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九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3月30日第196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张宝林 “特种兵”的晚岁思考（《拒绝遗忘》选读）
张宝林 “6377”农场忆旧（《拒绝遗忘》选读）
邵晟东 药店5年——我的大学（1972～1977）（《回忆与思考》选读）

生逢乱世

张 炜 兵团战友王连生的劫后余生
附录 中共酒泉地区农垦局委员会
关于对“反共救国軍”等所谓反动组织的平反决定
王远枝 永远的人生伤痛：留校审查
周祖德 忆“插友”林仁本
陈 虹 那个绿色的身影
力克口述 阿陀整理 告密者

编读往来

孙耘：读192期“争鸣”后的一点看法 热心读者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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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特种兵”的晚岁思考（《拒绝遗忘》选读）

张宝林

《昨天》编者按：本文所说的“特种兵”，并非军队中的特种兵，而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毕业后被强行安排到部队农场去“接收再教育”的那几届大学生。《拒绝遗忘》一书里具体指的就是经历过文革前期“停课闹革命”的大折腾之后，被发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独立一师的阜阳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劳动改造”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语言学院等校的几届毕业生，他们在那里成了非工、非农、非兵、非学的“特种兵”。该书收集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回忆。
《拒绝遗忘》一书由海天出版社于2015年3月出版，本文是书中序言原文，2011年10月初稿，2012年7月定稿。出版时有删节，这里发出的是未删节版。
本文作者简介：张宝林（下图为2017年于开罗饭店丘吉尔曾下榻的套房留影），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旗下《市场报》副总编辑、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2000年后从事残疾人事业研究，任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业余撰写大量论文、杂文、散文、诗歌及其他作品。著有杂文、历史随笔、人物传记、诗集多种。

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地球上发生了两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持续4年，死亡1000多万人，第二次持续6年，死亡5000多万人。除此之外，大约人们也不会忘记另一场大悲剧，这就是中国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的比世界大战更加残酷和荒谬的一场战争。这里并不曾爆响塞尔维亚志士刺杀奥匈帝国王储的尖厉枪声，也没有发现纳粹德国秘密派往但泽港的“特洛伊木马”，但是，为着一个虚妄的政治幻觉，党中央主席一声令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立即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停滞、市场萧条、社会失序、民族自戕、文化毁灭、人性泯灭的十年沉沦。
这十年是两次世界大战持续时间的总和。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没达到二战的规模，却是一战的两倍，殃及人口更高达一亿。2000万，一个亿，这两个数字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公开披露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3日（见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
这场历史悲剧结束已经35年了，文革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关于它的起源、沿革、核心人物、历史事件、悬疑、影响，以及经验教训，世界上早有许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十分遗憾的是，目前世界上在文革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不在中国本土而是在美国，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文革研究尽管已不再是空白，但似乎并未完全解禁。这块全民族的心病，依然折磨着我们的灵魂。

其实，早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五年，即1981年，中国共产党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论及文化大革命，其主要结论是：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虽然早已结束了，但它的“遗毒”还在，正像一个病灶未除的巨大疽痈，虽然表面已经平复，终究还是隐患。现在有一些人怀念文革，竟把解决当前社会尖锐矛盾的法宝押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上。这难道还不值得警惕吗？这些年，国内出版的党史、军史、国史汗牛充栋，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专门论述文革教训的专著，就连反映文革的小说、电影、戏剧，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仅有的那一二十部，也大多是早些年的作品。
对于文革的反思，我们实在应该学学德国。二战结束以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向“宿敌”法国真诚道歉；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为德意志民族的自省精神赢得世界的认同和尊敬；1995年6月，德国前总理科尔再次代表国家，双膝跪倒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近年，我曾两次去德国，在街道旁、广场上、公园里，随时可以看到纳粹时期迫害犹太人的遗迹，即使原物不在了，也会竖块牌子，附上照片和几种文字的说明。他们要人们牢记德国对人类曾经犯下的罪行。这种全民族痛苦而真诚的反思，让德国彻底走出了耻辱，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赎。
我们的民族何时才有这样的反思？我们的人民何时才有这样的自省？中国的阿登纳、勃兰特、科尔，你们在哪里？
对于文革的深度反思，绝不仅仅是政治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们应做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应做的事，对于亲身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来说，尤其负有一份神圣的责任。我们相信这种全民族痛苦而真诚的反思和自省，大大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救赎和国家振兴。
我们这群文革中期毕业于北京八大院校、后来被命运抛到安徽一个叫插花庙农场的400多名大学生，正是被裹挟着参与了文革全过程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处在文革的风暴中心。我们有过认真反省和重新检视那段历史的冲动和思考，但我们缺少一个契机，一个由头，现在，这个契机和由头来了。

