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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五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9月 02, 2024 4: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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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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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8月30日第255期

本期目录

〖刘建国专辑〗

生逢乱世
刘建国 太阳高高在夜空(节选)
文革开始我就被打入了“另册”
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北京来信》
五人离校赴京上访
长沙受阻后的意外遭遇
从武汉到北京
在北京接受了“造反”启蒙
轰动校内外的“北上调查报告”
我和血统论
“长征”记事
湛江造反遇险
荒唐的《广州日报》事件
我的“反动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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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太阳高高在夜空(节选)

刘建国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生前写成尚未发表的长篇回忆录。节选内容经作者审定,同意发表。但不幸的是正在最后的校对过程中,意外传来作者病逝的噩耗。现特以本专辑作为对作者的献祭与悼念,并盼作者遗著全稿早日正式出版。
作者简介:刘建国,1945年10月生,河北省蠡县人。4岁随父母到河南,1959~1964年在郑州大学附中读书。1964年考入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与自动控制系。1970年“毕业”。1970~1972年在解放军8212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2~1973年被取消大学生分配资格,到信阳地革委五七干校劳改。1973~1974年调信阳市无线电厂,担任技术员、供销科员。后在河南省歌舞团、河南省文艺干校、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工作。1989~2005年停薪留职。2005年退休。2024年7月8日病逝。(图为作者生前留影)
文中提到的引发《北京来信》事件的高翔,1943年生,福建福州人,文革时高翔为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其父为13级干部)。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任“红旗”派华南工学院红旗公社及广东“红三司”负责人。1968年广东省革委会成立任常委。清查“五一六”时遭多年审查。1973年5月结束长达八年的党员预备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74年4月22日赵紫阳单独召见高翔长谈,并通知他恢复省革委常委职务。9月被安排到广东省军工局(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1976年6月任省军工局党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1977年3月7日被作为“帮派骨干”隔离审查。1979年3月16日释放,留党察看一年。期满后本已恢复组织生活,1984年整党中又被定为“三种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再次给予留党察看处分。1986年上级没有经过基层党组织就宣布对高翔作退党处理,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

文革开始我就被打入了“另册”

有朋友希望我写点儿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这倒不难。毕竟是亲身经历的事。但一提笔,又颇踌躇。因为,第一,“文革”的事情,官方不准人们提起。写“文革”的事,那简直就是揭阿Q头上的癞疮疤。有损“伟光正”。第二,因是亲身经历,叙述无疑是主观的。也就是我所经、所见、所闻。鉴于当时思想观点对立严重,不可避免地会勾起同学间的“爱恨情仇”。这显然是件得罪人的事。
但,最后还是决定写。
得罪就得罪吧。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取悦于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更没有打算取悦于那些昧着良心、干着伤天害理的事却声言自己也是“受害者”的人!至于当时的那些屑小,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依照中国几千年来做人的标准,他们究竟是不是人,是大有可疑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文革”开始时,我在广州华南工学院读大二。我们 5059 班是属于“绝密专业”,我当然属于“根红苗壮”的一员。那时我还担任着学院院刊的副主编,也是学院广播站的主要成员之一,很有点“春风得意”。
1966年6月1日那天,学院宣布停课闹革命。
先是通知晚上要听“重要广播”。广播的就是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大字报指名道姓的抨击了北大校长陆平和工作组的彭珮云。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的播音,一种严峻的,令人紧张的,令人莫名不安的气氛顿时在校园内弥漫开来。
“要搞运动啦。”同学间开始窃窃私语。
听完“重要广播”,就在体育馆召开了全院教职工生大会。党委书记张进作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宣布从是日起,停课两周,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注意,这“文革”的最初名号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成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动员大会之后,“革命”的气氛陡然升温。此前关于所谓“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感觉和我们无关,所以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而现在,中央台指名道姓对那么高级别的人物进行批判,不能不令人感到“来势凶猛”。几乎所有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到:反右斗争又来了。这确实使大家紧张起来,也小心翼翼起来,连说话都谨慎多了。“革命”开始了,我们照例要写决心书,保证书,更进步的人还要写入党申请书,以显示自己听党的话,紧跟革命步伐的红心。他们说,党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
不料我们的决心、保证还没弄完呢,人家化工系的学生们竟搞起了焚烧成绩册的大游行!他们抬着一口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大锅,锅里是燃烧着的成绩册。数百人跟在后面欢呼着,高喊着革命的口号,沿湖滨路鼓噪而来。所到之处,各系学生纷纷响应,并不断把成绩册丢进大锅的熊熊烈火里去。开心的大笑和狂热的革命口号声直冲云霄。
我们闻声跑下楼去看热闹。那口燃烧着的大锅声势夺人地逼近。
“咱们也烧吧。烧不烧?”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高福垣笑着问我。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高福垣毫不犹豫,就把自己的成绩册丢了进去,然后看着我。我可是打心眼里不愿丢。但不丢又觉得不行。因为烧成绩册显然是“革命行动”。革命行动你犹豫不决,便有不革命的嫌疑!当时,高福垣微笑着注视着我,真他妈的不爽啊!
第二天,听说竟有学生在院本部大楼贴出质问学院党委书记张进的大字报。这可是爆炸新闻!但我们班竟然悄无声息!宿舍里是静悄悄的。不少人在看《毛选》,有人在看报纸。对于这个消息,大家似乎都装作不知道。仿佛谈论这件事都是“很成问题”的!我其实很想去看看那大字报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整个气氛使我不能不考虑前去的后果!真叫人憋气!
我不喜欢我们班的那种一潭死水似的沉闷气氛。有点个性的人几乎没有。
我最终还是没有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偷偷地跑去看那大字报了。大字报就贴在二号楼校本部进门大厅的墙上。不足一千字吧,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内容,不过是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拙劣模仿罢了。我去看的时候,恰好党委书记也在几个随员的陪伴下来看那张大字报。现场陡然间静了下来。夸张点说,连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人们纷纷退到一边,给书记让出位置。张进书记显得很坦然,微笑着,还轻声和他的随员议论几句。可那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压抑。我环望四周,并没有我认识的同学在场。便鬼鬼祟祟地溜掉了。
你也许要问,看大字报为什么要“偷偷”?还“鬼鬼祟祟”?
逻辑是这样的:质问党委书记,那就是反党!你为什么去看反党的大字报?你的立场肯定有问题!一旦“组织上”认为你的立场有了问题,你的麻烦可就要来啦!当然,这跟各个班“革命”水平有关。革命水平低呢,也许没什么事。可要是水平高,麻烦就大了。而我们班,则是有着超级革命水平的班。绝密专业嘛,祖宗八代都是根红苗正的!
令我惊讶的是,两天后,班上竟然有人开始议论这张大字报了!听见隔壁房间吵吵嚷嚷的,我又没有管住自己,凑热闹去了。
“矛头指向党委,那就是反动!”一个同学斩钉截铁地说。
“那里都写什么了?谁去看过了?”组织委员高福垣问。
房间里的同学面面相觑,没有人出声。这氛围,还是退避三舍的好。
“别管写什么。这就是向党进攻!就是反革命大字报!”
“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了!写这样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
我对这种态度很不屑。有理讲理嘛。你说他是反革命,你至少拿出几条证据来嘛。可除了扣帽子,还是扣帽子。特别是,仿佛谁表现得更鄙视,更义愤,扣的帽子更大,谁就是更“革命”的那种感觉,尤其让我讨厌。
“那也不一定就是反动。人家聂元梓他们……”我终于没忍住,说。
立刻被班长旗帜鲜明地打断了:
“北大是北大,我们是我们!难道北大党委有问题,我们的党委就有问题吗?”
“他们也不是说党委有问题,只是说……”我还不认怂。
“说什么?他们这样就是反党!这是个简单的立场问题!”
我不敢和人家争下去了。以前,大家会为一个“傅立叶级数”的展开,或一个电路的解法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但现在不同,现在是运动!是“立场问题”,那就意味着,一旦“犯错误”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不是正确错误的问题了,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了!那可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57 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我还是知道点儿的。知道那时就有大学生被划作右派的事情。倘若哪句话没说好,把自己弄成了右派,可怎么得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谁不怕?借用一句鲁迅的话吧:我怕得有理!
同学之间,似乎一下子变得“不自然”起来。此前的那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气氛忽然间就消失了。大家开始要“提防”着点儿,要“小心”着点儿了,说笑变得很稀少,即使有,彼此间的笑容也变得僵硬起来。以前,要么一起上课,要么各自找地方自习,宿舍里总空空落落的。可如今,经常是呆在了宿舍里。学《毛选》,读报纸,小组讨论也都是翻来覆去的那些套话。说是写大字报。可写什么呢?班干部们常常从这个房间溜逛到那个房间,又从那个房间溜逛回这个房间,不知道是否在“暗中观察”班上同学的表现。有同学写大字报了,会请其他同学签名。写的内容嘛,无非是某个老师穿着背心上课,不严肃,饭堂的管理员太爱和同学开玩笑之类。觉得很无聊。
有一天,高福垣溜达到我们房间,动员大家写大字报,说必须积极投身运动嘛。否则,运动都结束了,却什么都没做。那叫什么积极投身?那做了什么贡献?
于是,大家就开始写大字报了。
我不知道要写什么。真的不知道。无论对哪个方面我都没有什么看法或意见,更没有什么不满或牢骚。当时,我正“春风得意”,功课已经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发现书本上的错误。还去了图书馆,要借牛顿那本原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来啃一啃了。作为广播站的骨干,我的工作名列前茅。学《毛选》颇有心得,成了系里的积极分子,还在三号楼前给同学们讲用过呢。我能写什么大字报呢?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个题目来。
“好好想想嘛。对系里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我觉得都可以写。”高福垣说。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引蛇出洞。看看其他同学已经开始写了,觉得不写,恐怕也会让人家觉得“态度不积极”。可是写什么呢?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好题目。就是我们系的总支副书记田归爱穿鲜艳的衣服。那时除了讲阶级斗争外,还讲艰苦朴素。所以田归书记的衣服就比较引人注目了。于是我就写了张大字报说,希望田归书记更加艰苦朴素些,为我们做个好榜样。大字报总共不到一百字。没有涉及任何政治问题,甚至没有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这样,既写了领导的大字报,又和风细雨、无关痛痒,确实是个好题目。
殊不料,当我拿着那张大字报请高福垣一起签名的时候,他竟拒绝了!我好尴尬!不!尴尬还是小事,他不是一再让我们大家积极投身运动,拿出实际行动为大革命做贡献的吗?他不是一再劝我给领导写大字报的吗?批评田归爱穿鲜艳的衣服也出格?扯淡!爱签不签。我不相信这有什么问题!老子偏要贴出去!贴在宿舍走廊里,其实根本也没人看。但我发现,班干部们的行动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在宿舍里几乎见不到他们。偶然见到时,神情也总是严肃的,也不跟什么人说话。转眼间,就又不见了。我觉得,这种神秘的气氛中,似乎酝酿着什么不祥的东西。
果然,更加神秘的事情也出现了。6月3日的夜里,我们系里的一些人,被秘密地召集起来,在五号楼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被系总支书记宣布为“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们被告诫说,目前阶级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要注意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动向。要有敌情观念。要站稳立场,听党的话,要紧紧依靠党。不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党在注视着你们。希望你们能经受住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党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云云。
可巧,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停电。学院里到处是一片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灯火。人们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宿舍里是一片令人惶惶不安的静寂。甚至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宿舍里竟还是没几个人就寝!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息。
我的朋友黄西北参加了那个会。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湖滨路上,他悄悄地告诉了我会议的全部内容。他说我们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那个会。他对我没有被通知与会极表担忧,说:“他妈的,我怎么觉得刀架到脖子上了!”
黄西北也是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参加过百色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是我的铁哥们。他当然不会骗我。
“刀架在脖子上”!那正是我的感觉!天啊,我已经被党和党的积极分子们排除在“革命”之外了!我已经被“组织”打入另册了!
有那么严重?是的。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在班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老红军),我个人的表现一向都是优秀的,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那个会议!班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去参加了,竟没有我!
我很愤怒。我知道这是我们班长的手段。这个人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表面上装出一副宽厚的样子,实际上要所有人必须臣服于他。我从来不是对他的“权威”表示恭敬与顺从的,自然成为他的眼中钉。顺便说一句,你们可千万别看不起诸如这小小的班长的权力!机会一到,轻轻一拨,你小子就进了“另册”啦!你就等着倒霉吧!
完了!我完啦!我这才知道厉害,这才明白,班长就是“组织”啊!别看他并不是什么“人物”,而且连党员也不是。可是,他可以积极向“组织”汇报呀。组织就是根据他的汇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的嘛。看上去,他虽然只是“组织”外围的小马仔,但实际上,“组织”都是听他的啊!是根据他的汇报做出判断的啊。况且,“组织”是谁?难道不是一级一级、一个一个的“书记”吗?书记哪里会直接管我们班呢?所以,所谓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占据了特定位置的具体的人。
而这具体的人,就可以挟“组织”的无上权威,仅凭他个人的好恶,操他人的生杀大权啊!这可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基本的真理!可惜,我懂得太晚啦!
我和黄西北默默地沿着湖滨路走着。四周是一片黑暗,一片寂静。没有一丝风,高大的凤凰树下酷热难耐。仰望天空,看不到一颗星星。只是无边的黑暗。我害怕起来,觉得自己正身不由己地被推向一个可怕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李伯祥那小子搞鬼!”我说。
“还有高福垣那小子。你得小心点。别看他也是干部子弟,但他跟咱们不一样。”黄西北说。
快走到教工小礼堂,西北站住了,严肃地对我说:“会议的事,你可别往外说!叫保密!”
保密!为什么要保密?保的又是什么“密”?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讲?为什么不可以对大家讲?神秘兮兮地操控一小部分人的目的何在?不就是要他们充当“密探”暗中搜集同学们的思想动态吗?不就是要暗中记录别人不经意间的言谈话语吗?如果我也参加了那个会,我是不是也要充当这种角色呢?我父亲一向对这种角色是深恶痛绝的!我知道!
这样的“积极分子”不当也罢!

