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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2年3月31日第3期
本期目录
〖武斗专辑〗
访谈
黄振海口述 林雪采访、整理 “街娃”的武斗
史林一叶
卜伟华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修订稿）
蓦然回首
廖振旅 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
唐士六 我们那个老知青武斗队
旧闻杂记
谢声显 我知道的几个武斗杀俘案
文摘
成都军区发枪武装造反派
戴维堤 由中央发枪的北航红旗武装部队
沈如槐 清华大学414的“特种部队”
陈益南 在“青年近卫军”的武斗经历
杨里克 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故纸堆
张国华谈中央批准给造反派发枪
编读往来
黄肇炎来信谈“三种人”提法出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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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专辑〗
说明：“全面内战”，是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文革两大“错误”之一。文革中为什么全国各地都会爆发内战式的大规模武斗？为什么武斗会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为什么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武斗会一度采取十分暧昧甚至欣赏、纵容的态度？为什么各地的“支左”部队会不同程度地在武斗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甚至直接发枪、参战？……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却远未得到深入研究的问题。当年武斗的参加者大多是长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向解放军学习”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其中不少人是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和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出来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因他们大多长于“行动”而拙于宣传，少有文字留下，后来又有些人因武斗罪责而被判刑入狱或遭到批斗惩处，先被视为“现行反革命”（政治犯）后又被视为“武斗杀人犯”（刑事犯），“参加武斗”成为一段不光彩的人生记录，所以武斗参与者很难无所顾忌地回忆那些经历。后人对武斗及其参加者的了解和研究就较为困难。本刊尽量搜集了一些亲历或见闻了武斗的人所写文字及相关资料编为专辑，以供有心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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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街娃”的武斗
黄振海口述
林 雪采访、整理
受访人：黄振海，男，著名画家，雕塑家。1950年出生于成都市科甲巷一平民家庭。文革前系成都市锦江中学初66级学生，学校“八二六”派红卫兵《新锦江公社》负责人。文革后就读于四川美术学院。现就职于某著名旅行社任策划。
采访时间：2010年至2011年
采访地点：黄振海先生办公室
林雪（以下简称林）：依你的看法，武斗的起因是什么？
黄振海（以下简称黄）：要说武斗的起因，可能要从文革之前的 “战争教育”说起。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对于战争就非常向往——因为战争可以产生我们崇拜的“英雄”。所有男孩子们喜欢的电影无一例外都是战争片，比如《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而其中的李向阳、小嘎子，都是我们崇拜的英雄。那时候不仅仅是电影，最为时尚的读物：《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红旗谱》、《红日》、《红岩》，都是写战争年代的。
林：《红岩》是写的监狱斗争。
黄：你忘了其中那个最受欢迎的“双枪老太婆”？那也是战争人物嘛。
林：（笑）倒也是。
黄：战争的“硝烟”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成长。包括它衍生的“阶级斗争论”和各种各样的“仇恨”论。比如雷锋那段著名的日记：“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其实到后来前面的几个都不重要了，就只剩下最后一句——因为到处都是敌人了。
林：记得那时候的漫画和宣传画，不是解放军在打阶级敌人，就是工人和农民在打阶级敌人，一个个胳膊腿都这么粗，眉毛都高高扬起，满腔的仇恨。
黄：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要不然就赶上打蒋匪了，或者是打日本人。没准自己就是又一个小兵张嘎或者是李向阳呢。
林：你的意思，武斗就是这些“战争情结”在作怪？
黄：战争情结是内因，还得靠外因去启动。
林：有人说，武斗是从1966年底到67年初的“夺权”开始的。因为对权力的争夺，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仇恨。
黄：依得我个人的感受，是来自“二月镇反”。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参与“夺权”。我一个街娃，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要去夺别人的什么权。
林：那你是怎么被卷进了“二月镇反”的？
黄：我本人没有被“镇反”的理由。因为开完斗争工作组的大会之后，我就去了外地大串联。我回到成都的那天，1967年的2月18日，正是“二月镇反”的开始。记得从火车上下来，正遇上成都军区的飞机在天上撒传单，传单上就是头一天叶剑英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又称“二•一七信件”。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着信上的内容，说部队协助公安局抓“罪犯”（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的宋立本等人）是正确的，并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林：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黄：我父母都参加了兵团，而且我母亲就是街道分团的成员，被抓的那个“罪犯”宋立本，就是他们的头头。我父亲也刚刚从阿坝里面出来造反，参加的也是兵团，还是个小头目。
林：你自己呢？
黄：我没有参加学校的八二六，而是在川大去加入的，拿了个红袖套，爱去不去的，吊儿郎当。可是因为在运动初期带头造工作组的反，在所有的人眼中，我就是“信”里说的那种造反派。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林：在“二月镇反”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黄：我回到成都之后，就发生了兵团、八二六到人民南路去“向毛主席请罪”的事件。队伍从东大街经过，倒挂着旗帜，到了人民南路广场，就跪倒一大片，哭得呜呜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黑着脸往回走，刚刚走到走马街口子上，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在我面前“吱”地停下了，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站在我面前抖抖肩上的军大衣，眼睛斜睨着盯了我一眼，哼了一声，又钻进车里走了。我一看：原来就是运动初期斗了我们几个、后来又被我们斗了的那个工作组的张队长。
林：他是觉得该你倒霉了，他还是胜利者，笑到了最后。
黄：他这一抖，可把我气坏了。后来我们学校的“八二六”来找我，要我回去当“一号勤务员”，就是头头。我毅然答应了。
林：看来就是这个“张队长”启发了你的报复心，让你在最低潮的时候，怀着满腔的义愤参加了“革命”。
黄：是的。记得那天晚上我到春熙南段的“饮涛茶社”，茶社早就没开了，一个叫《巴黎公社》的中学造反组织在这里设了总部，现在人员已经四处逃散，只剩下些队旗袖套笔墨纸张和几床脏兮兮的被子。我用那旗子把所有的东西一卷，用自行车拉到了学校，然后把我们学校的“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简称）统统撵出去，把他们的团部占领了，开始“战斗”。
林：黑暗中的战斗。
黄：我们很自然把当时的情况比喻成“白色恐怖”，而我们就是那些小“地下党”，每到晚上就出去刷标语。那个时候满街都是打倒我们的标语，充满了侮辱性的语言，把“造反兵团”写成“撬杆（小偷）兵团”，八二六写成“扒耳驴”。我们就专门在那些标语旁边贴标语，比如：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血债要用血来还！镇压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当然还有些很抒情的，我们把藏族歌曲“远飞的大雁”改了歌词，把“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改成了“八二六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唱起来热泪滚滚。
林：同样的歌曲还有“东方红”里的《抬头望见北斗星》，也很深情。
黄：还有“东方红”的那些朗诵词，简直就是我们的心声。比如一开始的那段朗诵词：路漫漫，夜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还有一段革命先烈戴着手铐脚镣一步一步走向刑场，唱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自有后来人”，还有后面紧接着的朗诵词：但是，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林：那个时候，不后悔自己晚生几十年了，赶上和革命先烈一样的年代了。心里充满了悲壮，和为革命献身的崇高感。
黄：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正义”啊——因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啊。虽然都去人民南路跪成一大片向毛主席请罪了，可是回来怎么想怎么没有错。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理由：毛主席被那些“老帅”反扑了。革命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和毛主席共患难。这个感觉是多么的崇高！同时还有仇恨。大面积的仇恨。就是这种仇恨，成为后来武斗的动力。
林：何以见得？
黄：你想想，那个时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号称30万人马，还不算各个区县的支队；八二六虽然是个大学的组织，可是很多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参加了，人数也不少。记得“二月镇反”一开始，全省一天晚上就抓了十二万“反革命”，几乎都是兵团、八二六支队长及以上的骨干，很多地方的监狱都关不下了，全都关在学校和庙子里。成都宁夏街的市大监里关了1600多人，大慈寺好像关了800多人（注：据记载：到3月4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000余人。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3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这么多人，加上那些还没有被抓的，这些人在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了，其亲戚朋友加起来应该有多少？还有很多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同观点”的人呢？这么多的人的仇恨，往哪儿发啊？未必我们还敢去打那些老帅？还敢去打成都军区？不敢了嘛。再说人家军区的司令员韦杰，在北京的时候就向我们造反派道歉了，当面鞠躬，人家可是老红军啊，还要怎么样？
