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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五十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8月 02, 2015 9: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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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五十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7月30日第55期


本期目录

〖青海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陈 逸 昨夜星辰昨夜风——“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孙定华 我所经历的“六·十”事件

故纸堆
《青海日报》社论 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青海日报》编辑委员会 坚决拥护省委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
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中共青海省委 撤销《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发生闹事问题的报告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53、54期
赵国柱谈53期田春林文
蔡新平谈周永璋与三司成立
伏庆是谈周永璋与三司
范世涛谈北京地院专辑
庞国义谈53期张晓良文
旅美学者杨国斌谈澳洲的文革日记收藏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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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文革专辑〗说明

“青海长云暗雪山”(王昌龄《从军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唐诗中的青海,是一片肃杀阴森之地。进入当代以后,青海也是无论在“文化”还是“革命”方面都缺少重大影响的偏远省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出了一个青海日报社“二二三”事件而震惊全国,从此,“青海八一八”、“赵永夫”、“刘贤权”就几乎成了全国各地家喻户晓的名字,并且在大量的文革史料中反复出现。不过,青海的问题是怎样发端的,毛泽东那套以人为敌、人为树敌、故意制造“天下大乱”局面的施政方针如何从一开始就造成党内外的矛盾与分裂,从而为后来的“二二三”血案作出铺垫,一般人却并不清楚。本专辑选发的几篇文章及史料,或许能帮助读者了解有关的背景。同时,从这些文章和史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畸形的政治生态:同样一篇文章、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些口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时而被说成是“反革命”,时而被说成是“最革命”;“阶下囚”与“座上宾”是随时可以按不同政治需要而变换身份的。比如本专辑中所提到的几个人物,因“六三社论”遭到撤职和严厉批判的《青海日报》总编辑程光远,一年后却由中央批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因畜牧兽医学院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副院长达洛和学生干部刘明乾、王中山,后来都成了“新生红色政权”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本期专辑承蒙孙言诚先生帮忙组稿,谨致谢忱!孙言诚,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1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三年后因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调回山东,在齐鲁书社任总编。1999年退休。现正致力于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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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昨夜星辰昨夜风
——“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陈 逸

南宋柴望著有《丙丁龟鉴》一书,是专讲谶纬学的。书中说,每一甲子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人世就会有一劫难;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谓“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的1966年,正值丙午年,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6月,我继1957年“反右”之后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奉命赶写社论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撰写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 大革命》(以下简称“六三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开始了我多灾多难、诡异变幻的噩梦。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省分站站长)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其实是自1965年9月以来中央各重要会议的综合内容及其核心精神),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特别是其中那些后来才宣布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内容: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程光远在传达完这些主要精神后,认为作为党报要尽快跟上中央的部署,及时发表一篇社论,着重是广泛发动群众,要有很强的鼓动性,“要带着感情写社论”,“越快越好”,“争取明天见报”。
但,程光远在传达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停职、批判的情况,更没有提及罗瑞卿在批判会中跳楼一事。
这篇社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由我来执笔;原因是,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我来写社论的,其频率之高,达到了一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二篇。他之所以叫上雷经农,完全是出于程序的考虑。雷是政文部副主任,分管政法、理论宣传,这样的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社论,不能不有他参与其中。
指定由我撰写,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程光远的偏爱。正像后来批判中说的,程光远在青海日报社有三支“黑笔杆”——除我以外,另外二人是:王振业(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为北京传媒大学教授)、孙正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那时,《青海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头文章,程光远总是分别交给我们三个人去担任,这几乎已成定例。这次的这篇社论分摊到了我的头上。
听完传达,接受任务,就我当时来讲,觉得茫无头绪。主要是目标不明确,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发动群众”起来干什么,要“革”谁的“命”?但我预感到中央要出大事,既然社论重在“发动群众”,就在这方面做足文章,至于“革命对象”,即使是一虚拟目标,总有其人,且不去管他。
从程光远办公室出来,为了安静和争取速度,我躲进了报社的值班室,锁上门,一个人开始酝酿、构思。
当时,我除了笔录的传达精神之外,主要的参考资料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之所以选择它,是觉得在“发动群众”这一点来说,这篇文章庶几近乎“煽动”、“鼓气”,正同我们要写的社论基调吻合。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思考,连续吸了四支烟后,我就挥笔直书,以“气势”夺人,而少所论证;因为,已接近下班时间,我是写好一页,就送给雷经农初审,再由雷送程终审,我则回值班室续写,到第三页时,已是下班时分,我即告雷与程让他们先回家吃饭,待最后完稿时,我再送审。程光远当时先回了家,雷则在办公楼上等我完稿。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过了晚饭时间,即将最后两页交雷,并坐等其审完。
顾不上吃晚饭,在雷经农审定后,我拿着最后几页初稿,到省委部长楼程光远家待其签发。程光远在终审时,把雷经农删除部分全部恢复,几乎是对原稿一字不易地照发,他还当着我的面,毫不顾忌地补上了一句:“乱改一气,文气都不顾……”
这,就是程光远的个性。
程光远,河北省人,是以中等师范学历在革命部队中自学成才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人温文尔雅,率直俭朴,虽不善言辞,但每遇不平,即仗义执言,1959年曾因揭露青海省大量饿死人及大跃进中的冒进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恢复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兼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青海日报社总编辑职务。当时他的主要精力在《青海日报》的编务上。他特别爱才,对有才华的编辑、记者总是另眼相待,相反,对他认为是“庸碌”者,则往往假以辞色,由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在编务上倡导民主作风,从选题到改稿肯于倾听下属意见,对他欣赏的一般编辑、记者,总以平等态度交流看法、交换意见,从不以总编辑的身份,执己之见以压人;他的最大问题是,不善与人同,一些特立独行之见,一些看不惯的人、事,脱口而出,毫不考虑影响和后果,也正因此,他在省委同僚中少有知己而有意无意地树敌过多,他曾对我说过,在省委常委班子中他觉得可与言事的,除杨植霖、王昭外,唯省委秘书长王仲方“有识见”;他总是在平时把自己的这种感受直接诉述出来,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使他在省委领导班子中种植了“怨恨”的恶果;也正是他上述的“偏颇”,为他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但我不得不承认,程光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秉公无私、他的正直敢言、他的俭朴勤勉,他于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他对社会之毫无戒备的天真与不设防,在他那样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他最终竟以罗织罪名成为文革的“殉葬者”而被“开除党籍”,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也属于“十年浩劫”目睹之“怪现状”。
经程光远审定的这篇社论乃于次日见报,是谓“六三社论”。

闯大祸了

社论发表当天,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辑部电话不断,但大多限于询问发表这篇社论的意图,说“省委是不是要搞什么运动?”“矛头所向,是不是省委里有人?”……诸如此类;紧接着第二天,情势大异,先是来了一拨中学生,直接给报社送来了一张措辞严厉的大字报,声称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求报社作出“说明”。年轻的中学生们还在省委办公大楼前楼的四楼——当时青海日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的走廊上大声喧嚷,并高呼口号,要“程光远出来说话”,后经报社有关人员劝慰,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才离开,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我们明天还来!”
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一拨一拨人群,有学生、有干部,也有工人,多是来探询这篇社论的“背景”、“用意”,也有来问“省委有什么部署”,其间也有携带来大字报的。在当时实际上已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认为社论是“大毒草”,也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无论持哪种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当时编辑部已闹哄哄乱成一片,社论的即时效应如此快捷、猛烈,则是我们始料所未及的,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6月4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质问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干扰了省委的工作。”省委宣传部也来电,要求报社作出说明。省委的沉不住气,加剧了报社编辑部的动荡情绪,也给程光远和我平添了更大压力。
5日、6日,有更多的人涌进社来,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我在上、下班路上(从省委宿舍大院到办公大楼不过二三百米路)已经明显感受到那些惊异、刺人的目光和遭到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尴尬。在当时那样的纷乱局面中,我已预感到“大祸临头”,但又无法解释;经与程光远交谈,他让我找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去说明社论撰写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过程,他示意午人对文中所指很有“对号入座”的味道,意见特别大。
大约是6月7日傍晚,我去省委部长楼午人的家,向午人就“六三社论”问题作具体说明。我详细讲述了社论写作的策划、撰稿过程,着重强调了社论是根据中央杭州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本意在“发动群众”,出发点是善意的,同时也检讨了我们完稿、发稿过于仓促、轻率的“错误”。
午人,我是比较熟悉的,在他以省委宣传部部长身份主编省委机关党刊时,我曾多次投稿,蒙他垂青,也曾以“笔杆子”称许于我;1965年6月,他曾单独约见我,让我撰文批判当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的诗词;其实,我对黄静涛的诗词并不感兴趣,但我当时把午人的交代看作是党的指令,我还是通读了黄公开发表的全部旧诗词,并写出了题为《严重歪曲时代精神的坏作品——对黄静涛同志的诗词批判》近5000字的文章,发表在《青海日报》上。平心而论,黄静涛的诗词大多是因景抒情的感怀之作,用不着大动干戈地施以挞伐;但我仍然以“党的意旨”而违心“遵命”,其实我并不了然当时午人与黄静涛正、副部长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少考虑“政治因素”;我的这种信奉“遵命文学”的可笑的天真,曾使我写过不少这样的违心之作,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的社论和论文。也是这个午人,就在1966年5月中旬,命我执笔撰写追查“三家村”“后台”的长篇论文。老实讲,当时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对彭真的真实意图,我一无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十分欣赏邓拓的才华和文笔的,但当时午人告诉我:目前全国都在批判、声讨“三家村”、《前线》和《北京日报》,我们青海不能没有“态度”,他希望我来写一篇“重头文章”,“不要停留在‘三家村’,要挖它的‘后台’……”显然,当时午人已经完全知道毛泽东“揪出”“彭罗陆杨”的底细,但他却并没有告诉我这张“政治底牌”,而要我从“理论高度”、“政治高度”去分析、追查“后台”。我也同样以“党的指示”照办,我用了几天“熬夜”,几乎通读了《三家村札记》及当时的《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出了《擒贼擒王》的长篇批判文章,很快以两版整版的篇幅发表。
应当说,我写的“六三社论”,一如午人当年交代我写的那些文章一样,在潜意识里把它看作是“党的指令”,是我职责内的“应尽责任”。然而,当我全面、真实地汇报了我写作社论的背景及全过程后,午人却并不认同我们的本意,他断然地认为这是一篇“矛头针对省委”的“别有用心”的文章,他还强调“这样重要的社论,为什么不交省委审定,擅自发表”?我即回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社论,省委都没有审看,因而这篇社论也是“并不例外”的常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问我:社论里说的“小脚女人”是谁?“东郭先生”又是谁?我说明,这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个具体人。但不管我怎么说明,午人始终铁青着脸,并且告诉我,省委很快就要就这篇社论开会讨论作出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处理”。至此,我已认定,转圜无地,泼水难收,弄文入网,我为“祸首”,只能等着命运的摆布了!

省委为自保急抛替罪羊

接下来的几天,真可谓“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一排排张挂起来,如同飘舞的蚊帐,有人还贴出了“小心火烛”的告示。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一边倒”,“社论”已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和程光远的“罪名”也不断“升级”,从“政治错误”跃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由前楼延伸到院墙及省委常委楼(办公后楼)。约在6月12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宾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青海省委如此仓促而又果断地作出这一决定,并非基于对社论的真正是非的判断,而是出于当时重要的政治背景。“六三社论”发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在西安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第二书记、省长王昭时在北京,正为当时中央内部斗争的展开惶惶不可终日。原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使王昭预感到随之而来的“革命”必将危及自身;他怎么也想不到,正在这“敏感”的“政治汛期”,由他主政的青海,突然出了个“六三社论”,招致了迅猛、强烈的政治冲击波,他不得不匆忙返青,企图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这是在势逼情急之下作出的一个并非明智的选择,他当时唯一的想法是“灭火”,不使火势蔓延而牵扯到正处危局中的他自身;他当时那脆弱的“政治神经”和对政治局势单向分析的线性思维,使他采用了“丢卒抛车以保帅”的“应急”办法,而没有考虑这一业已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的大动荡及其更加严峻的现实与严重的后果;他轻信了他智囊们所提供的消极“策略”,以为牺牲了程光远和我,就可以换取他的“平安”(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省委的这一匆促“决定”,成了王昭“引火烧身”的“加速器”)。
这里,我要简略地谈谈王昭其人。王昭,河北省人,中等个儿,身体壮实,留平头,为人干练、泼辣,办事果决雷厉,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中任六县联委书记,是当时党内少有的年轻干才,建国后曾任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从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公安学院院长任内调来青海,是为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由省委书记高峰搞乱的政局和经济。他1962年一到青海,就大刀阔斧地整查吏治,理顺经济;他深入农村、山区,体察民情,群众中有“王青天”之称。杨植霖文静稳健,王昭锐利果敢,这一、二把手的配置,可谓“最佳拍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突变”,青海可望出现“大治”政局。1965年夏秋之交,我与新华社记者王安、杨立本联手,(由我执笔)采访、起草了有关中共青海省委执政治省的专题通讯。我们曾在西宁市胜利公园宾馆(该宾馆仿照北京的钓鱼台格式建造,是专为毛泽东可能莅青准备的“行宫”,但结果毛迄未来青)四号楼“闭门”写作近半个月,最后以《做革命的转化论者》为题,写成长篇政论性通讯,《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命西北五省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全文转载。我在文中曾多处涉墨王昭治青的政绩及其思想亮点。王昭也曾通过程光远向我表达了他的“欣赏”之情,并说“省委宿舍大院里每晚最迟熄灯的就是陈逸家那扇窗户”,要省委办公厅干部坚持“好学”精神。应当说,当时王昭与我可谓“神交”。但当政治风暴来时,王昭基于“关系”考虑,却毫不留情地先把我“抛”了出去,以救“六三社论”导致的“冲击”之“急”;而王昭最终也未能避免因罗瑞卿一案株连之灾,于文革期间死于西宁南滩监狱。他之冤死和我之受迫害,使我想起了柏拉图所说的:政治“是必要的罪恶”。
且说省委工作组进驻报社后,首先找程光远和我分别谈话。我在与韩洪宾见面谈话时,一再强调申明,“六三社论”的初衷一如平常社论一样,是“应时”之作,别无两样,但韩一口咬定我们是“别有用心”,必须如实交代“政治动机”;我还提出,作为“社论”,不是一般署名文章,一经刊出,即是“省委声音”,作为“执笔者”,不能承担“个人责任”,省委、省报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有责任”来,但韩洪宾(曾任中共山西大同市委书记)可说于文于理是个“一窍不通”的人,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愿意听我的任何解释,他是按照“打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来”的既定方案行事的,他说:你这个不叫“社论”,是“大毒草”,“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老实交代你们的反党野心”。进驻报社的头一天,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由薛可(省委副秘书长)代理总编辑”,一切事务均听命于“工作组”;同时,由工作组出面组织发动省、市、县直至街道、村镇送大字报“讨伐”“六三社论”及程、陈二人。这“火”就越烧越“旺”了,最后形成了全省性的“政治事件”,由此也导致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对立,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揭幕。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二、由省监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世道人心

“六三社论”成为全国报刊社论被打成“大毒草”的仅有“特例”,而青海日报社此时运动来势之猛、声势之大也“史无前例”。我在6月12日遭抄家后当天被带走“隔离”,我爱人当场晕厥,也不允许我稍有逗留;甚至当时正在省委子弟小学上学的我的孩子的作文也被批为“大毒草”。我则于此时从早到晚接受大会小会连轴批斗;批斗间隙,罚我到省委大院北近湟水的菜地劳动。当时,同我一起被罚劳动的还有“右派分子”黄修一(原《民族画报》社社长,“反右”后发配来青海)、王复祥(笔名复羊,漫画家,在《中国青年报》社被划“右派”,平反后调《人民日报》社工作)、“反动学术权威”吴宝基(老摄影家,当时享受行政11级待遇,他因曾给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照过相而在文革中“怎么也说不清楚”)等。在抬石劳动中,我与王复羊分在一组,他比我年轻,每次抬石,我在前,他在后,他总是把重头后移,以减轻我的负重;他自“反右”来青海日报社后,大小会议一言不发,平时更少与人来往,而正是在同我共同劳动时,乘监工者不注意,悄悄地传话给我:“要挺住!注意身体!”寥寥七字,给我当时苦涩的心灵注射进了一脉温馨,至今我仍然感谢他在患难中给予我的这份真情。
政治风暴是人情起落的温度计,政治运动是人性善恶的过滤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空错乱、社会动荡的“红海洋”里,各色人等的真面与变脸、本性与矫情纷繁上演,原态毕现。随着报社运动的深入,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滤洗”一遍,最低限度是要贴出大字报表态。有一天,我在监管者监督下到走廊上看大字报“接受教育”,恰逢编委张铁民(后调任安徽日报社总编辑)搬一张凳子艰难地向墙上贴大字报;铁民为人忠厚敦实,生性不与人斗,我和他平时交谊颇深,他的双手患有间歇性痉挛性颤抖,此时他同我正好四目相对,他的双手越发颤抖得厉害,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到了“无奈”、“歉疚”,还有椎心的“痛苦”。他的被迫、违心而又不得不然之窘境,久久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谅解他当时的处境,而埋藏在我心底的则是对于政治运动无端无情戕害人之良知与心灵的无限悲愤。
同样因为政治酶酵引发人情的浇漓与本性的位移的,也有相应的例子。当时分管政法宣传的责任编辑钟在学(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青海记者站站长),曾同我无话不谈,他自称是我的“好朋友”,而当“六三社论”出事后,竟成了批斗我的“急先锋”,专在“挖根子”、“查家谱”、“算旧账”、“戳灵魂”上下功夫,似乎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并不在乎他批判的“深度”、“高度”及超乎寻常的“质量”——因为这样的“批判”,我在那时已“耳朵听出老茧来了”;我所奇怪和难于理解的是一个熟悉的“旧友”何以朝夕之间陡变而成陌生的“仇敌”,是什么导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得以成为历次运动的常规?“十年浩劫”固然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而充斥于其间不定的变数,却也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人、事的真实。
湍急翻滚的政治洪流,让“一切都浮出水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社,人们都以各自的唱、做、念、打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高调邀宠者,有落井下石者,有乘机爬杆者,有变色求存者,有首鼠两端者,有卖友求荣者,有昧心售奸者,有心地阴暗的告密者,也有赤膊上阵的打手……其中如原在《中国青年报》社分发稿件的王某某,属不识“之乎”的新闻“外行”,来青海日报社后忝为“记者”,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报道,此时却以吆喝高声、出手狠毒而成为运动“骨干”;又如身居部副主任的牛某某,曾在批判编委、总编办主任左凤文时,兜出左与他某月某日自省委下班回老报社印刷厂宿舍路上西宁宾馆墙角处讲的“悄悄话”,当有人质疑其“揭发”的真实性时,他声言:“我有一个小本本,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听到的有意思的话,都记在这上面……”闻者当时为之惊悚;这时他再一次大显神通,充分发挥那“小本本”的作用……仅此两例,也足可见其时报社人心之一斑。
当然,除了“运动”别人的人以外,也有不少受程、陈牵连的“被运动”而备受折磨的“冲击对象”。当时任经济部副主任的古洪、卢正云、吴仲宣等,都成为“靠边站”的“批判对象”;李镇欧(文艺编辑、后任青海日报社编委)、孙正荃则被目为我的“密友”,被反复责令“揭发”“交代”,久久过不了“关”——甚至到了1977年文革已经结束,他俩仍被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辑史进贤(原青海省交通厅厅长,就是这个史进贤曾因文革初期害怕工人揪斗,托厅办公室主任、我的老朋友李智增来我处求情,去劝说工人“放他一马”,我亦为其解缳而躲过“一劫”)以“清查516分子”陈逸“同党”的“罪名”,与我一起先后被投进南滩监狱,遭致六七百个日夜的囹圄之苦。
运动继续深入,为在报纸上公开大规模地批判我和程光远的“罪行”,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史克明“挂帅”,搜集我们过去曾经发表的文章,于1966年6月17日分别编辑了程及我的“选集”,内部发行,提供“子弹”。当时,这一“选集”是“保密”的,附有省委工作组办公室的“通知”:“为了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陈逸的问题,我们将陈逸在报纸上发表的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发给大家。这个材料是内部材料,不得外传,不得丢失,用后收回。”这本“选集”,我一直到被解除隔离后的9月份,才得以从报社政治处获得一份。在我匆匆翻阅一过后,即在封面上写下了我的“感言”:

这是我手头保存的仅有的一本“作品选”。作为作者,我对编辑者——青海省委并不感谢,而是有些意见:
第一,出“选集”,不出“全集”,我深表遗憾。我在全国性报刊和各地发表的作品,收集不全,编者失职,该打该打;即使是省报的也不全,不署名的社论就差得很多;
第二,装帧粗糙,编者几乎没花什么劳动,只依文排列,这样的编辑只配吃干饭;
第三,校对极差,错讹甚多,以致影响我原作表达,如再来运动,兴文字狱,我是不认账的,抱歉啊抱歉!