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文革伊始就被打入“另册”,我心里非常沮丧。仿佛有一片阴影笼罩在我的心头,驱之不散,隐然觉得有股看不见的力量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也想宽慰自己。但宽慰不了。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些微的变化,都会引发思考,何况在运动中;更何况,以我的条件本来就应该是“当然的积极分子”!却被摒弃在门外!这不是有意排挤,又是什么?特别是6月3号的秘密会议之后,班上的气氛更加严肃了。连笑容都显得僵硬而不自然,更没人开玩笑了,学习,讨论,就不用说了。即使傍晚的课外体育锻炼,平时总是吵吵嚷嚷地一哄而去,吵吵嚷嚷地一哄而回,打完球还要争闹胜败得失,现在也变得“闲话少说”了。特别是那令人厌倦的讨论,人人都像突然生出了一层“革命脸”,挨个发言挨个表态,什么坚决听党的话,站稳阶级立场,积极投身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勇于改造世界观,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云云。你是这几句,我也是这几句,就像播放着音轨损坏了的破唱片。天天如此,简直乏味得很,令人厌恶。其实呢我本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却非说不可!我更没有觉得有什么“命”要我去“革”,但你非得按照上面的指示不行!
但看看那些积极分子,似乎发言确实更积极、更全面、更深刻也更饱含感情了。比如你说要听党的话,他就会说,他已经把党的教导铭刻在心上,融化在血液里了。你说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他一定说,他要像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那样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有人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把一切献给党。大部分人写了决心书,一篇篇地贴在走廊的墙壁上,人一走过就随风飘动。而时不时荡漾在走廊里的歌声,完全听不到了!
“革命”,确实有点不同!它还让我们开始防范别人,也防范自己。莫谈国事祸从口出的古训,大家都是知道的。怎么“革命”一来,我们大家都成了革命的“嫌疑对象”了?
我还能不能成为积极分子呢?给父母亲写信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我怎么说呢?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更不能给他们丢脸。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是个爱面子,爱吹牛,爱出风头的蠢货。现在,“大革命”来了,我不但连个积极分子都没有当上,还面临着被逐出革命队伍的危险!我怎么跟父母说呢?我太自高自大了!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中国做人的至高境界,更不懂得“无耻”乃是中国人步步高升的大道,更没有听说过“厚黑学”,不知道早就有人无师自通了!我是傻乎乎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群众”,而尤其“相信党”。我坚信,一切,党都是看得见的;党是大公无私的,永远都是公正的,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也不怕那些小人!我想,我是当然的革命者!父母都是老红军,“根红苗壮”。“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最听党的话,坚决跟党走的!何况,我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呢!那几个班干部借机打击我,老子不怕他们!
但是,“革命”却被他们几个把持着!他们说谁是积极分子,谁就是积极分子,他们说谁“不革命”,谁就是不革命!有人发几句牢骚,他们都会悄悄地记在小本本上,伺机向上汇报。他们竟然在暗地里操着在同学们的额头上贴“革命”或者“不革命”标签的大权!这时,我确实后悔,以前没有对他们表示恭顺与特别的尊敬,相反,打心眼里对那些功课学得一塌糊涂,甚至数学还要补考的人就瞧不起。现在,机会到了,人家把守着革命入口,我想进去显然是难上加难!可要我去向那几个背后鼓捣别人的小人服软、谄媚、巴结,也是不可能的!那我成了什么人了?要不,直接去找系总支书记“申诉申诉”?可我“申诉”什么?“申诉”自己没当上积极分子?笑话。
事情可怕就可怕在这里——背后搞你,你连“申诉”都无从“申诉”!如果你真像屈原那样“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地去申诉了,人家还会说“没有的事呀!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放下包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吧!接受党的考验吧!”云云。反倒弄得自己无话可说。
可反过来,我也不相信一个小班长就能一手遮天!有什么了不起呢,既然这里不准老子革命,老子到别处革命去!一个小班长就想“遮天”,“巴掌”也太小了点!老子到广播站去!你总管不到了吧!
我当然想不到,这是多大的错误!
那时候,“革命”已经多少呈现出无所事事、松松垮垮的状态。我去广播站也不会有人阻拦。我知道他们会不高兴,但我不想理睬它。反正我去广播站也是“革命”嘛。也是在党委领导之下嘛。怕什么!
学院广播站隶属于院党委宣传部。播音员是从各系选拔出来的政治可靠、表现优秀、普通话讲得好的学生。总共大约有三四十人。由于它是“党的喉舌”,属于学校的“精英”群体,在学校里成了名气很大的“社团”。那时,全国正在“抗美援越”,为了配合“抗美援越”的政治任务,广播站的领导刘灼琼创作了一个小话剧《阿霞》。这是根据当时十分有名的一本书《南方来信》改编的。女主角就是“阿霞”,男主角是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的一个“警察局长”。刘灼琼认为“警察局长”非我莫属。于是,我平生第一次登上了舞台。在学院演出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座无虚席的体育馆里掌声雷动,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以致演出后,学校的许多同学都认出了我就是那个“警察局长”,并干脆叫我“警察局长”了。
我去了广播站。但我们的老“站长”刘延城却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和新站长杨松利不熟。杨松利说,继续播音当然没问题,但其他方面并不缺人。我已无退路,只好赖着不走,就像“临时工”似的厚着脸皮“管他妈的”了。
那时,广播站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播出时间延长了很多,要处理的稿件也成倍增长。于是,就成立了编辑小组,对大宗的来稿进行处理。编辑小组就是黄小蕾和孟于飞两位,她们都是造船系的,因为演出《阿霞》,我跟她们混得很熟。黄小蕾是 67 届的,高我两届,是老大姐。孟于飞和我同一届。她由于在新生入学军训时,在南海舰队锻炼表现优异,被制成幻灯片在每次放电影之前播放,早已名满天下了。
我和黄小蕾是长时间的播音搭档。当时排演《阿霞》,广播站几乎全体人员都投入了。有一天在排练间歇,我忽然听见有人吹口哨。吹的竟是一首讴歌爱情的俄罗斯民歌《从前是这样》!在当时,会唱这歌的人不多。我循声望去,真不敢相信,吹口哨的居然是黄小蕾!女孩子吹口哨!这已经有点“不同凡响”。特别是,像这种赤裸裸的歌唱爱情的歌曲,即使在文革前,也早就被视为“不革命”“资产阶级情调”之类,不能随便乱唱了啊!我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
她大概发现我注意了她,嘎然而止并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怎么样,小弟弟,好听吗?”黄小蕾朗朗地笑着问。手里摇晃着那一大叠剧本。她当时担当“提词”的任务。
《阿霞》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警察局长”竟远远盖过了主角“阿霞”!这已经不仅仅是“喧宾夺主”了。
“局长你收敛点吧。现在大家看演出,根本不是来看阿霞,都是来看局长的。”在一次总结会上,黄小蕾说。
自从“停课闹革命”,黄小蕾和孟于飞两人就在广播站负责审核学生来稿。只要经她俩批准,就可以播出了。可见,校党委对她俩是何等信任。可也真把她俩忙得够呛。我去播音时,就常常看到她俩的饭盆摆在那里,盆里的饭菜一动没动,而俩人手里却是一大叠“稿子”,很有点“焦头烂额”的感觉。“喂!局长,来帮帮忙吧。可怜可怜我们吧!”黄小蕾从她的稿子里抬起头来对我说。
“你怎么,你跑到哪里去了?”孟于飞一脸不解地问道。
她们俩的桌子就摆在广播站的进门处,这样,投稿的人就不必进屋了。但那里实在混乱嘈杂,人来人往,加上堆积如山的稿件,真像个大漩涡!革命大漩涡。我喜欢这里。本来就熟,何况她们俩都是干部子弟,我感觉和她们亲近得多,共同语言也多得多。彼此相处几乎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所以谈话就随便得多了。“喂,我说局长,你是不是也把成绩册烧了?”于飞问。
“给人家盯着,不烧不行啊。”
“滚他妈的蛋!他们是些不及格的货,当然烧。老子全是优秀,就是不烧!”黄小蕾得意洋洋道。
“你知道张进的大字报吗?”孟于飞问。
“我就是因为跑去看那张大字报,人家认为我立场不坚定,打入另册了!”我鄙夷地说。
“啊!你们班是什么玩意儿在当家啊?”孟于飞仿佛很吃惊。
“嗐!一言难尽。当年,就是这几个家伙硬是压着不准我入团。结果被那几位搞军训的解放军一巴掌搧趴下了。说,你们不发展,我们发展!可以说是压着头皮让他们接纳我入团。为此,我还写了一首诗,一吐胸中的鸟气!”
“哇!还有诗!背来听听。“黄小蕾来了兴趣。
“巍峨挺拔英姿爽,傲立独出万木中。大地回春春风暖,报知万类一树红。”
“哇!”两个姑娘一阵惊叹,鼓起掌来。
“你想,人家见了这诗是什么感觉?不恨我?”
“哇!还有这事!不过,你小子也太狂妄了吧!”孟于飞嘿嘿笑了起来。
“他还傲立,还独出!狂妄至极!”黄小蕾道。
我喜欢这里。心情舒畅,说话都是自己的心声。
这时候,“革命”的矛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罗明院长呀,朱福熙教务长呀,各系主任呀,许多都被点了名。各教学楼、饭堂等等的墙壁上都贴了些大字报。沿湖滨路南侧,新竖起了一面用篱笆席搭起的“大字报”墙。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也没什么令人惊讶的过激行动。听说有个系发生了戴高帽“游街”的事情,但不得人心,也就没有成什么“气候”。广播站里广播着语句铿锵的革命的文章,无非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类。千篇一律。其实,听这些广播的人很少。虽然报纸上,广播里,批判什么“三家村”,批判什么吴晗邓拓廖沫沙,但那些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谁知道海瑞是怎么回事!谁知道罢官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不是好人吗?彭德怀不是坏蛋吗?莫名其妙。还有什么“三家村”,什么《三家村夜话》,不就是几个臭文人在那里舞文弄墨嘛。无聊!眼看大好的时光被浪费,许多人开始盼望“革命”快点结束。有人干脆拿起了功课。《电工基础》呀,《电子、离子、半导体器件》什么的。确实,这样的“革命”真没啥意思,究竟要干什么呢?究竟要革谁的“命”呢?谁知道还要打倒刘少奇!谁知道还要“天下大乱"!
有几天,学院院医室一下子成了“运动”的热点。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在流传。广播站的王慕明也被牵涉进去了。大家议论纷纷。我跑到那里一看,果然是人山人海!院医室的那几栋房子几乎被大字报糊满了。看大字报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挤进去读了几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原来是些“桃色”事件,难怪成为焦点,大家也嘻嘻哈哈的当笑话说。
但是,一些敏感的说法也在悄悄地流传。似乎说是,院党委故意扭转了革命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按照聂元梓大字报的精神,倒是应该“革”党委的“命”的。
“喂,听说二系那边,又有人贴张进的大字报……”孟于飞说。
“都是些勇敢分子!知道什么是勇敢分子吗?”黄小蕾说。
“不知道。”我说,“反正贴张进的大字报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也不一定!你敢保证张进不会像聂元梓点名的陆平、彭珮云之流?”孟于飞说。
“谁知道呢?但我敢保证,谁贴张进的大字报谁倒!”我说。
就在这时,工作队进了学校,协助党委搞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照样是政治学习,念报纸,讨论。无聊的很。我每天照样去广播站看稿,播音。根本就不理睬班里的事。从孟于飞、黄小蕾那里听小道消息,或者天南海北地谈几句笑话,快乐得很。我觉得,广播站才是我的“家”。我在那里的革命“革”得很好。
有一天晚饭后,我又去广播站。黄小蕾和孟于飞还在看稿改稿。旁边的小桌子上还是放着别人帮她们打来的饭,早就凉透了。
“哇!还没吃饭!明天再搞吧。”我望着已经完全黑了的天空说。
“明天,明天更多呢!”于飞疲惫地说,头也不抬。
“喂,局长,来帮帮忙!”黄小蕾抽出一叠稿件挥舞着,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叫着我的绰号说。
我接过那叠稿子,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我刚学会了抽烟。觉得抽着烟看稿实在是神气得很。
“谁在抽烟?”于飞聞到烟味,大喝一声。回头一望,发现居然是我,惊道:“哇,你小子敢吸毒!”
我装出极陶醉的样子吐出一口烟来。不屑地瞟了她一眼。想让她“刮目相看”一家伙。
“不行!广播站不准吸毒!再吸毒,就把你开除出去!”于飞放下手中的稿子直瞪着我说。
“嘿嘿。”我冷笑。
不料于飞竟两步跨到我面前,一把抢下我手中的烟卷,丢在地上狠狠地踩灭。
“开除!”她说。
“坚决开除!”黄小蕾头也不抬地附和道。
谁都没想到,这个玩笑竟“一语成谶”(真)!一天后,我真的被广播站“开除”了!那天,新“站长”杨松利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工作需要,有几个同学必须回班里参加运动。“没事就不要到广播站来了”云云。指的就是我!
“这是哪个王八蛋在这里瞎指挥!”孟于飞跳起来骂道,说着又瞥了我一眼。
"你们没有看见这里多么需要人手吗?你不会跟领导反映吗?”黄小蕾指着杨松利说。那一刻,我真以为事情可以翻转!
“我说了嘛。领导上不听嘛。”杨松利一脸无奈地说。
孟于飞、黄小蕾黯然低头,无话可说了。显然,谁也帮不了我!
我傻了!怏怏地离开了广播站。还真是“孙猴子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不用说,是我们班有人找了工作队,汇报了我的“情况”。现在,工作队下令让我滚蛋了!当我还自以为跳出了几个班干部的封杀时,人家却结结实实地在我背后捅了一刀!并且一定是“以革命的名义”!
以革命的名义,那当然是正义的,是合乎马列的,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多么冠冕堂皇的旗号!然而,他们干的,是卑劣的小人行径啊!他们敢摆到桌面上枪对枪,刀对刀,辩个孰是谁非,吵个水落石出吗?不!他们不敢!也不屑!背后打个小报告,“兵不血刃”就把你给办了。你奈若何?
我隐然觉得,“革命”好像成了一种特权。他可以“革”你的命,你却不能去“革”他的命!他可以判你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你却不能判他不革命、反革命。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的父母他们当年闹革命难道是这个样子吗?肯定不是嘛!
我倒是早就知道了,“革命”尤其是神圣的。否则,为什么一旦“以革命的名义”那就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可是,许多卑鄙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却俨然穿着“革命”的华衮。一想到这些,脑袋都大了!
那么,究竟什么叫“革命”?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认为,抗日打鬼子,解放战争打“老蒋”,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那才是革命。依照现在的“文化革命”,那么反右,反右倾,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不都是革命吗?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都是革命吗?原来,革命一直都没有间断,革命一直都在进行中啊!
我一直都在“革命”的洪流中啊,却毫不自知!直到人家要把我踢出“革命队伍”了,我才发现“革命”这两个字的符咒般的魔力!
但这,远不是“革命”的全部!许多年后,我才慢慢看清了某些“革命”的本质!别跟我讲什么教科书里的定义!别跟我说经典著作里的名言!在中国,从1949年以来,“革命”就是整人!“革命”就是背后打小报告,捅刀子!就是把自己的同学同事,甚至亲朋好友整成“反革命”!!就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所以,爱整人的人,爱打小报告的人,满怀着阴暗心理妒忌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尸体往上爬的人,那才是最懂得什么叫“革命”的人!也是最能抓住“革命机遇”的人!“运动”就是他们的机遇。把“对手”打成反革命,他们才能收获“革命的果实”。判你不革命,他便是革命者!判你是反革命,他更是坚定的革命者!你下地狱他升官发财!这就是那个时代“革命”的逻辑!他们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回首1949年以来的历次“革命运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样的“革命”孵化出许许多多这样的“革命积极分子”。如果说他们做别的事不行,那么在“整人”这件事上,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眼光和能力。他们惦记着的不是什么“国家兴亡”,不是什么“事业兴衰”。他们惦记着的是他人的言、行、喜、怒、哀、乐。即使在“运动”中,他们并不把运动本身放在首位。他们操心的是别人的“表现”!他们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伺机汇报。直到有一天,时机成熟,就把你打翻在地!
我离开了广播站,像个丧家犬,灰溜溜地回到班里。我看到了那几个班干部称心如意的神情。
我失败了。但既没有像屈原那样发出“天问”,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反思”!我忘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岂止是“莫非王土”也已哉!那早就成了一整套的整人秘笈了!你只要被他们确定为“猎物”,他们就不可能放过你!无论你走到哪里!

《北京来信》

我离开了广播站,灰头土脸的回到班上,还落了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罪名。眼下走投无路了,只好夹着尾巴听天由命吧!当然,我还要尽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装出一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人家念报纸,我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讨论时,也随着人家说几句。我有时也想以沉默表示心中的不屑与愤怒,但我是个胆小鬼。况且,老祖宗不是也教导我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吗?败了就是败了,得咬牙挺过去!大字报我是不再写了,溜溜逛逛地看别人写的吧。也不妄想为“革命”立功了,明哲保身要紧,混到运动结束,也不至于把我弄成“右派”。充其量,落个“落后分子"而已。妈妈的,落后就落后吧!
我就这么混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
1966年6月24日。这在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史上是个“里程碑”性的日子。机械系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毕业班团支部贴出了一张题为《北京来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张大字报,引爆了我校乃至整个省会城市的“天下大乱”局面。
那天晚饭前后,我在湖滨路的大字报栏看到一张刚贴上去不久的大字报:《北京来的一封信》。大字报字迹大而工整,墨迹淋漓。正文的前面还有 1016 班团支部写的一段“按语”。按语说,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但这封信,对鼓舞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革命运动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征得本人同意,发表出来,希望与大家共勉,也希望大家像信中写的那样,以满腔热血投身于这伟大的阶级斗争洪流当中去云云。
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讲述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概况,说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窃取了我们不少的权力,北京高校的党委大部分都“烂掉了”等等。二是表达自己的革命情怀,表示要与收信人一起,投入到这伟大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经受党的考验,为防修反修做出贡献等等。信写得慷慨激昂,加上那团支部写的“按语”,读来令人热血澎湃,确实有一种冲击力和号召力,把它比作战斗号角毫不为过。所以,看大字报的人跃跃欲试,奔走相告。闻风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以致那个大字报栏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这景象,是运动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
1016 班是毕业班,他们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没几天。再过个把月,他们就该毕业分配,远走高飞了。一定是“为革命多做点贡献”的思想激荡着他们,做出了这个毫无疑问的革命行动。并且为了发挥更大的影响,他们又把这封信抄送广播站希望播发。
黄小蕾和孟于飞看后,也顿时热血沸腾,大受鼓舞。大笔一挥,批准播出了。播音员(忘记是谁了)也一定是受到内容的鼓舞,播出时的铿锵音调充满了战斗激情。一时间,学院各处的大喇叭里,反复播出了那激动人心的声音!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北京来的一封信”,就像平地而起的一个“炸雷”,在死气沉沉的校园内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动。大家奔走相告,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到大字报前,把那大字报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琢磨着那些震撼人心的文字。面面相觑,窃窃私语,似乎预示着要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要发生。
它立刻成为议论的中心。宿舍里,饭堂里,大抵都在议论这封信!对北京高校情况的猜测则成了最富刺激性的话题。先是聂元梓的大字报点了那么多大人物的名;现在又说大部分高校的党委都“烂掉了”!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里“党委”还是个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北京却居然是“大部分都烂掉了”!单是这话就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况且,首都北京的都“大部分烂掉了”,我们这里难道比北京还好?会不会也……
许多人的热血开始沸腾起来,精神开始亢奋起来。支持的,喝彩的,欢呼的,受到激励表决心的,甚至对本校状况提出质疑的大字报纷纷贴出来了。更有不少同学甚至一些班级的团支部,干脆跑到那个班去“取经学习”了!整个学校的气氛为之一变!温度陡然升高到了沸点!
但,保持冷静的人不是没有!他们极其敏锐地感觉到,这不是要“向党进攻”吗?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在欢呼雀跃吧!
那天晚饭后,郑树深约我去1016班“看看”。当然正中下怀。于是一溜烟地跑到西区1016班的宿舍。到达时,有个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前来“了解情况”的同学。天气很热,谁也不认识谁。大家都在等。
“是怎么回事呀?”我挤进房间,问旁边的一个同学。那同学一看是我,笑道:“哇!局长也来了!我也不太清楚。听他们说,这是他们班团支部书记的信。”
“哦。”
“好像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是预备党员。是咱们学生会的副主席。”那个同学补充说。
正在这时,进来了两个一看就觉得很成熟的同学。一个魁梧,一个瘦削。瘦削的同学穿件背心,肩上搭着一件蓝色短袖衬衫,手里捏着一支烟卷。
“请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简单介绍一下情况。这封信是我们班高翔同学的家信。我们支部经过讨论,把它公布出来的意思,已经写在按语中了。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希望每一个班集体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堡垒!”身材魁梧的同学说着(后来知道他叫区德芬),看了一眼他旁边的瘦削的同学。那个瘦削的同学点了点头。于是魁梧的同学提高嗓门道:“关于这封信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高翔同学,希望大家……”
有几个人鼓起掌来。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了。我和郑树深挤出了房间,沿湖滨路回宿舍去。那个高翔,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
“哇!看高翔那风度!我真是太佩服他了!”我啧啧赞叹着说。
“我看他的威望好高啊!看咱班的,没办法比!”郑树深说。
经过大字报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贴大字报。瞟了一眼,标题好像是:“向张进同志提几个问题”。
“你说,会不会掀起来一股大风浪,针对院党委的。”我说。
“我觉得肯定会!不过小心点。回到班里什么都不要说!”郑树深压低嗓子说。我觉得郑树深太胆小了。人家大字报都贴出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谁知道事实证明,郑树深才是对的!
第二天,果然!平地又是一声“炸雷”,惊天动地的炸雷:工作队断然宣布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霎那间,把所有叫好、欢呼、赞成、支持的人都震晕了,吓呆了!石化了!
工作队的声音,那可就是党的声音啊!
各个级别、各种各样的干部会,积极分子会紧急召开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阶级敌人已经破门而出了!牛鬼蛇神跳出来了!猖狂向党进攻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来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了!大是大非面前你站在什么立场?
工作队对“北京来信”组织了空前规模,声势浩大的讨伐与围攻。几乎就在一瞬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校园!
“《北京来信》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撕开《北京来信》的画皮!”
“《北京来信》是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信号!”
“坚决击退《北京来信》掀起的反革命妖风!”
转瞬间,革命风向大变。声讨“北京来的一封信”成了我校阶级斗争的中心,成了让党考验自己,并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建功立业”的最佳机遇。按说,这可是我扭转被动状态,一跃成为积极分子的大好机会啊!立刻写一份决心书交给系总支,表达自己一心向党,坚决听党的话,和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可是!我是赞成这封北京来信的观点的呀!我岂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投机!
大字报铺天盖地,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办公楼,教学楼,乃至湖滨路的“大字报墙”,全贴满了。墨迹酣畅淋漓,不少大字报上的“北京来信”四个字被打上了红叉叉。
黄小蕾和孟于飞被解职了,让她们回自己的班里接受审查批判。校广播站改组,整顿。全校的大喇叭开始不停顿地播发声讨“北京来信”的各类战斗檄文。义正词严,声色俱厉!
大帽子越扣越离奇。什么“反革命宣言书”!什么“裴多菲俱乐部的纲领”!什么“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等等等等。整个学校仿佛在进行着一场“罪名创新大奖赛”,好像谁创出的罪名越大,越离奇,他就越革命一样!真可谓风狂雨暴,狂浪滔天!
一些人的机会到了!他们很清楚,这是“让党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批人顿时开足马力,大字报写了一张又一张,口诛笔伐,慷慨激昂;决心书写了一份又一份,一颗红心献给党!
赞成过、支持过这封信的人可就惨了。谁见过这阵势?谁经受过这样巨大的压力?原本想“积极投身革命”的,不料竟和“反革命”弄到一块去了!怎不心惊胆战,痛悔万分,狼狈不堪?聪明人一看势头不对,赶快写大字报反戈一击,以示自己弃暗投明,跟党走的坚定决心。不服的,想不通的当然有,但谁还敢说话?谁不赶紧随着大流跑?
然而,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了。在“急风暴雨”了一天之后,工作队又言之凿凿的宣布说,“那封信是阶级敌人伪造的”!根本就不存在写信的那个人!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
我靠!惊天大阴谋!不但是“大阴谋”,而且惊天动地!难怪这消息一宣布,那些仍在暗自抵触的、不服气的、“负隅顽抗”的,也都纷纷大呼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弃暗投明了。
显然,一场更大更猛更狂暴的围剿“北京来信”的战斗已经打响!不用说,接下来就要“人人过关”!划左、中、右!
我算完了!从一开始,我就公然站在了“北京来信”一边,为它的革命精神所鼓舞,我的“热血”真的沸腾起来了,“精神”真的亢奋起来了;我觉得,我想象中的“革命”,就是“北京来信”中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不止一次地跑到广播站,和黄小蕾,孟于飞议论那信的内容。告诉她们去1016 班“学习”的情况。当时我那个亢奋啊,简直像过节一样。
然而此刻,面对着这“风烟滚滚来天半”的“革命”形势、气势,我简直要吓得屁滚尿流!显而易见,这“右派”的罪名我怕是逃不掉了!
我当然不服气。更不认可那些惊天动地的罪名。尤其不相信工作队所说“北京来信是阶级敌人伪造”的这种说法。因为就在 24号晚上,我已经见到了信的主人高翔,和他谈过话。他是预备党员,是我校的学生会副主席,也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那正直、坦诚的神情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相信这样的人“反党”,不相信他要伪造一份“反革命宣言书”张贴出来!更不相信他要在离毕业分配只有个把月的时候“跳出来”制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惊天大阴谋”!我相信他!相信他确实是想为我校的文化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即使“北京来信”的观点有问题,也不至于如此!
我的处境当然很糟。一开始就入了“另册”,接着又因蔑视班长,被逐出广播站,现在又公然跳出来支持“北京来信”,已经是“罪在不赦”。可以说,就是现在去“投降革命党”,人家也绝不会再要我了。“右派”的位置早就给我留好了。
我寝食难安,心神不定。想给自己找个退路,但根本就不可能!我即使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地承认错误,人家也不会相信我,更不会原谅我。
于是,批判北京来信的大字报不写!开会不发言!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不说违心的话!我更鄙视投机!鄙视“墙头草”。你们盯着我?随便!我无话可说!我洗耳恭听总可以吧。有一次,我竟然想起了中学看《红旗谱》时,朱老忠说的那句话:“出水才看两腿泥。”
6月26日午饭后,在宿舍里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我。探头一看,原来是黄小蕾和孟于飞。只见她俩顶着白花花的大太阳,站在宿舍楼下面。显然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赶紧下楼。
我们默默地沿湖滨路,百步梯走到“法学院”。在一棵大树下,四处无人。黄小蕾突然对我说,她和孟于飞决定上北京“找毛主席”。
上北京!找毛主席!
我大吃一惊!
这简直太疯狂了!我望着这两个姑娘,以为她们在说气话。但看她们的样子竟是那样严肃认真。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而且,如此“胆大包天”的事,却还说得那么平淡无奇!
“我们根本不相信那封信是伪造的!就是要去调查清楚!只要找到写信的那个人,真相就会大白。我们就直奔中南海,找毛主席!控告他们!”黄小蕾情绪上来了,说得斩钉截铁,眼睛里闪着不可动摇的光芒。
我沉默着。好像脑子突然不转了!被她俩震晕了。站在热辣辣的大太阳下面也浑然不觉!
“你觉得怎么样?”黄小蕾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还是沉默着。去北京,这事情可就闹大了,根本就没有回头路啦。这是造反啊!
“我们的父母,当年不就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奔赴延安的吗?”孟于飞对我的沉默很不满。她一定以为我听到这个主意就会一蹦三尺高拥护的。见我半天不说话,已经一肚子火了。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黄小蕾又问。
“还能怎么样。反正是上了黑名单。想让老子写检查呢,扯淡!老子就是不写!”我愤愤地说。
“那还不跟他们斗!做顺民呀?窝囊废!你还有没有革命精神呀?对得起你爹你妈吗?”孟于飞冷冷地瞥了我一眼,鄙夷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呢!”
“好吧。我也去!”我心一横,说。
“你可想好了。别后悔。说不定,坐牢都有份。”黄小蕾仍然盯住我,惨笑了一下说。
“反正已经上黑名单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说着,在心里掂量后果。但后果是明摆着的。即使不蹲大牢,至少也得开除!
“那好。明天下午六点,火车站碰头。你要注意,我们都被盯梢了,你得设法甩掉他们。”黄小蕾警觉地四下张望着说:“还有,化工系有两个同学,也准备去,我们已经同意和他们一起走。”
“化工系的?你们认识吗?”我觉得她俩太冒失。
“不认识,不过已经见过面,说过了。”孟于飞说。
“好吧。明天。火车站见。不过我有个提议,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见见高翔,如何?”我说。
“不错!”孟于飞说:“让他知道,我们支持他!”
晚饭后,我在湖滨路和孟于飞回合,直奔高翔的宿舍。宿舍已非前两天的熙熙攘攘景象。沉闷、压抑、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楼层。还是那个壮汉区德芬和高翔一起走出来。高翔用怀疑警觉的眼光打量着我和孟于飞。
“我们是广播站的。你的那封信,就是我批准播出的。”孟于飞说。一下子就取得了高翔的信任。他把我俩带到一个黑暗僻静之处,悄声问:“有什么事?”
在充满不安的气氛中,孟于飞把我们决定赴京告状并核实北京来信的打算说了一遍。高翔边听边机警地观察这周围。我看得见,他的眼里放出惊讶的光芒,他用最快的速度写了一个地址交给我说:“这是我妹妹的地址。信就是她写的。”
当然不可久留!我告辞。高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他说:“祝顺利!”
第二天午饭后,我就开始了行动。
难道真的被盯梢了吗?我不大相信。但肯定要防这一手。这样,为避免引起注意,什么准备也不能做了!不能拿衣服,不能拿洗漱用具,不能去银行取钱,总之什么都不能!不能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整个下午,我假装去看大字报,四处兜圈子。心里却紧张地砰砰砰跳个不停。我一会儿到湖滨路,一会儿又转到校医室,一会儿跑到二号楼,一会儿有跑回湖滨路。总之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时时四顾,看看有没有人盯梢。那真叫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一直耗到时间差不多了,便在人堆里挤了几个来回之后,只穿着背心短裤,走到学校大门口。那时,出入要查看学生证。见我那样的打扮,执勤的人挥挥手就放我走出校门。
我回头望了一眼。有种纵身跃入深渊的感觉,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学校。