我们这个群体是1970年形成的，那一年的初春，北京大学250多名63、64、65级毕业生，清华大学30多名64、65级毕业生，从蚌埠火车站集体列队，向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独立一师的阜阳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进发。8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体育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语言学院等六所大学的100多名毕业生，也陆续加入这支队伍。这批当年被贱称为“臭老九”的“旧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组成了一支特殊的6377部队学生营，既是被迫又是自觉地进行着艰苦的磨练和改造，先来的一年，后来的一年半，然后再分配到全省各地工作，开始他们踏入社会的长征。
自此之后，我们与以下关键词：插花庙，学生营， 81、82、84分队，融会成了一支特殊环境下的“特种部队”，我们便是这支“特种部队”的一批非工、非农、非兵、非学的“特种兵”。通过我们这些活生生的标本，世人或许可以触摸到当年一个持续发烧40度、病情延续十年之久的庞大病躯的脉搏，从而做出恰当的病症分析和病因判断。
去年，我们这些“特种兵”的部分战友40年后相聚合肥，重温旧梦，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提出编辑一本回忆文集的设想。这倡议立即得到更多战友的赞同。
回忆文章怎么写？
大家的共识是，应主要记述自己在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亲历的事实，越具体越好，越准确越好，细节越多越好。文革悲剧必须正视，各种荒诞和丑陋都必须记录在案。知耻近乎勇，承认事实，是反思、批判和彻底诀别罪恶的前提条件。历史是全民记忆，在正襟危坐、冠冕堂皇的官修正史之外，应有大量的、细碎的、鲜活的民间稗抄予以补充。
聚会结束后，几位热心的战友接受大家的委托，很快就建起一个工作班子，向各地战友寄发了“征稿函”，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战友们踊跃参与的热情是出乎预料的。短短几个月，筹备组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篇文章。这些文稿中，主要写我们在农场一年多的共同经历、遭遇和感受，有的长篇大论，写了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短小精悍，写了自己对往事的点滴回忆；有的以写事为主，有的以写人为主；多数是记叙文，也有诗、词、日记等体裁。尽管文风各异，感受有别，甚至还有一些不同观点，但都是大家的倾心之作、肺腑之言，说的都是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字里行间，跳动着一个“真”字。
夜深人静，披览这些浸润着青春激情与乱世感触的文字，在农场经历过的那一幕幕场景，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了那片曾经洒满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我们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土地。我预感，这将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它像一幅工笔长卷，为世人提供了文革中期许多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描摹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时空背景，在那沉甸甸的叙述后面，我也看到了一粒粒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理性思维的结晶。
这本书可作为文学作品赏读，也可当作文史资料研究，更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画像和心灵史。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这些年，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下乡知青、中学老三届红卫兵等各界人士的文革遭际，都曾有人写过回忆文章或文艺作品，有的还拍成了影视作品，唯独对“老五届”（ 61届至65届）大学生很少有人写，这段历史的断层，这个历史的遗憾理应由我们自己来弥补。
正如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期间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一样，连续三届一二十万大学（不含大专）毕业生，在1970年春夏，集中发配到农村、厂矿、边远基层、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其实也是正常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后，缓冲就业难题的无奈之举。
据北大、清华的同学回忆，这几届大学生的分配方案，是由国家计委负责制定的，原本先后出台了两个方案，但都被“四人帮”及其爪牙否定，最后的方案是“四个面向”： 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国家和家庭花了巨大代价培养出的青年学子，被投闲置散，多年学成的专业知识没有用武之地。一方面是经济停滞，科研断档，一方面是业务荒芜，人才废置。正如本书的一位作者所感慨的：“这些人本可以制造出原子弹氢弹，可以探测宇宙，可以研究生物工程，造福人类等等，但在那荒唐的岁月，由荒唐的人来执行荒唐的决定，只能上演荒唐的悲剧。”（章青《那年 那月 那地 那人》）
“6377特种部队”的短暂历史，印记着文革的荒诞与迷失。“6377特种兵”这一滴水，映照着那个怪诞时代的诡异风云。
文革是从北大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北大、清华是文革试点“六厂二校”中的那两所名校。曾几何时，聂元梓已成为文革新贵的阶下囚，而文革中受到伟大领袖八次接见的两校和其它高校的大批“红卫兵”，则被发配到农村、农场劳动改造。从“革命小将”到“臭老九”，原来不过一步之遥，正像多少开国元勋一夜之间就成了“牛鬼蛇神”。这就是所谓的“革命”，这就是所谓的“史无前例”，倒转乾坤。