陈逸 识 1966.9.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由于工作组一心忙于罗织罪状,竟将我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也搜罗在内,殃及无辜。例如,我于1963年与李来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文艺责任编辑,后调湖南常德地委工作)、姜克宽(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总编室责任编辑,后调《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工作)联手以“雪里红”笔名发表的系列文艺评论,就误入“黑书”而成了当时公开批判的“靶子”。这一“批判”延续近半个月;而当1977年史进贤以莫须有的“516分子”“嫌犯”制造冤案,将我投入监狱时,竟又一次利用职权在《青海日报》上对我开展了连篇累牍的“笔伐”。这种“以言废人”、巧织文网的做法,也是文革期间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新闻史上也留下了一个可供探讨的专门“课题”。
随口诛笔伐而来的是对我人身的直接迫害。在监管软禁限制行动自由之后,勒令我从省委宿舍西四楼二楼搬到东一楼三楼居住。西四楼当时为省委办公厅干部宿舍楼,当然不允许一个“反革命分子”羼杂其中,而东一楼三楼的住房是靠北阴面的一个杂物间,从未住人,是临时关押“五类分子”的处所,终年不见阳光,秋末开始,墙上就结满霜花。我在监管人员看押下,与弱妻幼儿一起吃力地来回搬运家什,几乎在这儿住了整整十年。青海高寒,冬天来得早,气温常在零度以下,为保暖越冬,夏末开始,家家都要提前作好御寒准备,这于我家居所尤甚;在当时我被关押处境下,不得不以“囚徒”之身,远赴大通煤矿运煤,煤运到后又携妻将雏卸煤、铲煤,而劳动量最大的是托煤坯;当时连煤坯模子都难借到,也无人敢公开帮我打煤砖,我只得央求监管人员“法外开恩”,于夜黑人静之时,在东一楼外空地上与妻儿一起担水和煤,搀泥托坯,连续半个来月,全家人天天累得腰酸背痛。也正是在这“苦役”式的劳动中,我才更加体会到了“友谊”的真诚与可贵。当时,孙正荃、王均旺、刘旭初、孙其专、陈炳诚、项加(均为青海日报社编辑、记者)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深夜月下分别来帮我卸煤、打煤砖。当我劳动完后,仰头望着那高原清冷的圆月时,一种悲凉之情就会陡然涌上心头,我一下子想到了十七世纪因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那苦味、苦况使我不止一次地背诵顾贞观赠吴汉槎的《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因文兴狱,劳身苦心,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大抵古今皆然。

“反革命”进京办联络站

到了8月下旬,情势有了突然的变化。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奇怪的是,所有外地红卫兵不论他们在本地各有多么不同的观点和派别,而在青海却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八一八”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不过这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是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兵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直接来采访我,并向省委工作组讨说法,韩洪宾、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我则被无形中解除监督,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而最后一直坚持于青海文革运动的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教师冯国良,北京广播学院张金莱、刘凤池(张、刘后分别在浙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哈军工辛铁生,北京女红卫兵张苗苗等,他们以“革命的赤诚”,经历了青海高原文革的血雨腥风,也正是这些年轻、单纯的红卫兵执拗而又不畏艰辛地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硬是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文革,在取得当时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后,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八一八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八一八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更加残酷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在这一期间,因报社未能安排适当工作,即应王中山之邀创办《八一八红卫兵》报。在此期间,有关我和程光远的“传单”到处印发,“打”与“保”的均有。其中涉及我的最阴险和最可笑的是由报社一些人给我强加的“罪名”——“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最大也最难讲清的是“恶攻”罪名;因为“恶攻”内容不得重复,如果重复述出也就等于你也陷于“恶攻”境地,从而可判“重罪”。那么所谓我的“恶攻”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在文革之前和之初,我曾对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作及其表示要“全部烧掉”旧作一事表示异议,曾说过:“《女神》已经远去”,“矫情邀宠,违心保命,郭沫若自己打倒了自己……”这是我在政文部一次会议上的即兴感言,却不料被人险恶地挂靠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纲”上,这也是文革期间常见的“刀笔功夫”,真是“用心良苦”!记得梁漱溟曾有评郭沫若一律:“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支。”郭沫若晚年的无奈辛酸,正是中国政治造就文人悲剧的一个典型。
此后,青海文革愈益走向无序化的纷乱局面,报社内部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社会上“武斗”风起,正常生活已处于“粥状”而无人收拾。我这时已远离报社运动,受“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委托,我和报社刘守和(天津人,编辑)到北京建立“联络站”。承当时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报主编、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聂树人(陕西人,后调青海地质研究所工作)热情安排,在北京地院13号楼设置了一个办公室。自1966年11月起至1967年2月底,几乎每天晚上11点后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宋琼(原《解放军报》总编办主任)通话,汇报青海动态;宋琼基本上不说话,只是记录通话内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同我们一起在“联络站”工作的,竟然是原青海中学红卫兵的“司令”、第一个向“六三社论”“开炮”、带头送第一张大字报来报社的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她这时已成为坚定的“六三社论”支持者,给我在京时的工作、生活诸多照顾。正是杨花落尽葵花开,旧波还逐新潮来。快速运行的历史转轮,为文革十年留下了多少晕眩,多少疑猜!

“二二三”事件之后

时间到了岁末年初,青海局势进一步激化,军队也开始介入地方运动。1967年2月中旬,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这期间,青海省委、青海日报社多次派人来京,企图追捕我和程光远回青——其时,程光远也因上访来京,暂住左家庄国务院招待所;因信息及时,我被地院王大宾、聂树人转移至图书馆楼上,程光远也安然脱险。2月20日左右,有外地红卫兵陆续冲出报社重围,来京反映情况。当时情势已十分危急,我向中央文革办事组汇报了实情,并指出“发展下去可能死人”……
果然,几天后,青海日报社被围困九天九夜后,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流血事件。当时,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因赵永夫夺权被禁)直接策划、指挥,从草原调来包围青海日报社的外地军队在不明西宁文革来龙去脉情况下,以“镇压反革命”之名,于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公然开枪,当场死亡群众300余名。第二天凌晨,又有上万名群众被捕入狱。其时,我爱人谢端尔亦在青海日报社老报社旧处(此即为被重兵包围的惨案发生地)被五花大绑地押赴南滩监狱。而在此期间,我的孩子陈平、陈路分别为11岁和不到10岁,因外面的恐怖气氛,不敢出门,竟以其母医用的葡萄糖针液充饥;“二二三”后,在无意中发现枕下有钱,乃冒生死危险到车站买火车票千里南下,他们在青海高原的严冬,穿着单衣裤,忍饥挨饿,形同乞丐般到他们杭州大舅舅家避难,当大舅舅找到他们时,两人蓬首垢面,几不敢相认。这种祸及子女、举家沉沦的悲剧,在文革期间各地多有上演。
由于信息阻隔,真相不明,一时间传说纷纭,据传“二二三”后次日,赵永夫即获林彪嘉许,肯定为“镇压反革命事件”,但在当时的老报社内没有搜出一支枪支,更没有发现被镇压者有任何反击迹象;到了3月初,真相逐渐明朗,之后,乃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出面,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将“二二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有关青海问题的大会,传达中央关于青海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仅将军即达百人以上,我也参加了这一大会。会后不久,我即随中央工作组、外地红卫兵等乘火车返回青海。
之后不久,我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见了面,并共同筹组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事宜。在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当初刘贤权一再提议要我进省革委会常委班子,我坚持不受,并亲笔将我的名字从筹组名单中划掉。原青海省副省长韩明的老婆王秀明(原青海日报社文教责任编辑、后调山西省政协工作)曾于2004年《老照片》小报上载文忆述文革,称我为“激进派”,其实,我当时已倦于运动,想着“急流勇退”,我是一个“勇退派”;只是1967年春夏,我主持过《青海日报》的一段编务外,基本上游离于运动之外,多借口爱人有病和南下探亲,较长时间滞留于沪、浙之间;尽管我多方设法远离“运动”,但“运动”总是要找着我。文革十年间,我先后多次被召回报社接受“批斗”,直到1977年我在浙江绍兴休假期间,仍因史进贤的陷害,被诬“五一六分子”、“恶攻反革命分子”而从绍兴“揪回”投入监狱;被囚期间,我因不服抗议,甚至一度戴手铐及20斤重的脚镣被关进橡皮死牢。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我头顶的乌云,终于被无罪释放回到了正常的人间。
第二件事是,当我从北京返回青海时,中央文革交代要与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行;而当时杨植霖正被青海省委办公厅的一派(系二位副处长)挟持。行车途中,杨植霖借机向我表示要摆脱困境的愿望,我当即让外地红卫兵去同那两位副处级干部交涉,把杨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我的车座旁,一直陪伴他回到西宁,并在省干部学校院内把他秘密保护起来。当初,我以为杨植霖应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但刘贤权却告诉我:“中央还没有最后定。”在这一时期,我几乎天天同杨植霖在一起,约有二十多天。杨植霖文质彬彬,宽厚镇定,他于文革中受冲击几无怨言,显示了一个老革命的素养与内力,他从不向我述说当年的光荣经历和劳绩,也不旁及同僚的是是非非,多是与我谈文论诗,我和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他被称为“大特务、大内奸、大反革命分子”在报上公开批判、由中央直接调走,我才与他分手,后来他“解放”出来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我也始终没有同他联系。但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十年文革,一如硎石,不老的宝刀几经磨砺,依然闪耀出夺目的光亮。

“六三社论”发表已经四十多年,文革十年也在时间轻风的吹拂下,淡化为远去的烟云和不堪重温的旧梦。但我还是同意萨特就中国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常识性判断:其一,想象这种“爆发”完全能由某些人的意志发动,并仅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是错误的;其二,宣布个人的完全自由,同时又在他的头脑中塞进所谓“毛思想”,这不是在创造一个完整的人,这二者绝对是互相矛盾的。
四十多年如逝水流波,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历史深处,它是一道可供后人凭吊的塞外苍凉风景!
“此情(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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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所经历的“六·十”事件

孙定华

一、“六·十”事件

文革发动时,我是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政治教师,职责所在,运动前夕那些批判“三家村”之类的文章写了不少。1966年5月16日青海大学召开声讨邓拓反党集团大会,党委安排我大会发言,17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声讨邓拓罪行大会,党委也派我代表学校大会发言。
5月24日,学院院长石琳去河卡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他要我同去,让我给河卡的师生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由于我院在河卡有一个附属畜牧场,草场条件不错,省委批准在这里建立分校,作为半牧半读基地。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师生有100多人,负责人是副院长达洛,他并兼任这里的党支部书记。达洛原是海南州委副书记,前不久才调来我院,主管总务方面的工作。党委给我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给建校师生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然后和石院长一起回西宁。
这里的运动早已开展起来,大字报、小字报、黑板报,还有油印的《建校生活》小报,都在批判“三家村”,还开了声讨邓拓集团的大会。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只能靠听广播了解信息,报纸要几天以后才能看到,而且是断断续续,许多问题搞不清楚。我一到这里,同学们就不断地问这问那,要求给他们讲讲文化革命的问题。
晚上,党支部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先由石院长讲话,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大家积极投入战斗。主题是我的报告,讲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三个半小时,10点半才结束。虽然超过了一个半小时,占用了休息时间,但大家情绪很高,一直聚精会神地听。最后,还有不少同学留下来问了许多问题。
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三家村”的后台,许多同学都在猜。有个同学说,前几天他已经给《青海日报》写信去质问彭真了。许多同学都希望我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我也有和同学们一样的想法,但又不愿那样去想,更不能讲。我把我的想法同两位院长谈了,他们表示同意,说对同学还是要进行正面教育。
第二天,整整开了一天会,我和两位院长一起听调查组的汇报。调查组还向全体师生作了报告。报告联系到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关于半牧半读的争论,把它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来河卡参加建校的师生表现出了一股热情,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拥护省委关于到河卡建校的决定。我也受到了这种热情的感染,要求留下来参加调查组,参加建校劳动,得到了院长的批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留竟使我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急流险滩之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变得更为紧张,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天天都有震撼人心的声音传出。6月3日,司机老吴从西宁带来一份头一天的《青海日报》,第一版报道的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说北京大学在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把持下,成了“三家村”的一个分店。《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第二天早晨就从广播里听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新北京市委的第一书记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新市委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我和两位院长谈及此事,问起彭真,他们说,中央在5月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彭真以中央名义发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企图把这场政治斗争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保护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还派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宣传部长,这就是说,彭真、陆定一都被撤职了。此外,被停止和撤销职务的还有罗瑞卿和杨尚昆。
在这种严峻而且带有爆炸性的形势下,被近年来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的教育,特别是近几个月来批判“三家村”鼓动起来的河卡师生,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高度信赖和崇敬,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热情,立即掀起了声讨旧北京市委的高潮,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并在这个偏僻的草原小镇上进行了示威游行。
6月5日,两位院长给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3月份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现在教育界、学术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权,大、中、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富出身的人垄断。这些人在思想上是一批国民党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出修正主义。
两位院长还传达了学院党委的指示,要求在批外面这些头面人物的同时,也要挖校内的根子。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定半牧半读信念,坚决击退那些反对半牧半读、反对迁校牧区、坚持在城市过老爷生活的资产阶级“权威”。
此后,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大字报越贴越多,斗争的矛头逐渐由校外转向校内。首先点名批判的是王肇西,以他在大通带实习时和女生发生不正当性行为为出发点,揭发了他大量的反动言行。接着,又点了李鑑轩、杜其玺等几个老教师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在教学中灌输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学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些“内幕”消息,说专业教师高然是日本间谍、俄语教师蔡国栋是苏修特务、总务处长郭必忠是叛徒,等等。
批判的内容还有学院1963年制定的教学、教师进修、总务工作等四个规划,认为这是坚持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代表作。这个规划的草拟者就是王肇西、李鑑轩、郭必忠等人,但是,主持制定这个规划的,是学校的领导人。这样,党委办公室主任丁守信也被点名。
正当开始接触本校问题的时候,6月7日,两位院长一起离开河卡回西宁去了。
运动继续向深广发展,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党支部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把重点放在王肇西身上,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揭发批判。斗争的矛头很快就从王肇西等人转移到了丁守信身上,认为他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家揭发的材料中不但有主持制定那几个规划的问题,还有包庇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宣扬他的富农分子父亲发家致富的问题。也有几张大字报批评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石琳和党委副书记孙璞,说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表态,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现软弱。
揭发批判王肇西,我完全同意,但对其他人,特别是丁守信,实在拿不准。我一直认为丁守信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只是工作方法有缺点,现在提到这个高度,我有些想不通。可是,从最近传达的毛主席讲话、党中央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报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看,他似乎正是这次运动揭发批判的对象。
我来这里作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实际上也成了这次运动的动员报告。现在,运动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群众的眼睛都盯着我,同学们要我对学校的问题表态。形势逼人哪!怎么办?两位院长已经走了,向谁去请教?这个态怎么表?是考虑个人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1957年党中央提出整风,鼓励大鸣大放,号召大家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是这样形势逼人。许多人响应号召提了意见,把心里话说了,结果怎样?是“引蛇出洞”!我这个大炮筒子当然也被卷了进去,成了大右派的支持者,犯了大错误。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但离右派也不远了,还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记太深了,至今仍记忆犹新。
不表态不行,表态吧,心里没底,而且弄不好还要遭殃,真难哪!
第二天,形势更严重了,不少同学贴大字报将我的军,点名质问我为什么按兵不动!说我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为什么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偃旗息鼓?我揭发了吴寅(院长办公室代理副主任)的一些问题,被说成是转移斗争目标,为丁守信打掩护。他们认为我当时是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和丁守信关系不错,一定了解许多内幕。
我哪里知道什么“内幕”!对丁守信,除了上述那几个规划以外,我确实提不出什么原则性的意见来。说实在的,在我来青海后遇到的几个顶头上司中,丁守信是比较好的,他不像有的领导人那样专横跋扈,只知道为自己捞好处。我这人是放大炮的,有什么话就要说,问题是现在能拿出什么根据?怎样揭发?我简直是六神无主,进退两难!
6月9日,张德成接到他夫人陈思义的信,说学校行动迟缓,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大家知道后,意见很大。下午,学校来车,都去向来人了解情况,得到的回答和陈思义信中说的差不多,而且还说,运动还未开展起来,院党委就发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提出“人人都要翻箱倒柜”,“查讲义,清理图书”,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势压人”,等等。这些话好像是一把火扔进了干草堆里。大家激愤异常:“这不就是《二月提纲》吗?不正是和彭真一样,以此来划框框,定调子,限制群众揭发问题吗!”师生们群情激奋,集中在小小的办公地点前面,要求党支部拿主意,推动学院运动的开展。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党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师生焦急地守候在外面,希望支部能作出使他们满意的决定。支部书记达洛已回西宁,大会由副书记王金堂主持。会议像开了锅一样,七嘴八舌,慷慨激昂,对学院领导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对党委那个《安排意见》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说它就是我们学院的《二月提纲》。有人提出派代表回学校,把这里的意见带回去,促进学校运动的开展。此议一出,全体赞成。谁当代表?大家纷纷提名:刘明乾!王中山!史国宝!冈得仓!这些人都是学生干部。刘明乾是共产党员,学生会主席,部队送来代培的;王中山是团员,和刘明乾一样,也是从部队来的;史国宝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冈得仓是学院团委委员。这几位都是领导和群众公认的好学生,提出后,大家一致同意。
有人提议,代表要全面,教职工也应该有代表。根据大家的意见,要找一个家庭出身好,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而且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清楚的人。但是,一提到具体人选,就有些为难了。不少人在交头接耳,但没有大胆提出来。也提了几个,包括副书记王金堂在内,都是家庭出身好、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的,但赞同的人不多。后来,目标集中在我身上,说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大家说,小土地出租,不能说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就这样,五个代表产生了。大家推刘明乾为组长。
支部大会后,王金堂向守候在外面的全体师生传达了支部大会的决定,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完全赞成。师生们的情绪非常激动,说学校的领导权好多都掌握在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现在全国都动起来了,而我院对这些人却是反击不力,应该促进学院党委积极领导,大力开展这场运动,揭发他们的罪行。还有人提出,要求省委派工作组来校领导运动。
会后,大家苦战了一夜,写了许多大字报,有人还给省委、学院党委写了信,要求我们带回去。根据大家的意见,由我执笔,我们五人草拟了向学院党委提出的四条要求。
第二天,即6月10日早晨8点多钟,我们五人带着大家交给我们的一捆大字报,离开河卡前往西宁。大字报写的是什么,来不及看,而且也没想要看,估计也不会超出在大会上讲的那些。司机令科昨天从学校来这里,今天返回,我们就搭他的车。车开得飞快,路上也没休息,平时八个多小时的路程,今天五个半小时就到了。到学校时是下午2点,大家正在午睡,我们把大字报放在学生会,各自休息去了。
下午,一些同学听说我们回来了,主动帮助我们贴大字报。
4点多钟,学生会召开干部会,请我去参加。先是刘明乾讲话,他介绍了河卡师生参加运动的情况,并联系到本校,揭发了王肇西、高然、蔡国栋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他说,这些年来,他们敢于如此猖狂,难道没有后台吗?丁守信就是他们的支持者,幕后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挖出来!他还对学院党委的《安排意见》提出了批评,说它强调“学术讨论”,要求“人人都要翻箱倒柜”,“查讲义,清理图书”,是会转移斗争目标,阻碍运动顺利开展的。我们应促进石院长、孙书记积极领导这场运动,把那些牛鬼蛇神,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统统挖出来。
同学们要我讲,我同意刘明乾的讲话,并讲了这场运动的意义。我们讲完后,学生干部们纷纷发言,说学校发下那个《安排意见》后,运动根本没有开展起来,没有触及学校本身的问题,更谈不到揭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散会后,出来一看,我们带回来的大字报只贴了一小部分,其余全都扔在地上。奇怪,刚才同学们那样热情,争着要帮我们贴,现在怎么又突然停了下来!?
晚饭后,教职工党支部书记舒世华通知我去参加党员大会。当我按照通知的时间到会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些时候了,而且气氛十分紧张,没有了平常那种亲切、随便的面孔。
支部书记要我讲河卡情况,我如实向支部作了汇报,讲了我们回来的目的和下午学生干部会的情况。我讲完后,没有人发言,只是支部书记要我把没有贴完的大字报全部交给她。
宣布散会后,我走出了会场,回头一看,其余同志没有一个离开,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我回家已经很晚了,家里人告诉我,70级学生马森来找我好几次了。我去找他,路过教室前面,见里面聚集了许多人,像是在开会,但又有人在写大字报。66班团支部书记阎文化正在讲台上讲话,慷慨激昂,见我走过来,他提高嗓门,加重语气说:“那些人气势汹汹,杀回学校,要来夺权!他们搞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无论他是党员,是教师,都要把他拉下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教室里不少同学也对我怒目而视,平时那种亲切的目光,下午帮我们贴大字报,要求给他们介绍情况的那种热情已不复存在。
我一下子懵了,怎么变得这样快,这样突然?原来,院党委已经作了部署,全校各党团支部都开了会,统一了思想,要把我们当成回校夺取党委大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声讨。我想不通,也感到委屈。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很久没有合眼,思想很沉重。学院党委为什么要动员组织那样大的力量来围攻我们?难道又是和1957年一样,先“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大反击,抓一批右派?真是活天的冤枉!
睡不着,干脆起来,去找刘明乾他们聊聊。他们也没睡,都在谈论眼前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做梦也想不到党委会这样对待我们!
史国宝拿出一个同学写给我们的字条:

致五位代表同志:
我们是革命者,革命就不能怕死。为了革命,我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个人的生命),如果不是想到革命,想到工作,而是想到个人就是背叛。务须冲破重重障碍,达到同志们的希望。
王发印
1966·6·10·早五时

他把日期写错了,这时已经是11日凌晨了。
王发印是学生中少数几个党员之一,也是学生干部,平时很受学院领导和党组织的信任。看来,在校的党团员和群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按照院党委定下的调子,把我们看成是回来夺权的反革命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不过,支持我们的党员和群众,只能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那样,背地里同我们联系,而不敢公开露面。
在院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党、团支部的同志也是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开会,做动员工作,布置人写大字报。
11日一早,石院长找我谈话。其实也不是谈话,他没说什么,只是要我谈谈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要求党委积极领导运动。在河卡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已经把大家的意见作了归纳,草拟了四条要求,这四条要求是:
1、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表明态度,积极领导群众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我院的一切牛鬼蛇神。
2、向全院师生员工公布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动言行和罪恶历史。
3、公布哪些家属是四类分子,并按照党的政策立即处理,
4、把在河卡参加建校的师生提前调回,投入文化大革命。(建校劳动任务保证提前完成)。
石院长的回答很简单:第一条,“我们已经是积极领导了”;第二条,“应该让群众揭发”;第三条,“有些没有把握,已发信调查去了”;第四条,“由达洛决定”。
第四条和达洛说的有些不一样。听明乾说,达洛早上来看过我们,说了些安慰的话,还说,石院长说在河卡参加建校劳动的师生,“按原计划,不能提前”。
从石院长办公室出来,已是8点钟了。这时,办公楼的前前后后已贴满了大字报,都用同一口气进行声讨,说我们五个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从河卡气势汹汹地回来,梦想夺取领导权”。点名说我1957年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受过“留党查看”处分,现在又来“充当反党急先锋”,质问“是谁派你们来的?”不少大字报还说我是“漏划地主”。
我很纳闷,受过党内处分,还有什么“漏划地主”之类的人事档案里面的东西,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么多一般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大字报里?何况“漏划地主”,出自老家个别人提供的诬陷材料,公布出来整人本身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不知道是泄露档案的人没把话说清楚,还是有些人有意这样做,大字报把“严重警告”写成“留党查看”,把怀疑家庭是“漏划地主”写成本人是“漏划地主”,使错误和罪名在程度上又提高了一级。
还有,好些大字报都在追问“是谁派你们来的?”这是何意?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文章?
现在,我们已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豁出去了!我们五人自己动手,把剩下的所有大字报统统贴了出去。这些大字报到底写了些什么?是否真的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贴出去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去想。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贴与不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如全部贴出去,或许还可以使大家了解真相。
10点半钟,学院的广播突然响起来,传来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篇社论传达的正是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看来,和1957年整风反右是有些不一样,是真正在发动群众,不像“引蛇出洞”。
听完社论后,我们五人都有同感,想去找青海大学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任琛同志谈谈。到办公室后,梁主任说他到省委开会去了。
中午,任校长回来后,叫我们先休息,等下午和石院长一起谈。
3点种左右,石院长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吴寿祥。他们先和任校长见面,研究情况,一小时后,才把我们五人叫去。
任校长要我们先讲。刘明乾首先发言,然后我补充,其他几位有时也插话说明一些情况。我们的汇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石院长去河卡作动员报告后运动开展的情况、河卡师生对院党委关于“学术讨论”的《安排意见》的意见,以及我们回来的目的。二是我们回来后学院党团组织动员在校师生有组织地对我们进行围攻的情况。一再表示,我们有缺点、错误,党委应该批评,错了,我们作检讨。但是,把我们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来整,是不对的。
汇报后,任校长讲了话。他说:“从河卡拿回来的大字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这里有意见也可以讲,但有组织地去搞,是不对的。”“大家的革命热情这样高,应该支持,但做法上有缺点,回来不征求领导的意见,说话方面也有不完善之处。”“现在已经出现了些问题,不要党的领导。(吴寿祥插话:我们这里已出现罢课、要求步行到河卡去的情况。)是否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搞鬼?你们回来后,如果先召开党内会议,把情况讲清,就不会出这些问题。你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有些人高兴,王肇西阴笑。”“是否向河卡打个电话,并从党内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如果你们说的话有不合适的,也检查一下。”“现在运动逐步深入,有反革命分子乘机搞鬼,我们应注意。有的说党委不能领导,要学生会来领导。党内要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不能反。石琳同志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搞好,要和党委商量。”
这次谈话的气氛很和谐,没有了从昨晚到今晨那种敌对情绪。任校长没有说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相反,还肯定了我们的革命热情。但说我们的行动导致了“不要党的领导”,甚至如吴寿祥说的“罢课”、“步行到河卡”等问题,那就严重了!吴寿祥说的那个情况,我没听说过。如果真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可就说不清楚了!
他对学校也有批评,说他们“有组织地去搞,是不对的”。对任校长的这个批评,石院长没有表态。
晚上,任校长来我院,到刘明乾他们住的地方看了看,关照他们“好好休息”。随后,就找石院长、舒世华等研究情况去了。会议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第二天(6月12日),任校长来我院召开全院干部、党员大会,传达省委10、11日两天会议的精神:
“中央负责同志的三条指示:1、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2、要加强领导。我理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现在有的出现学生会、家属出来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3、抓大是大非,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为保证这三条的实现,提出八条:1、大字报贴在本单位,不向外单位贴,不贴在街上。2、不上街。我理解是自己内部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弄到街上去。3、内外有所区别。我理解是机关内外、党内外、国内外。4、不打人。有人公开骂毛主席,工人揍他,那是特殊情况。5、不侮辱人格。6、抓关键,抓大是大非。7、不搞男女关系,不搞小是小非、人事问题。8、报纸、广播点名要控制。”
三条、八条指示传达以后,任校长又讲到《青海日报》6月3日发表的社论。他说,这篇社论“是大毒草,企图用煽动的口吻把文化革命搞乱。省委的决定明天见报”。 “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问题,医学院不要党委领导,只要学生会领导。畜牧兽医学院一进门那张大字报,要党委、学生会、家属、工人领导,实际上是不要党委领导。畜牧兽医学院听说今天有人要到省委请愿,明天就罢课。特别是河卡五个代表贴大字报,有人就有看法,反过来又有人贴大字报,看法又有转变。”
看来,不仅学院领导,任校长也一样,都认为我们从河卡回来,目的是煽动群众闹事,然后乱中夺权。任校长说的“不要党的领导”那张大字报,散会后我专门去看了,是丁桂林(会计)写的。原文是“迅速组成一个以院党委和石琳同志为首的,必须包括同学、工人及家属中优秀分子的领导核心,来领导我院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提法是有错误,但似乎也没有任校长说的那么严重。
最近以来,我特别注意中央报刊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把它看成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时刻都在用它的精神来检查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求做到和党中央精神一致。多少年来党组织都在教育我们,毛主席、党中央是绝对正确的,要坚信党中央,紧跟毛主席,为什么现在我们坚信了,尽力跟了,反被说成是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难道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精神错了?
我后悔过,为什么要学政治专业当这个政治教员?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唉!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政治课教师,身不由己呀!
下午,畜牧厅厅长兼我院党委书记马万里来校看大字报,石院长在旁陪同。他看得很仔细,对有的大字报一面看还一面摘抄。
后来我也去看了一下马厅长抄的那张大字报。那是68班同学写的《呼吁书》。这一看,着实吓了一跳,上面有许多《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上的话。我找了一张《青海日报》,把这篇社论看了一遍,什么“要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搞得天翻地覆”,“烟云滚滚”,“六神无主”,等等,《呼吁书》上都有。更严重的是,那上面还有刘明乾、王中山的签名。我问他俩,说是当晚叫签名,连内容都没看就签了。这是个错误。看来,问题严重,肯定有人要借此大做文章。
13日一大早,我骑自行车到街上去买报纸,邮局没开门,我干脆到报社印刷厂要来一份当天的《青海日报》。该报第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省委撤销《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的决定。决定说,这篇社论有严重政治错误,它号召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大进攻”。社论是程光远授意该报编辑陈逸写的,未经编委会讨论,未交宣传部、省委审批,就私自发稿。
省委决定公布后,出现了攻击我们的第二次大字报高潮,中心是说河卡师生的行动是在“六三社论”的煽动下搞起来的。大字报均不指名道姓,也没有出现前天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些带攻击性的词句。看得出来,这次行动仍然是党委统一部署的。
下午,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同志来校了解情况,把刘明乾等四个学生一个一个地分别叫去谈话,详细询问河卡师生开展运动的情况。这也好,分别谈,好核对口供,得来的情况会更真实可靠。
党委的工作抓得很紧,已经在整理我们五个人的材料了。我因事去办公室,从人事处门前路过,见他们正在查阅档案。我当然不可能看到内容,但从翻出的档案袋看,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晚上,兽医系教师单志达来我家,一直谈到深夜。他说他带学生实习回来,一到校,他们教研组的党员就给他介绍情况,说这几天由河卡回来了五个代表,把学校搞得天翻地覆。在这两天的政治学习会上,教师党支部书记舒世华,还有赵金坤、方绪光等几个党员多次讲河卡回来的五个人“别有用心”,说“石琳同志到他们那里去,不握手。石院长要召见他们五人,孙定华说没时间”。 “10日晚上,他们先到66班,被碰了回来,然后到70班,一点就着,煽动同学罢课、请愿,说他们要来加强领导”。“大字报的签名,好多都是代签的,根本没有通过河卡师生”。“大字报、呼吁书,都是吴寅的口气,他们的幕后人是吴寅”。
单志达说,这些话很离奇,所以跑来找我谈谈。我很惊讶。这不都是些谣言嘛!怎么竟出自党员和支部书记之口?任校长昨天在传达报告中说“听说今天有人要到省委请愿,明天就罢课”,原来出处竟在这里!
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石琳昨天在给实习回来的师生讲话中说:“河卡同志已经承认错误了。现在看来,河卡同志受骗了,他们不明真相,看来还有幕后人。”
两位书记的讲话,应该是代表党委的,可能也表明了上级党委的意图,就是要抓“幕后人”。把谁当成“幕后人”来抓?石院长没说,舒世华却透露了出来。奇怪,吴寅根本没去河卡,我们回来那天也没见过此人,他怎么指挥我们的行动?
第二天上午,任校长找我谈话。
他面前摆放了几份材料,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刘明乾的材料》。不用说,下面几份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了。动作的确够快,学院党委和人事处的同志不但查阅了档案,而且把整我们的材料都写出来了。材料就平放在茶几上,不知任校长是有意让我看到,还是因为他自己是近视眼,认为别人也看不见。
任校长向我提了不少问题。主要有:你们回来之前做了些什么准备?回来之后怎么打算?你们五人由谁负责?回来后到各班去开会是否事先商量好的?达洛同志走时给你们交代了些什么?你对达洛和石琳之间有些什么看法?同学们是否谈论过他们之间有些意见不一致?
开始时,真以为任校长是在调查情况,我十分认真地、详细地回答问题。可他呢?似乎并不认真,也没有作多少记录。但当谈到达洛时,注意力却非常集中。
看来,我昨天的猜测不错,下一步确实是要抓幕后人,只是目标有了变化,不是吴寅,而是达洛。这个主意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显然高明多了。尽管吴寅和达洛都有辫子可抓,但达洛不但比吴寅职位高,更有分量,而且是河卡党支部书记,也能顺理成章。不过,对不起,我无法提供领导上想要得到的材料,因为这个罪名本来就是莫须有。达洛来学院当副院长的时间不长,而且主要是管总务那一摊子,不久就到河卡去了。我刚认识他,并不熟,也不了解。至于他和石院长之间存在着矛盾,今天才从任校长口中第一次听说,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是和石院长一起去河卡的,和达洛没有接触,几次开会,两位院长都在一起,传达中央和省委会议的精神时,都是石院长主讲,达洛补充。5月7日早晨,两位院长一起离开河卡回西宁,坐的是同一辆汽车,而且他们走时,运动才开始,刚刚接触到本校的问题,达洛又能给我们交代些什么?10日回到西宁以后,并没有见到达洛,当天晚上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听刘明乾说,那天夜里,达洛和石院长、任校长一样,也来看过我们这几个被围攻的“反革命”,不过,我当时并不在场。第二天,我倒是发现了点“不一致”,就是关于是否把河卡师生提前调回来参加运动,达洛给刘明乾传达说,石院长的意见是“按原计划”,而石院长对我说的却是“由达洛决定”。
9点45分,马厅长进来,把任校长叫了出去。一小时后,任校长回来继续同我谈话,话题转到“六三社论”。他说:“不光是一张大字报,还有《呼吁书》。”“革命热情高,很好,但做法上有缺点。同学到班里去讲,现在人头落地,还有什么心思念书?讲了后,有些人也讲,星期一不上课。这就是影响。这几天有点乱,特别是大字报贴你们,很不好。”
和前天的讲话有点不一样,把“罢课”改成了“星期一不上课”,似乎已经意识到说“有人要去省委请愿”、“要罢课”等等并不符合事实。我说,“给我们安的罪名,并不是事实。那么多攻击我们的大字报,也不是同学们的自发行动,是有领导地搞起来的。”
任校长没有回答,看来,他也不好回答。在他面前摆的那几分材料,就是党委办公室和人事处整理的,这不是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吗!
其实,我们从河卡一回到学校,院党委就向省委作了汇报,当天下午省委专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根据省委的指示,学院党委立即采取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因而才有那样大的阵势。
但不理解的是,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既然已经把我们定成了反革命,并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围攻、声讨,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是不是领导们也察觉到了他们的做法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或者说中央在内部还有什么别的指示?