五人离校赴京上访

我像怀里揣着个兔子的贼一样,鬼鬼祟祟地溜出校门,赶到车站售票处。黄小蕾、孟于飞和另外两个同学已经等在那里了。目光焦虑,望眼欲穿!看到我一路小跑过来,才如释重负。
“你就穿这个?”孟于飞很不满,惊讶地抢白道:“你的包包呢?你连换洗衣服都没拿?”
“还包包呐,我几乎溜不出来!”我大口喘着气说。
“那你怎么办?不冲凉了?不换衣服了?”孟于飞说着笑了起来。
“像个惊弓之鸟。”黄小蕾说。
黄小蕾介绍我和那两个同学认识。一个叫陈应钦,湖北人,一脸苦笑的样子,好像是7019班的。另一个叫庄远泉,和陈应钦同班,潮州佬,是一派满不在乎的神情。黄小蕾和他们俩,也就是早一天认识的。
“赶快拿钱买票。”孟于飞急煎煎地说。
“我没带钱。我哪里敢到银行啊!”我说。
众人一时愕然。在大家谴责的眼光下,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蠢货!你不带钱,来干什么?”孟于飞怒气冲冲地说。黄小蕾苦笑起来,满脸现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只见陈应钦和庄远泉赶忙从衣袋里掏出钱,迅速估算了一下,开口道:“这样吧。我们的钱,可以买两张直达北京的,剩下的钱,还可以买三张到长沙的票。我长沙有个亲戚,到了长沙再想办法。你们看怎么样?”陈应钦探询地望着黄小蕾和孟于飞。脸上依然是苦笑状。
“到了长沙还用你找亲戚!那是我家!我负责!”孟于飞气哼哼地说。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黄小蕾说。
就这样,我们匆匆买了票,分头溜上了16次特快列车。虽然上了车,但紧张的心情却丝毫没有减轻。巴不得立刻开车,车一开,我们就远走高飞啦!车上人不多,我们五个人一个个铁青着脸,谁也不说话。直到列车缓缓地离开站台,我们才少少松了口气。但每有列车员走过,我们都会转过脸去,避免和他们照面。特别是乘警走过时,我们更加紧张,会暗自察言观色,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列车驶出了市区,车轮的节奏紧促起来,窗外的田野飞速地向后退去,天也渐渐地变暗了。大家开始压低声音,做些自我介绍,也谈些关于本系的文化革命及“北京来的一封信”的看法。但总是觉得不怎么投机,完全不像我们三个在广播站那样肆无忌惮的样子。虽然“生分”是一个原因,彼此间缺乏起码的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三个是“干部子弟”,而他们两个却是“平民”。我们的优越感,政治优越,经济优越,地位优越,导致我们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最革命,最可靠,最纯洁,最无私的,和他们“不一样”。
列车开出不久,开饭的时间到了。陈应钦、庄远泉两个人抢着去买饭,主要也就是要拉近和两个女同学的距离吧,说是“讨好”也不为过。等到他俩把饭菜端到座位上时,黄小蕾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搞?这简直太奢侈了!我们这是去干什么了?我不吃了!”陈应钦,庄远泉愣住了。不知所措。
“你们不懂得艰苦朴素吗?一人一个盒饭不行了?还要买这么贵的菜?”孟于飞也是一脸不满,瞪着陈应钦说。陈应钦只是尴尬地苦笑着似乎想说什么,欲言又止。
我没有想到黄小蕾、孟于飞会如此不近人情!陈应钦他俩绝对是为了照顾你们两个女同学才这样的。你们怎么能这样劈头盖脸地让人家下不来台?要批评可以事后说嘛!干嘛弄得这么难堪?但无论如何我得先打个圆场,弥合一下。
“哇!我看你们俩是不饿吧?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呀!开吃!吃完了,有劲了再开批判会!让他俩低头认罪,写保证书,下不为例!你们吃不吃?不吃,我们三个吃!”我嬉皮笑脸地说着,拿起筷子,招呼着呆立一旁的陈、庄两人动手。闷闷不乐地吃了一餐饭。小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但造成的伤害却很难消除。我知道,干部子弟家庭对“艰苦朴素”的教育与要求确实是比较高的。在学校里不少干部子弟的衣着常常比一些工农子弟的更差就是证明。黄小蕾、孟于飞两人绝非装腔作势,但这样不近人情,真让我大出意料之外!和悦的气氛顿时岌岌可危!
收拾完碗碟,别扭的气氛并不能立刻消除。两个女生靠在椅背上眯起了眼睛。
也许是想缓和的办法。
“咱们是不是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陈应钦谦恭地看着我和黄小蕾说。
“应该商量。可是,这乱哄哄的,等会儿吧。等会儿人们都睡了好不好?”黄小蕾即刻响应。她环视了一下周围、望着陈应钦,温和地说。
孟于飞不说话。倚在靠椅上假寐。再看庄远泉呢,仍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我感觉得到,陈应钦确实努力想把大家重新粘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必须劝劝孟于飞,你不能这样,你们俩同意和他们一起赴京,本来就太草率,我其实是不同意的。但既然同意了,而且已经走在一起了,不管怎么说都得有同舟共济的精神。我觉得孟于飞太任性了。
夜幕降临了。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仿佛增大了不少。为了减小目标,我们不能再坐在一起。庄远泉说的对,五张“学生脸”聚在一起太容易被发现了!于是两个姑娘各占一个椅子的角落佯睡。庄远泉另找了个角落,这时陈应钦对我悄悄地做个手势,我便随着他来到车厢的结合部。
“大敌当前,我们需要的是和衷共济。我觉得还是不要分你们我们的好。你觉得呢?”陈应钦苦笑着说。
“对。不应该分你我。不过可能是有点误会。”我被他的“单刀直入”弄得措手不及。
“我觉得那两个女同学好像很难接近。你也是干部子弟吗?”陈问。
我点点头。陈应钦直接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跟他谈。恰在这时,一个乘警从我们身边经过。还好,他似乎没注意我们。
“你是‘局长’吧?我们都认识你,你演得太精彩了。我没想到是你,和你一起去北京,真的很高兴!”陈应钦笑着说。
听他这样说,我立刻得意起来,精神上放松了许多。
“我们接触得太匆忙了,认识的时间太短了。其实,我是产业工人出身,庄远泉家世代贫农。政治上请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可靠的。”陈应钦诚恳地说。看他那诚恳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很惭愧。事实上“我们”确实不公正地对待了他俩。
“大家主要是不熟悉。”我掩饰说,“特别是我,从小就怕和生人说话。”
车轮的节奏均匀而密集。窗外,已是不见一丝灯火的暗夜。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中,总觉得有乘警走来走去。我们便把脸转向窗外。从车窗玻璃的反光中,观察他们的动向。他们偶尔投来的一瞥,都令人不安。
“你觉得咱们的前景怎么样?”陈应钦目送一个刚走开地乘警地背影,苦笑着说。
“我觉得,只要找到那个写信的人,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工作队的谎言就揭穿了。而工作队如此明目张胆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谣言,欺骗全院师生,该当何罪?”我恨恨地说。
“你认识那个人吗?写信的。”陈应钦问。
“我去过 1016 班的团支部。信是团支书的,他还是咱们学生会的副主席呢。他告诉我,信是他妹妹写的,他妹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他把地址都给了我。我相信他!他绝对不会撒谎骗我!”我悄声对陈应钦说出了重大机密。陈应钦大为感动。他感受到了我的信任。
“我们也去过那个团支部。但他们什么都没讲。我听说,团支书已经被隔离了。是吗?”
“隔离了?”我吃了一惊,“我和孟于飞临行前去找过他,他还和我们见了面,他妹妹的地址就是那时他给我的。隔离了?工作队这群王八蛋这么坏啊!”
“我们觉得不是工作队。是省委!是赵紫阳!”
陈应钦的话吓了我一跳!省委!赵紫阳!这我可是连想也没想过!我敢肯定黄小蕾,孟于飞也都没想过!陈应钦他们是不是太……
这时,又有一个乘警走了过来。我们便把脸转向窗外。乘警稍稍停了停,走了。
“我觉得不对劲。风声越来越紧了。我们可能已经被发现了。”陈应钦说。
“我也觉得不对。警察们来来往往,似乎就在找我们。”我说。肯定,学校已经发现五个学生失踪!警察肯定是在找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不由自主感到脊背发冷!汗毛都竖了起来。
“你们进京,还有人知道吗?”我问陈应钦。陈点点头。
“他们会不会告密?”我问。
“不会!你们呢?”陈应钦盯住我的眼睛问。
我要上北京的事,黄西北是知道的。但他是我的铁哥们。他也绝不会干告密的事!我坚定地摇摇头。
“我们要是被抓住怎么办?”陈应钦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问得我哑口无言!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却不敢面对的问题!抓住了怎么办?我望着陈应钦,觉得他,干嘛要提这种让人心烦的事!不但提,还揪住不放!他真是个怪人!唉!回想起来才明白,陈应钦才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的人啊!看来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了!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反正不能叛变投降!
“要不要把大家叫在一起商量商量?”陈应钦催逼似地问道。
“不行,目标太大了。”我脑子里急速地思索着怎么办。可是能怎么办呢?
“能不能主动找列车长谈一下,如实向他说明情况,争取他的同情与支持?我觉得,只要他是共产党员,他就会支持我们。”我忽然闪出这个念头,并且立刻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为什么不“依靠组织”呢?再说了,革命行动总要设法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嘛,政治老师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教我们的么?
陈应钦苦笑一下,没有出声。他显然不同意。
车轮发出越来越沉重的撞击声。我在想,找列车长,真能保证支持我们?我进而想到,找列车长,不等于是“坦白交代”去了吗?不等于是把大家出卖了吗?那不就是叛徒吗?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不过是掩盖自己胆怯的自欺欺人罢了!我一想到这里,倍感羞耻,我不敢想下去了!我告诫自己: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不是要告密,我是为了我们能摆脱危险,顺利地到北京!
“我怕咱们是自投罗网。”陈应钦苦笑着说。
“不会吧!”我说:“我觉得,他可能会支持我们的!”我不敢面对我自己,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我要为自己的提议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们终归要发现咱们。我觉得,口袋正在收紧。与其被他们抓住,还不如争取主动。至少,你尊重他了,他更容易接受我们。”我说。
“你让我再想想。”陈应钦说着,靠在车厢壁板上,仰起头,两眼望天,显得十分沉重。我忽然觉得,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好吧。你说的对,他们肯定能找到我们。也只有这样了。”陈应钦有点颓丧地说。
时间紧迫。我们俩急匆匆地在车厢内寻找。最终在餐车上找到了列车长。当他听说我们是华南工学院的学生时,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原来你们在这里!”他腾地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喜形于色。
他火急火燎地叫来了个列车员,让他赶快去“报告”,说“人已经找到了”!然后又叫人找乘警火速来餐车。待一切安排停当后,他才冷冰冰地坐到了我们面前。
“我是列车长,兼列车党支部书记。你们必须马上回去!这是省委书记亲自下的命令!”他声色俱厉地说:“车马上就到韶关。我们会特别停车,让你们下车,然后有车送你们回省委!”
这简直太,太恶心了!我想呕!我和陈应钦面面相觑,一时竟无言以对!列车长不是共产党员吗?别说起码的政治觉悟,连起码的是非心都没有!连起码的修养都没有!甚至不给我们说话的机会!
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在陈应钦面前把脸丢尽了!是我出的馊主意!我还编造出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谁都会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我们不会回去!我们要上北京。我们追求革命真理没有错!列车长,您能不能听一听,我觉得,您只要听一下,您自己就会……”我妄图挽回些什么,妄图挽回我的面子。但话没说完,就被列车长粗暴地打断了。
“没什么可说的!更没什么可听的!你们的行为,至少是无组织无纪律!说得严重点,就是反革命行为!我难道会支持你们的行为?”
乘警来了。他把腰间的手枪移到前面,凶巴巴的望着我说:“果然是你们!头发这么长,我看你就是个流窜犯!那三个呢?”
“去,带他们去,叫上他们同伙,收拾东西准备下车!还有十来分钟就到韶关了。”列车长果断地对乘警吩咐道。
陈应钦沉默着,看着我的长头发,忽然扑哧笑出来。流窜犯!真形象。
这局面,显然,靠讲道理是不行了。
“我们不会下车。我们有车票,你凭什么叫我们下车?”陈应钦往椅子背上一靠,平静地说。摆出“打横来”的架势。
列车长忽然愣了一下,他嘴张了张,竟一时语塞,但时间已经十分紧迫,16次根本不停韶关站,临时停车绝对非常仓促。他把乘警拉到一边,悄声吩咐,估计是如何采取强制措施吧。就在这间隙里,陈应钦对我说“拖过韶关,他们就没办法了”。
我猛然醒悟。对!进入湖南,“广东省委”也就鞭长莫及了吧。好!拖!
“快!快去找你们同伙!老老实实,别反抗,不然,老子就把你们一个个扔下去!”乘警凶巴巴地说。
“谁想下谁下,反正我不下。”陈应钦鄙夷地笑了笑,换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神情,“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扔下去。”
乘警就想去拉他,被我挡住了。我说:“走吧,我带你去找另外的人。”
时间紧迫,他们也没细想,乘警跟着我就走。我走得很快,假装配合的样子,他根本就没想到我会骗他!我们一直走完了全部硬座车厢,也没“找到”另外的3个人!列车长和乘警暴跳如雷。而列车却在隆隆声中,穿过韶关站而去。
现在,出广东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你们发现了我们又怎么样?你们奈何我们什么了?把我们一个个扔下去!你一边歇着吧!蠢货!
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坐在了一起!可当黄小蕾他们知道我和陈应钦的干的蠢事之后,怒不可遏!她的目光简直像射出的子弹!
“谁给你们的权力去谈判的?谁!”黄小蕾几乎是咆哮着说。
“是我的主意。陈应钦,本来不同意。”我垂头丧气地说。
“你!你把我们出卖了!你无耻!”黄小蕾根本不理睬庄远泉让她压低声音的表示。我注意到庄远泉冰冷的目光。
“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你就是个胆小鬼!懦夫!叛徒!”孟于飞恨恨地说。
“我,我的意思,其实是……”我还想为自己辩解。但黄小蕾立刻打断了我。“你什么你!还想狡辩!你不觉得可耻吗?”
“这个事也怪我。”陈应钦说:“其实,我也有点怕。我……”
“好了!不说了。你们自己想想吧!”黄小蕾余怒未消,气哼哼地沉着脸说。
出了韶关,下一站就是长沙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冲破了他们的封锁。
他们抓不到我们啦!

