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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五十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7月30日第55期
本期目录
〖青海文革专辑〗
生逢乱世 陈 逸 昨夜星辰昨夜风——“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孙定华 我所经历的“六·十”事件
故纸堆 《青海日报》社论 大进攻 大反击 大革命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青海日报》编辑委员会 坚决拥护省委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 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 中共青海省委 撤销《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发生闹事问题的报告
编读往来 阎长贵谈53、54期 赵国柱谈53期田春林文 蔡新平谈周永璋与三司成立 伏庆是谈周永璋与三司 范世涛谈北京地院专辑 庞国义谈53期张晓良文 旅美学者杨国斌谈澳洲的文革日记收藏和展览 —————————————————————————————————— 〖青海文革专辑〗说明
“青海长云暗雪山”(王昌龄《从军行》),“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唐诗中的青海,是一片肃杀阴森之地。进入当代以后,青海也是无论在“文化”还是“革命”方面都缺少重大影响的偏远省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出了一个青海日报社“二二三”事件而震惊全国,从此,“青海八一八”、“赵永夫”、“刘贤权”就几乎成了全国各地家喻户晓的名字,并且在大量的文革史料中反复出现。不过,青海的问题是怎样发端的,毛泽东那套以人为敌、人为树敌、故意制造“天下大乱”局面的施政方针如何从一开始就造成党内外的矛盾与分裂,从而为后来的“二二三”血案作出铺垫,一般人却并不清楚。本专辑选发的几篇文章及史料,或许能帮助读者了解有关的背景。同时,从这些文章和史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畸形的政治生态:同样一篇文章、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些口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时而被说成是“反革命”,时而被说成是“最革命”;“阶下囚”与“座上宾”是随时可以按不同政治需要而变换身份的。比如本专辑中所提到的几个人物,因“六三社论”遭到撤职和严厉批判的《青海日报》总编辑程光远,一年后却由中央批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因畜牧兽医学院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副院长达洛和学生干部刘明乾、王中山,后来都成了“新生红色政权”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本期专辑承蒙孙言诚先生帮忙组稿,谨致谢忱!孙言诚,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1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三年后因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调回山东,在齐鲁书社任总编。1999年退休。现正致力于文革研究。 —————————————————————————————————— 【生逢乱世】
昨夜星辰昨夜风 ——“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陈 逸
南宋柴望著有《丙丁龟鉴》一书,是专讲谶纬学的。书中说,每一甲子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人世就会有一劫难;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谓“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的1966年,正值丙午年,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6月,我继1957年“反右”之后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奉命赶写社论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撰写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 大革命》(以下简称“六三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开始了我多灾多难、诡异变幻的噩梦。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省分站站长)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其实是自1965年9月以来中央各重要会议的综合内容及其核心精神),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特别是其中那些后来才宣布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内容: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程光远在传达完这些主要精神后,认为作为党报要尽快跟上中央的部署,及时发表一篇社论,着重是广泛发动群众,要有很强的鼓动性,“要带着感情写社论”,“越快越好”,“争取明天见报”。 但,程光远在传达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停职、批判的情况,更没有提及罗瑞卿在批判会中跳楼一事。 这篇社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由我来执笔;原因是,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我来写社论的,其频率之高,达到了一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二篇。他之所以叫上雷经农,完全是出于程序的考虑。雷是政文部副主任,分管政法、理论宣传,这样的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社论,不能不有他参与其中。 指定由我撰写,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程光远的偏爱。正像后来批判中说的,程光远在青海日报社有三支“黑笔杆”——除我以外,另外二人是:王振业(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为北京传媒大学教授)、孙正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那时,《青海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头文章,程光远总是分别交给我们三个人去担任,这几乎已成定例。这次的这篇社论分摊到了我的头上。 听完传达,接受任务,就我当时来讲,觉得茫无头绪。主要是目标不明确,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发动群众”起来干什么,要“革”谁的“命”?但我预感到中央要出大事,既然社论重在“发动群众”,就在这方面做足文章,至于“革命对象”,即使是一虚拟目标,总有其人,且不去管他。 从程光远办公室出来,为了安静和争取速度,我躲进了报社的值班室,锁上门,一个人开始酝酿、构思。 当时,我除了笔录的传达精神之外,主要的参考资料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之所以选择它,是觉得在“发动群众”这一点来说,这篇文章庶几近乎“煽动”、“鼓气”,正同我们要写的社论基调吻合。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思考,连续吸了四支烟后,我就挥笔直书,以“气势”夺人,而少所论证;因为,已接近下班时间,我是写好一页,就送给雷经农初审,再由雷送程终审,我则回值班室续写,到第三页时,已是下班时分,我即告雷与程让他们先回家吃饭,待最后完稿时,我再送审。程光远当时先回了家,雷则在办公楼上等我完稿。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过了晚饭时间,即将最后两页交雷,并坐等其审完。 顾不上吃晚饭,在雷经农审定后,我拿着最后几页初稿,到省委部长楼程光远家待其签发。程光远在终审时,把雷经农删除部分全部恢复,几乎是对原稿一字不易地照发,他还当着我的面,毫不顾忌地补上了一句:“乱改一气,文气都不顾……” 这,就是程光远的个性。 程光远,河北省人,是以中等师范学历在革命部队中自学成才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人温文尔雅,率直俭朴,虽不善言辞,但每遇不平,即仗义执言,1959年曾因揭露青海省大量饿死人及大跃进中的冒进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恢复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兼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青海日报社总编辑职务。当时他的主要精力在《青海日报》的编务上。他特别爱才,对有才华的编辑、记者总是另眼相待,相反,对他认为是“庸碌”者,则往往假以辞色,由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在编务上倡导民主作风,从选题到改稿肯于倾听下属意见,对他欣赏的一般编辑、记者,总以平等态度交流看法、交换意见,从不以总编辑的身份,执己之见以压人;他的最大问题是,不善与人同,一些特立独行之见,一些看不惯的人、事,脱口而出,毫不考虑影响和后果,也正因此,他在省委同僚中少有知己而有意无意地树敌过多,他曾对我说过,在省委常委班子中他觉得可与言事的,除杨植霖、王昭外,唯省委秘书长王仲方“有识见”;他总是在平时把自己的这种感受直接诉述出来,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使他在省委领导班子中种植了“怨恨”的恶果;也正是他上述的“偏颇”,为他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但我不得不承认,程光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秉公无私、他的正直敢言、他的俭朴勤勉,他于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他对社会之毫无戒备的天真与不设防,在他那样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他最终竟以罗织罪名成为文革的“殉葬者”而被“开除党籍”,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也属于“十年浩劫”目睹之“怪现状”。 经程光远审定的这篇社论乃于次日见报,是谓“六三社论”。
闯大祸了