林：可是这口气又不能不出，只能去打产业军了。
黄：当然嘛。他们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亲自组织起来、专门对付咱们造反派的，百分百的老保，又是亲手把我们的人抓进监狱的“打手”。别看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常听话守规矩，抓我们的时候，可是把我们当成了真正的阶级敌人，就如雷锋同志说的：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林：人家还说你们运动初期的时候也斗过他们呢。
黄：可是我们没有把他们抓进监狱啊！坐监狱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老是想让我们去坐监狱呢？看那个张队长在走马街上的张狂劲，要是那天给他个机会，他完全有可能真正把我抓进监狱里去的。
林：双方的仇恨都在心里疯长。
黄：最疯的时候是“二月镇反”被否定之后，我们成群结队到处去打“老产”。那些大型的国营厂、特别是国防厂的工人，因为经过严格的“政审”，个个根红苗正，大都参加了产业军，成了老产的窝子，也成了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比如川棉一厂，420厂、69信箱、512军用被服厂……最重要的是132厂。
林：最要命的是：打老产成了一场地道的“人民战争”——因为“二月镇反”牵涉的人太多了。
黄：是啊。我们去打，老百姓就去看，去起哄，有机会的话也上去凑个热闹，打两拳头，或者是扔几块砖头，叫做“有仇报仇，无仇打魌头”。打着了对方，是个“战斗英雄”，被打了也是“光荣负伤”，也算“战斗英雄”。
林：问题在于老产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冤枉，也觉得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胸中也充满了正义感。
黄：文革的荒唐就在这里。无论是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走资派也好，或者是以后造反派内部分裂成的两派也好，都认为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是正义的，而毛主席又不出来说个明白。于是就给了大家一个“挣表现”的机会，谁能够把对方压下去，谁就是最忠心的。
林：打132厂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
黄：我们的人去打132厂，是要“攻克老产在成都最后一个顽固堡垒”，而132厂的老产，则是按照当时国家的“保密条例”，誓死保卫国家财产，保卫国家的机密。我们是赤手空拳的，而他们的厂保卫科是发了枪支的，据说200多枪支全部都发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乌合之众，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所以这场武斗，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
林：而鼓舞着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蜂拥而上的，又是那个该死的“正义感”。
黄：是啊。问题在于就在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正式下达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既没有正式说我们兵团、八二六是“革命派”，又没有正式说他们“老产”是保守派。这个结论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老产”开枪打死了四十二个人之后，才正式下来。
林：这个文件就是《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黄：这个文件要是早发一天，或许“老产”的正义感就没了，他们就会自己解散了，我们的攻打就没有了意义。
林：可是历史没有假设。事情还是发生了。记得开枪的消息传来之后，兵团公（共）汽（车）分团把汽车停在人民南路，所有要去132厂的人上车就走，现场大约有三万人。
黄：我没有到现场，我在川医急诊室，一群人把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生李全华抬进来的时候，我从人缝里亲眼看到他的半边头盖骨没有了，雪白的脑花夹着鲜红的血，发出很浓的血腥味。后来我进过那间停尸房，里面停了四十二具尸体，大多都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孩子。
林：其中有我妹妹的一个同班同学，十三岁还是十四岁，叫屈德安，盐市口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妹妹和她的同学去认尸的时候，根本就无法辨认。天热嘛，尸体都肿得不成样子，后来是根据这孩子的一个特征认出来的：他的一只耳朵上长了个小肉瘤，大家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子耳朵”。
黄：我记得事后成都抬尸游行，宣传车领头，很多汽车在后面跟着，成都市民万人空巷。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愤怒和仇恨。我在署袜街看见一群女孩在大街上摆了个桌子，上面是个中学生的照片，扎两条小辫，手里拿个毛主席语录，英姿飒爽的，笑得阳光灿烂。这女孩的名字叫赵宗纯，十七中初三的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也是16岁，现在成了躺在汽车上的48具尸体之一。赵宗纯的那些同学，眼睛都哭红了，哭着在为她的家里募捐，说她家里本来就穷，现在她爸妈都倒在床上，今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林：不管是什么目的，拿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平民，就是罪恶。
黄：可是开枪的觉得你不是平民，而是暴徒——平民为什么要来冲击国防工厂？当时国家有命令，冲击国防工厂，就是可以开枪！再说了，这三万人要是真的冲进了厂区，确实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是造飞机的国防厂，我想，到现在也是不能随便进出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尽管中央说要追查责任，可是最后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林：那些孩子，十几岁的学生，都白死了。
黄：文革中死的人，都是白死的，太多了。
林：可是复仇的种子埋下了。情绪这东西，是最不讲道理、没有理智的。
黄：记得事件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们这派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庆祝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发，实际上就是一个声讨产业军罪行的大会，号称40万人参加。有人拦住一辆过路的卡车，很多人跳上去，我也跳上去，就去了132厂。我们到了132厂的宿舍区，一群人气势汹汹的，见人就问谁是“老产”。迎面碰上一中年妇女从家里出来，见到我们吓坏了，慌慌张张朝着隔壁呶呶嘴。我们一涌而进，见一瘦老头，很老实的样子，穿了件针织背心，旁边的桌子上有个大搪瓷盅，上面写着“先进生产者”之类的红字。大家一看：肯定是个“老产”。
林：因为“老产”大都是党团员和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之类的。
黄：我们中间那些彪形大汉，扑上去就打，打着打着听见一声“有人来了”，这才想起这里是老产的窝子，人家可是有枪的。于是拖着那个“老产”就往我们的汽车上跑。132厂的黄田坝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他们一路上都在打。到了人民南路，有人大喊：我们抓到了一个“老产”，是从132厂抓来的！我看见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小伙子跳上来，一揭屁股后面的工具皮夹，亮铮铮的一排全是大大小小的改锥！他抽出一支大的就戳，那狠劲！
林：你在做什么？
黄：我算哪根葱啊，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个子又小，胆子也小，吓坏了。等他们打完了，我一看：那老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眼珠子都暴出来，死了。直接就拉到川医停尸房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死了？他家里的人会怎么想？还有他到底是不是“老产”啊？就凭那个慌慌张张的女人一撇嘴？就凭桌子上那个“先进生产者”的大瓷盅？
林：正常情况下，很难想象一群身强力壮的人，会对一个老人这样下毒手。
成都的武斗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虽然相隔很近，但是成都的武斗和重庆不同。重庆武斗的主力（尤其是到后来），大多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是转业军人，专业的“杀手”，在部队的时候都是“带着阶级仇恨”在练兵，他们一拿上枪，就下狠手。而且，重庆的兵工厂也让那个城市充满了杀气，人的性格都比成都人“猛杀”。包括重庆大学的学生，也都敢下手。可是成都的武斗，多少有点“游戏”的感觉。
林：记得江青在武斗中说过一句话：小青年，爱玩枪。
黄：这算她说对了：我们对枪，起初就是个“玩”字。
林：我也玩过。我向一个军队的造反派借到过一支五四手枪，限期一周。那是一支没有撞针也没有子弹的枪，相当于玩具。我才知道原来枪是如此的简单，就那么几个零件，太简单了。几乎和“凶器”联系不起来。一点畏惧感都没有。
黄：我们玩的可是真家伙。不但有撞针，而且有子弹，还有炸药。我们玩出来许多惊悚。现在的那些专门玩惊悚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见得能够设想出这样的情节——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嘛。
先说手榴弹吧。有一次，我坐在春熙路财贸干校大门外面的巷子口，研究一颗手榴弹。我拉开手榴弹的后盖，里面是一层防潮纸，捅破防潮纸，是一根白色的粗棉线，慢慢拉开那根棉线，就看见线头上系着一根很细的铁丝。这铁丝后面又是什么呢？我不经意地拉着，突然吱的一声，从它的尾巴处冒出了白烟。我浑身上下一麻，引线燃了！我下意识往四周一看：不过几米，就是人流熙攘的春熙南路，身后就是财贸干校，周围都是民房——这颗手榴弹现在随便往哪儿扔，都要伤人。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小巷的拐角处，有口水井。手榴弹从冒烟离爆炸的时间，只有三秒，我几个跨步冲到那口水井旁，别开脸闭上眼把手榴弹往井里边一塞，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天摇，繁华的春熙路上，人群崩山一样四散逃跑，刹那间就一个人影都没了。
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个令人魂飞魄散的故事。
黄：如果在成都市民中间去征集，当时在春熙路上的人中间肯定有人记得。只是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底细。
林：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黄：也吓了一大跳。不过事后觉得庆幸，还有些自豪：我毕竟经历了一场惊险啊。
林：什么时候“游戏感”开始消失的？
黄：从那次“被偷袭”开始。
林：说来听听。