中央的理论权威“两报一刊”社论反复告诫人们，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人都要过这一关。“走资派”触及灵魂，必须戴高帽游街、坐“喷气式”挨斗、关“牛棚”劳改；知识分子触及灵魂，必须放下书本、笔杆、仪器，到干校种地、耕田，到厂矿当清洁员、锅炉工；大学生触及灵魂，就必须到基层，接受超出精神和体力极限的劳动锻炼，以脱胎换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人。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政治铺张和形式作秀，红海洋的铺天盖地，“三忠于，四无限”的唱诵无边，“天天读”、“忠字舞”的愚钝疯狂；不会忘记明火执仗的谋杀，莫须有的诬陷；不会忘记堂堂国家主席的遗体蓬头垢面、光着脚板，连个真实的名字都没有记录就被匆匆火化；也不会忘记张志新、遇罗克们仅仅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就成为死囚。社会上的所有这些迷乱荒唐，在“6377特种部队”都可以找到影子。
“对毛的崇拜在继续中，在农场里，只要哪天广播电台播出一段毛的最新指示，部队就要求学生连夜到周围的村子里去把在睡梦中的农民唤起，向大家报喜、宣讲。村里连电灯都没有，可怜睡眼惺忪的农民能听懂什么呢？其实我们也不懂这‘最新最高指示’是干嘛的。”（朱听如《在6377前后的日子》）
“在农场，除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是漫漫无尽的政治思想学习。当时的学习，往往要自己批判自己，找出一两段主席语录，将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活思想’暴露一下，上纲上线，批它个狗血喷头，就算是觉悟有了提高，学习有了进步和成效，就能得到‘左宝宝’的肯定和表扬。”（杨德兴《部队农场生活杂忆》）
“有一个班的班长，在繁重劳动之后，大多数人鼾声如雷，她还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学毛选，第二天她的劳动劲头特别大，连里大肆宣传，要大家向她学习。有的同学同我议论，认为这是弄虚作假，实在没有提倡的必要。不知为什么，我们在私下议论的问题都传到部队领导那里。由此领导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认为我有政治问题，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于是，对我进行了公开或非公开的批判，施压，孤立，打击。”（董立坤《真理正义人类的良知是永远不灭的火光》）
鲍寿柏的文章，讲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刚到农场不久，就被农场领导找去，原来是一封邮局革委会寄来的检举信，揭发他竟敢把邮票贴在毛主席语录上，遮挡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这可是个足以致人死地的罪名，多少人曾因喊错了一句口号、写错了一个标语而身陷囹圄甚至人头落地。幸亏农场领导还算开明，教训一通了事，但邮局那帮“左派”神经质的“本能反应”和猎犬般的嗅觉，却让人不寒而栗。
在文革时期，人性是绝对的贬义词，凡是和“人”字沾边的什么人性、人情、人道，都是资产阶级的臭狗屎。人们不能谈亲情、温情，更不能谈爱情，人人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一进农场，部队干部就宣布了三“不准”：一不准回家探亲；二不准谈恋爱；三不准结婚。如果说后两个“不准”还勉强可以成立，头一个“不准”就完全是泯灭人性的混账逻辑了。
正是这个混账逻辑，在“6377”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
一位同学是江苏南通人，母亲病危，父亲打电报叫儿子回家，连部压下电报，封锁消息。母亲苦等几天，也没把儿子盼来，真正是“死不瞑目”。母亲去世的第三天，他才回到家中，家人都不谅解，他无端背负了读书忘本的恶名。另一位年纪较大、已经成家的同学，儿子在家被拖拉机撞伤了，连队没同意他回去，母亲因此生病了，还是不让回去，最后爱人为此犯了病，他终于忍无可忍，自行打道回府。更惨的是一位叫印根明的同学，母亲病重，打来电报，部队领导照例怀疑是“谎报军情”未予理睬。第二次又来电报，他当面向营长求情，也遭拒绝。第三封电报传来噩耗，他终于得以回家，竟得知是他的迟迟不归，让母亲绝望自杀。
这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难以想象的人生惨剧。他心中愤懑，回部队后难免啧有烦言，谁知，这又被批为“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革命需要、对部队再教育有抵触情绪”，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组织全连批判。尊长爱幼，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何况母亲生了重病，怎么就不能回家看看？此事给印根明造成了终身痛苦，至今也难以平复。
文革是一场浩劫，是“乱了自己，惊呆世界”的全面失序。农场里存在的专断、冷漠、蛮横、瞎折腾等种种弊端，其实也正是整个文革极“左”、偏执、变态的缩影。
拉练，是军训的重要内容之一，昼夜兼程，急行军150里，学生走得一点不比战士差，但正式拉练前，一夜三五次的“小拉练”，就是故意整人。特别是不少女生，特殊生理状况下刚躺下又被赶起，其狼狈境况可以想见，她们成了改造者恶作剧的牺牲品。
团部放露天电影，是学生们仅有的娱乐。但这娱乐不过是放那些老掉牙的“老三片”——《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和八个样板戏。一旦放电影，学生分队必须打着背包跑步到放映地。有时候连放两部片子，回到营地已是凌晨两三点钟，还要组织讨论一小时，第二天6点半起床，7点下地干活，“一夜只能睡两小时”。
不少同学记得，到农场不久，就接到命令，到颍河参加游泳训练。学游泳是好事，但不管有无基础，几天之内必须学会，最后还得参加连续游3000米(或10000米)的考核，这种训练方法让人瞠目结舌！一些从来没下过水的同学，被煮饺子似地扔进河里，喝水也好，抽筋也好，连续四五个小时不许上岸。虽然最后没有出人命，但如此野蛮训练，给这些年轻心灵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冬天修水利挖河泥，无论男女，都要踩着没脚踝的冰水，一天干十几个钟头，一些女生因此落下了病根。1971年春节，贫下中农都让休息几天，放鞭炮过年，学生分队却要过“革命化春节”，不放假，连日挖沟。
夏秋“双抢（抢收抢种）”，是“再教育”超限试验的范本。农场明明有收割机，却不让学生分队使用。管理人员甚至把学生当“劳改犯”驱使，完全不顾有些人在学校就是“全休”病号，有人患风湿性心肌炎、肺结核，有人患腰疾、患血吸虫病……在“一律不准请假”的律令下，大部队连续作战，有时24小时连轴转，严重摧残了学生们的健康。
据一个同学回忆，他因心肌炎下不了床，有一天没有参加劳动，军人排长竟把一个班的学生叫到他的床前进行大批判，后来找来军医检查，才准假休息。另一位回忆，他们连队许多人生病，指导员拿着温度计给病号们测量体温，低于39度的不算病，必须干活，超过39度的也不许休息，要集中学“毛选”。他回忆，病号们宁愿下地干活，也不愿学“毛选”。还有位同学统计，每个“双抢”季，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病倒，除了劳动强度太大，跟淮北当地生活环境差，蚊虫猖獗，“双疾”（疟疾、痢疾）流行也有很大关系。