社论发表当天,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辑部电话不断,但大多限于询问发表这篇社论的意图,说“省委是不是要搞什么运动?”“矛头所向,是不是省委里有人?”……诸如此类;紧接着第二天,情势大异,先是来了一拨中学生,直接给报社送来了一张措辞严厉的大字报,声称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求报社作出“说明”。年轻的中学生们还在省委办公大楼前楼的四楼——当时青海日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的走廊上大声喧嚷,并高呼口号,要“程光远出来说话”,后经报社有关人员劝慰,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才离开,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我们明天还来!” 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一拨一拨人群,有学生、有干部,也有工人,多是来探询这篇社论的“背景”、“用意”,也有来问“省委有什么部署”,其间也有携带来大字报的。在当时实际上已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认为社论是“大毒草”,也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无论持哪种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当时编辑部已闹哄哄乱成一片,社论的即时效应如此快捷、猛烈,则是我们始料所未及的,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6月4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质问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干扰了省委的工作。”省委宣传部也来电,要求报社作出说明。省委的沉不住气,加剧了报社编辑部的动荡情绪,也给程光远和我平添了更大压力。 5日、6日,有更多的人涌进社来,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我在上、下班路上(从省委宿舍大院到办公大楼不过二三百米路)已经明显感受到那些惊异、刺人的目光和遭到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尴尬。在当时那样的纷乱局面中,我已预感到“大祸临头”,但又无法解释;经与程光远交谈,他让我找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去说明社论撰写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过程,他示意午人对文中所指很有“对号入座”的味道,意见特别大。 大约是6月7日傍晚,我去省委部长楼午人的家,向午人就“六三社论”问题作具体说明。我详细讲述了社论写作的策划、撰稿过程,着重强调了社论是根据中央杭州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本意在“发动群众”,出发点是善意的,同时也检讨了我们完稿、发稿过于仓促、轻率的“错误”。 午人,我是比较熟悉的,在他以省委宣传部部长身份主编省委机关党刊时,我曾多次投稿,蒙他垂青,也曾以“笔杆子”称许于我;1965年6月,他曾单独约见我,让我撰文批判当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的诗词;其实,我对黄静涛的诗词并不感兴趣,但我当时把午人的交代看作是党的指令,我还是通读了黄公开发表的全部旧诗词,并写出了题为《严重歪曲时代精神的坏作品——对黄静涛同志的诗词批判》近5000字的文章,发表在《青海日报》上。平心而论,黄静涛的诗词大多是因景抒情的感怀之作,用不着大动干戈地施以挞伐;但我仍然以“党的意旨”而违心“遵命”,其实我并不了然当时午人与黄静涛正、副部长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少考虑“政治因素”;我的这种信奉“遵命文学”的可笑的天真,曾使我写过不少这样的违心之作,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的社论和论文。也是这个午人,就在1966年5月中旬,命我执笔撰写追查“三家村”“后台”的长篇论文。老实讲,当时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对彭真的真实意图,我一无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十分欣赏邓拓的才华和文笔的,但当时午人告诉我:目前全国都在批判、声讨“三家村”、《前线》和《北京日报》,我们青海不能没有“态度”,他希望我来写一篇“重头文章”,“不要停留在‘三家村’,要挖它的‘后台’……”显然,当时午人已经完全知道毛泽东“揪出”“彭罗陆杨”的底细,但他却并没有告诉我这张“政治底牌”,而要我从“理论高度”、“政治高度”去分析、追查“后台”。我也同样以“党的指示”照办,我用了几天“熬夜”,几乎通读了《三家村札记》及当时的《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出了《擒贼擒王》的长篇批判文章,很快以两版整版的篇幅发表。 应当说,我写的“六三社论”,一如午人当年交代我写的那些文章一样,在潜意识里把它看作是“党的指令”,是我职责内的“应尽责任”。然而,当我全面、真实地汇报了我写作社论的背景及全过程后,午人却并不认同我们的本意,他断然地认为这是一篇“矛头针对省委”的“别有用心”的文章,他还强调“这样重要的社论,为什么不交省委审定,擅自发表”?我即回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社论,省委都没有审看,因而这篇社论也是“并不例外”的常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问我:社论里说的“小脚女人”是谁?“东郭先生”又是谁?我说明,这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个具体人。但不管我怎么说明,午人始终铁青着脸,并且告诉我,省委很快就要就这篇社论开会讨论作出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处理”。至此,我已认定,转圜无地,泼水难收,弄文入网,我为“祸首”,只能等着命运的摆布了!
省委为自保急抛替罪羊
接下来的几天,真可谓“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一排排张挂起来,如同飘舞的蚊帐,有人还贴出了“小心火烛”的告示。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一边倒”,“社论”已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和程光远的“罪名”也不断“升级”,从“政治错误”跃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由前楼延伸到院墙及省委常委楼(办公后楼)。约在6月12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宾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青海省委如此仓促而又果断地作出这一决定,并非基于对社论的真正是非的判断,而是出于当时重要的政治背景。“六三社论”发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在西安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第二书记、省长王昭时在北京,正为当时中央内部斗争的展开惶惶不可终日。原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使王昭预感到随之而来的“革命”必将危及自身;他怎么也想不到,正在这“敏感”的“政治汛期”,由他主政的青海,突然出了个“六三社论”,招致了迅猛、强烈的政治冲击波,他不得不匆忙返青,企图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这是在势逼情急之下作出的一个并非明智的选择,他当时唯一的想法是“灭火”,不使火势蔓延而牵扯到正处危局中的他自身;他当时那脆弱的“政治神经”和对政治局势单向分析的线性思维,使他采用了“丢卒抛车以保帅”的“应急”办法,而没有考虑这一业已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的大动荡及其更加严峻的现实与严重的后果;他轻信了他智囊们所提供的消极“策略”,以为牺牲了程光远和我,就可以换取他的“平安”(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省委的这一匆促“决定”,成了王昭“引火烧身”的“加速器”)。 这里,我要简略地谈谈王昭其人。王昭,河北省人,中等个儿,身体壮实,留平头,为人干练、泼辣,办事果决雷厉,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中任六县联委书记,是当时党内少有的年轻干才,建国后曾任志愿军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从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公安学院院长任内调来青海,是为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由省委书记高峰搞乱的政局和经济。他1962年一到青海,就大刀阔斧地整查吏治,理顺经济;他深入农村、山区,体察民情,群众中有“王青天”之称。杨植霖文静稳健,王昭锐利果敢,这一、二把手的配置,可谓“最佳拍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突变”,青海可望出现“大治”政局。1965年夏秋之交,我与新华社记者王安、杨立本联手,(由我执笔)采访、起草了有关中共青海省委执政治省的专题通讯。我们曾在西宁市胜利公园宾馆(该宾馆仿照北京的钓鱼台格式建造,是专为毛泽东可能莅青准备的“行宫”,但结果毛迄未来青)四号楼“闭门”写作近半个月,最后以《做革命的转化论者》为题,写成长篇政论性通讯,《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命西北五省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全文转载。我在文中曾多处涉墨王昭治青的政绩及其思想亮点。王昭也曾通过程光远向我表达了他的“欣赏”之情,并说“省委宿舍大院里每晚最迟熄灯的就是陈逸家那扇窗户”,要省委办公厅干部坚持“好学”精神。应当说,当时王昭与我可谓“神交”。但当政治风暴来时,王昭基于“关系”考虑,却毫不留情地先把我“抛”了出去,以救“六三社论”导致的“冲击”之“急”;而王昭最终也未能避免因罗瑞卿一案株连之灾,于文革期间死于西宁南滩监狱。他之冤死和我之受迫害,使我想起了柏拉图所说的:政治“是必要的罪恶”。 且说省委工作组进驻报社后,首先找程光远和我分别谈话。我在与韩洪宾见面谈话时,一再强调申明,“六三社论”的初衷一如平常社论一样,是“应时”之作,别无两样,但韩一口咬定我们是“别有用心”,必须如实交代“政治动机”;我还提出,作为“社论”,不是一般署名文章,一经刊出,即是“省委声音”,作为“执笔者”,不能承担“个人责任”,省委、省报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有责任”来,但韩洪宾(曾任中共山西大同市委书记)可说于文于理是个“一窍不通”的人,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愿意听我的任何解释,他是按照“打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来”的既定方案行事的,他说:你这个不叫“社论”,是“大毒草”,“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老实交代你们的反党野心”。进驻报社的头一天,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由薛可(省委副秘书长)代理总编辑”,一切事务均听命于“工作组”;同时,由工作组出面组织发动省、市、县直至街道、村镇送大字报“讨伐”“六三社论”及程、陈二人。这“火”就越烧越“旺”了,最后形成了全省性的“政治事件”,由此也导致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对立,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揭幕。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二、由省监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世道人心