二、省委工作组

6月15日,正式宣布省委派来的工作组到达学校。组长是畜牧厅厅长兼我院党委书记马万里,成员有文卫厅厅长刘呈云、青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琛。实际上,这里宣布的只是领导成员,他们前几天已经在进行工作了,其他成员在这之后才陆续到达。
这个工作组的组成有点特别,三位领导成员中就有两位是我们学校的主要领导人。第二天下午,达洛奉工作组之命召集我们五个人开会,传达工作组会议精神:“河卡来的五位同志,革命热情是好的,回来是对的,把革命热情带来了。贴大字报也是对的,对领导的大字报是贴得少了,而不是多了。缺点是没有向党委请示。《呼吁书》是错误的,讲话中也有缺点。”“准备在最近召开党团员会,石琳同志作检讨,他们那样大搞五位同志也是不对的。”“现在,省委派来了工作组,我们要相信省委,相信工作组。”
工作组的意见和任校长给我谈话的精神基本一致,是要双方都做点自我批评,把事情了结。看样子,明天开个座谈会,大概后天,就要我们回河卡去了。
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的事件,说该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省委撤了他的职,还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工作组是否会根据这个精神来处理我校的问题?
17日早7点,根据工作组的安排,我们五人去同石院长、达洛副院长一起座谈。会上,主要是听石院长讲话。他基本上是照稿子念,讲得很慢。这个讲话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我作了详细记录:
“我先讲一些意见,这个意见包括了检讨。省委很重视,派来了工作组,马万里是组长,还有青大的任琛,我们口里的刘呈云。他们都是根据省委的指示,来到学校,各方面了解情况。他们深入调查,能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分析问题。”
石院长讲了三条缺点,第一条是“工作不深入”,第三条是“在政治思想上不敏感”,同我们关系不大。这里只说第二条:
“发生了问题,没有采取果断的方法进行处理。如11日起床后,发现了不少同学贴了大字报,当时认为,河卡来的五个代表有错误,引起了贴大字报,感到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同时,对大字报没全面看,也发现大字报有错,但临时也没有召集一些人研究,采取措施制止这个问题。中午广播,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到广播室去了。我说这样广播不合适,他们说还有两页,我就算了。表现不果断。对是非问题看得不清。”“这次事情说明,孙定华、刘明乾、王中山、冈得仓、史国宝五位同志,通过这次来,虽然在我院发生了些问题,但从实际上看,你们对于纠正领导错误,特别是纠正我的错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工作组来了,一个是使我对我的错误有了初步认识。现在我的头脑是比以前清醒得多了。至于有的人说你们来不是加强领导,而是反对党的领导,组织上没有这个看法。不能把个别人的说法,说成是领导上的意见。”
“第二、马万里同志对这次事情的看法:1、河卡同志贴大字报,包括对领导的大字报,是正常的、许可的,表示同情支持。对于五个同志来到这里,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再研究,当作经验教训来接受。2、在校的学生对他们贴了大字报,大字报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批评也是错误的。石琳没有及时指出来,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呼吁书》是错误的。因为学生盲目性是很大的,不能识别香花和毒草,把毒草当成了宝贝。五个人回来后,没有经过领导,经过学校,为什么这样搞?还要继续找原因,接受经验教训。这是院党委集体的经验教训。在学校里,由于五个人说话时完全否定了学校的成绩,学校同志也有些不满意的。由于这样,会上敌人的当。
“现在,先在党内开会,团内开会,党外开会(不要已揭发出来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要清除双方的对立情绪,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石琳在党内党外自我批评一下。召集五个代表开个座谈会,优点要肯定,缺点要指出。
“这是马万里同志讲的,我如果记掉了,达洛同志指正。”
石院长的这个检讨,把一场由学院党委组织领导的在校师生对我们进行的围攻,说成是同学们的自发行动,完全是颠倒事实。他讲完后,刘明乾和我的发言都指出了这一点,认为这不是什么检讨,而是掩盖真相,推卸责任。
其次,我们还指出,他传达的工作组会议的精神,和达洛传达的也有些不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石院长的传达略去了达洛传达时说的“他们那样大搞五位同志也是不对的”这句话,却增加了“五个同志来到这里,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再研究”,“为什么这样搞,还要继续找原因”等语。
达洛的情绪非常激动,脸胀得通红,十分气愤地说:“石琳同志传达马万里的话走了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为什么隔了一夜就走了样?这里面有鬼!”
到此为止,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
达洛为什么那样激动?联系到为什么前天先叫达洛给我们传达工作组会议精神,他是否已从中领悟到了“抓幕后人”这层意思?现在,达洛也被逼上梁山了,真的变成我们的支持者了!
马厅长对刘明乾谈话时的强硬态度、任校长同我的谈话、石院长给实习回来的师生的讲话和支部书记舒世华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追查幕后人,围攻我们的大字报一开始就追问“是谁派你们来的?”…… 从以上这种种情况来看,石院长的传达似乎更符合工作组的意图。看来,工作组对他们二人本来就是说的两种话。目的何在?是否就是要借此把达洛逼出来?
下午,工作组召集我们五个人开会,解决上午发生的问题。几位领导询问了当时的情况,我们都作了详细的回答。之后,任校长说,“石琳和达洛的传达没有什么出入嘛!”
我具体说出了出入之点,比如:达洛的传达首先肯定我们回来是对的,任校长对我也是这样说的,而石院长说的是“五个同志来到这里,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再研究”;达洛传达说,“准备在最近召开党团员会,石琳同志作检讨,他们那样大搞五位同志也是不对的。”石院长的传达是,在校学生贴的有些大字报是错误的,“石琳没有及时指出来,是不对的”;达洛传达说,“缺点是没有向党委请示。《呼吁书》是错误的,讲话中也有缺点。”石院长的传达则说,“五个人回来后,没有经过领导,经过学校,为什么这样搞,还要继续找原因”;石院长还说,“由于五个人说话时完全否定了学校的成绩,学校同志也有些不满意的。”在达洛的传达中没有这句话。
他们听了以后,再没说一句话。
停了好一会,我提出了个新问题:“今天早上同石院长开座谈会后,听说学院又在组织学生对我们进行围攻,不少同学正在写大字报,几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在班上都这样说:‘我们的行动是工作组、省委支持的。’这是怎么回事?”
三位领导听了以后,仍然是不表态,对我提的问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沉默了好一阵之后,刘厅长像是在自言自语:“复杂!这里面有问题,有的还说工作组也呆不住。”
谁说工作组也呆不住?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整个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冷场,三位领导每个人都只说了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就宣布散会。我们走出会议室,办公楼前后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围攻我们的第三次高潮。
仔细看看大字报,和前两次相比,策略上又有改变,而且是比较大的改变。其一,大字报的署名全部都是学生,干部和教师一个都不出面。其二,集中力量攻击我,再没提那四个学生。其三,新增加了揭发批判丁守信以及王肇西、高然等“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在攻击我的大字报中,有四份(8张)最引人注目:《〈北国江南〉的吹捧者——孙定华》、《撕开孙定华“真理没有阶级性”的反动本质》、《“不栽跟头,不进步”论必须休矣》、《戳穿孙定华的政治阴谋》。这四份大字报均由66班团支部书记和几个委员署名。
这次行动除了利用人事档案中的材料以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就是把过去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加以曲解,提到“政治阴谋”的高度来进行批判。
把我作为重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完全不提四个学生,而且把丁守信以及王肇西等人抛了出来。很明显,这是想表明他们也在抓大方向,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不是针对群众。完全由学生署名,不让干部、教师出面,则是想表明围攻是群众的自发行动。但是,工作组刚刚进驻学校就出现了这次统一行动,不仅声势大,而且策略上也有重大改变,这不正说明学生说“我们的行动是工作组、省委支持的”不是无中生有吗?
围攻我们的第三个高潮以后,平静了几天。
21日开大会,工作组正式同群众见面,省委书记薛洪福到会。首先是工作组组长马万里讲话:
“工作组是省委直接派来的,由省委薛书记挂帅,还有文卫厅的刘厅长。组长是李处长。”
我有点奇怪,前几天宣布他是组长,为什么现在又说“组长是李处长”?李处长名叫李叶,是省委某部门的一位处长。
他说:“批判‘六三社论’,我们这里也进行了。10日以后我们这里也发生了些问题。对‘六三社论’的批判不够深入。这是反动社论,是毒草,虽然‘六三社论’出来时间不长,对我们这里有影响。批判‘六三社论’,揭牛鬼蛇神,要和我校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前怎么看,现在怎么看,以后是否要用毛泽东思想提高认识。”“从今天开始,工作组同志就要分别参加到各班上去。大体上和农村一样,实行四同。除了写大字报,开大会小会希望向工作组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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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五十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8月 02, 2015 9: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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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卡之行

根据工作组的安排,达洛和我们五人今天同他们一起去河卡,说是做好河卡师生的工作,然后一起回校。工作组同我们约好,早上8点半从学校出发。我们六人一直等到9点多,也不见工作组的车前来,以为他们直接去了,赶紧追出去。一直追到恰卜恰,仍未见他们的影子。打电话询问,说是改了时间,推迟到12点出发。我很纳闷,工作组要我们同他们一起走,为什么突然推迟出发时间?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达洛说,我们决不能比工作组先到河卡,否则,他们会借此做文章,说是抢先去做河卡师生的工作。好,就在恰卜恰等他们。
我们在街边找了个小饭馆,草草吃完午餐,就在门前等待。这是去河卡的必经之地,马路并不宽,过往车辆也不多,很容易看清。我们十分注意观察从西宁方向来的每一辆车,直到6点半也没有看到他们。再不走,今天就到不了了,我们只好动身。
到达河卡时,天已经黑了。工作组早在4点钟就已经到达。真的是12点才出发吗?为什么我们没等到?200多公里路程,平时一般都要走八个小时,他们的车虽然好,但是,根据这条路的路况,四个小时能赶到吗?不过也好,他们毕竟先到,在我们还未到达的这四、五个小时里,尽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真实情况,再没有理由说我们抢先来给河卡师生打预防针了吧!
马厅长见到我们后,第一句话就问:“达洛来了没有?”
第二天,工作组召开同河卡建校师生的见面会,由马厅长讲话:
“我本来是学校的一员(他兼任学院党委书记),这次省委工作组我也参加了。首先检讨我这个书记没当好,在厅里时没有很好抓学院的工作,工作调动以后(现任省人委秘书长),就更没有管。
“为了把学校文化大革命搞好,省委决定派工作组。成员是从四清工作队调来的,学习了几天就来了。6月21日下午开始工作。任务是领导文化大革命,支持师生的革命行动,和大家一起搞革命,把学院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大家要讲的话讲出来,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出来,把牛鬼蛇神揭出来。”
马厅长具体讲了四个问题:1、以毛泽东思想挂帅。2、放手发动群众。3、批判“六三社论”。4、密切联系群众。在这4个问题中,最强调的是批判“六三社论”。他说:“这是一篇反动社论,是株大毒草,有严重后果。上次我讲了,有反映,认为我说法不公,说这是对着你们说的,是否和石琳是一个调子。这不是我的调子,是省委的调子。‘六三社论’的出现,反映了阶级斗争,是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时冒出来的。”“‘六三社论’能迷惑一些人,就是他用一些‘左’的词句作幌子,来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私货,歪曲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中心是文化大革命要不得。他们要劈倒社会主义世界,开辟资本主义复辟。社论3日发表,4日就开始收到批判文章,省委也开了会。但是,也有人对此很感兴趣,甚至当成宝贝,像传染病一样,受了传染。学校也有人很赞成那个东西。工作组刚进学校,刚到班,在揭发牛鬼蛇神的同时,要集中一段时间批判‘六三社论’。我前天讲了,有人说我有所指,说我偏袒一方。大家讨论,要不要批判‘六三社论’。有些人就是认不清。你们带回来的《呼吁书》,有些就是照抄照搬‘六三社论’,这要批判。当然,时间不要太长,毕竟是个小插曲。”
“还说个事情。这次学校发生了些问题,这里同志贴了些大字报,家里也贴了些大字报,出现了些是非。你们的代表也回来了,说法不少,看来口径是难以统一,也不容易一下子统一。无论有多少看法,但在领导权没有夺过来之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没有打倒之前,要集中力量打倒敌人。对这些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放在第二第三位。有人说我旗帜不鲜明,谁是红旗,谁是黑旗?这个旗帜现在打不出来。我的态度不能轻易表示,表示不恰当,会引起混乱。希望用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多数是好的,是不是也还有些人把水搅浑?我们要警惕有人混水摸鱼。大家在两地,有些话是第三者传的,不要轻易相信,煽动分子是有的。包括你们回去的五个同志在内,发生了问题,就要开动机器。现在已经造成了损失,不要再混乱,再造成损失。”
从马厅长的讲话和在学校里追查幕后人的情况来看,是想通过批判“六三社论”,查清《呼吁书》是怎样出笼的,借此追查出那个“把水搅浑”的“煽动分子”。
下午,马厅长参加了教职工的座谈会,又讲批判“六三社论”的问题。他说:“批判‘六三社论’,上次讲了,有反映,这次讲了,还有反映,说我打着省委旗号,转移斗争目标。‘六三社论’一定要批判,这个问题不能有错觉,不能说是针对哪一个班。根据我的了解,我们没有深入开展讨论。这并不意味着我校的丁守信,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不批判了。在这里把这个事情搞完了,回去就不再弄这个事情了。大家很关心这次学校发生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总会有个结论。这个结论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满意,但大多数人要满意。把情况弄清楚,还得要些时间。如果光是几个领导之间的问题,还好办,现在涉及两个点的问题。”
在工作组的安排下,24日准备了一天,25日开批判大会,有30多人在会上发言,从各个方面批判了“六三社论”。其实,马厅长说的“没有深入开展讨论”并不确切。留在河卡的同志,在听到省委关于“六三社论”的决定后,14日就和乡人委一起举行了批判“六三社论”的大会,还贴了许多大字报。
通过工作组的调查,我也才弄清有关《呼吁书》的情况。那天晚上,68班同学田世法、常发前二人看了《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觉得许多提法很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在写《呼吁书》时,就抄录了一些。写好后叫大家签名,出于一股热情,加之油灯的灯光暗,同学们,包括刘明乾、王中山在内,根本没有看内容,就纷纷签名。这个行动当然是盲目的,但硬要从中去寻找什么“把水搅浑”的“煽动分子”,实在太过分了!工作组的这次调查,使河卡师生看清了一个问题:他们借此做文章,根本目的就是要寻找证据,把达洛弄成这次行动的幕后人。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又在群众中增加了几分怨气。
26日下午,学校来车了。由于学院车辆不够用,借了师范学院的车。我院的司机讲,学院极力在做支持河卡师生行动的学生的工作,要求他们改变态度。师范学院的司机讲了他们学校的情况,说已经贴了不少任琛的大字报,批评他阻碍和压制运动。这些话在同学们心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晚上,工作组召开了党团员会,要求大家要讲团结,不要乱。马厅长再三强调,不要听小广播。大概他已经觉察出司机们传来的消息了吧!
27日下午5点钟,我们回到了学校,在校学生都出来欢迎。这是学校组织的,说只有“少数人”是有目的的反党,大多数是“受骗上当”,要争取。石院长对在校师生讲:“河卡师生回来了,要很好地欢迎,消除对立情绪。对这五个代表,工作组在各方面查清了,这些人也不会有负担了。我相信这五个代表也有好的表现。我们看事实,不预先作结论。五个人也有区别,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总起来,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和省委工作组在一起,会把问题搞清楚的。”
石院长说的那个“少数人”指的是谁?说大多数是受骗上当,受谁的骗?上谁的当?幕后人找到了吗?对于五个代表,“工作组在各方面查清了”,查清了什么?“五个人也有区别”,这倒很明白,和大字报集中攻击我一人是一致的。
回来后的这几天,在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会上,有几个同志发言总是夹枪带棒,离不开“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且说从河卡回来的68班和69班的同学“不讲道理”,老是“起哄”,这是由“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指挥的”。
我实在忍不住了,起来质问:“你们说的‘反党分子’,指挥学生‘起哄’的那个‘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是谁就明确指出来!如果是光明磊落的,就拿出事实来指名道姓地批评,何必遮遮掩掩?”
奇怪,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说:“你不要乱怀疑,我们并不是说你!”
不是指我,这当然是假话,但里面也有真话,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个有分量的“幕后人”。
我很纳闷,既然已经认定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为什么又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话总是遮遮掩掩?