长沙受阻后的意外遭遇

列车长没能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心中的懊丧与愤怒可想而知!这本是一次立功受奖的机会,结果,搞砸了!
这可是个大错误!因为,事后(大约在半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省委紧急找到了在外地开会的黄小蕾的父亲,命他乘军用飞机飞抵韶关,无论如何要把这五个人截回来。谁知道,待黄小蕾的父亲乘军机抵达韶关并亲自到车站要领回自己的女儿时,列车却呼啸着穿过韶关而去了!这是多大的失误!
列车长当时是不知道这些“严重的后果”的,他只是为没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怒气冲天。但他也很清楚,这几个学生既然是省委书记亲自下令要拦截的,那他们就是危险分子,他们肯定是要危害社会!他不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理!
他把我们五个人都叫到餐车,软硬兼施,忽而拍桌子打板凳,声色俱厉,忽而又一派推心置腹的苦口婆心,想劝我们回心转意,立刻返回广州。可待他口干舌燥,能摆出来的道理都摆出来了,无话可说了,陈应钦却向他讲了一大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道理!这道理他根本就是闻所未闻!
“你这是反动言论!”他一拍桌子跳起来道。可陈应钦不慌不忙,居然掏出了书包里的《人民日报》社论,逐字逐句的读给他听。他斥为反动言论的那些话,都是社论里的原话!不只是噎得他哑口无言,他整个晕菜了!
“你不要跟他讲了。他懂得什么?对牛弹琴!”庄远泉轻蔑地看了列车长一眼,说完,就眯上眼睛,往椅子上一靠,打盹了。这分明是对他的蔑视!
“我觉得也是。”孟于飞冷笑着说:“我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秘密告诉这个人!一个没有丝毫政治觉悟的人!一个假共产党员!”说着又用目光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黄小蕾也极其鄙视地瞪着我。
“嗐,别说了,我,我是想……”我沮丧地说。
“你想什么?你是想得到敌人的怜悯!胆小鬼!”孟于飞说着,把脸转向一边。
“叛徒!可耻!我真担心你以后是不是还会这样!”黄小蕾说。
列车长懵了。这几个学生简直就没有当他在场!根本就不把他当个人看!简直是非要气死他不可!不由怒火中烧,怒气冲冲地把我们轰出了餐车。从此到长沙,他再也没找过我们麻烦。
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但孟于飞的斥责我却不服。
“我不是胆小鬼。不是叛徒!”我嘟哝着说。
“你就是个胆小鬼!你真叫我失望透顶!”孟于飞针锋相对地说,又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算了,这事以后再说吧。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会儿。可能快到长沙了。”黄小蕾冷冷地说。
天亮的时候,长沙到了。因为有三张票只到长沙,我们又必须到孟于飞家筹钱,所以我们都下了车。列车长亲自送我们下车,说祝我们“一路顺风”,还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对此谁也没在意。谁知道,在出站验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居然把那两张终点为北京的车票没收了!
“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堵在出站口,和工作人员大吵。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理睬。只有一句话:“你们去找上级说吧!”
中国的事情都是这样,执行的人不负责任;而负责任的人你根本见不到!
“他妈的!老子不要了!咱们走!”孟于飞骂着,愤愤地转身走出了闸口。扬长而去!
对!就是要扬长而去!让他们见识见识革命者的气概!
可谁知,当我们怀着一派藐视敌人的豪情离开车站时,竟发现一个警察在跟着我们!他穿着制服,丝毫也不掩饰他在跟踪我们。到这时,我们才开始明白列车长那诡异的笑容的含义!
“别管他!待会儿,我们家的大院他进都没资格进!”孟于飞说。
果然,那个警察被拦在了“大院”门外。
孟于飞的母亲在家。她的脸上布满阴云。在礼貌地招呼我们落座休息,并叫人去办理早餐后,母女二人便用湖南话急促地说了起来。我虽听不懂她们说什么。但我觉得是在说我们的事。
早餐来了,大家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早餐。孟于飞却对我说:“刘建国,你跟我走。”
我只好拿了根油条,跟着孟于飞从另一个门出了大院。七转八转,在一条小街道上,碰到一个矮个子的年轻人。孟于飞告诉我,这是“表哥”。表哥又叽里呱啦地用湖南话和于飞说了起来。似乎在争吵,边走边吵,争吵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表哥从裤袋里掏出了一大卷钱交给孟于飞,我才明白于飞是找他借钱来了!“给你三百,你带好。我拿两百。”孟于飞把钱递给我说,“咱们不能休息了。刚才我表哥说,我爸正在从北京往回赶,要劝我们回广州。飞机可能很快就到,不能见他,见了就走不掉了!”
我们甚至没有和孟于飞的母亲告别,就溜出了大院。直奔火车站。那个警察仍然跟着我们。让他跟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重新登车北上了!
绝对没想到,在售票处我们被告知:不能卖票给你们!
不能卖票给你们!有钱也不行!不卖就是不卖!有意见找上级说吧!你们要吵架吗,售票员干脆啪的一声把买票的小窗口关闭了!绝望啊!那个警察,站在我们十几米外,悠闲而胸有成竹地看着我们。我们懵了!起诉无门!插翅难逃!一时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怏怏地离开售票处,呆立在车站门前。透过进站闸口,可以看到一列列火车来来去去。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看样子,我们已经在天罗地网中了。”在紧张地思索之后,我说,“我的想法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太大。他们都知道是五个人,所以一见五个人,他们就认出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分开。第二,长沙已经封锁。任何离开长沙的火车、汽车、船,肯定都接到通知,不准卖票给我们。所以,我们只有跳出长沙,才有可能继续北上。第三,他们知道我们是要去北京,所以,长沙以北,防范肯定严,而长沙以南,他们肯定想不到。所以,我建议,于飞和小蕾设法南下株洲,在株洲买票北上应该没有问题。株洲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三个,到湘江边找渔民的船,然后沿湘江北上洞庭湖。从洞庭湖进入长江,由长江到武汉。因为咱们是在坐渔民的船,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们。”
其实,我印象中的那点模模糊糊的地理知识是否正确,我也不太有把握,是全靠毛主席的诗词“湘江北去”和范仲淹的“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来把长沙与长江联系起来的。但,既然陆路被封锁,那就只好从水路上想办法。
“我觉得不错!”陈应钦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没想到,你的地理学得这么好!”孟于飞对我笑了笑说。这是自从我向列车长告密以来,她第一次对我笑。
“那我们以后怎么会合呢?”黄小蕾问。
“这样,”我得了大家的鼓励,又得意起来,“反正咱们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咱们也只知道天安门。从今天算起,两天后,每逢单日下午三点,到天安门寻找对方。如何?”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呢?”黄小蕾说。大家看到了曙光,立刻从沮丧中摆脱出来,一派跃跃欲试的激动神情。我们分开了!看着我们分成两股,那个警察慌了。犹豫再三,决定跟我们三个男人。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去湘江边的路。同时,我们也必须甩掉那个警察,所以就没头苍蝇似地东转西转,问来问去。等来到江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那个警察真的已经不见了!
我们沿着江边大步流星地走,信心满满地寻找渔民的船只。然而,任我们踏破铁鞋,湘江边上也找不到渔民的船!根本就没有船!傻了!这可怎么办?这不就是说,湘江,洞庭湖,长江,武汉,从而到达北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吗!
问题是我们已经分开了!现在想找回孟于飞和黄小蕾修订计划是根本不可能了。如果顺利,她俩应该在去株洲的路上了!
我们三个垂头丧气地离开江边,拖着疲惫不堪的两条腿。思来想去,我们也只能设法到株洲去,再从株洲买票北上了。
主意一定,三个人又马不停蹄地往长途汽车站赶。能不能蒙混过关?碰运气吧。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
当我们经过火车站的入口处时,隔着栅栏,我看见站台上停着一列火车。车厢的标示牌上是:贵阳—北京。广播里,正在说什么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等等,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正在摇动绿色的信号旗。传来了尖锐的汽笛声,站台人员的哨子声和机车喷出大团的蒸汽的声音。
北京!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念头:他妈的!冲上去!
我对陈应钦和庄远泉吼叫:“他妈的!咱们冲吧!”也没等他俩的反应,冲动中的我似乎什么也不顾了,我猛然起步,以跑百米的速度径直冲向进站闸口!陈、庄二人紧紧追在我身后。闸口正要关闭。工作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人疯狂地冲过来!一时间手足无措,竟给我们冲了进去!
这时,火车已经缓缓启动。列车员正要放下车门处的踏板。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丝毫不理睬站台上工作人员的惊叫与拦截,一把抓住车门边的扶手,顶住列车员正要压下的踏板,纵身一跃就上了车。回身拉住陈应钦。庄远泉在另一个车门处也登上了车。我操!成功了!我们额手称庆!
车上人很多。列车员对我们很不满意。好在他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多危险呐!你们这几个人不要命了?补票!赶快补票!”列车员怒气冲冲地说。
列车长来了,冷冷拿着票夹让我们补票。
“到哪里?北京?你们坐反了,这车去贵阳,不去北京!”列车长几分厌恶地看着我们说。
到贵阳!闹了半天竟是南辕北辙!我们又傻了,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下一站下车吧。冒冒失失的。以后不能这样了。”列车长啪地合上票夹,嘟哝着走了。
停站了。我们跳下车。看站牌,上面写着:大托铺。我永远记得这车站的名字。
也好。虽说坐错了车,但毕竟跳出了长沙呀!也不错。就在这里买票!这是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车站。车站没有围栏。屋里屋外都没有候车的人,也没有多少车在这里停站。等了很久,卖票的小窗口才打开。我们顺利地买了三张当晚七点多钟到北京的车票。哈哈!因祸得福!那些人百密一疏,竟给我们钻了空子!我看看表,时间还早,等待吧。无论如何,总算从长沙逃出来了。
这时我才觉得肚子饿。除了那根油条,我已经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环顾四周,是稻田,根本没有卖东西的地方!继续饿着吧。
“不知道她们俩怎样了,到株洲没有。”陈应钦忧心忡忡地说。
“希望她们比我们顺利。”庄远泉说。
候车室里有两张连椅。我又困又饿,就往连椅上一躺,立刻睡着了!醒来时天已擦黑。陈应钦告诉我,他实在放心不下那两个姑娘,便利用车站的电话给长沙火车站播音室留了个言,让播音室广播。
“留言?广播?你怎么说?”我大惊。
“就是告诉她们,我们很好。坐今晚某某次车。你放心,我都很隐晦的。”陈应钦说。
“完蛋!”我说:“这绝对把我们的行踪暴露了!”
“不可能。我说的很隐晦。他们根本就听不懂。”陈应钦自信地说。但我觉得这个画蛇添足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车终于来了。我们三人上了车。(后来才知道,于飞和黄小蕾也在这趟车上!她俩成功地南下株洲,并从株洲买票上了这趟车。)车上人不多,我们找到座位坐下便睡。似乎是刚刚睡着,就被什么人拉扯醒了。睁眼一看,几个带枪的警察站在我们面前。其中,就有白天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个。
车停了,是长沙!
“下车吧!”警察冷若冰霜地说。
这就是那条留言的结果。他们就是从那留言重新捕捉到了我们的行踪!还有什么说的,我们乖乖的跟着警察们下了车。站台上早有几辆小轿车等在那里。我们被塞进轿车,驶向我们一无所知的所在。
夜黑漆漆的,天又下起了大雨。我们三个人又累,又饿,又怒,又无奈,筋疲力尽。除了听凭别人摆布,已经全无自救之策了。坐在车里一言不发,就连押解我们的警察问话也一概不睬。反正是落到你们手里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自从在列车上和那个列车长干过一架之后,我们似乎什么也不怕了。
轿车在一栋很大的楼前停下了。我们被带到一间十分考究的会议室。我们三人满怀敌意地提起精神,正襟危坐,看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来了两个人,在我们对面靠边坐下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三个人。不但年龄大得多,而且派头也大得多。为首的一个,花白头发,很和善的样子,待他落座后,警察们就退下去了。
“你们是华南工学院的学生?哪一位是刘建国同学?”花白头发扫了我们一眼,和颜悦色地问。我起立,表示刘建国是我。接着,他又问了陈应钦和庄远泉。
“不是还有两个女同学吗?她们在哪儿?”他关切地问。
我们愤愤然不出声。最先进来的两人中的一个,走过去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他点了点头。
“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是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听听你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我们听说你们要到北京去,要找毛主席反映你们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
“当然,我们主张,有什么问题,应该尽量在当地得到解决。依靠组织,依靠党嘛。
“但同时,我个人也认为,你们要上北京,要见毛主席,这也没有错,你们有这样的权力,我们不应该阻拦你们,不应该粗暴地对待你们。所以,虽然很晚了,我们还是要和你们见见面,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的话没有说完,我们的眼泪就哗地流下来了!自出发以来所受到的种种屈辱、阻挠、威吓、蛮横无理,一下子涌了上来,如决堤之水,竟不可收拾!好半天,我们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陈应钦便把工作队进校以来学校文革的情况,特别是“北京来的一封信”事件说了一遍。花白头发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几个人则埋头记录。前后大约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他没有再做什么总结,也没再说什么客气的话。他指定一个人负责此事。
“第一,把没收人家的火车票退钱给他们;第二,负责把他们送上火车。”他对被指定的人说。然后转向我们,双手相握,道:“祝你们一路顺风!”
简直像做梦一样!绝处逢生!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湖南省委会这样对待我们!没有呵斥,没有恫吓,没有令人厌烦的大道理,没有官话套话。最关键的是,他们理解我们!肯定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我们也不饿了,也不困了。真想跳起来欢呼庆祝!要是黄小蕾他俩也在这里多好!我们要是不分开多好!
当晚,我们重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个跟了我们一天的警察挥手为我们送行!

从武汉到北京

湖南省委的工作人员和那警察把我们送上了北上的火车。这时已是6月28的凌晨了。人们都在睡觉,车厢里很安静,可我们三个却心潮澎湃。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刚才的奇遇!因为,从我们做出决定要上北京“告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自己怎样坚定地认为这是无可置疑的“革命行动”,但在“组织”的眼里更可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否则,为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特别是在16次特快列车上的遭遇,使我们意识到,除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不会有人肯定我们、支持我们的。所以,这一路的围追堵截,虽然让人惊异而且气愤,但已不觉得意外了。倒是在围追堵截之后竟能享受到“贵宾”似的礼遇,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肯定,实在是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
“那会不会是孟于飞的爸爸呀?”陈应钦问。
“不可能!”我想了想说:“要是她爸爸,我们肯定被扣下来了!放走要犯,那不是找死?你们觉得呢?”
让人揪心的是,黄小蕾和孟于飞在哪儿?她们俩现在怎样了?她们顺利到达株洲了吗?她们从株洲顺利上火车了吗?兴奋中一想到这些,兴奋立刻就蒙上了阴影。我们的心就沉重起来。
天渐渐亮了。列车缓缓地驶入武昌车站的站台。当我打开车窗透气时,我看到了什么?看见黄小蕾和孟于飞挤在站台的人群中正准备上车!我的天!我是不是看错了?不,没有错!就是她俩!
“小蕾!于飞!”我狂喊。那两个人听到了喊声,一脸茫然地四顾搜索着,当她们在车窗处发现我们三个的时候,竟欢呼着蹦跳起来!
上车的乘客争先恐后地在车门前挤成了一大堆。黄小和孟于飞团团转,根本挤不上车。陈应钦当机立断,高喊着招呼她俩过来。先把行李从窗口递进来,然后不由分说,就和我一起在哈哈大笑声中,硬是把她俩从窗户里拉了进来。她俩一进车厢,我们五个人就不由自主地拥在了一起!蹦跳着不知是哭还是笑,全然不顾旁边瞠目结舌的人。
分别其实连一天都不到,只因失去联系而无法得知对方的处境,只因彼此都在艰难中担心着对方的安危,意外的重逢,使我们之间的所有的隔阂顿时烟消云散!使我们彼此的信任凝为一体。使我们毫无保留地向对方袒露自己,使我们明白了战斗友谊的分量。感到了革命的真情,感到了团结的可贵!我们肆无忌惮地笑着,喊着,问候着,仿佛在无人之境!
“快说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出了同一个问题!
“我们俩倒是很顺利。刘建国这家伙说得对,买株洲的票容易得很。但到了株洲以后我们俩发现,兜里的钱不够了!只够买到武昌了!武昌就武昌!反正我舅舅在武汉大学。他是哲学家呢,是李达的好朋友,我相信他会支持我们,决定找他借钱。我舅舅见了我又惊又喜,还打算让我在武大玩几天呢,幸亏没听他的!”孟于飞眉飞色舞地说。
我把我们三个人的“奇遇”也绘声绘色、啰啰嗦嗦地说了一遍。当我说到我们三人冲上从北京到贵阳的火车时,两个姑娘惊愕之余,又笑得前仰后合。
“我知道刘建国就是没头苍蝇!总是瞎撞!”孟于飞说。
当我说到在湖南省委的奇遇时,她们俩几乎不相信是真的!她们以为我在开玩笑!
“刘建国,你也太会编故事了吧?还坐着小轿车,坐过来又坐回去!”黄小蕾笑着说。
火车徐徐开动了,这突然降临的梦幻般的巧合,确实让人难以置信。那些细节更是匪夷所思!
“你是说,你们就是在那趟车上被警察押送到省委的?”黄小蕾说。
“你们真的就那么冲进去了?还扒上了火车!百米速度?”孟于飞说:“你们不知道吧,刘建国这家伙是校田径队的,百米记录是11秒3!你们不知道吧?”
我们正在分享着这奇迹般的重逢,完全没有注意到有几个人在乘警的陪伴下站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几位,是华南工学院的学生吧?”为首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梳得很整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问。
我们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讨厌!又来了!
“你们是湖北省委的吧?”陈应钦笑着问道。虽然有点扫兴,但我们却一点也不惊讶、不紧张了。甚至还有点理直气壮!
“是的。湖北省委的。请你们在汉口下车,我们领导要和你们谈谈。”
火车在汉口站一停,我们就跟着那几个人进了贵宾室。贵宾室没有开灯,闷热。破旧的沙发上坐着两位衣衫整洁的干部。显然,这就是“领导"了。待大家坐定,那个摇着折扇的领导就发话了:
“咱们长话短说吧。”领导扫视了我们一眼,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不能够到北京去。你们必须回广州去。回学校去。”他停顿了一下,似乎要看看反应。但他看到的是我们毫不掩饰的嘲笑的笑容。这可能让他生气。
“你们的行为,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们都是大学生了,不懂得这个吗?有什么问题不可以在当地解决呢?你们完全可以向学校领导反映嘛。为什么非要上北京不可?”他说着,使劲摇了摇手中的折扇,发出哗哗的声音。
“领导,我们这个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应钦不卑不亢地说。
“你们懂得什么革命,乳臭未干!不要胡来。有意见找组织嘛!学校有党委,有工作队。不行,还有省委嘛。你们连省委都不相信了?你们这样不知天高地厚,这很成问题啊!要犯大错误啊!”
“我问你,你有没有读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你有没有读过《人民日报》的社论?我看你才是很成问题!”庄远泉咄咄逼人地反问道。那个领导突然遭到这样肆无忌惮的顶撞,一时竟语噎!只好哗哗哗地把扇子摇得山响。
于是,双方便唇枪舌剑地展开了“辩论”。但这种毫无共同基础的辩论,根本就是鸡同鸭讲,所以还不如说是争吵,但谁也不会后退一步,话说得也越来越难听。可能我们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大概以为,一吓,二劝,三诱导,我们就会乖乖就范。他也就打道回府了。没想到这几个学生这么“难缠”!又顽固又狂妄!还把报纸的社论读得滚瓜烂熟,满口中央的精神,满口引经据典!以致他越来越烦躁,越来越词不达意,生生地涨红了脸,一脸怒气,手中的折扇也摇得更加用力了。
“我想再说一遍,”我说,“人家湖南省委都肯定了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还派车把我们送上火车。您说,湖南省委做得对不对?你们湖北省委是不是觉得他们做错了?要由你们来纠正?您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好不好?”
领导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哪里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学生崽子完全是不可理喻的!他啪地一声收起折扇,站了起来,悻悻地说:“我看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那么,所有后果你们自负吧!”然后对那个拉我们下车的人耳语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你看看你们这些学生,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能这样跟领导说话的吗?”待领导走出贵宾室,头发梳得很整齐的干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我们道。但他的话引来了黄小蕾和孟于飞的嘲笑。
“他是个什么官呀还领导领导的,马屁精!”
“我们可以走了吧?”庄远泉说:“搞这些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
贵宾室已经很暗了。他们究竟还要干什么呢?还有什么“节目”呢?就这么呆坐着要耗到什么时候呢?
“我劝你们不要任性了。回广州吧?”那个干部苦口婆心地说,“你们这样做后果会很严重的嘛,领导完全是好意嘛,要你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嘛。”但没有人接腔。
“你们坚持要去北京吗?”沉默了几分钟后,那干部叹了一口气,再次发问。
“我们当然要去!什么也别想挡住我们!”黄小蕾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两眼喷出了怒火,那阵势,简直像要打架!
“那好。既然是这样,那,你们走吧。你们走吧!”干部说着也站了起来,摇着头走出了贵宾室,不见了。
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把我们拉下火车,折腾了几个小时,然后就拍拍屁股扬长而去了!这些人是共产党吗?是湖北省委的吗?别是几个冒牌驴吧!
几个小时后,我们再次登上北上的列车。我们猜测,也许在郑州还要遭到拦截。因为河南也属于中南五省嘛。但郑州顺利通过了。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拦截我们的打算。
到达北京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一下车,站台上就有一个警察迎了上来:“你们是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学生吗?”一口漂亮的京腔,听起来格外舒心。“来吧,这边走。”
警察把我们带到一间陈设简陋的房间里。灯光暗淡。没等我们落座,他就开门见山地对我们下了逐客令:“你们必须回广州去!明白吗?咱们北京不允许你们这样的人进京!明白吗?”
“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准我们进北京?北京是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你算老几?”陈应钦直接怼了回去。
“嗬!我是谁?进北京要进京证!你们有吗?进京证!还我是谁!瞧瞧你们一个个,跟流窜犯似的,还我是谁!我是首都的保卫者!我是谁!你以为什么人都能进北京啊!我是谁!”警察冷笑着说。
“你说谁是流窜犯?”我大吼一声,怒气冲冲地盯着警察。
“我们要找毛主席!我们要去向他老人家汇报情况!谁也别想拦住我们!”孟于飞大声喊道。
警察嬉皮笑脸地望望孟于飞,再望望我,不紧不慢地说:“找毛主席?嘿……别逗了!找毛主席!你们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开吗?我还真没看出来,找毛主席!净瞎胡闹!你们赶快回去!立刻回去。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已经懒得理睬他了。一路上的“围追堵截”,让我们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把我们百炼成钢了。想想人家湖南省,出面的是个领导干部。湖北省,虽然很不堪,也是省委的官员。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这“级别”也太低了吧。一个小小的警察就想对我们发号施令,简直就是螳臂当车!懒得睬他!不论那个警察油腔滑调地再说些什么,更不屑他的威胁与恫吓。我们都不再置一词。
这一下,警察彻底没辙了!
“呦!还真有那么回事似的呢。行,你们是要顽固到底了!是吧!好,好,是个汉子。那,你们就跟我走吧!咱可说好了,你们别后悔!”
“去哪儿?”陈应钦警觉地问道。
“你们不是要反映情况吗?我带你们去呀!找领导呀。”警察说着,整了整衣冠就往外走。虽然来不及商量,我们还是同意跟着他走。
大北京,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们多想去天安门!多想去中南海!从小就听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看到“美丽的白塔”的电影,更不用说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可是,现在,我们不能!我们甚至还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还有革命的重任在肩!夜色已浓,我们简直不知道要往哪儿迈开第一步!
警察把我们带上一辆公交车,在黑暗中行驶了很久。下车后,那警察又带着我们走进一条曲里拐弯漆黑一团的小胡同!我立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看不清楚,但感觉那是个贫民窟。领导会住这儿?这小子想干嘛?
“这是哪里?这是什么地方?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庄远泉厉声质问。
那警察也不答话。只顾快步往前走。我们只能紧紧地跟着他。不一会儿,进了一个院子。黑暗中,觉得那似乎是个年久失修的四合院。那警察把我们丢在院子里,自己进了亮灯的房间。
我们四人面面相觑。隐隐听到亮灯的房间里传出来好像是争吵的声音。随即我们便挤进了那间屋子。昏黄的灯光下,只见一个男人极不耐烦地对那警察说:“我已经给您说清楚了!他们不符合条件!明白不,我们不能收!我们这儿是有规定的!”
警察见我们都进来了,显得很恼怒:“出去!出去!你们先出去!”
“这是什么地方?”陈应钦向那个男人问道。
“收容所呀。这儿是收容流浪人的,别的不收容,上级有规定!”
这个警察简直太坏了。居然把我们骗到了收容所!我们五个顿时气炸了肺! 直接开骂。那警察一看他瞒天过海的小伎俩露了馅,面对怒骂无言以对,居然逃出房间,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
他就这么丢下我们跑了!他的上级给他下达的任务就是这样的吗?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待我们平静下来,那个男人有几分好奇地问道。
“我们要找党中央,找毛主席,反映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孟于飞说。
“什么?文化大革命?找毛主席!告御状是吗?怎么弄这儿来了!”
“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中南海?”孟于飞问道。
那个男人沉吟了片刻,说:“中南海你们去不了。到中南海告御状可不容易。大清国那会儿,告御状要滚钉板呢!要不这样吧,天也晚了,你们先去国务院接待站。到那儿了再说。”说完他看看表,便急急忙忙地把乘车路线告诉我们:“不知道你们还赶不赶得上末班车了。”
我们慌慌张张地去赶末班车。等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国务院接待站的大门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
大门紧闭。空荡荡的大街上没有人也没有车。仰望天空,黑沉沉的看不见星星。我忽然觉得心里也像那大街一样空荡荡的。回首这一路,苦辣酸甜。总算到了北京,竟被一个小流氓似的警察骗到了收容所!我越来越感到憋气,觉得,怎么一切都不是“我以为”的样子?
我们并排坐在马路边上等待天明。
“你在想什么?”孟于飞问我。
“我不知道。”我有点迷茫地说:“你说,那些人,他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列车长,警察,湖北佬,还有咱们学校的工作队。他们不是先锋队吗?可是……”
“哎呀,哪儿没有害群之马呀!我看你总是乱想!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孟于飞说。

