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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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2年2月29日第2期

本期目录

旧闻杂记
王学泰 1976：狱中来了新犯人
唐金鹤 手举红旗把锅接

风云人物
陈益南 海司令与长沙的“青年近卫军”

忆旧思亲
黄肇炎 一个被政治漩涡吞噬的大学生

史实考订
胡庄子 “陈毅是个好同志”来源考

书海泛舟
丁 东 私家文献的价值
应克复 《灵魂受刑录》读后
余 樵 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见证
——推荐叶曙明著《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
梁志福 有关林彪的两本书

文摘
朱永嘉 为余秋雨订正一些历史事实

编读往来
读者张晓良来信谈文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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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杂记】

1976：狱中来了新犯人

王学泰

按：本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第三卷（下）中的第四章《来了一批新犯人》。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王学泰，1942年12月生，北京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人世百态》、《燕谭集》、《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文革后期的1975年，正在京郊农村中学任教的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当他向审讯人员辩称自己只是言论，不能以言论定罪时，审讯人员说：你自己说给自己听才是言论，说给别人听就是行动，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从事反革命活动。当他提出《宪法》中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文时，审讯人员说：《宪法》说的是保护人民，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不能保护……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那个“最革命”时代的一斑。

1，多灾多难的1976

1976年我34岁。在我有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从没有经历过像这一年这样充满了大灾大难和群情激荡的年头。
这一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笼。3月是吉林陨石雨，其中最大1700多公斤。连毛泽东都对身边的服务人员小孟说：“这种事情历史可是屡见不鲜呐，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就更多了。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呐。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啊。”可见它在当时引起的震撼。4月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用当时的宣传口径说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借悼念周总理煽动群众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其实从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批邓”，但未在报纸上公开点名）。5月底云南龙陵、潞西大地震。7月6日朱总司令去世，26日唐山大地震，牵连北京、天津。只唐山就死了20多万人。北京家家防震，一片人心浮动。9月9 日毛主席去世。直到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四人帮”势力垮台。
很奇怪，“四人帮”垮台了，社会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了。社会上与自然界再没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毛泽东预言的“血雨腥风”终于没有来。我们这些因政治而被抓捕的另类人物，安全度过了这次矛盾丛集中的权力转移关。
社会消停了，但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在监狱中的反映却持续到1977年底。有些事情前面已经说到，例如因悼念周总理而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在1976年4月之后有大量的涉案人员被捕，看守所——K字楼本来一间只能容纳16人的监号再加进十个八个是寻常事。被捕的大多是青年人，与我在一个号里待过的，因“四五事件”被捕的却是两个老人，一位是姓祝的老人，当时就有六七十岁了，他是石油学院的教授，专业是经济学；另一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细菌病毒的教授，姓刘，他较年轻些（我的印象中他名叫刘隽湘，在网上搜索，医科院确有刘隽湘，生于1916年，与1976年见的刘教授岁数相似，但此位刘隽湘教授是研究血液的，网上他的照片只有一张，长相与我的记忆也不太符合。泰按：此文发表后，见网上有文悼念“四五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逝世。文中说到刘迪之父就是医学家刘隽湘。当时为了抓这个《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人物，把他的父亲也控制起来。那么我在K字楼所遇，必是刘迪之父刘隽湘了）。两位老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能干什么坏事？只因为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而被捕，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宽，下手之重。
地震期间，看守全跑了，但监号锁得死死的，被关起来的“四五”青年曾经在监号中大闹，敲门顿足，让K字楼的看守煞是愤怒，扬言要严惩他们。后来北京果然紧锣密鼓地准备严判他们。那时司法机关有个惯例，每当要完成政治任务（当时最大政治就是中央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前，先判一批与本次运动清理的阶级敌人有些关联、但已经审完结清的旧案。例如我虽然1975年就被拘留了，案子也审清了，但连逮捕证也没填，还属于拘留等级，1976年5月10号北京市中级法院要我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算是正式逮捕，法院又很简洁地问了一次在公安局问过的那几句话。
从5月下旬起，K字楼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批犯人被拉出去，或集体、或个别宣判。这就是为大批宣判“四五”人士做准备。7月26日把我一个人拉到市中级法院去宣判。在“中院”临时拘押时，与一位因为天安门事件而进去的小姑娘仅隔着一个木栏杆，她也是从看守所拉到“中院”来证明某些问题的。当时我还奇怪，“四五”才过去三四个月就要判决了？
不过，1976年闹得最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因为抵触“批邓”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几乎都没有判，一监的三中队也没来因为“四五”或“批邓”而被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与北京当局的政治敏感度高有关。因为“四五事件”事发之后开始抓人，当人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到了6、7月份。先判了一些与天安门观点差不多的“反革命在押犯”以为示范，然后再判他们，不料我们那一批还没有判完就是唐山地震，法院也都去抗震了、接着是主席逝世，法院一切判案活动停止。待工作恢复正常时，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周总理”，于是没有人再敢判因为“四五事件”被收监的“现行犯”了。到了1977年邓小平的事件解冻，上下都盼望他早日出山。渐渐“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被认为是反对“批邓”而抓起来的又成为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了，自然也就从看守所或拘留所陆陆续续释放。像上海市直到1977年4月，江西省到1977年12月，还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犯”王申酉、李九莲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除了帮派、极左的因素外，恐怕与地方消息蔽塞也有一定的关系。

2，三中队腾笼换鸟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一批“反革命犯”。本来这里监押的犯人已经够拥挤的了，于是，在增加新来犯人的同时，三中队的原有犯人不断地被调离疏散。
粉碎“四人帮”之初一监曾一度气氛严峻，使许多人有点惶惶然。这主要是两件事促成的。一是，原来三中队关押了几个审理完毕、但未判刑的犯人。如与我同机台劳动的门头沟大峪的李佐新，文革初，他曾是大峪红旗（当地一个群众组织）的骨干，在与别的组织武斗时杀死一个人。当时他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案情简单，也都审理清楚了，如何判决？按说是杀人偿命，可是该组织的人说，我们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怎么能把错误都算到我们身上呢？法院也不好办，于是都不判，等到运动后期再说。这一等就是八九年。在等待中都把这些人弄到监狱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负责人吴德本来就与“四人帮”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他一方面压住一些因为反对文革而被整成阶级敌人的人士，说“10月6日以前反‘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对于文革中因派仗、武斗等犯罪的严加处理，有人命的多被处死，而且在判决时开大会，让民众都知道，表明他与“四人帮”、造反派划清界限。北京从严处理“打砸抢”分子（那时定文革中的“三种人”就有“打砸抢分子”）在一监引起震动。这是一件。
另一件就是遣送青海劳改场。文革前，北京人只要一犯罪被抓，户口就被注销，把户口落在北京宣武区樱桃园派出所。北京的劳改场除了一监和郊区的几个农场外，大多劳改场都在外地，如天津北面的茶淀，东北的兴凯湖等，粉碎“四人帮”后又加上青海，听说还有新疆。尽管人都去了外地而且大多是有去无回（即使期满释放，想回北京城绝大多数是决不可能的，大多是在当地就业，做农业工人，成为俗称的“二劳改”），然而户口却还在美丽的樱桃园。北京劳改场真正坐落在樱桃园派出所管地的，只有看守所K字楼与第一监狱。因此，往青海调犯人对一监的犯人是个极大震慑，大家知道那里就是没人看着你，你也跑不了。青海的荒凉和距离北京之远，家属接见极为困难，因此谁都怕摊上自己。
突然有一天，小队长到监号来点了两个人的名，二人都是农村的，刑期都是“无期徒刑”。其中有一个姓韩，至今我仍记得他。前面我说过，监狱中的犯人绝大多数都与社会上一样，即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如果环境好、氛围好、周边好人多则他也就会好，反之亦然；社会上如此，监狱亦如是。可是监狱中还有少量的社会上不易见到的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人。这个被发往青海的就属于特别坏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整个一个混蛋加坏蛋。
他是北京近郊西北旺一带的农村痞子，平时就是“揣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的主儿，无恶不作。不过他没文化，二十来岁连自己的大名都不会写，但动不动就说“我是贫下中农”。他跟定一个比他有点文化的“大哥”，外加几个兄弟，到处起哄捣乱，十里八村，无人不知，都怕他们，连公社干部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确实都是贫下中农子弟。一次他们几个出去玩，路遇一个女知青回村，这几个坏蛋把她轮奸了。知青把他们告了，这次正赶在点上，毛主席刚刚批转了一位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信。要求各地领导要关怀知青，并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加整肃。于是韩某这一伙很快就被抓了起来了，很快就判了。首犯毙了，韩某判无期，其他几个也都判了有期徒刑。这几个原本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但因为那会儿保护知青是中心工作，这几个流氓都给定成“反革命轮奸犯”，有这样罪名，其量刑才会如此之重，也由此他才被分到三中队。
我刚到三中队时，有一次韩某接见回来。他跟监室里的人说，他向老妈问起那位“大哥”。他妈妈回答说：“孩子，你别惦记他了，他早就走了。”当时我很奇怪，觉得这个五大三粗、满脸壮疙瘩的小伙子还挺有人情味，顾念友谊。后来我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后，让我恶心了好几天。在号内他也是惯常说脏话和欺负老实人的。有一次是休息日，监号里包饺子，韩总觉得馅淡，不与别人商量，乱加盐。与我相邻的那位北京高干子弟，劝他不听，还出手打人，引起号内的公愤，他才不得已停手。这次一听去青海有他，韩某的脸马上青了。号内其他人、特别是执行员董清旻松了一口气。后来跟我说：“祸害终于走了。”
这次调往青海，使得三中队少了十几个让队长也感到头疼的罪犯，从此吵架的明显减少。另外就是把一些老的、有重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送到延庆老弱病残队。一些到期和接近到期的犯人此时都转移到出监队，一下子三中队有了三四十个空位子，真是可以接纳一批新犯人了。