黄：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两派，只不过“红成”被我们赶跑了，一直都寄居在河对面的“川医”。他们心里不服气，就跑来“偷袭”。来的时候正是半夜，我一个人住在三楼。我在熟睡中突然惊醒，莫名其妙地觉得事情不对，翻身跳起来，抄起捷克式机枪就上了房顶。偷袭啊，是在你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基本上不具备抵抗力的情况下到来的。这个时候，你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外壳的软体动物，怯弱就是你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令我汗毛突然倒立起来，浑身不听使唤地得得发抖。我用发抖的手抓起捷克式，对着那感觉到有问题的暗处就是一阵扫射，子弹带着火光直射而去，果然照亮了一群慌乱的人影，然后是嘈杂声起，大路上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几分钟之后，马达的声音逐渐远去，黑夜归为寂静。我紧抠着枪机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背上被冷汗浸得一片冰凉。
林：从这次开始，你有了什么变化？
黄：畏惧死亡。知道了枪是会真的打死人的，是有后果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后果。我有一个街坊，同院子住的，就是被枪打死的。那是人民南路“十中保卫战”，他去看热闹，他躲在一堵墙后面，刚一伸头，就被打死了。抬着他的担架从我面前经过，那黑红的血丝黏黏的，被风吹得飘起来，牵成了长线，他手搭在担架下面，还是软沓沓的。他父亲在一边靠着根柱子，脸色蜡黄，瘫成一团，不久也死了。
林：记得那时候经常抬尸游行，很吓人的。
黄：十里店一个什么厂的工人，兵团的，叫张邦银，被抓住后往肚子里塞了一支雷管，炸死的，尸首抬出来游行，肠肠肚肚翻出来，红的红绿的绿，当场就有人在大街上吐了一大摊。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宋立本，文革前就坐过牢，“十中保卫战”的时候曾经抱着炸药包要去炸楼，很亡命的。可是后来，他被一中的“红成”抓住，在肚子上挖了个洞，“点天灯”，死得很惨。
林：面对这样残酷的死亡，你的“英雄梦”呢？
黄：嗨，还有什么英雄梦啊。人在死亡面前、在血腥面前都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就是一个凡人，我不可能“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我见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包括那个偷袭了兵团在生物制药厂的驻地、后来被枪毙的革命烈士的后代路殿云。他在牢房里哭啊，哭得呜呜的，他终于明白了：他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不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他就是一杀人犯。说句不好听的：我甚至怀疑革命先烈，是不是都像《红岩》上写的那样英勇。如果是真的，或者可以这样解释：他们有理想，胸怀正义，所以他们宁死不屈；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理想了，弄不明白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了，所以我们成不了英雄了。
林：所以说，人得把自己放在“正义”的位置上，才会有胆气。一旦觉得“没意思”了，就泄气了。记得当时成都的大学生，都对武斗没什么兴趣。有个大学生还对我说过：什么派不派的，都是他们头头们的事情，和我们下面的“战士”没什么关系。
黄：他们的年龄毕竟比我们大一些，想的也会多一些，而且一些人都有了女朋友。冷静下来之后，会觉得家里出自己这样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就这样不明不白被打死了，真的不划算。当然了，除非已经成了杀人狂。那些“武斗之花”就是杀人狂。他们就是文革武斗培养出来的“勇士”，他们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兴趣”。而我们则是“意志消沉者”。记得好像是“九五交枪令”之后吧，我们把所有的枪支统统上交，然后到处去玩了一圈，回来就下乡当知青去了。
林：之前接受的那些“战争教育”，一旦接触到真正的战争，也都土崩瓦解了。
黄：不但是我们了，我相信所有真正参加过战争的人，没有谁会“热爱”它。这东西，是个恶魔。而这个恶魔，往往又穿着各种漂亮的外衣。而我们老百姓，实在搞不清楚其中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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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
（修订稿）
卜伟华
按：本文原稿载作者博客，后由华夏文摘增刊832期•文革博物馆通讯664期转载。现本刊发表的是修订稿，内容有新的补充。在此次修订期间，清华大学唐少杰先生曾两次帮忙查找、提供相关资料，谨致谢忱。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现象屡屡发生，但未见有比较全面详细的资料可供检索，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案例做一介绍，涉及的地方有青海的西宁市，四川的成都市、宜宾市、重庆市，河南的开封市，江西的抚州市，湖南的常德市、湘乡县，湖北的武汉市，辽宁的鞍山市，江苏的南通市，浙江的温州市和安徽省。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希望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以助于文革史研究的深入。
张大海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二二三”事件。西宁地区驻军联合指挥部对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进行了武装镇压，酿成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第194－197页）。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张大海。
关于张大海，现只知道他是人大附中高六六级一班的学生，是人大附中红卫兵（老兵）的成员。清华附中红卫兵编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诗词》中现存两首悼念张大海的诗词，其中一首“卜算子”词曰：“壮士辞北京，热血喷西宁。捍卫真理宁玉碎，一死泰山轻。英魂永不散，丹心照汗青。继承先烈革命志，不愧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诗词》，1968年5月，油印本第15页）
从原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在“老兵”失势后，宋柏林等人于1967年1月31日坐火车到了西宁，2月2日到“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和“红色工人造反总部”等组织去作调查了解，在那里，他们“老兵”和“首都三司”、北航“红旗”等造反派站在一起，支持“八一八”，反对“捍卫队”，2月3日在省建公司楼上，“在会议室里见到了‘首都三司’，还有‘首都紅卫兵赴西宁造反支队’的。我们认识了一个北京七中的学生李增乾，他邀我们到他那去，他们住在军区招待所，19个中学生全是红五类出身。他们早在10月前就来了，干得很热火……”（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版212页）
不知张大海是不是这19个中学生中的一个？
严格说来，他不应算作死于武斗，因占据青海日报社的群众并未进行武装对抗。
李全华
1967年5月6日，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即132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当天上午，该厂造反派调集厂外造反派围攻厂内保守派，双方用砖头、棍棒武斗。当造反派冲击该厂保密生产区时，退守生产厂房的职工动用民兵武装的各种枪支，向围攻者开枪射击，打死48人，打伤127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
文革研究者杜钧福在题为《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回忆中介绍了他当年在成都“五六”惨案后到成都了解到的情况：“当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两个人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同在一辆汽车上，突然枪响了，打中了站在他们中间的北京地院的李全华和一个成都的红卫兵范培瑾，溅了他们一身血。血衣尚在。那辆车我们后来也坐过，看到上面有四个弹孔。我们就住在华西坝一个刚建成的新楼里，睡在地铺上。”（杜钧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junfudu）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出版的第35期，报道了5月10日下午“首都革命派”召开追悼5月6日在四川成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中不幸中弹身亡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李全华的大会情况。李全华的母亲、哥哥、叔叔以及“来自八个国家的几十位国际友人”（即在京外国专家造反派）出席了大会。
（上图：李全华追悼会上控诉者展示血衣。）
张玄杰、王俊英
1967年5月13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张玄杰（机械系61级，中共预备党员）、王俊英（无线电系64级，共青团员）死于四川宜宾武斗。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5月13日至19日，宜宾两派群众组织因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尖锐对立，发展到有数千人参与，使用钢钎、木棒、石头等为武器，在宜宾城区进行武斗，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300多间房屋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第315－316页）。
据宜宾造反派头头谢英富回忆：5月13日，宜宾造反派组织游行，遭到保守派阻击而不得不撤退避让。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大规模的武斗发生，造反派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们就到军分区去请求解放军出面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保守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保守派的人好像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保守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用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见宜宾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据王俊英的同班同学介绍，1967年3、4月间，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时曾应邀去过北京工业大学，后刘、张在得到中央支持，受命回宜宾筹建革委会时，从北京带上一大批红卫兵做他们的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去了很多人，张玄杰、王俊英即在其中。这位同学回忆说：“临走时，在我们宿舍，中午大家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是没有人睡觉，都在说上四川的事。有的同学说现在四川武斗挺厉害的，你们可千万小心，有的说你们要‘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王俊英接着说：‘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说完大家哄堂大笑。说者无心，都当是玩笑话。谁也没往心里去。身在北京，根本想不到真的武斗会打死人，更想不到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灾难被言中，真的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五月份四川武斗不断升级，王俊英，唐林，王俭在四川宜宾——刘结挺、张西挺的根据地，真的赶上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武斗的群众手举着带钉子的狼牙棒冲过来时，王俊英、唐林这些北京去的红卫兵只是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夹在两派之间，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此时大棒已经朝他们头上挥去，据说，上午九点多王俊英被打倒后直到下午五点去世，中间就没醒过。她的脑袋打裂了，脑浆都流出来了。就这样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四川，和她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六系的男生张玄杰。而唐林当棒子向她挥来的时候她迅速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她的手被打伤，但生命却保住了。”（见《瑰丽夕阳的博客》：http://lhxing1946.blog.163.com/blog/static/1288467252010102824723324）