这本书，无疑是“臭老九”们对文革经历的回顾和反思。这种40年后的回顾和反思，已经少见年轻人的激愤和冲动，而多了老者的冷静、理性与平和，正同摄影中的黑白照片，没有浓烈的色彩，全靠画面上巨大的黑白反差，就足以发人深省。我想，如果将来真有那么一天，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得以实现，这本书里提到的案例，完全有资格进入馆藏。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专门记述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书，展示的不仅仅是磨难和痛苦，还有令人动容的真、善、美，闪光的理性和智慧，以及一代知识分子面对逆境勇敢捍卫自身尊严的无畏精神。
请读者注意书中的几个著名“事件”，其实这正是人与制度之间激烈冲突的迸发。毕竟，凡是有点正义感的人，都不能无视公理被公然践踏、良善被野蛮摧残。
“七班事件”， 源于印根明母亲的非正常死亡，同学们不满部队领导“不准请假”的决定，公开同情和支持印根明，这引起刚愎自用的领导们的弹压。他们上纲上线，把正常的意见反馈，上升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力图利用这个事件，把学生们很克制的反应彻底摧毁。这引起了同学们的更激烈的反弹。在长达数旬的抗争中，学生们团结一致，巧妙地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用领导漠视“贫下中农学生”的合理要求，导致“贫下中农母亲”非正常死亡的恶果，指斥部队领导“缺乏阶级感情”，“马列主义对外不对内”，反驳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谬论。这种反抗虽然是有限的，但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它的影响超出了“七班”，扩大到了排、连。这次事件以整人阴谋黯然收场告终。
更为悲壮的是“李明事件”。李明是北大学生，他熟悉军队的制度和管理，他认为学生营这些折磨人的“高招”，都是连营干部的“发明”，目的是创“业绩”，以便提职晋升。他说只要制造一些事故，就能让他们的美梦破灭。于是，他先是拒绝参加劳动，被当作重点批判对象实行监管，后来决定“以身试法”当“逃兵”。部队派人把他押回，他半路再次脱逃，此事惊动了省军区，军区经过调查，认为学生营的做法简单粗暴，学生营部因此挨了批评。此后他们果然有所收敛。