3，千奇百怪新来犯

这些新来的犯人都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速判的，就让我们这些外行人一看也都是瑕疵累累。有个案子刚刚判了18年，关了不到俩月就给叫走放了，这真是视法律如儿戏时期。
① 幸者之幸与不幸
这个人是老工人，他一到三中队就惶惶然，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因为是电工，到了一监的清河塑料厂，他干的也还是电工这一套活，还顺手，但其神态与行为明显地让人感到他心魂不定。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吓得直哆嗦，手也颤抖，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县里的领导也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我问他有无历史问题。他说：“我都五十多岁了，共产党没来的时候，我也得干活吃饭啊。”听这话头就可知道，这位老工人解放前的事由可能有点问题。我对他说：“尽管这档子事与你无关，但谁让你赶上了，而且历史上又有点瑕疵呢？”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的、谁也不能反对的，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一时代的逻辑。老赵说：“我被抓起来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18年，弄成这样长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就想为自己写个详详细细的辩护词，为自己详细辩一辩，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他跟我商量。
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下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往高层写申诉。他想了想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
不久，就有人找他了，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有希望”。找了几次，有一天叫他归置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其他人就不一定有他这样幸运，用相面的话说，“就是有贵人相帮”。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热心人还是不多见的。另外有两个判八年的老人也是因主席逝世而犯事。两人都是农民，一个是近郊的，一个是远郊的。近郊那位是因为在主席逝世时，人人都要带黑箍，他没钱买，生产队并没有责备他。然而他的养女把他告了。养女对党支书说：“我向我爸爸要钱买黑箍。我爸特别凶的说：‘花那冤钱干什么？我没钱，不买。’”在农村，带不带黑箍不像城里要求这样高，你不带也没人管。但这类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只要老百姓有告的，则一定要“究”。因为这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你要是不究，这种罪行就会摊到这个当官的身上。那时经历了文革，只要事关毛主席是无人不怕的。于是村干部把他送到县公安局，这个老人又当过国民党兵，当然会“对新社会充满仇恨”，于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判了8年。
远郊那个老人也是有点历史问题的。在9月18日追悼会那天，大队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1976年中日已经建交，因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些黑白电视机，北京每个大队部都有了一台。这天也是大队总支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社员们正在看电视转播，这个老人觉得没意思就在自己的口袋乱摸。本来参加追悼会是很安静的，社员从来没经过这样场面，十分紧张，屋子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外，连喘气的声儿都没有。电视上一宣布默哀时，电视也没声音了，一片死寂。这时老头翻兜的声音显得很响，总支书记盯着他，他浑然不觉。突然从兜里翻出一个生花生来（当时已经是收获花生的季节），便惬意地放在嘴里吃了。此时总支书记大吼一声：某某某，你在破坏追悼会！说着便把他的嘴巴掐住，使其张开，向大家展示老头口中食物。并说革命群众悲痛万分，你还高兴地吃东西！这一举动几乎把这老头吓瘫、大家吓懵。大队把他送到公安局，按照“阶级敌人仇视毛主席”对待，也判8年。
这两个老头只在三中队呆了三五天，很快也走了。不过因为他们是轻刑犯（十年以下），送到农场去劳改了，他们到一监只是个过渡。我想他们在1978年末开始的平反浪潮中一定会平反的。
② 可入“拍案惊奇”的个案
因为毛主席逝世而进监狱的，大多是农村的，可能与平均文化水平低、不了解当时形势的严峻和不知顾忌有关。此时到三中队的农民犯人约有十来个，有两个给我留的印象最深，他们与我在一个小队，我对他们了解比较多，他们的案子都有点奇，可入当代的“拍案惊奇”。
甲，爱唱歌的老陈
这两个案子的主角都是密云人，还都是“四类”。按说这个陈姓犯人才三十多岁，解放初也就三四岁，本来只是个富农子弟，只是父亲早死，开四类分子会常叫他去，他就去，一来二去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四类分子。他还有个生理缺欠，是位天阉（天生男性生殖器发育不全）。三十多一点的壮年汉子，正面一看仿佛是六十多岁老太太，一脸的褶皱。说话声音介于男女之间，音色不错，不让人讨厌，唱歌挺好听。本来农村四类分子的子弟就难找对象，除非是换亲（即双方子女互换），何况他又升格为四类、何况他又有生理上的毛病。于是颇有自知之明的陈很早就决定单身独立生活了，离开家庭，带走了家中唯一的产业——富农分子的“帽子”。生产队领导颇有点人情味，让他住到饲养室，喂队里的大牲口。
老陈有个特长是唱歌、而且在我这个音乐盲听来还不错。他的声音细高而圆润，他唱歌时音准还不错，很少跑调，能完整唱完的歌不下数十首。有次听他唱四川民歌《太阳出来》，使我想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此人自小在中国上学，北京四中毕业，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文革当中，中国学生都停课了，单独给他上课。1967年，他毕业了，中国还给他单独开了毕业音乐会。那时正是文革当中，文艺演出很少了，但还特别为纳拉迪波的这场音乐会做了电视转播。音乐会上，纳拉迪波除了唱世界名曲和他爸爸创作的与中国亲善的歌曲外，还有许多中国民歌，其中就有“太阳出来”。纳拉迪波唱这支歌似乎用的女声，唱得特别阳光、潇洒和华丽，那两句“手里拿把啰唉/开山斧啰/朗啰／不怕虎豹朗朗扯/光扯/和豺狼吆……”，爽朗、自信，给我的印象极深。后来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合作赶走了政变上台的朗诺，取得胜利，建立了“民主柬埔寨”。纳拉迪波也跟着老爸回国了，不久就被波尔布特杀害了，消灭了一个极有气质的歌唱家，没想到在监狱里听到与他相类似的声音。
老陈在饲养室一个人生活，很少与人往来，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往来。幸亏他有唱歌的爱好得以消解寂寞、排遣忧愁。喂牲口这活在农村一般是六七十岁老头干的，因为活虽不重，但要起夜，“马无野草不肥”，饲养人员在夜里还得喂一次，让陈干这个活是有点照顾性质的。唱歌给他带来许多欢乐，但在非常时期也给他带来麻烦。
给全中国带来震动的9月9日，老陈却浑然不知。他整天在饲养室，外头的事，如果队里不出车、没有使唤牲口的，就不会有人到这里来，此时的老陈就是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9月9日他照往常一样，夜里起来筛草、拌料喂牲口，一边干活一边唱。第二天他就被大队的治保委员找走了，路上还骂他这个富农分子高兴毛主席去世，夜里唱歌发泄给队里找麻烦。他听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正在纳闷，就被押上了县公安局的汽车，被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预审员问他：“9月9日你唱歌了没有？”他觉得自己在9月9日那天肯定唱歌了，因为他天天唱，不唱才是例外，而这个月似乎没有例外。他只得说：“唱了。”预审员又问：“毛主席去世，国家公布不许娱乐，你为什么唱歌？”此时他才弄明白原来毛主席没了。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不知道啊！”预审员：“全国人民都知道，单你不知道？”此时的老陈只好沉默。
公安再追问他唱的是什么？他说：“我会唱上百首的歌，我也不记得唱过什么了。”于是，公安局给他罗列出三首歌：一是“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李勇奇的唱段）；“真是乐死人”（这是1960年代流行的一首红歌，描写新参军的士兵在迎新的晚会上欢乐的情景，其中有“想起了一件事儿，真是乐死人”）；“不唱山歌心不爽”（这是于会泳的成名作）。老陈一听觉得公安局挺神，知道他会唱这些歌，他承认了。于是审案的脸一沉，一拍桌子：“你老实交代为什么在毛主席去世时唱这些歌？”老陈说：“这些歌我的确会唱，不能欺骗政府说不会。但9月9号那天晚上唱没唱我可不记得了。”预审员说：“你们队的革命群众有揭发。”接着拿出一份材料，说老陈在9月9日夜里一边筛草一边扯着嗓门，很高兴地唱“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接着唱“真是乐死人”，又接着唱“不唱山歌心不爽”。声音很大，连隔着墙的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老陈一听这个材料，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懵了。
原来大牲口棚的隔壁是养鸡场，有两三个小姑娘在养鸡场负责养鸡。虽然她们只是白天干活，但也住在鸡场。老陈这边夜里喂牲口唱歌往往吵得她们睡不好觉。这下子，让她们抓住一个好机会，要管管这边的老四类，于是就把他举报了。老陈呆了，只得说我唱的不只这三首，那天晚上我唱的歌多了，还有苦歌“生产队里开大会”呢（这是一首忆苦思甜歌曲，那时很流行）！然而公安局不管这些，只要你承认了那三首就可以了。但当预审员让他交代唱歌动机时，他说不出。
“什么叫动机？”
“就是你为什么唱歌？你干活还不累？再唱歌你累不累呀？”
“我不累。就是有点累一唱歌就解乏了；有时有点憋得慌，一唱歌也就是舒服了。”
“哦……”预审员觉得听懂了，“原来你觉得憋得慌，有对现实不满的反动情绪，一唱歌就把这些发泄出去了。要不人家揭发你，说你三更半夜的乱吼乱叫呢！”
这样有“作案事实”（有揭发，本人也承认），也有“作案动机”（自供对现实不满，憋得慌，所以才唱）。像他这样完整案例在当时还不多。很快陈就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大约养鸡场的小姑娘松了一口气罢，老陈几乎要在监狱付出他的后半生。
虽然从批斗大会到公判，每次都把老陈吓得灵魂出窍，但到了一监，老陈却有了找到安乐窝的感觉。第一他不必自己做饭了。自从独立生活以来都要自己吃饭自己做，每天还要出工挣分（那时农村四类分子的工分一般比正常社员少两成），其艰辛可以想见。监狱的伙食是当时北方农村的一般家庭没法比的。每周两顿米饭、两顿白面（往往是一顿馒头，一顿饺子）、两顿肉，窝头随便吃。北方农村大多家庭一年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一次是中秋，一次是过年。许多地方是“瓜菜（或“糠菜”）半年粮”，窝头贴饼子只是在活儿忙、活儿累的时候吃，哪能天天随便吃呢。二是在监狱里活轻了，一天就干八小时的活，而且不必天天起夜了。在塑料厂老陈负责从塑料颗粒机（把塑料粉与树脂拌和，压制成颗粒）台上往各个压制塑料鞋的机台上送料，一个小口袋装个六七斤的料，他往肩上一背，哼着小调，碎步颠颠地送到各机台。一个月下来老陈的脸肥了一圈，苍白的皮肤上也有点血色了。他常常与人聊起自己的满足与快乐。“二十年我还觉得少点呢！这样待一辈子我也高兴。”这就是第三：这里大家都一样，没人歧视他，他也能跟大家说说话、聊聊天了。
当然老陈的“监狱幸福生活”不会维持多久，1970年代末准能平反。
乙，唱大鼓的王承祥
我所在监号也来了一个因此被判刑的犯人，他叫王承祥，也是密云的农民。这个人五十多岁了，长得雷公嘴儿，从眼眉以下两个颧骨以内这一圈特别像京剧孙悟空的脸谱。他说话着三不着两，又很埋汰，即使说正常的话，干正当的事儿他也显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仿佛干非法勾当似的。大家感到很可笑，因而送他绰号“落菜帮子”（北方俗语，不成材之意）。他是唱评戏的出身，曾是县剧团演员，后因为“调戏妇女、耍流氓”被开除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他身体弱、劳动能力很差，又是四类分子，每年挣的工分不够吃饭，大队又不能救济四类分子，所以特别允许他在入冬之后，可以到密云北部山区和河北兴隆县山区做些演出，以偿还所欠队里粮食钱和菜钱。
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演出？你们唱出戏，就是清唱也得有几个演员、再加上文武场罢。”他说：“我会唱大鼓，拉上一个瞎子给我弹弦子伴奏就可以了。我自己也能弹三弦儿，实在没人，也可以自弹自唱，主要是唱乐亭大鼓和靠山调。”我听过他唱，嗓子嘶哑，靠山味多，乐亭味少，真没什么听头。而且他会的一些段子（大多是当时不许演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唐”一类）大多没头没尾，而且凌乱，常把“说唐”的故事弄到“杨家将”去了。“你这种玩艺儿也能赚钱？”“你别看不起我，一冬天，我在兴隆走乡串村，一天最少五六块，还管饭。这百十天把一年的嚼谷（指生活费）都挣下来了。在兴隆，我还是香饽饽，十里八乡的都来请，有的地方唱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让走。有时夜里我唱点‘老活’（指古代故事或带有色情的古代段子），那么十冬腊月的还有爬窗根听的，你能想得到？我这几十天挣的钱比挣工资的公社干部一年的工资都多。队里那点工分，我不在乎。”“你还挺嚣张的，这样不得罪人？”“我挣得钱多，干部都眼红，老在队里要我的‘好看’，平日管得严，冬天出去演出开路条（介绍信）时也很麻烦，回来时也得有所表示，要不下次不叫你出去了。没路条只能像走亲戚一样，去最熟的地方，这就不好开口多要钱了。你以为我们吃开口饭的那么容易呐，上下左右都得打点。哪处打点不到就会倒霉。”“这回进监狱也是你打点不到吗？”落菜帮子神情黯然：“说良心话，这次怨我。不是干部陷害我。我被抓的时候，有个老公安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一年到处游窜，吃香的、喝辣的，比我们舒服多了，撑得你胡说八道！’他骂得对。”
这次确实不是人家找他的麻烦，而是他自找麻烦。他这次“犯罪”与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农村还有一些自诩多知多懂、说话罔顾忌讳、而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往往受过传统教育，有的甚至是数百年来的秘密宗教的传承人。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就是我后来所关注的游民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是游民文化在农村的代表。我前后在农村呆过近十年，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知识来源是社会底层流行的评书戏曲唱本、还有秘密教门的口耳相传“真言咒语”之类。这些人文革前很受“落后群众的追捧”，是农村的“思想家”兼宗教代表，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们请教，生老病死，何去何从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是指导。解放后，这种愚昧落后、迷信荒诞的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
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个粮店，“落菜帮子”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粮店掌大权的书记，其在村里的地位是与大队支书平起平坐的。这个粮店的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本村的多知多懂的“百事通”。他与王承祥的岁数相近，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演义》，村里的也把他看成晓奇门、知遁甲，上看天文，下熟地理的人物。其它地方的这类人物，文革的铁扫帚一来，就被当作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扫荡殆尽。即使还活着的，也都不敢乱说乱动了（这类人在“非典时期”又有些泛滥的趋势）。可是这位粮店书记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因为他是掌握一大队人马粮草的有权人，但他又不是公社或大队的当权派，一个粮店最多三四个人，一般都是亲信，也不会把他打成当权派。这样在村子里他还是与正统舆论不同、另一类舆论的制造者，他也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老人。
王承祥肚子里有点旧唱本，自诩会成本大套的评书，粮店书记爱说古，于是一个党的书记，一个是“坏分子”，本来是不搭嘎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书记成为这个四类分子的精神依赖。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悲痛，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朝政的普遍的关注。有一次这个书记与王承祥闲聊就说，你看吧，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红羊劫嘛”（按古人所说的“红羊劫”是发生在丙午、丁未之间，1976年是丙辰年，与“红羊劫”不相干）！周总理走了，接着就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王承祥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啊……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王说：“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可是9月9号这天，我们一帮四类分子正在一起由民兵监督劳动。突然听大喇叭广播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想起书记的话，心说‘真灵啊’。旁边跟我一边干活的是个富农分子，我就把书记这番话悄悄地跟他说了。富农正呆呆地发愣时，带队的女民兵突然大吼说，你们两个四类鬼鬼祟祟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富农吓软了，马上交代了。一帮民兵马上把我俩捆了起来，看押在队部，一会儿，县公安局就来人了。”后来粮店书记也抓了起来，文革的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文革就要结束了，他翻船了。这位书记判20年，落菜帮子15年，富农一句话没说，判4年。富农送劳改农场了。粮店书记也在三中队，不过是二小队。到监狱，他沉默寡言，没机会听他评论一下此事。
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作江湖艺人了。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上海的袁雪芬等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这些人不仅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去干其他营生了。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落后的山区（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也表现了文革中有盲艺人到村里演唱）略有复活。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没活干的时候，队长还是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就找我。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我们作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妇女主任（角色）正在我前面，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两手就插在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她入戏了，以为她真的是抓阶级斗争的妇女主任，我真的就是二流子呢！演完戏，我还真成了比‘臭流氓’还臭的坏分子，戴上帽子回乡监督劳动了。把我轰走了，他们也没好几天，文革一来，剧团解散都回家种地了。前两年他们看我唱大鼓，混得还不错，还想跟我一起干，或再组个小班儿流动演出。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对‘妇女主任’算怕到底了。别再找我了，再跟她一起演出，还不把我送监狱？”我打趣他：“没跟妇女主任不也进监狱了？”他乐了：“这回是跟党的书记跟错了。”后来我给他写的乐亭大鼓词儿中，批江青、说到武则天。“武则天”落菜帮子知道。他说：“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女人当皇帝不就是想多娶几个小白脸吗？像男皇帝一样有三宫六院。”这是底层社会、特别是游民对于当皇帝的理解。历史上造反起事想当皇帝的，不管皇帝当得成还是当不成，“三宫六院”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还问我：“你说，怎么杨六郎那么英雄，到头来当了武则天的小白脸呢？”他这个问题差点把我笑喷了。我说：“一个唐朝人，一个宋朝人，怎么能配到一起？武则天比杨延昭大三百多岁呢！”“我们唱大鼓中武则天，她老叫‘我的六郎’。这不是杨六郎？”“那是武则天宠臣张昌宗，也行六，人们称他‘六郎’。这是与杨延昭混不得的，两人差着世代呢。”
王承祥在一监虽然没有像同乡老陈那样知足，但感到还可以。“到这里什么都用不着操心了”。
“胡吃闷睡一天又一天……”他用乐亭大鼓的旋律对我唱出他在监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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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杂记】