四、牛棚

7月4日,遮遮掩掩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尽管工作组这次河卡之行没有找到任何罪证,但还是一意孤行,按照既定计划,公布了省委文革办公室转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达洛在海南工作期间的罪行》,把达洛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正式宣布6月10日河卡派代表回校是“达洛一手策划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事件”,即“六·十反革命事件”。我和河卡党支部副书记王金堂、委员潘登瀛定为“反党分子”,“达洛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有人还给我升了级,说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其实,省委的态度早就是明确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也是执行省委的指示。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开展起来,不少学校,包括西北地区的西安交大等院校也已经闹腾起来,西北局很紧张,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其蔓延。青海也不平静,刚出了个“六三社论”,又来了“六·十事件”,怎么得了!省委当天下午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进行部署,要求把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否则,我院党委也不敢采取那样的行动。
问题是,既然早就把我们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又不敢公开承认?看来,省委很可能还存在一些顾虑,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党中央也有明确指示,不能公开对抗。但是,他们又不允许运动这样发展下去,畜牧兽医学院这股风潮必须镇压下去,否则会影响全省。
镇压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是把“六·十事件”中的五个代表打成反革命,结果,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随后就改变策略,避开有“镇压学生运动”嫌疑的做法,抛开学生,只打击其中的教师。但是,仍然不能把群众的情绪压下去。于是,又开始物色“幕后人”,找一个过去有些问题、有辫子可抓又有点分量的人作替罪羊,力图一棍子打死。这个替罪羊先是吴寅,可能觉得不好挂钩,而且分量也不够,最后才换成达洛,由省委利用他过去的错误,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把他同“六·十事件”硬扯在一起,定性为“达洛一手策划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事件”,从而完成了这一镇压行动。
正因为如此,在以省委工作组的名义公开宣布的“达洛反党集团”成员的名单中,勾掉了事件中主要成员的四个学生,而把没有积极参与此事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党支部委员潘登瀛硬塞了进来。这样,不但增加了打击力度,又能堵群众之口,收杀一儆百之功效。
不能说这个设想不妙,只可惜离事实太远,虽然群众一时不敢说话,但终究还是难以说服群众。
说是“达洛一手策划的”,完全是无中生有。工作组公布的罪证材料,和他们作出的结论根本对不上号。其一,工作组公布的材料是《达洛在海南期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和“六·十事件”根本沾不上边;其二,材料中列举的全部“罪行”,都是过去在海南工作期间的问题,没有一处和“六·十事件”有牵连,何来“达洛一手策划”?
如果硬要找个什么后台,倒是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那就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石琳。因为是他派我和他一起去河卡宣讲文化大革命,声讨“三家村”,批判邓拓集团的,这可以说是“六·十事件”的导火线。在传达中央、省委和学院党委会议精神,动员河卡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时,石院长一直是主角,达洛只不过作点补充。为什么喧宾夺主,硬要把达洛推出来呢?
其实,两位院长离开河卡回西宁时,运动才刚刚开始,谁都没有想到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哪里有什么策划!
工作组倒是提到过一件事情,而且是唯一能说明我们同达洛有关的事情,那就是6月22日去河卡途中,“在恰卜恰和达洛一起开了黑会,策划了围攻工作组的计划”。
何来什么“黑会”?我们单独乘坐一辆车,如果真的想要策划什么,在车上有的是时间,何必选择恰卜恰来开什么黑会?至于“围攻工作组的计划”,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何况这个所谓的“黑会”出在“六·十事件”发生后的第12天,又怎样去说明它是“达洛一手策划的”?难怪此事未敢写入正式材料!
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倒还有点像。因为当时党支部开了会,派代表的决定是党支部做出的,而且当天晚上我们还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四条要求》。
为了查找反革命罪证,工作组接受唐建容的建议,搜去了我全部日记本。这件事使我很恼火。几个月前,学习小组曾提名我为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老唐当时就曾提出过这个建议,要我把日记公开出来,以便从中找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事迹。我拒绝了。这次他又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性质却相反,变成了找寻“反革命”罪证。
工作组正式宣布“六·十事件”是 “反革命事件”以后,很快又建立了一个“牛鬼蛇神”劳动队,把被他们定为“达洛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达洛、王金堂、潘登瀛和我,以及党委办公室主任丁守信,院长办公室代理副主任吴寅,总务、教务两处负责人郭必忠、崔同轩,老教师王肇西、高然、蔡国栋、李鑑轩,政治课教研组组长唐建容等一批人,集中管制起来,进行监督劳动。人们把它称之为“牛棚”。
五个代表中的四个学生,没有关进“牛棚”。这倒好理解,因为他们虽然是“达洛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因为是学生,工作组的正式名单中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奇怪的是唐建容,尽管一开始就紧跟院党委,服从工作组,而且表现积极,可惜,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工作组并不信任,于是,加了个“地主阶级狗崽子”的“罪名”,也把他和我们一起关进了“牛棚”
“牛鬼”每个人身上都挂有一块牌子,标明自己的“身份”。“达洛反党集团”几个人的牌子上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丁守信、吴寅是“党内走资派”,其他几位分别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地主阶级的狗崽子”等等。
在劳动队里,每天早上监管人员都要集合“牛鬼”训话,然后就是从事学院内的各种劳动。我们这几个“达洛反党集团”的“反党分子”,比其他“牛鬼”更忙,除劳动以外,经常被叫出来参加大小会议,交代问题,接受批判斗争,逼着写交代材料。同时,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达洛是藏族,借口汉字写不好,交代材料都是藏文,工作组只好去找人翻译。
经过几天的准备之后,14、15、16日连续开了三天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对达洛进行批判斗争。批斗的内容和工作组公布的“罪行”大相径庭,基本上没有涉及达洛在海南的什么“罪行”,而是集中火力追查他和“六·十事件”的关系。
王金堂、潘登瀛和我被拉到大会上“陪斗”,同达洛一起站在前面,低头、弯腰。我们几个人不肯低头,常常挨训,揪住头发强行往下压,我的头发被扯掉不少。
经过三天的大会批斗,16日,工作组正式宣布省委决定:撤销达洛副院长职务。
17日是星期天,斗争会停了一天,我们继续劳动。18日转入“中会”,召开教职工大会对我进行批斗。工作组用的词比较文雅,不说“批判斗争”,而说“批评帮助”,没有低头、弯腰,但无中生有、大喊大叫、拍桌子打板凳、指着鼻子骂等等,和批判斗争达洛的大会没有什么区别。
丁守信也在会上发言批判我,他说:“在反右时已有错误言论,那时就关系到要上街,这次又要上街,这是什么问题嘛!是对党不满!和达洛气味相投!”
21、22日,又开了两天“中会”,在教职工大会上先后批斗王金堂和潘登瀛。最后,工作组宣布:责令教师张佐汉、万民生、王丰才,干部张有福,工人丁怀斌、令科等人交代问题,随后,分别在各所在单位进行批斗。
五个代表中的四个学生,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但也在各自的班级进行了批斗。
此外,无论是教职员工,还是学生、家属,凡是对“六·十”行动表示过支持和同情的,都在各单位大小会上进行了批判,其中一些人被定为“达洛反党集团的骨干”。
吴寅没去过河卡,和河卡师生的行动毫无关系,也根本没有支持过“六·十”行动,和达洛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从未把这位副院长放在眼里,这次也被划入“达洛反党集团”,并封为“高参”,在“中会”上多次进行批斗。结果,反倒促使了他向“六·十”靠拢。
有一张大字报,把他们封的“达洛反党集团”的所谓“骨干”分子列了一个表,照录如下:
主帅:达洛
狗头军师:王金堂(副帅)
高参:潘登瀛、吴寅(吹鼓手)、张佐汉、万民生(左右手)
五虎上将:孙定华、刘明乾、史国宝、冈得仓、王中山
臭秀才:王丰才
马前走卒:丁怀斌、令科、李登峰、李增科、张继缘、丁桂林、张德成、郭汉良、靳汝贤、张有福、吴长德、刘国贤
巾帼英雄:周菊芬、祁连珍、陈思义、周凤岗
以上28人中,干部6人,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7人,工人4人,学生9人,家属2人。
25日,宣布院党委和院行政的决定:
撤销潘登瀛微生物教研组组长职务;
撤销孙定华教师党支部委员、民兵武装基干排排长、政治教研组副组长职务;
撤销史国宝学生党支部书记职务;
罢免刘明乾学生会主席职务;
王金堂调离院长办公室。
“六·十事件”转入专案处理。

