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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五十三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6月 30, 2015 9: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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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五十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6月30日第53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张晓良 列宁穿朝靴粉墨登场——文革中短暂出现过的舞台“奇葩”
田春林 我所知道的三司

书海泛舟
廖伯康 为“黑帮”翻案的造反派红卫兵(《当代四川要事实录》选读)
何 蜀 一本填补空白的工具书——介绍《“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
段立生 义不容辞的责任——《文革中的山西》序
朱蓬蓬 一个“就业职工”所见的文革(《谜一样的人生》选读)

生逢乱世
海 鸥 一桩闹成了政治案件的离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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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列宁穿朝靴粉墨登场
——文革中短暂出现过的舞台“奇葩”

张晓良

2014年,一台讲述川剧重获新生故事的话剧《春天来了》在成都公演并获得观众的喝彩。剧中有川剧《列宁在1918》片段,可谓戏中戏,只见列宁习惯地将两个大拇指插在西装背心的肩袖里,一身戎装马靴的斯大林则烟斗不离手,且都说着四川方言。这并非新编,而是源自文革期间某县川剧团的创作。
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分别拍摄于1937年和1939年。1950年中央电影局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列宁在十月》,1951年中央电影局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列宁在1918》。此后这两部电影被更多的新片挤下了银幕。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外影片基本上都被批判为“封资修毒草”而遭禁映,一时间银幕上只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放映。这时,两部以列宁为主角的旧片重新被隆重推出。196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为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将在全国上映。两年后为纪念十月革命52周年,我国各地又放映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文革时期,戏剧舞台百花凋零,各地剧团基本上无戏可演,所谓“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都是文革中期以后才有的事,因最初样板戏只有几个样板团能演出,其他剧团不能随便搬演。况且样板戏除芭蕾舞、交响音乐外都是京剧,我国还有许多地方剧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不能演了,怎么办?有的地方剧团还是集体所有制,有的甚至要自负盈亏,不能演出哪来收入?怎么生存?在1967年2月17日中央发过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其中最后一条就是:“自负盈亏的文艺团体,如果他们今后演出有困难,现在基本生活费又没有来源的,可以由当地政府另外安排生活出路,主要是到农村落户或者分配到工厂或新建的企业中去劳动。”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很难实行,别说艺人们谁也不会愿意到农村去落户,而且当时因“一月风暴”的冲击,各地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当地政府”了,谁会来给艺人们“安排生活出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剧团就不得不改编政治上不会有问题的样板戏来演出。然而这却犯了江青的大忌。1969年8月14日,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讲话中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号召。1969年9月30日,《红旗》十期发表哲平《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称“就有那么一些地主、反革命和被剧团清洗出去的坏人,他们拼凑黑剧团,东流西窜,……上演被他们歪曲得不成样子的所谓‘样板戏’,竭尽篡改之能事。有的阶级敌人,钻进了业余文艺宣传队,冒充编剧、导演、演员,糟蹋、破坏革命样板戏,公开在舞台上进行阶级报复,搞资产阶级艺术复辟。……有些地方,在阶级敌人破坏下,革命样板戏的演出遭到严重的损害。在那里,出现了男人扮演李铁梅、沙奶奶,女人扮演杨伟才、李玉和的怪现象;有的用过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行头’装饰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当时擅自演出样板戏的,轻则受批判,重的甚至会遭杀身之祸。上海就有所谓谭元泉“破坏革命样板戏”事件,谭为上海钢管厂司磅员,爱好沪剧,因所谓“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而被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1970年4月25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解放军小分队副排长孙达德,绰号“长腿”,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还是孙达德(后改名申德华)。此人真名孙大德,后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做管理员。样板戏出了名,报纸开始追寻样板戏背后的真实人物,《北京晚报》在1969年7月31日,刊出了《访林海雪原中的孙大德》的新闻报道。一时热闹得很,到处请孙大德做报告。他除了歌颂杨子荣大智大勇,也说了些真实的生活记忆,比方小分队没有那么整齐严明,喝酒吃肉,穿着随便,解放军也有土匪习气,蝴蝶迷没有那么漂亮,威虎山打得没有那么曲折,杨子荣死得有点窝囊之类。结果很快遭到革命大批判。1969 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的文章《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文中写道:“最近就有一个自称是姓孙的人,胡说《智取威虎山》中的申德华就是他本人,并山南海北到处乱说,信口开河,大吹大擂,竭力丑化人民解放军的形象,破坏革命样板戏,完全是一副政治扒手的嘴脸”。孙大德很快就被押出来批斗,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70年含恨死去。
这样的舞台状况当然不能持久,不仅民间怨声载道,而且也难以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1970年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四个省的革委会及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名单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普及样板戏的指示,姚文元传达了未到会的江青对国务院文化组近期工作的意见。同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开会,研究在普及样板戏过程中,进一步创作更多新的革命戏曲、歌舞等文艺节目,然后再加以提高的问题。
有了“普及样板戏”的最高指示,这才给地方剧团演出样板戏开了禁,但各地方剧种却不能说是“改编样板戏”(因是“样板”,不能随便“改”),只能说是“移植”。1974年8月12日至9月11日,国务院文化组在京举办了上海、广西、湖南、辽宁文艺调演,17台节目多是地方戏“移植样板戏”,也有部分新创作的京剧、话剧剧目;这一年的8月22日、27日,《人民日报》刊登《地方戏移植革命样板戏好》、《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大有可为》两文。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剧团还以歌剧形式移植了用维吾尔语演唱的《红灯记》,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彩色影片;延边移植了朝鲜语《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陕西等地的皮影艺人也根据《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样板戏改编成皮影戏来演唱。
在钦准“普及样板戏”、“移植样板戏”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剧团就想出了把列宁搬上舞台的主意,列宁是革命领袖嘛,如此既可顶着宣传马列主义的帽子,也能满足群众对文艺生活的需要,还解决基层戏曲工作者的生计问题。
当时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的片断改编为中国地方戏曲演出的,多是县剧团甚至乡村剧团,一来无戏可演,二来无知无畏,加上那段时间里许多地方“新生红色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起来还未走上正轨,文化宣传审查机构还没有恢复功能,所以也不需要谁批准。这样才有了那一段时间短暂开放的舞台“奇葩”。
这些地方戏曲改编的列宁戏,土洋结合,亦庄亦谐。我收集到的资料,就有川剧、评剧、河南曲剧。
何洁《落花时节》(刊于《十月》1987年第1期)中有段描述:
“那些年除了演样板戏,也演过一些新编的现代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宁在十月》。此戏据说无剧本,全凭着旧戏曲的八大韵去‘踩水’(即兴创作)。大剧团不敢演,怕犯错误,只有些班子小胆子大的县川剧团才敢演它。演列宁的须生崔正红习惯了在台上走正步,举手投足依然是旧戏中的大臣风范。花脸刘盛财演斯大林,在台上老是用手死劲捻松香粘的八字胡。我同其他演员串角,端端正正站在二位革命导师旁聆听教悔。”
徐慧《看电影》一文(《咱们老三届》,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中也有段描述:
“四川某县的川剧团,因无戏可演而开不出工资了,当团长的灵机一动,根据电影《列宁在1918》改编了一出同名川剧。剧中的列宁、斯大林脚蹬传统川剧中的朝靴,在一片咚咚锵锵的川剧锣鼓声中粉墨登场。当演到列宁病危要向斯大林‘交班’的时候,前者竟然捧出一枚用黄绸包裹的官印以示‘苏维埃’政府大权,后者双手接过来唱道:‘手接大印呃——心欢喜,弗拉基米尔——伊里呀——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川剧特有的帮腔演员在后台接着齐声唱:‘弗拉基米尔——伊里呀——奇——’”。
川剧《列宁在十月》片段:

川剧锣鼓起。
(列宁上):汤一钵钵,菜一钵钵,汤一钵钵,菜一钵钵,菜汤汤!(亮相)
列宁:我,弗拉基米尔——
(帮腔):伊里奇啊——就是列宁呀。
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家都喊我是列宁。
苏维埃的主席不好当,
沙皇的势力逞凶狂,
革命的武装起波浪。
布哈林最近对我有意见,
那托洛斯基想把我啊,来丢翻。
(帮腔):丢不翻啊!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上):
克鲁普斯卡娅:托洛斯基起了打猫儿心肠,
他的腰杆上别了一把左轮枪。
夫君为革命腹背受敌,
怕只怕,十月的炮火啊还没有打响,
夫君他就被那暗箭来射伤。
(帮腔):暗箭难防啊,何况还有左轮枪!
克鲁普斯卡娅:相公!
列宁:娘子!
克鲁普斯卡娅:听说列相公有难,夫人特来探过端详啊!
列宁:斯卡娅娘子,没得事没得事。革命关头,哪里还顾得上儿女情长。赶快回去,有什么事情,给我联系!
克鲁普斯卡娅:相公,万万当心!
列宁:快走快走!我马上还要和斯大林同志商量革命大计。
克鲁普斯卡娅:好,相公!万万当心啊!相公!
列宁:娘子!
(帮腔):生离死别啊,革命夫妻不好当啊!
(克鲁普斯卡娅下)
(斯大林上)
斯大林:老夫约瑟夫,老夫约瑟夫,听说大王有难,将军前来抽起。
(帮腔):抽不起啊。
列宁唱:【红鸾袄·二流板】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爱卿,
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
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
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唱:
(同上曲牌)
尊一声敬爱的——
(帮腔)弗拉基米尔——依里奇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都是老沙皇留给我们无产阶级的!
(帮腔):是我们无产阶级的!
(两人握手)
列宁:攻打冬宫的日子,就定在腊月初七!
(帮腔):是阴历啊,不是阳历!

我还见过另一版本,唱词略有不同,列宁唱“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斯大林唱“看见了裸体像千万注意,只能看切不可扣动扳机,应都是无价宝无与伦比,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无产阶级的”。其实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队伍攻入冬宫,一个指挥员对大家说:“同志们,在这些宫殿里有着很多古代的艺术作品,文物应该保存,所以咱们尽可能的不要开枪射击。”不料被中国的改编者演义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对唱中,结尾列宁唱:“攻打冬宫的日子,就定在腊月初七!”帮腔则唱:“是阴历啊,不是阳历!”这更是有趣,为何?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改编者巧妙地将俄历和公历本土化为阴历和阳历,还兼顾了唱词的押韵。据说文革期间四川省双流县川剧团、荣昌县川剧团都演出过,既有《列宁在十月》,也有《列宁在1918》。
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号称“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何申写过一篇《话说评剧小段〈列宁在1918〉》(承德日报2012年2月17日B2版):1997夏,中国作协以鲁迅文学院的名义办了一个理论研究班,时间一个月。二十多人,住在中国作协大楼里。……晚上没事在一起神聊,也不知怎的就聊起当初演现代戏的逗乐事。有人记忆力超强,整理出一个段子,就是评剧小段《列宁在1918》。我们“三驾马车”的关仁山是唐山人,就由他唱。……话说当年,唐山地区搞现代戏(小戏)创作、表演汇演,有个基层剧团去了,粉条子炖肉吃得挺香,但戏没过审查关,不能参演,团长发愁。有个小头头原来烧锅炉(主要演员都靠边站了),也学过戏,他说,电影《列宁在1918》政治上没问题,也没人演,咱就改列宁在克里姆林宫那段,绝对成。他们就连夜按自己的理解现编现改,后演出来主要情节是这样——
  列宁(烧锅炉的扮,他有点结巴)在侧幕条后念:“革、革命形势大发展,帝、帝国主义急了眼。我,弗拉基、基、基米尔、伊里奇……我的娘,苏联人名字咋这长呀……”
  团长急了:“你哪么多话,快上去。”一脚把他蹬出去。斯维尔德洛夫(简称斯)随上。
  列宁唱:“列宁我打坐在克、克里姆林宫,叫、叫一声斯维尔德洛夫你细听分明。前几天我让瓦西里去把那粮食弄,为、为什么到今日不见回程?”
  斯唱:“尊一声列宁同志你切莫着急,为此事我问过……”
  列宁:“问谁?”
  斯唱:“捷尔仁斯基。”
  列宁:“他咋说的?”
斯唱:“他言道,彼得堡的交通不大便利,弄到了粮食,他难弄车皮。”
列宁着急:“那可毁啦!就没咒念啦?”
  斯唱:“瓦西里的工作一向很努力,您就放心吧,您就放心吧,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锣鼓场,瓦西里(简称瓦)和捷尔仁斯基(简称捷)上。
  捷:“列宁同志,瓦西里回来了。”
  瓦:“列宁同志,我把粮食给您老弄回来了。”
  列宁一拍大腿:“太、太、太好啦!(接唱)闻听得瓦西里把、把粮食弄到,不由得列宁我喜上眉梢。时间重任务紧(唱差)困难真不少呀,哈啦哨(俄语,好),哈啦哨!(忘词)真是哈啦哨呀嘿嘿。”
  瓦双手捧一包烟叶:“列宁同志,这是彼得堡革命群众孝敬您老人家的。”
  列宁唱:“这包烟叶我不要,你把它送给捷尔仁斯基。”
  捷抽烟斗,点着抽一口:“嗯,味还挺地道。”
  瓦又拿出羊皮袄给列宁,列宁看瓦穿得很薄,深情地唱:“这件羊皮袄呀,还送给你瓦西里呀,它本是活里活面的羊羔皮。送给你,可以避风雨;送给你,象征着咱老哥俩的革命友谊。”(结束)。
何申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记叙过此事:据谈歌讲,他手中现在还保留着油印的剧本。细想想,运动中人们头脑发热,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列宁在1918》在一段时间里,是惟一的能在影院放映的外国影片。看过十遍甚至几十遍的人都有。剧团将其改编,政治上没问题,至于如何理解剧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车皮紧张,烟叶和羊皮袄是好礼品,都是我们这儿的事和感觉,县剧团的创作人员没去过苏联,只好凭着想象去写,写成这样,也很不简单。
关仁山擅唱此段,曾在不同场合表演过。一次天津作家李唯听过后,把这个段子写进电影《美丽的大脚》,片中演员孙海英饰演乡村放映员,正放映电影《列宁在1918》,突然出故障,有影无声,孙海英拿起三弦,用西北方言配唱解说:“列宁我打坐在克里姆林宫……搞到了粮食没有车皮……”后来相声演员郭德纲、于谦也在相声中连说带唱表演过这段评剧版《列宁在1918》。
我还收集到评剧版的一些唱段。如:
列宁唱:“这件羊皮袄呀,还送给你瓦西里呀,它本是活里活面的羊羔皮。送给你,可以避风雨;送给你,象征着咱老哥俩的革命友谊。”
(二人互推皮袄,幕后伴唱):啊——啊——
冬宫虽寒有春意,战友的情谊暖心里,待到革命成功日,不忘这件老羊皮,不忘这件老——羊——皮——!
又如:
瓦西里:(尖板)杀出了冬宫啊圣彼得堡。抢出粮食好几包,忙向列宁去报告。(白)列宁同志,我把粮食给您老弄回来啦!
瓦西里(唱):前线的同志向您问候哇,
让我呀给您带回许多礼物哇。
列宁(唱):瓦西里你办事不该太糊涂,
群众的东西我们不能收。
瓦西里(唱):列宁同志您听清楚,
群众的东西我给了卢布。
列宁(唱):听此言我才把心放回肚里,
联系群众可不能乱搞关系,
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啊,
绝不能白吃白喝白要东西。
改编者居然把中国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塞进去了。
河南作家周同宾《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漓江出版社1996年)是口述实录文体,中有《旦角》一篇,摘录:

俺们宣传队还演过《列宁在十月》,没戏演,就把电影编成戏,学校一个老师编的。我演斯大林。你别笑,真的。粘上两撇胡子,黄呢子大衣一穿,就是那回事。词儿还记得,给你唱一段,这一板是【扬调】:
手捧着列宁的大衣心潮起,
尊一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十月革命可是不容易,
全凭咱无产阶级齐努力……

【扬调】属河南曲剧唱腔。
现在的人们读到这些当年的“奇葩”唱段,多半会忍俊不禁。可能很少会想到当年出现这种现象的严峻背景。
——————————————————————————————————
【史林一叶】

我所知道的三司

田春林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这次发表前又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田春林,1943年9月出生,河南驻马店人,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文革期间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的创立人之一,曾代表东方红参与首都三司核心组工作,后任首都红代会常委,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黄石市省冶金地质队工作,1985年调入河南省驻马店市勘察设计院,1993年评聘为工程系列高级工程师。退休后长住武昌。

为什么叫“三司”

首都三司,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什么又叫“三司”?是因为在它之前已成立了两个全市性红卫兵大专院校组织,按成立时间先后简称一司和二司。
首都一司,成立于1966年8月27日,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杨勇、刘志坚、汪东兴等到会祝贺。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周荣鑫担任辅导员。一司总指挥汪延群(汪东兴之女,轻工学院学生)。它的成员主要由军队高干和党政高干的子女组成。由于他们家庭的特殊地位,对中央上层的政治动向消息比较灵通,当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率先拉队伍成立了跨校的红卫兵组织。
首都二司成立于1966年9月5日,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江青、刘志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到会祝贺。中央安排杨成武、刘志坚任辅导员。二司总指挥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中将之子,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负责人)。其组成人员也主要是出身好的非当权派子女,许多还是保党委一派的,但政治上不像一司那么激进,比较温和,他们对一司那些出身高贵的军干子女的作派也很反感。
三司紧随二司之后,成立于1966年9月6日,据资料记载,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大会,由刘志坚代表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建议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作三司顾问,刘志坚、杨成武作辅导员。但据周永璋的回忆和我的记忆,三司的辅导员是刘志坚与郑维山,杨成武从未来过。三司未设总指挥,前期的召集人主要是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周永璋。三司组成成份是清一色的各院校中前一时期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少数派”即造反派。因此三司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而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具有崇高威望。

三司的成立与周永璋

三司的成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始作俑者。因为地质东方红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北京大专院校中率先取得全院“一片红”的绝对优势,在其它院校少数派同学还没获得解放或刚获得解放的时候,地质东方红已经成了气候,像清华的蒯大富就还处在困难境地,不时来地院寻求支持。
谈到成立三司,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是三司的发起人和主创者,也是三司前期主要的“召集人”,地质东方红战斗队的早期成员之一周永璋。周永璋和我是同系,同年级,同一专业不同班的同学。我们1963年入学的地质学专业共招收62人,一个大班,分成两个小班,每班31人,我是一班,他是二班,宿舍都在学五楼的五层,两宿舍紧挨在一起,因为同一专业,很多大课和野外实习都在一块儿上,因此彼此都非常熟悉。
周永璋是江苏如皋县人,说话带有浓重苏北口音,出身贫苦,小时候家里穷,得了头癣没钱治,落下了一个秃头的后遗症,除了头上周边几根稀少的头发外,基本全秃。为了遮丑,夏天带一顶草编礼帽,其余季节常年带一顶赵本山式的解放帽。因为出身好,又靠拢组织,因此被我们政治辅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发展为第一批学生党员。此人平时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口无遮拦,喜欢侃大山,吹牛皮,同学之间争论到激动处,嘴角唾沫星直冒,不时把头上的帽子一把甩到桌上侃侃而谈。他是属于那种非常善于沟通、很有外交才干的人;再一特点是此人人缘特好,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没有防人之心,像我们这些老同学混熟了说话随便时就直呼周秃子,他也不发脾气,整天见人一脸笑,人绝对是好人,不整人不害人。
周永璋是在地院“6·20”事件中紧跟江祖如老师反对工作队,在“反干扰”中被工作队定为极右学生,工作队对学生干部公开宣布罢官的三人之一(其他两人是蔡新平,黄占启),受到打击迫害,因此在我和朱成昭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他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但是没能进到东方红核心组。
这人有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大的毛病,就是政治优越感。因为出身好,又是学生党员,总是政治上自我感觉不错,有点显摆。东方红战斗队刚成立,领导核心没有他,他就经常在我们核心成员面前说教:东方红战斗队核心组要加强党的领导,防止斗批改抓辫子。而当时核心组成员里的确没有一个党员,包括朱成昭也只是个团员,而像我连个团员都没混上,伏庆是也是刚入团。对他的这番说教,大家都很反感,尤其是朱头,甚至认为他想以自己是党员为借口篡夺东方红领导权。因此对他很冷淡,也不让他参加核心组议事。由于得不到大家的待见,又经常坐冷板凳,慢慢地他也就淡出了东方红核心组的视线。
哪知道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这位老兄胸中酝酿,那就是成立一个跨学校的,由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组成的组织,也就是后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说周永璋也是个有心人,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在教四楼的东方红战斗队来访接待室,每天都有不少外院校还处在受压状态的同学来访问座谈,取经交流,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后来成了各自院校造反派领袖的同学,像人大的赵桂林,政法的陈荣金,建工的张玉晋,贾建,北工大的高升,石油的姜阳,清华的老蒯,航院的景岗山,韩爱晶等人,这些人脉关系的建立就为后来三司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永璋是一个具有外交才干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和这些院校建立起关系,同时又与中央上层和北京新市委取得联系,以便得到上层的支持。当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有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红卫兵接待站,北京新市委也设有红卫兵接待站。我记得在三司成立之前,吴德就批款给地质东方红买了五辆济南轻骑牌摩托车,购车时我和朱成昭拿着支票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挑选,后来我们的动态组都配了几辆这种车子,方便他们跑各校收集资料掌握动态。我和伏庆是都骑过这种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周永璋就是通过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的红卫兵接待站,认识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吴德,并通过他们向周总理汇报了筹备成立三司的设想和计划。从而获得周总理的支持和指导,在一次召开全体成员院校的筹备会结束后,周总理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与周荣鑫、吴德和全体成员合了影。周永璋曾拿照片给我和朱成昭看过,不知还有其他核心级成员看到过没有,也不知道几十年后周老兄可曾保留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经过周永璋等人紧锣密鼓的筹备,又经过国务院和北京新市委在物资上的大力支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就是三司应运而生了。三司成立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座无虚席,各成员学校的红卫兵领袖都上了主席台,我和我们的朱成昭、老蒋等人也上了主席台。大会由周永璋主持,大会发了成立宣言,宣读了决心书,各组成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上台发了言,表了决心。
三司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等机构,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宣传部办了一个三司的机关报《首都红卫兵》,由我院地质系四年级的聂树人同学为主编。为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也可能是受总理的指派,北京军区专门派出了一个摩托化步兵班的战士驻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班里配有十几辆两轮和三轮摩托车(据周永璋回忆,是一辆卡车、三辆吉普、三辆摩托),随时接受我们的调遣,解决了三司对外联系的交通工具问题,还开了临时的食堂解决吃饭问题。记得当时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将军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将军不时到文化宫三司来关心大家,问有什么困难需要部队帮助解决。郑维山黑瘦精干,刘志坚像个文人,脚有些跛。他们来三司都在那个摩托化步兵班落脚。总之,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由于毛主席支持,党政军都行动起来支持红卫兵运动,尤其是支持三司的红卫兵。

我怎么到了三司

三司的发起成立是由地质东方红挑大梁,三司成立时,老蒯也给予了关注,他派驻三司核心组的工作人员名叫张云辉,跟我关系处得不错。三司是由周永璋以地质东方红的名义串联各兄弟院校成立的,他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受总部核心组的派遣和批准,等到木已成舟,他才向总部朱头汇报,这本来就让朱头心中不快,而形势的发展,三司的前途又是一个未知数。不管怎么,这是一个受到中央支持的跨学校的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因此一直对周永璋存有戒心的朱成昭开始动脑筋,他自己肯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内,放在东方红公社的建设上,没有时间过问三司的事,但对周永璋又不放心,必须派一个有资历没野心他信得过的人去三司代表他工作,这个人选就落到了我的身上:第一我是东方红的发起人和东方红战斗队的创始人之一,在地院知名度很高;第二我是和他最早串联一起反工作队,又一同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我又没有与他争权的野心,是能让他放心的人。
在我奉派上任三司前,朱头首先向老蒯、聂元梓、陈荣金等外校的头头都打了招呼,说明了换人的原因,而我也和这些外校的头头早已相熟,因此我去三司工作很自然得到他们的接受和认可。周永璋看出了苗头,表现了很高的姿态,慢慢地自动淡出了三司的“召集人”位置。我从来没同他理论过这个事,我和周永璋之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大家见面照样说笑自然,而我当时也没觉得这种摘果子吃的作法有什么不对,现在回忆起这一切,都感到当年对周的作法有点过分了。当年毕竟年轻气盛不成熟,现在再来回忆当年,自己有时也觉得可笑。
周永璋后来组织了东方红内部的反朱派即二团之一的“620造反兵团”。三十三年后的1999年,我们都是年近六旬之人了,我到北京去看望老友,住在西三楼招待所,去看江祖如老师时他很高兴,告诉我真巧了,周秃子也来了,并且告诉了他住的房间号,我立马去看望他,他也很兴奋,大家回忆起三十几年前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真是感慨万千,他向我介绍了离校后的经历。正是由于他不受朱成昭的待见,早早离开了朱成昭,成了朱的反对派,地院后来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与他无关,毕业分配也没有受到影响,分到四川,到地质队后又调到宣化地院去当老师,后又考上了岩石专业邓晋福老师的研究生。抓5•16运动,“说清楚”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都没有他的事。
关于串联创立三司的事,他没有提及是否给他带来了麻烦,但我却从另外的渠道获得了他为串联成立三司自投罗网挨整的一件趣事。1980年前后,冶金部天津地质调查所有两个外调人员来到湖北我所工作的地质队,外调一个从我们队上调入他们所的中层干部的事,在与我谈完正事闲聊时,他们问我是否认识周永璋,我说当然认识。他们说周永璋读研毕业后为照顾夫妻关系也分到他们所里。这是毕业十年后我第一次得知周的去向。他们对我说,周永璋这个人吃亏就在他那张嘴上,他口无遮拦的秉性不改,胡侃乱吹文革初期在学校参加东方红、成立三司那些陈年旧事,说自己是东方红的领导人之一,又是串联成立三司的发起者,又是和周总理、周荣鑫、吴德等领导在一起如何如何商讨成立三司的具体事宜,吹得天花乱坠。我对他们说,周永璋确实是地质东方红的早期骨干成员,串联成立三司他确实功不可没。他并不都是吹牛皮。来人对我说:现在的政治形势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人们视造反派、红卫兵、首都三司为洪水猛兽,妖魔鬼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把那段历史作为自己的光荣加以炫耀,这不是缺心眼吗?这不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这就是这位老兄的可爱之处。本来这单位并不了解他文革中的表现,他的自我表白反而给那些以整人为职业的政工干部们找到了新的目标,单位又组成专案组跑到地院外调了一通,把他折腾一番,回来后除了落实了他三司那些破事,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而不了了之。本来具有研究生学历,又是名校的研究生,在单位也没得到重用,分配他去搞资料情报工作,业务上也没机会上进。来人倒对他没有恶意,只是和我闲扯,感到惋惜。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位老兄啼笑皆非的天真率性。

如此“总司令部”