“六三社论”成为全国报刊社论被打成“大毒草”的仅有“特例”,而青海日报社此时运动来势之猛、声势之大也“史无前例”。我在6月12日遭抄家后当天被带走“隔离”,我爱人当场晕厥,也不允许我稍有逗留;甚至当时正在省委子弟小学上学的我的孩子的作文也被批为“大毒草”。我则于此时从早到晚接受大会小会连轴批斗;批斗间隙,罚我到省委大院北近湟水的菜地劳动。当时,同我一起被罚劳动的还有“右派分子”黄修一(原《民族画报》社社长,“反右”后发配来青海)、王复祥(笔名复羊,漫画家,在《中国青年报》社被划“右派”,平反后调《人民日报》社工作)、“反动学术权威”吴宝基(老摄影家,当时享受行政11级待遇,他因曾给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照过相而在文革中“怎么也说不清楚”)等。在抬石劳动中,我与王复羊分在一组,他比我年轻,每次抬石,我在前,他在后,他总是把重头后移,以减轻我的负重;他自“反右”来青海日报社后,大小会议一言不发,平时更少与人来往,而正是在同我共同劳动时,乘监工者不注意,悄悄地传话给我:“要挺住!注意身体!”寥寥七字,给我当时苦涩的心灵注射进了一脉温馨,至今我仍然感谢他在患难中给予我的这份真情。 政治风暴是人情起落的温度计,政治运动是人性善恶的过滤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空错乱、社会动荡的“红海洋”里,各色人等的真面与变脸、本性与矫情纷繁上演,原态毕现。随着报社运动的深入,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滤洗”一遍,最低限度是要贴出大字报表态。有一天,我在监管者监督下到走廊上看大字报“接受教育”,恰逢编委张铁民(后调任安徽日报社总编辑)搬一张凳子艰难地向墙上贴大字报;铁民为人忠厚敦实,生性不与人斗,我和他平时交谊颇深,他的双手患有间歇性痉挛性颤抖,此时他同我正好四目相对,他的双手越发颤抖得厉害,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到了“无奈”、“歉疚”,还有椎心的“痛苦”。他的被迫、违心而又不得不然之窘境,久久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谅解他当时的处境,而埋藏在我心底的则是对于政治运动无端无情戕害人之良知与心灵的无限悲愤。 同样因为政治酶酵引发人情的浇漓与本性的位移的,也有相应的例子。当时分管政法宣传的责任编辑钟在学(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青海记者站站长),曾同我无话不谈,他自称是我的“好朋友”,而当“六三社论”出事后,竟成了批斗我的“急先锋”,专在“挖根子”、“查家谱”、“算旧账”、“戳灵魂”上下功夫,似乎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并不在乎他批判的“深度”、“高度”及超乎寻常的“质量”——因为这样的“批判”,我在那时已“耳朵听出老茧来了”;我所奇怪和难于理解的是一个熟悉的“旧友”何以朝夕之间陡变而成陌生的“仇敌”,是什么导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得以成为历次运动的常规?“十年浩劫”固然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而充斥于其间不定的变数,却也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人、事的真实。 湍急翻滚的政治洪流,让“一切都浮出水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社,人们都以各自的唱、做、念、打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高调邀宠者,有落井下石者,有乘机爬杆者,有变色求存者,有首鼠两端者,有卖友求荣者,有昧心售奸者,有心地阴暗的告密者,也有赤膊上阵的打手……其中如原在《中国青年报》社分发稿件的王某某,属不识“之乎”的新闻“外行”,来青海日报社后忝为“记者”,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报道,此时却以吆喝高声、出手狠毒而成为运动“骨干”;又如身居部副主任的牛某某,曾在批判编委、总编办主任左凤文时,兜出左与他某月某日自省委下班回老报社印刷厂宿舍路上西宁宾馆墙角处讲的“悄悄话”,当有人质疑其“揭发”的真实性时,他声言:“我有一个小本本,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听到的有意思的话,都记在这上面……”闻者当时为之惊悚;这时他再一次大显神通,充分发挥那“小本本”的作用……仅此两例,也足可见其时报社人心之一斑。 当然,除了“运动”别人的人以外,也有不少受程、陈牵连的“被运动”而备受折磨的“冲击对象”。当时任经济部副主任的古洪、卢正云、吴仲宣等,都成为“靠边站”的“批判对象”;李镇欧(文艺编辑、后任青海日报社编委)、孙正荃则被目为我的“密友”,被反复责令“揭发”“交代”,久久过不了“关”——甚至到了1977年文革已经结束,他俩仍被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辑史进贤(原青海省交通厅厅长,就是这个史进贤曾因文革初期害怕工人揪斗,托厅办公室主任、我的老朋友李智增来我处求情,去劝说工人“放他一马”,我亦为其解缳而躲过“一劫”)以“清查516分子”陈逸“同党”的“罪名”,与我一起先后被投进南滩监狱,遭致六七百个日夜的囹圄之苦。 运动继续深入,为在报纸上公开大规模地批判我和程光远的“罪行”,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史克明“挂帅”,搜集我们过去曾经发表的文章,于1966年6月17日分别编辑了程及我的“选集”,内部发行,提供“子弹”。当时,这一“选集”是“保密”的,附有省委工作组办公室的“通知”:“为了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陈逸的问题,我们将陈逸在报纸上发表的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发给大家。这个材料是内部材料,不得外传,不得丢失,用后收回。”这本“选集”,我一直到被解除隔离后的9月份,才得以从报社政治处获得一份。在我匆匆翻阅一过后,即在封面上写下了我的“感言”:
这是我手头保存的仅有的一本“作品选”。作为作者,我对编辑者——青海省委并不感谢,而是有些意见: 第一,出“选集”,不出“全集”,我深表遗憾。我在全国性报刊和各地发表的作品,收集不全,编者失职,该打该打;即使是省报的也不全,不署名的社论就差得很多; 第二,装帧粗糙,编者几乎没花什么劳动,只依文排列,这样的编辑只配吃干饭; 第三,校对极差,错讹甚多,以致影响我原作表达,如再来运动,兴文字狱,我是不认账的,抱歉啊抱歉!
陈逸 识 1966.9.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由于工作组一心忙于罗织罪状,竟将我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也搜罗在内,殃及无辜。例如,我于1963年与李来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文艺责任编辑,后调湖南常德地委工作)、姜克宽(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总编室责任编辑,后调《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工作)联手以“雪里红”笔名发表的系列文艺评论,就误入“黑书”而成了当时公开批判的“靶子”。这一“批判”延续近半个月;而当1977年史进贤以莫须有的“516分子”“嫌犯”制造冤案,将我投入监狱时,竟又一次利用职权在《青海日报》上对我开展了连篇累牍的“笔伐”。这种“以言废人”、巧织文网的做法,也是文革期间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新闻史上也留下了一个可供探讨的专门“课题”。 随口诛笔伐而来的是对我人身的直接迫害。在监管软禁限制行动自由之后,勒令我从省委宿舍西四楼二楼搬到东一楼三楼居住。西四楼当时为省委办公厅干部宿舍楼,当然不允许一个“反革命分子”羼杂其中,而东一楼三楼的住房是靠北阴面的一个杂物间,从未住人,是临时关押“五类分子”的处所,终年不见阳光,秋末开始,墙上就结满霜花。我在监管人员看押下,与弱妻幼儿一起吃力地来回搬运家什,几乎在这儿住了整整十年。青海高寒,冬天来得早,气温常在零度以下,为保暖越冬,夏末开始,家家都要提前作好御寒准备,这于我家居所尤甚;在当时我被关押处境下,不得不以“囚徒”之身,远赴大通煤矿运煤,煤运到后又携妻将雏卸煤、铲煤,而劳动量最大的是托煤坯;当时连煤坯模子都难借到,也无人敢公开帮我打煤砖,我只得央求监管人员“法外开恩”,于夜黑人静之时,在东一楼外空地上与妻儿一起担水和煤,搀泥托坯,连续半个来月,全家人天天累得腰酸背痛。也正是在这“苦役”式的劳动中,我才更加体会到了“友谊”的真诚与可贵。当时,孙正荃、王均旺、刘旭初、孙其专、陈炳诚、项加(均为青海日报社编辑、记者)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深夜月下分别来帮我卸煤、打煤砖。当我劳动完后,仰头望着那高原清冷的圆月时,一种悲凉之情就会陡然涌上心头,我一下子想到了十七世纪因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那苦味、苦况使我不止一次地背诵顾贞观赠吴汉槎的《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因文兴狱,劳身苦心,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大抵古今皆然。
“反革命”进京办联络站
到了8月下旬,情势有了突然的变化。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八一八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奇怪的是,所有外地红卫兵不论他们在本地各有多么不同的观点和派别,而在青海却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八一八”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不过这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是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兵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直接来采访我,并向省委工作组讨说法,韩洪宾、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我则被无形中解除监督,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而最后一直坚持于青海文革运动的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教师冯国良,北京广播学院张金莱、刘凤池(张、刘后分别在浙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哈军工辛铁生,北京女红卫兵张苗苗等,他们以“革命的赤诚”,经历了青海高原文革的血雨腥风,也正是这些年轻、单纯的红卫兵执拗而又不畏艰辛地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硬是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文革,在取得当时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后,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八一八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八一八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更加残酷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在这一期间,因报社未能安排适当工作,即应王中山之邀创办《八一八红卫兵》报。在此期间,有关我和程光远的“传单”到处印发,“打”与“保”的均有。其中涉及我的最阴险和最可笑的是由报社一些人给我强加的“罪名”——“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最大也最难讲清的是“恶攻”罪名;因为“恶攻”内容不得重复,如果重复述出也就等于你也陷于“恶攻”境地,从而可判“重罪”。那么所谓我的“恶攻”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在文革之前和之初,我曾对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作及其表示要“全部烧掉”旧作一事表示异议,曾说过:“《女神》已经远去”,“矫情邀宠,违心保命,郭沫若自己打倒了自己……”这是我在政文部一次会议上的即兴感言,却不料被人险恶地挂靠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纲”上,这也是文革期间常见的“刀笔功夫”,真是“用心良苦”!记得梁漱溟曾有评郭沫若一律:“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支。”郭沫若晚年的无奈辛酸,正是中国政治造就文人悲剧的一个典型。 此后,青海文革愈益走向无序化的纷乱局面,报社内部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社会上“武斗”风起,正常生活已处于“粥状”而无人收拾。我这时已远离报社运动,受“八一八红卫兵”总部委托,我和报社刘守和(天津人,编辑)到北京建立“联络站”。承当时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报主编、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聂树人(陕西人,后调青海地质研究所工作)热情安排,在北京地院13号楼设置了一个办公室。自1966年11月起至1967年2月底,几乎每天晚上11点后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宋琼(原《解放军报》总编办主任)通话,汇报青海动态;宋琼基本上不说话,只是记录通话内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同我们一起在“联络站”工作的,竟然是原青海中学红卫兵的“司令”、第一个向“六三社论”“开炮”、带头送第一张大字报来报社的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她这时已成为坚定的“六三社论”支持者,给我在京时的工作、生活诸多照顾。正是杨花落尽葵花开,旧波还逐新潮来。快速运行的历史转轮,为文革十年留下了多少晕眩,多少疑猜!