五、平反与反平反之争

8月6日,工作组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随后就贴出一批大字报,内容全是一个调子:警告“六·十事件”的阴谋家,警告达洛反党集团,不准你们翻案!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们的案铁证如山,是永远也翻不了的!
奇怪!为什么突然叫喊起来?监管我们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工作组在积极分子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说中央决定要撤走工作组,要大家提防有人翻案。难怪气氛这样紧张!
大字报热火了一阵子,很快又平静了下来。这几天,工作组在做撤离后的安排,积极物色人选,准备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13日,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筹委会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学生,主任是70-2班团支部书记张云霞,副主任是66班团支部书记阎文化。教职工中有人事处干部罗冰、教师赵金坤等。
筹委会一成立,马上宣布:从今天起,“牛鬼”队伍由筹委会接管,有问题要向筹委会报告,有事要向筹委会请假。
20日,省委工作组撤离学校。
从22日开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到来了。这天晚上,筹委会组织了一些群众把达洛拉到花台前斗争。10点多,我刚睡下,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66班和70班的几个学生。
“戴上!”他们拿着纸做的帽子和衣服,要我穿戴。我见他们这种态度,没有理睬,径直往前走。在离花台不远的地方,几个学生追上来,拉住我强行穿戴。都是些学生,我不想和他们抓扯,穿戴就穿戴吧!
“念帽子上的字!”
“念牌子上的字!”
我这才看了看,帽子上写着:“我是达洛的主将”,牌子上写的是“反党分子孙定华”。
“我不是达洛的主将。不是反党分子。”
“老实点,照着上面的字念!”
“帽子上写的是‘我是达洛的主将’,牌子上写的是‘我是反党分子’。”
“不准耍滑头,只念那上面的字!”
“我没有耍滑头,上面是那样写的。”
“打倒孙定华!”
“打倒反党分子孙定华!”
口号声以后,还要我念,我如法炮制。
达洛在花台前站着,他的穿戴别具一格,不但色彩鲜艳,帽子也比我的高得多,上面写着“我是主帅”。帽子和衣服上还有几条飘带,上面写了好些文字,其中有“坚持反党立场,宣扬红教佛法”,“我乃红教本本子是也”,等等。旁边还站着王金堂和潘登瀛,他们二人的穿戴大致和我一样,都是纸衣、纸帽,胸前挂有牌子。
斗争的内容是追查我们煽动学生起来为“六·十事件”翻案的问题。
这事冤枉我们了!自从7月初把我们关进“牛棚”以来,监管一直很严,行动自由都没有,除了能从广播里听到一些中央的消息外,外面的事情都不知道,何谈煽动?今天的这个斗争会却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真的有人在为“六·十事件”翻案!
斗争闹剧结束后已是深夜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前两天,王中山托人捎话给我,要我写材料。我想,中央会议精神已经传达下来了,工作组也撤走了,还写什么材料?没想到结果竟是这样!好吧,豁出去了,写!
第二天,“牛鬼”队伍照常早起,上早操,监督劳动。不同的是,我们四人都要穿戴上纸衣、纸帽,在操场跑几圈,在全校教职工和同学们面前示众。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制度,天天如是。
说实在的,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开始,心里很难受,觉得丢脸,一两天后,脸皮厚了,也就无所谓了,反而抬头挺胸,昂首阔步,故意做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结果呢,反而有不少同学公开伸出手和我打招呼,这种情况,在前一段时间是根本看不到的。看来,形势在发生变化。
我准备写申诉材料,但劳动安排得很紧,根本不留空闲时间。这也阻拦不了我,睡觉的时间你总不能不给吧!同时,我一直拒绝写思想汇报,把这些时间都利用起来。
有一天我刚进家门,听见门外有人叫:“孙老师!”
是谁这样大胆?自从“六·十”以后,同学们根本不敢到我家来,就是来,或者在外面碰到,叫声“孙老师”,也得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听见。今天这是怎么啦?竟敢大声叫我“孙老师”!
“李长有!快请进来!”我回头一看,是69班的学生。
“孙老师,你对现在的问题怎么看法?”
“我们有错,可以检查,但制造那么多罪名来整我们,是有意陷害。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事情是会弄清楚的。”
“请你赶快把材料写出来,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我正在写,争取尽快写出来。”
听他们说,北京来了不少红卫兵,说毛主席18日身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多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上午,召开达洛的斗争会,我和王金堂、潘登瀛是少不了的。每次斗争达洛都要拉我们去陪斗,这是工作组宣布“达洛反革命集团”以后就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制度
“你受委屈了!”晚上,李登峰来我家,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没什么。说实在的,尽管今天受的皮肉之苦要多些,但是,我的心情非常轻松。以前的批斗会上,别看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内心还是相当难受的。”
他到我家来,也是叫我写材料。这个材料,王中山也在催。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达洛的斗争会开了三天,从昨天起,许多人竟违抗命令,拒绝参加这个斗争会。今天,到会的更是稀稀拉拉,发言者老是那几个人。后来,主持者大发雷霆,把我、王金堂、潘登瀛拉到前面去斗,赵金坤、刘虹光、殷祖凤等几个人喊破了嗓门,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最后,会议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晚上,不知是为了挽回面子,还是为了报复,由一些学生出面,把达洛和王金堂拉去游街。他们二人穿戴纸衣、纸帽,达洛在前,王金堂紧随其后。刚走出校门,另一些学生冲上前去,把王金堂抢了回来。对方无可奈何,只好押着达洛一人去游街。
达洛一手提着一面小锣,一手拿着锣锤,一边走,一边敲,口里喊着:“我是反党分子!”20来个押送者不时喊着口号:“打倒反党分子达洛!”“达洛策划‘六·十事件’罪责难逃!”
他们从学校门口出发,听说走过西大街后才返回。不知为什么,今晚游街,放过了我和潘登瀛。
29日早晨,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和往常一样去操场集合,准备出早操。平时监管我们的一个学生走上前来,把我们四人穿戴了一个星期的纸衣纸帽全部收去。最近以来,监管也没有以前那样严了,但我们这些“牛鬼”都很自觉,早操、劳动仍照常进行,而且很认真。
由于白天劳动安排很紧,我写材料只能在晚上,天天熬夜。我曾向监管人员请假,他叫我去找筹委会,说是没有筹委会的许可,不敢让我走。到筹委会办公室,罗冰说:“那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管理的,我们不知道。”
奇怪,筹委会成立后,曾正式宣布我们由筹委会接管,有问题向筹委会报告,有事向筹委会请假,怎么又不认账了?我找到筹委会副主任阎文化,提出请假的问题。
“请假干什么?”
“写材料。”
“写什么材料?”
“关于‘六·十事件’前后真实情况的材料。”
“不准!”
不是说那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吗?阎文化的行为道出了真情。
你们不准,我自己批准,回家写材料。一连两天,我都没有去参加“牛鬼”队伍的劳动。监管的学生来叫,我告诉他材料写好后就去。以后,他们再也没来叫过。这样,《“六·十事件”的真相》得以迅速完成。
这个材料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写完,还要感谢工作组。其中关于“六·十事件”是怎样发生的那一部分,基本上就是从工作组逼我写的交代材料中抄下来的。
王中山来取材料时告诉我,他们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小组”,文印室的人大多数都参加了,印材料不成问题。
在我闭门写材料的这两天,学校发生了两件事。一是8月30日成立了“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小组”(不久后改为“筹备处”),和工作组离校时组织成立的“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是对立的组织。二是8月31日开始批判工作组。先是由筹委会主持,群众不答应,又改由筹备小组主持。我没有去参加会,不是因为要写材料,而是还在“牛棚”里受管制,无权参加。
批判工作组的会开了三天,9月3 日,北京和西安的红卫兵在会上宣读了他们同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谈话记录。谈话主要内容有二:第一、“‘六三社论’不是大毒草,它的基本精神是革命的。”第二、畜牧兽医学院“派代表回来是对的,是革命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把畜牧兽医学院党委书记马万里作为工作组领导派去该院,“这是认识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二十三条》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没有认识到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不是说明“六三社论”和“六·十事件”都应该平反吗?杨植霖不但是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而且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西北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都发话了,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们,还要继续把我们关在“牛棚”里?
斗争工作组以后,许多学生外出串联,部分干部和教师也跟着出去了。
两个观点对立的文革筹备组织,围绕“六·十事件”是不是应该平反的问题,还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逍遥派当然也有,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法逍遥,因为还要争取把“六·十事件”这个案子翻过来,把反革命帽子摘掉,把我们这几个人从“牛棚”里解放出来。
学院党委仍坚持认为我们是反革命。9月上旬,去农村参加四清的同志回校。在这之前,党委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信,介绍学校情况,说学校出了右派。回来后,又召集他们开会,宣布:“六·十事件”是“达洛反党集团”搞起来的,“是达洛一手策划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帅是达洛,王金堂是副帅,潘登瀛是高参,孙定华是急先锋,吴寅是狗头军师……”
许多学生外出串联去了,留下来监管“牛鬼”队伍的几个学生也不那么积极了。为了加强对“牛鬼”的管理,监管负责人换成了干部,一是党委办公室的刘虹光,一是筹委会委员、教师赵金坤。干部、教师走到了前台,再次用实际行动否定了“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的说法。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两人一上台就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每人每星期六写一张大字报,向革命师生汇报劳动后的思想变化。第二、星期六晚、星期日外出必须请假。”
校外,由北京、哈尔滨等地来的红卫兵发起,在西宁地区展开了对“六三社论”的大辩论,要求为“六三社论”平反。
9月11日,是刘、赵二位宣布两条纪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有意违反他们宣布的那两条纪律,昨天没有写汇报思想的大字报,今天又没有请假,到南门体育场参观有关“六三社论”的辩论大会去了。
在“牛棚”里关了两个多月,第一次走出校门,接触外面的世界,真是大开眼界!在辩论大会上发言的,只有一种意见,都主张为“六三社论”平反。主席征求持不同意见的人上台发言,叫了多次,没有一个人上去。但是,到街上一看,观点针锋相对,笔战十分激烈。大字报到处都是,见缝插针,很少有空隙。有的点名批评省委第二书记王昭,主张为“六三社论”平反;有的仍坚持认为“六三社论”是大毒草,应该继续批判。还有人在街上散发传单,说北京等地来的红卫兵是“右派”,搞这个辩论会是个“大阴谋”。
13日,筹委会主持大会斗争丁守信。由于大部分学生外出串联,参加会的主要是教职工。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又把我们三人拉去陪斗。斗达洛要我们陪斗,因为同属“达洛反革命集团”,斗丁守信也把我们拉上去,这又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这样的斗争会,目的又是什么?
我上台后不低头,不弯腰,一直是抬头挺胸地站在那里。这也是一种抗议。
“孙定华把头低下!”赵金坤大声喊叫,还有几个人也跟着叫喊。
“对不起,今天是斗争丁守信,不是斗争我。”
“低头!低头!”我的回答更激起了那几个人的愤怒,口里不住地大喊大叫。我心里有气,也目不转睛地来回盯着他们,形成僵持状态。
“孙定华不向人民低头,叫他出去!”吴寿祥站起来,拿着一张纸条高声宣读。他话音刚落,没等主持人发话,我迈开大步就往外走。
“滚出去!滚出去!”还是那几个人在叫,我没有理睬。
下午,有人来拉我去参加斗争大会,走到半路,又派人把我追回,叫去厨房劳动。可能又是那位高参出了好主意。
晚上,刘虹光、赵金坤二人把“牛鬼”队伍全部叫到四楼会议室,分别对我们几个重点人物“训话”。赵金坤在对我的训词中列举了这样一些罪行:1957年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在教学上散布修正主义言论;和丁守信关系密切;和达洛勾结在一起进行反党活动;搞“四清”时犯有政策性错误;不遵守纪律,星期天不请假外出;态度恶劣,不老实交代问题,不接受群众批判;等等。刘虹光接着训,除重复上面那些罪状外,又补充了一条:今天捣乱会场,不向人民低头。还说:“叫你去劳动,你说劳动没意见。明天就不叫你去劳动!”
“训话”完毕后,宣布纪律:“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准你们乱说乱动,如果违犯,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9月16日晚,党支部书记舒世华通知我参加支部会,说是要研究下一步工作安排。
奇怪,党委早就把我定为反革命,虽未履行手续,但一直不承认我还是共产党员,也从不让我参加支部会,而且至今还被关在“牛棚”里,今天是怎么啦?不过,既然通知,我就去看看。
会上,发言者寥寥,而且不知所云,只有周广泰似乎道出了会议的主题。他说:“按《十六条》,支部应起带头作用,但是,弄不好,就会出问题。6月10日,支部并没有作决议反击,而现在说是有组织地反击,压制群众运动。”舒世华接着说:“今天又有人提这个。支部确实是没有组织反击。”
哦!原来是要向我解释这个。其实,这是众所周知的,解释几句并不能抹杀事实。随后,舒世华、吴寿祥提出改选支委会,大家都认为不是时候,只好作罢。
19日,我们这个“牛鬼”队伍中突然少了一个人,就是“达洛反革命集团”的“副帅”王金堂。王金堂是贫农出身,外地来青海的红卫兵很看重他,把他带到北京告状去了。这当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对监管人员更是严密封锁消息。
晚上的训话会上,监管负责人赵金坤追问吴寅,吴说:“今天叫唐建容去叫他,他老婆说昨天就走了,没回来。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不知道。”又追问我,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们。接下来就是训话,无非是说我不老实,不向人民低头之类,没有什么新内容。
最后,赵金坤宣布:1、今后如果再有人出走,由吴寅负责。2、星期三以前,每人写一张大字报,汇报个人思想。
训话结束后,吴寅被留下。后来听吴寅说,他们认为是达洛在搞鬼,要他去叫达洛来,他谎称达洛患细菌性痢疾,只好作罢。
最近以来,西宁地区成立了许多观点各不相同的组织,其中最大的要数“青海省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和“青海省红卫兵总部”这两个对立的学生组织,以及“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和“青海省毛泽东思想捍卫队”这两个对立的工人组织。各种组织成立后,斗争也日趋激烈,除继续辩论“六三社论”应否平反外,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增多了。一方面,攻击外地来青海的红卫兵,说他们是“右派”,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对省委提出了更多的质疑,而且说攻击外地红卫兵的行动是由省委指挥的。
我们学校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六·十”以后,院党委认为我们是反革命,组织在校师生进行围攻,后来工作组正式把达洛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把“六·十事件”定为“达洛一手策划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事件”,把我们定为“达洛反党集团”的成员,都是在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些过去曾围攻过我们的同志,如任卫东、唐建容等,也在学习会上道出了真相,说当时写攻击我们的大字报是上面布置的,他们不了解情况,材料由上面提供,省委还把从海南调来的关于达洛的材料向他们公布。
最近,张有福和李林贵、黄根绪两个学生一起,曾到海南调查,他们回来说,达洛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是贫苦牧民;红教本本子说不清楚,可能干过。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问题在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出自海南州委,不大好调查。调查之事,海南州委很快报告省委,我院党委和文革筹委会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赵金坤在给“牛鬼”队伍训话时说:“最近,有人竟敢去海南搞什么调查,要想为达洛翻案,这是痴心妄想!你们别做梦了,达洛的案是永远也翻不了的!”看样子,围绕达洛的问题,还会有一场尖锐的斗争。
从文印室传来的消息,有人最近又在准备材料,把达洛和我们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写的交代材料作了摘录整理,交打字员许萍打印。是否下一步又要搞点什么明堂?
10月1日,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海南来了一车人,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把达洛押去海南斗争。与此同时,筹委会也发动了新的攻势,贴出了不少大字报,说张有福等人去海南调查,是筹备处派去的,目的是为达洛翻案。大字报还点了王金堂、万民生等好几个人的名,特别是张有福和张学文,遭遇和我差不多,祖宗三代和个人的历史等人事档案中的材料都公布了出来,说张有福是阶级报复,张学文是私生子,等等。
筹备处为此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派人去海南。张有福也声明,说他去海南纯属个人行动,和筹备处无关,一切后果由他个人负责。
张有福去海南是否和筹备处有关,我不清楚,但很可能和筹备处一些领导人有默契。在此以前,我和他们议论过此事,有的人确有为达洛翻案的想法。他们认为,达洛是因为上边要镇压“六·十事件”才被推出来的,其罪名很可能够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把“六·十事件”和达洛捆在一起,硬说是“达洛一手策划的”。这次红卫兵叫王金堂去北京,达洛根本就不知情,也说是他搞的鬼。看来,如果不解决达洛的问题,“六·十事件”很难彻底平反。多数同志同意这个分析,但是,由于对达洛的底细没有充分了解,主张暂时不要涉及他的问题,以免造成更多的麻烦。现在,他们根本不让你分开,一心想要利用达洛问题来做文章,维护省委工作组对“六·十事件”的定性,搞垮筹备处。
这次攻势来势凶猛,确实吓倒了一些人。当天就有六个同志贴出大字报,声明:“我们只是同意审查‘六·十事件’才参加进去的,现在看来,这只是他们的观点之一,同时有许多做法是错误的,因而,我们声明,退出文革筹备处。”这显然是害怕背上为达洛翻案的罪名。筹备处也再次发表声明:“要把那些为达洛翻案的人开除出筹备处”。
我心里是坦荡的,无论达洛是人还是“鬼”,“六·十事件”最终都会平反,因为我们没搞任何阴谋,而且这个事件是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发生的,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是达洛一手策划的”。达洛这个所谓的“后台”,是省委工作组为了镇压“六·十事件”硬栽上去的,无论喊得有多么凶,终究是站不住脚的。
10月4日,报上发表《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社论发表后,过去反对“六·十事件”最积极的那些人,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包括周广太、姚振琦等在内,尽管还在说“五代表不是反革命,但也不是革命的”,但已表示“同意对‘六·十事件’进行辩论”。
6日晚,原省委工作组领导马万里、刘呈云找刘明乾谈话,之后还硬要留他吃饭。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说,要宣布过去对“六·十事件”处理错了。不过,他们仍然坚持“是达洛策划的”。刘明乾说;“他们还想留个尾巴,我当然反对。”
在这个问题上,我院党委以及海南州委的一些人,和马万里等领导人的说法十分一致。他们已经统一了口径。《红旗》社论施加了压力,形势所迫,“六·十事件”不能不平反。但是,达洛这个“后台”不能放弃,以便以后好做文章。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在攻击筹备处为达洛翻案,甚至说筹备处是反革命组织。
10日中午,学院广播通知:“全体红卫兵注意,马上到操场集合,执行任务!”随后就有人来叫我。我到操场时,“牛鬼”队伍已经集合好了。红卫兵把吴寅拉出去单独训话之后,要他一个一个地介绍情况,最后是向全体“牛鬼”训话,内容是“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警告:“如果有人要为达洛翻案,是罪加一等!”还说:“有人外出不请假,不写交代材料,这是为什么?限你们明天把交代材料写出来!”
这显然是在点我,因为除我之外,其他人都没有这样做过。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点名。我当然不会再写什么交代材料。
筹委会为什么突然采取这个行动,而且还这样气势汹汹?是否与王金堂回来有关?
王金堂是这天上午回学校的。回来后,没有再去“牛鬼”队伍。下午,他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传单给我看。这是中央军委发的《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还加了批语,说“这个文件很重要,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指示》说:“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应宣布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别被迫写的交代材料,交本人处理。党委、工作组写的材料,应征得本人同意,当众销毁。”这个文件是10月5日发出的。王金堂说,第二天还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的十多万人参加,张春桥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
我院党委已经收到了这个文件,但还没有给全体党员传达。
第二天一大早,王金堂把上述文件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上午11点,学院党委召开党员大会,而且通知我和潘登瀛到会。不知为什么没有通知王金堂参加。会议内容只有一个,就是传达这个文件。孙璞副书记在读完文件后说:“这个指示我们刚接到,还没有研究。我们过去也有些错误。错的就改,正确的还是正确的。研究后,应该解决的,学院也能解决的,我们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把意见报请省委。如何办?大家下去讨论执行。”
其实,党委昨天下午收到指示后,晚上就开了会,说“还没有研究”,并非实话。“如何办?大家下去讨论执行。”这是何意?“反革命”是党委定的,怎么要“大家下去讨论执行”?
下午,在院党委和省委工作组还没有宣布给我们平反的情况下,管“牛鬼”队伍的几个学生同主管此事的刘虹光、赵金坤对着干,抢先“执行”,宣布我和潘登瀛退出“牛棚”。王金堂呢?大概是因为他去北京后就已经离开“牛鬼”队伍,现在用不着再宣布了。
赵金坤知道后大发雷霆:“还没有宣布解放他们,他们就解放了。他们也能解放?”还说什么“有他无我,有我无他”,表示了一定要斗到底的决心。喊尽管喊,但已无人理睬他了。
中央文件传达后,教职工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专业课各教研组连续开了几次串联会。起初,他们不让直属学习小组的同志参加,后来也不限制了。经过辩论,认识逐渐一致,认为省委工作组违背党中央的指示,压制群众,不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六·十”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现在应该平反。不少同志还冲破文革筹委会的限制,成立了“红尖兵”、“红尖兵二队”、“红岩战斗队”等组织,宣布脱离文革筹委会。原来“意见完全一致”的直属学习小组,也改变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贴出了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对石院长、孙书记提出批评,要求党委尽快给“六·十事件”平反,并撤销对其中几个教师和干部的处分。
涉及达洛问题时,多数同志有保留。尽管他们也觉得给达洛定的“罪名”有些言过其实,帽子扣得太大,但对他的底细不十分清楚,加之那些材料又是省委从海南州委调来的,不敢轻易否定。也有人还想利用达洛问题做点文章,把我们几个人说成是“在达洛反党活动中犯了错误”,要查清“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之后,再作处理。
当然,也有人根本就反对平反。王谦益说:“把他们平反了,他们不是也要把我们像那样来整一整?”
这话是副省长韩洪宾8月24日讲话的翻版。韩副省长在那次讲话中说:“如果他们胜利了,我们就成了修正主义!”
这话在一些同志中颇有影响,周广太就曾对一些学生说过:“他们到运动后期,要把张云霞、阎文化(学生,文革筹委会的正副主任)打成右派。你们现在把我推出来,反正我在6月10日讲了那些话,你们不推,我也要被他们揪出来。”
在教职工和学生中也有人讲:“如果他们是革命的,我们就成了反革命。”还说:既然这样,“哪怕是剩下几个人,我们也要坚持到底!”
说实话,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到现在,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在上面的指挥下干的。当时他们执行上面的指示,真的把我们当成了反革命,所以才有那些行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将来决不会像他们那样整人!决不会报复任何人!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筹委会的领导们坐不住了,17日发出话来,要“改组筹委会”。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20日晚,由“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和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等20多个组织发起,在人民剧院召开了“西宁市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不少单位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说他们单位的领导还在压制群众,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人还对省委提出批评,认为省委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甚至还在对抗。省委第二书记王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如果省委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欢迎炮轰。如果认为我也是,也欢迎炮轰,用最大口径的炮轰!”
22日上午,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找我和王金堂谈话,征求为“六·十事件”平反的意见。我们提出三条:1、彻底平反“六·十事件”,承认“六·十事件”是个革命的事件。2、对工作组讲价钱的做法提出批评。10月5日中央文件下达后,工作组在群众的压力下,像挤牙膏似的,挤一下出一点。开始只同意平反五个代表中的四个学生,后来增加王金堂,再后来又增加潘登瀛……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平反整个“六·十事件”。3、公开批评韩洪宾副省长8月24日的讲话,以消除影响。经过讨论,他们表示同意。
文革办公室主任强建华也提出三条:1、在平反期间,不提筹委会坚持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2、在平反期间,不提出批判殷祖凤、周广太、曹家樑等一般干部。3、刘明乾学生会主席的撤职处分,现在撤销,是否可以不坚持由阎文化宣布。以上三条,我们也表示同意。他们是学生和一般干部,其行动是在上面的指示下干的,又何必揪住不放呢!他们坚持原来学院党委和工作组给我们的定性,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好了。不过,我们声明,这只是我们两人的意见,回去尽量做说服工作,如有问题,还需重新协商。
回来后确实遇到了问题,刘明乾首先就不同意。不过,经过说服,很快就同意了。对王中山,却费了不少口舌。
23日,省委书记薛洪福、文革办公室主任强建华来校和筹备处同志会谈。他们同意为“六·十事件”平反,但在处理材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们同意销毁工作组和党委整理的“六·十事件”有关人员的材料,但不写清单,也不许看。
我们认为这样做欠妥。不写清单,也不许看,谁知道销毁的是什么材料?
第二天,筹委会突然召开大会,辩论“六·十事件”平反的问题。发言人看来是经过挑选的,口径十分一致,同意平反,但不承认它是革命的。他们说:“有人硬要把承认‘六·十事件’是革命的作为平反的条件,这里面有阴谋。如果承认‘六·十事件’是革命的,这就为达洛翻了案,正符合了个别人为达洛翻案的阴谋。”
这些同志仍坚持省委工作组和学院党委定下的调子,还是要把 “六·十事件”和达洛捆在一起,留下一个尾巴。
关于材料的销毁问题,后来又谈过几次,省委领导们讲了很多理由,要我们谅解。筹备处方面也作了让步,同意只看标题,检查一下内容是否符合即可。
我对此事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整我们的材料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完全销毁。首先,工作组尽管作过保证,一定把所有的材料完全交出来,但是,能兑现吗?其次,材料是由院党委和人事处管理的,档案室是保密单位,不能核查,是否完全拿出来销毁,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最后,退一万步讲,就是学校档案室将整我们的材料完全销毁了,还有工作组保管的,以及送省委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呢?都能拿出来销毁吗?
10月26日,省委薛书记、文革办公室和工作组的领导强建华、马万里等来校召开大会,正式宣布给“六·十事件”平反,承认河卡师生6月10日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学院党委也在会上宣布,撤销对王金堂、潘登瀛、孙定华的处分,撤销对刘明乾、史国宝等几个学生的处分。薛书记讲了话,希望大家听毛主席的话,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革命,搞好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宣布平反时,回避了达洛问题,从头到尾只字未提达洛。
会上,文革筹委会的一部分人大闹会场,高喊口号:“坚决反对平反‘六·十事件’!”“平反‘六·十事件’就是为达洛翻案!”轰闹了一阵之后,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于是,斗争转到了会外。
会外的斗争异常热闹。反对平反的人贴出大字报,宣布脱离文革筹委会,成立“东方红战斗团”。他们批评省委工作组出尔反尔,质问工作组为什么要同意平反,说“平反解放一批人,又要打击一批人”。他们宣布“‘六·十事件’平反无效”,并到省委请愿,把《薛洪福是个大骗子》的大幅标语贴到省委门口,把《戳穿省委工作组的阴谋》、《“六·十事件”平反无效》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
罗冰、刘虹光、周广太、赵金坤等几个党委、人事处的干部和教师,也先后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文革筹委会”,“加入东方红战斗团”。随后,又出现了声讨罗、周等人的大字报,说他们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东方红战斗团的头头怕犯众怒,不敢公开接纳,赶紧发表声明,拒绝罗、周等人加入。
这样你来我往,笔战了好几天。
东方红战斗团的声明当然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不仅罗、周等人,包括当时不动声色、没有贴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公开表示过要加入东方红战斗团的党委办公室干部殷祖凤等人,不仅是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在行动上,都是东方红战斗团的骨干,头头们往往都听命于他们。
宣布“六·十事件”平反后,我的日记本如数归还,但有些人还在风言风语地谈论里面的某些内容,特别是有关我和女朋友交往的那些事,而且还添油加醋。一气之下,我把所有涉及和女朋友交往内容的日记,全部撕下烧毁。
关于这次平反,不少同志批评我对有些人过分信任,让步太多,对整我们比较厉害的那几个人太“仁慈”,没有坚持对他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
有些事情也使我想不通。11月1日,孙书记贴出《炮轰院党委》的大字报,希望群众揭发党委的错误。大字报只是口头上承认有错误,并没有说错在哪里;对用公布个人人事档案的手法来整人的公然违反人事档案管理制度的人,不但没做任何处理,连口头批评都没有。
在工作组方面也发现了问题。根据工作组成员提供的情报,11月5日和7日,70-2班“十个造反兵”在李调元等几个工作组成员的家里搜出来一些整群众的材料。
原来工作组曾于10月13—19日在西宁宾馆开会,说是研究给“六·十事件”平反,实际上是给工作组成员做鉴定。他们把批评工作组不执行中央指示的组员鉴定为“有变节行为”,这些同志不服,透露了工作组隐藏机密材料的秘密,造反兵遂去那几个工作组成员家里搜寻,并公布了搜出来的材料。
这些材料有些在销毁时见过,有些则从未听说。这证实了我原来的估计,整我们的材料根本就不可能完全销毁,而且未销毁的往往是更机密更厉害的。比如其中有一份学院人员排队的名单,共定右派54名,占全院教职员工和学生总人数350多人的15%。
好大的比例呀!我看了十分惊讶。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下去,还会有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这种做法,实在太狠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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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
《青海日报》1966年6月3日社论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红旗飘飘,战鼓咚咚,一个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全国兴起,正在全省兴起!
在毛泽东思想的帅旗下,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团结一致,口诛笔伐,全线出击,向资产阶级“权威”猛烈开火,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
这是一个大革命的形势!这是—个大反击的形势!这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的大进攻!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势如破竹,所向无敌,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在这个大进攻面前,“三家村”黑店被砸得稀里哗啦,资产阶级“权威”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切牛鬼蛇神被吓得发抖。
好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真是轰轰烈烈,热气腾腾,威风凛凛!
大革命就要大搞,不能小搞。大反击就要勇猛,不能畏缩。
大进攻就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大搞群众运动,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一齐出动,全部使用,不能冷冷清清,文质彬彬。
大革命就是大“反常”,就是要大“反”资产阶级之“常”态,踢翻反党分子的“阎罗殿”,砸烂“三家村”这座大黑店,创造—个无产阶级的新秩序、新世界。
大反击就是大“破”,就是—要破反党分子的颠覆阴谋。什么“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什么“有立有破”,全都是胡说八道;破就是立,破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斧头劈倒旧世界,镰刀开创新乾坤”,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就是要让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丢脸,叫他们的威风扫地以尽,把他们打得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无产阶级要做历史的主人,文化的主人。
大进攻就是大“动乱”,就是要打乱资产阶级的反党时间表,打乱牛鬼蛇神的旧秩序,什么“这样搞,乱了套”,什么“天下大乱”啦,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来个“天下大乱”,把资产阶级的旧天下打乱、打垮,叫你们不成个“体统”,叫你们乱套慌神。我们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红通通的新天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大搞,大闹。不管他是资产阶级的“权威”,还是封建帮会的“祖师爷”,我们要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
的阶级斗争搞得热火朝天,闹得烟云滚滚,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我们一概要把他们闹得六神无主,统统踩倒,剥夺他们的统治权。书生气十足,要不得;
“小脚女人”的做派要不得;
前怕龙,后怕虎的作风要不得;
“东郭先生”要不得……
要不得,要不得,统统要不得!
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彻底革命,谁敢阻挡我们,我们就打倒他:谁要打击我们,我们就踏碎他;谁要干涉我们,我们就砸烂他。
革命就是大变动。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会有一些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会有自动出笼的牛鬼蛇神,会有几个小丑来跳梁,会有几只苍蝇嗡嗡叫,一切肮脏的社会渣滓,都有可能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巨浪面前浮上来,泛起来。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也决不害怕。叫他们“自我暴露”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让我们再大声宣告:大革命就是要大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对敌人还讲什么客气?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贴贴大字报,开开声讨大会,是过分了吗?不,这是革命的正当行动,是革命的
常规。我们还应当多多地写文章,多多地贴大字报,多多地开大会,这是工农兵反击反党分子、野心家和一切资产阶级“权威”的最好形式。
“天兵怒气冲霄汉”,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是无敌的,让我们进一步行动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奋勇杀敌,乘胜追击,投身到大革命、大反击、大进攻的洪流中来,打它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大字报好得很!
群众运动好得很!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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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1966年6月11日)