在北京接受了“造反”启蒙

等到早上八点钟上班,我们才见到了接待人员。听我们简单地叙述之后,就把我们安排到西四缸瓦市的地质部招待所,告诉我们休息后再谈。
我们确实已经筋疲力尽了。找到地质部招待所后,倒头就睡。一气睡到第二天,起床时竟还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迫不及待地吃完早餐,迫不及待地搭上公交车,迫不及待地赶到国务院接待站。心情是激动的!我们终于来到了首都。我们终于到了可以获得肯定,获得支持地方了!可是,万没想到,第一次交谈就不顺利。接待我们的干部大约四五十岁,有点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了,神情冷漠,连说话的语调都冷。
“你们要反映什么问题?”他冷冷地扫视着每一个人说。
“我们主要是反映华南工学院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刚说了这句话就被他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为什么不找当地反映?你们学校没有工作队吗?”他说。听到他这样的话,我的心里咯噔一声,巨大的失望顿时在我心里弥漫开来。怎么还没有听我们诉说就要把我们拒之门外!他不会同情我们,更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满怀的希望,没想到这一开始就碰了钉子!我厌恶地瞥了那人一眼,再也不想说话了。
陈应钦耐着性子,开始讲述华工的运动情况。那人显得很不耐烦。时不时的插话、反问,充满了敌视的口吻。
“你根据什么说工作队的目的是扼杀文化大革命?”
“你说工作队制造谣言。你有根据吗?”
“你们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当地党委解决嘛!非要来北京干什么?”
庄远泉急了,说:“我们不来这里讲到哪里讲?难道叫我们去联合国讲?”
“你们听听,你们自己听听。他还要到联合国!联合国是个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吗?还指望着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支持你们?你们的立场很成问题!”他恶狠狠地指点着说。
“我们不是说要去联合国。他的意思是……”陈应钦妄图纠正这种有意的曲解。
但那人压根就不听!
“我看你们的立场很成问题。”他说。
气结!
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显而易见,从一开始,国务院接待站的这位工作人员,其思想观念就是和我们对立的!想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门儿都没有!
中午回到招待所,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某种幻灭感开始吞噬我们的信念。失败的阴影已经爬上我的心头。原以为,我们怀抱追求真理的美好愿望来到首都,一定能得到最权威的支持,他们会向广东省下达指示,指出工作队的错误,肯定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将胜利凯旋而归。如今这样,和16次列车的列车长有什么两样!我们这不是一头撞到南墙上了?
“他不支持就不支持!滚他妈的!我们去干我们自己的事!”孟于飞气哼哼地说,“换个地方,我非跟他干一架不可!王八蛋!”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想办法见毛主席。这些人根本不行!”陈应钦说。
“人家不是说了,告御状要滚钉板。滚钉板就滚钉板。问题是到哪儿去滚钉板?怎么才能见到毛主席!”我茫然地说。
“我也觉得,要想办法去中南海。这些小芝麻官,没用的!”庄远泉说发泄归发泄。问题是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头一天就碰了这样的钉子,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咱们还有一件大事没办呢。”黄小蕾忽然嘻嘻哈哈地说:“忘了?北京来信呀!你们都给气糊涂了吧?”
对呀!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先把这件大事办了再说!经过商议,我们五人分头行动,到各大专院校做实地调查,看看北京高校的情况究竟怎样。同时找北京的老同学打听有没有去找党中央、毛主席的办法。
我和黄小蕾、孟于飞的第一站就是北京医学院。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单看那些大标题就让我们惊讶莫名!有大字报火辣辣地直斥学院党委对抗运动,再不然就是揭露他们的“花招”“阴谋”之类。有的大字报,字写得斗大,还有漫画配图。那气氛,我的天啊!别说和我们自己的学校比,就是和国务院接待站比,也是两个世界!国务院接待站的那些人没有到高校看过吗?
我们被大字报吸引,几乎挪不动脚步。简直是太激动人心了!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热血开始沸腾,身体里仿佛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妈的!老子要雄赳赳地杀回学校去!把北京的真实情况告诉同学们!
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高翔的妹妹。她已经知道她哥哥因为她的那封信遭到了迫害,但对于我们的到来她还是十分惊讶。
“你们是自己来的?不是学校派你们来的?你们和我哥都是一班的吗?”她一脸疑惑,十分警觉地问。当她听完了我们一路上的经历之后,才相信我们完全是“仗义”而来,是为了揭露工作队的谣言而来。
“我真的很后悔。那封信当然是我写的。本来就是向我大哥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怎么也没想到惹来这么大的麻烦!我真的很后悔。”她说。
“谁能想得到他们这么卑鄙下流!还都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要不是亲身经历,你给我说我都不会相信!”我说。
“这里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吧,我写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嘛。不信你们到北大看看去,到清华看看去。我们学校算是比较平静的了。”她说,脸上显出苦笑。
虽然从一开始我就不信工作队的鬼话。但是现在,有了写信人和她本人的确认,真凭实据在手,特别是亲眼目睹她们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确信,我们胜利了!我们没有错!北京来信是真的!工作队在撒谎!在骗人!是用谣言蒙蔽全校师生!在以前,我绝对不会相信共产党员们会干出这样卑鄙无耻的勾当!
好神奇!在国务院接待站产生的失望、迷茫、沮丧、悲观的情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听到我们要去找毛主席,她忍不住笑了,笑我们幼稚:“不可能的。而且,听说毛主席也不在北京。你们最好到各高校去看看。北大、清华,都热火朝天的,我觉得更有意义。你们说呢?”她说。
“那些给党委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他们不怕报复吗?”我问。
“这可不知道。”她说,“但毛主席不是说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觉得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还怕他打击报复?”
我忽然觉得,在高翔妹妹面前,我像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幼稚得像小学生!就连提出的问题都是那样的浅薄!
第二天,我们去了北大。见到了黄小蕾在北大物理系读书的姐姐。她穿着深蓝色的套装,格外高雅大方。她满腔热情地欢迎我们。
“你们胆子可真大!”她笑嘻嘻地说,“快赶上爸爸他们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了。你知道吗?爸爸很生气,省委让他坐飞机到韶关把你们抓回来。谁知道你们跑了!”
“爸爸说什么了?”黄小蕾问。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怕你被坏人利用!你们把情况反映上去了吗?”
她带着我们在校园里转悠。到处是大字报,到处是川流不息的看大字报的人群。有个地方,许多人围成一个圈子,里三层外三层的,似乎是在争吵什么。
“大辩论。”黄小蓓早就见惯不怪了。我们可是第一次!想停下来听听他们在辩论什么。痛感自己分身无术,连脑子也不够用了。
“北大有工作队吗?”我傻呆呆地问。
“有啊,怎么没有,张承先带去的嘛。”黄小蓓有点纳闷地说,“北大呀,现在也是热闹得很,支持聂元梓的,反对聂元梓的……”
“还有反对聂元梓的?”黄小蕾问。我也觉得很惊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广播了!人民日报还加了按语,这样的权威,居然还有人反对?
“聂元梓有什么了不起?”黄小蓓说,“她说得不对照样反!我就不怎么赞同她的有些观点。不过,是毛主席支持她。开始的时候,康老派他的夫人曹轶欧到北大来了解情况。聂元梓他们写大字报,其实是经过康老的。明白吧?”
我的天!连聂元梓的大字报后面,都有这么惊人的故事!连毛主席支持的也有人敢反!黄小蓓的话在我听来真是石破天惊!高翔妹妹说得不错,她信中所写,连实际情况的十分之一也不到!我们华工与之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也难怪国务院接待站的干部对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屑一顾,现在再看,我们那点事,在北京简直屁也不算!
我们又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孟于飞的弟弟在那里读书。只见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欢迎我们。先和他姐姐呜哩哇啦地说了一通湖南话,然后就像讲故事一样讲起了“二外”的文革历程。陈毅呀,周总理呀,听得我们头大!在华工,就因为我批评了几句系总支副书记田归爱穿花衣服,硬是被踢出了革命队伍!这里,谈论批判陈毅元帅,谈论周总理不得不劝说批陈毅的师生,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平平常常!
开眼界!简直太开眼界了!真的见到大世面了!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当初陈应钦把矛头指向省委,指向赵紫阳的时候,我还觉得他太猖狂太激进。我们呢?眼光只在工作队!
“我说你们干脆就别回去了,就在这儿干革命算了,镀镀金。”孟于飞弟弟嘻嘻哈哈地说。
我们在各大学里转了几天。晚上回到地质部招待所便开始交流所见所闻。除了那些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陈应钦他们带来了不少小道消息,说彭真反对毛主席,说罗瑞卿如何如何。
我真的懵了!彭真不是北京市委书记吗?他?反对毛主席!可能吗?罗瑞卿我记得毛主席回故乡给父母扫墓,罗瑞卿一直贴身陪同啊!罗瑞卿也反对毛主席?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像乱了套了?
短短的几天,我们的思想变了个样!以前许多神圣的观念,不知不觉中解体了。以前的某种上下尊卑等等的“秩序”仿佛已经乱了套。那些“权威”,甚至是革命偶像一样的权威,似乎正在跌落。这些虽然并不是那么清晰,那么明确,但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失败情绪消失了。我们发现,仿佛自己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华南工学院的那点事,现在看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原先压在各人心头的、回去后受惩罚的忧虑,更是一扫而空!我们或许还要面临围攻,面临批判处罚,但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竹在胸了!北京的今天,就是我们华工的明天,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的北京之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打碎了我们原来的观念。尽管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所期望的“尚方宝剑”,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挺着胸膛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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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五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9月 02, 2024 4: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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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校内外的“北上调查报告”

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了学校。学校里静悄悄的。我们离开时那种围剿“北京来信”的“革命”狂潮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了。湖滨路上的大字报墙一派破败的景象,许多大字报脱落了,半卷着软塌塌地躺在地上。依然留在墙上的,也已经风吹雨淋,失去了其“气势磅礴”的“革命”色彩,成了待清理的垃圾。整个校园静悄悄的。连广播站的声音也失去了那种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色彩。
更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来找我“问罪”,更没有“围攻”,也没有哪位工作队的领导召见谈话。班上的同学见我回来,惊讶之余大抵相视一笑,然后就避开了。隐隐觉得,班干部在暗中观察我。我知道,他们的领导想摸清我们在北京究竟见到了谁,得到了什么样的“尚方宝剑”。我则极力装出“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样子,自信满满,昂首挺胸,绝对不能暴露出我们在国务院接待站遭到的冷遇!
但黄小蕾、孟于飞的情况就不妙了,她们俩真的遭到了革命同学的攻击。
“他妈的!他们居然把大字报贴到老子的床上!”黄小蕾哈哈大笑着说。
“也贴到我的床上了!我大吼一声谁贴的?没人出声。还说什么不准撕。我一把就扯下来了!”孟于飞说。
“要不,干脆你们俩也别回宿舍了。咱们就在一号楼找个空教室,就在那儿睡,如何?我也不想见班上那些人的脸。”我说。
于是,我们三个就在一号楼的一个教室里扎下营寨。我跑到湖滨路的大字报墙那里,拖回了一大堆落下来的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卷成桶状当睡袋。居然再也无人骚扰了,只是蚊子太多!
我们找到了高翔。他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邀我们去他家。我们向他报告了北京之行的详细经过和在国务院接待站遭受的冷遇。他静静地听着。他没有告诉我们,他仍处在工作队的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当然更想不到,他的一言一行必须向工作队报告!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悟到,他当时是顶着多大的政治压力,忍受着多么痛苦的心理煎熬,尽量给我们温热。要不,在那样的压力之下,孟于飞怎么会诗情画意地讲起了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还温情脉脉地背诵出那篇小说余音袅袅的结尾:米修斯,你在哪?
一天晚上,黄小蕾说,造船系的总支书记张廷秀要找我们谈话。
“找我们谈话。他是什么意思?”我疑惑地问。
“你管他!一谈,不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吗?”孟于飞说。
张廷秀的办公室在六号楼。办公室的灯光比较暗。张廷秀胖胖的,微笑着显得很客气。说话不徐不疾,说是想听听我们赴京的情况,并且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让我们不要紧张拘束。黄小蕾向他报告了去北京的经过及在北京各校的见闻。张廷秀认真地听着,仔细地盘问每一个细节并做了许多记录。当我们说到我们见到了写“北京来信”的那位同学、从而证实了“北京来信”的真实性时他并不惊讶,只是不住地点头说“好!好!”而对我们所讲述的北京高校的运动情况,他就显得很有点吃惊了。
“你是说,也有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人?”张廷秀盯着黄小蕾,满脸狐疑地问,“你是说,连陈毅同志,也有人要批判?”张廷秀朝黄小蕾探出了身子问。他似乎不信,但,显然他也认为我们绝对不是撒谎。或者不如说,他是难以接受罢了。当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仍然是关于“尚方宝剑”的。
“那么,你们究竟见到了哪一位首长?”张廷秀关切地问。
“没有。我们没有见到什么首长。没有。”我说。
“那,他们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指示?比如信件什么的?”他追着问。
“没有。”我说。有没有见到大首长,有没有拿到“尚方宝剑”,这肯定是工作队最关心的问题吧!
但我们看得出,他确实没有恶意。自始至终,他没有一句话指责我们,没有惯常的官腔。他甚至还询问了我们的生活是否有什么困难!那时,我们打心眼儿里受到了感动。
回到一号楼的“营寨”,我问她俩:“张廷秀好奇怪。你们说,他真的支持我们吗?”
“肯定是支持我们嘛!”孟于飞不容置疑地说。
“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黄小蕾嘿嘿嘿地笑着说。
“你们就是疑神疑鬼!我保证,张廷秀就是支持我们的!”孟于飞断然结论道。
“我觉得,他好像更关心谁接见了我们,有没有上级的指示。”黄小蕾说。
“哎呀!谁不关心?谁?我们自己不也是?”孟于飞有点不耐烦地说。
黄小蕾突然冒出来一句:“是不是要变天了?”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黄小蕾没猜错。平地一声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俗称的“十六条”)公布了!真像是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把我校文革开始以来的一切炸了个“血肉横飞”!什么某某人的讲话,什么决定、文件,什么会议记录、积极分子的小报告,什么申请书,什么“敌情报告”等等等等,顿时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甚至是成了“罪证”!“十六条”直接把他们拉出来示众: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这不是正是说的我们吗!华工的党委、工作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把学生整成反革命成了他们的中心任务!他们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对一切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下毒手!他们打着“党”的旗号,编造谎言,愚弄群众,纠合一批人残酷地整另一批人!他们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戕害共产党的一帮人!
轰的一声,一切谎言,一切歪理,一切禁忌,一切见不得人的密谋诡计,一切投机,一切所谓的“积极分子”,一切背后的“算计”,刹那间原形毕露,灰飞烟灭了!我们解放了!我们胜利了!我们扬眉吐气了。压在一切支持“北京来信”的同学头上的那个大山轰然崩塌了!
我们相拥而泣!班上的同学(除了那几个班干部。我看他们大抵是尴尬地笑着)一下子回到了文革开始之前的同学状态。大家丢掉了那张“革命假面”,回归本真。大家开心地说啊笑啊,无所顾忌地谈论着曾经发生的一切。无拘无束,无防无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十六条万岁!
华工沸腾了!全校的同学们欢欣鼓舞,特别是因为《北京来信》受到批判、围攻和精神折磨的师生,其乐何极!“十六条”摧毁了桎梏我们的精神枷锁,搬掉了压在人们心头的巨石,让我们重新站直了身体!工作队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了”!而那些一心要借“革命”投机的人,那些狗仗人势、假公济私、靠着工作队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顿时如丧家之犬,惶惶然无以自处了!他们绝对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在这种充满阳光的状态里,他们无所藏其奸!谚曰:“没窟窿下蛆”!
形势发展太快了!我和高翔、黄小蕾、孟于飞四个人联名,在学院一号楼贴出了大字报,欢呼文化大革命!欢呼十六条!庄严宣布华南工学院红旗兵团诞生!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院“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我已经记不得是谁(高翔还是黄小蕾)提议,要趁热打铁,在全院作“北上调查报告”的讲演。把我们赴京的经历和见闻布告天下!这个想法一提出,就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这不正是揭露工作队的丑恶嘴脸,为《北京来信》恢复名誉的壮举吗?这不正是让所有因为《北京来信》而受压制,受打击的同学们扬眉吐气的壮举吗?这不正是以实际行动推动文化革命向前进吗?太好了!
报告稿是黄小蕾撰写的。就在十一号楼华工红旗的“司令部”,她趴在制图板上,废寝忘食,洋洋洒洒万字有余!她常常在写到得意处便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然后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司令部”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稿子里夸大的成分总是少不了的,但绝没有任何虚假的杜撰。而那种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则洋溢在字里行间,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
不错,我在16次列车上向列车长“出卖”革命的丑事隐去了,我们在国务院接待站受到的冷遇淡化了,我们回校时忐忑的心情消退了,我们的气馁、沮丧、灰心、害怕等等的情感消退了。我们确实想让自己显得更高大些。
“我认为应该叫刘建国代表我们去做这个报告。”高翔说。
“不行不行!”我急忙拒绝。我不善于讲话。更没有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况且我觉得在整个赴京的过程中,我是表现最糟糕的一个。
“就是你!你必须将功赎罪!”孟于飞不容置辩地说。
“你不去讲谁去讲?”黄小蕾笑嘻嘻地说:“你是当事人,又是我们当中唯--个在学院舞台上张牙舞爪地表演过的人。”
北上调查报告的通告发出去了,报告的地点设在教工小礼堂。通告贴出去以后,迅速传遍了全院!不,很快就又传到了附近的华南师院、暨南大学,甚至中山大学。以致报告开始以后,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外校人员涌入。教工小礼堂根本就容纳不下,里里外外全是人!
我走上讲台。心咚咚地在跳,两条腿在打哆嗦。台下密密麻麻的同学们,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完全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接受我们的故事。心虚!心虚得想钻地缝!高翔、黄小蕾、孟于飞等几个人坐在讲台侧面的椅子上,他们在给我壮胆。
我按照黄小蕾的讲稿开始。讲到摆脱盯梢、只穿着背心短裤逃出校门,便引来一阵阵的哄笑与掌声。我的紧张情绪慢慢消失了。我开始脱离讲稿。慢慢的,我自己的感情被唤醒,记忆中的画面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情感也开始宣泄在叙述中。特别是讲到长沙受阻,讲到我们被迫分开,讲到闯火车站闸口又上错了车,讲到被押送到湖南省委,讲到省委的领导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久久不能平息。
接着讲到武汉重逢,讲到舌战湖北官员,讲到北京被骗到收容所,讲到在国务院接待站门前仰望夜空等待天亮,场内的掌声经久不息,情绪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当我讲到高翔妹妹说“那封信就是我写的”时,全场的欢呼声达到了高潮,夸张点,就是汹涌澎湃直如钱塘江潮吧!
是啊!想当初,同学们受到了多么无情的摧残与打击!他们要一吐胸中的鸟气!
终于,教工小礼堂完全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听众了,高翔当机立断,立马转移到学院体育馆!但体育馆也立刻爆满,不能再容纳了!反响如此强烈,大大地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些充满激情的欢呼,那些此起彼伏的掌声,那些赞美的词语,那些远远碰见就“局长局长”叫个不停的真诚笑脸,顿时让我膨胀起来。我已经飘飘然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我几乎要像阿Q那样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虽然还没有升华到“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地步,但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怯懦、迷茫、灰心、动摇等等的丑陋,而以“英雄”自命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
“北上调查报告”的巨大成功,不得不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向前来“取经”的人们报告我们的亲身经历,报告北京高校的文化革命真实情况。它像是一团火,它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干柴。点燃了广州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冲破封锁,追求真相,不屈不挠的精神,迅速地传扬开来。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在决定做“北上调查报告”的时候,竟然没有邀请陈应钦和庄远泉参加!起初这确实是个疏忽,因为回校之后,我们就各自为战,没有什么联系了。高翔是老大哥,是当然的司令。协助他的常诚义、梁保堤又都是1016班的团支部成员。他们对陈应钦、庄远泉并没有印象。黄小蕾、孟于飞和我没有特别提出,很自然就把他俩忽略了。记得“北上调查报告”之后,陈应钦曾到十一号楼找我谈过话,是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但因为我知道黄小蕾和孟于飞对他们有偏见,又担心高翔和1016班的那些同学也未必愿意接纳他们,所以对陈应钦的提议,我没有积极响应,冷冷地推开了。这在陈应钦、庄远泉看来,我们是有意把他们两人排除在外了。
很久以后,我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赴京的五个人当中,陈应钦是最有领袖气质、也最有领袖才能的人,他不但能洞察大局,尤其能忍辱负重。能尽一切努力团结大家一起奋斗。他襟怀坦白,不计个人恩怨。坚忍不拔的精神体现在我和他接触的始终。可惜!我们没有和他捆绑在一起!庄远泉是个耿直的人,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是纳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孟于飞呢,富于激情而少于思索,过于理想化也过于任性,她不能接受愚弄,不能接受谬论,不能接受不公正,性格急躁。黄小蕾长于思索,善于冷静观察并大处着眼,富于感情而能不为感情所累,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和他们相比,我确实自惭形秽:胆小,怯懦,任性,意志薄弱。当形势把我推上风口浪尖的时候顿时忘乎所以的就是我!
哎呀,扯远了。
北上调查报告,对于工作队是致命的一击。它用所谓“北京来信是伪造的”这一谎言,动用了全院的党组织,动用了全校的资源,赌上了“组织上”和工作队的全部信用,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不已的对学生的围攻,掀起了那么大的针对广大师生恶浪。他们真的没有想到谎言被戳穿的一天吗?
就在那一瞬间,他们的宣言,他们的旗号,他们的信用,他们的威胁利诱、“谆谆教导”,轰然间倒塌了!正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条极其拙劣的谎言的基础上,当谎言被戳穿,他们就一败涂地了,连给自己辩解的余地都没有!
还有谁会相信他们?他们开口马列、闭口马列的冠冕堂皇的说辞,那些“义正词严”的训诫,那些教育别人的漂亮话又怎么自圆其说!他们已经无法出现在广大师生面前!
我有时想,就在他们编造谣言的时候,就在他们利用这谣言去攻击别人,打压别人,甚至罗织罪名陷他人于死地的时候,他们可曾有过一瞬间的“良心发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不,不会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党的纪律不允许他们那样做!他们必须恪守“上级”的指令。况且,共产党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列宁反复教导,“为了革命的目的,不惜与魔鬼打交道”!说得不好听点,就是可以不择手段!其实我们自己,不也是信奉这个原则的吗?
如火如荼!北上调查报告之后,五花八门的“战斗队”风起云涌。系里面,班级里面,甚至几个人,只要观点一致,说话投机就可以成为一个战斗队。陈应钦他们也拉起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学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但是,同学们分裂了!各个班,各个系,很快就因为对《北京来信》的态度、对党委的态度而分成了两大派。当我们竖起“华工红旗”这面大旗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积极分子”们,那些最爱背后打小报告、总想把别人踩在脚下的人们,那些在工作队的操纵下围攻《北京来信》的人们,恼羞成怒之余,也迅速组织起来,成立了“心向党”战斗队。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铿锵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了湖滨路上!他们高喊着“革命”口号,唱着他们心向党的“党歌”:一心呀么心向党哎,心呀么心向党……
那么,他们现在要革谁的“命”?
“破四旧”也开始了。那些狂热的中学生们,在中央“破四旧”的号召下,开始了疯狂的打砸抢行动。他们无法无天地闯入别人的家,殴打“地富反坏右”分子,抢劫人家的财物,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了整个羊城!如何看待、评价他们的行动?革命?摧枯拉朽?“红色恐怖万岁”?“他妈的万岁”?……我们自己仿佛也已经昏了头。突然具有了某些权力的我们,特别是对“话语权”的自觉,暴力倾向、无法无天的倾向都开始冒出来了!
但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心向党”的党徒们,不知道是不是也受到了“革命”的激发,突然跳到了暴力的极端,捋起袖子要大干一场了!你们不是骂我们保皇派吗?老子就“革”一个“大”的给你们看看!他们高唱着他们的党歌,雄赳赳地杀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丧心病狂地把七十二烈士墓给砸了!他们竟然没有被孙中山先生肃穆的“浩气长存”四字镇住!
这当然不是受到“北上调查报告”的启发,更不是看准了新的革命对象。我猜想,他们仅仅是想发泄一下对“十六条”的几近疯狂的愤怒。毕竟,黄粱美梦破碎了!没有把别人打倒,自己却被“十六条”砸趴下了!好不容易在领导面前露了脸,领导们却成了革命对象!积极分子成了丧家犬!心中那个窝火,一股脑地砸向黄花岗冷冰冰的石头上!
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亵渎了什么吗?