“二二三”事件之后
时间到了岁末年初,青海局势进一步激化,军队也开始介入地方运动。1967年2月中旬,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这期间,青海省委、青海日报社多次派人来京,企图追捕我和程光远回青——其时,程光远也因上访来京,暂住左家庄国务院招待所;因信息及时,我被地院王大宾、聂树人转移至图书馆楼上,程光远也安然脱险。2月20日左右,有外地红卫兵陆续冲出报社重围,来京反映情况。当时情势已十分危急,我向中央文革办事组汇报了实情,并指出“发展下去可能死人”…… 果然,几天后,青海日报社被围困九天九夜后,终于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二二三”流血事件。当时,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因赵永夫夺权被禁)直接策划、指挥,从草原调来包围青海日报社的外地军队在不明西宁文革来龙去脉情况下,以“镇压反革命”之名,于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公然开枪,当场死亡群众300余名。第二天凌晨,又有上万名群众被捕入狱。其时,我爱人谢端尔亦在青海日报社老报社旧处(此即为被重兵包围的惨案发生地)被五花大绑地押赴南滩监狱。而在此期间,我的孩子陈平、陈路分别为11岁和不到10岁,因外面的恐怖气氛,不敢出门,竟以其母医用的葡萄糖针液充饥;“二二三”后,在无意中发现枕下有钱,乃冒生死危险到车站买火车票千里南下,他们在青海高原的严冬,穿着单衣裤,忍饥挨饿,形同乞丐般到他们杭州大舅舅家避难,当大舅舅找到他们时,两人蓬首垢面,几不敢相认。这种祸及子女、举家沉沦的悲剧,在文革期间各地多有上演。 由于信息阻隔,真相不明,一时间传说纷纭,据传“二二三”后次日,赵永夫即获林彪嘉许,肯定为“镇压反革命事件”,但在当时的老报社内没有搜出一支枪支,更没有发现被镇压者有任何反击迹象;到了3月初,真相逐渐明朗,之后,乃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出面,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将“二二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有关青海问题的大会,传达中央关于青海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仅将军即达百人以上,我也参加了这一大会。会后不久,我即随中央工作组、外地红卫兵等乘火车返回青海。 之后不久,我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见了面,并共同筹组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事宜。在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当初刘贤权一再提议要我进省革委会常委班子,我坚持不受,并亲笔将我的名字从筹组名单中划掉。原青海省副省长韩明的老婆王秀明(原青海日报社文教责任编辑、后调山西省政协工作)曾于2004年《老照片》小报上载文忆述文革,称我为“激进派”,其实,我当时已倦于运动,想着“急流勇退”,我是一个“勇退派”;只是1967年春夏,我主持过《青海日报》的一段编务外,基本上游离于运动之外,多借口爱人有病和南下探亲,较长时间滞留于沪、浙之间;尽管我多方设法远离“运动”,但“运动”总是要找着我。文革十年间,我先后多次被召回报社接受“批斗”,直到1977年我在浙江绍兴休假期间,仍因史进贤的陷害,被诬“五一六分子”、“恶攻反革命分子”而从绍兴“揪回”投入监狱;被囚期间,我因不服抗议,甚至一度戴手铐及20斤重的脚镣被关进橡皮死牢。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我头顶的乌云,终于被无罪释放回到了正常的人间。 第二件事是,当我从北京返回青海时,中央文革交代要与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行;而当时杨植霖正被青海省委办公厅的一派(系二位副处长)挟持。行车途中,杨植霖借机向我表示要摆脱困境的愿望,我当即让外地红卫兵去同那两位副处级干部交涉,把杨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我的车座旁,一直陪伴他回到西宁,并在省干部学校院内把他秘密保护起来。当初,我以为杨植霖应被结合进省革委会,但刘贤权却告诉我:“中央还没有最后定。”在这一时期,我几乎天天同杨植霖在一起,约有二十多天。杨植霖文质彬彬,宽厚镇定,他于文革中受冲击几无怨言,显示了一个老革命的素养与内力,他从不向我述说当年的光荣经历和劳绩,也不旁及同僚的是是非非,多是与我谈文论诗,我和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他被称为“大特务、大内奸、大反革命分子”在报上公开批判、由中央直接调走,我才与他分手,后来他“解放”出来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我也始终没有同他联系。但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十年文革,一如硎石,不老的宝刀几经磨砺,依然闪耀出夺目的光亮。
“六三社论”发表已经四十多年,文革十年也在时间轻风的吹拂下,淡化为远去的烟云和不堪重温的旧梦。但我还是同意萨特就中国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常识性判断:其一,想象这种“爆发”完全能由某些人的意志发动,并仅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是错误的;其二,宣布个人的完全自由,同时又在他的头脑中塞进所谓“毛思想”,这不是在创造一个完整的人,这二者绝对是互相矛盾的。 四十多年如逝水流波,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历史深处,它是一道可供后人凭吊的塞外苍凉风景! “此情(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生逢乱世】
我所经历的“六·十”事件
孙定华
一、“六·十”事件
文革发动时,我是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政治教师,职责所在,运动前夕那些批判“三家村”之类的文章写了不少。1966年5月16日青海大学召开声讨邓拓反党集团大会,党委安排我大会发言,17日省委宣传部召开声讨邓拓罪行大会,党委也派我代表学校大会发言。 5月24日,学院院长石琳去河卡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他要我同去,让我给河卡的师生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由于我院在河卡有一个附属畜牧场,草场条件不错,省委批准在这里建立分校,作为半牧半读基地。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师生有100多人,负责人是副院长达洛,他并兼任这里的党支部书记。达洛原是海南州委副书记,前不久才调来我院,主管总务方面的工作。党委给我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给建校师生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然后和石院长一起回西宁。 这里的运动早已开展起来,大字报、小字报、黑板报,还有油印的《建校生活》小报,都在批判“三家村”,还开了声讨邓拓集团的大会。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只能靠听广播了解信息,报纸要几天以后才能看到,而且是断断续续,许多问题搞不清楚。我一到这里,同学们就不断地问这问那,要求给他们讲讲文化革命的问题。 晚上,党支部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先由石院长讲话,传达上级指示,要求大家积极投入战斗。主题是我的报告,讲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三个半小时,10点半才结束。虽然超过了一个半小时,占用了休息时间,但大家情绪很高,一直聚精会神地听。最后,还有不少同学留下来问了许多问题。 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三家村”的后台,许多同学都在猜。有个同学说,前几天他已经给《青海日报》写信去质问彭真了。许多同学都希望我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得了的。我也有和同学们一样的想法,但又不愿那样去想,更不能讲。我把我的想法同两位院长谈了,他们表示同意,说对同学还是要进行正面教育。 第二天,整整开了一天会,我和两位院长一起听调查组的汇报。调查组还向全体师生作了报告。报告联系到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关于半牧半读的争论,把它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来河卡参加建校的师生表现出了一股热情,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拥护省委关于到河卡建校的决定。我也受到了这种热情的感染,要求留下来参加调查组,参加建校劳动,得到了院长的批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留竟使我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急流险滩之中。 进入6月以后,形势变得更为紧张,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天天都有震撼人心的声音传出。6月3日,司机老吴从西宁带来一份头一天的《青海日报》,第一版报道的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说北京大学在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把持下,成了“三家村”的一个分店。《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第二天早晨就从广播里听到: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新北京市委的第一书记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新市委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我和两位院长谈及此事,问起彭真,他们说,中央在5月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彭真以中央名义发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企图把这场政治斗争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保护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还派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宣传部长,这就是说,彭真、陆定一都被撤职了。