5月19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召开“向王俊英、张玄杰烈士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王俊英的母亲、张玄杰的大姐讲了话，王母讲话中说，王俊英是她的独生女，生前曾表示为保卫毛主席牺牲了也心甘，“这回她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北京市革委负责人吴德、常委周景方到校表示慰问。而“东方红”的对立派学生对吴德此举颇不以为然，群起而围攻之，“吴德被挤得满头大汗，在人群中无法前行”（见《瑰丽夕阳的博客》）。
由岩佐昌暲、刘福春编选的《红卫兵诗选》，2001年3月由日本福冈市的中国书店出版。其中东方红公社“英特纳雄耐尔”的题为《在战火中得到永生》一诗所描述的正是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战士张玄杰、王俊英“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牺牲”的情景：“……迎着刺刀木棒，／高举红书，昂首阔步。／面对围攻毒打，／坚贞不屈，岿然不动。／他们不愧为东方红的好战士，／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杨剑龙《狂热年代红卫兵情感的宣泄与记录——读〈红卫兵诗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月号，总第10期）
刘天章
1967年8月20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了。
刘天章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8月24日，恰逢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李明清、赖锐锐、王晓东、李洪瑞、刘福曾于1966年8月24日贴出题为《炮轰……》的大字报，其中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这大字报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的反革命大字报）。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李明清，有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李明清和吴仙虎被殴打致死。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历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戴维堤《逝者如斯》）。
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政治部编印了《红卫兵的好榜样——刘天章》一书。此书现在还可在“中国收藏在线”等网站上买到。
包康玲
1967年8月18日，年仅21岁的北京市五十三中学语文教师包康玲在重庆两派武斗中被打死。当天“凌晨，大坪、潘家坪一带的市民被晴空霹雳般的枪炮声惊醒。巨大的爆炸声是重大“八一五武斗队”炮班的榴弹炮从虎头岩向几处准备进攻的地点进行的首轮炮击。“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恶战至20日，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武斗指挥下令炸毁……”（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出版，2010年版，第225页）
1967年10月16日出版的重庆“反到底派”小报《东方欲晓》上刊登了包康玲追悼会的情况和包康玲生平简介、书信摘选。
包康玲1965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分配到北京五十三中作语文教师，是五十三中井冈山兵团、红教兵成员。1966年12月和1967年5月两度来到重庆，是坚决支持重庆“反到底派”的首都红代会赴渝兵团的成员。在重庆武斗急剧升级的时刻，包康玲誓言“与山城‘反到底派’共存亡”。在此期间，包康玲3次负伤。8月18日，在潘家坪战役中，包康玲被子弹击中，子弹从左颈穿入直到肺部，经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20日死亡。
在包康玲的追悼会上，她母亲应邀到会作了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底”的讲话。
贺英、潘仲成
1967年8月，北京一○一中两个学生贺英和潘仲成到江西串连，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两人均为19岁。2009年出版的《证照中国——1966－1976》一书中收录了北京一○一中学“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出的讣告（许善斌《证照中国：1966－1976》，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讣告
我首都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以沉痛的心情向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发出讣告如下：
在滔滔的赣江边，英雄的南昌城下，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支持革命造反派，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贺英、潘仲成同志，是我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优秀战士，前不久奔赴江西，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当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反革命组织“联总”抚州“32111”疯狂进行反革命暴乱。早六时听此消息，贺英、潘仲成同志及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战友、江西革命造反派奔赴抚州。八点钟赶到温泉镇，哪想到反革命暴徒设下埋伏，不幸遭伏击，暴徒们向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疯狂地下了毒手。
暴徒们的机枪喷着火焰，火舌向着革命小将射去！面对死亡何所惧，革命小将高呼“毛主席万岁”！与暴徒英勇搏斗！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倒在同一血泊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赣水为我哀悼，群山为我抽泣，贺英、潘仲成同志在这次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烈士均年十九岁。贺英同志，是我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生前任我公社对外作战部部长。潘仲成同志，是中学红代会组织部工作人员。
……
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仇我们要报！让我们接过他们手中的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奋勇前进！不把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决不罢休！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瞑目！
烈士们，安息吧！
打倒刘邓陶！打倒江西“联总”！镇压抚州32111的反革命暴徒！
为革命牺牲的贺英烈士永垂不朽！
为革命牺牲的潘仲成烈士永垂不朽！死难烈士万岁！
（烈士灵堂设一○一中）
首都中学红代会 一○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1967年6月28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29日凌晨，江西省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从江西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223具（据《周总理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1967年8月5日。另据“大联筹”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火线战报》说：“目前，据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与广州部队新调赣州某部联合调查，已发现我造反派和红卫兵尸体490具(不包括江中打捞的)其中有223具已被认出来。”）。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认为问题严重，遂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上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毛泽东将此件批给林彪、周恩来：“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个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70页）。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够马上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这65人当中，应该包括北京一○一中的贺英、潘仲成两人。
李磊落、肖化时、刘庆、羌于正
唐少杰整理的《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见《记忆》总42期）中列出了4名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清华大学学生，他们是：
李磊落，男，22岁。清华电机系电9班学生。1967年8月7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