一、《青海日报》六月三日发表的题为《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的社论,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决定撤销这篇社论,并进行严肃批判。
二、这篇社论,既未经报社编委会讨论,也未送省委审查,是由报社总编辑程光远同志擅自发稿的。他在处理这一稿件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犯有严重错误,故决定撤销程光远同志《青海日报》总编辑职务,并责令他深刻检讨,向省委作出交代。
三、责成《青海日报》编辑委员会深入地检查编辑部的工作,接受教训,并提出切实办好党报的方案,报告省委。
四、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韩洪宾率领工作组,加强《青海日报》的领导,对《青海日报》的工作,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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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坚决拥护省委关于《青海日报》
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青海日报》编辑委员会
(1966年6月13日)

《中共青海省委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今天发表了,我们完全拥护省委这个决定,决心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深刻检查“社论”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系统检查编委会的工作,痛切地接受教训,切实改进今后工作。
本报六月三日发表的《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的社论,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左”的词句,煽动性的口号,有意制造混乱,起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这篇社论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颠倒敌我关系。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历史性任务,就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就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最根本的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普及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密切相结合。这场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份子,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对抗性矛盾。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而“社论”却提出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动口号,煽动牛鬼蛇神继续向我们“大进攻”,要它们起来“大搞、大闹”,“搞得天翻地覆”,“烟云滚滚”,“六神无主”,“来个天下大乱”,企图搞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篇社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新中国已经建立十七年一片大好形势的今天,它竟然提出“要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剥夺他们的统治权”,还要“斧头劈倒旧世界,镰刀开创新乾坤”,“建立一个红通通的新天下”。显然是别有用心,借文化革命之机,制造混乱,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
备。
这篇社论反对党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运动正在迅猛异常地健康发展。但是,“社论”却大肆攻击说:“书生气十足”、“‘小脚女人’的做派”,这个“要不得”,那个也“要不得”,统统“要不得”,谁要阻挡和干涉,就要“打倒”、“踏碎”、“砸烂”。这样疯狂叫嚣的目的,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这篇社论,是本报总编辑程光远同志授意,由陈逸(即野艾)写的,程光远同志审定,既未经编委会讨论,也未送省委宣传部、省委审查,就迫不及待地擅自发表。这篇社论发表以后,立即遭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激烈反对。本报连日接到许多批判“社论”的稿件,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群众,政治嗅觉锐敏,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监督、促进和鞭策。
这篇社论发表后,省委严肃批评了程光远同志并让他进行深刻检查,接受群众批评。但是,程光远同志却不执行省委指示,竟然对工农兵群众的正确批评,采取了打击、压制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恶劣态度。谩骂提意见的人,并指使报社工作人员要坚决“顶回去”等。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这篇社论发生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虽然错误的责任主要应由程光远同志担负,但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编委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以及集体领导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决心继续进行彻底检查,热情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批评和监督,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坚决自我革命。今后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办报的最高指示。在党的领导下,密切依靠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使《青海日报》真正成为非常革命化的党报,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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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中共青海省委撤销
《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的声明
(1966年12月2日)

(一)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省委作了《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并在报纸上对社论进行了批判。近来,在群众辩论的基础上,省委重新进行了讨论,认为《青海日报》六月三日发表的题为《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的社论是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它符合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鼓励和支持群众敢于打破框框,发扬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搞大闹起来,它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但是,也有缺点。社论发表后,由于省委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很不理解,按常规走路,思想落后于形势,“怕”字当头,怕搞乱文化大革命,因而作出撤销这篇社论的错误决定。结果,束缚了群众的思想,压制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这是违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二)现在,省委决定撤销六月十一日《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程光远同志因为这篇社论而受到的处分,现决定予以撤销。同时,对于因为对“六·三社论”认识上的不同,而受了批判斗争的,应予纠正。《青海日报》编辑委员会六月十三日在《青海日报》发表的《坚决拥护省委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文章,是经省委授意和审定发表的,其错误的责任由省委承担。
(三)《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发表以后,许多同志对这篇社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省委、关心党报的革命精神是好的。后来,许多同志对省委的处理决定提出了批评,这种敢于坚持真理、批评省委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启发。省委六月十一日的错误决定,扩大了人民群众对“六·三社论”认识上的分歧,责任完全在省委。我们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人民群众中,不要因为对“六·三社论”有不同认识而相互歧视,更不要乱扣帽子。
(四)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一切问题。省委决心从处理“六·三社论”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严格检查和改正前一阶段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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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青海省委文件(报告)
青发(66)300号
关于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发生闹事问题的报告

西北局:
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六月九日以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从六月十日开始,发生了严重的闹事事件。这一事件是在该院党员副院长达洛(藏族)一手策划和指挥下搞起来的。他利用职权,煽动该院在兴和县河卡建立半牧半读学校工地的部分师生回院闹事,并拉拢一些对党不满的分子,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大肆攻击院党委和党委副书记兼院长石琳同志,企图混水摸鱼篡夺该院的领导权,公然提出不准学院领导干涉他们的行动,叫嚷要把学校闹得“烟云滚滚、六神无主”,“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要罢课,上街游行。省委派进工作组后,还扬言要赶走工作组。气焰十分嚣张。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六月十日达洛同志未经请示青大党委和院党委,就擅自决定从河卡派回五名代表,私自召集河卡代表开会,审查了从河卡带回的攻击院党委和石琳同志的大字报,指示对院党委“斗争要坚定”,并研究了“斗争策略”。随之,一面贴大字报,一面由几个代表分头在学生中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进行煽动,说什么“现在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时候了,你们还有什么心肠上课?”“你们对党委有什么意见,马上拿来。”说“畜牧兽医学院是小北大,要把他闹一个翻天覆地”,并向院党委提出六项要求,中心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有的竟狂妄地说:“我们要搞革命,谁也不能阻拦!如果省委有问题,我们上西北局;如果西北局有问题,我们就上中央。”在院的七零(一)班、七零(二)班新生,一时受了蒙蔽,好多人支持他们,公开提出要在十三日罢课,要到省委请愿,上街游行。当时有一部分革命师生觉察到河卡代表活动不正常,就站出来和他们斗争,他们指责这部分师生是“保皇派”。
在闹事前石琳同志曾邀达洛同志一起找“代表”谈话,事闹起来后,石琳同志又约达洛同志到青大党委汇报,均遭达洛拒绝。六月十一日河卡“代表”竟在青大党委当面把石琳同志训斥一顿。达洛看着火已经烧起来,就不辞而别,匆匆回到河卡进行煽动,给青大党委打电话说:“河卡师生要求返校。”青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任琛答复,没有省委指示不能回来。但达洛仍然宣布建校师生全部返院,并布置了行动计划:到西宁后在第二人民医院门口下车,拿上旗帜游行示威。选出三十二名学生,准备分头到学院各班和牧场演讲。后经省委制止,才被迫作罢。
六月十二日省委派省人委秘书长马万里、文卫厅政治部主任刘呈云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到校调查处理,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到十五日事件稍有平息。十六日工作组责成达洛负责做好“代表”的思想工作,然后再由达洛和石琳同志共同与“代表”谈话。达洛当面拍胸保证做好工作,但背后却肆意歪曲工作组的意见,私下给“代表”布置说:“石琳的态度变了,明天会上要好好地整他,你们态度要严肃一点。”并威胁石琳同志要向“代表”明确表示:“河卡代表是革命来的,不是反党来的。”十七日当石琳同志同代表谈话时,达洛同“代表”一起,对石琳同志进行围攻,拍桌子瞪眼,指着鼻子质问。随后又在师生中揭发院党委和石琳同志的所谓“罪恶”,企图将事态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对革命左派周广泰、曹家栋等六、七位同志轮流展开围攻,把他们诬之为“保皇派”。达洛还亲口威吓七零(二)班团组织委员李文正说:“革命嘛,是一个暴力行动……你们做好精神准备,群众起来要打人的,打人可是不好收拾的。”
在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中,达洛所纠集的一些最活跃的分子,多是一贯对党不满的人,如孙定华(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中有好几人被我杀、管、斗,五七年有右派言论)、吴寅(多次违法乱纪、曾受四次处分,六零年曾因反革命罪被开除党籍)、刘明乾(五七年有大量右派言论,六一年又写反动诗污蔑社会主义)、冈德仓(一贯落后,在上中学时曾多次煽动同学闹事)等,这些人一见有机可乘,便疯狂向党进攻。达洛为了拉拢这些人为自己服务,竟将西北局发给县团以上机密文件给这些人看,并公开在学生中说:“中央宣传部已经烂掉了,陆定一已撤职”等。
达洛及其纠合的一伙企图攻倒院党委的阴谋未得逞,又把矛头指向省委工作组。工作组布置全体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并结合批判《青海日报》六月三日反动社论(因这篇社论在该院造成极坏的影响),达洛做贼心虚,指使其一伙到处散布“批判六·三社论就是批判河卡师生的革命行动”,公开反对工作组的安排。马万里同志和达洛约定二十二日同去河卡,但达洛却提前连夜赶回河卡造谣说:“工作组是追幕后人来的,”“是带框框来的”,并布置其亲信赶快给自己贴大字报,企图瞒哄工作组。第二天开声讨会时,对工作组进行了围攻,诬蔑马万里不是好东西,批判六·三社论是工作组打着省委的幌子,转移目标。含沙射影的诬蔑工作组是“保皇派”,到处散布:畜牧兽医学院是甘农大,省委工作组同甘农大工作组一样犯了错误。直到七月二日,达洛还暗中指使其一伙深夜秘密聚会,七月三日白天房门外加锁,里面开会,商量对策。叫嚷要拿定主意,坚持斗争,不能当叛徒。达洛还指使其一伙炊事员给工作组吃冷饭,不给吃饭,企图赶走工作组。
达洛搞这次阴谋活动的目的是想攻倒院党委,夺取领导权。他曾一再向工作组说他是个普通党员,管事务的,职位低、权力小,并指使其一伙写大字报说,像达洛这样贫苦牧民出身的党员,为什么不让当党委委员,为什么不重用?当革命师生彻底揭露了他的反党阴谋后,他还向其他同伙说:“这次我失败了,‘代表’同志要受一些委屈,但我达洛还要同他们干到底!”
达洛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本本子(宗教职业者),参加工作后一贯站在牧主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坏分子、打击贫苦牧民,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早在任海南州委副书记期间,就反对党的领导,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犯过许多严重错误。这次反党活动是他反动立场的大爆发。
畜牧兽医学院发生的闹事事件,反映了该校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尖锐,也反映了我们过去对教育战线抓得很不力。为了彻底解决该院问题,由省委工作组挂帅,经过调查研究,做了很多工作,于七月四日揭开了盖子,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现正在揭发批判反党分子达洛的罪恶活动。省委决定撤消达洛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副院长职务,责令其彻底交代,并继续发动群众,在彻底批判达洛的罪恶活动的基础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将该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不妥之处,请指示。

青海省委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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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53、54期

对这两期《昨天》我很感兴趣,因为在文革中我和北京地院的文革有较多的联系和关系。地院文革确实有它突出的“特点”。廖伯康的文章为造反派说了好话。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是文革中所谓保守派的回忆,也很新颖。
我谈两点不太准确的地方:
1. 说关锋是“延安老革命”——据我所知,战争年代关锋没去过延安。
2. 关于揪彭问题,说“江青派她的秘书阎长贵传达她的指示,要求地院在揪彭问题上不能犹豫……”不对。江青没派我做过这件事。揪彭确实是我到地院布置的,那是1966年12月中旬奉戚本禹之命到地质部东方红联络站向朱成昭说的。那个时候我还没当江青的秘书,我是1967年1月9日才去当江青秘书的。
顺便说一下,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反革命”。这也不对。我1967年1月9日去当了江青的秘书,做秘书的工作,但江青一个多月不太理我,也没找我谈过话(为什么?据说这是在试用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原来的领导戚本禹还有时派我去做点事情,2月8日他派我到地院了解情况,我去开了一个座谈会,也谈到朱成昭的问题,当时我不认为朱成昭是反革命。《昨天》54期蔡新平的文章说:2月8日,阎长贵“对朱的检查有明确的讲话,总的思想是要批判他,但不要过火,还是人民内部矛盾……”1967年2月8日是我文革中最后一次去地院。
现在地院的人正齐心协力地写地院的文革史,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他们能早日写出来。

赵国柱谈53期田春林文

拜读登在《昨天》53期上田兄写的《我所知道的三司》一文,对比过去各种人、各种版本所写有关“三司”的文章和回忆录,我感到这是我迄今看到最接近事实的一篇,赞!希望这是编写地院文革史良好开端。根据田文,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明确如下事实:
1. 三司的筹组和成立并非任何官方或群众组织(包括东方红)授权。是周永璋等鉴于一、二司成立的形势,为了发展壮大北京高校当时还是少数派的造反派,自发串联、筹组的。
2. 三司的第一任负责人是周永璋,没有设“司令”或“总指挥”之类职位。下设办公室、作战、宣传和后勤等各部,《首都红卫兵》报是下属于宣传部的。
3. 三司成立于1966年9月6日,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大会,由刘志坚代表周恩来和江青讲话,大会由周永璋主持。各成员学校的红卫兵领袖都上了主席台。
4. 三司得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周总理的支持,设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刘志坚、郑维山和周荣鑫等作辅导员和联络员。
我再补充几点:
1. 地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尤其绝食斗争期间,周永璋代表三司到地质部支持和慰问地质东方红广大战士,并通过三司渠道不断向中央反映。
2. 1966年10月,三司组织的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江青等领导出席了,大会由周永璋主持。他保留有与周总理、江青等的合影照片,我看到过。
3. 在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永璋被叫上随同主席接见的叶帅等的检阅车,一起参加对红卫兵的接见,一时风头大增。
4. 由于三司得到“毛主席司令部”的支持,加上红卫兵串联已开始,全国各地都冒出以地院东方红为主体的三司联络站,如比较有名的三司上海联络站、三司西南联络站、三司河南联络站、三司山西联络站和三司新疆联络站等等,虽然与北京三司总部没有附属关系,但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提高了三司知名度。
周永璋以三司为舞台,充分发挥了他的社交能力,把三司办得风生水起,在北京高校乃至中央亦大出风头,犯了功高震主大忌,最终被自负的朱成昭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出三司,基本结束了他昙花一现的三司传奇。闲来翻开中国历史,我总觉周永璋多少有点草莽英雄的影子,而朱成昭更多的是一代枭雄形象。可惜他们错生在这个时代,加上他们的性格,早早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
对这段历史,现在有人讳莫如深,有人人云亦云,有人肆意编造。文革已过去五十年了,许多记忆开始模糊,甚至遗忘,但求真仍然是我们的终极的追求!