此外,被停止和撤销职务的还有罗瑞卿和杨尚昆。 在这种严峻而且带有爆炸性的形势下,被近年来不断加强的阶级斗争的教育,特别是近几个月来批判“三家村”鼓动起来的河卡师生,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高度信赖和崇敬,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热情,立即掀起了声讨旧北京市委的高潮,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并在这个偏僻的草原小镇上进行了示威游行。 6月5日,两位院长给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3月份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指出现在教育界、学术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权,大、中、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富出身的人垄断。这些人在思想上是一批国民党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出修正主义。 两位院长还传达了学院党委的指示,要求在批外面这些头面人物的同时,也要挖校内的根子。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定半牧半读信念,坚决击退那些反对半牧半读、反对迁校牧区、坚持在城市过老爷生活的资产阶级“权威”。 此后,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大字报越贴越多,斗争的矛头逐渐由校外转向校内。首先点名批判的是王肇西,以他在大通带实习时和女生发生不正当性行为为出发点,揭发了他大量的反动言行。接着,又点了李鑑轩、杜其玺等几个老教师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在教学中灌输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学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些“内幕”消息,说专业教师高然是日本间谍、俄语教师蔡国栋是苏修特务、总务处长郭必忠是叛徒,等等。 批判的内容还有学院1963年制定的教学、教师进修、总务工作等四个规划,认为这是坚持资产阶级办学方针的代表作。这个规划的草拟者就是王肇西、李鑑轩、郭必忠等人,但是,主持制定这个规划的,是学校的领导人。这样,党委办公室主任丁守信也被点名。 正当开始接触本校问题的时候,6月7日,两位院长一起离开河卡回西宁去了。 运动继续向深广发展,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党支部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把重点放在王肇西身上,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揭发批判。斗争的矛头很快就从王肇西等人转移到了丁守信身上,认为他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家揭发的材料中不但有主持制定那几个规划的问题,还有包庇家属中的四类分子、宣扬他的富农分子父亲发家致富的问题。也有几张大字报批评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石琳和党委副书记孙璞,说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表态,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现软弱。 揭发批判王肇西,我完全同意,但对其他人,特别是丁守信,实在拿不准。我一直认为丁守信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只是工作方法有缺点,现在提到这个高度,我有些想不通。可是,从最近传达的毛主席讲话、党中央会议精神以及中央报刊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章看,他似乎正是这次运动揭发批判的对象。 我来这里作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实际上也成了这次运动的动员报告。现在,运动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群众的眼睛都盯着我,同学们要我对学校的问题表态。形势逼人哪!怎么办?两位院长已经走了,向谁去请教?这个态怎么表?是考虑个人吗?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1957年党中央提出整风,鼓励大鸣大放,号召大家积极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也是这样形势逼人。许多人响应号召提了意见,把心里话说了,结果怎样?是“引蛇出洞”!我这个大炮筒子当然也被卷了进去,成了大右派的支持者,犯了大错误。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但离右派也不远了,还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记太深了,至今仍记忆犹新。 不表态不行,表态吧,心里没底,而且弄不好还要遭殃,真难哪! 第二天,形势更严重了,不少同学贴大字报将我的军,点名质问我为什么按兵不动!说我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为什么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偃旗息鼓?我揭发了吴寅(院长办公室代理副主任)的一些问题,被说成是转移斗争目标,为丁守信打掩护。他们认为我当时是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和丁守信关系不错,一定了解许多内幕。 我哪里知道什么“内幕”!对丁守信,除了上述那几个规划以外,我确实提不出什么原则性的意见来。说实在的,在我来青海后遇到的几个顶头上司中,丁守信是比较好的,他不像有的领导人那样专横跋扈,只知道为自己捞好处。我这人是放大炮的,有什么话就要说,问题是现在能拿出什么根据?怎样揭发?我简直是六神无主,进退两难! 6月9日,张德成接到他夫人陈思义的信,说学校行动迟缓,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大家知道后,意见很大。下午,学校来车,都去向来人了解情况,得到的回答和陈思义信中说的差不多,而且还说,运动还未开展起来,院党委就发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提出“人人都要翻箱倒柜”,“查讲义,清理图书”,积极参加“学术讨论”,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势压人”,等等。这些话好像是一把火扔进了干草堆里。大家激愤异常:“这不就是《二月提纲》吗?不正是和彭真一样,以此来划框框,定调子,限制群众揭发问题吗!”师生们群情激奋,集中在小小的办公地点前面,要求党支部拿主意,推动学院运动的开展。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党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师生焦急地守候在外面,希望支部能作出使他们满意的决定。支部书记达洛已回西宁,大会由副书记王金堂主持。会议像开了锅一样,七嘴八舌,慷慨激昂,对学院领导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对党委那个《安排意见》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说它就是我们学院的《二月提纲》。有人提出派代表回学校,把这里的意见带回去,促进学校运动的开展。此议一出,全体赞成。谁当代表?大家纷纷提名:刘明乾!王中山!史国宝!冈得仓!这些人都是学生干部。刘明乾是共产党员,学生会主席,部队送来代培的;王中山是团员,和刘明乾一样,也是从部队来的;史国宝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冈得仓是学院团委委员。这几位都是领导和群众公认的好学生,提出后,大家一致同意。 有人提议,代表要全面,教职工也应该有代表。根据大家的意见,要找一个家庭出身好,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而且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清楚的人。但是,一提到具体人选,就有些为难了。不少人在交头接耳,但没有大胆提出来。也提了几个,包括副书记王金堂在内,都是家庭出身好、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的,但赞同的人不多。后来,目标集中在我身上,说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大家说,小土地出租,不能说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就这样,五个代表产生了。大家推刘明乾为组长。 支部大会后,王金堂向守候在外面的全体师生传达了支部大会的决定,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完全赞成。师生们的情绪非常激动,说学校的领导权好多都掌握在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现在全国都动起来了,而我院对这些人却是反击不力,应该促进学院党委积极领导,大力开展这场运动,揭发他们的罪行。还有人提出,要求省委派工作组来校领导运动。 会后,大家苦战了一夜,写了许多大字报,有人还给省委、学院党委写了信,要求我们带回去。根据大家的意见,由我执笔,我们五人草拟了向学院党委提出的四条要求。 第二天,即6月10日早晨8点多钟,我们五人带着大家交给我们的一捆大字报,离开河卡前往西宁。大字报写的是什么,来不及看,而且也没想要看,估计也不会超出在大会上讲的那些。司机令科昨天从学校来这里,今天返回,我们就搭他的车。车开得飞快,路上也没休息,平时八个多小时的路程,今天五个半小时就到了。到学校时是下午2点,大家正在午睡,我们把大字报放在学生会,各自休息去了。 下午,一些同学听说我们回来了,主动帮助我们贴大字报。 4点多钟,学生会召开干部会,请我去参加。先是刘明乾讲话,他介绍了河卡师生参加运动的情况,并联系到本校,揭发了王肇西、高然、蔡国栋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他说,这些年来,他们敢于如此猖狂,难道没有后台吗?