我和血统论

“十六条”发表后,不可一世的工作队撤走了,院党委悄无声息,不知道是不是瘫痪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人理会他们了。破四旧,大串联,学校几乎成了“无政府”状态。纪律也好,规定也好,总之那些可以称为“条条框框”的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权威性乃至神圣性。不读书了,不上课了。“停课两周”早就过去了。自由自在地“闹革命”,好不痛快!中学生们把破四旧的战利品(主要是金条、手表)一书包一书包地交到我们手中。居然还抢来了一部汽车,直接开到了华工送给我们了!据说那是副省长邓文钊的车,嗐!管它呢!威风一下再说!我坐着它到中南林学院串联去了!好不风光!(不妨对照一下《阿Q正传》里Q哥革命时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等回到学校,看到常诚义等学长们的白眼,知道自己的张狂庸俗惹来众人的厌恶。为逃避谴责,慌忙文过饰非地写了一篇“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在总部的墙上。
唉!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刚尝到它的甜头,我立刻忘乎所以,晕头转向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亲切地让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给他戴上红卫兵袖章,还对她的名字即兴发表了“要武嘛”的调侃!这对红卫兵们是多大的激励与鼓舞!红卫兵运动狂飙突起并立刻进入癫狂状态。特别是那些中学生们,穿军装,戴红袖章,风风火火地冲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大本营。也成为红卫兵们心目中的神圣权威。江青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也走上前台!她的讲话,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指导革命的最权威的依据。真像报纸上说的,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就像天安门前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滚滚向前,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了!
与此同时,一副对联也在全国流传开来。对联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又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老子英雄儿好汉”不错。但“老子反动儿混蛋”,似乎太绝对了,和以前说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明显不同。
形势发展得太快了。我们不仅仅是跟不上,而且已经“一头雾水”,迷失方向了。不知道这“革命”究竟怎么“革”了。于是,总部决定派我和孟于飞再去一趟北京,调查北京文革的情况。
我们俩一到北京,就被一群群呼啸而过的红卫兵惊呆了!他们穿着军装,扎着很宽的武装带,胳膊上是鲜红的“红卫兵”袖章。骑着自行车,高呼着口号,挥洒出的传单漫天飞舞。当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土得掉渣,像乡巴佬进城,不免自惭形秽!
许多大标语写的都是那副对联。去了高校,高校也在围绕着“对联”展开着大辩论。赞成的,反对的,针锋相对。我和孟于飞不但痛感落伍,甚至我们连“问题”也不敢提了。生怕引来人家异样的,嘲讽的目光: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这人是哪儿冒出来的呀?
“我觉得我们应该赶快回去!赶快把军装穿起来!把红袖章戴起来!咱们广州的红卫兵运动太落后了!”孟于飞激动得满脸通红,“太落后了!什么都落后!”
“那,对联的事呢?似乎还没有结论呢。”我说。当然我也想赶快回去。赶快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但来了一趟,总不能连个子丑寅卯也说不出吧。
“不用调查了。咱们肯定要紧跟北京嘛。不就是纯洁革命队伍嘛。再说了,咱们决不能让‘心向党’他们抢在我们前面!他们抢先了,我们就被动了。”孟于飞说。
她说得对!谁抢到了“革命的大旗”,谁就主动,谁就有发言权!所以这个大旗我们华工红旗决不能让“心向党”们抢走!那就别犹豫了,火速回学校。
向总部汇报后,在“对联”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常诚义、梁保堤明确表示不同意“对联”。
“我觉得太绝对了,不符合原来党的阶级政策。”常诚义缓缓地说。
“你们不是说,高校里也有不同意见吗?”高翔说,“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反对的,肯定是出身不好的嘛!”孟于飞说。
“我觉得,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不一定都是混蛋吧。”梁保堤说。
“建国的意见呢?”高翔问我。
上联我当然赞成。我老爹老娘都是老红军,他们就是英雄嘛,我也就是当然的好汉嘛。但下联,我确实有几个好朋友出身什么小业主、自由职业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真的不是混蛋。要骂他们是“狗崽子”,我骂不出口。
“我也觉得有点绝对。但是,现在就是要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嘛。”我说。
“我不管绝对不绝对。现在是阶级斗争,敲打敲打他们也应该。保持咱们队伍的纯洁绝对是好事。”孟于飞说,“况且,真正的好人,也不怕骂。”
讨论没有结果。会后,常诚义找我谈话,力劝我们不要跟这个风。
“你想,现在也有很多你们说的狗崽子,他们是要革命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怎么能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呢?更不用说很多领导人,都是背叛他们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嘛。”常诚义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干蠢事。
梁保堤就没那耐心了,他操着满口客家普通话说“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虽然没有统一意见,但我还是倾向孟于飞的,我也主张队伍越纯洁越好。骂“狗崽子”,就是要保证我们革命的纯洁性。
孟于飞懒得争论这个。她把工作队撤走前退还给她的第一次赴京的差旅费直接拿去做了几套军装!我,黄小蕾,还有几个人一人一套,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军装,戴上了红袖章。顿时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连走路,说话都不一样了!一个英雄!傲立独出万木中了!这套行头立刻引来了同学惊奇的目光。我好不得意!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拥有了叱咤风云,所向披靡,“革”一切“命”的权力了!
“他们不干,我们干!”孟于飞气呼呼地对我说。
“怎么干呢?写大标语大字报,还是……”我说。
“写什么大标语!让他们去写。我们开全院大会!像北上调查报告那样,宣讲对联,痛斥狗崽子!”孟于飞说。
开全院大会!没有高翔他们主持,坦率地说,我有点心虚。
孟于飞可不这么想,她认为就是应该呼风唤雨,造成巨大的声势才行。全院大会在体育馆召开了。虽然这时学校里的同学已经不多,但大家一看是我们召开的大会,还是踊跃参加了。孟于飞主持大会,激情澎湃地讲述了她的北京见闻,讲述了北京红卫兵们大呼猛进、摧枯拉朽的革命气势,然后讲了“对联”和关于对联的“重大意义”。她搬出来毛主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大谈“纯洁革命队伍”的重要性。
接着就由我做主题发言。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束着武装带,挺着胸,雄赳赳地走上讲台。那时刻,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是指挥着千军万马的总司令!我演讲的主题也很明确,就是号召大家一起来大骂“狗崽子”。我说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我声嘶力竭地宣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我声言骂不骂“狗崽子”,是检验你革命不革命的试金石!我讲得声嘶力竭,杀气腾腾!
许多同学呆住了!在他们眼前出现的这个人,已经完全不是不久前做《北上调查报告》的那个人!这个人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口沫横飞,一派要把“狗崽子”斩尽杀绝的口气!一派目空一切,唯我独“革”的口气!一派“革命判官”、操着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口气!恶心至极!狂妄至极!你刘建国凭什么这样说话?你又算老几?
台下静悄悄的。同学们都冷冰冰地盯着我,看不到笑容,看不到赞同和鼓励,当然更没有欢呼,没有欢笑,没有掌声!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种“敌意”正在场内蔓延!有的同学听不下去,干脆结伙离开了!这更让我心虚,说话的底气似乎正在流失,脑袋里逻辑也开始混乱,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了!
我慌了,看看坐在台边的孟于飞,想让她来扭转局面。但见她一脸迷茫,很有些大惑不解的样子。我不敢再讲下去了!便匆匆结束了报告会。大家一哄而散!
会后不久,大字报就出来了,指名道姓地斥责我像条疯狗。同学们见了我也不再笑嘻嘻“局长局长”地打招呼了,原来的几个其他系的朋友也不再来往。而最要命的是,许多原来准备加入我们“华工红旗”组织的,干脆放弃了加入的想法,另起炉灶了!这使得主管组织工作的梁保堤怒不可遏,火冒三丈地对我痛斥。我不服气,还想争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气得梁保堤恨不得打我一顿!大声质问我:“你有什么资格领导华工红旗!”
我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批评斥责?一怒之下,撂了挑子便扬长而去,离开了华工红旗总部!
不久,我就知道我错了,但一直原谅自己。认为纯洁革命队伍有什么过错!好在这股妖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我也就不再理会这件事了。
但这件事并没有完!文革结束后,我知道了遇罗克的遭遇!竟因为反对“血统论”而遭到枪决!在那样几乎吞噬一切的潮流中,一个中学生,竟砥柱中流,以一篇《出身论》,对抗这股妖风恶浪。这是怎样的认知,怎样的信念,怎样的勇气,怎样的献身精神!我想到自己,我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盲目,何等的渺小可悲!我的“头脑”哪里去了?我的信念哪里去了?
对着遇罗克的事迹与照片,我不能不面对我引以为耻的一件事,那是我和孟于飞第二次到北京调查文革发展情况后从北京返回途中的事。我一直刻意回避它,刻意“忘记”它,更不愿对别人提起它。
回程的那趟列车,坐了许多南下的北京中学红卫兵,他们在车厢里叫啊,唱啊,打闹啊,窜来窜去地跑啊,真是蓬勃万状!我们还和附近的几个红卫兵聊了起来,对他们的革命朝气充满赞赏。
好像是出了河北吧,红卫兵们就开始在旅客中搜查“狗崽子”了。
“你!什么出身?”他们清一色的绿军装,束着宽大的武装带,带着红袖章对每一个人厉声喝问。如果被问者回答不是“红五类”,便被拖出来,赶到车厢的结合部。
“你!什么出身?”一个大个子同学指着我问。
“革干。”我说。他随即转向孟于飞:“你!什么出身?”
“革干!”孟于飞说。
我当时有种受了侮辱的感觉。心想你们凭什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孟于飞也是一脸怒气。刚才聊天,大家不是都心平气和吗?怎么翻脸不认人?但车厢里全是他们这帮人,肯定不能和他们冲突。
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打人了。车厢的结合部传来皮带的抽打声与惨叫声,夹杂着打人者的叫骂声和狂笑声!我和孟于飞面面相觑,完全意料不到遭遇这样的事。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你们这样打人,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我实在忍不住,悄声问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看她的样子,估计也就是初一、初二年级吧。
“什么打人?打狗崽子嘛!打狗崽子还残酷?你没打过人?”她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稚气地盯着我说。
我微笑着摇摇头:“没有。打人犯法啊。”
“你们大学生就是不行!”她指着我的脸说:“根本没有革命性。狗崽子不打,他们就要翻天的!还犯法!你是红五类吗?”
这时,两个高个子的红卫兵走了过来,对我和孟于飞说:“你们俩,也去动动手!看你们那假斯文样就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懂吗?”说着就把皮带递到我面前。我看到那皮带的铜头上有血迹!
没想到会有这一出!拒绝?感觉不行。接受?我也要抡起皮带打那些已经被打得惨叫不已的人?他们真的是阶级敌人吗?
“看吧,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立马现形喽。”围观的红卫兵们开始起哄。
“她身体不舒服。”我接过皮带,指了指孟于飞说。
“妞子,跟着他!看丫是真的还是假的!”高个子红卫兵吩咐道。
扎羊角辫的女孩和我一起走到车厢结合部。我看到一个女人几乎是趴在地上头发凌乱,衣服上沾满了痰液和尘土!
“来吧!东郭先生。咱俩一人一鞭子!”她说着就抡起皮带朝那人背部狠狠地打了下去。女人发出无力的惨叫。
列车车轮疾风暴雨般的撞击着我的心!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挤压着,一种强烈的窒息感使我的心痛苦不堪。我怎么能下得去手!但不下手又如何证明我是“革命”的而不是“狗崽子”一伙?
“她是一个阶级敌人!是个大叛徒!必须为牺牲的先烈报仇。”我在心里默念着,咬着牙抡起了皮带,朝那女人臀部打去。那女人再次发出有气无力的惨叫声。
“我说东郭,我看你心太软了吧。蜻蜓点水呀!雷锋说过,对敌人要像冬天-样残酷无情嘛。”女孩说着,又一皮带抡了下去:“我叫你装!装!装!老子打死你!”接着又是一皮带!她一边骂,一边打,还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皮带塞给了我。
我觉得,那个女人可能快死了。但她是恶魔,是阶级敌人!我还是念叨着,抡起了皮带朝她打去。那惨叫声让我寒毛直竖!
这时,火车在凄厉的汽笛声中一个猛刹车,我差点被撂倒。车停下来,到站了。
“接着打!打死她!”那个女孩恶狠狠地说。
“我说同学,不能打了。她可能快死了……”我的话没说完,车厢门被打开了几个红卫兵冲过来,直接把那个女人拖下车去!
我回到座位,不敢看孟于飞。她也回避着我。我也不敢回想刚才的一切。我庆幸火车停了下来。如果继续,我可怎么办?让我自己相信那女人是罪犯、恶魔,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凭什么?
我突然想呕。急忙把头伸出窗外狂呕起来。
很久以来,我都不敢回想这一幕。我不敢面对我自己!我极力想忘掉它。但它却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无法忘记我的怯懦,无法忘记当时的思想,我无法忘记我的那两皮带!无法忘记那个濒临死亡的女人。就因为她是“狗崽子”?
当我在体育馆的讲台上大骂“狗崽子”的时候,当我号召大家一起来大骂“狗崽子”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敢回想这一幕!我不是应该把它作为我“阶级立场”无比鲜明、坚定的证明吗?不是应该把它作为榜样,号召大家效法吗?
又有许多年过去了。我读到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其中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章节让我震惊,更让我发指!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便被恣意侮辱殴打,抢劫,没收他们的财富,将他们送入集中营,直至毒气室!焚尸炉!我忽然悟到,所谓的“狗崽子”不就相当于“犹太人”吗?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可以恣意杀戮!仅仅因为他们被贴上了“狗崽子”的标签,就可以恣意剥夺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这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标签或一顶帽子,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看看文革吧!“地富反坏右”的标签不够用了,于是,“走资派”“三反分子”,乃至后来的“变色龙”“小爬虫”“臭老九”“投降派”……只要给你贴上一个标签,戴上一顶帽子,就可以恣意剥夺你的一切!如果你反抗,那就从肉体上摧残你,消灭你!就像遇罗克一样!谭立夫的血统论不就是在这种观念上滋生出来的毒蘑菇吗?在所谓的“阶级斗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血统论”泛滥,发生“血统论”的巨大惨剧,不但不奇怪,而是“势所必至”的事。谭立夫们当年之所以很快被压了下去,并不是他们放弃了这种观念,而是它有悖于毛泽东当时“放手发动群众”的需要!不利于伟大领袖要用“天下大乱”,扳倒刘少奇及其集团的“伟大战略部署”。
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不就是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品质高贵,犹太人本质低贱”吗?在宣扬“红五类”高贵的同时,宣布“黑五类”的低贱,和纳粹德国如出一辙!别跟我说希特勒说的是人种,我们说的是“阶级”。你的“阶级”论危害之烈,远远过于希特勒的“人种”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万幸!这罪恶的观念终于在邓小平时代被废止了!从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再有“地富反坏右”的名号!不再有这带“罪”字的奴隶!当“阶级论”被抛弃,血统论也就彻底被根除了!
暮回首,近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无法向当时被骂为“狗崽子”的同学们道歉了。欠下的这笔账,我只能带到坟墓里去。在我知道了遇罗克的死亡,知道了“第三帝国”的暴行之后,我无权请求他们的原谅与宽恕,

“长征”记事

1966 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一时间全国的红卫兵们纷纷响应号召,开始了背着行李徒步长征的活动。大串联开始后,学校里已经没剩下多少人,冷冷清清的。工作队撤走了,党委也瘫痪了。大家似乎也不知道要“革”谁的“命”了。
这时,背着行李去长征的同学已经很多,去井冈山的,去延安的,去瑞金的,5040 班的商新民小队,甚至带着锅碗盆,雄赳赳地出发了。干脆,我也去长征吧。于是“招兵买马”,制定计划,来了一群弟兄。有说去井冈山的,有说去遵义的,有说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有说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走到延安的。七嘴八舌吵到最后,大家一致幽默地同意从广州步行到湛江。湛江就湛江。不料到了要出发的时候,只剩下了三个人!孙继烈、黄小蕾和我。原本摩拳擦掌的八九个弟兄,似乎又更想坐火车周游全国了。我们班上的一群同学曾邀我去井冈山,我没答应,现在人家早就出发了。嗐!别无选择,硬着头皮走吧。我和黄小蕾一人背着一个行李卷,孙继烈显示了作为华南农学院红卫兵的本色,用根扁担挑着他的行囊,踏上了长征之路。头一天走到佛山的一个镇子,已经累得几乎崩溃,连军心也不稳了。我就直想打退堂鼓。
“幸亏没有去延安、瑞金!腿疼死了!这样几时才能走到湛江啊!”我扔下背包,直接瘫到了地上。我查过地图,大概四五百公里!
“口头革命派!”黄小蕾说。
黄小蕾提议第二天休息,参观祖庙。那时,祖庙已经遭到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摧残而关闭了。但一看我们是穿着军装,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守门的便乖乖地开门放我们进去了。逛了几个大殿,发现损坏不大,那神奇瑰丽的历史珍宝令我惊叹。
“我操!这么好的东西,给他妈的王八蛋们全糟蹋了!”我说。
“人家破四旧啊!怎么,心疼这玩意儿了?”孙继烈嘿嘿地笑着说。
我一时语塞。就是呀,我当时不是“大呼猛进”地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吗?像祖庙这种,不正是“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吗?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那个又算什么呢?到底该不该砸?那不是“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吗?这“命”到底该不该“革”?
“这个是㓥人石。就是把人放在上面开膛破肚的。想想看,把你扒光了按在这上面,嚓!一刀下去,哈哈,多可怕!”黄小蕾嘻嘻哈哈地说。
可是,佛家不是戒杀生吗?庙里怎么杀人呢?古怪东西太多,我目不暇接,也就没问。
离开佛山,走到大良。早晨起来洗漱时才知道,这里没有自来水!连刷牙的水都要到所住的楼外面的河沟里舀!这多脏啊!
“这有什么!”黄小蕾说:“人家淘米洗菜,还有刷马桶,都是这条河!即使上面飘过来一……”说着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天!离广州这么近,就这么落后了?我呆呆地望着那浑浊的河水,半晌才硬着头皮舀起一杯浑水,胡乱地刷了牙,洗了脸。
“这都怕?知道我们搞四清时候是怎么样的吗?等你下乡搞四清,看你怎么活!”黄小蕾嘲笑道。
走到小榄时,天已经黑了。我要上厕所。那厕所修建在鱼塘的上方,距水面有两三米吧。大便跌落,水面顿时如沸腾一般!吓我一大跳。慌忙打开手电看,才知道那是鱼在争食!吃屎的鱼!这鱼能吃吗?
哇!短短几天,真长见识啊!
见识天天都有。在珠三角地带,河道港叉密布。走不远就要坐轮渡到对岸那些渡船上,都备有胳膊粗细的竹筒子,上面嵌有一个指头粗细的小竹管。用细细的铁链子拴着。
“那是什么玩意儿?”我问。
“水烟袋。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老孙说。
这时,看见一个人掏出一包烟丝,把烟丝塞进小竹管,点上火,嘴就着竹筒口咕噜咕噜地吸起来,惬意地吞云吐雾了。
我好奇,也想试试,可惜没有烟丝,只能看人家咕噜咕噜地享受了。
走到中山县,看见那座可以开阖的大桥,大吃一惊。惊叹道,一个小县城比我们郑州市都繁华大气!郑州可是河南的省会啊!于是,我决定在中山县的大街上逛逛。突然,发现挑着担子的农民卖巨大的杨桃。这黄澄澄的杨桃也太大太鲜靓了!一问价钱,更是“便宜到你笑”!买!买了一大书包回去。黄小蕾、孙继烈两人笑到直不起腰。原来那不叫杨桃,叫“三稔”。酸到吃半个,牙就全倒了!此后,经江门,开平,恩平一路走到了阳江。当初的激情早就被仆仆道途消磨得荡然无存。广湛公路的景色也早就看得乏味。大家连话都懒得说了。只剩下闷着头走,走,走。不过,腿真的练出来了。
忘记了是在开平还是恩平,我们曾去访问赵紫阳搞四清时居住的一座碉楼,那是一个老贫农的家。我们想从他嘴里挖到些赵紫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不料一提赵紫阳,那老农民便竖起大拇指,眉飞色舞,呵呵大笑着大讲紫阳的感人事迹了!
“他就住在我家,那上面。和我一起吃饭,我吃什么他吃什么。晚上很晚睡,不知道他是谁。走了,人家才对我说,他就是赵紫阳!省委书记!呵呵呵呵!”幸亏我们没有在老农面前骂赵紫阳,否则,我们挨打的可能都有!
1967年元旦,我们到达阳江。到那里没几天就听说陶铸被揪出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们惊讶。因为陶铸刚到北京不久,是排在第四位的人物。怎么突然就完蛋了!还提出了“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加上被揪出来的“彭罗陆杨”,一大串的“中央首长”居然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想当初,我们把《北京来信》当成天大的事,凭着一腔热血到北京“告御状”。仅仅半年时间,“北京来信”简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一提了!这“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到什么样的结果啊!
“咱们是不是应该回学校去啊。都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了。”我说
“你不是要去看大海吗?怎么又要回学校?”黄小蕾道。
“马上就到海边了。况且学校都没人了,回去干嘛?”老孙说。
嗐!忘了这档子事了!一提大海,我激动起来了!蔚蓝色的大海,飞翔的海鸥,金黄色的沙滩,美丽的贝壳。哈哈,就是呀,回什么鸟学校!现在就直奔海陵岛。
在到达那条连接海岛的大堤时,我蓦然间看到了金黄色的沙滩和碧蓝碧蓝的海水!沙滩是那样黄,黄得像刚挤出来的颜料!那海水是那样的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在阳光下简直就是神话故事!动人心魄!
“大海!大海!”我狂叫着,丢下行李,一口气冲到了海边!跳着脚纵声大笑着扑进海水中。
傍晚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闸坡。在红卫兵接待站发现,来这里的红卫兵还真不少!不过基本上全是中学生。大家挨挨挤挤地睡在铺了稻草的一间大厅里。喧哗声,嬉笑声,叫骂声此起彼伏。
(《昨天》编者注:以下删去了随渔民出海捕鱼遭遇台风一节。)