关于三司的话题,还有几点需要说明,由此也可见当时群众组织“乌合之众”的真相之一斑。
三司作为所谓“总司令部”,是徒有虚名,它对“下属”的组成院校红卫兵组织并没有指挥权,人事上也没有任免权,取得了三司身份证的各院校红卫兵也没义务向三司负责什么承担什么。举两个典型的例子:
“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就是一个以地质东方红为主要力量组成的对外联络站。它的成员,组织机构,三司都不知道,主要人员是我们东方红红卫兵,只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三司空白介绍信便于开展工作,他们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他们的主要成员,在上海家喻户晓的我院学生江涛,什么时候加入的东方红,我们都不知道,在校时我们核心组就没有人认识他,但在上海,他是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马天水等人十分崇敬的首都三司代表,上海文革运动许多重要事件都有三司的功劳。据说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有一个提案是让江涛参加三结合进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层,把他永远留在上海。后来听说张春桥等上层领导发话,不能开这个口子,北京红卫兵运动结束后一律回校复课闹革命。
三司西南联络站,也和上海联络站的情况相似,也是由地质东方红为主,对推动西南主要是四川的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句话,三司是一个群众运动中大轰大嗡的产物,它充其量是个各大专院校造反派之间松散的联合体,按周永璋的说法,只是个联络机构。但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三司成了一面革命造反的大旗。在那个革命造反光荣、时髦的时期,人人都想高举这面大旗去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也有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企图拉这面大旗作虎皮,包住自己去吓唬别人。
三司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领导班子,没有什么总指挥、司令、副司令、组织部长、政治委员等称谓。它的主要组成院校的头头们像朱成昭、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等人也从来没在一起议论过谁是几把手,如何排座次等等。坊间传的所谓蒯司令、朱司令、田代司令等等不过是玩笑话,调侃之词,甚至是不怀好意的嘲讽之语。现在网上有人吹嘘自己是三司几把手云云,我听后觉得是在说疯话。实际上,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谁也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司,那只是一面大旗,一块招牌,一个橡皮图章。朱成昭也只是在三司成立初期走马观花地去晃了两下,以后再也没去过。只是委托我常驻三司,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比较起来,我印象中,蒯大富到三司的次数还多些,但他自从去上海等地串联后,也就再也没来过三司了,而是像朱成昭一样派了一个自己的铁杆常驻三司处理日常事务,此人名叫张云辉,清华一年级数理系学生,他骑一个摩托车来往于学校和三司之间,他和我处得很好,有一次我还邀他一起到西郊军事科学院外调叶向真冲击军事科学院军队档案室事件,就是他骑摩托带我一同去的。而且,在我印象中,老蒯很少和朱成昭单独在一起议事,在老蒯还沒解放以前来地院求援避难时在一起多些,清华井冈山成立后没见过老蒯来和朱单独议事。我印象中,老蒯这人有点怵朱头,他在下面对我说过朱这人有点冷峻,不太好接近。两人性格完全不同,蒯外向,爱出风头,朱内向,有点给人不好打交道的样子。他俩在一起时,蒯像个小学生,看着朱的脸色说话。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头头的刘诗昆和他老婆、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头头叶向真大闹三司的事件。那天我不在,事后是工作人员向我反映的。说是刘诗昆、叶向真等人带着十来个人来三司闹事,到处刷攻击三司的大标语,并散发传单。我回来后看到三司办公室内外一片狼藉,标语大字报满世界都是,内容是要“踏平三司”,“三司是反革命黑五类的避风港、保护伞”等等。奇怪的是,过了不久,叶向真又换了一幅面孔,要求批准她的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三司成员。我们当然没有批准。

“口号事件”后的周恩来接见与三司大印被抢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发生了所谓“口号事件”。按当时的说法(造反派的大事记记载),认为是陶铸与熊复一起炮制印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将原发的“标语口号”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删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被三司有人发现后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了新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新口号。
“口号事件”那次接见红卫兵过后,以地院为首的一些高校七千多师生员工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了大家。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晚被接见的有地院、北航、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高校师生员工,没有清华。周恩来讲话中表示感谢红卫兵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并为自己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的官僚主义向大家道歉。
当晚我也在主席台上,印象最深的是会前红卫兵和总理卫队发生了小磨擦,卫士长为保总理安全,要红卫兵队伍退后,和主席台隔开一定距离,可大伙都想离总理近些,尽量往前挤,这样就引起冲突,干扰了总理讲话。卫士长很坚持职责,要担保总理安全。双方僵持不下时,朱成昭向总理报告后,向台下大声说:请解放军相信红卫兵,请解放军后撤,由我们红卫兵负责总理安全,大家说好不好?台下齐声高呼:“好!”这时总理过来亲自让卫士们后撤,大会才继续进行。
据蔡新平讲,周永璋去世后他去天津,王秀云把周永璋在中组部审查他时写的一份自述材料的复印件给了蔡,估计是周永璋上交前自己复印留底的。关于他如何离开三司的内容中写到了“口号事件”。他说,“口号事件”过后没两天,朱成昭就把他从三司开除了。
此后三司大乱,发生了基层组织来抢大印的事。
这件事由政法学院的学生刘富元所为。政法学院造反派头头陈荣金是最早到我院串联的少数派,是和东方红最铁的战友之一,他成立了政法公社,是三司的骨干成员。这位刘富元是陈荣金的反对派,他也可能把对陈荣金的嫉恨转嫁到三司头上了(另一种说法是他对周永璋被三司开除不满)。有一天他带了几位同伙对三司搞突然袭击,把三司大印抢走了。
我回去把这事急报朱成昭,当晚朱和我、老蒋带上我院一二百人跑到政法学院去讨要,在他们礼堂和刘富元激烈辩论,但并没发生武斗。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是谢富治批准又重新刻了一套印章。但后来不知怎么刘富元又成了朱头的座上宾,常来找朱。
2011年我到北京老蔡家去,蔡夫人牛彩茹很神秘地给我看一件她收藏的宝贝,她退休前在地大任老干处长,她说有一次在储藏室清理废品时偶然发现了当年三司的钢印。她用力搬出来,我们几位老同学仔细观看,感慨万千,并感谢小牛的细心周全。这大钢印做工非常考究,还带一个杠杆压把,是发证件时才用的。这将来应该是文物级別了。被抢走的那个三司大印是橡皮或木刻的印章。

三司发展成员单位的一个原则

三司在发展成员单位时有几个原则,一是必须是校址在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不管是中央直属的院校还是北京地方院校;第二必须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红卫兵组织即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红卫兵不吸收;第三是只发展学生组织,不面向社会,科研单位、工厂企业的不吸收。
这一条后来也有了一些变通,那时北京不少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式也和大专院校相类似,也由上级单位指派了工作组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了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有名的艺术家,像中央歌舞剧院的陈爱莲,中国歌舞剧院的郭兰英、王昆等人,这些文艺院团都受到了工作队的打击,后来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这些院团的少数派也成立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他们也想打首都三司这面大旗,他们的头头纷纷来到三司,找我和其他核心组成员,这些文艺界人士嘴皮子功夫很厉害,每天来回找你死缠滥磨,后来我们几个研究了一下,我们也非常需要文艺宣传队伍来造舆论,便要求他们各自组织三司名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又都在北京,便于我们管理、联系,于是就网开一面,破格吸收了几个文艺院团的造反派组织为三司成员,记得有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全总文工团、煤矿文工团、铁路文工团等院团。后来这些院团打着三司的旗号组织了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的确起了不少作用。后来北京人艺的蔡安安,全总文工团的曹乃介等人还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
三司的组成成员,绝大多数在筹备阶段就固定下来了,北京那时共有五十二所大专院校,只有极少数院校漏掉了,是三司成立后补充进来的,都是些规模较小的院校,像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外地的院校我们一个也没发展。但确有一些外地文艺单位通过他们在京文艺院团的同学、同事关系介绍来找我们要求参加三司,印象最深的是长春的两个文艺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吉林人民艺术剧院。长影厂的造反派组织来找我的是曾在电影《鸡毛信》中饰演海娃的蔡元元,是蔡安安的同胞弟弟;吉林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组织头头名叫李启明,是个帅哥,后来在《刑场上的婚礼》中饰演过周文雍烈士,他是蔡安安的中戏校友。他们知道我和蔡安安是好朋友,都打着安安的旗号来找我要求参加三司,那更是好话说尽,功夫下完,但是我们始终不答应吸收他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口子一开,凭着三司当时的名气,那将是一发不可收,一个北京市的学生组织岂不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岂不成变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大杂烩组织?这样一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始终不松口。最后为了不使他们太失望太伤心,达成妥协,我们给每一个来人发了一个盖有三司大印的红袖章,才算把这些人打发走,他们对这个结果也还算满意。

印象较深的一次接见会

我在三司期间,全国各地运动发展不平衡,太多数的省市造反派还在受压,有不少外省市的受压派跑来北京上访,寻找支持,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每天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中央首长接见外地来访者的接见会频繁召开,而每一次这样的接见总要给三司发入场券,我参加了多少次这样的接见,已经记不清楚了。
印象较深的第一次是在1966年的12月中旬,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三司,办公室给我一张人民大会堂入场券,告诉我中央首长接见。我拿着入场券,背着小背包从文化宫南大门斜穿天安门广场来到大会堂东门,门卫验过入场券会场位置后,我大步向西走去,正好看见周总理迎面由西向东走来,我忙上前向总理问好,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问我是来开会的吧?我说是,他说跟我一起走。我随总理向前转弯来到在会堂东南角的一个小型临时会议厅。会议还没开始,但人已到齐,可能是在等总理吧。
总理坐下后,江青宣布开会。这是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东西长,南北短。首长们面北坐在南边,群众南坐在北面。首长到得很齐,除周总理外,康生、江青、陈伯达和王、关、戚都来了。群众席上有首都各高校的少数派头头。我们地院朱头和老蒋也都到会,我和聂树人是作为三司代表到会。还有一些外地来京上访的学生受压派,印象比较深的有西安交大的头头李世英,这个人当时很有名。
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这次首长接见的主要内容好像是了解各校、各地文革运动发展的情况,像学校受打击迫害的人数有多少,有没有成立自己的组织,蒯大富汇报了清华的运动情况,首长们对西安交大的运动很关注,详细询问了交大的两派情况,比如工作组是由哪里派出的,有多少师生受到迫害打击,工作组撤出后运动的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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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为“黑帮”翻案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选读)

