说。 “谁能想得到他们这么卑鄙下流!还都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要不是亲身经历,你给我说我都不会相信!”我说。 “这里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吧,我写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嘛。不信你们到北大看看去,到清华看看去。我们学校算是比较平静的了。”她说,脸上显出苦笑。 虽然从一开始我就不信工作队的鬼话。但是现在,有了写信人和她本人的确认,真凭实据在手,特别是亲眼目睹她们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确信,我们胜利了!我们没有错!北京来信是真的!工作队在撒谎!在骗人!是用谣言蒙蔽全校师生!在以前,我绝对不会相信共产党员们会干出这样卑鄙无耻的勾当! 好神奇!在国务院接待站产生的失望、迷茫、沮丧、悲观的情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听到我们要去找毛主席,她忍不住笑了,笑我们幼稚:“不可能的。而且,听说毛主席也不在北京。你们最好到各高校去看看。北大、清华,都热火朝天的,我觉得更有意义。你们说呢?”她说。 “那些给党委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他们不怕报复吗?”我问。 “这可不知道。”她说,“但毛主席不是说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觉得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还怕他打击报复?” 我忽然觉得,在高翔妹妹面前,我像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幼稚得像小学生!就连提出的问题都是那样的浅薄! 第二天,我们去了北大。见到了黄小蕾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姐姐。她穿着深蓝色的套装,格外高雅大方。她满腔热情地欢迎我们。 “你们胆子可真大!”她笑嘻嘻地说,“快赶上爸爸他们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了。你知道吗?爸爸很生气,省委让他坐飞机到韶关把你们抓回来。谁知道你们跑了!” “爸爸说什么了?”黄小蕾问。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怕你被坏人利用!你们把情况反映上去了吗?” 她带着我们在校园里转悠。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川流不息的看大字报的人群。有个地方,许多人围成一个圈子,里三层外三层的,似乎是在争吵什么。 “大辩论。”黄小蓓早就见惯不怪了。我们可是第一次!想停下来听听他们在辩论什么。痛感自己分身无术,连脑子也不够用了。 “北大有工作队吗?”我傻呆呆地问。 “有啊,怎么没有,张承先带去的嘛。”黄小蓓有点纳闷地说,“北大呀,现在也是热闹得很,支持聂元梓的,反对聂元梓的……” “还有反对聂元梓的?”黄小蕾问。我也觉得很惊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广播了!人民日报还加了按语,这样的权威,居然还有人反对? “聂元梓有什么了不起?”黄小蓓说,“她说得不对照样反!我就不怎么赞同她的有些观点。不过,是毛主席支持她。开始的时候,康老派他的夫人曹轶欧到北大来了解情况。聂元梓他们写大字报,其实是经过康老的。明白吧?” 我的天!连聂元梓的大字报后面,都有这么惊人的故事!连毛主席支持的也有人敢反!黄小蓓的话在我听来真是石破天惊!高翔妹妹说得不错,她信中所写,连实际情况的十分之一也不到!我们华工与之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难怪国务院接待站的干部对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屑一顾,现在再看,我们那点事,在北京简直屁也不算! 我们又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孟于飞的弟弟在那里读书。只见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欢迎我们。先和他姐姐呜哩哇啦地说了一通湖南话,然后就像讲故事一样讲起了“二外”的文革历程。陈毅呀,周总理呀,听得我们头大!在华工,就因为我批评了几句系总支副书记田归爱穿花衣服,硬是被踢出了革命队伍!这里,谈论批判陈毅元帅,谈论周总理不得不劝说批陈毅的师生,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平平常常! 开眼界!简直太开眼界了!真的见到大世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当初陈应钦把矛头指向省委,指向赵紫阳的时候,我还觉得他太猖狂太激进。我们呢?眼光只在工作队! “我说你们干脆就别回去了,就在这儿干革命算了,镀镀金。”孟于飞弟弟嘻嘻哈哈地说。 我们在各大学里转了几天。晚上回到地质部招待所便开始交流所见所闻。除了那些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陈应钦他们带来了不少小道消息,说彭真反对毛主席,说罗瑞卿如何如何。 我真的懵了!彭真不是北京市委书记吗?他?反对毛主席!可能吗?罗瑞卿我记得毛主席回故乡给父母扫墓,罗瑞卿一直贴身陪同啊!罗瑞卿也反对毛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乱了套了? 短短的几天,我们的思想变了个样!以前许多神圣的观念,不知不觉中解体了。以前的某种上下尊卑等等的“秩序”仿佛已经乱了套。那些“权威”,甚至是革命偶像一样的权威,似乎正在跌落。这些虽然并不是那么清晰,那么明确,但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失败情绪消失了。我们发现,仿佛自己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华南工学院的那点事,现在看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原先压在各人心头的、回去后受惩罚的忧虑,更是一扫而空!我们或许还要面临围攻,面临批判处罚,但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竹在胸了!北京的今天,就是我们华工的明天,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的北京之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打碎了我们原来的观念。尽管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所期望的“尚方宝剑”,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挺着胸膛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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