肖化时（亦写作萧化时），男。清华无线电系无706班学生。中共党员。1967年8月11日参加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横渡长江的活动中，与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致死。（肖化时的死亡时间有误。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中收录了清华井冈山关于肖化时的讣告，其中肖化时死亡的日期为8月1日。经查证，1967年8月1日，武汉造反派组织了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不周，在武昌长江大桥下水时，拥挤践踏，死亡100多人，造成渡江史上最大惨案。肖化时即死于这次惨案，他的死亡原因不是参加武斗。但当时造反派称惨案是走资派和百万雄师制造的，所以肖的讣告中说肖“于1967年8月1日参加武汉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武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混蛋制造的‘八一惨案’中英勇牺牲。”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版，第242－243页）
刘庆（刘仁堂），男，23岁。清华无线电系无91班学生。1967年8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羌于正，男，22岁。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农9班学生。1967年8月29日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写的一篇题为《拥军的模范，支左的模范》的文章中介绍了刘庆的一些事迹：他和“赴鞍纵队”曾与驻军队谈了七、八次，把我们了解情况统统讲了出来。8月13日，中央对鞍山表态前一星期，刘庆起草对鞍山局势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鞍山“捍卫队”。这声明对鞍山驻军和支左的三一七四部队给予极高的评价，给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动理论当头一棒。“鞍山革命派为了纪念他、学习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召开了有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见《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第268页）
9月18日，清华《井冈山》报刊登悼念羌于正的文章，文中说：“8月28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的大刀，乌黑黑枪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整夜喷吐硫酸的水龙……。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你冲杀在第一线……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清华《井冈山》报第73期报道了李磊落（在湖南常德武斗中）、萧化时（在武汉八一渡江活动中）身亡消息和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的悼念文章《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
8月1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举行肖化时、李磊落追悼大会。9月18日，又举行刘庆、羌于正追悼大会。兵团总部政治部决定：建议党组织恢复后追认在武斗中“牺牲”的李磊落（8月7日死于湖南常德）、刘庆（8月31日死于辽宁鞍山）、羌于正（8月29日死于江苏南通）三“烈士”为中共正式党员。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8年4月12日第132、133合期第8版，在《死难烈士万岁》栏目下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驻常德部队1967年10月18日为李磊落出具的烈士证明，称：“你兵团李磊落烈士于1967年8月7日两点左右，在抢运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伤员归来的途中，在东门一侧不幸被红联伏击，中弹英勇牺牲。”同时刊登的还有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7年10月23日的证明信，信中还建议对李磊落“追认革命烈士，今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以烈士待遇”。
周锡坤
1967年8、9月间，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戴维堤《逝者如斯》）。
王建新、周瑞青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下卷663页记载：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北京水电学院一学生
在1967年9月8日发出的中发［67］292号文件《中共中央对第五十九期〈铁路情况快报〉的批示及附件》中，附件《铁路情况快报》里有这样的记载：
北京水电学院一名学生在安徽武斗中被打死，尸体昨天运到郑州车站，要求铁路把尸体装在冷藏货车内挂在（36）次客车上运来北京与另一派对质。铁路部没有同意。动员他们就地火化。（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武汉：1968年4月。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以上只是在有限的阅读中所得到的点滴材料。这类情况应该还有，望知情者提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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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
廖振旅
按：文革武斗中，特别是在1967年夏秋之交各地的大规模武斗中，许多地方都出现过部队或军分区、武装部发枪武装群众组织的情况，有的是武装保守派，有的是武装造反派，有的是公开发，有的是半公开发，有的是授意群众组织来“抢”，实际上是明抢暗送……湖南省资兴县当时就发生过一次县武装部发枪武装造反派而遭到保守派伙同农民围困、殴打，闹得满城风雨、遗患多年的事件。本文作者当年曾参加过对此事件的调查，后来还曾为此遭到审查。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的混乱情况和军、民双方的思想情绪，了解到武斗为何能升级为“全面内战”的一些背景。
1967年8月10日，资兴“工联”（全称为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张贴来自县邮电局的电话纪录：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吴景斌在郴州签字同意三条，一是支持工联、湘江风雷，二是对“工代会”（全称为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代表大会，是工联对立派“县红筹”解散后建立的新组织）不承认、不支持，三是同意发枪支武装造反派。吴在郴签字前，曾亲自用电话征得资兴武装部在家首长同意。
电话记录上街不久，县公安中队两名战士贴出声明说：吴签字的协议只代表他本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承认、不执行；工代会是群众组织，不能干涉。与此同时，工联派“向阳”（全称为资兴县委机关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向阳战斗队）贴出大字报说，“县红筹”（全称为县红色造反者革命筹备委员会）解散后，头头转移农村，将会要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11日夜，街头盛传吴景斌被打成重伤，抬着回武装部。尽管张洪臣部长在广播站作广播讲话时说“吴政委没有挨打”，一些农民还是包围在广播站门前。“在险峰”（全称为资兴县委机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险峰战斗队）一号头头担心农民势力大，造反派顶不住，便发电报给三都煤校“红大军”（全称为红色造反大军）请求支援资兴工联，电报稿交工联头头阅改后于12日零时15分发给煤校。
8月12日，爆发了资兴争论多年的“八一二”事件。
资兴工联三名头头（县邮电局那位工联主任、县酒厂那位工联副主任、县物资局那位工联委员）在武装部听张洪臣部长亲口交待：“12日发枪，要早一点，免得农民知道了出问题。”三人立即电话通知各组织所有上册的基干民兵在12日上午8时去武装部领枪。
8时过一点，工联派约两百人先后排队进入武装部，站立部办公楼前操坪内等候发枪。三都煤校“红大军”的人手持枪支，乘一辆货车也在此时抵达资兴县城并进入武装部操坪内。张洪臣说管枪支仓库钥匙的人不在家，要去找。这时，大批农民陆续涌来，围聚在武装部大门口或坐在围墙上。至8时半，围观农民已逾千人。造反派头头问张洪臣怎么办。“红大军”有人说把锁砸开。张洪臣说，砸就砸吧（也许是无奈地说）。当“红大军”砸开仓库门锁后，武装部一位参谋手持名册点名开始发枪时，农民们从大门冲进或从围墙上跳下，围着领枪的人。聚在一旁的武装部家属高喊：“不许抢解放军的枪！”农民们把造反派领的几支枪夺回来，同时也把煤校“红大军”带来的几支枪夺走。农民每夺回一支枪，武装部那位支左的副科长就高喊一句：“毛主席万岁！”刚解散的“县红筹”一些人在旁指点农民抓打领枪的人，有39名领枪者被打，其中两名县文艺宣传队的年轻姑娘被撕破了内衣。有的领枪者见机钻出人群溜走了，县农具厂百多名领枪者排队退出武装部，一些造反派头儿和骨干则被围困无法脱身。“红大军”的汽车轮胎被人戳破放了气，也无法回去。武装部把那些被困的人保护进入办公楼室内免继续挨打。此时这些被困在室内的人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后，还饿着肚皮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性……”靠“精神胜利法”支撑着。
在武装部调理下，农民中几位“代表”与造反派的几个被困头头在武装部办公楼室内谈判，农民要这几个头头签字承认“抢枪”。代表头头签字的就是“向阳”一号头头也即原“东风”司令。他不肯承认“抢枪”而又无法冲出重围，便将自己姓名颠倒签在谈判协议纸上以示“是非颠倒”。持续至中午1点多，武装部派车把被围困的十多人送去三都镇乘火车赴郴“避难”。
被围困在武装部的十几人抵郴住在地委招待所，加上为逃避农民抓打陆续从县城来的人，一起讨论“八一二”。开始是内部相互埋怨。“在险峰”二号头头满腹怒气，指责先溜出武装部的“在险峰”一号头头和酒厂的那位工联副主任“贪生怕死”，指责那位签名承认“抢枪”的“向阳”一号头头“叛变”，指责县农具厂集体退出武装部的一百多人是“临阵脱逃”。被指责的头头当然不满，各自解释当时的所想所为。后来大家统一看法，认为是进入了武装部设的陷阱，人家以“发枪”为名、暗中挑动农民伙同“县红筹”派和家属围剿造反派，由此议定不能再对吴景斌抱有改错支左的幻想。决定成立“赴郴控告团”，走访军分区和在郴州各工联派组织，张贴标语和印发《告全区人民书》，将“八一二”白色恐怖事件“真相”公布于众。在此之前，工联派批评武装部的大字报，包括批评武装部支左中犯错误的公开检讨，都没有具体点名，而以“资老谭”代之（源自省会称省军区司令为“湖老谭”，“谭” 是指所谓“二月逆流”中的副总理谭震林）。这次决定《告全区人民书》点名，仿照湖南工联派“打倒龙刘崔，解放全湖南”的口号，第一次写出“打倒吴景斌，解放全资兴”。控告团还立即派员赴衡阳军队医院揪吴景斌回资兴算账。三人组成的“揪吴小组”中，“向阳”一号头头和文艺宣传队一名女队员是出于愤怒自告奋勇参与的。与这批人在郴活动的同时，县城掀起了围攻工联派新高潮，陆续揪了一批人，张贴各种标语和大字报，宣布“八一二”为“反革命抢枪”，欢呼“粉碎反革命集团暴行的伟大胜利”。在城的工联派也给予反击，县农具厂的组织贴出点名批评武装部设计陷害造反派的大字报。
从此之后，“八一二”是“发枪”还是“抢枪”争论了多年。其实用不着争,“八一二”后不过几天，武装部确是把一批枪发到了造反派手中,足证“抢枪”不成立。在当时，造反派持枪是中央首肯的。这年8月10日，由毛泽东亲笔批示“已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全文公开下达，其中第4条二款明确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此文下达前14天即7月27日晚上，由吴景斌在全城职工群众大会上传达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湖南问题的指示中，就已明确讲了要用枪支武装革命造反派。资兴工联正是依据周的指示同吴景斌达成了发枪协议、并按武装部的要求将造反派中符合基干民兵条件者造册报给该部的。这样才出现了前面说的资兴‘八一二’。有了协议，又报了名册，坐等持枪就是，还用得着去“抢”吗？有关部门无视这些基本事实，后来利用“八一二”事件整过工联派头头、骨干多次，此是后话。