丁守信就是他们的支持者,幕后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挖出来!他还对学院党委的《安排意见》提出了批评,说它强调“学术讨论”,要求“人人都要翻箱倒柜”,“查讲义,清理图书”,是会转移斗争目标,阻碍运动顺利开展的。我们应促进石院长、孙书记积极领导这场运动,把那些牛鬼蛇神,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统统挖出来。 同学们要我讲,我同意刘明乾的讲话,并讲了这场运动的意义。我们讲完后,学生干部们纷纷发言,说学校发下那个《安排意见》后,运动根本没有开展起来,没有触及学校本身的问题,更谈不到揭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散会后,出来一看,我们带回来的大字报只贴了一小部分,其余全都扔在地上。奇怪,刚才同学们那样热情,争着要帮我们贴,现在怎么又突然停了下来!? 晚饭后,教职工党支部书记舒世华通知我去参加党员大会。当我按照通知的时间到会时,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些时候了,而且气氛十分紧张,没有了平常那种亲切、随便的面孔。 支部书记要我讲河卡情况,我如实向支部作了汇报,讲了我们回来的目的和下午学生干部会的情况。我讲完后,没有人发言,只是支部书记要我把没有贴完的大字报全部交给她。 宣布散会后,我走出了会场,回头一看,其余同志没有一个离开,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我回家已经很晚了,家里人告诉我,70级学生马森来找我好几次了。我去找他,路过教室前面,见里面聚集了许多人,像是在开会,但又有人在写大字报。66班团支部书记阎文化正在讲台上讲话,慷慨激昂,见我走过来,他提高嗓门,加重语气说:“那些人气势汹汹,杀回学校,要来夺权!他们搞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无论他是党员,是教师,都要把他拉下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示众!”教室里不少同学也对我怒目而视,平时那种亲切的目光,下午帮我们贴大字报,要求给他们介绍情况的那种热情已不复存在。 我一下子懵了,怎么变得这样快,这样突然?原来,院党委已经作了部署,全校各党团支部都开了会,统一了思想,要把我们当成回校夺取党委大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声讨。我想不通,也感到委屈。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很久没有合眼,思想很沉重。学院党委为什么要动员组织那样大的力量来围攻我们?难道又是和1957年一样,先“引蛇出洞”,然后再来个大反击,抓一批右派?真是活天的冤枉! 睡不着,干脆起来,去找刘明乾他们聊聊。他们也没睡,都在谈论眼前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做梦也想不到党委会这样对待我们! 史国宝拿出一个同学写给我们的字条:
致五位代表同志: 我们是革命者,革命就不能怕死。为了革命,我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个人的生命),如果不是想到革命,想到工作,而是想到个人就是背叛。务须冲破重重障碍,达到同志们的希望。 王发印 1966·6·10·早五时
他把日期写错了,这时已经是11日凌晨了。 王发印是学生中少数几个党员之一,也是学生干部,平时很受学院领导和党组织的信任。看来,在校的党团员和群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按照院党委定下的调子,把我们看成是回来夺权的反革命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不过,支持我们的党员和群众,只能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那样,背地里同我们联系,而不敢公开露面。 在院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党、团支部的同志也是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开会,做动员工作,布置人写大字报。 11日一早,石院长找我谈话。其实也不是谈话,他没说什么,只是要我谈谈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很简单,就是要求党委积极领导运动。在河卡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已经把大家的意见作了归纳,草拟了四条要求,这四条要求是: 1、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表明态度,积极领导群众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我院的一切牛鬼蛇神。 2、向全院师生员工公布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动言行和罪恶历史。 3、公布哪些家属是四类分子,并按照党的政策立即处理, 4、把在河卡参加建校的师生提前调回,投入文化大革命。(建校劳动任务保证提前完成)。 石院长的回答很简单:第一条,“我们已经是积极领导了”;第二条,“应该让群众揭发”;第三条,“有些没有把握,已发信调查去了”;第四条,“由达洛决定”。 第四条和达洛说的有些不一样。听明乾说,达洛早上来看过我们,说了些安慰的话,还说,石院长说在河卡参加建校劳动的师生,“按原计划,不能提前”。 从石院长办公室出来,已是8点钟了。这时,办公楼的前前后后已贴满了大字报,都用同一口气进行声讨,说我们五个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从河卡气势汹汹地回来,梦想夺取领导权”。点名说我1957年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受过“留党查看”处分,现在又来“充当反党急先锋”,质问“是谁派你们来的?”不少大字报还说我是“漏划地主”。 我很纳闷,受过党内处分,还有什么“漏划地主”之类的人事档案里面的东西,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这么多一般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大字报里?何况“漏划地主”,出自老家个别人提供的诬陷材料,公布出来整人本身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不知道是泄露档案的人没把话说清楚,还是有些人有意这样做,大字报把“严重警告”写成“留党查看”,把怀疑家庭是“漏划地主”写成本人是“漏划地主”,使错误和罪名在程度上又提高了一级。 还有,好些大字报都在追问“是谁派你们来的?”这是何意?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文章? 现在,我们已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豁出去了!我们五人自己动手,把剩下的所有大字报统统贴了出去。这些大字报到底写了些什么?是否真的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贴出去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去想。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贴与不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如全部贴出去,或许还可以使大家了解真相。 10点半钟,学院的广播突然响起来,传来了《红旗》杂志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篇社论传达的正是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看来,和1957年整风反右是有些不一样,是真正在发动群众,不像“引蛇出洞”。 听完社论后,我们五人都有同感,想去找青海大学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任琛同志谈谈。到办公室后,梁主任说他到省委开会去了。 中午,任校长回来后,叫我们先休息,等下午和石院长一起谈。 3点种左右,石院长来了,陪他一起来的还有吴寿祥。他们先和任校长见面,研究情况,一小时后,才把我们五人叫去。 任校长要我们先讲。刘明乾首先发言,然后我补充,其他几位有时也插话说明一些情况。我们的汇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石院长去河卡作动员报告后运动开展的情况、河卡师生对院党委关于“学术讨论”的《安排意见》的意见,以及我们回来的目的。二是我们回来后学院党团组织动员在校师生有组织地对我们进行围攻的情况。一再表示,我们有缺点、错误,党委应该批评,错了,我们作检讨。但是,把我们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来整,是不对的。 汇报后,任校长讲了话。他说:“从河卡拿回来的大字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这里有意见也可以讲,但有组织地去搞,是不对的。”“大家的革命热情这样高,应该支持,但做法上有缺点,回来不征求领导的意见,说话方面也有不完善之处。”“现在已经出现了些问题,不要党的领导。(吴寿祥插话:我们这里已出现罢课、要求步行到河卡去的情况。)是否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搞鬼?你们回来后,如果先召开党内会议,把情况讲清,就不会出这些问题。你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有些人高兴,王肇西阴笑。”“是否向河卡打个电话,并从党内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如果你们说的话有不合适的,也检查一下。”“现在运动逐步深入,有反革命分子乘机搞鬼,我们应注意。有的说党委不能领导,要学生会来领导。党内要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我们不能反。石琳同志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搞好,要和党委商量。” 这次谈话的气氛很和谐,没有了从昨晚到今晨那种敌对情绪。任校长没有说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相反,还肯定了我们的革命热情。但说我们的行动导致了“不要党的领导”,甚至如吴寿祥说的“罢课”、“步行到河卡”等问题,那就严重了!吴寿祥说的那个情况,我没听说过。