手举红旗把锅接

唐金鹤

“手举红旗把锅接”——是我在某市钢铁公司工作时一个女同事的外号，只要一提起这个外号，我的同事们就都忍不住要笑，但是，谁都不敢当着她的面提“手举红旗把锅接”。
我的这个同事，与《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同名，叫宝琴。她是东北人。大专毕业生，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忘了。她长得高大，健壮。东北人普遍要比关内的人长得高大威猛一些，但是，说来奇怪，在我的师傅里，普遍不接受长得高高壮壮的女人，他们觉得那就太不像一个女人了。我的师傅们找老婆，讨媳妇，更喜欢要有女人味的、小巧的。这样一来，我们的宝琴姐找对象就困难了。但她又决不会因行就市，随便找一个将就将就算了。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择偶条件仍然不愿降低，仍然高得像她的个头一样。
她为人做事特别认真，认真到过了头。她戴着一副深深的近视眼镜，就凭这副眼镜，可以猜得出她没少看书。平时她很少说废话，要是她什么话都不说，只从她的高度近视眼镜下边，斜扫了某个人一眼，那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是我们的宝琴姐不乐意了。因此，办公室里的人谁也就不敢和她开玩笑。
七十年代前期，我们那个城市的供应是相当紧张的。可以说是吃的、穿的、用的，那是要什么没什么。因此大家都爱出差，最好是去北京出差，那吃的用的，所有的人都要足足买一通，真恨不得把整个北京的商店给搬回来。东北人讲义气，够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轮到谁出差了，谁就会给同事买一点吃的、用的东西背回去，不能只管自己，这是东北的人之常情。
有一天，我们一个同事去北京出差了，宝琴姐托他在北京买一个铝锅。但是，这个同事是北京人，他要在北京多呆两天，于是就请几个一同出差的设计院的人把铝锅先带回去。这几个设计院的人自己买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一商量，决定请宝琴姐在火车到站时，进到车站站台上来取走她的铝锅。设计院的人又一想：“我们不认识宝琴姐，怎么办啊？给她发封电报吧！”
当年，发电报一个字是三分五厘钱，少一个字，就能省下三分五厘钱，最后，这几个设计院的知识分子，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拟好了电文：
“×月×日手举红旗把锅接”。
电文简洁明了，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大家都很满意。
这样的电文由北京发到了我们那个城市。邮电局管收发电报的人见了这份电报以后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后来这封电报怎么又让公安人员知道了，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再说我们的宝琴姐，这份电报还是送到了她的手中。前面说过，她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她连夜做好了一面纸红旗，按照电报上指定的时间到了火车站，买了一张站台票，进站了。
北京来的火车，一天就那么一班。火车进站了。宝琴姐按照电报上的要求，把准备好的红旗拿了出来，为的是“手举红旗把锅接”，于是她把那面纸红旗高高地举了起来……
说时迟那时快，早已埋伏在车站多时的公安人员迅速地冲上前去，逮捕了我们的宝琴姐。
当然了，我们的宝琴姐那天没有接到她的铝锅。
多亏我们单位的领导好，我们的领导为她作了担保，保证这个“手举红旗把锅接”绝对不是什么特务间谍、阶级敌人的接头暗号，才使宝琴姐在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地方只待了两三天就给放出来了。
后来我们的领导在一次开大会时严肃地跟大家宣布：“以后，谁也不许再打这种公安人员看不懂的电报，要是收到了这样的电报，有人叫你打着红旗去干什么事，你也别去！”
还是我们宝琴姐的错。怪不得当时有一位干部说：“抓她是对的，因为事出有因；放她也是对的，因为查无实据。她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在这件事情上，当年没有人认为公安人员不对，而且都认为就是得全民提高革命警惕，见到了如此可疑之电文，就是要检举揭发，不能给阶级敌人留下任何一点可趁之机。我们那个城市的公安人员和电信人员，一个个忠于职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刻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他们真的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应该受到嘉奖的！
宝琴姐回来以后，有一个爱多嘴的人问她尝没尝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宝琴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从她的那副深深的近视眼镜下边，斜扫了那个多嘴的人一眼。这一眼，太有威慑力了，就是再爱多嘴的人也吓得不敢再多嘴了。
不过大家都说那些公安真笨，要是再多等等，也就两分钟，等到他们两个人正在交接铝锅的时候，来一个当场抓获，多精彩！到时候岂不是连派来接头的那个人也抓到手，一网打尽了吗？
今天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故事。想一想当年，那又是一些多么荒唐，多么不可理喻的岁月啊！

此文原稿于2008年9月29日发表在清华校友网，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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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海司令与长沙的“青年近卫军”

陈益南

（一）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奉命进入湖南省“支左”的解放军47军副军长郑波，在军部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总理办的人问：你们那儿有个叫“青年近卫军”的造反派组织吧？
郑副军长连忙说：有一个，有一个。
总理办的人：总理指示，请你将这个“青年近卫军”组织的负责人，通知到北京来参加解决湖南省文革问题的会议，并请你同他一起来京。
郑副军长：但我们获知，“青年近卫军”已有负责人去了北京啊！而且他巳经在北京参加停止武斗的两派谈判会议。
总理办的人：这个情况我们巳知道。但总理指示，一定要将“青年近卫军”那个叫海司令的负责人通知来京，据说，这个海司令才是“青年近卫军”的一把手。哦，这海司令该不是真姓“海”吧？他的大名叫什么来着？
郑副军长：他不姓“海”，是姓谭，叫谭海清。他确是“青年近卫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现在造反派们都叫他海司令，而不称他为谭司令，也是奇怪！
总理办工作人员最后嘱咐：这海司令是总理要请的客人，你们可得注意保护他来京时的安全哟！听说湖南两派的武斗搞得已很厉害啦！

湖南省文革中的“青年近卫军”，是一个成员不多，却声名赫赫、影响很大的造反组织，其正式的全称很长，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一般简称为“青年近卫军”，口头简称则是“青近”。
与其他群众组织相比，“青年近卫军”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全部由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以长沙市各工厂企业的青工为主，也有不少中学生参加；其次，它的成员中，是工人的则全部脱离本单位生产岗位，是学生的也不回自己的学校，而都全天候活动于“青年近卫军”组织里；第三，1967年湖南文革武斗高潮期间，“青年近卫军”的所有成员，全都握有了最新的枪械武器。
一个来自工厂的“青年近卫军”成员，只要由“青年近卫军”总部向其工厂发出一纸“调令”，这个参加“青年近卫军”的青年工人，便可得以脱离原生产岗位，而仍一分不少地在自己所在工厂享受原有的工资待遇。当时，对“青年近卫军”的那纸“调令”，没有哪一家工厂或公司的掌权者会不买账或进行抵制，因为，没有人愿意或敢于得罪“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组织名称，显然是来自于苏联，更具体是来自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一本著名小说《青年近卫军》。不过，湖南省长沙市的“青年近卫军”创建者，在移植这个曾令中国青年激动钦敬的组织名称时，很注意了其应有的中国特色与文革特色。因此，它的全称便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这一来，历史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青年地下反抗组织的英雄豪气，与现实中的中国红卫兵大无畏造反精神，便巧妙结合到了一起。
“青年近卫军”成立于1966年11月间，不到二个月，其成员很快发展到近万人。但在1967年2月，省军区借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镇压湖南最大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之际，同时也将与“湘江风雷”同一观点的“青年近卫军”给取缔了，并抓捕了“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几名头头。直到1967年初夏湖南各造反派组织筹划为“湘江风雷”平反时，“青年近卫军”才得以重建。
不过，重建后的“青年近卫军”势单力薄，到1967年6月，还只有数百名成员。所以，它起初在造反组织林立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影响甚微。相比那些动则数万、甚至有数十万成员的大型造反组织（如“湘江风雷”、“长沙工联”），它连小老弟都算不上。因此，当时主要是那些有着数万人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与有着数十万名成员的工人造反组织在左右着长沙市文革大势，而根本轮不上这只有丁点人马的小组织“青年近卫军”来说话。
然而，以文化名义进行的文革运动，到1967年夏天，在全国各地实际已演变为“武化革命”了。真刀真枪的武斗，已成为了当时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也迅速落实到群众组织的武装上。因而，组织成员人数的多寡，其重要性便显著退让给武装实力的强大与否了。
所以，当文革从“文斗”形式发展到了“武斗”阶段时，当光凭口号标语大字报宣传车解决不了派别的争端，而要借助梭标大刀，甚至要动用机枪大炮坦克，并且真的会要用鲜血与生命去保卫去解决什么之际，“青年近卫军”便一下子变成了长沙市造反派阵营的宠儿。
因为，“青年近卫军”的组织中，全是青年人，又因为组织中所有的人，都已被全副武装、并且脱产集中，整体上实际变为了一个全天候的专业武斗机构。所以，在1967年的夏天，其性质便不再似一般的群众组织，却俨如一支军队了。
正是这个特点，便使“青年近卫军”在已武斗频发的长沙、乃至全湖南省，一下子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各群众组织张贴的“向钢铁战士青年近卫军学习”“向抗暴英雄青年近卫军致敬”的大幅标语，便经常出现在长沙市区的街头；而长沙市主要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议上，“青年近卫军”也越来越受到其他造反组织头头们的赞扬与推崇。顿时，“青年近卫军”成了湖南造反派的一个先锋，迅速进入到有影响的主要造反组织行列。
从那时起，在长沙市，只要哪儿出现了与保守派方面的武斗，便会立马有人通知“青年近卫军”派人参战；只要哪儿发生了流血，其中就总有些鲜血是属于“青年近卫军”的年轻人。1967年7月的长沙市，“青年近卫军”简直就成了造反派们的一支武装“110”。
在“青年近卫军”总部，更堂而皇之并货真价实地设有一个“警卫排”，之中有二十多个年轻人，并且是真正的全副武装：五四式手枪、五六式步枪、冲锋枪、轻机枪，一应俱全。甚至，“警卫排”的小伙子们，还清一色身着草绿的解放军军服，只是没有红五星帽徽与红领章，而是佩戴红色的“青年近卫军”胸章。（右图：青年近卫军警卫排成员合影）
这枪是从哪儿来的？
抢的。
在省内二个军事院校——解放军长沙政治干校与总字341部队（工程兵学院）的军用仓库里抢来的。
说是抢，也不确切，实际是这二所军事院校中支持造反派的军官们，里应外合、暗中相送的。只不过表面上由“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们，假假地演出了一幕准确砸开军用仓库大门、大肆劫走库房内枪支弹药的把戏而已。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在长沙市，抢夺武器已成风，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上阵搞枪了。
其实，哪儿能有枪搞？谁又能有本事从解放军军营或军火库中抢得到枪？
因此，所谓“抢”，不过都是由军队中两派观点的军官们分别帮忙抢的。他们告知自己倾向的这一派的头头，枪在什么地方，他们会在那儿等候，然后，里应外合演出一场“抢枪”把戏。上面追问，军官们便都说是“被抢”，两派头头则说是自行抢的。
唯一的区别则是：省军区系统部队的枪，多是保守派来“抢”，而在长沙的军事院校及野战军驻长部队仓库内的武器，则基本是造反派去“抢”——这就取决于该部队官兵对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态度了。
与此同时，“青年近卫军”组织成员，也迅速扩张，短期内很快发展到二千来人，下属分部（连队）有十多个，分驻于长沙市若干学校、机关内。其实还有更多的中学生与青年工人都想来加入，包括一些自行成立的各色旗号小型青年团体，他们都是“青年近卫军”的热忱粉丝，盼望自己也能成为这个“英雄”团体的一员。
但是，“青年近卫军”的一号头头——海司令，却极力控制部属的发展冲动，严令不让组织发展过大过快。他常同周围的人说，自己领导的队伍，已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了，而是一群手握武器的楞头青；他唯恐组织太庞大，从而失控、惹祸，唯恐如同在“二四批示”中被中央文革点名镇压的“湘江风雷”那样，招来中央的点名指责。
因此，“青年近卫军”总部的组织部长刘某——人们都称其为“刘迷糊”，是一个国营机制砖瓦工厂的青工，其真名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便不得不常常婉拒前来接洽收编、要求参加“青年近卫军”的其他组织的人员，也不忘向各分部传达海司令的指示：下属组织不得随便发展成员。由此一来，便使重建后影响已如日中天的“青年近卫军”，克制膨胀而没有恢复到“二四批示”前的组织规模。
文革初的大字报，使北京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的名声大噪，全国闻知。而文革中的武斗，则让“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在湖南省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长沙市造反派组织的首脑联席会议上，海司令不仅已有资格参与，而且地位也进入了前五名，其说话更是有了扛鼎之力。