廖伯康

按:本篇摘自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全文原载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萧李廖事件”,指1960年代初发生在重庆的一件大案:1962年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与会者就四川的“反右倾”和省委书记李井泉的工作作风提了许多意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期间,重庆代表、团中央委员廖伯康与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先后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了四川非正常死亡逾一千万人的严重情况。这些意见汇报到中央书记处后,书记处曾派人赴川调查。1963年,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清查向中央反映意见的干部,重点整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等人。文革开始后,李井泉又授意将“萧、李、廖”定为“反党黑帮”抛出批判。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支持下,萧、李、廖等赴京告状,重庆反到底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也派人参与了为他们翻案的工作。
李锐在为此回忆录写的序(《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中说:“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为便于读者理解文中提及的一些人、事和相关背景,本刊略加了一些注释。现标题也是本刊拟的。
作者简介:廖伯康,1924年11月生,重庆市人。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中共执政后,先后任青年团重庆市委学生部部长、团市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1963年因“萧李廖反党集团”案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处分,下放建筑工地劳动。1982年获得平反。1983年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任期间得知对重庆沙坪公园内文革中八一五派所建武斗死者墓地有要求拆毁的意见,到现场调查了解后,向市委常委会报告并做出决定:拨款两万元修围墙保护起来,采取“三不”措施:不开放,不宣传,不拆毁。使这一全国罕见的文革遗迹得以保存至今(现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1966年9、10月间,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连,11月达到高潮。北京来的一批红卫兵与重庆造反派结合造市委的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见到满街贴有“打倒萧李廖反党黑帮”的标语、大字报,却又未见公开批斗。他们就到市委要求交出这几个大“黑帮”进行公开批斗,遭到拒绝。
这时,市委深恐红卫兵和我们接触,便急忙将我们秘密转移到远郊红卫兵不易去串连的地方,改名换姓地隔离关押起来。萧泽宽被送到江北一所精神病医院,并嘱咐该院如有红卫兵来了,就给他打一针镇定剂,使之失去知觉不能讲话。12月初,将李止舟押送到华蓥山208地质勘查队队部,那里是三线建设重点之一,中央规定不准搞文化大革命。把李止舟改名李文华,乔装为地质工程师,两个押送看管的人作为他的助手,不让与外人接触。我于11月3日被押送到綦江县南桐区和巴县交界的隆盛公社,关在一间粮食仓库里。我不同意改姓,自己改名为廖纯,我告诉他们:“我乃纯洁之纯,纯正之纯。”用此表示我的清白和抗议。到那里后,我担心家里对我下落不明着急,写了一封信,经看守我的人涂改后同意发出,却不准注明寄信地址。
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要求公开批斗“萧李廖”被拒绝后,引起他们中一些人的怀疑:既然是“黑帮”,为何不让公开批斗?这时,省委主要领导人(注:实指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也被揭发批判了,说他反对毛主席。北京的红卫兵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个大“黑帮”又把那批人打成了“黑帮”,于是就提出究竟谁是“黑帮”的问题。他们想摸一摸这个问题,于是就想找到我们。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两个身着棉军装的年轻人闯进了我的家,把处在四面楚歌中的罗桢(注:廖伯康之妻)着实吓了一跳。来人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听说是从北京来的人,罗桢的心便放下了一大半。他们问:“廖伯康在哪里?”罗桢答:“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在哪里。”又问:“有信来么?”罗桢取出我的信说:“上面没有寄信的地址。”他们要去了信封,又要去了我的一张照片。
他们按照信封上的邮戳标记,乘一辆吉普车来到綦江,直奔县委找县委书记张献贵要人。这时,张献贵已经靠边站,正在收发室守门,听说是找他的,谎说:“书记在里边!”伸手向后一指就溜之大吉。他们没有找到书记,又拿着信封去邮局询问邮戳上支局的地址,然后到兴隆场通过区委找到关禁我的粮仓。
他们先盘问看管我的两个人说:“你们看管的是不是大黑帮廖伯康?”没有回答。这个粮食仓库只在墙头上有一扇小窗子,光线微弱,彼此都看不清楚,只听他们大声问:“你是不是廖伯康?”我说:“我叫廖纯。”他们说:“你就是廖伯康!”我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们说:“我们认识你。”随即亮出我的照片说:“这就是你嘛!”接着说,“立刻跟我们走,到重庆去弄清你的问题!”
他们帮我卷起被盖,收拾好行李,砍来两根竹竿,让看守我的那两个人抬着行李,步行两公里多来到公路上,然后乘吉普车离开了兴隆场。此时我吉凶未卜,祸福不知,一片茫然,只有听天由命。一路上,他们问我为什么被关押?我便把向中央反映大跃进时期四川问题的前因后果简要叙述了一遍。车开到城里沧白纪念堂(注:重庆市政协办公处),才知道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组织的红卫兵,这里是他们在重庆的联络站。来寻找我的这几个学生叫李云生、黄景贤、任克亚。
到了沧白堂,在一间宽大的屋子里,地上是一排红卫兵的稻草铺,却把我安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床上。第二天早上,我到食堂买饭票时,迎面一个秃顶干瘦老头向我微笑点头,我觉得似曾相识,便也对他点头微笑。午餐时,大家围坐在一张乒乓球台上用餐。我意外地发现李止舟坐在对面,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他笑笑说:“早上我们就打过招呼,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原来,一是我当时没有戴眼镜,视力模糊,二是关押久了关糊涂了,反应迟钝,这么熟的人竟然相见不相识!
饭后李止舟告诉我,他所在的华蓥山208地质勘查队职工群众也起来造反了,头头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技术员。他们首先怀疑这位“地质工程师”,便将两个看守找来盘问,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就是李止舟,便在高音喇叭上广播:“大黑帮李止舟在华蓥山落网!”同时又与在重庆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联系,把他送到了这个联络站。这里的学生也向李止舟详细询问了“萧李廖”被打成“黑帮”的经过。我们所谈的内容完全一致,他们弄清了真实情况后,认为我们不是“黑帮”,因而在各方面对我们礼遇有加。
我们虽然回到市里了,可是有家不敢归。这些红卫兵就去通知家里人给我送粮票和钱来,罗桢和孩子们也得以经常到联络站看我。联络站的人还说,我们被关押隔离太久,不了解外面的形势,可上街去看看大字报,但我们也不敢走得太远。
萧、李、廖三个“黑帮”被找出来两个,还有一个萧泽宽在哪里?他们从市委机关造反派那里得知,团市委机关大院偏僻的角落有一个叫“诚实山庄”的小院,里面关了一个人,不知是谁。山庄的大门长期紧闭不得而入,几个学生便翻墙而入,把人带回了联络站。原来此人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从此他也在联络站住了下来。高兰戈也是因在重庆市委十八次扩大会上的言论而被作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进行批判。在二十次全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1964年市委二十二次全委扩大会上再次进行批判,会后即调到四清工作团“工作”,实际调离了市委组织部。文革一开始又被抛出,并挂在“萧李廖反党黑帮”的线上。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一段时间内,高兰戈也和我们一起相依为命。
这时,市委正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在江北精神病院看管萧泽宽的两个干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感到萧泽宽这个大“黑帮”在他们手上是个包袱,便将萧送回市委机关。萧泽宽听说我和李止舟都在沧白堂北京地院红卫兵的联络站,自己也来到这里。就这样,三个“黑帮分子”加上高兰戈在联络站聚首了。
我们在红卫兵联络站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都上街看大字报。当看到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写的大字报后(注:燕汉民被李井泉派到重庆协助市委领导文化大革命,主要分工联系大专院校,这时在接受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批判后写出了揭发李井泉的交待材料),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突然一天大字报传出燕汉民自杀身亡的消息,说他在被关押的重庆长安机器厂一栋五层楼梯中缝坠下而死。接着又从大字报上传出《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原系团市委同事)跳楼自杀的消息(注:此说时间上记忆有误。作者后文称2月3日离开重庆,而罗广斌是2月5日被八一五派绑架,2月10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这两个人的自杀我们都觉得蹊跷,一个人要自杀,怎么会从狭窄的楼梯中缝坠下呢?对罗广斌我们更非常了解,他性格乐观开朗,在国民党监狱中备受折磨而表现得非常坚强。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到他头上,他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后来两派分裂,他陷于一派,被另一派抓了起来(注:重庆造反派“一月夺权”后,在驻军支持下建立起了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一派支持革联会,另一派反对革联会,罗广斌站在反革联会一边),但又何至于轻生呢?当时我们认为燕汉民和罗广斌两人之死背景异常,大有文章。在那样混乱局势下,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的生命安全也难得到保障。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造反过程中重庆形成的两派对立已经相当尖锐,支持一派或一派支持的干部,另一派就要坚决打倒。还是李止舟有远见,他说,现在情况复杂,我们只申诉自己的问题,决不能介入某一派。与此同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在重庆两派的冲突中也有可能受到冲击(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首都一司驻渝联络站等都站在反革联会一边,与支持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五十四军形成对立,1967年2月12日,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被八一五派抄砸)他们准备撤出重庆,已无力顾及我们,便对我们说:“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可是我们有家难归啊!我们几个人商量只有走为上策,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申诉我们的冤情。当时到北京上访的人很多,为免引人注意,我们准备乘南去的火车出四川省境,再绕道湖南衡阳转车北上。
既要准备远行,须得回家拿点钱粮。出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寒风习习,细雨霏霏,我头顶破草帽遮住面孔悄悄向我住家的红球坝走去。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转了将近一个钟头,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条熟悉的通往家门的路。离开联络站时,我与李止舟他们约定两小时之内回去,两小时之后不见回去就要估计是被抓起来了。我愈急愈找不到路。我想起小时候听大人讲,有人半夜走过坟地,转了一个晚上,到天亮时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地方,这叫“鬼撞墙”。我是不是也遭“鬼撞墙”了?后来终于看到了我家窗上透出的灯光,我悄悄摸上去,轻轻叩门。罗桢问:“哪个?”我轻声说:“我。”她听出我的声音,忙开了门。我一闪进门把她拉进厨房说:“我们要到北京去,回来拿点钱和粮票。”这时孩子们已经睡下,大孩子听到声音问:“是哪个?”罗桢说,“你们不要起来,好好睡觉!”我拿着钱粮匆匆下楼而去,未见孩子们的面,出房门时还听到孩子问:“是不是爸爸回来了?”
第二天,即1967年2月3日,由高兰戈的大儿子李鲁沂(注:时为国防企业国营嘉陵机器厂工人,时年20岁,退伍军人。文革中参加造反,1967年夏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8月初率船加入反到底“舰队”,任“舰队”副司令。8月中旬在与八一五派武斗中身亡)为我们买了去衡阳的车票。秘密离开重庆,踏上前途未卜的申诉之路。为防备万一被发现,避免全部被抓,萧泽宽同高兰戈,李止舟同我分别由高兰戈的儿子和我的儿子护送去火车站。我的儿子小波只有十多岁,不懂事,他本应跟在我们的后面观察周围情况,可是他却径直走在前面。李止舟和我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入口处,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高兰戈的儿子正等着我们,并告诉我们萧泽宽同高兰戈已进去了。当时,中央已通知在全国大串连的学生要回原地闹革命,车站被返校学生拥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从车门进入车厢。我们就挤到一节车厢中部的窗口,抓着窗框先把头伸进去,高兰戈的儿子则掀着我们的身子将我们塞进去。
上了车后,我们分头走到不同车厢,也有了几分安全感。学生见我们是持票上车的,还给我们让了座位。我们把棉大衣盖在头上埋头伏在椅背上装睡觉,耳听着广播所经过的车站,到了綦江、赶水,直到贵州铜梓,离了四川省境,方松了口气,才敢把头伸了出来。火车快到衡阳时,由于车上太挤,无法与萧泽宽他们联系,只好用暗语让车上广播通知相约在衡阳下了车。此时此刻,我们大大舒了口气,看到河水清清,湘江北去,感到分外的轻松和自由。跟着又搭了北上的列车。
到北京下车后,踯躅街头,不知该到哪里去,偌大一个北京却找不到落脚之所,只好先进一间小店,一人喝了一杯很久没有尝到过的牛奶。我们四个人商量了很久,只有高兰戈带有工作证,其他人什么证件都没有,幸好有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络站开的介绍信,我们只好到北京地质学院去试一试。
北京地质学院设有一个专门接待各地来京人员的接待站。1967年2月15日,我们便持联络站的介绍信到接待站登记。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北翼楼上的一间小教室,叫我们去抱了几捆稻草铺地铺。过了一会,接待站站长庄成章来问:“你们有位叫廖伯康的吗?”又问我们为什么到北京,经我作了简要说明后便马上提高了对我们的待遇,要我们去抬床和领取被盖垫絮等。原来地质学院有位女教授郝诒纯也在接待站工作,1957年她曾参加赴日青年代表团,是副团长,我那次也参加了赴日青年代表团,而且同她在一个小组。这事虽已隔多年,但她对我的印象犹存。我们在接待站登记时她在里面看见了我,便对庄站长说他们中有一位廖伯康是原重庆团市委的书记,这样我们就受到了特别优待。我们在北京地院住了九个月,可是我却从未与她再见过面。萧泽宽虽回到了北京也是有家难归(注:萧泽宽在受“萧李廖”案处分后,中央组织部为让其避开李井泉打击迫害的锋芒,已将其调北京工作,文革初李井泉又授意将萧揪回重庆批斗),不敢回去,只能同我们住在一起。
1967年3月31日,地质学院的李云生告诉我们,他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会议(注:周恩来此时已按毛泽东的部署开始连续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我们的案件,总理指示把有关材料报去。4月3日,李云生把我们所写的有关四川问题及我们的申诉材料送交给了周总理的联络员。从1967年3月到12月,我们也曾六次到中央联合接待室西南组上访,先后接待我们的有任西民、孔繁清、王政和等同志。开始让我们先送去有关材料,后来说接待室对我们的上诉是重视的,先在西南组进行了讨论,后又在联合接待室讨论,最后打印了全部材料以联合接待室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并同意我们留在北京等候中央指示。他们认为,我们的问题最终还得在运动后期由所在地区解决。
我们一面等候中央指示,一面也作最终回川解决问题的准备,于是将有关材料寄给四川省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我们还去找了原团中央宣传部长黄天祥帮忙打印材料,那时他是中央农业口宣传部部长。他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对我们也深表同情。我们到黄天祥家里时,他立即拿出了存折说,拿去,要多少取多少!我们说钱不需要,请你帮忙打印些材料,分别寄给四川和重庆各级机关,他办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的真诚帮助,是永远难忘的。
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期间,邓垦(注:原任重庆市副市长,因“萧李廖”案也被处分,后为逃避李井泉的打击迫害而坚决要求调离四川。在其兄邓小平帮助下调到武汉任副市长,此时也到北京上访,反映所受李井泉的迫害)曾跑到我们的住处。他是“另一个最大走资派”邓小平的兄弟,地院不敢久留他,到哪个家里也待不住。我们只能陪他到火车站送走了他,何时再相见谁都不敢说。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当时正在四川造反,势头颇旺,深得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夫妻店”(注: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文革前在四川受到李井泉批判处理,文革中到北京申诉,经毛泽东批准,由周恩来主持研究决定,于1967年4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称“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并称刘结挺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通过北京地院的人来找我们,向我们进行拉拢,说想同我们见面。我们婉言拒绝了。不久刘、张在四川掌权,呼风唤雨,炙手可热。我们仍不为所动,因而又受到他们的打击。但他们好景不长,很快垮台,身败名裂。如果我们当时“浮上水”(四川方言,巴结讨好有权势的人),顺杆爬,以后就可能陷于绝境,真正万劫不复了。另一件事是重庆造反派一派的头头黄廉(注:时为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正在北京作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代表出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到地院来找我们,我们说重庆来的人不见不好,见了一次面,他问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简单应付一下,不表任何态度。他们不满意,以后再也不来往了。在这之前,李止舟曾去看望老首长李初梨,李老对他说:“你们不要参加任何一派,否则将要遭受交叉的火力。”革命老前辈饱经风霜,阅世丰富,真心诚意,诲人不倦,他的嘱咐对我们帮助甚大(注:尽管萧、李、廖并未参加群众组织及其派性活动,但因为帮他们翻案的是北京地院东方红及其支持的重庆反到底、成都八二六这一派,因此他们仍然被重庆的八一五派和五十四军视为反到底派的“黑后台”“黑手”)。
1967年9、10月间,中央指示所有来京上访人员都要回到原地区解决问题,各单位设立的接待站陆续撤销,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也随之撤销。我们对四川和重庆的情况不明,且武斗还在升级,尚无回四川的条件,真是走投无路。后来通过一位北京钢铁学院名叫余吉冰(注:曾到重庆串联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成员)的同学暂时住到他们实验大楼的一间实验室里。
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在重庆设联络站时就成立了“萧李廖专案组”,陆续有李云生、黄敬贤、邓光中、曾昭贵等同学参加。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何亚瑄(注:重庆反到底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成员)也和他们一道做过一些调查和整理资料工作。他们在重庆查看了一些档案材料,并在重庆、北京访问过一些知情干部,整理了一套《萧李廖调查材料汇编》,写出了《调查报告》。1967年9月下旬,为帮助我们返回四川,“专案组”派曾昭贵去成都,向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汇报并将《资料汇编》和《报告》送交省革筹组长张国华。张国华表示支持对萧李廖一案进行调查,并提出最好有四川造反派参加,西师的何亚瑄便正式参加了这个“专案组”。曾昭贵、何亚瑄二人在专案组工作期间加深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恋情,以后结为夫妻,真是一段奇缘。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遇到曾昭贵、何亚瑄,问他们当年为什么对我们的平反问题那样执着,那样坚信我们是遭冤整的?他们说,文革期间,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注:1962年时被中共中央书记处派赴四川“微服私访”的干部,时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组长)、邓照明(注:1962年时被中共中央书记处派赴四川“微服私访”的干部,时任二机部原子能局副局长,原川东地下党负责人)从重庆回北京后向中央写的调查报告,便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看法。他们还从邓照明长达12000字的报告中摘录了8000字。复课闹革命后,他们将所有调查材料交给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了。
在北京钢院住了近两月,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提出要我们回成都向省革筹作一次汇报。我们也考虑到,无论中央态度如何,作为四川的干部,最终还得回四川解决问题。北京地院“专案组”派曾昭贵护送李止舟和我于1968年2月18日离开北京回成都。此时,我们流亡北京正好整整一年。
1968年2月20日,我们到成都,先暂住在省地质局招待所。随即持中央联合接待室的介绍信到省革筹报到,要求接待。但政工组、组织组的人都避不见面,有的说现在机关没有人,有的说你们的问题我们管不着。吃了几次闭门羹,我们也就不再去了。2月22日,曾昭贵将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致省革筹组长张国华的信送请省革筹政工组转交。2月底,省革筹办公室主任杨开鉴电话通知曾昭贵说,已批请省革筹副组长天宝同志与他接谈。
3月2日,天宝同志接见了曾昭贵、何亚瑄,听取了他们的汇报。3月6日一早,我们闯到省革筹要求见天宝,工作人员说天宝正在开会,我们等到下午一点多,天宝开会出来与我们见了一面。天宝认识李止舟,他说,省革筹的负责人都到北京开会去了,只有他一人留在家,现在省内各地武斗严重,最近有二万多人被各地另一派打出来到成都要求省里安置,他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关于我们的问题,他说看来只能放到运动后期解决,你们先在成都住下再说吧!我们说,我们现在在无处可住,希望先给我们解决住宿。天宝说,省革筹哪有地方住呢?我们请求军管,以为这样比较安全。天宝说,我凭什么把你们军管呢?遂由省革筹给四川大学革委会写了张条子,我们持条,由曾昭贵与川大革委会群工组联系,在四川大学住了下来(注:四川大学革委会实际上由八二六战斗团掌权,八二六与重庆反到底属同一派别,这时八二六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已建立了调查受迫害干部问题的联合调查组,正为四川省一些在文革前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干部翻案)。先住在化学馆,后迁往铮园二号,继又迁到东风北楼四号,曾昭贵和何亚瑄住在招待所。
我们在四川大学住下后,省里长期无人过问。重庆的情况如何呢?何亚瑄、余吉冰告诉我们,重庆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井冈山”(注:重庆反到底派机关司令部的一个组织)对“萧李廖”问题进行过调查。余吉冰在重庆曾查看过当年市委整理的有关我们的材料,并把北京地质学院“专案组”的材料向“井冈山”一些成员宣读过,“井冈山”表示愿与北地“专案组”交换调查材料,共同把这个案子查清。可是后来因为中央举办解决四川问题学习班时,此时已经执掌四川大权的刘结挺、张西挺传出话说,凡是给萧李廖翻案的人不能参加学习班。我们的申诉之路由此断绝。“井冈山”也不好再过问“萧李廖”的问题了。(注:实际情况是,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军政领导人,作了对四川文革十分重要的“三一五指示”,其中,既严厉指责成都红成派、重庆八一五派等“打倒刘(结挺)、张(西挺)”是“为李(井泉)、廖(志高)翻案”,是“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又反对为川东地下党翻案,反对为罗广斌翻案。这个指示传达下来后,成都的八二六和重庆的反到底以及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不得不停止了有关翻案工作。不久,川大八二六即把廖伯康等交重庆反到底派押回重庆交给市革筹组关押审查。)
1968年3月下旬,曾昭贵、何亚瑄再次去重庆,打算向有关方面反映我们的情况。适逢重庆两派武斗加剧,曾、何二人也被其中一派抓去关押了几天(注:3月27日午后,八一五派突然开枪攻打设于市革筹对面团市委院内的反到底派工总司,工总司毫无抵抗,被打死2人,抓走数十人,借宿于此的曾、何二人同时被抓),无法进行工作,只好返回成都。曾昭贵对我们说,他们也不能在成都久留,只能把我们的材料交给省革筹,由省革筹审查处理,他们回北京后再向中央文革作一次全面汇报。至此,北京地质学院负责调查我们问题的“专案组”宣告结束。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
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辩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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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本填补空白的工具书
——介绍《“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