如果真有人利用这个机会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可就说不清楚了! 他对学校也有批评,说他们“有组织地去搞,是不对的”。对任校长的这个批评,石院长没有表态。 晚上,任校长来我院,到刘明乾他们住的地方看了看,关照他们“好好休息”。随后,就找石院长、舒世华等研究情况去了。会议室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第二天(6月12日),任校长来我院召开全院干部、党员大会,传达省委10、11日两天会议的精神: “中央负责同志的三条指示:1、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2、要加强领导。我理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现在有的出现学生会、家属出来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3、抓大是大非,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为保证这三条的实现,提出八条:1、大字报贴在本单位,不向外单位贴,不贴在街上。2、不上街。我理解是自己内部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弄到街上去。3、内外有所区别。我理解是机关内外、党内外、国内外。4、不打人。有人公开骂毛主席,工人揍他,那是特殊情况。5、不侮辱人格。6、抓关键,抓大是大非。7、不搞男女关系,不搞小是小非、人事问题。8、报纸、广播点名要控制。” 三条、八条指示传达以后,任校长又讲到《青海日报》6月3日发表的社论。他说,这篇社论“是大毒草,企图用煽动的口吻把文化革命搞乱。省委的决定明天见报”。 “现在我们这里发生了问题,医学院不要党委领导,只要学生会领导。畜牧兽医学院一进门那张大字报,要党委、学生会、家属、工人领导,实际上是不要党委领导。畜牧兽医学院听说今天有人要到省委请愿,明天就罢课。特别是河卡五个代表贴大字报,有人就有看法,反过来又有人贴大字报,看法又有转变。” 看来,不仅学院领导,任校长也一样,都认为我们从河卡回来,目的是煽动群众闹事,然后乱中夺权。任校长说的“不要党的领导”那张大字报,散会后我专门去看了,是丁桂林(会计)写的。原文是“迅速组成一个以院党委和石琳同志为首的,必须包括同学、工人及家属中优秀分子的领导核心,来领导我院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提法是有错误,但似乎也没有任校长说的那么严重。 最近以来,我特别注意中央报刊发表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把它看成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时刻都在用它的精神来检查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求做到和党中央精神一致。多少年来党组织都在教育我们,毛主席、党中央是绝对正确的,要坚信党中央,紧跟毛主席,为什么现在我们坚信了,尽力跟了,反被说成是企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难道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精神错了? 我后悔过,为什么要学政治专业当这个政治教员?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唉!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政治课教师,身不由己呀! 下午,畜牧厅厅长兼我院党委书记马万里来校看大字报,石院长在旁陪同。他看得很仔细,对有的大字报一面看还一面摘抄。 后来我也去看了一下马厅长抄的那张大字报。那是68班同学写的《呼吁书》。这一看,着实吓了一跳,上面有许多《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上的话。我找了一张《青海日报》,把这篇社论看了一遍,什么“要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搞得天翻地覆”,“烟云滚滚”,“六神无主”,等等,《呼吁书》上都有。更严重的是,那上面还有刘明乾、王中山的签名。我问他俩,说是当晚叫签名,连内容都没看就签了。这是个错误。看来,问题严重,肯定有人要借此大做文章。 13日一大早,我骑自行车到街上去买报纸,邮局没开门,我干脆到报社印刷厂要来一份当天的《青海日报》。该报第一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省委撤销《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的决定。决定说,这篇社论有严重政治错误,它号召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大进攻”。社论是程光远授意该报编辑陈逸写的,未经编委会讨论,未交宣传部、省委审批,就私自发稿。 省委决定公布后,出现了攻击我们的第二次大字报高潮,中心是说河卡师生的行动是在“六三社论”的煽动下搞起来的。大字报均不指名道姓,也没有出现前天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些带攻击性的词句。看得出来,这次行动仍然是党委统一部署的。 下午,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的同志来校了解情况,把刘明乾等四个学生一个一个地分别叫去谈话,详细询问河卡师生开展运动的情况。这也好,分别谈,好核对口供,得来的情况会更真实可靠。 党委的工作抓得很紧,已经在整理我们五个人的材料了。我因事去办公室,从人事处门前路过,见他们正在查阅档案。我当然不可能看到内容,但从翻出的档案袋看,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晚上,兽医系教师单志达来我家,一直谈到深夜。他说他带学生实习回来,一到校,他们教研组的党员就给他介绍情况,说这几天由河卡回来了五个代表,把学校搞得天翻地覆。在这两天的政治学习会上,教师党支部书记舒世华,还有赵金坤、方绪光等几个党员多次讲河卡回来的五个人“别有用心”,说“石琳同志到他们那里去,不握手。石院长要召见他们五人,孙定华说没时间”。 “10日晚上,他们先到66班,被碰了回来,然后到70班,一点就着,煽动同学罢课、请愿,说他们要来加强领导”。“大字报的签名,好多都是代签的,根本没有通过河卡师生”。“大字报、呼吁书,都是吴寅的口气,他们的幕后人是吴寅”。 单志达说,这些话很离奇,所以跑来找我谈谈。我很惊讶。这不都是些谣言嘛!怎么竟出自党员和支部书记之口?任校长昨天在传达报告中说“听说今天有人要到省委请愿,明天就罢课”,原来出处竟在这里! 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石琳昨天在给实习回来的师生讲话中说:“河卡同志已经承认错误了。现在看来,河卡同志受骗了,他们不明真相,看来还有幕后人。” 两位书记的讲话,应该是代表党委的,可能也表明了上级党委的意图,就是要抓“幕后人”。把谁当成“幕后人”来抓?石院长没说,舒世华却透露了出来。奇怪,吴寅根本没去河卡,我们回来那天也没见过此人,他怎么指挥我们的行动? 第二天上午,任校长找我谈话。 他面前摆放了几份材料,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刘明乾的材料》。不用说,下面几份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了。动作的确够快,学院党委和人事处的同志不但查阅了档案,而且把整我们的材料都写出来了。材料就平放在茶几上,不知任校长是有意让我看到,还是因为他自己是近视眼,认为别人也看不见。 任校长向我提了不少问题。主要有:你们回来之前做了些什么准备?回来之后怎么打算?你们五人由谁负责?回来后到各班去开会是否事先商量好的?达洛同志走时给你们交代了些什么?你对达洛和石琳之间有些什么看法?同学们是否谈论过他们之间有些意见不一致? 开始时,真以为任校长是在调查情况,我十分认真地、详细地回答问题。可他呢?似乎并不认真,也没有作多少记录。但当谈到达洛时,注意力却非常集中。 看来,我昨天的猜测不错,下一步确实是要抓幕后人,只是目标有了变化,不是吴寅,而是达洛。这个主意不知是谁想出来的,显然高明多了。尽管吴寅和达洛都有辫子可抓,但达洛不但比吴寅职位高,更有分量,而且是河卡党支部书记,也能顺理成章。不过,对不起,我无法提供领导上想要得到的材料,因为这个罪名本来就是莫须有。达洛来学院当副院长的时间不长,而且主要是管总务那一摊子,不久就到河卡去了。我刚认识他,并不熟,也不了解。至于他和石院长之间存在着矛盾,今天才从任校长口中第一次听说,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是和石院长一起去河卡的,和达洛没有接触,几次开会,两位院长都在一起,传达中央和省委会议的精神时,都是石院长主讲,达洛补充。5月7日早晨,两位院长一起离开河卡回西宁,坐的是同一辆汽车,而且他们走时,运动才开始,刚刚接触到本校的问题,达洛又能给我们交代些什么?10日回到西宁以后,并没有见到达洛,当天晚上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听刘明乾说,那天夜里,达洛和石院长、任校长一样,也来看过我们这几个被围攻的“反革命”,不过,我当时并不在场。第二天,我倒是发现了点“不一致”,就是关于是否把河卡师生提前调回来参加运动,达洛给刘明乾传达说,石院长的意见是“按原计划”,而石院长对我说的却是“由达洛决定”。 9点45分,马厅长进来,把任校长叫了出去。一小时后,任校长回来继续同我谈话,话题转到“六三社论”。他说:“不光是一张大字报,还有《呼吁书》。”“革命热情高,很好,但做法上有缺点。同学到班里去讲,现在人头落地,还有什么心思念书?讲了后,有些人也讲,星期一不上课。这就是影响。这几天有点乱,特别是大字报贴你们,很不好。” 和前天的讲话有点不一样,把“罢课”改成了“星期一不上课”,似乎已经意识到说“有人要去省委请愿”、“要罢课”等等并不符合事实。我说,“给我们安的罪名,并不是事实。那么多攻击我们的大字报,也不是同学们的自发行动,是有领导地搞起来的。” 任校长没有回答,看来,他也不好回答。在他面前摆的那几分材料,就是党委办公室和人事处整理的,这不是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吗! 其实,我们从河卡一回到学校,院党委就向省委作了汇报,当天下午省委专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根据省委的指示,学院党委立即采取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因而才有那样大的阵势。 但不理解的是,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既然已经把我们定成了反革命,并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围攻、声讨,为什么还要遮遮掩掩?是不是领导们也察觉到了他们的做法和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或者说中央在内部还有什么别的指示?