武装部首长当时和事后都未曾说过“抢枪”的话，也未承认过“挑动农民进城”。“发枪”、“抢枪”，两派各执一词，说哪一种也会遭来不满，自以不说的好；千多农民如何来的，自然也以“不知”为妙，因为当时中央有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指示。1999年7月出版的《资兴志》却不再顾忌，挥笔这样记述“八一二”事件：
“8月12日，县城造反派和湖南煤校（即三都煤校）造反派共一百余人冲击武装部，抢劫枪支弹药，有关部门组织城厢、厚玉等公社一千余名农民进城制止，当场缴回被抢枪枝弹药。”
这个记载显然是当年文革中的一派之言。资兴历届党政和武装部领导从未公开说过“八一二”是“抢枪”。相反，某权威部门却明确说过“八一二”不是“抢枪”是“发枪”。县公安局干部罗琛（后任县政法委副书记）曾在1974年春受县委之命参加“八一二”事件调查，他于1974年5月29日在公安局内多个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上亲口说：“我们调查了吴景斌政委（时在南县任职）、张洪臣部长（时在江华县任职），都说是发枪。吴景斌签了协议，张洪臣说是‘发枪武装产业工人造反派的基干民兵。’”罗琛重复说：“他俩一直到现在，是同意‘发枪’的。吴景斌是这么讲的，张洪臣也是这么说的。”那煤校“红大军”也并非为“八一二”而来，来前并未收到过资兴工联发给的电报。罗琛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说：“‘红大军’不是接了电报以后才来的。‘红大军’主要负责人李远翔等一车人在8月11日下午7时多已乘车到三都矿务局材料库，因枪支走火，把材料库的大铁门打了个眼。这批人离开材料库，就乘车来资兴。而电报是8月12日零点一刻才发出的，是发给煤校，当时李远翔等人已离校到了三都镇，未接到电报。”（罗琛上述证言己印发全县。）
按进入武装部现场的几个头头的共同说法，“八一二”当天，先经“部长约定”，后“排队进入等候”，再“参谋点名发枪”，对农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也真不像是“抢”了。《资兴志》说：“有关部门组织……一千余名农民进城。”明眼人一看便知，平时农民在上午9时还未收早工，不经组织，那千余人怎么会在如此早的时间从数公里外赶到县城集中？志书作者虽未将“有关部门”具体点出，读者却不难想到。当时党政瘫痪，除了“武装部门”外又有谁有此能力呢？不过，志书将“有关部门”多年讳言之事张扬开来，未必是上策。也许志书作者和审稿者以为此事有功无错才予以嘉褒肯定吧？殊不知：即使不说此举当时有违中央明令，今天来看，农民进城参与文革也属“内乱”啊！
说到多次利用“八一二” 整人，要特别提到四年多后的清查“五一六”。1971年10月10日，县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炮制并上报了《关于乱军夺权事件的立案报告》，把“八一二”定为“反革命抢枪事件”，并写明“抢走轻机枪5挺、冲锋枪20余枝、步枪100余枝、手枪4枝、各种子弹2万余发。……分割围攻、谩骂、恐吓、推撞殴打……致使人武部参谋邓春福、部长张洪臣、副政委肖春圃当场昏倒。”以此报告为据，以剥夺自由的“学习班”为形式，集中15名造反派头头、骨干和亮相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分个住宿和专人尾跟监视，逼令交供“八一二”反革命事件的策划和执行“罪行”，时间长达数十天。上面提到的那位公安局干部罗琛，对“立案报告”出笼内幕一清二楚，又是主持清查“五一六”学习班的核心成员之一。1974年5月29日在公安局内多个单位参加的那个座谈会上，有人问“立案报告”罗列的抢枪数据和情节是怎样来的，他轻松地哈哈一笑，说：“那些材料是写立案报告时，人武部有人提供的，都是乱弹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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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们那个老知青武斗队
唐士六
按：本文作者唐士六，是文革前由重庆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大竹县乌木滩渔场的老知青，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成为一支以老知青为主的武斗队的负责人。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被以“指挥武斗、抢劫杀人的罪魁祸首”罪名批斗、游街后关押审查，坐牢十年。1979年11月出狱。2004年从大竹县电力公司退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每每回顾往事，还是那么清晰，而我心中就会感到阵阵疼痛。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对历史是尊重，对良知是忏悔，对人民和后代是交代，对自己是脱胎换骨的反省。”本篇摘自他的长篇回忆录《“文革”，我心中永远的痛》。主要讲述他和这支老知青武斗队所经历的一些武斗和遭遇的几次内讧险情。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抢枪拉起武斗“山头”
1968年2月，大竹县的“八一五派”把我们渔场的“反到底派”知青赶出了渔场，我们撤到达县，住进东风宾馆。
2月中旬，达县“造反军”决定要抢军分区设在达巴路口的军械库，开始两天许多人去围攻，守卫部队坚决不准抢枪，戒备很严，第三天中午终于被群众冲破了防线。那天我和渔场的男知青几乎都去了，在营区小路上与库房的军人对峙，军人都是全副武装。双方僵持了两三个小时，一个军官突然开枪，我身边的一个人应声倒下，群众一哄而散四下闪开，但很快又聚拢冲了上去。部队又开了枪，这次把渔场知青陈国文打死了，群众被激怒了，冲上去抓住枪就拖。部队不敢再开枪了，群众蜂涌而入，所有军械库都被砸开了，武器弹药被抢劫一空。
知青们把枪藏在东风旅馆的床下，部队连夜进行收缴，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渔场知青这次一共抢了十七支步枪，一挺捷克机枪，一挺五六式机枪，一挺苏式转盘机枪，三支五六式冲锋枪，五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七八支手枪，还有一些子弹。云雾茶场和社办林场有几个知青也和渔场知青一起，也抢了枪。
好像就是当天晚上，不知是哪里的造反派抓到一个“奸细”，弄到东风旅馆活活打死了。我没有住在那里，而是住在铁山招待所与铁山林场的张德修在一起，我只看到这个人被打，不知道后来的事。
抢枪第二天，大竹““红联办””（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联合办公室）开了两车人到达县，被人告了密，达县造反军把他们抓到天主堂，有几个嘴犟的被打了。我得到消息后赶到天主堂，制止了打人，向他们宣传“反到底”也是造反派，也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希望他们不要和我们作对，在他们口头保证以后，我说服造反军把他们都放了。这些人里面就有去年“10•23事件”中打我的人，我认识他们，后来这些人仍然要置我于死地。直到他们成为“四人帮爪牙”被捕或被打成“坏分子”受到“专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之间才算没有矛盾了。其实我和他们也从无个人恩怨，都是“派性”闹的。
那几天渔场知青还抓到了大竹“汪氏政府”（乌木区最大的农民“八一五派”武斗组织）的二号头目尹德才，也是挨了知青一顿暴打，我赶到后把他放了。尹德才后来对渔场知青也没手软。
夜抢江水粮站
几天后在造反军军部召开联席会议，开江“6711”的头头邀请我们去开江帮忙打“210”（对立派），但联席会议却决定我们去赵家（乡场地名）“驻防”。当天晚上，我就带着武斗人员乘车去了赵家，留在达县的女知青们不久便回了重庆。
在赵家场，我们住在小学校，达县造反军没有拨经费，全靠大竹“反到底”内部募捐的钱粮勉强维持生活。而我们在赵家对大竹的“反到底派”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红联办”虽然也抢了枪，但暂时不敢对“反到底”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还不知虚实。我们熬了一个多月，造反军仍然不拨经费，眼看大家要断顿了，我狠心带着武斗队趁夜去抢了江水桥粮站，抢了一千多斤粮票和七八百块钱。这些钱我叫刘中文掌管，每天要记账。
于德河（大竹“反到底派”的一号头头）派人送信来，叫我代表大竹“反到底”去北京参加学习班，但刘世昌（大竹县“反到底派”农总司负责人之一）却抢先一步去地革委报了名。我考虑武斗队离了我，有些重庆知青可能会乱来，也就没有坚持去北京。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选择。刘世昌把事情完全搞砸了。
刘世昌是1967年12月才参加“反到底”的，以前他在观音场“反到底”分部。这个人文革前是吃了一些苦，在纸厂踩料，据他说是被当权派迫害的。他家属是二轻局的。刘世昌有一点文才和口才。我去宜宾开会由他代理“宣传部长”，很快他就把“农总司”几个头头拉成一派，主张极左路线，与刘业远一唱一合，干脆就把五十四军和“红联办”、“11•2”当成“反革命”，主张“反到底”一派掌权。我和于德河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去北京前，“反到底”司令部专门开了会，决定要与“红联办”认真协商，只要对方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承认“红十条”，就可以实行平等联合。刘世昌接受了司令部的决定，但到北京以后就完全违背了决定，竟然不准7796部队和“红联办”的代表进学习班，他在其他地区“红十条派” （注：四川省以成都的八二六和重庆的反到底为代表的一派，因他们坚决保卫由《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任命为省革筹组成员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所以自称“红十条派”）中大肆造谣，诬蔑部队如何支持“红联办”残酷镇压“反到底”，纠集不明真相的人围攻部队和“红联办”代表，自然谈不上达成联合协议了。
夜袭清溪铺
我考虑先打掉区乡“红联办”的武斗组织，用他们的枪来扩大我的武斗队。1968年4月7日“夜袭清溪铺”，事前走漏了风声，结果在清溪粮站与“汪氏政府”接上了火，7796部队的一个班长跟我吵了一架，我见势不对，带着人就上了山，我用机枪断后，打退了搜山的武斗人员。当天我们取道八角庙一直插到文星。据说那天清溪有两个看热闹的妇女被流弹打死了。从位置分析应该是被“红联办”的人打死的，因为我们在粮站，“红联办”的人是从水口庙下来和我们接上火的。我们没有向粮站后面射击。
为了不被“红联办”察觉，我们又撤到邻水县新正铺。过了几天，我与大安林场的蔡三蔡四兄弟等人联系上了，又与罗从周、廖学明老师等人商议，决定在山后搞一次行动。我们在周家和观音两个乡场分别搞了一次“戒严”，宣传“反到底”的主张，抓了几个“铁杆八一五”，同心渔场和几个社办林场的知青和我们一起到了梁平县袁驿。这些行动没搞打砸抢。在周家抓的两个女孩其实并非什么“铁杆八一五”，就是嘴巴厉害些，有些知青对她俩殴打，我去制止下来了。后来这两个女孩都参加了“反到底”。
石桥铺夜袭突围
5月初我们又“夜袭石桥铺”。因侦察员谎报军情，我们摸到石桥粮站门口，只能从阳沟钻进去，刚进去三个人就被“八一五”一个起夜小便的武斗人员发现叫了起来，随即楼上就有人开枪，后面两个人迅速从原路逃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办公楼底层里面，看见楼梯口堆满麻袋，打不上去。楼上已经开枪，有人从大门进来增援，我用机枪和他们展开巷战，打完了一个弹夹，又换上一个。眼看陷入包围，我从窗户跳下，穿过菜地，楼上有人对准我的背心开了一枪（后来听说是7796部队的一个事务长，用手枪打的），刚巧凌晨下了小雨，土地很滑，我从右侧倒地，子弹擦着我的左耳钻进土里，溅了我一脸泥土。他们以为打中我了，谁知我一翻身对着楼上窗户打了一排子弹，在他们躲闪的一刹那我跳起来跑进了厕所，然后翻过院墙出去了。
我端着机枪硬是从“八一五”的工事前面闯了过去，工事里面的人被我机枪火力压制，一个个缩头趴在里面，我就从他们面前跑过去，跑一段又回头扫一梭子弹，边跑边打，到梁平地界碰到接应的人，我狠狠地批评了那个侦察员。