何 蜀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汪耀华编《“文革”时期上海图书出版总目(1966~1976)》,在当今看重印数、码洋,或者追求评奖、排名的出版世风下,无疑是一本十分“异类”的书。
编这样的书,必须有长时间的积累,还得查找大量故纸堆中的资料,非常吃力;出版这样的书,也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这本书还是被编出来了,而且正式出版了。这是令人欣慰也值得向编者和出版者表示敬意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具书,它对于文革历史,特别是文革文化史、文革教育史、文革出版史、文革思想史等等的研究,以及对于文革出版物的版本目录学研究,都说得上是一本难得的、填补空白的书。
翻阅这本对许多人来说显然是枯燥无味的书时,我就在想,究竟是什么想法促使汪耀华这位大主编(《中外书摘》杂志主编,《上海新书报》总编)、出版史学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编这样一本书?在书的后记里,我找到了答案:

  很多年来,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十年“文革”是出版的“书荒”期,是“四人帮”肆虐进行文化专制时期,可是,那些年的出版究竟如何荒芜?如何凋零?现在还在职的人似乎都已不再是“当事人”,就是一些曾经的“当事人”,也在“文革”之后从脱身、回避乃至在众所遗忘的语境下进行着没有真相的自圆其说。我想,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有伤疤却不以为是疤更遗忘了曾经的疼,那实在是有点弱智。
  编这本书,虽然是一种历史追寻、一种事实见证,兼具文化回眸、政治解码,但也是一件坐冷板凳、吃力难讨好的差事,只是在没人“差”的时候做事也就存有着一些“自享”的成分。……
  留点过往的史实给这个充满变化的当下,我消费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人情,但愿能给社会的发展留点记忆。
  “文革”那些年,我还年轻。从课余服务于上海静安区山海关路小学图书室、大通中学图书馆、静安区少年宫图书室,乃至渐长后到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买书、租书,直到主持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图书室、进新华书店工作。我不敢说,对于“文革”时期的上海出版内情有多少了解,但是,对于出版物的了解我应该比同龄人多些……而今,两鬓斑白、华发渐长,把很多年的积累加以整理、补充、更新、完善后奉献给大众,祈望有识之士的认可。

“给社会的发展留点记忆”,说得真好。现在能有这样的认识并付诸行动的人,已经慢慢多起来了。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人的见识更是有限的。不看这本书,我就不会知道,在那些“无书可读”的年代里居然还出版了那么多充斥“革命”辞藻的书,当然,今天来看,其中许多都只能算是文字垃圾。不可否认的是,当年正是这些出版物“占领”着我们的文化、教育、文艺生活,它们造成的影响、后患到底有多大多深,还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从这本书中可知,1970年4月出版了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上海市幼儿园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教师用)》小班、中班、大班教材;1970年12月出版了《上海市小学课本·毛泽东思想教育课(教师用)》各年级教学用书,其中四五六年级是“学习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六年级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而《上海市中学课本·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则是“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还有《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上海市中学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参考资料,二年级教师用)……这些书如果今天找出来看看,一定会让人大开眼界。书中那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特别是歌颂林彪如何“高举”、“紧跟”的内容,不要说今天来看,就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也已经从“最革命”的“主旋律”宣传变成“最反革命”的“政变舆论”而必须批判、查禁了。
从这本书中记录的出版情况变化,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年那场浩劫在文化教育上造成的断裂式的灾难性影响。从书中可知,1967年(即所谓“伟大的一月革命”取得“胜利”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宣称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那年),“文化教育”类出版物居然只出了《教育要革命》一种!1968年也只有两种:《毛泽东思想哺英雄(上海中学学习毛泽东思想辅导读物)》,《数学用表》;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到处大跳“忠字舞”欢呼“团结”、“胜利”)也只有寥寥三种:《上海市中小学课本·军事体育(供教员参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一年级用)》(上海市中学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学习教材),《革命文艺》(上海市中学参考读物)。这样贫乏到极点的出版状况,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当然更难想象那时正上中、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们到底学了些什么,学到些什么,对他们后来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直到1970年,“文化教育”类出版物才增加到了六十余种,不但有语文、数学课本,而且有了英语、俄语(试用)课本,说明直到此时学校的所谓“复课闹革命”才真正恢复较正常的上课了。到“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文化教育”类出版物更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余种,不仅有各年级课本和教学用书,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汉字笔划名称》,《汉字笔顺规则》,《科学小实验》和一些科普知识读物,内容更加丰富了。到了1973年,“文化教育”类出版物更多了,于是又从中分离出来一个单列的“语言文字”类出版物。
从这本书里也能了解到当时一些文化、出版工作者怎样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争取出一些对读者、对社会有益的书,比如,从1972年起,就陆续出版了《怎样画速写》、《怎样画水墨人物画》,《怎样画连环画》、《怎样画油画》等绘画基本技法的书,在狠批“封资修”、大反“复辟”“回潮”的严峻形势下,仍然在1973年7月出版了《汤显祖集》(第一、二集为诗文集,第三、四集为戏曲集);1973年9月上海书画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编《中国古代书法展览展品选辑》,《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三种》;1974年12月出版了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线装本,函装共四册);1975年6月出版了《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共三册)等等,还有《水浒》删节后的少年儿童版、七十一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李贽评容与堂版等不同版本的先后出版(当然先是作为“歌颂农民起义”的“古典名著”出版,后是贯彻“《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的最高指示,作为批判“投降派”的“反面教材”出版,现在来对照看当年那些前言、序言或出版说明,也是很有趣的)。至于那两种只有上海才敢于编辑、出版的《摘译》(“外国文艺”和“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不管主其事者有什么想法,其实际作用确是在当时文化专制的空前禁锢中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使人们能了解到一些多年来难于接触到的海外思想文化信息。我至今记得当年我所在的工厂按级别每次从新华书店发行所分配到《摘译》后我从图书室借出先睹为快的欣喜之情。
仅凭一人之力(从后记可知还有几个朋友帮忙)编这样的工具书,差错是难免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本书还有遗漏和遗憾”,笔者就发现一处不应有的差错:在1966年的“艺术”类出版物信息中,列入了《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且注明出版时间是1966年6月,这显然是录入时错将“1968”录为“1966”而校对时未发现所致,凡有文革经历的人应该都记得门合是在1968年才出现并得到广泛宣传的人物——在此书1968年的“艺术”类中就有同样名称的连环画与宣传画出版信息记录。
另外,在1972年的出版物中,有内部发行的《人世间》,却未按前边《凡例》的规定署上作者是苏联作家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其他许多“内部发行”书也同样没有按例署上作者、国籍名),而且漏掉了同时出版的另一苏联作家伊凡·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这两本苏联长篇小说在当年“破冰”似的出版曾引起极大反响),紧随之后出版的、当时影响极大的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也没在这本书中找到出版信息记录。令人不解的还有,把《人世间》这样的长篇小说(还有未署作者、国籍名字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萧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柯切托夫的《落角》等)放在“政治”类而不是放在“文学”类,不知是不是沿用的当年出版时的分类——仅仅作为了解“苏修”社会现实的政治性读物而不是作为文学读物?这也是文革出版物的一个有趣现象。对这样的情况似应有所说明。
不过,尽管有这些小毛病,还是那句话:瑕不掩瑜,事情(特别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总得有人先做起来。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书出版了就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为之作一介绍。希望这本书能为更多的文革研究者提供帮助,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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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革中的山西》序

段立生

按:《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石名岗执笔,(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3月初版。书中有三篇序,其中丁东、何蜀的序已在2015年5月31日出刊的《记忆》第131期上转载。
作者简介:段立生,1944年生,山西祁县人,文革爆发时是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65级三支部的支部委员,文革中曾任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总勤务员,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毕业于山西省委党校。曾任山西省清徐县委副书记等职。文革后在清查中被打成“三种人”而免职。现为某民营公司总经理。

《文革中的山西》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由文革亲历者的集体记忆和思考而写成的著作。有事实,有议论,也有反思。我们希望与广大读者、学者共同研讨文革,以企从中汲取对深化我国改革有益的营养。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难忘的岁月。参与者之广,影响之深,不谓不大。在那段暴风骤雨般的颠簸中,充分显示和暴露着每个参与者的灵魂,也使中国的亿万群众从文革中切实感受到法制的重要,人权的重要,人格尊严的重要。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对一些曽经积极参与过其中的人来说,更有回忆,思索,反思,总结的必要。这样做,不仅对总结自己一生的对与错,得与失会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将这段历史的一些具体而真实的史料及思考显现于社会,存留给后人。那将是对民族和社会的贡献。文革是一场灾难性的回忆,但它却像煤炭一样,挖掘出来,点燃它就会发出应有的光和热。
文革中的山西,在当时全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突出的榜样性:
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重型炮弹——“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活证人刘格平当时已贬官山西,经中央文革策划、包装,支持刘格平完成了“全国第一夺”,引发全面夺权;
二、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在山西,“农业学大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三十多年的深刻影响;其代表人物陈永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盲宰相”,其推行的极左思想,影响到工、农、商、学、兵,而陈永贵甚至滑落成江青的政治打手;
三、毛泽东临终前选定的接班人,也是粉碎“四人帮”的领头人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华在文革中调到中央工作时的两个老乡陈永贵,纪登奎,是其坚持“两个凡是”时的坚定支持者,华、陈、纪文革中在山西官场新营造的生态环境,在全国具有特殊性,甚至连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旧省委个别主要领导人王谦都为了谋求新的政治靠山,不惜卖身投靠,甘当“四人帮”的政治打手,扮演了全国唯一一个亲自带领省城十万之众上街游行“打倒邓纳吉”的省委第一书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长达十几年里,由于华、陈、纪的政治影响,山西高层的不少人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潮不放,坚持陈永贵、王谦的政策不放,终于导致山西成为全国坚持“两个凡是”的顽固堡垒之一,成为全国倒“清查”(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的重灾区之一。
在“两个凡是”思潮的影响下,前些年,山西的一些官方所谓的什么“社科院党史研究所”,什么“史志研究院”,编撰出版的有关山西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记叙中,不仅有许多地方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上,更有甚者,甚至仍然时不时地使用山西一些曾经紧跟“四人帮”的前任高官的极左语言和论调。有的贵为史学研究机构,为仰承少数山西政坛高官的鼻息,竟然歪曲、隐瞒历史真相,颠倒是非曲直。把“紧跟极左路线者”说成是受害者,而把抵制极左路线者说成紧跟者,实在令人齿冷。山西1974年陈永贵、王谦等人秉承“四人帮”旨意,紧跟江青“炮轰谢振华”,专门为“批谢曹”而召开的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1974年3月5日至7月16日),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人员多达二、三千人,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流毒之恶劣,在山西党的历史上,堪称之最。像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省的史学研究机构,在自己编撰出版的,记录建国之后中共山西省委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会议的专著中,竟采取掩耳盗铃之手法,隐瞒,省略,近乎不提,岂非怪哉!山西这种怪事的发生与存在,既是史学者的悲哀,也是山西改革开放之后,成为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最为顽固的省份之一。
矛盾的普遍性植根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对矛盾的特殊性剖析得越深刻,对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得越透彻,研讨中国文革史,对山西地方文革史的收集、整理、研讨无疑是十分必要,十分重要的。
在山西省,真理不张,是非曲直不明,难怪改革开放几十年,山西怪事层出不穷,极左路线终于走向反面,一帮人拉山头、划圈圈,结党营私,官商勾结,把改革开放变成他们发财的良机,终成为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
由此激发起一些文革亲历者醒悟与警惕。意识到,求真张直,革弊清风,应该是山西每个有进取心的人所追求的,特别是一些文革亲历者,更应该在有生之年,记忆尚健之时,将自己亲历的一些历史过程、历史真相公布于世,以供后来者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将自己用血与泪换来的醒与悟记录下来,留于后人借鉴,如果不干,那将会愧对自己,愧对社会。
参与回忆与讨论的这些同志,大都生在山西,长在山西,十分热爱山西。曾经积极而热忱地参与到山西文革中。当时的热血青年,现大都已年过花甲,有的已进入古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人尽管大都受到过激烈而残酷的政治冲击,经历过人生起落沉浮,有的受迫害,遭遇过牢狱之灾,有的还差点为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实话,丢掉宝贵的生命。但这批人大都未能磨掉人性的良知,匹夫意识尚存,在古稀之后,克服种种困难,历时四年之久,采取集体回顾,分别采访,查找资料,汇总分析,辩论探讨,去伪存真,请教专家,反复修正,求大同,存小异,汇集成此书。希望此书的问世,能够引起更多更广的对文革的回忆,思考,反思与研究。使我们民族的这部分历史遗产产生或衍生出应有的历史价值,这是写作此书的初衷。
参与本书创作的朋友,都深刻地体会到,收集文革史料的过程,是一个十分有益于全面认识文革的过程,对史料反复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不断反思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又一次洗礼。
对于毎一种或每一历史阶段的回忆与记载,囿于观察视角不同,立场不同,会有不同的记叙及评价,这完全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看待和评价一个历史阶段或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都应当将其放在那个历史阶段中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视,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局限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万就是万,不因一小而略之,也不因有一而夸大成万。更需要抛弃个人及一党一派之私利,坚持四项原则:一、看其言行对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带来的是利,还是弊;二、对国家巩固和强盛带来的是利还是害;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贡献还是破坏;四、最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是,其言行,其政策,对百姓大众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祸害。这应该是评鉴的基本点和试金石。我非常赞同当今一位学者的高论:“今人的创业在当下,留下的却是历史,历史创造者的言行如何,分量如何,从来都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自己说了算,而是后来的历史学家说了算,政治家可以说谎,但历史学家不行。即便是历史学家喜欢跟着说谎,但历史不行,历史就是历史,它只为真实而存在,不为权力的功利而存在。谁赢得广大民众的尊重,谁就能赢得历史。”
本书在撰写和讨论过程中,努力按这些原则指导自己,要求自己,但囿于知识基础的局限,认识水平的局限,生存环境的局限,再加上收集到的史料所限,纰漏一定不少,殷切期望对本书关注的读者、学者能给予批评指正。更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关山西文革的历史专著问世。
2014年12月20日 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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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个“就业职工”所见的文革
(《谜一样的人生》选读)