我们曾经年轻，在那充满苦涩和伤感的日子里，青春的活力曾为我们枯燥的生活注入脉脉温情。不少文章回顾了在那么艰困的条件下，同学们是怎么样的相互关怀、支持与帮助；回顾了在绝对禁欲的环境中，爱情是如何悄悄孕育和萌生；还有那些无师自通的自我保护和生存技巧，偶遇机会就即刻喷薄的运动天赋、艺术才情……读来都让人百感丛生。在农场的日子里，我曾数次被抽调到师部工作，还承担过为样板戏画布景的任务，但直到看了几位战友的回忆文章，我才第一次了解82、84分队排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的详细过程。我们这支400人的队伍，接到演样板戏的命令之后，居然很快选出了合格的少剑波、杨子荣、座山雕、李铁梅、李奶奶，挑出了称职的导演、美工、乐队，还能做到在极短时间内上演，达到令周边军民惊叹的准专业水平，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缅怀这些往事，谁能不感慨：在这三届毕业生中，有多少藏龙，多少卧虎，如果不是这场浩劫，他们能为祖国和人民创造出什么样的辉煌业绩?！
“6377”的“再教育”生涯，无疑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挫折。但我们并未被这个挫折打倒。当年的“特种兵”，早把在这段逆境中锤炼过的意志品质化作了人生的宝贵财富，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问心无愧的贡献。不少战友，在基层历练的扎实基础上，充实到政府机关、教育、经济、企业、文化等部门的重要负责岗位上。有的同学还在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我们都已年过花甲，白发皤然，但许多人还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余热。即使退休回家，我们的血还是热的，我们仍然关注着世界大势，关注着国运民生。
离开农场的这40年时间里，国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为祖国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而欢欣鼓舞，也为现实存在的众多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忧心忡忡。今天，我们在这里还原历史，揭示疮疤，并不是要算旧账，恰恰是为了更好的面对当下，面对未来。
物极必反，大恸才有大悟。世界性的失序莫过于二战，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曾使世界成为一个大屠宰场。二战结束后，同盟国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呼吁成立了联合国，倡导并缔结了由《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组成的“人权宪章”，世界建立了新秩序。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在全党全民大反思的基础上，以党的名义彻底否定了文革，颁布了前面引述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反省还远不够深刻和彻底，一些关键问题，并没有厘清，文革赖以产生的制度根源，还没有被祛除。
“革命”一词，典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的是公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是顺应天意、符合民心的事情。这里的“革”即改变，“命”即天命。古代的君主叫做“天子”，是受命于“天”的，所以，改朝异姓、把“天”赋予的权力从这个君王转移到另一个君王，是改变“天命”的行为，这是神权政治观对“革命”的解释。古希腊时代，一些哲学家也把“革命”看成是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历史过程。从古至今，人们说到“革命”，大多把它和“暴力”、和“正义”联系在一起——“革命”，就是用暴力手段实现公平正义。
现代意义的“革命”，是从日本语来的，经过改造、演进，已少了暴力的因素，多了变革的涵义。比如，日本人把明治维新也称为“革命”，而明治维新基本是政治变革，而非暴力革命。
无论站在东方或西方的立场，用古意或今意解释，“文革”都和“革命”沾不上边，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闹剧。
我们在6377农场的遭际，是一种遵照“最高指示”实施的集体流放，是军人监督下的强制改造，是禁锢思想、野蛮役使、灭绝人欲的苦役，是强权者的颐指气使，是“劳改犯”的逆来顺受……这些，都与“革命”毫无关系。唯一挂上钩的可能就是“暴力”了，虽然不是硬暴力，而是软“暴力”。但暴力之后，公平、正义全无。人们见到的，只是“暴力”阶段的疯狂、混乱、畸形、荒诞和失序。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二战尚未结束的1944年，就写出了挖掘专制主义老根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他在书中说：“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的。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这一点之前，我们将不会变得更为明智。”（【英】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数千年的专制主义思潮，并没有随着爱新觉罗王朝的覆灭而远去，我们曾经长期处于蒙昧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史无前例的“文革”固然是蒙昧主义的样板，但在此之前，我们做过的“蠢事”还少吗？“反右”的“阳谋”，把55万（一说317万）知识精英打成异类，发配到北大荒、夹边沟那样的荒蛮之地，一去20年；紧接着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砍树烧山、吃大锅饭，种“万吨”田，最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饿毙几千万人的惨剧；一年后，彭老总为民请命，在翔实的调研之后，说了真话，却犯了龙颜，马上被打成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革职流放。从此淫威之下，天下噤声。此为荦荦大者，如果细数，还有“反冒进”、“批小脚女人”、“批《武训传》”、“反红学权威”、“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批胡适资产阶级走狗”、一直到“批《海瑞罢官》”、“反‘三家村’”、“批‘彭罗陆扬’”（“文革”前奏）……总而言之，非批即反，领袖“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了泱泱中华的“定海神针”！如此荒唐透顶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居然几亿民众手舞足蹈，亦步亦趋，山呼万岁，像得了魔症一样跟着起哄，这种蒙昧主义，真正是举世无双，登峰造极。
蒙昧主义是万恶之源。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什么样的人间悲剧都会制造出来。所以，蒙昧主义非彻底打倒不可。新旧对立，破了旧的，必须以新的取而代之。新的是什么？是蒙昧主义的对立面——普世价值，这就是：主权在民，民主选举，权力制衡，司法独立，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所有这些，并不是谁的标新立异、心血来潮，而是数百年以来人类历史总结出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知灼见，也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拼死相争的理想境界。这些东西，我们并不陌生。60多年前，面对一党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就大声疾呼过、身体力行过。我们办报纸、出杂志、写文章、发议论，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学联，动员民众，启发民智，和平示威，武装反抗，不正是争取这样的普世价值吗？正是这种理想，才使我们凝聚力量、赢得民心，推翻了旧政权，缔造了新中国。普世价值是我们政权承续合法性的标志，是保障政权长治久安的利器，我们没有理由夺取政权之后鸟尽弓藏。
揽镜可正衣冠，读史可知兴替。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我们愿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拂去这面镜鉴上的浮尘，让它映照灿烂的时代辉光。
文革十年，我们这代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已在西西弗斯式的“无用功”中虚掷了。我们唯望这样的荒唐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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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6377”农场忆旧（《拒绝遗忘》选读）