（二）

海司令由解放军47军护送去北京之前，1967年7月中旬，中央文革就已通知湖南省的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去北京，商定湖南省解决包括各派停止武斗、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等事宜。“青年近卫军”自然也是被通知去的组织之一。
为此，海司令曾在“青年近卫军”总部召开了一个“常委”会议，商定派谁去北京一事。
本来，按中央文革的意思，自然应是各组织的一把手去开会，那样会才能开得有成效。长沙市的几大造反派组织，也都是去的一号或二号头头。可是，不知为什么，海司令却不想去。
也许，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而只会“三担牛粪六个筐”实打实地干革命闹造反，若是上北京去打“联动”（反对中央文革的红卫兵组织）分子，保卫中南海，保卫中央文革什么的，他绝对不会含糊。但，要到中央首长面前说说什么，这海司令是不是有些害怕露粗出丑，才不愿去？
显然不是这样。
因为，人们都相信，谁只要能去北京见上中央首长，就是自己出点丑，又算什么？
然而，海司令却说，他已是见过很多大人物的了。
年初，他就到过北京，参加过一些群众组织大会，在那些会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他都见到了。有次，他离周总理只有几十米距离，周总理的音容，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但，这次是去参加解决湖南省文革问题的重要会议呀！能与会，那份量不就更显出了吗？
海司令却这样说：我不去，我们就能为自己留下退路。
什么退路？谁也搞不明白海司令是什么意思。
总之，他决定让另外一个比他会说的人赴京。
“青年近卫军”总部松散的“常委会”，由海司令等七人组成。年龄最大的也不过26岁，是个复员军人，在一家国营轴承厂做过保卫干事；最小的则只有20岁，也是个捏砌刀的建筑工人；海司令则正好居中，时年24岁。
总部在建制上虽有这么个“常委会”，但所谓“常委”成员，却并无固定，而时有变动，更几乎没有开过一次纯粹的七人常委会议。经常的情况是，一开常委会，往往是“常委”们没到齐，总部那些得闲或有兴趣听会的人，却都拥到会议室，非正式地参加，却又很正式地发言。那说的人没有不好意思，主持会的人，与参加会的“常委”们，也没有谁会认为不正常。
其间，只存在一个说话分量的差别，以及只能由海司令或哪位“常委”可以作决定的区别。
总部“警卫排”执勤的人，常处在会议室内外，说是负责警卫，实际工作倒往往是成了听会。
确实，总部这儿，没有哪个外人敢来，而能来的全又是熟人，有什么可警卫的？
听说海司令自己不打算赴京，而要另行派人去。总部的人立马议论开了：这么好的事，会落在谁的头上？
其他几名“常委”全部到会，这次一个也没拉下。
上北京，见中央首长，参加由中央召集的会议，这样的美差，谁不想去？不知海司令怎么想的，天上掉下这么一桩好事，明明本是稳稳落在他的头上，他却倒要闪开！
“常委”们此时全变得羞羞答答，说话弯弯绕绕，除了说最好还是海司令亲自去之外，再也不提别人的名字，但却不忘记表白自己愿意随时做任何赴汤蹈火之事。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包括总部警卫排的小伙子们，则大多还是提议，由海司令亲自赴京。
开了好一会儿，没开出结果，海司令有些急了：妈妈的×，到底哪个去？
全场哑然。
“常委”之一的熊玉林，一个机械厂的青工，轻轻地问了一句：我去，可不可以？海哥！
其他“常委”们的眼珠子一下子凝住了。
没等其他人开口说话，海司令就果断地将手一挥：要得！就让“玉林宝”去。
熊玉林的脸上顿时绽开了鲜花。
其他“常委”们则露出了追悔莫及的神情：早知海司令真的会不去，自己还绕圈子说废话干吗？一件这么难得的美事，竟轻轻易易地让熊玉林叨去了。
这熊玉林便以“青年近卫军熊副司令”的身份，风风光光去了北京，还大模大样地在那会议上发了几次言，并在一份长沙市四大工人造反组织呼吁停止武斗的声明稿上，代表“青年近卫军”签上了他的名字。
海司令的确真是不想去，因为，他得知熊玉林在北京大为风光的事后，不仅毫无妒意，反倒乐呵呵地说：这个“玉林宝”——在长沙市方言中，这“宝”字，有宝贝之解，也有可爱的傻瓜之意——还蛮会喷口水，在北京也能喷得一大滩！有点本事！冇丢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丑！
有人对他说：海哥，你去的话，会比熊玉林还讲得好些。
海司令摇摇手，一脸憨笑：不行，不行！捋皮它（出拳头），三个“玉林宝”都莫拢我的边！但这喷口水，那我还不是这号吃菜的虫。
然而，周总理却竟然亲自发下话，硬要海司令去北京！
知道这事的长沙市其他造反派头头们，一下子便对海司令羡慕得要死！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是如何知道这长沙市的海司令的？而他海司令又是如何博得敬爱的周总理的如此关爱与青睐的？
即便是“青年近卫军”总部的人，也是不明白。
不过，总部警卫排的人都高兴死了！大家的第一感觉便是：我们“青年近卫军”通天了！
这事，不仅海司令光荣，整个“青年近卫军”也全都感觉沾了大光。
海司令自然也是喜欢得不得了，在总部驻地的省水电设计院小食堂里，让在总部的人，丰丰盛盛地大吃大喝了一顿（当然，来吃的每个人，还是得自掏二角钱的餐费，人家单位食堂可以优待供应，但却不全免费），九角钱一斤的散装劣质白酒，则由省水电设计院总务科无偿赠送，使小伙子们云里雾里地喝了一大通。
奉郑波副军长之命，解放军47军军部一位联络军官，带着一批解放军战士，来到了“青年近卫军”总部，来接海司令，并且将与海司令一道去机场。
长沙去北京的火车，虽然都还在正常运行，但出了长沙市区，湖南有些地区的安全，就不是长沙市造反派可以控制得了的啦。前一段，奉命赴京参加谈判的二位造反派头头（“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长沙工人”的张楚梗），在乘火车途中，就曾被保守派方面的武装人员劫持，后由47军出面，才得以解救。
但，当时长沙市唯一的大托铺机场，离市区却有30公里，远在郊外。那儿虽说是造反派的天下，不过，却也经常有保守派武装力量出没，不时会发生一些武斗冲突。若真让保守派侦察到其恨之入骨的“青年近卫军”总司令会路过这儿，则难保不发生一场恶战。
47军联络军官却胸有成竹，他除了同意“青年近卫军”总部警卫排全体出动，武装护送之外，还让人带来了一套军装。
那时还没有着草绿军服，仍穿着灰蓝白黑各不相同服装的总部警卫排全体人员集合，准备出发时，只见联络军官与一个年轻军官有说有笑地向大家走来。
大家马上发现：哇！这身着崭新草绿军装、佩着红艳艳领章与头顶红五星帽徽的军官，竟然是海司令！而在海司令后面跟着的，则是四五个英俊威武的解放军警卫战士，不过，他们都是徒手。
那阵，由于各派群众组织抢枪成风，而中央又有命令，解放军对群众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更不允许动枪。于是，有些群众组织的人利用这一点，没能从军用仓库中抢到枪，便从解放军官兵的手中抢。因为，既不能打，又不许动枪，带枪的解放军官兵，只好任人抢了。所以，47军军部也只好下令，军人出入长沙市区，一律不带枪。
这海司令，平日老是穿一件皱巴巴、白不白灰不灰的衬衣，再一条蓝短裤，一双塑料凉鞋，若不是他那不怒自威的神态，从着装上是全然没有半点“司令”样子的，整个儿仍是一个拿砌刀码砖块的角色。但这会儿，在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的衬托下，那模样那神情那英姿，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真正的军装，使海司令显然也找到了新的感觉，他一改往日拖拖沓沓的习惯，而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并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一队徒手的解放军战士，加上穿着各异、但却荷枪实弹的“青年近卫军”总部警卫排二十多个青年人，分乘二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护送海司令去了机场。
这是发生在文革中1967年7月间的真实一幕。

（三）

赫赫大名的海司令，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例如，说他有次到北京，在中南海门口，凭一身好武艺，只身就击退了十几个冲击中南海反对中央文革的北京“联动”分子；还有故事说，有一次，湖南的保守组织“红色怒火”二百多人，袭击“青年近卫军”临时总部的所在地——长沙府后街的一个小学校，但海司令无所畏惧，操起二把砌刀，带领十几个弟兄，便将“红色怒火”那些人“杀得”人仰马翻，大败而逃。
后来我问海司令，他笑着说，保卫中南海的故事并不存在，但在北京确与据说是“联动”分子的人交过手。1967年年初某天，在北京的湖南造反派人员，获得“联动”分子将在某处刷标语、反对中央文革的消息，便集合前往阻击。那时尚未成为“海司令”的谭海清，自然也是一个参加者。
海司令回忆说：没有打什么，那些“联动”分子见势不妙，很快就跑了。
但他操起二把砌刀，带领十几个弟兄，以少胜多，在府后街的一个小学校内击退保守组织“红色怒火”人员的历史，则并无虚构。
见过海司令的人，都会这样描绘他：一个中等身高、鼓鼓墩墩、唇上留有淡淡胡须而挺和气的青年人，一个平凡的老大哥模样的人。
当时，他只有二十四岁，是长沙市房屋建筑工程公司的一个砌墙工，文化大革命前，凭他一手好手艺，曾获过“优秀建筑工人”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了造反派。不过，最开初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却并不是由他当司令。
在省军区按“二四批示”镇压湖南主要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时，“青年近卫军”也跟着土崩瓦解了，几乎不再存在。后来，那些个原来的司令、副司令们也就或逃之夭夭，或消声匿迹了。而只有他海司令，却坚持将这杆旗扛了下来，因而，理所当然，原任“青年近卫军”下属第一纵队负责人的他，就被推举为整个组织的“总司令”。
他的确是姓谭，大名谭海清。但弟兄们习惯称他为“海哥”，也就自然成了“海司令”。
谭海清（海司令）为人豪爽，颇讲江湖义气，当然，胆子也不小。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即两派武斗高潮时，享有盛名，所以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之所以打电话给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乘飞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显然，这用意就正如俗话说：“蛇无头，则不走”。既然“青年近卫军”是湖南武斗的重要参加者，那么制止那武斗，就要先制住这“青年近卫军”的头。因而，非让他海司令本人去北京开会，就不奇怪了。
1967年10月2日，又一次奉周恩来总理指名电令，海司令赴武汉参加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因当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阮氏萍，要去湖南韶山参观。为保证越南南方客人的安全，周总理便召集解放军47军军长、政委以及尚左右着湖南局势的几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前往武汉，商讨绝对保证外宾安全的措施。在一次会中，周总理曾对谭海清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的司令，你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不用三天，就会垮台。”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持激进观点的造反组织湖南“省无联”时，那位说话历来随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领导人说话中插进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青年近卫军”并不是“省无联”的成员单位，虽然它下面的分部多是“省无联”观点的赞同者，但是，海司令却没有同意参加“省无联”，他说他不想湖南造反派又发生分裂。
然而，江青的那句话，仍最终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本来，这个组织的名称，确是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近卫军”而搬来的，但这显然只是一种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与什么“苏联修正主义”是无关的。可是，江青的话语中，却明显地是厌恶任何来自苏联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还是恶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青年造反组织。
1968年1月24日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自行宣布解散。
当时，在“青年近卫军”总部发表的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其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四）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与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时，该组织却只有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并仅当了一名委员。
古训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
文革已进入到不需武斗形式的夺权阶段了，喜欢献热血的人，争来的已不再是“功劳”，而变为了罪责。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倒因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虐杀“俘虏”致死的一件命案，涉嫌有领导责任，在1968年4月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拘押，断断续续关了近10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曾一度获释，“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又重新入狱），至1980年，被法院判了7年刑，尔后即出狱。
当年海司令不想将“青年近卫军”组织发展太快、规模太大，他担心的就是怕失控，管不住那些遇事容易冲动的楞头青，做出越轨之举，连累整个组织。然而，最终他依然没能逃脱他所担心的结局，一个参与虐杀保守派“俘虏”的青工，或为减轻罪责，或为审讯人员的逼供诱导，终于将海司令拖下了水，那青工的供述说，事前他曾请示过海司令，而海司令也表示“任由你们处理”。
虽然是孤证，虽然海司令坚决否认有此一说，但最终，仍以此判了海司令的刑。
我问过一些当年在“青年近卫军”总部的朋友，大家都认为海司令绝对不会说那句话。
我作为当年“青年近卫军”总部警卫排的成员，根据我当时对海司令的观察与了解，以及后来多年的接触、交谈，我也认为海司令不会说那样的话，更不会做那样的决定。此事，蒙冤的可能性极大。然而，海司令的案件不是一般刑事问题，背后有着份量不轻的政治，因此，即便海司令没有这样一个罪责，他的结局都不会阳光灿烂。
关押了10年，却又只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
据了解，全国各地这样类似的情况不少。有的获释者拿着判决书向监狱当局询问多关押的时间（一年，或两年、三年……）怎么办的问题，会得到不耐烦的回答：“要走就走，不想走就又回（牢房）去！”获释者自然只得悻悻离去。
出狱后，“海司令”便以开饭店谋生。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有些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海司令”也不催要。他的老婆对此很不高兴，他则对老婆说：“人家不过欠一餐饭钱，有什么了不起，催什么！”大概欠他账的人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吃你一餐饭而已！殊不知，你欠一餐，他欠一顿，小小饭店哪能经得起！所以没多久，小饭店便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不幸患食道癌，于1997年去世，终年55岁。
2012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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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一个被政治漩涡吞噬的大学生