朱蓬蓬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谜一样的人生》(天马有限公司2007年出版)。现标题是另拟的。
作者简介:朱蓬蓬,1934年生于上海,其父朱其华是中共早期党员,抗战时期在西安被胡宗南杀害。1949年作者(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开赴重庆参加城市接管和新政权建设。但旋即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逮捕入狱,查明无罪释放后不久又被以“胡风集团分子”罪名抓捕。以后从劳教升级为劳改。文革爆发时在四川西昌劳改农场已服刑期满,但不让回家,被强制留场成为“就业职工”,后被“清放”回重庆仍作为“戴帽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其冤案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回到重庆市总工会工作。
已在医院住院治疗多时的朱老,每天在病床上用笔记本电脑给网络写时评文章(均以实名发表)。这篇节选稿也经他在病床上审定认可。正当本期刊物排校之际,传来噩耗:朱蓬蓬老人于2015年6月16日逝世。家属按他生前遗嘱,将遗体捐赠给医院,丧事从简。本刊特向这位苦难一生的老人表示深切的悼念,愿他灵魂安息!

服刑期满不能回大城市

1966年2月23日,在一次全体大会上,领导宣布甘洛农场与盐源农牧场将要合并,在宣布合并的同时,成立筑路队,筑路队共二十个人,我的名字也在名单之内,全都是即将满刑的人。
我对此感到很茫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据知道内情的人说,盐源农牧场是成立不久的一个农场,也号称是个万人农场,但这个农场所处地点比甘洛更荒凉,满了刑的人将来都要往那里送,在那里当“就业职工”。
所谓就业职工,是政府对满刑后无家可归的犯人的一种安排,也是一种照顾。就业人员在农场劳动,有一定的工资收入,也可以结婚安家,这种情况我是知道一点的,但是难道我也要被作为无家可归者,当就业职工来安排吗?我是想回家去的呀!
我的疑问是没有人可以解答的,且拭目以待,看下一场戏怎么演吧,反正我是要争取回家的,除非我也真的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
1966年3月25日,离我刑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队部给我发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胶鞋,并且要我动手写改造总结。这一切,都是为我的“新生”做准备的了。
就在我忙着写总结的时候,勃勃弟来信了。信中附了一张小的黑白照片,是母亲在病床上的头像,他说,这很可能是母亲最后的遗像了。我拿着这张小照片,盯视着她浮肿的面容,并让她昏浊的目光也凝视着我。回忆过去几十年的岁月,我已经和母亲有过多次的“生离”,难道现在要真正的“死别”了?今天,让我实在感到遗恨终身的是我这个不孝之子,自参加革命以后,只顾自己贪玩,既未有一天侍奉过老母,也没有给过老人任何一点宽慰一点喜悦,相反,在我多次被逮捕后,以及集训、劳教和劳改中,母亲还不断地给我寄钱寄物,二十多岁的大男人,还像小时候一样,让母亲操够了心,这算是怎么一档子事啊!
1966年4月11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从1960年4月11日在长寿东风农场被逮捕算起,整整2190天过去了,我自己也很难想象这2190天是怎样熬过来的。算起来,除了不到四年是在做一些劳动以外,就有两次病危,差不多有整整两年多时间是在劳改医院度过的。在这两年时间中,是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第二次生命,不仅是肉体上的,而且也完全可以说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
熬到了刑满的这一天后,我就立即向队部报告要求回家。我想,怎么只能让我留场就业而不允许我回家就业呢?但队长的解释是因为上面有通知,凡家住在大城市的,现在户口不准迁入,只有家住农村的才可以迁回去。我说我母亲癌症病危,已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到了这个时候,请求领导准假回去一次后再就业难道还不行吗?队长对此仍没有答应,只表示可以向上面请示。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等他去请示吧。
不管怎么说,刑满了,总是一件喜事,一些老职工为了祝贺我的“新生”,特地买了几斤大渡河的鲜鱼,打了两斤酒,煮好后,大家围坐在一起,丢开烦恼,吃喝起来。我是多年没有尝过鲜鱼味闻过白酒香了。盛情哪能推却呢,虽然我不会喝酒,但也知道和老职工聚一聚有好处,他们会有许多经验告诉我的。在吃喝交谈中,我得知他们当就业职工已好多年了,大都家在城市,但有的家庭已经破裂,有的则自己不愿回家,怕回去不好找工作,怕回去受歧视,愿意在农场拿二十多块钱一个月单独过日子。
我是想回家的,但听那些老职工举例说,有些人回去以后,被称之谓“劳改释放犯”,沾上政治性质的释放犯,还要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就地监督改造,人人都可以训斥你,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得拒绝,每个月更必须到派出所学习汇报,离开住地要请假……这些例子一听,我心都凉了半截,怪不得有些人是不愿回家去的,看样子,我的案子不像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回家去也不会好受的。
很显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两杯酒下肚,脑子昏沉沉的,一切都变得茫茫然,似乎只有听天由命了,就当个就业职工混下去吧,还有什么办法呢?
酒醉饭饱,这新生后的第一个晚上,我辗转难眠,痴痴然望到天明。第二天,是我的休息日,我带上第一个月所得的工资到甘洛街上去了。本来我是给母亲和妻子发信,并想去看望一下医院第六病室的难友们,但在街上发出信件后,我突然想起,应该先去真正地品尝一下凉山彝族的麂子肉,同时看一看那些彝族姑娘们是否再敢奚落我。
和1962年相比,甘洛已经大变样了,出现了许多楼房和正在修建的高大建筑物,街上相当热闹,操着北京、上海、广州等各种不同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原来在自然灾害年头下马的成昆铁路又已全面动工修建,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大批人员进驻甘洛,桥梁工程处的工人们,也正在附近甘洛大桥工地上浇灌混凝土……
一切都变了,原来饭馆的姑娘们也变了,她们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亲切地接待顾客,我再也找不到奚落我的人了。

九○九信箱

1966年,我的刑满不久,甘洛农场要撤消的消息就证实了,就业职工全部调盐源农牧场。我对这个调动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我已经很快感觉到,所谓服刑期满,并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人,我的一切行动仍然要听公安人员的指挥,不得有半点逾越,更不得有任何违抗,至于和犯人的区别只是每月有二十多元的工资,休息日可以请假上街赶场而已。另外,我也隐约地感觉到,即使在刑满的就业人员中,政府对原来的刑事犯也要比政治犯更信任一点。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刑事犯一般都属于内部矛盾,而政治犯则属于敌我矛盾。由此可见,宁可杀人、抢劫、强奸、贪污、盗窃成为刑事犯,也不要去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犯。
遗憾的是,当我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是作为政治犯服满刑期的,即使服刑期满,也并没有恢复公民权利,实际上是准囚徒的生活,这种生活使人憋气,甚至使人难以忍受。在就业人员中都是如此,可以想见,如果回到社会上去能有什么好的遭遇吗?
果然,没有过多久,命令就来了。5月份,人员开始出发,我们搭上汽车,翻过磨盘山,渡过金沙江,走了三天,到达西昌专区管辖的盐源县,我被分配到地处于白乌的六中队。白乌远离场部和县城,似乎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处女地。我急着要给家里写信,地址怎么告诉家里人呢?一问,干部告知,只要写明“四川省九○九信箱”即可。
好一个神秘的九○九的代号,这是西南边陲又一个可以容纳万人的流放地。我要在这个地方再改造多久呢?今生还有可能离开这个荒漠而又宽广的流放地吗?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可以想见,“九”是中国数字中的最高位,“九”又是“久”的谐音,且久久地在白乌这个地方消磨我的余生吧!
在中外的当代监狱史上,很遗憾,从来也没有社会学家来写过这样的著作,至少中国还没有。但我知道“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将军,是被蒋介石未判决而终身监禁的;我也知道在反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的纳尔逊·曼德拉,是被白人统治者判为终身监禁的。至于不知名和姓的人被终生监禁,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隔了许多许多年,我才知道曼德拉身陷囹圄长达27年才从罗本岛被释放出来,而张学良则好像是在蒋介石死了以后,到了九十年代才勉强获得一点自由。他们尽管受够了折磨和迫害,但坚持活了下来,没有怨恨,只有宽容,其勇气和力量是令人钦佩的。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在当时根本不敢想,也不能比,因为他们到底不是一般人,而且,他们是为了斗争和反抗,为了真理和正义,但我是为了什么呢?判决书上说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属反革命案,但我却自认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并且是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这怎么能叫人理解呢?要知道,这是在革命者自己的营垒里呀!而且,问题的糟糕之处还在于,全国人民虽身处在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里,大家却还是听命于“神”发号施令,今天把矛头指向这个,明天把矛头指向那个,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我们自己在“制造敌人”,并时时怀疑这些敌人在阴谋夺取政权,作为我这个在劳改队的小人物,尽管努力支撑着革命的信念,但怎么可能长久地维持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呢?
我知道有许许多多人,因为受不了被误解的痛苦而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创作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许多剧本,特别热爱和歌颂共产党的文学家老舍先生,自沉于太平湖,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至于层出不穷荒诞不经的冤枉之事,更是难以历数。
思前想后地作了许多考虑,对于革命者被自己的革命组织“收拾”到这副模样,是无法理解的,如果不是诬害,这场误会总有一天会化解的,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要活下去,因为戏还在演下去。”
白乌地区地广人稀,有几千亩彝胞不种的荒地。我们在这里的劳动,除了翻耕的任务由拖拉机完成外,播种、中耕、收获全由队上四十多个职工用人工去做。当然,和当地一样,是粗放耕作。
这里的无霜期只有一百多天,由于缺水,也无法种稻子,实际上,这里彝族农民一年只种一季,只须劳动几个月,其余均为农闲的时间。
我们来了以后,也和当地的彝胞一样的劳作,主要种洋芋、包谷和黄豆,采取轮作制,让土地休闲。另外,由于缺肥,也就不施肥料了。
最最稀奇的是,由于气候干燥,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某些原因,这里没有结核病、血吸虫病和肝炎,甚至没有蛔虫病。热天没有苍蝇和蚊子,粪坑也不长蛆。据说,这里是全国绝无仅有的无菌地区,诸如结核病之类,无需治疗,自己都会好。这真是妙极了的地方。
我们到达这里后,普遍感觉胃口特好,饭量大增,由于缺油荤和副食品,只供应30斤粮食显然是不够吃的。好在这里东西好买,黑市大米五角一斤,猪肉一元五角一斤,蜂糖一元一斤,只要有钱,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关于农业劳动,我们必须按队部制定的定额完成,点黄豆行宽各八寸,点包谷洋芋行宽各一尺,每人每天两亩,只能多,不能少。
这种定额和我们的操作方法,可能是全国都不会有的。例如,平土用宽锄,打窝、下种用窄锄,盖窝则只用脚把沙土推一下就行,关键是两亩地是很大一片,平土、打窝、下种、盖窝,有四道工序,动作慢了,一个劳动日是肯定完不成的,必须在操作时跑步前进,一面跑,一面按照行宽距离,飞快地把锄头点一下形成窝,飞快地把种子对准窝撒下去,最后再飞快地用脚把土推平。这就是说,平土、打窝、丢种、再平土,这四道工序,要手脚都用上,跑步几万米,才能完成。如果缺窝,以后出苗不齐,队长检查到了,是要扣工资的。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半天就完成了,但这半天下来,必定是一身大汗,累得够呛。不过为了得到半天休息,大家都愿意这样干。
这种不知是谁发明的劳动强度很大的操作方法,我很快就学会并适应了,在操作时尽量干快一点,也可以休息半天,换得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到附近各处去转游熟悉情况,采购一点大米和猪肉来改善生活。
生活就是像这样流水似的消逝,大概是得益于这块无菌宝地的缘故吧,我的身体显然在好转,变得强壮起来,而紧张的劳动使我对其它的事情,不再多作考虑,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你考虑也没有任何用处。
两个月以后,勃勃弟从上海来信了,不但来信,而且还寄来一百多斤全国粮票和两百块钱。他的来信没有提及母亲的病情,只是说当前形势大好,希望我尽快设法回家。很显然,这是他知道我满刑后对我的鼓励,两百块钱也显然是作为路费的意思,但是他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呢,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如果准我回家,在甘洛就可以回去了,现在安置到九○九这个地方当就业职工,领导也叫大家“以场为家”,根本就是不让你回家了。勃勃弟怎么会知道,虽然服刑期满,但仍然“有家归不得”呢!
勃勃弟所说的“形势大好”是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只以为他不过是按惯例说的“官场话”吧了,并未在意。令我特别兴奋甚至忘乎其形的是那一百多斤全国粮票和人民币,要知道,在粮食紧张的年头,全国粮票要值五元钱一斤,现在在白乌也最少要三元钱一斤,这是我梦寐以求也难得到的呀。看起来,勃勃弟的情况还不错,否则他是不可能给我寄钱寄粮的。
我向队长报告了要回家的愿望,队长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不可能。”
我说母亲病重,政府是人道的,我应该被准许回去看望一下。队长要我把信给他看,他看了信后说,信上并没有说你母亲病重,你还是安心的改造吧。我能说什么呢,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不过是菜板上的一块肉,只能由别人来主宰。