湛江造反遇险

总算走到了湛江!记得过海峡前的镇子叫“麻斜”。到达时已过中午。仅有的一个小饭店说没有什么菜可吃了,但他提议我们到隔壁看看,说那里可能有虾卖。如果买到,他可以帮助加工云云。
到隔壁一问,果然有。鲜活的大对虾七毛钱一斤!真个便宜到我们笑!于是我们三人大快朵颐,心满意足地渡过海峡到了湛江。
湛江(霞山)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葱茏,道路整洁,街头宁静无人。新雨过后,海风吹来温和清新的气息,格外怡人。
红卫兵接待站就设在市委大楼,那里许多腾空的办公室里铺着厚厚的稻草,打开行李卷就可以睡觉。那时,广州的红卫兵还没人到湛江串联。所以,当我们打出“广州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湛江联络站”的旗号后,很快就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下一步怎么办?是玩两天就回去,还是长期驻守?我们三人的意见并不统一。黄小蕾主张驻守,我和老孙主张回广州。决定还没有做出,湛江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便邀请我们去座谈。反响如此之快,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
学校的人很隆重地迎接了我们,夹道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把我们迎进了学校会议室。那里,参加座谈的同学都像在课堂里一样规规矩矩地坐着。为首的是一位漂亮的女孩。据介绍,她是湛江学联的主席(还是副主席),也就是湛江红卫兵的司令,名字叫李妙婷,她显得成熟而老练。所有的安排都是合规合矩的,一看便知,这是一些还没有经过“文革”洗礼的小朋友们。关于“文革”,关于“红卫兵”,他们还没有最初步的认识与感受,和工作队进校前的华工一个样。他们也许读过聂元梓的大字报,但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十六条”是怎么回事。和广州已经闹得天昏地暗的中学红卫兵相比,他们还没有启蒙,还是一群乖乖孩子。所以,也不可能进行什么“交流”。但主人是那样热情,那样庄重,表示着那么高的敬意,我们还是应主人的邀请,讲了点“长征”见闻,便在皆大欢喜的掌声中告辞了。
“我觉得湛江的文化大革命好像根本就没有开始。”我说。
“要不,咱们还是回学校去吧。一切都无从说起。”孙继烈说。
“回什么学校呀!这不正是需要我们来发动群众吗?”黄小蕾说。
可是,怎么“发动”呢?就我们三个人,两眼一抹黑,当地一个人也不认识,发动谁呀。街头的大字报寥寥。浏览时,会有当地的人主动与我们交谈,询问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略略说上几点,他们就“目瞪口呆”了。就凭这个,发动个鬼啊!这可不是一个“北上调查报告”就能燃起熊熊大火的地方。
有一天,在我们的驻地,来了一个叫何拉珍的女人,大约四十岁左右,十分健谈。一见面,她就滔滔不绝地介绍湛江的情况。她显然知道广州、北京的一些情况,了解“十六条”,是个经常读报、关心政治的人。她声言,湛江的领导在千方百计压制群众。她特别讲到一个叫麦九的人,是电厂的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
“他是冤枉的!所有的罪名都是莫须有!他们要枪毙他!”她气愤愤地说。
“他们就是不准群众说话,怕揭他们老底!”她说。
“你们应该去调查一下,麦九的事,看我说的对不对!他们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吓唬人,不让人家说话!大家知道你们是广州的大学红卫兵,肯定跟你们说实话!”她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说个把小时,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听麦九是被冤枉的,还要枪毙他,我就觉得大可怀疑了!“北京来信”事件刚过去不久,我们都有切肤之痛。对于当权派如何把矛头指向群众,如何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的伎俩,已有相当的了解。凭直觉就能感觉到,麦九反革命案可能就是冤案。就像当初的《北京来信》冤案一样!在湛江,中央文革的声音,简直就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和湛江没有一点关系。这里风平浪静,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十六条”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用说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了!
我们决定调查麦九事件,看大字报,询问路人,同时发电给广州的同学,邀他们来湛江造反。有一天在湛江街头,竟遇见一群广雅中学的红卫兵,打着一面红旗,有十个人左右,全是女孩子,便邀请她们和我们一起造反。由于黄小蕾毕业于广雅中学,是她们的学姐,她们当然信得过。三言两语,她们立刻愿意和我们“合兵一处”。这样,广州三司联络站很快就“兵强马壮”了。
有一天,驻地又来了一个奇人,叫杜德恩,原是四野的军人,转业后担任湛江文化宫的主任,拉得一手好二胡,东北人,四十来岁,大大咧咧,言谈话语率直、干脆、硬气,给人一种“老兵油子”的感觉。
“麦九?我当然认识,好人。”杜德恩点上香烟,喷出一团烟雾,“他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反啥革命呢!笑话!胡搞!”
“那为什么要枪毙他?”我问。
“杀鸡给猴看呗。”杜德恩不值一驳地摆摆手说,“当官的,谁不怕造反?能不一有苗头就掐死你?”
“那总得有个理由嘛。”我说。
“现成的!莫须有!你不信是吧?我敢打赌,那麦九要是反革命,你把我脑袋砍了!”杜德恩挥手在自己脖子上比划着。
坦率地说,我相信这个“老兵油子”。这是那种打死也不肯说“瞎话”的人!
有一天在体育场(?)开批斗麦九大会。人头涌动,红旗招展,大喇叭里播出毛主席语录歌的雄壮歌声。我们竖起耳朵,想仔细听听麦九的反革命罪状。但细听那些义愤填膺的发言,除了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一顶又一顶的反革命大帽子,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你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那他刑事犯罪的事实是什么呢?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破坏公物设备,什么也没有!就要枪毙杀人?由此,我们认定,麦九就是一桩以镇压群众为目的的冤案。我们写了一篇大字报《为麦九翻案!》墨迹淋漓地贴在市委大楼的墙上。这一下可炸了锅!平静的湛江顿时沸腾起来。意见分成了两派!认定麦九是反革命的是绝对多数派,我们成了一小撮!大字报也风起云涌了,街头开始有人辩论。但我们的行动却受到了粗暴的干扰,走在路上,会被一群人围住,要求“辩论”,实则辱骂;去饭店吃饭,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叫嚣让我们“立刻滚出”湛江,我们写的大字报,很快就会被撕毁。但这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就连广雅的女孩子们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辩论”时小嘴像机关枪一样压倒对方,特别是我们讲普通话,湛江人要“辩论”也不得不用“普通话”应对。但他们说普通话非常吃力,语言的困扰,其气势无疑处在下风,常常气得哇哇乱叫,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话也连不成句。有几次,竟不得不问与之辩论的广雅女孩,“么么(粤语)普通话点港?”(怎么讲)也就只能狂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麦九!”“为麦九翻案绝没有好下场!”“广州三司是红卫兵的败类!”以求胜利了。
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在回市委大楼时就被一伙人纠缠住了,非要“辩论”不可,于是就在市委大楼前摆开了“战场”。辩论就辩论,谁怕谁呀!我们把毛主席语录、“十六条”都背得滚瓜烂熟,他们哪里是对手呢?他们人虽多但全无战斗力。跳出来一个,立刻祭出一条毛主席语录给他迎头痛击,再跳出来一个,用“十六条”噎得他张口结舌!不一会儿这些人就溃不成军了。但他们并不散去,而是跟着我们直接上楼。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把整个大楼的走廊都挤满了。他们吵吵嚷嚷,高呼着口号,仿佛一股泥石流那样推着我们后退,甚至骂骂咧咧地扬言要把我们“揪到广场前示众”。
“打倒广州三司的反革命分子!”
“为麦九翻案决没有好下场!”
“广州三司是反革命的代言人!坚决打倒不留情!”
“滚!滚出湛江!滚!”
口号声在大楼走廊里嗡嗡震响,声势夺人!看样子,他们想动手了!我急忙让大家退到房间里去,准备把门堵住。
这时,走廊里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叫喊着,高呼着口号,要我们向湛江人民请罪,要把我们和麦九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还指名道姓地要我“滚出来”!一时间,这群乌合之众的气焰甚嚣尘上!
他妈的!谁怕谁!我们依着门继续和他们对战。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集体唱语录歌,狂喊麦九不是反革命,狂喊为麦九翻案。但终于顶不住了,便退进屋子关上屋门。那伙人立刻冲到门前,合力想把门撞开。我们是坚决顶住,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屋内。他们在外面骂,我们在屋里骂。烈度越来越高,话语越来越粗野,他们一遍遍撞门,我们则把所有的办公桌椅顶到门上。
楼下也传来喧嚷声。我跑到窗口一看,我的天,楼下的黑影里,密密麻麻站的全是人!喧闹声,口号声把整个大楼都笼罩住了!“唱歌!唱国际歌!”我大声吼道。
歌声起来了,大家唱得十分悲壮!几个广雅姑娘流出了热泪!
如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屋外的人才陆续散去。走廊安静下来,打开门一看人去楼空了!我们顶住了这场疯狂的围攻。我们没有倒下!
第二天,我在房间雪白的墙壁上,写下了一串串的标语: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哇!那时候,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指路明灯,而且是精神支柱,是信念的誓言,是抵御胆怯的法宝,是战胜“敌人”的大杀器!
杜德恩带着几个朋友来了,何拉珍和另外一些并不认识的人也来了。房间里越来越拥挤,气氛是越来越激昂,他们是慰问,是鼓励,是壮胆,是表明立场,使我们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其实有很多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屹立不倒,使他们备受激励。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决不会坐视不理。
经过这场有组织的围攻,我们虽然没有被吓倒,但行动格外小心了,规定只能集体活动!集体去看大字报,集体去吃饭,集体辩论。奇怪的是,围攻再也没有发生了!
被围攻的第三天,广州三司派来了一个“特使”,他是中山医学院的李榕生。我们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是谁让他来的,不知道他来的目的。他仿佛是个“调查员”,要调查我们的“行为”,一派“钦差大臣”的样子,奔走于南海舰队和湛江的一些单位。几天后才知道,他是应南海舰队支左办公室要求来处置我们这帮红卫兵的。怎么处置?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处置”我们?你算老几?
我们一如既往,继续活动。直到有一天我从一个部队支左办回来,他把我和黄小蕾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说,他必须立刻把我送出湛江。因为南海舰队的人对他说,要把我抓起来枪毙!
哇!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我们哪里想得到他们竟动了杀机!“什么?抓我?枪毙?操他妈的,他们还是共产党吗?湛江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怒不可遏,但心里面着实有点害怕。
“我觉得李榕生说的可能对。这两天,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们。”黄小蕾说。
“我们还是求助于五十七军吧。我跟他们交谈后觉得,他们是支持我们的。我还觉得他们和南海舰队有矛盾。”我说。
“不行!你必须马上走!现在他们已经封锁了所有出湛江的路。就是为了抓你。什么时候动手不知道。你先藏起来。然后我会想办法把你送出去!”李榕生不动声色地说。
“抓就抓吧!操他妈!老子跟他们拼了!”我又恨又气又怕,其实方寸已乱。
“别激动,别激动。”黄小蕾转而向着李榕生说:“你说,你怎么把他送出去?”
“这个,你不要管。你们要相信我。高翔、何伟国我们都是好朋友。我要为你们负责。”李榕生感觉到了我们的不信任。
“我跑了,那其他人怎么办?我不成了逃兵了吗?”
“其他人再说其他人。反正人多,他们也不能怎么样。好汉不吃眼前亏!该逃就要逃!你先准备一下,我去看看其他安排,晚上等我一起去吃饭。”李榕生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别说什么逃兵。你不能这样想。那时候,地下党,明知道敌人来抓他了还不跑,鸡蛋碰石头?”黄小蕾说。
“我觉得这个事,至少也得跟大家说一下。否则,太可耻。”我沮丧地说。
“不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黄小蕾说。
但在我的坚持下,黄小蕾把情况告知了几个华工的同学。广雅的姑娘只告诉了她们的领队。所有的同学吃惊之余,无不催促我“快跑”。
很快,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们面临的危险,都知道了李榕生将安排我逃跑。不安的气氛蔓延开来。黄小蕾开始努力安抚大家的情绪。
“李榕生说的对。我们也不是救世主。湛江自有湛江人自己来解放。咱们发动了群众,也算有一份功劳。大家别担心,尤其不要大惊小怪的。一定要集体行动!”黄小蕾说。
我走了,大部队怎么办?李榕生能有什么办法?我突然想到了那笔“意外之财”。那是我在打扫一间办公室时在一个破报纸包里发现的,共300元。
“小蕾,这回,咱们发现的那三百块钱可能要用上了。你把事情经过告诉榕生。让他决定怎么使用。”我说,“我们看错了李榕生。真没想到,他立场这么坚定,处事是如此沉着,果断。办事又是如此周密!”
“我真担心。不知道他怎么把你送出去。”黄小蕾忧心忡忡地说。
天黑了以后,李榕生回来了。叫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我们大摇大摆嘻嘻哈哈地去了一家不常去的小饭馆。开吃以后,李榕生把我拉进厨房,然后从后门离开了那间饭馆,黑灯瞎火地穿过些小巷子,到了仿佛是一家运输公司的地方。把我交给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就离开了。那个司机约四十岁左右,抽着极其呛人的烟丝,对我笑笑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下,等会儿装车。别怕,没事的
我坐在那间充满机油味的房间里,不知道下一步究竟怎么办!不祥的念头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我觉得我不应该离开大家。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结果,当危险逼近的时候,我却先逃了!这太可耻了!况且,他们又会怎么想?此前,我不是个英雄吗?现在,胆小鬼!逃兵!我还怎么站在大家面前!
我越想越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走。我必须和大家在一起走。主意一定,我刚拉开门,就和那个司机撞了个满怀。他带着另一个人,拿着个大板条箱放在屋子中间。指着说道:“进去。”是不容商量的语气。
我跳进板条箱。司机随即丢进一个面包说:“不准出声。一定不要出声!”然后把板条箱抬了出去,放到好像是一辆大卡车上。接着就是断断续续的装车的声音我蜷缩在板条箱中,听外面的动静和说话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一切都安静下来了。闷,累,怕,不知不觉,我竟蜷缩着睡着了。是汽车的颠簸把我震醒,我感觉汽车在飞驰。大约过了一两个钟头吧,汽车停下来了。司机搬动着货物,把藏着我的板条箱打开了。
“来!到前面坐。”
我吃力地舒展了身体,仰望已经大亮的天空。我知道,我已经脱险了。
李榕生、黄小蕾等大队人马是第二天乘车返回的,就是用那笔钱买了长途汽车票。上车前,军人一个个地“验明正身”以防止我逃脱。但那时,我已经安睡在华工的宿舍里了。
大约是1968年,工宣队进校前后,有一天有人找我。我跑下楼一看,竟然是杜德恩!大喜过望!
杜德恩身后跟着一个人,矮矮的略胖,圆圆的脸挺憨厚。
“你知道他是谁吗?”杜德恩指着那人,笑嘻嘻地问我。
我茫然,摇摇头,向那人发出询问的目光。
“麦九。”那人扑通一声跪到了我面前。