黄肇炎

我与王益富是重庆大学同学，文革中都是八一五战斗团的成员，但不在同一年级，我是机械系67级（机四，五年制）学生，他是机械系70级（机一）学生。要不是文革中在一起办小报，可能就不会有交往。
1966年11月，我参加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到了成都。纵队队长郑全体是采矿系67级（采四）学生，八一五采矿分团团长，校跳伞队队员。郑带领这支队伍，在成都的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干出过几桩震惊全川的大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到上海去抓回李井泉。
文革中一度出现了有限度的“出版自由”，群众组织为了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凡有条件的无不办有报纸（后与官方大报相区别而称为小报）。郑全体也很想办一张小报，初定为《815挺进报》，嵌入了纵队名称中的“八一五”、“挺进”二词，又与重庆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办的《挺进报》名相近，继承了先烈的革命传统。当时，我在纵队中充当首席写手，纵队对外发表的文章、文告、大字报，基本上都是我起草的。郑便多次与我商量此事，但后来没有办成功。只是在搞造反派大联合，筹办“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时，以挺进纵队为主，办了一张机关报《征腐恶》。但我们这张报纸恰逢1967年初的“二月镇反”，只出了一期创刊号就完结了。成都地区的“镇反”运动声势凌厉，造反派受到严重打击，许多头头被抓捕。郑全体也被关进成都大慈寺临时监狱，群龙无首的挺进纵队告别蓉城，回到学校。郑在28天后平反时才放出。
4月中下旬，郑全体受重大八一五总团的指派，到成都恢复了挺进纵队的活动。他仍然强烈地想把报纸办起来，总团批准同意了。
于是，我得到八一五总团的通知，去成都办报。
我以为报名还是郑全体设想的《815挺进报》，便先找校美术队的赖成垣（绰号“赖花儿”）画了一个精美的报头。后来正式通知说叫《815战报（成都版）》，是战斗团团报的地区版，不单是纵队这个分属机构的队报，牌子更大，地位更重要。这样一来报头就简单了，在《815战报》报头下加上“（成都版）”就行。
办报纸一个人肯定不行，我就开始物色编辑人员。有人介绍了王益富和刘星权，都是校体育大队的。王在田径队练长跑，刘是乒乓球队队员。
重大有重视文体活动的传统，建立有体育大队和文工团。队员集中居住在一起，不与班级的同学同住，但回原班级上课。来自各班级，又集中居住，便于把外界得到的和各班级的资讯汇总，再迅速地传向全校，实际上形成了信息的集散地。在当时学校内部消息闭塞，缺乏交流的情况下，这是一项极其优越的资源。这些人社会交往相对较多，与社会联系广泛，思想比较开放。见识多，主意多，能量大。文革初期，体育大队和文工团客观上成了重大文革运动的发动机、参谋部和骨干预备队。后来，乐器队队长吴庆举成了重大八一五的学生领袖之一，羽毛球队队长周家瑜成了重庆八一五派的总头目之一。八一五不少分团、机构的头头及活跃分子，大多来自体育队和文工团。
与王、刘二人初步交谈，真是一见如故。于是，我们5月5日乘火车到了成都，住四川医学院。川医九一五战斗团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下属的骨干队伍，给了挺进纵队很大的支持。
我们住在川医解剖楼，是一幢古色古香的三至四层的建筑物，青砖的墙，大红柱子，有翘角的大屋顶，掩映在绿树丛中。旁边就是有名的华西坝钟楼。挺进纵队有几间大房子，摆着地铺，除纵队人员外，不少重庆来的中学生，也在这里住。解剖楼一楼的走廊上，靠墙摆满了黑色的大棺材，摞起来两三层。里面放着许多解剖后的尸体，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着，已浸成黑黄色，一口棺材里有三四具。我们住在这里习以为常，从来没有感到过害怕。有胆大的敢把盖子打开，把尸体抬起来，吓唬女中学生。
编辑部设在解剖楼的一楼，有一间2.1×3.3 m2大小的办公室兼卧室。门口贴了一张我画的《815战报（成都版）》编辑部的标识。靠窗摆一排像会议桌一样的窄桌子，三把木椅，我们白天在里边写文章，编报纸。晚上在木地板上摆地铺，白天再把被褥收起来，放在门上方的搁板上。
我们很快就编发了《815战报（成都版）》的创刊号。这期有8开4版，有一篇发刊词，一篇社论，登了高尔基的《海燕之歌》，但标题改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还有我们三人写的几篇文章。接着又出了第二期。因中央刚做出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红十条”），所以这一期以拥护和宣传这个决定为主题。我写了一篇欢呼《红十条》的文章，标题为《一千个拥护，一万个照办！》，他们二位也写有文章。我们的报纸是自己写，自己编，还要自己校对，忙得不亦乐乎。印刷和发行，纵队另安排有人管。
我们三人相处甚得，同出同进，形影不离，在纵队里就得了个“三家村”的美名。在合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王益富是夹江县人，绰号“王二麻”，这是从俗话说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来的，实际上他仪表不错，个子高高的，人偏瘦，脸色白中透红。他平时比较注重外表形象，走路时经常会突然地挺一下胸，再斜扬一下脸。有一颗上门牙稍有点突出，所以也时时见用上唇往下抿。他喜欢把右手端在腰前摊开，抖着手说：“啷个的～（读Ni的二声）啥？啷个的～啥？”毛笔字蛮漂亮，文章也写得不错。
刘星权是动力系69级（动二）学生，成都簇桥人，听说只有他母亲健在。刘性情温和，中等个子，瘦瘦的，白白的。他爱穿那种黑色圆口布鞋，随时拿着一把纸折扇。在成都时买了一条人造纤维的蓝色长裤，穿起来飘飘荡荡的，真像川剧中的标致小生。
人们常说搞体育的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话用在他俩头上是极不恰当的。他们属于才子型的人物，文字功力不错，构思敏捷，用词华丽，笔下快。王益富是个极聪明的人，会唱几段川剧。小时候在家乡就很出风头，逢年过节，地方上的川戏台会总会让这个小把戏登台亮相，露上两手。刘星权写过不少诗，带有一些文人气息。还看过一些马、恩、列的原著，喜欢学他们的长句型，写文章动辄一句话二三十个字。说这样才显见理论的无可辩驳的力量，和逻辑的严密完整。
相比起来，我的文章则显得朴实硬直，强调说理，注重逻辑，是典型的工科学生写的文字。
6月中旬的一天，总团派来了三个人，说是来协办成都版。为首的是周孜仁，还有陈开阳和郎兆华。周孜仁是成都人，电机系66级（电五）学生，校文工团美术队队长，八一五战斗团鼎鼎大名的笔杆子。文革开始阶段“轰动山城第一炮”，引起“八一五事件”的那张大字报，即出自他的手笔。以后，他创办了《815战报》，并在报上发表过多篇精彩文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前只是听说过，但一直未见其人。也就是这次会面，开始了我们数十年的友谊。
陈和郎都是美术队的人，陈的绰号叫“瘪嘴”，郎的绰号叫“郎当”。
周孜仁放着《815战报》的主编不当，跑到我们这个小报来干什么？他说，总团要他另行创办一张低姿态的专门骂人的小报，他不愿干，于是“逃避”到成都来了。后来那张骂人报取名《横眉》，由杨宪腾当了主编。杨宪腾是泸州人，动力系67级（动四）学生。是我班方大东的高中同学，常来我班玩，所以我们也算认识。80年代中，杨到美国谋求发展，在某公司编写软件，很有些成就。
周孜仁来以后，使我们的报纸走上了正轨。我们以前不懂如何编排报纸，只是把若干文章编排在一起，分版印刷而已。他从字号字体、校对标记从头教起，详细讲解如何排版面、画版式，如何使版面美观等，使我们受益匪浅。
这时发生了红成“北上告状事件”。
5月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所谓《红十条》。组成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任副组长，张西挺任办公室主任。刘结挺、张西挺二人是夫妻，后来被人们简称为“刘、张两挺”或“刘、张”。梁兴初主要倾向于成都的红成派和重庆的八一五派；刘、张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成都的八二六派和重庆的砸派（后称反到底派）；张国华是“和稀泥”的中间派。这就形成了四川一段时间文革的政治格局。
6月24日，红成派出于对刘、张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砸了省革筹办公室，据说抄出大量整红成和八一五的黑材料。25日，群情激愤的人们又冲击成都军区要捉拿刘结挺，没有抓到。于是决定上北京告状。26日，红成派先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数十万人的誓师大会，并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为了增加悲壮的气氛，数千人的队伍步行出发北上。
重大八一五表示要与红成同生死、共患难，全力支持红成的革命行动，挺进纵队便派遣了20多人随同前往。《815战报（成都版）》的编辑分成两拨，我、刘星权、陈开阳参加北上告状。周孜仁、王益富、郎兆华留下来办报。
我们随同红成到了北京，就完成了以实际行动支援他们的历史使命，没有继续参加红成的活动。我们于7月29日回到成都。周孜仁和“郎当”已回重大，王益富还在。从留下的第3、4、5期报纸看，他们一个月里编了三期报纸，连载了周写的讽刺戏说文章《李井泉鬼魂东行记》，还附有他画的漫画。确实使报纸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增加了可读性。
后来陈开阳也回重庆去了，就还是我们“三家村”来继续办报。接着，我们又出了两期。这几个月里，可以说是我们友谊最珍贵的时期。三人之间无话不谈，互相都很尊重，他们对我这个老大哥更是客气。我们办事有商量，有点小摩擦也能谅解。
在生活上我们亲密无间。平时在川医搭伙，有时上街吃点东西。价廉物美的红油素面（0.12元加2两粮票）吃得最多，如吃清汤面（阳春面）只需0.08元。偶然花0.25元来一碟蒜泥凉白肉，或者0.35元的夫妻肺片，就算是改善了生活，炒菜是不敢想的。晚上加班太晚，也可能在川医附近找一家小店，来上一碗0.06元的醪糟鸡蛋。那时老百姓都只有微薄的收入，生活普遍拮据，学生更是清寒。
我们还同游了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人民公园等名胜。刘星权介绍了许多历史掌故，使我们更好地领略了各景点的文化内涵。我还和刘及其高中同学一道游览了峨眉山。
在工作中，写的文章互相点评，如果谁写了几句妙文，旁人就大声地朗诵表示赞赏。我记得发生过的争论只有一次，那是为了署名的问题。刘星权喜欢用“洞庭波涌战斗队”，取自毛诗“洞庭波涌连天雪”，比较有诗意。我主要用的是“雄关漫道战斗队”，取毛诗“雄关漫道真如铁”。王益富喜欢用“重大八一五88兵站”，还有一次用了“8894815部队”（谐音“爸爸就是八一五”）。我认为写文章主要应该讲道理服人，不值得在这些小地方来吃欺头（四川话占便宜的意思）。王则认为我太迂腐，说对敌斗争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只要能痛快地打击对手就是好样的。但我们这个争论是平和的，友善的。
进入1967年8月中下旬，成都的武斗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拳头和棍棒，还没有用枪的。听说重庆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枪炮，打死了不少人。四川医学院也开始不平静，天天晚上都哄传八二六要来洗劫。
在这种情况下，王益富先回了夹江，接着刘星权也回了簇桥的家。我坚持了几天，到8月23日，约了文革前考进川医的高中同学唐开华，避开武斗正猛烈的重庆，取道内江、大足、铜梁，回到了合川家中。《815战报（成都版）》就自动结束了。
10月底，我回到了武斗刚基本平息的重庆。到宿舍发现被子和棉衣不见了，只剩一条垫褥。问宿舍的同学，说在8月份响应总团的号召，借给来重大躲避武斗的八一五战友了。借出有人张罗，收回就没有人管。好在天气热，没有被子，凑合一下还可以。到天冷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要买新的又没有布票和钱，对于当时的学生来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大事。拖到冬天，我想尽办法七拼八凑买了一件棉衣，被子则没有办法。
正在这时，11月份，有人来通知我参加《815战报》编辑部，同时还有王益富和刘星权。我猜想可能是周孜仁的推荐，这时他正在当主编，毕竟我们一起办过《815战报（成都版）》。一来我不愿在班里活动，二来编辑部有公用的被褥，正好解决我的睡觉问题。这样，我就去了《815战报》编辑部。
编辑部设在原党委办公室院内。编辑部的小楼，有三层或者说是二层半，因为底层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有窗子在地面上。每层有六间房，楼梯在正中。二楼右手里边是两间房大的会议室，摆着沙发、茶几等。
编辑部的人员有周孜仁、何国光（电66）、周兴福（动67）、张宗云（电67）、霍晓琳（机69）、张国梁（机69）、我、王益富、刘星权、郭德福、盛桂明、韦亮清（布依族）。写文章的主力是周、霍、二张，后来王益富也写得多一点。刘星权不住在编辑部，时来时不来。盛和韦管印刷和发行。
这时《815战报》47期发表了《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评四川时局》（以下简称《必胜》），是与重庆八一五派的《山城战报》合刊的。当时认为这只是一篇反对刘、张搞乱四川，预言八一五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文章。没有想到后来会那么轰动，更没有想到会惹出那么大的事来，以至受到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关注和批评。这篇文章是周孜仁、张宗云、霍晓琳、张国梁合作写成的，主要出大力的是周。
公平说来，我的写作水平在编辑部里只能算中等偏下，这样我的写作任务就比较少。多是承担些杂七杂八的事，如搞点采访，看看市里、校内有什么新动态，写点把握大方向的文章，八一五派游行示威的新闻报道等。
12月27日，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学校新建成的东方红广场上召开成立大会。同时举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的落成典礼。这座塑像是在重庆大武斗的血雨腥风中建造起来的，广场的设计和施工都相当上乘，规模可观。可惜在文革后，被一声令下，竟连同毛主席塑像一道被炸得粉碎。
《815战报》出了一期专号，为4开6版的大报，一版的报头，及“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重大革委会成立”新闻报道的通栏大标题套红。不用说，大家都很忙，都在不遗余力地工作。王益富写了重点文章。
（下图：《815战报》1968年11月停刊时编辑部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起霍晓琳、罗贵荣、周孜仁，后排左起刘星权、王益富、黄肇炎。）
这段时间是我所见到的《815战报》编辑部最美好的时段，周孜仁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强，编辑部成员的合作和相处非常愉快，大家如兄弟一般。晚上喜欢聚集在一起，畅谈对文革的看法，谈新闻，聊动态，吹小道消息，论人生等等，可说是无所不谈。遇到晚上加班，我们有时会凑份子“打平伙”，也卖过废旧报纸作经济的补充。买来酱油、醋等佐料煮小面，因这样比较简单。还搞过几次“蛤蟆（四川话读Ke maer）跳水”，也就是汤面疙瘩。
在半地下室的一间房里，放着几大摞唱片，是每分钟78转，电木压制的黑唱片。那时还没有薄的密纹小唱片，更没有录音磁带、CD片、MP3。唱片有京剧，川剧，还有歌曲和音乐。有一台手摇的留声机。这就方便了王益富学唱川剧，他最经典的唱段是《马房放奎》。说的是大宋年间，家主意图谋财害命，差遣老仆杀死携带宝物的儒生奎荣。老仆良心发现，义释儒生，然后自刎的故事。只要一有空，就听王一边放着唱片一边陶醉地吟唱：
明亮亮灯光往前照
耳听谯楼已三敲
我陈文古做事把心坏了
只怕人饶哪
天不饶