盐源城的标语和弟弟寄来的传单

死了回家的心以后,就不再去想它了。1966年的秋天已经过完,“抢收”工作也已告一段落,由于身上有了不算少的钱和粮票,内心就很难平静下来,我给勃勃弟写好了回信,选了一个休息日,邀约了好几个就业职工,请准了假,就一起去盐源观光。
冬日的阳光实在是太美妙了。一大早,我们就出发,兴冲冲地赶了几十里路,到达盐源已接近中午了。
盐源县显然比甘洛要热闹得多,满街的人摩肩接踵。我把信发出去以后,才看到街上有许多大小标语和横幅,意思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些服饰显然不同的外地人,夹杂在彝族人群中在街上走动,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好像是全国各地串联的学生,我虽然算不上是什么文化人,但对革文化的命既不甚了了,也不感兴趣,但是各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故事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例如,人们都兴高采烈地拥挤着,说是去看“李井泉的女儿”。我一打听,才知道李井泉这位原四川省委的书记,已经被拉下了马,据说还在读中学的李井泉的女儿,也从成都的高干子弟学校,被流放到了盐源,原来,文化革命真的是要把皇帝拉下马,这可是稀奇事。
在各种似是而非的谣传中,有一点我是听懂了。这就是,当官的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就要打倒这些当权派。
看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斗争,在这样的是非之地,决不是我们可以去过问或插嘴的,买了各自需要的吃食以后,就忙慌慌地赶回来了。
自从播种工作结束以后,就比较轻松了,也没有其它的农活可做,大家一个劲儿地开小灶,忙着为自己改善生活。
平静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勃勃弟又给我来信了。看到这厚厚的一封信,不知道是什么事,赶紧打开一看,却不见信笺,只有一叠油印和铅印的各种小报,以及一些花花绿绿的传单。
我仔细地阅读了这些小报和传单,发现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名词,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兴奋、骚动和狂乱的气息。看来,上海、北京等地的干部和工人都已经行动起来了。一场真正的大戏在紧锣密鼓地开场了。这些小报和传单上反映的情况,和我在盐源看到的标语是一致的。
但是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又是一场全国的大运动,那么这决非一般的大动作,其声势只说明运动的规模也会大得惊人。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各种运动我已经见得多了,除了当“运动员”被整以外,没有任何好处。勃勃弟为什么还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呢?有些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是想在运动中趁浑水捞它一把的,难道勃勃弟还能捞到什么好处吗?我感到不解。
不过,很可能,弟弟是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了,他也在造反了,否则,他不会有这样的兴趣,给我寄这么多的宣传材料。
隔了许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才知道,弟弟竟然参加了上海最著名的造反派“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而且还是这个造反组织的一个小头目,多次到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是,上海的工人把王洪文捧出来了,王洪文靠这个“工总司”起家,提拔到了中央以后,他手下的小兄弟,一个个都被关进了监狱,弟弟也不例外,整整被关了十个月。当然,这倒并不是坏事,否则,王洪文倒台受审判时,弟弟更要倒大霉。

我在黑夜里发出狂吼

我们的伐木队终于出发了。队部只要求我们把伐的木料集中起来,堆在一起,以后再用拖拉机开路运出来。于是,我再一次进入了离白乌还有几十公里的深山老林。1966年12月初,勃勃弟再次从上海发来航空信说,母亲肝癌病危,已无法挽救,要我立即设法回沪,与母亲见最后一面,并听其交代后事。信中还说,母亲在昏迷中还一直念着我的名字,无论如何也要我回去一次。
我在收到信的同时,又接到了两百元的巨款,是给我做路费的。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立即下山,到队部向余指导员报告。余指导员虽然对我寄予同情,准我的假,但他坦率地告诉我,由于局势混乱的原因,去成都的交通已经断绝,到成都公安厅开会都去不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是上帝的意志,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我只好给上海写封回信,告知情况,然后痴痴地回到山上。至于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上海,也只有天知道了。
一天,我突然感到心神极其不安,眼皮子直跳,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在进老林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到了晚上,我们的“交通”从队部给我带回来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拿给我时,我知道不幸的事情终于临头了。我撕开电报一看,内容不出所料。
“母亲因肝癌不治,于1966年12月16日在华山医院与世长辞。”
电报是弟媳妇顾庆华署的名。实际上这封电报已经迟到了一个星期。
顿时,我好像失去了知觉,整个脑袋完全处于木然的状态。
噩耗本来是在意料之中的。母亲果然就这样撒手去了。我这个不孝儿子,除了默默承受之外,还能说什么呢?老天为什么如此无情?为什么不能再让我们母子见上一面?我们到底是作了什么孽?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临死的时候,她的儿女一个都没有在身边,姐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弟弟则正叱咤风云,在北京晋见毛主席呢。弟媳妇是根据记事本上的通信地址向所有亲友发出讣告的。
天,黑压压的,我无法入睡。一种莫明的怨愤在我心中滋长,我独自冲出了棚屋,向老林深处奔去。我要大声的呼喊,我要尽情的哭叫,我要发泄所有的痛苦。
黢黑的上天闪烁着星光,似乎在对我的长啸报以耻笑。我跌跌撞撞地在老林中奔跑,我的呼叫在巨大的树干和密匝的树梢间振荡,老林中的野兽被惊跑了,所有的畏惧和恐怖都不存在了,死吧,让一切冤屈的生灵都到马克思那里去哭诉吧,这都是你那阶级斗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奔跑得累了,力气尽了,眼泪也干了,我在一处陡坡的岩石上倒下了,痴痴的盯着四周,从树枝的缝隙里,我看到满天的繁星被乌云遮盖了,我听到风击老林发出的涛声在呜咽,呜咽的涛声是在陪我呼号。
回忆过去,除了不幸,剩下的全是痛苦。
俯看现在,除了创伤,剩下的全是烦恼。
展望将来,除了荆棘,剩下的全是渺茫。
我真想从陡岩上滚下去,早早的了结这莫名其妙的一生,既免除了所有亲人为我担忧,也使社会主义祖国少了一个累赘。作为这世界上一个多余的人,友谊和爱情都已经毫无意义,活着不过是行尸走肉,他应该自觉地结束令人厌恶的生命。
夜,已经深了。一阵阵凉意向我袭来,身子抖索了一下,脑子马上感觉清醒了许多。突然,在黑暗中,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急速奔跑的声音,我顺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只见一只麂子伸直了四腿在往前飞奔,而它后面十多公尺的地方,有二三只恶狼在紧紧追逼,本来麂子翻山越岭奔跑跳跃的本领也是出色的,但现在看起来,这只麂子是命在旦夕了,虽然她仍在努力挣扎,逢岩跳岩,遇沟越沟,企图逃避面前的厄运,遗憾的是它已经被逼近了一处断崖,估计很难摆脱饿狼的追击。不过,麂子奋勇争取自己生命的精神鼓舞了我,想一想,难道我连一只小小的麂子都不如吗?我就这样轻易地以死来了结自己的一生吗?
不,决不能这样。
我一个翻身跳了起来,大叫一声,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用尽全身之力,向恶狼掷去,同时也像山林中的野兽那样,狂吼着追了过去。
也许,麂子是应该得救的。由于我在这寂静山林中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动作,恶狼有一刹那的犹豫,转眼之间,麂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弱小者应该得到救助,我注意到恶狼愤怒的咆哮声,对应着我的狂吼,但终于被我的神威镇住了,很快地也潜进了老林的深处,消失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已经从死亡的边缘解脱了出来。我像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那样,在老林中狂吼起来:“我要活,我要活,刀杀我来我要活,斧砍我来我要活……”
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自身的尊严,为了无辜的妻儿,我都应该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最终表现我的清白和忠贞。
我踩着坚定的步伐,从老林中走出来,天已经快要亮了。
回到棚屋,伐木的同伴们都围了上来,尽力地劝慰我,让我喝在篝火中煨得热乎乎的骨头稀饭。
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对国家不能尽忠,对父母不能尽孝,只有茫然地消磨时光,等待那严冬的过去,渴望这春天的来临。
在这人迹罕见的老林里,我们这一些流放者完全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慢慢地习惯了这“与世隔绝”,倒也无所牵挂,逐步变得心灵净化了,灵魂也好像超脱了,佛家的“四大皆空”自然地成为了我们的信条。

劳改农场也陷入两派恶斗

我们这个白乌地区,离场部如此远,交通也不方便,现在连报纸也看不到,大家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抱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态度,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就把勃勃弟寄来的小报和传单撂在一边了。
我们这里能是世外桃源吗?当然不可能。从勃勃弟不断寄来的小报看,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越来越厉害,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在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旗帜下,尖锐对立,并都用“毛主席语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片言只语作匕首,无情地攻击对方,很难想象形势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
想一阵,只是茫然加糊涂,再想一阵,则是糊涂加茫然,完全是莫名其妙。不过,有一点应该肯定,我必须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决不能惹事生非,引火烧身。
一天,队部要我去场部联系肥料供应,我还从未去过场部,很愿意出一次差。场部离白乌有几十里,当我紧走慢走赶到场部时,首先看到的是墙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宣告造反派要打倒公安系统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要夺回无产阶级的专政权。
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成员在场部示威,而公安系统的造反战士则已经把农场的拖拉机全部改装为装甲车,不少人已经用轻机枪和手榴弹武装了起来。
我目不斜视地忙慌慌走过这个是非之地,因为我懂得党的保密纪律,不该我看的我就不看,不该我知道的我就不去知道,免得找来不必要的麻烦,很快办完事就往队上走。回到队上,我就向余指导员报告,余指导员问我,场部情况怎么样,我说有许多大字报,但我没有看内容,不知道写了什么。不过,用拖拉机改装的装甲车和轻机枪都已经拉出来了。余指导员没有再多问,但他眉宇间忧心忡忡的神态使我感到迷惑。
余指导员原来是三兵团十二军炮兵连的连长,进军时调到公安大队,到重庆后在公安部门工作。也许因为他知道我也是二野西南服务团进军西南到重庆来的,一般来说,对我的态度是比较和善的。他个性直爽,我对他的印象也比较好。
不久,队上发生事情了,有一个就业职工,不知道说了或者干了什么,被队上的一个会计紧紧地捆了起来,吊在房屋大梁上,并用竹片往死里抽打,打着打着又用一盆水往他身上泼去,由于是用细麻绳捆的,冷水泼上去后,绳子就勒进肉里去了,痛得他妈呀娘的叫起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残忍的惩罚,而更希奇的是其他的干部根本不管,连指导员也不过问,就让他整整吊了一个晚上。
后来,我们听到了各种传来的消息,四川文化大革命中有“八二六”和“红成”两大派,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两大派又逐步地分别统辖了其它所有的小派别,我们队上这位小小的会计员,是属于“八二六”的,而另一些干部则是属于“红成”的,当那位就业职工无意中说了“八二六”的坏话被听到后,就自然要被收拾个够了。
作为就业职工,我们也听了一个正式传达的中央文件,这个文件的意思是,有若干种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的,其中的一种人,就是我们劳改和就业人员,不准参加大辩论、大串联、大字报等“四大”活动。对这个决定,我是求之不得的,这样我才可以置身事外,像后来人们所说的,做一个“逍遥派”。我庆幸自己的谨慎,没有多言多语,否则不也要吃冤枉苦头吗?

附近的彝胞也在造反

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盐源县的彝胞也用匕首、大刀武装起来了,他们冲击县政府,到处抓汉族的干部,已经有杀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人人都惊恐不已,想一切办法躲避这场不知为了什么而进行的战斗。
彝族兄弟对我们就业职工倒是十分客气的,在彝胞的概念里,干部就像是奴隶主,是坏蛋,而犯人、就业职工则是奴隶。民主改革时期,彝族地区没有开展过真正的阶级斗争,只是在汉人的开明政策之下,令奴隶主放弃了对奴隶的控制,让奴隶有了“自由人”的身份。
现在,大批的奴隶也要起来造反了,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拉下马。谁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呢?在他们的概念中,当官的汉人就是。
于是,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彝胞的造反派,经常拿着猎枪、大刀、匕首,随意地进出我们的队部,要揪斗干部,把公安干部们吓得都往场部躲,只有余指导员一个人留在队上。由于整个农场的生产管理都已经瘫痪,就业职工也没有人管了,我们就随心所欲地游耍休息,到处都在开小灶,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忙碌。
一天晚上,我回到寝室,突然发现余指导员熟睡在我的床铺上。我没有去惊动他,因为我已经知道,他在公安部门内部,也是属于被斗的对象,他既不能到场部去避难(因为整个中队的事还要他管),也要防备不被彝胞抓住,无辜丢了自己性命。我对这位指导员是同情的,因为他本性善良,就业人员对他都有好感,采取了保护他的态度。彝胞是不会到我们的寝室来的,我们的几张床铺,就秘密地轮换着让指导员休息。
据余指导员告诉我们,现在的形势十分紧张,盐源和外界的交通已经断绝,到处都在进行武斗,各种名目的造反派都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们对这个形势是摸不透的,但看到指导员都是这样狼狈的处境,就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更加的悲哀。