不几天，听说开江“210”在虎城（猫儿寨）与梁平“主力军”打起来了，我带着武斗队乘两辆卡车去增援“主力军”，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在虎城区公所见到一个“210”的俘虏。我去了“战场”，看见“主力军”被打死的五六个人，有的双手都被枪弹打穿了。听参加武斗的人讲，开江“210”被“6711”赶出了开江，刘本固（“210”的头头，是转业军人）带着一两百人去大竹，虎城是必经之路，刘本固化装成生病的老太婆坐滑竿打头阵，“主力军”的哨卡没有警惕，制高点上没有安排强大火力，在盘查时哨兵被“210”打死，而且在手心穿一个洞。刘本固带人冲了过去，“主力军”的大部分武斗人员才冲出来与断后掩护的“210”接上火，打了一阵就抓到一个俘虏。
我的人马没有打上仗，只好撤回。后来听说那个俘虏被枪毙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和“主力军”一起撤退到梁平县城，住进了县委招待所。
潘尤富之死
我的武斗队取名“301支队”，基本上都是重庆知青，与梁平“主力军”相比，算是武器精良、武斗有经验的一支队伍，梁平城里举行大的集会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布之类），“301支队”就成了持枪走在前面的仪仗队。一开始梁平“主力军”对我们相当友好，在万县地革委给我们要来了“支左经费”，招待所内的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大竹城乡开始驱赶“反到底”，于德河带着几百人从清河、柏林撤到达县，刘业远、朱云琪夫妇却到梁平来了，我们在梁平已有200多人。大概是我们到梁平的第三天中午，刘业远在石桥分部发现了潘尤富，说他是大竹机关干部“八一五”的人，一定是“奸细”，叫“301支队”把他抓起来殴打，我在梁平武装部与“主力军”的头头开会，回到招待所发现在打人，就制止下来，刘业远向我说潘尤富在运动初期就是铁杆“老保”，后来参加“红联办”，一直跟“反到底”作对，这次来梁平肯定是来打探情报的。我问潘尤富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他家在梁平，我们在袁驿的时候他就和石桥“反到底”在一起，和我们一道撤退到梁平，他回家了，今天是到招待所看朋友的。我觉得事情有蹊跷，刘业远是“反到底”的发起人，认识县里的干部多，他说的话总有一些道理，于是我命令刘光其（周家中学体育教师）担任“主审”，蔡三、樊修齐（都是大安林场知青）两个知青陪审，把潘尤富带到招待所后面一间房子里去，把问题搞清楚，其他任何人不准进去。然后通知各分部头头到会议室开会。刘业远以“反到底”老司令的身份发言，坚持说他了解潘尤富，是“铁杆八一五”，石桥“反到底”的头头刘世华、张胜忠、杨祖浩等人都不敢说什么，其他分部的头头则纷纷发言，要求进行“清理整顿”。会开到中间，有人进来报告说又有几个知青去参与打人，我立刻下去，看见蔡四、文兴国、常志刚等人确实在里面打潘尤富，我立即把他们轰了出去。然后专门把蔡三喊出来给他交代“千万不要搞出问题”，就又回到会议室去了。我讲话也是希望各分部要管好自己的人，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及时汇报，事实上我当时连各分部头头都不熟，更别说下面的群众了。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派去现场了解情况的杨祖浩进来对我说；“潘尤富小便失禁，可能不行了。”我立即结束会议去现场，看见潘尤富脸色苍白，头上大汗淋漓，蔡三等人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叫他们赶紧用床板将潘尤富抬到医院去抢救。晚上12点左右，有人回来报告没有抢救过来，已经死了。我带了几个人把潘尤富抬到一块荒地上埋了。
刘业远到梁平，其实是来“夺权”的。他认为他是大竹“反到底”的创始人之一，是当然的“司令”，我让他跟“301支队”的知青接触，并表示我可以把指挥权交给他。当他看到潘尤富因他而死，山后“反到底”和武斗队都听我指挥，他根本插不上手，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潘尤富确实死得冤枉，从袁驿到梁平与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石桥“反到底”的头头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他；加上我们刚到梁平，人员复杂，还没有理出头绪，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当然，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坚决不准打人，或者只是把他隔离关押，等会议后处理，他是不会死的。
安置“第三势力”
梁平“主力军”的头头对“301支队”的武器垂涎三尺，他们竭力笼络我，几乎天天请我吃饭。我向他们通报了潘尤富的事情，他们表示完全理解。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万县沙河子（县政府所在地）到了一批“大竹反到底”，有几十个人，但又没有“大竹反到底”的介绍信。我问他：“领头的人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听说叫达玉贵。”我明白了，是“11•2”的人。我叫梁平“主力军”通知万县“主力军”，稳住他们。接着我就带了“301支队”开一辆解放牌货车去了万县。
“11•2”是大竹师范最先造反的红卫兵组织，“一月夺权”中与“工人兵团”共同成立“红联办”夺了县委县人委大权。“二月逆流”以后全部造反派都成了“砸派”，对达县“麻联司”和开江“210”等派组织进行武斗。重庆分裂成“八一五”和“反到底”之后，7796部队明确支持“八一五”，“大竹反到底”谴责这种“支派不支左”的行为， 队伍迅速壮大，“11•2”从“红联办”分裂出来，宣称支持“红十条”，但又与“反到底”保持距离，被称为“第三势力”或“骑墙派”、“投机派”。1968年5月，他们也被“红联办”赶出了大竹，可他们没有“反到底”的身份，外地“砸派”不接纳，“难民”的待遇都得不到，很是尴尬。
我在万县党校见到了他们， 蒋名荣副县长也和他们在一起， 还有一些学生， 总共有四五十人。我向万县“主力军”说明了情况，把这几十人全部带到梁平，对他们作了安置。但我去梁平“主力军”开会回来，发现“301支队”几个武斗人员在殴打蒋县长和达玉贵，立刻制止下来。我对达玉贵等人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保证他们的安全，但要求他们只能承认是“反到底”，观点可以保留，不能在“反到底”内部挑拨是非，造谣生事。
从此，“11•2”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直到“难民大返竹”。
梁平被围与万县“坐牢”
梁平“主力军”终于开口，要用“老套筒”（汉阳造七九步枪）换我的五九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开始提出两支换一支，后来增加到七支换一支，软磨硬泡三四天我都没有松口。因为我知道武器的优劣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士兵的生命，同时我也知道这种武斗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旦我的“兵”多了，说不定会闯下什么大祸，我是承担不了责任的。因此我不想要更多的枪。
“主力军”恼羞成怒，一天下午突然派大批武斗人员包围了招待所，不准我们出去。我知道是为什么，但我可从来是服软不服硬，从不在强权面前低头。我立即下令关闭招待所大门，“301支队”进入备战状态，在房顶上架起机枪。“主力军”向我提出“交出枪支弹药，礼送出境”的最后通牒，我明确答复：“交枪不可能，要打就打，主力军必须承担自相残杀的全部后果。梁平不欢迎我们，就到万县地革委评理。”
双方僵持了两天，驻梁平的空字028部队红总（成都军事院校的八二六派）人员和县人武部出面调解，同意我们离开梁平去万县。大队人马第二天便浩浩荡荡乘车去万县，在沙河子住了下来。
到万县第二天，万县“主力军”头头熊道生（当时已是万县地革委副主任）便通知我去高笋塘“主力军”总部谈话。年初传达“全川‘红十条派’宜宾会议精神”时我和他见过面，年龄差不多大。我详细汇报了梁平的全部情况，他说梁平“主力军”控告我打砸抢还杀了人，地革委很重视，要调查，要委屈我在军部住几天。我自然是欢迎调查，于是便被关进了“主力军”关押俘虏的临时牢房。一个大嫂和一个姑娘专门负责我的生活，我和她们讲我的经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调查结束，沙河子的三四百名“反到底”群众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证明梁平“主力军”对我的指控全是不实之词，我被释放，许多人都来迎接我。
沙河子演讲
当时我在沙河子就是大竹“反到底”的最高领导人，许多事情都必须由我作决定。我首先把城里司令部的人和各区分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政宣、后勤、保卫、联络四大机构，各基层组织的“难民”必须集中住在一起，坚决不准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我就亲自驱逐了几个作风不好的女人。万县地革委按人头每月拨付“支左经费”，每人每天一斤米和二角五分钱（俗称吃“一二五”），还有肉票、酒票、烟票、油票、盐票等，我们干政（治）宣（传）武斗的经费就靠虚报人头，地革委睁只眼闭只眼。多余的钱和粮票必须我批准后才能支付。武斗人员和宣传队员的伙食标准要高一倍。我叫后勤到百货公司联系买了一批包装布（不要布票而且很便宜又结实）染成灰色做“军装”，发给宣传队员。政宣部的纸张笔墨保证供应。
经过一段时间整顿，沙河子“难民营”的秩序很不错了，陆续还有逃难的“反到底”群众到万县来，很多是全家人逃出来的。人一多，难免就会有各种小道消息搞得人心惶惶，领导班子开了一个会，决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由我作报告，廖学明老师当秘书，起草稿子。
这次报告其实就是演讲，主要是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政策文件和毛主席“最新指示”阐述“反到底”的革命性、正当性，以稳定人心。在谈到中央学习班时讲到大竹文革的历史和特殊性，肯定7796部队支左的成绩，指出今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革命大联合，因此我们“反到底”的政策应该是欢迎所有革命群众参加进来，不应搞极左，自我封闭。
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是我几次与于德河通信商定下来的。于德河是一号头头，他的信息是比较准确及时的。刘世昌在北京以大竹“反到底”特别授权代表对7796部队和“红联办”的极左态度已经严重损害了“反到底”的形象和声誉，堵塞了两派谈判联合的道路，促使7796部队采取“支派不支左”的一边倒政策，也为“反到底”今后的内部分裂埋下了祸根。我的演讲其实就是对刘世昌不点名的批判。
迎接北京学习班代表
不久，从达县转来了一封刘世昌写给“农总司”头头的亲笔信，上面明确地写着“对重庆知青只能抛弃不能姑息”这样一句话。紧接着“吹胡子”（大竹乌木滩渔场一个重庆知青的外号）他们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一颗手枪子弹，信上说刘世昌对重庆知青如此攻击，要我枪毙刘世昌。如果我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以我当时的权势完全是可以办到的。但我认为刘世昌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重庆知青当中确实有一些“害群之马”，偷摸扒窃打架斗殴满口脏话，这些人在重庆就是“顽劣儿童”，缺少家庭教养和文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根本不能叫“知识青年”，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与其说他们本质不好，不如说是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失败。这群人把整个“重庆知青”的名誉抹黑了。大竹“反到底”最先的中坚力量就是知青，没有他们冲锋陷阵，“反到底”是不会迅速发展壮大的，他们同样是造反最坚定最彻底的力量，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刘世昌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北京学习班结束后，刘世昌没有和达县地区代表团一起回来，而是和万县地区代表团到了万县，住在高笋塘地委招待所。我估计他害怕先回达县，在司令部他势单力薄，会遭到严厉批判。我是驻万县的头，又是重庆知青，他想先拉拢我。