他还喜欢听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题歌《拉兹之歌》，而且只听过门。过门一完，演员正要开唱，他毫不留情，马上又将唱针放回起始位置：重来。嘴里同时大叫一声：“巴实！”（川语，“真棒”、“舒服”之意）。
我们大家听得最多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放完全曲要换7张唱片，有时要连续放几遍，手就要摇个不停。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就知道了作曲者陈钢、何占豪。
由于高年级的同学面临毕业，很快将离开学校，周孜仁便主动把工作交给低年级的来干。根据编辑部的实际情况，经周提议和大家公选，由王益富来当新的主编。主要原因是，王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另外写文章有一定的水平，喜欢出头露面，活动能力比较强。
为纪念和埋葬武斗中牺牲的24名八一五战士，重大在松林坡修建了肃穆规整的“烈士墓”。王益富撰写了碑记铭文，他的这篇文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文革后，这座“烈士墓”也被重大的当权派下令炸毁。
1968年2月底，中央开始解决四川及重庆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四川班。两派各派代表500人，重大也去了不少人，《815战报》编辑部是王益富去的。编辑部又由周孜仁负责。山城八一五派满以为我们一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加之有梁兴初、五十四军领导的坚决支持，这次解决重庆问题肯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八一五真的将“必胜”。殊不知风云突变，中央却与我们的主观愿望开了个大玩笑，下来了个“三一五指示”。
1968年3月15日晚上，中央文革碰头会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省革筹组、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的领导，出席会议的中央首长众口一词，对红成、八一五几个月来“打倒刘、张”的行动大张鞑伐，骂了个狗血淋头。康生说：“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周恩来加码说：“就是刘、邓复辟”。一贯张扬的江青插话：“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最严重的话是周恩来传达的最高指示：“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
“三一五指示”是重大八一五革命历程遭受的最要命的打击。讲话传达下来，编辑部同人群情激动，悲愤难平。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抨击的对象主要暗指江青和康生，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愤慨。一致的想法是：“何处说理，公理何在？”重庆八一五派舆论大哗，更多的是迷乱和困惑，也有不少人开始了沉思。如果说重大八一五许多人从狂热的革命理想中警醒了过来，开始反思文革的理论、实践是否正确，我认为“三一五指示”起了最早的作用。
牢骚尽管发，“指示”还得“照办”，强大的政治压力谁敢抵挡？当今圣上金口玉言发出“最高指示”讨伐《必胜》，《815战报》编辑部“罪责”难逃，外部的打击和内部的责难如千夫所指。尽管周孜仁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但编辑部同人灰心丧气，如鸟兽散，只剩下周和我两人留了下来。霍晓琳、张宗云、张国梁离开，因为他们也是《必胜》的作者，为了避祸，走得有道理。
我为什么会留下来？我也说不清楚，毕竟《815战报》编辑部是我为之服务过，心中钟爱的团体，我不能一见它有危难就离开。
周孜仁实践着他的诺言，他来承担责任。他主编的第60期《815战报》1968年3月20日出版，8开2版。一版为：《重庆市815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号召全体战士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坚决贯彻落实〈红十条〉、〈红五条〉，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红卫兵重庆警备区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关于坚决拥护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声明》。二版为：社论《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以及周孜仁自己写的《〈山城战报〉编辑部、〈815战报〉编辑部关于撤消〈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并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的声明（1968.3）》。
到4月中旬，周孜仁正在编第61期，北京传来消息，要追查《必胜》的黑笔杆和黑后台。张西挺扬言：《必胜》的作者“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杆”，必须抓起来！王益富吃不消了，急电召周去京。这样，我协助周编完61期，他就于5月1日离开编辑部到北京。行前，他临危授命，要我把《815战报》挑起来，继续办下去。这样，编辑部成员就只剩下我一人。
这时，总团留守的黄顺义派了他的同班同学张树清来。编辑部发表《必胜》捅了八一五战斗团的“漏子”，所以他代表总团来加强舆论的领导工作。黄和张的态度，全然没有了以前《必胜》引起轰动时的兴奋和得意。现在《815战报》编辑部成了罪人，真有一种墙倒众人推的感觉。
张树清(电67)家在土湾重棉一厂，绰号叫“土狗”。张的为人不错，爱唱几句京剧。但他的来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多余，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谁都不会再发表节外生枝的言论。他自己不会写作，只是看看稿子有没有出格的话，如果没有，那就OK。所以具体的事务，特别是文字方面的事全由我办理。
我就在张树清的“指导”下，编写了第62、63期，和一期增刊。
王益富于5月底从北京回渝。经过了一段患难，战友重逢，免不了有一番真情流露。他和我一见面就说：他在北京看到了几期新出的《815战报》，觉得在这么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八一五没有垮，《815战报》依然存在，还在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的意思是为八一五感到骄傲，和对我独力支撑，勉为其难干工作的钦佩和嘉许。我也兴致勃勃地告诉他，准备写一篇关于总结八一五革命经验的文章，打算怎么写，如何布局，几条主要经验的构思等。他听后连说：“好，好，好！这个主意不错！这个想法不错！你好好写！你好好写！”这段时间，可说是我们之间友情的最高峰。
王益富这次是搭乘五十四军领导的便机回重庆的，成了莘莘学子中第一个坐飞机的人。同学们羡慕万端，问他感觉如何？他摇头晃脑地说：“总而言之：巴实！巴实！”
因为“三一五指示”过于偏向八二六和反到底，四川的形势有所反弹，矛盾再次加剧，局部地方又开始抢枪，武斗又有升级。中央再次发布“四二七讲话”，反过来严厉批评了八二六和反到底：“现在你们要去压八一五，同样是犯错误”。制造矛盾而又驾御矛盾，是统治者玩弄权术屡试不爽的重要手段。
周孜仁于7月初回到编辑部。八一五的政治处境稍有好转，刘星权和其他几位也常来聊天，编辑部又热闹起来。
从第64期开始，王益富就全面负责编辑部的工作。他回来后，出版了三期报纸，《815战报》就最后终结了。这三期中，我写过一篇关于两派大联合学习班的报道，题目是《红花处处开》。我还有一篇服从毕业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文章，署名“施勉相”（四面向）。对王益富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9月下旬，王益富为了对我在“三一五指示”期间独力承担《815战报》的辛苦工作表示慰问，安排到上海出差。没有工作任务，实际上就是逛一趟。这样，我就到了武汉、上海和西安。
形势好转，外部压力趋于平缓，内部矛盾就会加剧。我和王益富的关系开始晴转阴。他不再说我那段时间的功劳苦劳疲劳，反过来认为我出的那几期报纸批判了《必胜》一文，是“没有坚持原则”，“太右了”。
实际上，我个人只写过一篇批判《必胜》的文章，即61期的《一部迎合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作——评〈大局已胜，八一五必胜〉》。我之所以写，首先是当时大的政治气候的需要，其次是总团的要求，目的是以退为进，让八一五早日度过难关。我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题目很大，内容则空空洞洞。而在编第62期时，我就向总团派来的张树清表示，只批判这一期，以后不再批判了，要搞其它的内容。所以给那篇批判文章作的标题是《彻底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意思是我们的批判已经“彻底”了，我们再也不会批判了。我负责的那几期，说穿了就是假批判，真反扑。但王益富还认为我“太右了”，那我没办法。
还有一件事，加剧了我们的矛盾。1968年，有过一次“清理阶级队伍”的中型运动。这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清队”，目标是指向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各地开展的时间有早有晚，反正又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重棉四厂（在合川）发通知叫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回厂接受审查处理。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曾当过三年半的国民党军医，尽管已经退休4年，也在这类人当中。其时，父亲和母亲正在成都川大我大哥大嫂家闲居。他们坐火车到重庆，打电话叫我去接，我把惊魂不定的二老接到编辑部。因坐硬座，晚上休息不好，让他们在我房里稍事休息。中饭后，我陪父母到汽车站买票，送他们上车回合川。我刚回来，王益富就指责我，说我不该把父亲这样的“牛鬼蛇神”带到《815战报》编辑部这样神圣的机要重地来。我就和他争吵起来。以后，我们之间很少讲话，以往的友情丧失殆尽。
他从夹江小地方来到重大，当上了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学造反派小报（相当于校刊）的主编。不再是以前在田径队里长跑“吆鸭子”（川语，倒数第一的意思），被高年级队友呼来使去的小马仔、“新毛头”。他现在充满了成就感，飘飘然起来。独步校园，原有的挺胸、扬脖、抿齿的动作也就更加频繁。
王益富招兵买马充实人员，找来了十几个人，主要是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把他的高中同学罗贵荣也弄来了。罗贵荣是采矿系70级（采一）学生，没有文字能力，安排来搞总务。王益富在这些人中间，确实显得鹤立鸡群，领导欲得到充分的体现。有了这些人的拥戴，加之个别人的逢迎吹捧，我们这些年级高，资格老，原来平起平坐的人就显得碍手碍脚了。此后，王益富与老编辑的关系越发疏远。他对老家伙样样都看不惯，埋怨这个，指责那个。连编辑部的“元老”周孜仁都会受委屈。我就见过王益富在周孜仁报销进城的公共汽车票等事上予以刁难。块把钱的车票钱，对穷学生来说不是一笔小数，更是在脸面上给人难堪。当时就有人议论王益富“不落教”（注：旧时帮会用语，不讲情义，不给面子之意。为那个时段重庆的流行语言）。
7月底，市革委按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向重大派遣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实际上取代了校革委会的权力。后来，指示《815战报》停刊，改出《新重大》报。工宣队代表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新重大》肯定也就是革命路线指导的校刊。王益富积极主动靠拢工宣队，成了炙手可热的红人，仍然当着他的主编。
工宣队办了“说清问题学习班”，把主要是八一五的一批人弄去审查。周孜仁也在其中，清查他写《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的错误和“黑后台”。王益富竟以周是“有问题的人”为由，逼迫其搬出编辑部，周孜仁只得搬回了美术队，离开了他亲手创办、付出许多心血的《815战报》。几个老编辑在一起议论，不禁为王益富的做派感到痛心和惋惜。
《815战报》停刊时没有举行仪式，如开会、座谈等，只是召集从创建起曾在编辑部工作过的全体人员20多人照相留念，选择了重大好几个有代表性的景点。我们在风雨操场的黄桷树照相时有人打趣说：“这真是树倒猢狲散！”他这话算说对了！星离云散，各奔东西，此世今生，除了个别人外，其余的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工宣队主持的66、67、68级毕业分配完毕，我分到云南工作，1968年12月17日，离开了生活了六年多的重庆大学。
紧接着，周孜仁也到了云南。由于某种机缘，当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云南王”谭甫仁办公室的秘书。后来，我也进入了昆明市。
大学里剩下的69、70级学生不上课了，也没有正经事干。1970年5月，中央决定把“臭老九”扫地出门，重大学生全部发配到渡口（今攀枝花）修成昆铁路。王益富从高等学府一下子跌入深山老林，终日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他想另谋出路，竟不顾自己先前的无礼行为，写信求周孜仁帮他活动到云南当兵，信中说“哪怕让我养猪也行”。周犹豫再三，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向驻滇的十一军的领导作了推荐，获得同意，通知王益富抓紧前来办理手续。谁知泥牛入海无消息，回信都没有一封。过了许久才知道，王益富是多方托人，已经另行活动招进十三军了。原来他当年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学习班，有了一些表现的机会，得到五十四军首长的好感，通过这个渠道，找到来重庆换防的十三军的门路。
1977年的一天，有人告诉我王益富死了，是自杀。
我感到很震惊：他不是在给某军长当秘书吗？前程那样光明灿烂，怎么会一下子就自杀了？我连忙找周孜仁问个究竟。
周孜仁说，是真的，他也才得到确切消息，并介绍了有关情况：王益富在十三军几经提拔，后来当了副军长张英才的秘书。当年那身“黄马褂”可是无尚尊崇和荣耀的象征，更有了高层的显赫背景，很是风光了一时。在毛泽东逝世后，他奉命为该军某领导写了给江青的慰问信，竟因此卷进了丑恶的政治漩涡，后来江青倒台，这类信一律被称为“劝进信”、“效忠信”，在清查中，因为牵涉中央最高层的“政变阴谋”，遭到严厉追查、批判，连原本已有的美好前程都彻底完蛋。在绝望中，他用手枪自杀身亡。
那年他30岁，正在而立之年。
我听说后，脑子里不停在想：唉！可恶的政治！可悲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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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陈毅是个好同志”来源考

胡庄子

1970年代初，我还是少年。在偏僻的中原乡村，第一次听到陈毅的这则故事：
在批斗陈毅的一次大会上，陈毅被迫做检查。那时流行任何大会一开始都必须先学习毛主席语录，被批斗者作自我批判、检查交代时，也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自己。只见陈毅手捧《毛主席语录》，高声说道：请大家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请翻到271页。会场上一片翻动《毛主席语录》的声音，然后是一阵骚动——原来“语录本”只有270页。这时，只听陈毅高声朗诵道：毛主席最新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
全场哗然。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当时无人深究。我回到家里，找出《毛主席语录》本。这个总政编写、林彪作序、1966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全国最通用的“红宝书”版本，只有270页。
长大后，我与一些人接触，发现许多人都知道陈毅的这个故事，只是有些细节不同罢了。比如有的还有一个结尾：造反派问周恩来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吗？周恩来肯定地回答：“毛主席说过。”可见，陈毅做检查的这个故事流传久远。
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存在吗？
既然是陈毅在批斗会上做检查时发生的故事，那就从批斗陈毅大会和陈毅做检查的史实中来寻找与考证。
文革开始后不久，陈毅就受到批判和冲击。陈毅在1967年11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外交部里的造反派给他本人贴了几十万张大字报。
陈毅身份显赫，性格直率，爱“放炮”，在诸位元帅中，在几位副总理中，在与他同级甚至比他职务级别更高的干部中，批判他的动作都相当大，反响也比较强烈。
1966年12月1日，北京街头出现打倒陈毅的大字报。国务院其它部门领导和陈毅的遭遇一样，被造反派围攻，不能正常工作。为了结束各部部长被批斗的局面，争取早日检查早日过关，周恩来找陈毅，希望陈带头检查。1967年1月24日下午，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向外事系统群众作检查，时间18分钟。周恩来、陈伯达讲话，表示欢迎陈毅的检查。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初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第1册，全文刊登了周、陈的讲话和陈毅的检查。这是陈毅在文革群众大会上的第一次检查，其间没有发生“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一故事。
2月12日，陈毅在首都机场贵宾楼等候迎接外宾。一个造反派要求将造反派的名字排在外交部副部长的前面，陈毅十分生气，大发雷霆，说“1月24日的检查，我是被动的”，意思是说自己并不愿意做那个检查，是被逼无奈做的。这下被造反派抓住了把柄。几天后，也就是2月16日，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和一些老帅、副总理一起发牢骚，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被称为“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随后，陈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检查，这已经不是“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一故事发生的场景了。
1967年8月，外交系统掀起了一个批判陈毅的高潮。《外交部文革纪实》记载：这一个月，“一共开了8次批判陈毅的大、中、小会。第一次是8月7日下午。王力讲话后又开了两次，分别是8月9日和26日。地点在反帝路30号小礼堂。周恩来总理对批陈小会抓得很紧，什么时间开，怎么开，哪些人发言，发言内容的安排都事先经他审定批准。”这样组织严密的会议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故事的。
这期间，有两次批陈大会——
1967年8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出席讲话。《文革风云》（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主办）1967年第13期为“批斗陈毅大会专辑”，对会议进行了全面报道，刊登了周恩来的讲话、6位发言人的檄文，大会的通令和三点建议，还刊登了会场照片以及陈毅“低头认罪”的照片。
8月27日，北外红旗战斗队等外事系统造反派也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名为“彻底批斗陈毅大会”。北外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编印的《北外红旗》第5期上刊登了批斗会的消息和部分大会发言文章及会场图片。
从现有资料看，这两次大会以及几次小型批判会都没有发生“陈毅是个好同志”这个故事。
这就奇怪了，一个没有源头的故事，竟能传遍全国。
它是如何传播的呢?我时时留意有关这一故事来源的蛛丝马迹。
2011年夏，我从上海一书贩那里买到一堆文革小报，闲时翻阅。一天，在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与首都革命造反兵团联合编印的《文革通讯》第27期（1967年2月7日出版）上遇到了一篇《“陈毅是好同志”》的文章。全文如下：

元月中旬，某院校要开斗陈毅大会，大会主席台放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军帽，一顶是高帽。学生让陈老总挑选一顶。陈老总选军帽，学生们不让，给他戴上高帽子。陈毅拿出《毛主席语录》本要大家跟他学习。他高声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大家大吃一惊，质问陈毅不念毛主席语录念这干什么？陈老总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不信你们可以问总理。”同学们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说：“毛主席确实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同学们听后才罢休，并将高帽子从陈老总头上取下来。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故事发生在1967年2月以前，至少在2月已经开始流行。
这一故事的真实性以及起源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热爱陈毅的人编造出来的。理由之一：如果确有其事，早被造反派批得一塌糊涂了，可我收藏几千种造反派资料中没有批判这件事的。理由之二，如果确有其事，文革后出版的作品一定会有记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陈毅传》，是权威的陈毅传记作品，其中没有记述这件事情。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严肃的反映外交部文革历史的著作，也没有记载这件事。最近陈毅的儿子、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风云人物陈小鲁的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米鹤都主编的《回顾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二，中国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3月版），也没有说到这件事情。可见，这个“段子”是编造的而不是事实。如此“段子”流传全国，则见民心所向。
当然，这个“段子”的产生及流传，一定还有一些幕后故事，希望知情人站出来，摆一下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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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私家文献的价值