省厅“首长”给了我一点希望

不久,有飞机到盐源上空撒下传单,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了中央要求革命派大联合的消息。
这时,竟有一位省公安厅的首长来白乌视察,非常偶然的一次机遇,我在中队院坝走动的时候,被他见到了。我并没有注意这位首长是什么人,但首长却注意到了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位首长似乎有点惊奇地问。我也感到突然,再仔细地辨认、回忆,就想起来了。“你是原西南服务团公安大队的朱琦同志吧?”我大胆地问。
果然是他。解放重庆后,朱琦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董仲良在给刘明辉局长当秘书,张修来在刑警队当队长时,因为我经常去玩,就认识了朱琦,当时,他还是局里的一般干部。怎么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公安厅的首长了呢?余指导员知道朱琦认识我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厅的造反派夺了权,现在他是厅里大联合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那天晚上,朱琦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趁此机会,详细地把我被逮捕关押、劳教劳改的种种冤情,叙述了一遍,说到如今服刑六年期满,在这里当就业职工,有家归不得,禁不住就声泪俱下了。
承蒙朱琦的同情,他对我作了一点安慰,要我立即写一个材料给他。他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冤案多得很,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后,这些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不过,我们这里是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无法为你平反。你马上写好材料,我给你批转到重庆去,等“清放”的时候,让重庆市委为你重新甄别。
真不愧是造反派的头头,说话的口气的确有一点气魄,尽管我对此有点半信半疑,但不能不承认朱琦是有远见的,看来,即使在党内,在公安部门,仍有一些有识之士是有正确看法的。朱琦的话给了我一点希望,我漏夜写好材料,在朱琦离开白乌时交给了他。

中央有了“清放”决定

由于中央已经明确规定劳改单位不能参加“四大”,盐源农牧场又相对地稳定下来了。人们在传说中得知对就业人员的“清放”工作即将进行。但是,自从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以后,我对是否一定要回家去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管怎么说,在劳改队的就业职工队伍中,总比在社会上要少受一点歧视,少受一点政治压力。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切权力都集中到革委会以后,毛泽东就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九大”是1969年4月1日召开的,林彪被选为党的唯一的副主席。
全国的政局大致就是如此。
盐源农牧场的情况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激烈的文斗和武斗,白乌中队的余指导员又回到领导岗位,而那些“斗争”得最起劲的干部却去反省写检查了,仍然是这位余指导员,他稳重地根据中央文件向我们传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伟大的。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了出来,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对中央文件,任何人都是不会说三道四的,老百姓心向往之的只有一条,这就是国泰民安,穿暖吃饱,阖家团聚。
当指导员要我们学习讨论的时候,大家几乎都是这样说的。巧的是,你要想阖家团聚,指导员就宣布了公安单位已经决定的政策,马上要开始清放了。余指导员说:
“大家在白乌几年了,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经中央批准,劳改单位的就业人员要分批分期的回家去和家人团聚,这是一个好消息,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争取早日回到社会上去,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为祖国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每个就业人员都要填表,如实报告家庭情况。一时间,就业人员中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有的是望眼欲穿,巴不得马上回家,有的则犹犹豫豫,不敢决断,要先和家里人商量,更有的则早就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了。
关于回家,我想是想的,但回去以后会怎么样呢?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吗?能经受住社会上的政治压力吗?原先,我曾对朱琦抱有很大的希望,若能把政治上的问题弄清楚,一身清白,那当然是要回去的。朱琦把我的材料批转到重庆去没有呢?我是否应该等到确切的消息以后再回去呢?因为我已经听说朱琦在一次出差途中出了车祸,算是因公牺牲,我现在又能向谁去请教呢?
我立即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关于“清放”的情况,征求她的意见,是否可以回家。
这一次,妻子倒是很快就回信了,她说她在红岩村租了一间房子,同意我回重庆,其它的则什么也没有提及。
余指导员是极力主张我回重庆的,他明确地对我说,要求得到平反,必须亲自到重庆去,直接向中共重庆市委提出申诉,在盐源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清放”的事情在全队成了主要的话题,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因为根据政策的规定,凡是有家的就业人员都要回去,一个不留。看来,大势已定,我是非回家不可的了。
回就回吧,我暗暗决定,先回去看一下,如果不对,就又回到来就是了,无家可归的人,劳改就业队总要收留的。我把这个决定向余指导员谈了,指导员笑了笑说,回去吧,你回去以后不会再回来的。
但愿如此吧!当正式宣布我是第一批回家的对象以后,我就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了。而且,在朦胧中,似乎对平反也有了几分希望。
但是,也有人对我的希望泼冷水。有一位和我很谈得来的就业人员,名字叫叶豪,这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英雄,甲级残废军人。他回国以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也许是对政治过分敏感吧,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他根据资料收集了赫鲁晓夫的种种言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定赫鲁晓夫把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推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洋洋洒洒十多万字的文章,不但指出了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流毒和危害,连带也尖锐地批判了在中国滋长起来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当时,叶豪哪里会想到,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的政策是“一边倒”的,只有倒向苏联。写这样的反苏文章,怎么能逃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命运呢!而一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就由不得你分说了,依法逮捕,锒铛入狱,最后被判处五年徒刑投入劳改。叶豪投入劳改不久,中央就发表了“九评”的文章,全面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中苏关系开始破裂。叶豪读了这些文章后,在劳改队拍手称快,认为自己的案子可以真相大白重见天日了。但时运不济,申诉材料送上去以后,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研究,否定了叶豪的喊冤叫屈,理由是法律有“时效性”,中央的“九评”是今年,而叶豪反苏是去年,不能按今天的政策去翻昨天的案。
很明显,叶豪用自己的经验提醒我及早丢掉幻想,他说,共产党是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因为承认错误就是打自己的耳光,古今中外历史上记载的圣人都是如此,更何况你的情况是如此复杂,涉及到两代人的身世渊源,能说得清楚吗?
是的,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问题,组织上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呢?脑子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疑团,打上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另有一位和我谈得来的就业人员叫申宝善,他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共青团员。因嗓子变哑,转业到某国防化工厂当工人。具体工作是在一条生产流水线上守看一个白金筛子,这个昂贵的进口白金筛子,其筛眼细小至肉眼无法分辨,是为过滤某种化学物质所用,每天三班倒的交接班制度非常严格,要用放大镜检查此项设备,接班人签字,交班人才能离开。有一次,申宝善看电影后匆匆来接班,没有认真检查,结果出了问题,整个流水线的生产停了下来,最后发现是白金筛子受到破坏,保卫部门认定是一件反革命案子,申宝善被逮捕,判刑十五年投入劳改。
申宝善绝望地对我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现在我已经没有兴趣去说清楚了,一切只有认命……”
听了这些说法,我的心也冷了半截,这个世界上搞不清楚的事情是太多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清放的大势已定。不管怎么说,我是必须要回重庆的了。
1970年秋收完毕,对清放回家的人,当月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另加五丈布票和一个月的定量粮票。在九○九信箱签发的户口迁移证上,备注栏注明的一句是:“劳改释放犯”。
释放犯就释放犯吧,户口迁移证不这么写,档案上也会这样写的。我最后在场部买了一件公安部门便宜的长军大衣,就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场部派干部带我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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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桩闹成了政治案件的离婚案

海 鸥

196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当我刚打开办公室大门时,就觉得后面跟进一人。回头一看是一个披头散发,左眼眶紫青,鼻子下凝着血块的胖女人,她不好意思地用手捋了一下头发,冲我凄惨一笑:“怎么,不认识啦?”我再仔细一看,哦,这不是大孙的老婆吗?“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大孙又打你啦?”我问道。
“你猜得一点没错,昨晚这个畜生又喝了点马尿,半夜醒来耍酒疯,把我打成这样……”刚说到这里赶紧用手捂住嘴打了个喷嚏,一看手上还有不少血,她没顾得上擦一把,就顺手拽过一把椅子坐下。我怕她那没有闸门的苦水倒起没完,就赶紧拿起暖瓶敷衍道:“大嫂,你先坐一会,一会书记、主任就到,我先给你打壶水喝。”
这个大孙是我车间木瓦工段的一个木工,两年前由工程段调入我厂,长得高大威猛,体格硕壮,菜盘子脸上镶嵌一对小水泡眼。虽然平日言语不多,但干起活来是把好手,记得一次做窗扇,他一人一天可完成10扇,其他人最多也就做8扇。但这个人有个坏脾气,就是好打老婆,多半是酒后发作。为此他老婆没少到车间告状。一次他两个小舅子联手要收拾他,不承想被他打得抱头鼠窜,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
他老婆是达斡尔族人,姓沃,大家称她小沃,是个大大咧咧彪壮皮实的女汉子。除了个头比大孙矮了半个脑袋外,长相与大孙就像亲兄妹一样,特有夫妻相。
当我打水回到办公室时,看到小沃正在与蒋书记哭诉着:“书记,这次我说啥也要和他离婚,你也别劝了,求你给我开个介绍信,放我一条生路,要不我真会死在他手里。”在那个年月,结婚、离婚都是需要单位出具手续的,否则民政和法院都不会办理,何况此时公检法已全部“砸烂”,统统军管。
蒋书记双眉怒锁,对刚进屋的小林说:“你赶快带小沃去卫生所上药。”又抓起电话喊大孙立即过来。
大孙一进门就被蒋书记一顿狠批:“你这个熊玩意说话还算数不?你那保证书写了几次啦?这张字迹还没干你又犯病了,你别以为打老婆上不了纲上不了线,我告诉你,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大批判这么紧,可你用这事在干扰阶级斗争大方向,你这不是别有用心是啥?地、富、反、右帽子扣不到你头上,给你戴个坏分子帽子不难吧?”
大孙一听,嬉皮笑脸地掏出烟递过去,被书记扒拉开。“蒋书记你先消消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没念错吧?你一早上就听我老婆一面之词,也不调查了解情况就批我。她这次要是不骂我,我能又动手吗……”
正在这时,脸上贴着药布的小沃进来了:“你当着大伙的面说说,我为啥要骂你?说呀!说呀!怎么哑巴啦?”
“你这个臭老娘们,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跑这里得意啥?看我回家咋收拾你!”明显见出大孙理亏,可又不服软。
午后车间领导开了个会,专题研究如何处理大孙。有人说开个批斗会治治他;有人说同意他们离婚算了……最后蒋书记说:“开批斗会不够条件,这是两口子的人民内部矛盾,又不是敌我矛盾,你说他是坏分子吧也不够,他没打别人,打的是自己老婆;离婚也不行,因为厂部革委会研究过,说我们的思想工作还没做到家,这是对阶级兄弟不负责任的态度问题。唉,真要离了,你们想想两个孩子咋整,一个5岁一个刚2岁!再说他俩的感情还没走到尽头……我看今晚对他专开个帮教会吧,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狠批他的流氓无产阶级思想。打打这个熊玩意的威风。”
下班前我赶紧把写好的“孙庆国帮教大会”的横幅挂出,这个大会由厂革委会副主任出面主持,领头念了一段最高指示:“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然后他就把孙庆国打老婆的事简要介绍一下,宣布他到台前站立接受帮教。然后请他老婆上台出示脸部伤情,再讲经过。
她哭着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孙庆国打我那是家常便饭的事,只要他一出拳就打头,一伸手就打脸。去年入冬把我耳膜打破了,住了好一阵医院。昨晚他下班后,自己买了一瓶老白干回来,让我给他炒个菜,我知道他这是又要找茬了。没敢耽搁赶紧去做了个酸菜炒粉条,并嘱咐他少喝点明天还要上班,然后和孩子就上炕睡了。半夜醒来一看他趴在桌子上也睡了,我就把他搀到炕上帮助脱下衣服,他醒了非要和我干那事,我就依了他,没想到干完了,他还要我撅屁股跪下,像猪似的从后面再干……我没从他,骂他是畜生。他挥起拳头照我脸就是一拳,当时我两眼冒金花还没缓过神来又是一巴掌……”说到这里台下一阵骚动,有人打起口哨尖叫。大孙一听涨红着脸大骂:“你个臭老娘们,胡咧咧个啥?”说着就奔小沃而来,马上被民兵挡住。台下又是一片起哄嘘叫声……
蒋书记站起大喊:“起啥哄?起啥哄?被窝那点事有啥新鲜的,着急就他妈快结婚。闹腾个屁!”这时台下又换成一片大笑。一个对弱者同情,对施虐者谴责的大会,变成“性”趣泄溢搞笑的场所。性话题就这样扭曲地在这革命热潮中钻出来。
这时小沃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蒋书记冲她一摆手:“继续讲你的吧,被窝那点事就不要说啦!”
“我不讲啦,净让人家看笑话。你快把离婚介绍信开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描图室的小郭都开了,为啥老难为我?这不是在欺负人嘛!”小沃气愤地喊道。
“你能和人家比吗?她丈夫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她提出离婚是划清界限,反戈一击,这是以革命名义离婚的政治问题。而你俩是人民内部矛盾,能一样对待吗?”蒋书记也生气地喊道。
小沃不服气,接着说:“今儿不管你咋说,我是按毛主席最高指示‘下定决心’非要和他离。”大孙在一旁听到后也大喊:“我也按毛主席最高指示‘排除万难’,坚决不离!”蒋书记也严肃地引用“最高指示”说:“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继续开会。”
正在此时,小沃走过来指着蒋书记,一本正地问:“你刚才说的属于政治问题可以离婚是吗?”“是呀,但你们的事挨不上。”蒋书记话音刚落,只见小沃又走回台中向大家说道:“孙庆国每次干那事时都要开灯,我说让孩子看见不好,他指着我们家炕头上贴着那张毛主席画像说,没事,孩子都睡啦,毛主席没睡,闭灯他老人家就看不到啦。你们大伙说说这是不是政治问题?”
她这几句话一下把大家炸懵了,会场顿时万籁俱寂,不啻于晴空响了一个惊雷后,在等待那倾盆大雨的降临。
突然厂革委会副主任站起振臂高呼:“打倒亵渎主席像的反革命分子孙庆国!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大家方如大梦初醒似的也跟着大喊起来,一浪高过一浪,且明显能听出女声高音部里,那泄愤的声音犹显响亮。再看小沃已被这震撼的场面吓傻了,孙庆国大汗淋漓——两人呆若木鸡般地立在那里。
这个会没到半小时就结束了,孙庆国当场被押走。
没用三天,小沃的离婚证明就拿到手了。她眼里闪动着茫然的泪光,低头走出厂大门。
有人说这个娘们犯傻;也有人说她是给逼出来的;还有人说她心狠手辣有心计;更有人说若这样抓反革命,家家都跑不了……
文革乱世,怪状迭生,伴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年复一年的折腾,一台连一台的闹剧,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冤案,弄得神州大地一片乌烟瘴气,亿万苍生个个五迷三道。一个普通的离婚案,就这样演变成了政治案件……
(说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但文中的人物均未用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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