二、省委工作组
6月15日,正式宣布省委派来的工作组到达学校。组长是畜牧厅厅长兼我院党委书记马万里,成员有文卫厅厅长刘呈云、青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任琛。实际上,这里宣布的只是领导成员,他们前几天已经在进行工作了,其他成员在这之后才陆续到达。 这个工作组的组成有点特别,三位领导成员中就有两位是我们学校的主要领导人。第二天下午,达洛奉工作组之命召集我们五个人开会,传达工作组会议精神:“河卡来的五位同志,革命热情是好的,回来是对的,把革命热情带来了。贴大字报也是对的,对领导的大字报是贴得少了,而不是多了。缺点是没有向党委请示。《呼吁书》是错误的,讲话中也有缺点。”“准备在最近召开党团员会,石琳同志作检讨,他们那样大搞五位同志也是不对的。”“现在,省委派来了工作组,我们要相信省委,相信工作组。” 工作组的意见和任校长给我谈话的精神基本一致,是要双方都做点自我批评,把事情了结。看样子,明天开个座谈会,大概后天,就要我们回河卡去了。 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的事件,说该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省委撤了他的职,还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工作组是否会根据这个精神来处理我校的问题? 17日早7点,根据工作组的安排,我们五人去同石院长、达洛副院长一起座谈。会上,主要是听石院长讲话。他基本上是照稿子念,讲得很慢。这个讲话关系到我们的命运,我作了详细记录: “我先讲一些意见,这个意见包括了检讨。省委很重视,派来了工作组,马万里是组长,还有青大的任琛,我们口里的刘呈云。他们都是根据省委的指示,来到学校,各方面了解情况。他们深入调查,能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分析问题。” 石院长讲了三条缺点,第一条是“工作不深入”,第三条是“在政治思想上不敏感”,同我们关系不大。这里只说第二条: “发生了问题,没有采取果断的方法进行处理。如11日起床后,发现了不少同学贴了大字报,当时认为,河卡来的五个代表有错误,引起了贴大字报,感到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同时,对大字报没全面看,也发现大字报有错,但临时也没有召集一些人研究,采取措施制止这个问题。中午广播,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到广播室去了。我说这样广播不合适,他们说还有两页,我就算了。表现不果断。对是非问题看得不清。”“这次事情说明,孙定华、刘明乾、王中山、冈得仓、史国宝五位同志,通过这次来,虽然在我院发生了些问题,但从实际上看,你们对于纠正领导错误,特别是纠正我的错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工作组来了,一个是使我对我的错误有了初步认识。现在我的头脑是比以前清醒得多了。至于有的人说你们来不是加强领导,而是反对党的领导,组织上没有这个看法。不能把个别人的说法,说成是领导上的意见。” “第二、马万里同志对这次事情的看法:1、河卡同志贴大字报,包括对领导的大字报,是正常的、许可的,表示同情支持。对于五个同志来到这里,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再研究,当作经验教训来接受。2、在校的学生对他们贴了大字报,大字报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批评也是错误的。石琳没有及时指出来,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呼吁书》是错误的。因为学生盲目性是很大的,不能识别香花和毒草,把毒草当成了宝贝。五个人回来后,没有经过领导,经过学校,为什么这样搞?还要继续找原因,接受经验教训。这是院党委集体的经验教训。在学校里,由于五个人说话时完全否定了学校的成绩,学校同志也有些不满意的。由于这样,会上敌人的当。 “现在,先在党内开会,团内开会,党外开会(不要已揭发出来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要清除双方的对立情绪,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石琳在党内党外自我批评一下。召集五个代表开个座谈会,优点要肯定,缺点要指出。 “这是马万里同志讲的,我如果记掉了,达洛同志指正。” 石院长的这个检讨,把一场由学院党委组织领导的在校师生对我们进行的围攻,说成是同学们的自发行动,完全是颠倒事实。他讲完后,刘明乾和我的发言都指出了这一点,认为这不是什么检讨,而是掩盖真相,推卸责任。 其次,我们还指出,他传达的工作组会议的精神,和达洛传达的也有些不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石院长的传达略去了达洛传达时说的“他们那样大搞五位同志也是不对的”这句话,却增加了“五个同志来到这里,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再研究”,“为什么这样搞,还要继续找原因”等语。 达洛的情绪非常激动,脸胀得通红,十分气愤地说:“石琳同志传达马万里的话走了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为什么隔了一夜就走了样?这里面有鬼!” 到此为止,会议再也开不下去了。 达洛为什么那样激动?联系到为什么前天先叫达洛给我们传达工作组会议精神,他是否已从中领悟到了“抓幕后人”这层意思?现在,达洛也被逼上梁山了,真的变成我们的支持者了! 马厅长对刘明乾谈话时的强硬态度、任校长同我的谈话、石院长给实习回来的师生的讲话和支部书记舒世华在学习会上的讲话中追查幕后人,围攻我们的大字报一开始就追问“是谁派你们来的?”…… 从以上这种种情况来看,石院长的传达似乎更符合工作组的意图。看来,工作组对他们二人本来就是说的两种话。目的何在?是否就是要借此把达洛逼出来? 下午,工作组召集我们五个人开会,解决上午发生的问题。几位领导询问了当时的情况,我们都作了详细的回答。之后,任校长说,“石琳和达洛的传达没有什么出入嘛!” 我具体说出了出入之点,比如:达洛的传达首先肯定我们回来是对的,任校长对我也是这样说的,而石院长说的是“五个同志来到这里,是好,还是不好,以后再研究”;达洛传达说,“准备在最近召开党团员会,石琳同志作检讨,他们那样大搞五位同志也是不对的。”石院长的传达是,在校学生贴的有些大字报是错误的,“石琳没有及时指出来,是不对的”;达洛传达说,“缺点是没有向党委请示。《呼吁书》是错误的,讲话中也有缺点。”石院长的传达则说,“五个人回来后,没有经过领导,经过学校,为什么这样搞,还要继续找原因”;石院长还说,“由于五个人说话时完全否定了学校的成绩,学校同志也有些不满意的。”在达洛的传达中没有这句话。 他们听了以后,再没说一句话。 停了好一会,我提出了个新问题:“今天早上同石院长开座谈会后,听说学院又在组织学生对我们进行围攻,不少同学正在写大字报,几个班的团支部书记在班上都这样说:‘我们的行动是工作组、省委支持的。’这是怎么回事?” 三位领导听了以后,仍然是不表态,对我提的问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沉默了好一阵之后,刘厅长像是在自言自语:“复杂!这里面有问题,有的还说工作组也呆不住。” 谁说工作组也呆不住?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整个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冷场,三位领导每个人都只说了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就宣布散会。我们走出会议室,办公楼前后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围攻我们的第三次高潮。 仔细看看大字报,和前两次相比,策略上又有改变,而且是比较大的改变。其一,大字报的署名全部都是学生,干部和教师一个都不出面。其二,集中力量攻击我,再没提那四个学生。其三,新增加了揭发批判丁守信以及王肇西、高然等“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在攻击我的大字报中,有四份(8张)最引人注目:《〈北国江南〉的吹捧者——孙定华》、《撕开孙定华“真理没有阶级性”的反动本质》、《“不栽跟头,不进步”论必须休矣》、《戳穿孙定华的政治阴谋》。这四份大字报均由66班团支部书记和几个委员署名。 这次行动除了利用人事档案中的材料以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就是把过去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加以曲解,提到“政治阴谋”的高度来进行批判。 把我作为重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完全不提四个学生,而且把丁守信以及王肇西等人抛了出来。很明显,这是想表明他们也在抓大方向,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不是针对群众。完全由学生署名,不让干部、教师出面,则是想表明围攻是群众的自发行动。但是,工作组刚刚进驻学校就出现了这次统一行动,不仅声势大,而且策略上也有重大改变,这不正说明学生说“我们的行动是工作组、省委支持的”不是无中生有吗? 围攻我们的第三个高潮以后,平静了几天。 21日开大会,工作组正式同群众见面,省委书记薛洪福到会。首先是工作组组长马万里讲话: “工作组是省委直接派来的,由省委薛书记挂帅,还有文卫厅的刘厅长。组长是李处长。” 我有点奇怪,前几天宣布他是组长,为什么现在又说“组长是李处长”?李处长名叫李叶,是省委某部门的一位处长。 他说:“批判‘六三社论’,我们这里也进行了。10日以后我们这里也发生了些问题。对‘六三社论’的批判不够深入。这是反动社论,是毒草,虽然‘六三社论’出来时间不长,对我们这里有影响。批判‘六三社论’,揭牛鬼蛇神,要和我校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前怎么看,现在怎么看,以后是否要用毛泽东思想提高认识。”“从今天开始,工作组同志就要分别参加到各班上去。大体上和农村一样,实行四同。除了写大字报,开大会小会希望向工作组打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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