丁 东

不久前，我去南京讲学，见到好友邓伍文，他送我三本书，一本是他父亲邓克生在文革中的思想情况回报——《灵魂受刑录》，一本是他母亲臧文的回忆录——《不尽的思念》，一本是他舅舅臧亦夫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三本书都是少量制作的自家印本，市场上买不到，图书馆无收藏。但对于当代史研究来说，却有着独特的文献价值。
邓伍文的三位长辈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都有在政治运动中挨整的经历。母亲和舅舅晚年赶上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他们回忆生平的文字是自信的，从容的。而父亲病逝于1976年11月，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还没有走出毛泽东时代，所以他没有机会以自信的心态回顾往事。邓克生在共产党内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领导干部，身份是经济学家，职务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依他的经历，如果多活二十年，很可能成为“两头真”行列里的一员。但天不假年，他留下的最后文字竟是文革中自我检讨性质的“思想回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革中的检讨文本，会愈发显现出它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
价值之一，是保存了文革时代党内干部心态的真相。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此后的主流宣传中，党的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抵制文革的事迹越来越多。如果说，1971年“913事件”以后，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已经破灭，不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确实有不少人对文革有了不同程度、不同深度、不同角度的异议。在邓克生撰写“思想回报”的1969年4月以前，党内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在当时春风得意的，还是在当时遭受冲击的，绝大多人对毛泽东都没有二心，都在认真学习“最高指示”，努力紧跟“战略部署”。毛泽东的意见就是衡量是非的标尺，主流的宣传就是一切行为的准绳。面对毛泽东的强大魅力，真诚地否定自己，检讨自己，这不但是邓克生真实的精神状态，也是当时中共党内的普遍精神状态，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亦不例外。但后来出版的高级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这方面几乎都不见踪影。这就让后人无法回答：既然党内有这么多人抵制错误，毛泽东依靠的仅有江青、康生等少数奸佞，如何能把文革搞得规模那么大，持续时间那么长？
检讨文化，也是中共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邓克生是一个有着渊博学养的老党员，却写出了如此谦卑、如此真诚的自我检讨，可能会让今天的年青人不可理解。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党，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全党必须服从中央，中央必须服从领袖。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又成为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组织。不要说一般的党员干部，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领导核心成员，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是检讨如仪，没有例外。
价值之二，是记录了党内鲜有的异数。邓克生在回忆有关省委的问题时，就披露了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的一些看法：“刘顺元多次提倡读《资治通鉴》，说它是一部好书。刘顺元曾多次盛赞唐太宗之为人，说他是历史上难得的‘英主’，说他没有杀过一个功臣，比刘邦，比朱元璋都要高明。在1961－1962年间，刘对大跃进中的很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涉及面很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批评大跃进中的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臧文还回忆：“我知道反右以后，刘老曾对克生叹息过：‘不管怎么说，用钓鱼的办法反右派，是很不光彩的。’刘老还多次提醒克生对毛泽东也不要迷信，阅读毛选要独立思考，保持清醒头脑。”
刘顺元在党内不但资格老，早年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经历特殊。他在抗战胜利后参与大连旅顺的领导工作，和苏军发生不愉快，为斯大林所记恨。斯大林生前，刘无辜被贬，斯大林死后才重新启用。从反右倾到文革，他都挨整。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共产党内确实有这样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时代局限的人，但数量上有如凤毛麟角，远远不是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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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灵魂受刑录》读后

应克复

读完《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以后，犹如自己也经受了一场灵魂的受刑。
文革那个年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其他统统有罪、无理。那是一个无法、无德、无序和人性泯灭的年代，是邓克生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落难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面对不堪忍受的折磨以及莫须有的罪名，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以死相抗。老舍、傅雷夫妇等就走了这条道路。邓克生也作出过这个决断，然而绝路再生。这是无辜的受刑者一种无奈之举。文革中这种事情发生后，无论是毛泽东和纵情造反者，不但不会引起怜悯或反省，纠正运动中的偏向，对弱者反而会罪加一等，再泼污水。
文革爆发那年，邓克生方55岁，正是有为之年。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后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此开始了他的灵魂受刑史。
灵魂是如何受刑的呢？
第一，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却要你认罪服罪。能不认罪服罪吗？在强暴面前绝不可能。一是为个人前途计。如不认罪服罪，罪状就会升级，所谓“抗拒从严”。二是为家庭与子女前途计，否则家破子女无出路。因而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这苦水，不想喝也得喝。
第二，既然你认罪服罪，就要说清楚你的罪状，并对罪状进行逐一分析批判。否则，你的认罪是虚假应付的。本来不认为是有罪的，如何罗列自己的罪状？又如何加以批判呢？只得把自己过去那些所说所做的本来是正确的都倒过来说成是所犯之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现在，要亵渎良知，摈弃使命，把真理说成谬误，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三面红旗，宣传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见1968年4月28日“认罪书”）。这不是在践踏自己的灵魂吗！
举一个例子。邓克生是一位经济学者，著有《商品自传》等著。论述商品自然要讲到商品交换，讲自由市场与价值规律。重视价值规律是当时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如孙冶方、薛暮桥等共同的主张。由于与当时主导性观念相悖，因此讲自由市场与价值规律就成了反毛泽东思想，宣传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帽子尽管可以戴得很高，罪名可以扣得很多，但在内心深处能服吗？高压下只能口是心非，灵魂扭曲，人格分裂。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
第三，认罪、检查、自我批判是没完没了的。邓克生文革之初就不幸罹难，受到批判。幸而他不在学校任职，免受学生批斗的皮肉之苦，但在漫长的认罪服罪与自我批判过程中，其灵魂受到没完没了的折磨。
1966年夏，邓被文革的烈火烧身。他绝望了！只有以死表示自己的无罪。他写下了“绝命诗”：
采石江中太白魂，
我今携酒去追寻。
临终一醉千愁解，
何必遑遑身后名。
邓克生后来说，自杀之前，我本来想写一封较长的遗书，为自己作辩护，表明自己并不是“三反分子”，但因时间关系，来不及写了。我就买了瓶大曲酒，一边喝着酒，一边默诵那首诗，而走上了绝路。时间是1966年9月9日晚上。此时邓内心之痛苦与绝望，可想而知。可是这一行为并没有提醒整人者对不当行为的反省，反而斥之为“抗拒运动，自绝于党”（或曰“自绝于人民”）。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说法，却是一种无人道思潮的泛滥。于是，除了原有的罪状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罪状。在他面前，除了认罪服罪之外，还有什么生存之道呢？
受此逼迫，1966年9月18日写了第一份认罪报告。他说：过去，我朝着自己无罪的方面去想，今后，我要朝着有罪的方面去想；过去，我没有服罪之心，现在，我愿意向党向人民服罪；过去，我害怕公开批判，现在，无论怎样公开批判，我都愿意愉快接受……此时的邓克生，不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之后，邓克生定期写“思想情况回报”（从1966年11月至1969年4月，共写了122份，大约每星期写一份），写“认罪书”（收集在《灵魂受刑录》中就有两份），直至1969年5月还写出二万余字的《我的检讨》。写思想回报，写检讨书、认罪书，成了他的职业，劳动改造与挨斗（或陪斗）则是生活的必修课。这就是文革中上亿的被整被批的“牛鬼蛇神”的炼狱生活。那是一个漫漫的黑夜。
从文革伊始，到1969年初夏，整整三年多的时间里，邓克生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回报，写认罪书。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地认罪服罪，不断地自责自辱，不断地解剖与玷污自己的灵魂，不断地表示“群众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党对我处理也是完全正确的。”
有一个寓言说，即使魔鬼也允许他的囚犯申辩。可在文革年代，被批斗者是不允许为自己辩护的。1968年4月，邓的爱人写了一封信给军管会，邓还抄了一份给机关，为邓的“罪状”辩说了几句。结果呢，机关召开了斗争大会，批判邓的“翻案”思想。事后邓表示，有两条不能动摇，一是相信群众相信党，会按政策办事的；二是决不乱说乱动，决不再有任何“翻案”的幻想。5月5日的思想回报中又表示，“低头认罪，才是办法，别无出路”。不但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正当权利，还埋葬了为自己辩护的意识。在文革暴力横行那种年代，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确实被征服了。1968年9月8日的回报中邓写道，“我在每天都要默写（毛）的语录中，增加了一条：‘要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最近，我又在不要‘乱动’之后，增加了不要‘乱想’二字。我觉得我应该这样”。
把知识分子驯服到这种程度，确实是毛泽东改造（消灭）知识分子的伟大成就。但是，使邓为难的是，他不断地写检查，写认罪书，但总是不深刻、不达标。怎样的检查与认罪才能算深刻、能达标过关呢？邓为此而苦恼。他说：“对于检查，如何才算深刻，我也想了很多，有时不能自解，总觉得再深刻下去无法深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深刻的要求？”其实，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纯粹是整人者对被整者的玩弄，哪有什么要求和标准呢！
以上的一些事例，我们可以知道，不要说作为一个有身份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一个最普通的人，还有什么脸面与尊严呢！没有脸面和尊严的，还表现为，无理又无法地惩罚了你，你还要表示感谢呢！在自杀未成的批判会后，邓说：“我感动，我感激党的恩情，我的思想弯子开始转过来了。”1968年10月2日的回报中写道：“我永远感谢党，永远感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是辜负了毛主席和党的恩情。他是我家两代恩人，我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1969年3月16日的回报中又写道：“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四，文革那种年代，整个中国，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监狱、大牢笼。这个大监狱，虽没有铁门、高墙的围困，没有狱卒的监视，管教人员的管制，却使你无处逃遁，无时安心。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1951－52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毛泽东就启用了这个无形的大监狱。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这一大监狱全面开张。文革时期规模更为扩大。通读邓克生的《思想情况回报》全编，我们对这个大监狱就会有一些感性的体悟。蹲在这个大监狱里的邓克生，他要聆听监管组的谈话、指示，他要随时接受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批斗（或陪斗），他要不断地写检查，写思想回报和交代材料，把自己内心深处的动静完全暴露于众。他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猴子，完全失去自我，任人摆布。他的存在之所以还有价值，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供人歧视，供人捉弄，供人不负责任地上纲上线地批判。即便回到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是否跳出了这个监狱，得到一点人间温暖呢？看来也没有。因为自己的骨肉，也与他划清了界限，如同路中陌人，六亲不认。这是最为痛心的。1968年10月，邓的三个子女去支边和到农村落户。临别前，照相和彼此送相片，“都没有我的分”，“使我思想上有感触”。“她们是和我这个爸爸划清了界限的。我觉得她们的做法是对的，我支持她们”。邓的内心明明很痛苦了，却还要违心地说，这种做法是对的，我支持她们。有什么惩罚比这个还残酷！作为邓的子女，这种表现，亦是当时政治高压的氛围下揪心之举，无奈啊！1969年1月26日的思想回报中写道：“我想到两年多以来，孩子已经同我划清了界限，出外串联时写信回家，信上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我心里难过。”“现在他们写信给我了，并且还称呼我为爸爸，我感动，我觉得孩子对我太宽大了。”一位落难的政治贱民，能得到一点点人间的温暖，那是生命中最高的享受了。
文革至今，已结束了三十五年。毛泽东的阴霾未完全散去，而文革的记忆却在淡忘。官方在掩盖、涂抹这段历史。但类似《灵魂受刑录》这样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怎能毁灭！我想，除非人类毁灭，它才会匿迹。
邓克生是一位研究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从总体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共以及中共所怀抱的马列主义有着深深的误会。这个误会，大概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到中共立国之后的八九十年代，其延续时间，足有一个甲子年之久。中共建立（1920年）之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时间少，争斗的时间多。1949年之前，共产党是在野党，受压制。国民党是在朝党，那个年代，内忧外患，矛盾交织，只能实行训政，引起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不满。而共产党鼓吹高调民主，特受知识分子的青睐。因此，从三十年代起，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弃蒋拥毛，投奔延安，拥入“解放区”，或加入中共地下党。由于中共的赤化、马列化、左倾化，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赤化、马列化、左倾化。以后的结果不用多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悲剧。须知，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是根据中共的宣传，而不是根据其实践（执政后的表现）。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中共如果取代国民党之后的所作所为。他们之中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好。像储安平当年所说的，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有和无的问题了。对储安平的这一洞见，有几个人信呢？至于共产党所遵循的马列主义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以。其中有一部分称是读过一些马列的书，也知之甚浅；更无从知道，这种主义贯彻于中国的实际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知识分子都是怀抱自由、民主的理想投入中共怀抱的，他们以为，中共会把中国带向一个美好的前景。这类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多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与中共所推崇的文化理念的冲突是中共建政之后才逐步暴露的。中共在当时之所以欢迎他们，因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他们站在中共一边，甚至为中共卖命。待中共建政之后，他们遂成了中共推行极权统治的障碍，从而一一加以清除，成为中共的专政对象。中共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对这类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清洗。
邓克生的思想基础也应当属于这类知识分子，所以，他在反右运动中虽幸而免灾，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厄运。根子恐怕就在这里。这一点，在“思想回报全编”中偶有记载，值得重视。1968年3月10日的回报中，邓克生说，“我在当初参加革命工作时，主要只是激于抗日反蒋的爱国热情，的确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顶多算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称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是从小就在思想上心向往之的。我在小学念书时，就本能地接受了这一口号。以后学了一点马列主义，虽然从文字上懂得这个口号是不对的，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它。只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不曾把它公开提倡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此大罪”。
整个“全编”中只有这一处简单地回顾了邓克生自己的思想历程。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思想标本。对于那个时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个思想标本颇具代表性。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自由、平等此类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后又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灌输。他们（有的人）曾参加过国民党，又加入了共产党。两种对立的文化，两个对立的党派，都存在于他们的思想之中。可是，如何作出是非的价值判断，该信仰什么？该唾弃什么？一直是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直到文革这样的红色风暴中，邓克生似乎也没有完全解决。今天，历史翻过厚重的一页又一页，自然应该有明确的答案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还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而是法西斯和“法东斯”的极权统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浩劫。当今世界，极权统治分崩离析，纷纷垮台，马列主义在实践中遭到惨重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鉴于此，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标志中共也承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可是近几年竟还有人批普世价值，就不可理喻了。
文革年代的邓克生，其灵魂受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不断地挨批受整，不断地认罪服罪，把莫须有的罪名一一地往自己身上堆，没完没了的检查，没完没了的思想回报。自由、尊严、人格，尽皆剥夺，真是生不如死！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从青少年时代就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之后又学习了马列主义。两种文化，两种价值，孰是孰非，即使在文革急风暴雨的冲刷下，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表面上看，在认罪的检讨中奉马列主义为真理，但在内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个问号（对西方文化的否定仍有所保留）。在这两方面中，我们看到，邓克生在文革年代并没有丢失属于自己的灵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2012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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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需要有更多这样的见证
——推荐叶曙明著《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