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去地委招待所，刘世昌一见面就非常热情地讨好说：“老唐，在北京研究县革委名单，我给你报了常委。”我没有理会他，直接问他：“你说对重庆知青只能抛弃不能姑息是什么意思？”他矢口否认，我把他的亲笔信放到桌上，他一下子傻眼了。接着我把那颗手枪子弹也放到桌上，明确告诉他重庆知青要他的命。刘世昌顿时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讨饶：“老唐，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写，我保证一定改正，请你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我严肃地对他说：“为了大局我可以放过你，你到沙河子传达北京学习班精神，不准乱说，必须按中央精神正确传达，否则我新账老账一起算，随时要你的命！”刘世昌满口应承。
我先回沙河子，布置会场：“热烈欢迎赴京代表胜利归来！”在汽车上也贴了标语，敲锣打鼓去把刘世昌接到沙河子。刘世昌在传达中果然不敢乱说，不时扭头看我的表情。传达以后，我就安排人把他送到达县去了。我不能让他在沙河子扰乱军心。
刘世昌从此把我恨入骨髓，视我为心腹大患，几次欲置我于死地，这是后话。
奔袭双河场
“吹胡子”等人在重庆听说我们在万县已经安营扎寨，就一窝蜂涌到万县来，幸好刘世昌已到达县去了，否则很可能会有危险。我深知“吹胡子”这帮人的德性，在万县他们是不会安份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对“301支队”作了调整，任命“吹胡子”为支队长，两辆卡车归我指挥，把武斗队拉到垫江县城，准备袭击大竹县的石子、文星、周家等地，建立“根据地”。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实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知青与“大部队”隔离开，以免惹出事端，运动后期我承担不了责任。这些知青在我的掌握中是不会出大问题的。
在垫江县城的第三天，城里赶场，站岗的知青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我们驻地（一家旅馆，是垫江“忠实兵”总部安排的）东张西望，便把他抓了进来。我亲自审问，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癞子，说话是大竹山后口音，他自称姓沈，是石子乡的农民，没有文化，讲起话来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说想去解手，我就叫一个知青押着去厕所，谁知他一下跳进粪坑，想逃跑。这个粪坑是封闭的，他没有跑出去。我只好叫人把他拉起来，用水使劲冲，还是臭不可闻。我断定这家伙决不是什么好鸟，就派人把他捆起来送到垫江县公安局。后来得知这个人叫沈祖提，是当时所称的反动组织“接产党”的联络员。1970年在大竹被枪决。我被关到看守所以后见过他，枪决的那天早上亲眼看见他被押出去，那天一共枪毙了四个“接产党”。
我在地图上查到距东印农场最近的场镇是双河场（现天成乡），决定打双河。行动前向全支队人员交代任务：首先占领公社和粮站，收缴“八一五”的武器，遇到抵抗就开枪。不准打砸抢更不准随便开枪杀人。行动结束立即原路返回。
我们乘车到东印农场，留下司机和两名武斗人员，然后从小路直插下去，没有遇到抵抗，很快对全场实行戒严。在公社和粮站搜查，收到两支“老套筒”和宣传队用的锣鼓。当我从街上走到供销社门口，听见里面有声音但大门紧闭，我去叫门，没人开，我生气了，一下把驳壳枪上了膛，高声叫道：“再不开门我开枪了！”仍然没有动静，我就向大门上开了一枪，门才开了，是李开源开的门，我那一枪正好从他头皮上飞过去。我看见里面几个知青正在抢布疋钱票，我气极了，端着枪厉声命令：“都给我放下！谁不放下我枪毙谁！”机枪手也闻声进来了，我命令他准备射击。这几个知青面面相觑，只好都把东西放下，乖乖地退了出去。我叫人把大门封了。
回到垫江，“三娃子”给我送来几百块钱和几百斤粮票，说是在双河粮站抢的，“吹胡子”叫他上交。我说：“行动前我就宣布不准打砸抢，我带了足够的经费，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这些我不收，你给‘吹胡子’拿回去！”从此，我跟“吹胡子”那批知青也结下了仇。
新胜遇险
正好万县方面派人来联络，说于德河叫我们去达县，万县的人也将全部去达县。我叫来人把锣鼓给宣传队送去。随即我们就移师达县，从此没有在大竹境内搞武斗。
我们两辆车在路经梁平县新胜公社时，突然发现“主力军”在路上设卡拦截，场镇临公路一面修筑了工事，武斗人员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我立刻命令：“汽车不要熄火！全部下车抢占有利地形！”知青们立刻散开，在田坎土包大树下趴下架起枪。我提着上了膛的手枪站在公路上向对方喊话：“我们是大竹反到底的！到达县去！你们为什么不让通过？”对方答话道：“知道你们是大竹反到底！上面有命令，叫你们留下武器才准放行！”我说：“要我们交枪绝对不可能！要打就打！老子立刻踏平新胜！”说完我就闪到汽车一边去了，轻声命令慢慢接近。
对方见我们摆出了真打的架势，而且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一帮亡命之徒，他们是绝对打不过的，急忙喊道：“你们等一等！我们再请示一下！”几分钟以后，对方喊道：“欢迎大竹反到底到新胜作客！我们准备了酒菜给你们接风！”对方阵地上的武斗人员齐喊：“向大竹反到底学习！向大竹反到底致敬！”我命令全体武斗人员站在汽车两边，缓缓前进，枪支全部上膛，一边走一边高喊：“向梁平主力军学习！向梁平主力军致敬！”到新胜场口，我命令全体向天鸣枪，以示敬意，其实是示威。直到走过射程，才上车全速前进。
达县“整风”
到1968年5月底，大竹“反到底”的“难民”已达2000人左右，其中在达县的是大部份，宣汉县城有两三百人。司令部的头头大多住在地区展览馆。刘世昌的家属、女儿也在达县，他四处活动，用封官许愿的方式把“农总司”的几个头头拉了过去。他们的主张就是“消灭‘八一五’，‘反到底’一派掌权”。这个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但诱惑力极大，刘世昌几乎就把自己当成“大竹革委会主任”了，各局委办的头头当然就是“效忠”他的那些人了。这些人制造各种流言蜚语在“难民”中传播，搞得人心惶惶。于德河察觉了这些危险的倾向，认为必须在司令部领导班子中进行整风，统一认识。当时司令部里还有陈代昌、邓超清、谢远发、杨通文（红卫兵）等“勤务员”，廖杰、张祥福等干部包括隋佃甲、蒋名荣等县级领导干部都是“反到底”的“顾问”，我是“枪杆子实权派”，当然赞成整风。于是司令部在地区农展馆进行了一周的整风学习，每个头头都要作自我批评，也要对司令部的方针路线提出看法和建议，可以展开辩论。刘世昌在北京学习班的表现和底下搞的极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上一致决定任何人不得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另立“山头”，刘世昌也是举手同意的。这次整风还有两个决定，一是民主改迭领导班子，于德河是一号，刘世昌二号，我三号。二是把“难民”中的青壮年男人尤其是退伍转业军人编为一个民兵营，下辖五个连，除“301支队”直属司令部外（没有人敢提出夺我的“兵权”，刘世昌想提又不敢提），各区分部的武器都要归民兵营管。廖忠发是转业军人，被任命为营长，所有武斗人员都归我指挥，我是“总司令”。于德河、陈代昌、廖杰等人都支持我，因为我没有野心，没有裙带关系，作风正派。于德河把司令部的公章也交给我，因为有人已放话要“夺权”，放在我这里最安全，谁也不敢惹“301支队”这帮亡命徒。刘世昌虽然是二号，那是我在选举时让给他的，只为维护司令部的团结，照顾他的脸面，其实他一点实权也没有。
我就更忙了，“支左经费”要我审核盖章，确定分配比例。我还得经常去“难民营”（达一中、四完小、八完小等）巡视。
经过整风，难民中秩序归于正常。
凤凰山激战
整风刚过，“新联司”（达县原保守派，以后加入“八一五”，成员大多是产业工人，很有战斗力）从石板北上进攻达城，双方在凤凰山上展开激战。达县造反军以部分兵力在凤凰山上牵制对方，精锐则从侧翼迂回包抄。我们这些“杂牌军”就被派到凤凰山上。
我们的阵地挖有深及半人高的堑壕，“新联司”比我们高一些，双方相距不过一两百米，枪声时密时疏，枪弹在头上嗤嗤飞过，机枪尤其是高射机枪是很厉害的，每每在我们阵地前后土地上溅起泥沙尘土。我们依托工事向对方射击，瞄准，勾板机，我一个人使三支枪：苏式步枪、捷克轻机枪和三八大盖，手枪没用。我时时变换位置进行射击，跳来跳去，心中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中午时分，“反到底”白坝分部一个姓朱的小伙子背靠掩体坐下休息，他距我只有一两米，我正在专心打枪，突然听到小朱大叫一声：“哎哟！”我扭头一看，他双手紧紧捂住右眼，血从指缝流出来。我迅速跑到工事后面喊人，把他扶了下去。经医院X光照片，他右眼眶头骨上嵌了一颗弹头，原来是“新联司”射过来的枪弹从他对面的石头上弹回来，恰恰钻进他眼中，这人也够倒霉的了。直到两年后他才在省医院做手术取出了弹头，右眼当然也瞎了。
这次武斗打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新联司”遭到造反军侧翼的猛烈夹击，只好仓皇撤退。
广元抢枪
6月中下旬，我们得到信息，“红十条派”准备到广元抢枪，那里有成都军区的一个很大的军火库，可能还有导弹。
刘世昌极力主张去广元，廖忠发等人也极力附合，很明显他们是准备把“民兵营”尽快武装起来，刘世昌就是急切地想拥有他能控制指挥的武斗组织，进而夺取大竹“反到底”的最高权力。于德河叫我带“301支队”一起去，用意也很明显是要制约刘世昌，不让他坐大。
我们两车人取道草坝、通江直扑广元，表面上的总指挥官仍然是我，武器和财权都掌握在我手上，大竹“反到底”的证明文件也在我手上。但刘世昌和“农军”对“301支队”和我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有明显的隔阂，大家心照不宣。
我们住在广元河西粮站，“301支队”和“农军”各住一边。我要求“吹胡子”每天要进行操练，加强纪律教育，在开会时也一再强调我们是革命造反派，不是土匪，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吹胡子”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成天与知青们搞赌博。我与“吹胡子”吵了几次，有一次差点动武。我更不敢把刘世昌的阴谋告诉他们，依他们的脾气，肯定会把刘世昌撕成碎片，“农军”的头头也要遭殃，我能逃脱干系吗？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心中很苦很矛盾。
广元抢枪还是发生了，遗憾的是根本没有枪可抢，我们抢到了两车弹药，只能尽快返回达县，用子弹换枪。
通江内讧血案
两辆车离开广元，到巴中时，驾驶员说要修车，就开到汽修厂。吃过午饭，我和“吹胡子”又吵了一架，他扬言回达县再跟我“算账”。
刘世昌叫我一起去巴中城里拜会当地最大的工人造反军，见到一个叫“猪头小队长”的头头。刘世昌提出请他们“解决”知青武装，我当即反对，我的意见是可以解除知青的武装，把他们送回重庆。“猪头小队长”表示无能为力，也就算了。
我没想到，我返回汽修厂后，刘世昌和“农军”头头又返回去找“猪头小队长”，这次他们谈妥了条件：伏击知青汽车，武器弹药全归巴中方面。刘世昌特别提出，伏击时一定要将我干掉。这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
知青车的司机说他们的车还要修一会，“农军”的车先走通江“打前站”。就在“农军”车发动后，我突然决定跟“农军”车走，带着警卫员就上了车。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有这种突然的令刘世昌始料不及的决定。
我们在通江吃过晚饭之后，通江造反军派人送来噩耗：知青的汽车在进入通江县境不远的一段夹皮沟峡谷时突遭伏击，在枪林弹雨中知青们毫无还手之力，当场打死两人，轻重伤多人，知青们被迫“投降”，枪支弹药全部被收缴，“打扫战场”的武斗人员公开告诉他们：“是你们的头头叫我们来伏击的，不要怪我们下手太狠！”知青们真是欲哭无泪。两个死者是文兴国、陈豪，是同心渔场的。这两个人在广元时就跟我说不想呆在“301支队”，想回重庆去，可惜他们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成了冤魂。樊修齐的腿被打断了，回重庆后截了肢。朱家福、陈金生等人都受了伤，“吹胡子”命大，他和司机在第一时间滚出驾驶室躲到车底幸免于难。
1970年，“猪头小队长”和万源造反军的“郭大麻子”（郭干明）分别被捕，他们才交代出刘世昌和“农军”头头与他们密谋伏击的内幕。在此之前，刘世昌到处散布谣言甚至写黑材料，把全部罪责推到我头上，知青们不明真相，一直要找我“报仇”，幸好我的警卫员毛刚钦（观音场的知青）实事求是地讲明真相，知青们才知道误会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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