荒唐的《广州日报》事件

1967 年春,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新的高潮!那时,上海发生了所谓的“一月风暴”。说革命派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人民日报》对这一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此同时,传来了“二月逆流”的小道消息,说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红卫兵一司、二司、三司、红司,工人阶级的“工总司”“造总”“地总”纷纷成立,建据点,拉队伍。各家的宣传车游走在广州的各主要道路上,高音喇叭声震屋瓦。车上是穿着绿军装的红卫兵战士,跟着车的是载歌载舞的宣传队员。红旗招展,传单飞舞,珠江两岸,不绝于耳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声!相互攻击升温了。你说我是“老保”,我说你才是“铁杆保皇”,我说我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说你们是一群冒牌驴!三司的“易作狗才算老几,高翔才是了不起”的大标语贴到中山五路、北京路、海珠广场、人民桥上。林副统帅的“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成为最为豪气冲天的口号。没日没夜,原来的社会秩序完全打乱。果真是天下大乱,革命形势大好!
就在此时,在已经被军管的《广州日报》上,刊出了一篇煌煌雄文,标题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头版大字标题,明确地宣示着《广州日报》的立场。作者的意思是,此前,广州的运动搞糟了,方向搞错了。“历史”被颠倒了,必须“把它再颠倒过来”。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作者指责的就是以华工红旗为骨干的“旗派”及广州三司。这就激起了整个“旗派”红卫兵的极大愤慨!面对这样罔顾事实的滥言,已经掌握了“造反”主动权的“旗派”红卫兵们岂能容忍!于是,反击它、批判它的大字报纷纷上街。誓言要给予迎头痛击,并揪出幕后黑手!但拥护它的自然也不示弱,他们被称为“颠倒派”,声言非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可!双方的宣传车在大街上狭路相逢,展开了骂战,热度持久不减。
起初,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从湛江回来之后,革命豪情愈发高涨,一心要充当文化大革命的“马前卒”,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功立业!为此,就和陈勋等班上的十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织——“华工红旗525铁血团”。那时大家都崇拜“铁”与“血”,以示坚定的革命决心,展示浑身迸发的“英雄气概”,和“铁血宰相俾斯麦”毫无关系。
记不得是谁让我看了那篇“颠倒”雄文。我觉得那文章写得一点儿也不好,就是一篇“温吞水”,逻辑混乱且毫无战斗激情,连句铿锵有力的话都没有。还要“颠倒历史”,可笑不自量。
“通篇胡说八道!就是个狗屁!别理睬它!”我把那张报纸丢到一边。
“不是哟!”刘先兴嘲讽道,“老保们欢天喜地,军管会支持他们嘛,还扬言踏平华工红旗哩,都闹翻天了,还‘别理睬它’?”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指点啦。老保们想翻天,他们永远都在想翻天。”老胡说。
“发表在《广州日报》上,绝对是军管会的意思。谁不知道军管会一直暗中支持老保?偷偷摸摸的,像贼一样。”陈勋说。
“妈个×的!那就干它!”我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几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越议论越上火,越议论越愤怒,觉得《广州日报》简直就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简直就是要开历史的倒车!简直就是公然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干它!咱们525铁血团就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接找他们辩论去!但转念一想,我们十几个人,势单力薄,也成不了气候,不如跟总部一起讨论“作战方案”。如果总部同意,能发起大的行动最好。不同意,咱们自己干,在11楼,记得是梁保堤主持(?),经过约个把小时的讨论,总部同意了。最后的大概意见是:由我带领铁血团先进入《广州日报》同他们辩论。然后召集红旗的各路人马接应,到报社门前示威。
马不停蹄,即刻出发!那是一个革命激情炸破天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豪气直冲斗牛。每一个人都深信自己肩负毛主席的重托,肩负着着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我、陈勋、胡连洲、刘先兴、刘柱、黄小蕾、王积平、蔡兴猛、黄林坚等十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奔广州日报社。
进入报社很顺利。听说我们是要给报社提意见,卫兵经请示后顺利放行。前来接待的是个年轻军人,他把我们迎进了会客室。客客气气地让我们落座,斟茶,和和气气地问我们有些什么事。
不料我劈头就给了他一闷棍。
“我们是为了《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文章来的。”我说。
年轻军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想不起什么“颠倒历史”。正要努力思索,我突然提高了声调大声咆哮道:“《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是反革命的大毒草!是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动员令!你们《广州日报》刊登这样的文章,居心何在!你们的立场在哪儿?你们就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
我的咆哮声把那年轻军人吓了一跳!房间里的气氛陡然间凝固了,充满了爆炸性。年轻军人环视周围,发现这帮人个个阴沉着脸,怒气冲冲地盯着他。这是一群什么人啊!
“别,别激动,有话咱们慢慢说。”军人连忙摆摆手,想稳住局面。
“谁要跟你慢慢说!还说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陈勋跳起来,对那军人喝道。陈勋的声音比我还大,气势更猛。这正是那时的时代特征,声音越大,行动越猛,说明你的革命性更强,革命立场更坚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
年轻军人勉强地陪着笑脸,说:“同学们别急,别急。咱们来,不就是反映问题的吗?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欢迎大家批评嘛。来,一个一个说。”
“你别废话了!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们《广州日报》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吹鼓手!”刘柱说。
“我看,是这样,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军人仍在坚持
“还什么问题,什么要求。废话!不是告诉你了吗?交出幕后黑手!”黄林坚大声吼道。别看黄林坚瘦的像干柴,那声音却声振屋瓦!又把年轻军人吓了一跳。年轻军人哪里见过这阵势?眼看这群人全然是横蛮暴戾,根本无法沟通,一脸无奈,只好回去请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年纪大的军人。微胖,身材也很魁梧。穿着一身已经洗的发白的军装,笑嘻嘻的,满脸的自信。
“欢迎革命小将到我们报社指导工作!”洪亮的嗓音里透着纡尊降贵的官气,“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秦,在咱们报社负责点小工作。听说大家对报纸有些意见,好,我就专门听一听革命小将们的意见。谁先讲?”他环视众人,摊开了手里的笔记本。
“意见很简单,《颠倒》是个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毒草!要求也很简单:交出炮制大毒草的幕后黑手!”黄小蕾立起身,缓缓说道。
“交出幕后黑手!不交,我们绝不罢休!”黄林坚喊道。
“呵呵,我看是这样。咱们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别扣大帽子……”
“谁扣大帽子?!”刘先兴跳起来打断他,咄咄逼人地冲那个军人喊道,“谁?你们《广州日报》污蔑革命造反派,你们才是乱扣帽子!”
“我说小将们,是这样,咱们有话好好说好不好?别吵啊闹的。咱们是一家人嘛。我们始终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支持左派的嘛。”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支持左派!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吗?”胡连洲说,“你说吧,《颠倒》是不是大毒草?”
秦长官当然无法回答这种问题。只好兜圈子。但我们可不吃这一套。甚至不等他把一句话说完,立刻就会被怼回去!时间就在这种无谓的“辩论”中流逝。
“别跟他废话了。浪费时间!”我说。
“就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是不倒。他都不承认《颠倒》是大毒草,还说什么!”陈勋说。
此言一出,大家便都沉默了。军人无论说什么,都没有人接茬。他倒也沉得住气,搬出来各种各样的理由开始教导我们,开导我们。还不停地称赞我们“勇敢”呀、“坚定”呀。但我们抽烟的抽烟,看书的看书,整个房间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与沉闷的气氛中。秦长官当然明白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个办法。但他似乎也觉得无可奈何。他看得出来,我们压根儿就“不可理喻”。终于失去了最后的耐心,便扔下几句劝说的话后离开了。我们以为他一会儿就会再来,但他没有。干脆没有人理睬我们啦!那含义是,你们闹吧闹吧!敬酒不吃吃罚酒!看你们能闹个什么结果!看你们怎么收场!
我们怎么办?不知道。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认为,退是绝对不可能退的,而秦长官的“拂袖而去”,使我们的“革命怒气”窜起来八丈高!好!好!算你有种,咱们走着瞧。这次就是要你们见识见识“铁血团”的厉害!我们商定,如果他们继续耍赖、兜圈子,我们就绝食抗争。群情激奋!
当夜晚降临,大家席地而卧,在会客室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秦长官就来了,还带着两个助手吧。说要和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谈”。一会儿是广州毗邻港澳,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我们应该从大局出发,防止中了阶级敌人的奸计;一会儿是广州军管的任务十分繁重,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会儿又是革命小将已经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相信我们会再立新功云云。我们已经懒得和他辩论了,更懒得听他的“大道理”。
“好了。”我说,“您也别费劲了。不交出幕后黑手,我们是誓不罢休的!”
“小将们的革命性,兄弟我十分佩服。不瞒你们说,我在革命队伍也混了几十年了……”
陈勋暴起,吼道:“你说什么?你竟敢把干革命工作叫做混!我看你就是满脑子封资修的毒!”
“还兄弟兄弟!谁跟你称兄道弟!”刘先兴说。
秦长官一脸尴尬一脸无奈。他也知道不可能和我们“讲理”。但他一心劝我们结束行动,退出报社。但这时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广州三司的红卫兵已经把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印出来的报纸已经出不去了!并且还有大批的红卫兵正在赶来。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巨大的鼓舞!
秦长官渐渐地沉不住气了。
“我说同学们,咱们革命嘛,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
“你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了吗?你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咱们是一家人呐。毛主席说了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朋友嘛。”
“你把干革命当作混!谁跟你是一家人!”
“我说,是这样……”
我立刻打断了他:“我告诉你,你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后果自负!”
“哎呀什么后果自负呀,大家都是阶级兄弟嘛。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好吧。我现在宣布,我们现在开始绝食!直到你们满足我们的要求,陈德出来道歉!交出黑手!”我斩钉截铁地说。
“哎,哎,哎,别这样,别这样,这可不能开玩笑。咱们有话好好说嘛。”秦长官万没有想到这一手,但他认为这不过是我们的讹诈,一哄二骗,就能化险为夷。
“同学们别这样,别这样。咱们有理讲理,有事说事。千万不能绝食。绝食那是针对敌人的嘛。咱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嘛。”
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再看他一眼。秦长官楞在那里,仿佛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绝食!这,这,这他妈是闹着玩的吗?怎么一不留神,局面就恶化到了这-步。不行!赶快拉回来!拉回来!可不能真绝食!
窗外隐隐传来了包围报社的红卫兵们的口号声。
不一会儿,几个军人端来了几托盘吃食,面包,水果,花生,糖果之类,劝说大家“吃饱了干革命”。
“同学们,你们不是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来!别耍小孩脾气。咱们先吃点东西。吃饱了干革命嘛。”
没有人响应。我们都饿了。但,绝不可能下软蛋吧。
“同学们呐,你们可不能饿坏了身子。我们心疼嘛!来来来,起来,先吃点。一会儿咱们食堂给大家安排饭!”
又一轮劝说。这时,我们绝食抗争的消息已经传到外面去了,这给层层包围报社的红卫兵们以极大的鼓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报社门前,红卫兵组织的大旗飘舞,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宣传车上的大喇叭不间断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和声讨《广州日报》的文章。人山人海,道路早已水泄不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使秦长官压力陡增。在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无效劝说之后,他擒贼先擒王。直接把我揪了起来。
“刘建国同学,你带个头,让大家吃饭。不吃饭怎么行?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大家嘛,也得为大家负责嘛。你看,那几个同学,还有那个女同学,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出了问题谁负责?”秦长官努力显示出一派推心置腹称兄道弟的亲切感觉,“你的革命性,兄弟我万分佩服!咱们不打不相识,以后做个好朋友。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来,吃点!”他说。
“我要去吃,我不就是叛徒了?你说呢?”我说。
秦长官当场噎住了。一声长叹,无可奈何地挥挥手,怏怏地走开了。
时间在无声地滑过。渐渐的,大家都相当虚弱了。我提议大家振奋精神,唱歌!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他有方向……
歌声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外面的战友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很快传到外面去,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战斗狂潮”。
我感到虚弱,一种飘飘然头重脚轻的感觉使我站立不稳。头疼欲裂。开始还咬牙坚持,后来开始发高烧,意识就有点模糊了。(事实上,那时我已经感染上了流行性脑膜炎)秦长官闻讯,赶紧派来了医生护士,要把我抬走诊治。被陈勋“横刀立马”,坚决挡住了。
“不准抬!你们不准抬走他!”陈勋暴怒地说。
医生护士面面相觑。
“好好,我们不抬。不抬。他的病情很危险!有生命危险。我们就在这里给他治疗,可以吧。”医生说。
“不准!不准就是不准!他为革命而死,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你们出去出去!”陈勋咆哮着,生生把医生护士赶走了。
我彻底地昏迷了。不知道绝食是怎样结束的。当被大家抬进了中山医学院医院时,我的神志似乎又恢复了片刻。医生向我伸出两个手指问“几”?我回答了。他又伸出三个手指问“几”,我觉得他要无休止地问下去,好烦!于是暴怒从病床上跳将起来,开始对他们宣讲“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性”的大道理。结果,医生护士们扑上来,把我捆绑在病床上。此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在高烧中昏迷了十几天。身上摆满了冰袋。中山医给我父母下达了病危通知。我的母亲从郑州匆匆赶来。广州军管会给中山医下达了指示,务必抢救这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不能死掉。中山医动用了最好的医生与设备,终于把我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据说,几次呼吸中断!他们从我的肺里抽出了大量痰液!我醒过来以后才知道,中央文革对此作出了紧急电话指示,肯定了我们的行动,并责成《广州日报》开辟对《颠倒》的讨论专栏,要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广州日报》的负责人陈德也会见了陈勋等绝食的同学及红卫兵代表。
紧接着周总理到了广州。接见各派红卫兵代表,肯定了广州三司是“革命造反派”,肯定了我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绝食,是在胜利中结束的!
“我们把你送到中山医后,在路边,一人吃了一碗猪红粥。好香啊!”陈勋事后说道。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母亲。她那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在火车上,我想着可能见不到你了。来的时候你爸也说,要做见不到的准备。”母亲说。
“你们都好吧?”我有气无力地望着母亲说。
“我们没事。一直正常上班。有人贴你爸大字报。鸡毛蒜皮。没事。”母亲说。
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打倒。
母亲问我,那个在昏迷中一直在照顾我的女孩子是谁。哦。那是广雅的肖广平。人称“小不点”。母亲显然是误会了。
母亲把一封信交给我。那是军管会写给我的慰问信。

刘建国同志:
听说你得了病,我们深感不安。
特此向你表示慰问。
希望你安心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前线。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宣传小组
四月十三日

我的“反动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一场大病差点要了我的小命。也把我从狂热的革命的大潮中抛了出去。失眠和剧烈的头痛折磨着我。我离开了同学们,暂住在黄小蕾的家里以求恢复。食,就是吃药,然后就是昏睡,散步……脑袋里空空如也,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那时候,相当部分的同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变成了“逍遥派”。有的继续国内到处串联,有的干脆搬出来书本,自学中断了一年多的课程了。各派组织间的争斗,我觉得很无聊,所以也就不再关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武汉“七二○”事件。武汉得到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几乎威胁到了毛主席的安全!实在是猖狂得惊人。而在事件中一度被“百万雄师”抓走后被救出的王力,在“无限风光”地领受了全国人民的崇拜后没几天,就突然完蛋了。还有关锋、戚本禹,报上说他们是“小爬虫”。小爬虫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小爬虫,但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人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的。这不就是在打击造反派吗?自从文革开始以来,虽然天天喊着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但造反派的处境始终不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压几乎是常态。而现在拿这几个著名的造反派支持者开刀,我的心里立刻就蒙上了阴影。这不会是秋后算账吧?还有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感觉。自此,我对文革的热度降低了一半。因为,对“秋后算账”的担心一直都潜藏在许多人的心底。谁不怕呢?
不久,武斗开始了,抢枪开始了。就在华工的图书馆,华工红旗和“八一八”两大派展开了攻防大战。我曾经的好朋友孟于飞、唐可诗都置身其中,率领一干兄弟打打杀杀去了。坦率地说,我对“八一八”也很反感,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心向党”的那帮人。但是武斗,甚至武斗中纵火,以致造成大批图书损失,我就不赞成了。甚至,在一次广州市内的武斗中,华工红旗的何力行竟死于非命!可是,武斗不是江青同志鼓动起来的吗?什么“文攻武卫”,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云云,不就是她说的吗?武斗的双方,谁不引用他们的讲话呢?
我反对抢枪,反对武斗,对华工红旗的这些做法提出批评。我和黄小蕾、陈勋等“铁血团”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沉舟侧畔千帆过》以表明我们的态度。结果是,我成了华工红旗的叛徒,和高翔、孟于飞等人从感情上疏远了!不再和他们交流,更不会参与他们的活动。这使得我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回过头来看,其实是开始摆脱文革的价值观念,开始出现“立场问题”了,开始“反思”了——尽管是很不自觉的。
我和黄小蕾反复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对林彪,我们都非常反感,特别反感他手里摇着《毛主席语录》,跟在毛主席身后那种故作虔诚的表忠心形象。
对我思想冲击更大的是,我的父母都被打倒了!父亲的罪名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母亲的罪名更离谱——“叛徒”!先不说什么“三反分子”,我母亲确曾被捕,被关在日本鬼子的牢房里,为了逼她当叛徒,不给她吃饭,差点饿死。被捕前,她藏好了自己的枪支,烧毁了党的文件。所有这一切都是经过组织慎重调查并做了明确结论的!怎么如此罔顾事实,罔顾组织结论地把这肮脏的罪名加到母亲的头上!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搞法?
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过我的父母会被“打倒”。在我的心目中我的父母亲是最忠于毛主席,最忠于共产党的人。我当然不相信他们是走资派!更不相信他们是“三反分子”“叛徒”!他们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负责,对我们兄弟们的严格要求,我就是见证者。战争时期,他们甚至把我和大弟弟统统寄养到农民家里,甚至到南下时也严格按照组织的要求带着我一个南下,以致大弟弟最终给了他的养父养母。我们兄弟生病,母亲也很少能照料我们。他们一生正直廉洁,两袖清风。他们“走”什么“资”?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搞法吗?
为什么打倒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作为“革命对象”?把他们当作革命的敌人,我不也成了“狗崽子”了吗?我进而联想到许多同学的父母,他们都是老红军,怎么都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了?黄小蕾的父亲也被打成牛鬼蛇神、黑帮了!他们昨天不还是党的“宝贵财富”吗?我甚至想到了我们学院的张进书记,我们“革”他的“命”对不对呢?我们凭什么把他和陆平、彭珮云划等号呢?此前,我绝对不会怀疑自己行动的革命性、正当性,但现在我不能不产生深深的怀疑。“八一八”的老保们嘲笑我们和一些省委高干之间的“暧昧关系”,说我们喊赵紫阳为“赵叔叔”,喊张云为“张叔叔”等等,也并不全是“血口喷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出入张云、李子元等省委高官们的家。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更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反对毛主席”。我们整天嚷着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理”。我们压根就不了解张进,不了解为什么要去造他的反?造反就无条件“有理”吗?如果承认“无条件有理”,那么,人家批斗我的父母不也是有理的吗?
我的脑袋迷乱了。这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要革谁的“命”?事实显示,就是革老干部们的“命”。这是怎么回事?毛主席领导着我们红卫兵去“革”老红军们的“命”?我被自己的这个发现吓了一跳!怎么会是这样的啊!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怀疑却一天天加深了
1968年春天的一天,我在中山大学遇到了中大“八三一”的师彪。聊着聊着,他突然压低声音问我:“你知不知道江青的事儿?”
江青什么事儿?我一直对江青同志还是很崇拜的。
“你不知道吧,她是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明星!”师彪嘿嘿地笑着说。
什么?!我觉得我的头上响了一个炸雷!胡说八道!这不可能!
师彪微笑着、从容不迫地说:“我看到了江青的一些剧照。有张剧照,她带着钢盔,上面是青天白日徽章!”
“胡说八道!我不相信!”我断然否定。
师彪微微一笑:“兄弟,开始我也不相信。但珠影的朋友说他敢拿脑袋担保。再加上那些剧照。她那时叫蓝苹……”
师彪说得有鼻子有眼,一下子就把我打懵了!我怔怔地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问你,文革以前,听说过江青吗?怎么她突然就成了中央文革副组长了!为什么?我告诉你吧,在延安她和毛主席结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最后约法三章。××年不准干政。1966年,约法到期了,江青同志破门而出了。你忘了,她不是说她长期受压吗?受什么压?就是这个约法三章。嘿嘿!”师彪说。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太让人震惊了!你一直崇拜着的、一尘不染光彩夺目的英雄,你的思想、言行乃至一切行为的合理性,大都来源于她的光辉形象,大抵遵照她的指引。但突然间她被拆穿了,竟是个令人不齿的两面派!
此后连续很多天,师彪的话会突然冒出来,在我耳边回荡。我无法从我的脑海里抹去他的话!尤其是,钢盔,青天白日的形象简直像刻在了我脑海里!仿佛我也亲眼见到了一样。我觉得,江青的形象垮塌了。作为我的偶像,甚至是我造反时的精神支柱,她怎么会是上海的电影明星!还青天白日!她的那些革命口号顿时失去了神圣的光辉。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人?在一个“戴着青天白日钢盔的明星”的领导下干革命!
我开始看着她不顺眼!越来越不顺眼。听着她的声音觉得肉麻!她那些话语也觉得格外的装腔作势了!更加奇怪的是,自从我知道了她的这点“底细",关于她的各种传言就更多地奔凑到了我的耳朵里了!终于,她成了我极其恶心的一个人!
更让我恶心的是“忠字化”“红海洋”。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个人崇拜吗?什么万寿无疆,什么身体健康!简直就是在拜神!恶心!不是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吗?我看毛主席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都是毛主席画像,到处都是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的大标语,到处都在建立毛主席塑像,《东方红》、语录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整天在各种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令人反感。
1968年夏,我回了一趟家。父母亲被批斗、审查了一段,又被弄到乡下搞“斗、批、改”去了。我就把父亲办公室被抄后幸存的六十多本马恩列斯的著作带回了学校。我想通过学习导师的著作来澄清我的思想,解决我的迷惑。我把自己关在七号楼的一间教室里,开始恶补马列。我相信,这些伟大的著作肯定能解开我心中的谜团。那期间,我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怎么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传》等,并做了大量的笔记摘抄,以致我自认为成了马列主义“理论家”了,言必称马列!
但奇怪的是,越读,越觉得不对劲,越觉得我们和马列的论述对不上号。于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断在我身上开始应验了。特别对于像我这样的、对新中国的政治历程一无所知,不知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不了解“反右斗争”,甚至弄不清“反右”和“反右倾”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也毫无政治常识的人来说,读这些书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越读越反动”的!比如,我就觉得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种屁股上带有封建纹章的“社会主义”很像我们的情况。再比如,林彪天天“最最最”“顶峰”云云,不是明摆着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论述吗?既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说过了,你为什么不但不恪守导师的教导,却反其道而行之?还搞什么“最高最活”?搞什么“顶峰”?搞什么个人崇拜?
马克思说他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我们可不可以怀疑一切?你敢怀疑?人家就会把你抓起来!别说“怀疑”了,连讨论都不允许。林彪说什么“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跟已经受到批判的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有什么区别呢?
这时,我对文化大革命已经非常反感。对林彪、江青等人则持既恶心又反对的态度。我还觉得,毛主席可能是老糊涂了,被江青、林彪这两个佞人蒙蔽了欺骗了!林彪就是个哈巴狗!江青就是个狐狸精!他们排斥周总理、陈毅这些大功臣。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被这两个人搞糟了!把矛头对准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我把我的这些看法对班上的许多同学讲了。大庭广众,毫无顾忌!最后都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
1968 年夏,工宣队进校了。且不说工宣队暴力进校、恣意搜查破坏同学的物品,甚至迫使整栋楼的学生下跪这样的暴行了。报纸上居然颠倒黑白,声称他们是手捧《毛主席语录》进校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欺世盗名,莫此为甚!与此同时,传达了毛主席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讲话,告诫红卫兵们,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对此,我极不理解。这不是过河拆桥吗?用得着的时候我们就是“革命小将”,一次一次又一次地接见红卫兵,给我们多大的支持与激励!现在用不着了,好像就成了革命对象。姚文元的文章甚至把我们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相提并论,排在了一起,成了被唾弃的“臭老九”!
进校的工宣队更是嚣张得不可一世!因为他们被赋予了特别的权力吧,对我们一派挥斥乎东西,叫嚣乎南北。组织学生“早请示”“晚汇报”,祝祷“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文化大革命搞来搞去,就变成了这样的玩意儿?这就叫“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至此,我已经从一个文革的狂热的拥护者,变成了一个坚决的反叛者。
我像谭震林大闹怀仁堂时一样:老子不跟了!我现在是你们的批判者!归纳起来,我的“反动思想”大概如下:
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它欺骗了我们。对我们来说,文革的结果就是打着工宣队旗号的“工人阶级”骑到了我们这些文革拥护者的头上!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它伤害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它把矛头指向了共和国的功臣!它也损害了我们的学业。
我厌恶林彪,反对他的那一套搞个人崇拜的言行,反对所谓的忠字化、红海洋,反对顶峰论,反对他篡改历史,搞什么他和毛主席的井冈山会师!
我反对江青,她的“历史”让我反感,恶心。她完全是抱着毛主席的粗腿当上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文攻武卫”是她在讲话中公开肯定、推波助澜的,害人太多。
我反对工宣队,反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尽管还很浅薄,尽管也很偏激,但这就是那时我的真实思想。
工宣队进校后,有两件事很能反映我的“反动”立场。
第一件,是当局在广州举办了一个“星火燎原”的革命展览,要求大家都去参观受教育。当我们走进大厅时,一幅气势恢宏的巨大壁画赫然在目。画面上显示的是井冈山会师,但和毛主席会师的人却不是朱德!那是谁?根本就不认识!问人才知道,那是林彪同志!
“我从读小学就知道,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的!怎么会是林彪?这不是胡扯吗!连历史都不顾了?”我直接喊了起来。
众人侧目!他妈的怕什么!历史事实摆在那儿,不容篡改!老子就是要喊出来!还说什么这是“本质的真实”!扯淡!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在中山纪念堂演出江青同志主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去看,说是“政治任务”云云。看个戏也成了“政治任务”,太令人反感!待我们从华工一路步行到中山纪念堂坐定,在锣鼓响器声中大幕徐徐拉开后,威武的李玉和、光彩照人的李铁梅、沉稳坚定的李奶奶相继登台。气势的确非凡,不能说不好。但是,我不喜欢京剧,我不喜欢任何戏曲。另外几个哥们本就是广东佬,更不喜欢京剧了。于是我们就想退场。结果发现,所有的门窗都被关死了——不准中途退场!
这是干嘛?不让走?看个戏也要强迫吗!还说以前都是“管卡压”,你不是比以前更“管卡压”了?你样板戏怎么了?我就不相信八个样板戏能永远独霸舞台。这话脱口而出,当然成了恶毒攻击样板戏,攻击江青同志的铁证!
此后,在黄山洞,说我策划了“反工宣队”的所谓“火把游行”之类,那是后话了。概而言之,我的思想、立场,是从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之后不久逮捕王力等“小爬虫”开始发生变化的。经1968年一年,就从狂热的红卫兵,转变为“具有系统反动思想的反革命分子”。要说原因,大概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思想过,我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此后,我开始思想了,尽管是瞎胡想。
我的“反动思想”当然逃不过以整人为业的“积极分子”的罗网。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我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精神肉体的非人折磨。罪证,就是上面所述。
我所犯的,其实就是思想罪!
当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尽管我被彻底压服,但在内心深处,我并不服气。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我觉得我说的完全符合马列!
我的思想得到了证实!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被彻底否定了!林彪葬身温都尔汗,毛泽东跌下了神坛,江青同志也锒铛入狱并最终自我了断。
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没有停止思考。现代的中国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思想是有罪的!只要你有了思想,你就有了危险。特别是当你对某些大人物有了自己的看法时,当你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不同的意见时,当你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时,你就岌岌可危了。因为你已经涉嫌犯罪了,轻则禁言,不准你讲学,不准你著述,甚至不准你说话,重则把你关进大牢。
虽然不可描述,但我还是要说,在谎言和暴力之下,思想本身就是有罪的!

2009~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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