蔡新平谈周永璋与三司成立

田春林说:“三司是由周永璋以地质东方红的名义串联各兄弟院校成立的,他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受总部核心组的派遣和批准,等到木已成舟,他才向总部朱头汇报……”据此赵国柱归纳为:“三司的筹组和成立并非任何官方或群众组织(包括东方红)授权。是周永璋等鉴于一、二司成立的形势,为了发展壮大北京高校当时还是少数派的造反派,自发串联、筹组的。”也有同学不同意田春林的说法,认为是朱成昭派遣和批准的,他们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认为,东方红总部或朱成昭与三司的组建和成立肯定有关,但说是“派遣”和“批准”则不一定合适。这个问题我有较为清楚的记忆。由于朱成昭的不待见周永璋,周永璋当时并没有在总部任职。他自身活动能力很强,所有的在外串联活动都是他自己在做,没有谁派遣。在当年那个烽火四起的草创时期,根本没有什么组织观念,何况是你朱成昭排挤他的。周永璋也是相当自负的人,党员干部,反工作队的头号“反动学生”,东方红串联成立的最早发起人之一。工作队撤了后,有能力的人都是自己在四处活动,谁把谁看得多重?为什么我就得听你的?但朱成昭的确为组建三司的事找过周永璋。“一进地质部”后,朱成昭和我一起找过一司和二司,碰壁后,决定哪个司令部也不参加,想自己重新串联一个。我告诉他周永璋在外已串联了好多学校。这样我们一起去找的周永璋,周永璋一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了,你就看好。周永璋说话从来就是这口气。所以后来组织活动几乎都是周永璋带着几个干将在奔走。一司叫司令部,二司叫总部,三司叫什么?朱成昭说我们叫总司令部,周永璋说还要加造反两字以示区别。这都是我的记忆。三司建立肯定与朱成昭有关,周永璋在串联时也的确是以地院东方红为背景为依托,但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授权。周永璋串联得差不多了,准备开成立大会的筹备会,也就是田春林说的“木已成舟”后,向朱成昭汇报了,这大概是准备开成立大会的前两天,很可能就是4号。我印象这个筹备会朱成昭没参加,但总部有人参加。因为5号,也就是第二天,我们就要“二进地质部”,上千人队伍和诸多事情要处理,根本顾不上。从另一角度看,周永璋要成立三司,自己定了时间,朱成昭要“二进地质部”,也独自定了时间,二者根本没有沟通协商,时间几乎完全冲突。这也说明朱成昭开始时并没有太重视这个三司的组建和成立的问题,周永璋也没把朱成昭当回事。只是到后来三司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央文革越来越看好,朱成昭这才开始抓三司的领导权。这一点田春林看得是对的。因此东方红或朱成昭“批准”周永璋去筹建三司的说法也不成立。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履行什么批准手续。
田春林说:“我和我们的朱成昭、老蒋等人也上了主席台。大会由周永璋主持”。这一点可能记忆不准确。地院9月5号上午1200多人“二进地质部”,我们总部的头全数参加。当天就在地质部僵持住了,西纠几百人包围地质部,地院保守组织也派了大批人员,保卫地质部(见程关林回忆录)。双方在地质部大楼内外激烈揪斗,朱、蒋都是现场的正副总指挥。6号也同样紧张,朱成昭、蒋良朴,我都没有参加三司成立大会,可能是田春林、王大宾代表东方红去的。周永璋主持大会各方都没有争议,有照片为证,可能三司小报有记载。

伏庆是谈周永璋与三司

周永璋串联筹建“三司”的活动无人派遣,纯属个人行为,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周永璋是在“爆破战斗队”的大字报贴出后最早与朱成昭联络的人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夕,大家讨论的时候,周提出要以党员为核心,几乎无人响应,此后他就逐渐淡出了朱成昭周围的这个圈子。我可以说,朱在起初根本就不知道周的这些活动,后来影响大了,还是我对朱提出:周是以地院东方红名义串联外校成立“三司”的,因此不能以个人名义担任“三司”的“司令”。当时朱未置可否。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大约在1966年9月或10月份,我接到通知,要我去“三司”总部。我到了天安门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到周永璋和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在一起,周永璋双臂搂着周荣鑫,嘻嘻哈哈,看上去两人亲密得很。他们告诉我晚上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要我们组织人参加。当晚开的是什么大会我已忘了,只记得周秘书长派了一辆三轮摩托把我送回学校。我到校后立即找到颜宽等人,在主楼(物探楼)北头的地下室里用油印机赶印大会的入场券。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后来这些入场券根本就用不上。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周永璋在“三司”的工作情况,说明那时周确实是三司的主事人。
我的印象中,东方红早期,不存在固定的“核心组”或“领导班子”。谁经常在朱成昭周围晃悠,碰到开会的时候自然也就参会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核心组”会议。所以所谓的“核心组”,也是进出随意、来去自由。“核心组”的人也没有什么头衔,像张华府、贾维谦、颜宽、庄一龙、王北宁、滑振本等早期的串联人,与朱成昭接触很多,也做了不少事,但直到最后,也没给安个头衔。东方红唯一的头衔,就是朱成昭的“总指挥”,我已记不起这是朱成昭自己给自己安的或是别人给他安的,也记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安的和如何安的了,总之,这是大家公认的。后来蒋良朴为“副总指挥”,杨雨忠为“作战部长”,算是比较正规的任命,但也只不过是朱成昭的一句话而已,并没有经过推举、投票之类的程序,更没有任命书。
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找朱成昭串联。朱成昭总的态度是要求他们回各自系或教研室联络人员,准备成立全院性组织。于是就有了之后的“红普联”“红勘联”“红水联”“红教联”(谁还记得宋云他们的工人组织叫什么“联”吗?)等。那时候实际上是谁拉起了队伍,谁就是头。而且这个头你愿当下去你就当,你不想当了就可以走,自然会有人顶替。顶替的人也不是谁任命的,而是自然产生的。 那时候,一个头头的话,大家可以不听,而一个不是什么头头的话,反倒可能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存在谁排挤谁的问题,想排挤也排挤不掉,全凭个人的能力、威信和人们当时的情绪。后来的一些回忆中,常常有“受某某派遣”之类的话,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那个时候无论谁派遣,你完全可以不去,没人管得了你。相反,即使没人派遣,也可以干得风生水起,周永璋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归根结底,这都是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充分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个人自觉自愿的行动才能发挥最大的能量,谁派遣反倒是无关紧要的。
这不正是群众运动的特点吗?我在《北京地院文革大事记(提纲)》里说,那种众志成城的精神,忘我的精神,表现出的非凡创造力和巨大能量,才是文革的精华所在,也就是这个意思。

范世涛谈北京地院专辑

非常高兴读到最新的《昨天》杂志。有些意外的是,地院文革大事记进展并不快。去年听地院几位老师在商讨此事,快一年了,现在还只有一个提纲。也许作为读者太着急了,不过还是建议加快进度,分工到人。
现有大事记提纲中提到“围困中南海”,这是清查“516”时期的提法。当年的提法是“揪刘火线”。这两个提法对应的政治评价截然不同。揪刘火线意味着“大方向正确”(汪东兴语),而围困中南海是所谓“‘516’现行反革命活动”。目前通行史书沿用了清查“516”时形成的“围困中南海”提法。其实这两个提法都不对,既说不上“大方向正确”,也谈不上“现行反革命活动”。建议谈1967年这一事件的时候使用加引号的“揪刘火线”,谈1970-1972年的时候使用加“围困中南海”。不过这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
现有提纲反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地院文革的关系不充分。周景芳从学部哲学研究所调到北京市,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受谢富治、戚本禹委托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成立后任秘书长兼核心组副组长。同时他还受中央文革小组之命,负责联系北京地质学院。因此,周景芳与地质学院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不久,周景芳也先被送回学部后入秦城监狱。此事对地质学院很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在清查“516”运动期间,所谓周“阴谋篡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权”成为北京市重点抓的大案要案,地院不少人也不幸被卷入其中。因此,清晰描述周景芳和地院的联系情况才能澄清很多事情。建议加强这个方面。不知道唐咸正是否能够找到?
还有一个问题,杨尚昆1966年12月从山西带回北京,不知地院是否派人了?如果派了,非常希望看到当事人回忆。
文革时期有一本很流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似乎是地院为主编印的。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与?如果能够有当年的编写者加入大事记队伍也许有意义。
还有,写大事记最好开始的时候有闻必录,翔实第一;在此基础上再突出重点;最后再删改润色。
地院专辑有几篇重要回忆文献,读起来很过瘾。感谢作者和编者!

庞国义谈53期张晓良文

读53期张晓良《列宁穿朝靴粉墨登场——文革中短暂出现的舞台“奇葩”》一文,让人忍俊不禁。文革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艺术的荒漠时期,“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的日子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文革后期在城市舞台上演出的其他剧种“移植样板戏”也照旧是依样画葫芦,换汤不换药。张晓良文中提到的那些在县区乡镇上演的改编列宁戏独具一格,特别是川剧浓郁的地方色彩,夸张滑稽的表演,幽默机趣的语言,还有那画龙点睛的“帮腔”,令人叫绝!
我想起1976年夏季随重庆沙坪坝区招工组到四川通江县麻石区,在区公所食堂,亲眼目击了下乡知青们给我们即兴表演的一段通江土话版《智取威虎山》(表演前,先翻译几句通江土话:啥逼=啥子、什么?哦尔=是的、要得、可以)。
一阵紧锣密鼓中(用木棒敲打脸盆、饭桌),“小分队”闪亮登场(身上披着厨房搜来的围腰、床单),绕场一周,少剑波一个亮相,大喊一声:“杨——子荣!”
杨子荣应声:“啥——逼?”
少剑波:“把栾平那舅子娃——拖上来!”
杨子荣:“哎呀呀,那个舅子娃跑逑个哒。”
少剑波:“咋个跑逑的?”
杨子荣:“从山旮旯窪崖壁壁跑逑的。”
少剑波(果断挥手):“快当去追!”
杨子荣:“哦——尔!”(立正、敬礼)
又一阵紧锣密鼓,“小分队”全体迅速绕场一周,急下……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几次在宴桌上对朋友们摆谈这个龙门阵,大家笑得直喷饭。这次读了张文才想到,好在那不是在“普及样板戏”之前,不然,那些即兴演出的知青和我的转述,可能也会被当成“严重政治事件”甚至遭到“专政”了。

旅美学者杨国斌谈澳洲的文革日记收藏和展览

2015年7月,因去澳洲开会,特意在行程上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去墨尔本大学图书馆看看那里的文革日记收藏。没想到,还没到墨尔本,就从中国艺术史学者罗清奇博士(Claire Roberts)处得知,悉尼的谢尔曼当代艺术基金会正在展出她策划的杨志超的“中国圣经”展。
这些“中国圣经”,是杨志超收集的三千本日记和笔记本。承蒙罗清奇博士安排,我离开墨尔本后,又去悉尼参观了这个“中国圣经”展。虽然在两处各花了仅半天时间,但对两个收藏还是有初步了解,下面简单给《昨天》的读者做些介绍。
一、墨尔本大学的文革日记收藏
墨尔本大学的文革日记,属于东亚图书的珍藏(special collection)。2014年8月,我曾通过邮件了解过情况,当时的东亚图书馆长杨碧霞(Bick-har Yeung)女士给我做了答复,并介绍了在墨尔本大学读博士学位的Shan Windscript跟我联系。这次去,杨女士已经退休,接待我的是新任东亚图书馆长陈晨女士。我去的时间不巧,墨大图书馆的珍藏阅览室关门一周整修,不过陈馆长还是热情安排我看了资料。图书馆存放日记的小房间里,堆了很多纸箱子,每箱大约有三十本日记。我翻阅了四箱,感觉内容很丰富。比如日记本封面署名为太原工学院保卫处唐长茂的笔记本,共20本,时间跨度是1966年3月21日至1985年5月,对于研究文革期间地方高校的公安、保卫、专案工作及一些案情、思想管制和对所谓“政治可疑分子”的监督的记载,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日记中文革初期的内容,为研究地方高校文革提供了史料。如1966年8月17日记载,“昨天晚上开了一个预备会议,讨论先斗争李××【杨国斌注:原文字迹难以辨认】,李的态度还不好。”日记随后用了近两页的篇幅,罗列了李某的问题。
又如一本署名王百中的日记,封面时间是1968年9月1日,大量摘录了当年中共对苏论战的“九评”中的“一评”和“二评”的内容。这本1968年的日记说明,“九评”虽然是在1963-64年发表,但至少到1968年,仍然是重要的学习材料。这就为研究红卫兵小报的文风与“九评”文风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
查阅墨尔本大学图书馆收藏日记的目录,只看到第80本至第184本日记的编目,未见前79本的编目。80-184本的日记编目选录如下:
[no.80] 北京农业大学一大学生日记(1965年3月-1967年10月)
[no.81] 吉林师大生物系老师笔记本(1972?)
[no.82] 登封二中学生日记
[no.85] 1964年大学毕业生日记本
[no.86] 太原工学院保卫处职工笔记本(1966年3月21日-1985年5月, 共20本)
[no.87] 工作日记
[no.88] 红卫兵日记(1968年-1969年)
[no.93] 工作日记
[no.94] 福州二中学生笔记本(1966年10月-,内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日记)
[no.95] 1966年日记本(剪报)
[no.97] 毛主席著作学习心得(1970年10月)
[no.98] 郊区新城供销社职工日记(1965年-1967年)
[no.100] 工作笔记(湖北省楹联学会,共10本(1982年9月-1990年12月)
[no.102] 笔记摘要(湖南省邵东县红岩司令部红卫兵)
[no.107] 1949年大学毕业生日记本(1949年9月4日-1967年1月,共14本,内有不同时期照片)
[no.108] 撕了一张毛头像犯下了滔天大罪(1971年)
[no.109] 普陀区利群医院1970年-1976年部分档案,共500余页(盖有革命委员会红印章)
[no.110] 日记本5本(1962年-1977年)
[no.111] 日记(1965年-1966年)
[no.112] 批林批孔资料(1973年)
[no.113] 学习笔记13本(1966.4.27-1971.6.23)
[no.122] 扶余县某人工作日记(三)
[no.129] 学习手册4本(1969-1970)
[no.130] 日记第七册-第十八册(缺第十六册,1965.11.8-1984.2.23)
[no.132] 芜湖地区轻手工业局某人工作日记18本(1976-1982)
[no.133] 工作日记,文摘及干部劳动记录手册13本(1959-1978)
[no.134] 文革日记(68中学)
[no.135] 工作日记2本(1972.3.18-1972.6.10)
[no.136] 陈望道修辞学手抄本
[no.138] 著名舞蹈教育家日记及工作笔记25本(1958-1985)
[no.139] 工作笔记(1975)
[no.140] 阳泉三矿某工人日记(1969.6-1971.2)
[no.14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某人日记(1969.5-1969.8)
[no.142] 成都某医院副院长日记(1974-1976年)
[no.143] 上海知青日记(1966-1970)
[no.145] 南京三十五中学一位教师的教学日记(1976.9.17-1977.4.30)
[no.146] 泰安七中教师札记、备课本2本(1971.12-1973.8)
[no.147] 笔记本
[no.148] 有关稀土的笔记
[no.149]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一位教师的日记(1966.8-1967.1)
[no.15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笔记(1976)
[no.151] ~ [no.152] 工作笔记本(1971)
[no.153] 日记/民间药方/工作杂记等(1966-1979)
[no.154] 一工厂干部工作日记(1971.4-1971.9)
[no.155] 伙食团长工作日记(1969-1971)
[no.156] 人防办公室干部工作笔记
[no.157] 工作笔记(1971)
[no.159] 汉口铁路中学1974年毕业生个人日记3本(1974.5-1975.9)
[no.160] 工作笔记(1971-1976)
[no.161] 战士生活例记(1971-1972)
[no.162] 爱情信件(1982年)
[no.163] 湖北医学院一干部工作日记(1966)
[no.164] 某通讯兵政治日记
[no.166] 一位战士的日记(1966-1968)
[no.167] 音乐笔记
[no.168] 北京高中生笔记(1967-1968)
[no.169] 工作记录(1961-1966)
[no.171] 林彪讲话、语录及其他摘抄
[no.172]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81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抄写
[no.173] 读报随札(1965-1979)
[no.176] 大学领导日记(1975-1976)
[no.177] 党校听课笔(1983)
[no.178] 报纸摘抄、工作笔记
[no.179] 初中生笔记
[no.182] 农村公社会议记录2本(1981-1982)
[no.183] 某厂领导工作日记和笔记2本(1970-1979)
[no.184] 农村干部工作笔记(1983-1984)
二、谢尔曼当代艺术基金会的“中国圣经”
当代艺术家杨志超2005-2008年期间,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收集了3000本旧笔记本和日记本。这些本子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949-1999,但其中最多的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记和笔记。2009年11月,杨志超首次在北京的“艺术文件仓库”展出,并称之为“中国圣经”。这批展品后被澳洲艺术收藏家谢尔曼夫妇购得。这次我看到的,便是在悉尼的谢尔曼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展览。
策展人罗清奇博士为展览编了英文展册,书名为Yang Zhichao: Chinese Bible《杨志超:中国圣经》(Chinese Bible),2015年版。罗清奇和旅居澳洲的作家桑晔分别为展册写了导言。书中除大量日记封面的照片外,另有若干日记内容的选译,编选人为桑晔。桑晔先生在他的导言里,把日记的内容分为三类,一是领袖语录和报刊文章的摘抄;二是日常生活的记录;三是学习笔记,如学英语笔记,机械、工程、医学笔记等。
总体看,这批资料对研究文革前的教育、文化、政治、日常生活及文革发展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关于那时期的政治文化,包括电影、样板戏、歌曲等等,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关于观众或读者的主观体验,我们所知甚少。这批日记提供了难得见到的一手资料。
《中国圣经》展台很大。我绕着圈子,把外围的小本子翻阅了一遍,并在征得展馆同意后,对相关日记的内容做了拍照。之后,展馆工作人员Danielle Devery又把他们扫描的几十本日记的内容发给了我。总共加起来,我看到内容的日记,在100本左右。下面介绍其中三本的内容。
1. 日记时间:1964年7月10日- 1964年10月16日。
从内容看,日记作者为北京某中学青年教师,任教刚刚一年。日记对于了解当年的革命化运动在青年中的反映颇有价值。如1964年7月22日日记为“看京剧现代戏有感”,是这样写的:“看京戏,我还不是个内行,虽然听的不算很少。但过去一直没兴趣,所以是听也不入耳。近两三年我产生了对于京戏的兴趣,很想有空听听。由于学习很忙,也就只好每逢假日通过收音机来听听,这样听来听去有了瘾,非名角也就不听了。我爱上京剧的原由之一是我的职业影响的我——我是学历史的。”“京剧演现代戏,我的脑子里可不是那么舒畅的。过去有过‘白毛女’,我听了一半就出来了。有机会弄到‘箭杆河边’的票,我也放弃了。总之一句话: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个改革。”
1964年8月6日的日记是“美帝肆意侵犯越南”,表达了作者对美帝的愤慨。8月8日的日记记录了看电影《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激动心情。8月27日的日记,有北京市长彭真对当年高校毕业生的讲话要点,等等。
2. 日记时间:1966年7月18日起。
其中1966年8月24日的日记为北京“818”中学“遵义革命组”发布的“革命倡议书”,第一页的倡议中通告要求:

①通告各单位食堂,不许卖给黑帮分子馒头、米饭、炒菜,只许给他们吃窝头、咸菜与稀饭。
②通告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把黑帮分子的工资降低到最低水平。

这类倡议、通令、最后通牒盛行于1966年的“红八月”,从以上日记内容可见一斑。
3. 日记时间:1967年1月9日至1968年8月16日。
根据内容判断,日记作者为安徽的学生,父亲可能是高级干部。日记记录了这期间作者对造反派、“保字号”、联动等的看法。可以看出作者同情“保字号”,支持联动,怀念红卫兵运动。这种对红卫兵运动的怀念心情,在1968年8月15日的内容里表达得很清楚。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曾召见五大领袖,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而8月15日又正好临近毛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两周年。作者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再几天就八·一八了,不知今年的八·一八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啊,难忘的八·一八,难忘的风流,难忘的威武,如今全一去不复返,如今只能赞叹曰:逝者如斯夫!”
《中国圣经》展订于2015年8月1日结束。谢尔曼夫妇已经将该批藏品捐赠澳洲的新南威尔士艺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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