余 樵

这是一部厚重的力作（共十章，近500页，50余万字），也是一本写成多年却始终无法正式出版，只好在2011年6月再次校改定稿后自印分送亲友的自印书。
许多年前就在网上读到了叶曙明有关广州文革的系列文章，当时就觉得内容丰富，文笔生动，而且态度客观，用语平和，全然不像许多“网络大字报”那样偏激、虚骄，是同类文章中的佳作。作者虽然用的是纪实写法，但却没有某些纪实类畅销书中常见的虚构、夸张等哗众取宠的描写，没有因追求可读性而损伤可信性。后来得知，作者在写作中曾采访了不少广州文革的重要当事人（如黄薏坚、莫超海、高翔、焦林义、梁锦棠、黄秀琨、黄兆邦、迟泽厚等），查阅了当年的许多传单小报和档案资料，特别是通读了当年广东省军管会的《情况反映》、《斗批动态》及值班室日记、谈话记录、专案材料等大量历史文献。现在读到此书，更从书中的注释知道了许多有关史料的具体出处，大大增加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此书对历史资料的引用也是十分慎重的。在第412页引用周恩来一段讲话的注释中，作者写道：“周恩来的讲话在许多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都有刊载，不同派别的记录略有不同，显然是各取所需。此处参考了两派的记录稿，取其一致的精神，再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互相印证，务求准确地反映出周恩来讲话的原意。本书多处引用周恩来的讲话，除已经正式发表的之外，都采取这种办法。”可见作者的苦心。
现在不少人认为文革只有三年，实际上他们所说的三年就是指有群众组织活动的1966～1968那段时间，严格说来，文革中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舞台上活跃的时间，并不到三年，而是只有从1966年底到1968年秋的近两年时间（个别地区有例外）。其间，又以1967年从“一月夺权”到大规模武斗再到“九五命令”之后交枪、“大联合”为最典型的时期。叶曙明此书虽以“见证一九六七年”为重点，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一年，而是将内容延伸到了1968年广州两大派的再次武斗，《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后的两派组织再次停火、大联合、“铲平山头”，直到年底的中学生全部下乡……也就是一直写到了群众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为止，可以说是一部广州地区的文革群众组织史。
如果各地都有像叶曙明这样的历史记录志愿者，各自都写出自己的《见证》，汇集起来，不是就可以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出那场空前大动乱的全貌了吗？
作者在此书的最后写了一段沉甸甸的话：“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已翻过去了，但由于在很长时期内，文革仍然是个敏感的研究禁区，得不到认真的正视，因此中国注定还将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很漫长的一段岁月。”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作者才能坚持不懈地在许多年里不畏艰难、不计报酬，为记录广州文革历史而辛苦耕耘的吧？
记录和研究文革历史，需要更多这样的志愿者，需要更多人来为那段历史作出自己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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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有关林彪的两本书

梁志福

去年9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舒云研究林彪问题的新书《百问九一三》和《林彪元帅最新相册》。
《百问九一三》一书是作者多年研究心血的成果。对40年前那一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作者自1987年即开始进行调查、研究，采访知情者及林彪家人千余次，搜集了大量资料，有众多独到发现，其中许多内容已经在作者的博客上发表。
《林彪元帅最新相册》共搜集有照片2300余张。军事博物馆继建军80周年公开将林彪元帅照片作为正面形象展出后，又长年展出了有关林彪的一些照片、物品。林彪的名字和照片不再成为禁忌。舒云在采访调查中，搜集到了更多的林彪照片，在旧著《林彪画传》1000余张照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000余幅有关林彪的新发现照片，重新编辑而成。对林彪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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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为余秋雨订正一些历史事实

朱永嘉

余秋雨在今年《美文》第一期刊文，我在今年1月17日的《作家文摘》上看到此文。
你在文章中讲到1971年时，周恩来“他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又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
关于标点二十四史，及重绘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你都没有参与，那时你在写大批判文章，这两件事是我具体抓的，这些事在谭其骧的日记，及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都有记载，你为什么不翻翻书呢？而且标点《二十四史》的发起在网上都有记录，你怎么不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周总理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及任命谭其骧主持编绘历史地图集的事，事实上这两件事在五十年代便已启动了，启动这两件事的是毛主席。上海在文革时期恢复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也不是1971年，而是在1969年的4、5月间，具体操作这件事的是本人。你要说这两件事，为什么不先来问我一下呢？我现在只能简单告诉你这两件事的历史过程。
1954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与吴晗坐在一起，他们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毛泽东同志说这部书写得好，于是吴晗建议标点注释《资治通鉴》及重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毛泽东赞成吴晗的建议，把这件事交给吴晗负责办理，吴晗与范文澜、尹达商量后，决定由顾颉刚主持《资治通鉴》标点的工作，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由谭其骧负责主持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原先在北京进行，后来在北京发生困难，改在上海进行。故历史地图自1956年初改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由谭其骧主持工作。那时我是历史系的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与学术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我一手在上海安排。他们工作的场所开始在北苏州路河滨大厦，后来学校腾出办公用房以后才搬回学校与历史系一起办公和工作的。关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这项工作，从起始到文革结束以前，我基本上始终参与其事。
关于《二十四史》的标点注释工作，其初始是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指示范文澜、吴晗商量交由中华书局注释标点和编辑出版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具体由顾颉刚主持此项工作。到了59年以后，由齐燕铭、范文澜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一并标点注释出版，具体由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同志负责。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一度停顿，在1967年5月戚本禹曾根据毛的指示，要求中华书局组织班子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戚本禹受审查以后，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到了1971年4月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姚文元就此事请示毛泽东，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给周恩来写信，然后由周恩来批复，决定由中华书局具体组织此项工作，当时决定由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工负责全部标点注释的工作。71年5月间，金灿然拿了毛主席的批示来上海找我，我们在上海大厦见面。他拿着毛主席的批文抄件给我看，要上海负责一部分工作，在《二十四史》中卷秩最为浩繁的是《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当时分工由上海负责，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71年5月18日，我去找谭其骧商量此事，谭其骧在那年5月18日的日记中称：“又遇朱永嘉，出示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关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文件。”与谭其骧商量的结果，由谭其骧负责《旧唐书》、杨宽负责《宋史》，邹逸麟负责《新唐书》，把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教师分为三组，每组各七人，《宋史》后来是师院张家驹先生负责。上海参加二十四史标点注释工作是我在那时具体组织安排的，周总理是支持这项工作的，但真正下决心要做这件工作的是毛主席，发起这项工作的是范文澜、齐燕铭、吴晗他们，具体操办的是中华书局的总编金灿然。这中间戚本禹与姚文元也起了积极作用。北京具体组织分工负责此项工作的情况我不清楚。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在文革期间如何恢复工作的情况，也不始于1971年，起点是在1969年的4、5月间。当时绘图工作因文革运动处于停顿状态。那时我是《红旗》组稿小组的负责人，正在通过为《红旗》组稿以筹备恢复写作组的工作。我仍住在学校宿舍，知道历史系的一些情况。谭先生私下也为绘图的事找过我，那时我也觉得应尽早设法恢复此项工作，因为这是毛主席交待的任务。吴晗不能来管事了，我们自己应设法把这件事抓起来。但是凭我出面给学校和系里讲这件事，他们不会听的，得有上面的令箭才行。于是，我让《文汇报》两个记者去采访谭其骧，让他讲编绘历史地图工作的过程，说清楚这是毛主席交待的光荣任务，然后通过《文汇情况》上报到张春桥那儿。张找我问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张春桥发话了，只要是毛主席交办的就可以恢复。于是在那一年的5月15日上午9点，在复旦大学军训团团部召开了恢复绘图工作的会议。那时军训团的团长是空四军的方耀华，参加这次会议的文教组军代表是杨一民，我则以市革会的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历史地图即刻恢复工作，要快一点，争取一两年结束，大体告一段落。这个要求当然急了一些，但对迅速恢复工作是有利的。谭其骧在这次会议上就绘图工作做了长篇发言。我讲这项工作最终还是请谭先生把关。所以在文革时期那种氛围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谭其骧实际主持和负责全部绘图工作。这些情况在谭其骧的日记和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都有具体记载，1971年周总理的过问是后来的事。
1971年4月27日，上海市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绳树山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会议上，口头询问总理关于编绘《中国历史疆域图》的报告有否批下来时，总理说：“春桥同志最近很忙，没有来得及研究。”当绳树山问历史上的边界问题如何处理时，总理说：“工作要继续抓紧搞好，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按历史事实画出。我们画的是历史地图，应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的范围，不必区分是否兄弟国家。”这是总理对绘图工作的支持。关于边界问题的处理，我们原来的设想完全符合总理的指示。《中国历史疆域图》绘制完成以后，送北京审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派负责人具体参加审图的工作，这是周总理关心《中国历史地图》的具体过程。
迄今为止，我们大家都是这几部中国历史名著出版的受益者，标点、注释、编辑和出版这几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著，起因于五十年代，基础工作的奠定却在文革时期的七十年代初，出版工作的完成是八十年代文革结束以后。现在我们强调要文化强国嘛，要理解和掌握几千年中国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离不开这两部最基本的历史巨著。因为要了解中华民族这几千年的时空组合，就离不开这几部巨著，讲当代的文化传承也不能割断那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托福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珍贵历史遗产的关切。感谢所有为这些书籍图册出版做过有益的事之人，尽管政见上有差异，有益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事，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会尽心尽力去做的。故要讲这两件事，应比较全面而正确地讲与此相关的具体之事和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历史上的先人。
当然，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叙述我参预这两项工作的全部具体过程。正如周总理所言，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谭其骧讲过“求是师求真”，求真便是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我们才能从中求是，求其来龙去脉的道理，从而找到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理从真来。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真是前提，离开了真，那就谈不上善与美了，而是丑与恶了，原因在于他说的是假话。
余秋雨同志吃亏的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离开事实的本真讲话，岂不成了瞎话吗？过去沈光萱他们攻击你在文革时期那段在我那儿工作的历史，那时你回避一些问题，我完全理解，你要改换门庭，我也可以接受，人各有志嘛，我从不强求任何人。不管如今你如何表现，我现在仍然认为，你文革时期在写作组那儿没有做什么错事，那时你写的文章，到现在再看，即便有不足之处，但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你完全可以正面直对。那些人对你的围攻，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也不值得与他们去纠缠，走自己的路。但你太软弱了，也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文革刚结束时，你对写作组的同仁，还是有真情的，如你对陈旭麓，对王守稼在《家在龙华》一文中所表露的感情还是很打动我的。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处境一直深表同情，你写的《文化苦旅》还是一部好书，你写的一些散文，我都还留意读过一些，我的第三代孙子辈都曾把它作范文来读的。大家都衷心希望你能有所成就。但对你现在的情况多少感到有一点遗憾了，不要一时冲动，作文讲过激的话，于己于人都不利。当然，我如今仍然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能振作精神，如过去那样创作好的散文，别意气用事。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健康又欠佳，气短、乏力、脚肿、心衰也，故去日苦长，来日苦短。你还年轻，还有许多事可做，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我还希望你作文时，多找一点相关的资料，不要信手随意地写。文章的美不是建立在辞藻上，而是建于真实及自己的真情实感之上，不要媚俗。要保持你写《家在龙华》时那种风格，你是有才华的，希望你能“魂兮归来”。
去年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谭其骧是我的老师，在文章中讲了我与谭其骧相处的一些历程，谭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教益便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做学问写文章是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要敢于正面直视自己的一生，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得起师长，对得起共事的同仁，对得起朋友，相互之间要讲真情，不要做墙头草随风倒。我记得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故。”（《诸葛亮集卷二论交》）特以此共勉。总之要见利思义，远离忘恩负义的小人。趋炎附势的势利之交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随世态而炎凉，这一点道理你现在可能会体会更深了。我对你还抱有希望，故许多话还都留有余地。我把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发在下一次博客上，如有时间，你不妨也看一下，或许对你如何为人可能有益。
同时还希望知情的朋友，看了我这篇博文也来评说一下，还余秋雨一个清白。

原载作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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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读者张晓良来信谈文革日记

收到新一期《记忆》和《昨天》创刊号。两刊并出，各有侧重，嘉惠读者，辛苦主编。
《昨天》创刊号“文革日记专辑”中提及的陈白尘《牛棚日记:1966-1972》、张光年《向阳日记》、谭其骧《谭其骧日记》、张新蚕《红色少女日记:一个女红卫兵的心灵轨迹》、吴宓《吴宓日记续编》（未读完），以及《叶浅予自传：细叙沧桑记流年》，我书架上都有。杨国宇《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曾在《天涯》阅读部分。
另外，李辉主持的大象人物日记文丛，2004年至2009年已出十二种，我购得《吴祖光日记（1954-1957）》、曾庆延《北大荒日记（1958-1959）》、陈白尘《缄口日记（1966-1972，1974-1979）》（前半部即《牛棚日记》）、徐成森《我的复旦四年（1955-1958）》、《刘节日记（1939-1977）》五种。
其中，《刘节日记（1939-1977）》（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1版1印）中有不少涉及文革内容的记载。刘节为陈寅恪的学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日记中记有：
1966年9月17日，“下午劳动戴高帽。晚做顽固分子纸黑牌。”
1966年9月18日，“在家做高帽。陈先强来，要我背‘语录’。”
1967年2月26日，“背纪念白求恩一段。”
1967年2月27日，“今日又有进步，背纪念白求恩二段。”
1967年6月2日，“背愚公移山成，将成。”
1967年6月3日，“背愚公移山成。”
1967年7月23日，“今日清之在中山五路看见一人给六七个人活活打昏在地，旁人不敢救，武斗日渐激烈！”
1967年8月9日，“上午十一时半，有青年七人到我家洗劫而去，失落收音机、怀表、自来水笔、现款等物。”
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
1968年7月1日，“下午有二青年来搜查，又取去一些物件，钱包中仅有二元也拿去了。”
1968年7月11日，“今早因思想小结中反对钢琴伴唱京剧，叫出门外挨打一次。”……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丁未年末，“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洪光华在《陈寅恪没有被批斗吗》一文中联系蒋天枢的记载，写道：“与《刘节日记》相互印证：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这一天是丁未年腊月十六日，应即蒋先生所说的‘丁未年末’的那一天。刘先生代替陈先生挨斗，应该就是此日。而刘先生为什么用隐晦之笔写下‘我去陪斗’而不直接写‘代斗’，也没有记下缺席批斗陈先生的详情，以及他回应红卫兵的话呢？刘先生解放后的日记简之又简，至‘文革’日记最少时只得三个字，应该就是为了避免留下文字上的把柄吧。”（洪光华此文载《博览群书》 2010年第10期）
《刘节日记》由刘节之子刘显曾整理，刘显曾在“编后记”中提及感谢诸位，其中有“表弟洪光华”字样。
曾在网上读网友“大树下”《七律•有感于刘节代陈寅恪挨斗》：
十年浩劫事重听，回想当年世不宁。老迈力衰居病榻，晚生怀勇赴顽瞑。头低弟子何屈辱，“身替恩师亦幸荣”。闻此泪飞心肃敬，铮铮一语似雷霆。
2012-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