张宝林

（一）报到

1970年 8月13日上午，我乘90次列车离开上海去安徽，下午2时45分抵达蚌埠。“6377”农场在淮河饭店设了一个接待站，负责人告诉我和其他地方来的同学，第二天有车接我们去农场。
那年，我23岁，就这样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推搡着，融进了那个尚处在文革混沌中的社会。
我们人大新闻系的分配方案是7月25日公布的。当时，系里还剩两届毕业生待分配，我们70届按时毕业，69届延了一年，所以那年有两届四个班100名同学同时毕业。文革中，大学生都是要下基层“接受再教育”的，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这个方案，包括了三位侥幸分到部队的同学。各省的分配人数如下：
河北30人；辽宁19人；贵州12人；安徽10人；
广西2人；湖南2人；湖北2人；江西2人；
河南2人；四川2人；新疆1人；甘肃4人；
青海1人；内蒙2人；云南1人；山西2人；
黑龙江3人；陕西3人。
看这个单子，就知道都发配到了内地，用现在的话就是中西部地区，沿海省市一个没有。后来知道，到了省里，还要再分，有的是到农村公社甚至大队中学教书，有的到地方农场；也有像我们这样，分到部队农场的。
我是7月30日告别呆了五年的人民大学校园的。第二天回上海家中，和父母家人团聚。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看望亲戚朋友，到医院探视从外地回沪生产的姐姐，后来更见到我们家第一个第三代，我的小外甥。也抽空和大学、中学的好友们小酌了几次。
我们在蚌埠住了一夜，第二天，即8月14日，一起被分到“6377”的同学们，到车站集中领取行李，然后乘卡车在蚌埠市区转了一圈，算是游览市容，下午就奔赴“广阔天地”了。我们这个车同行者有30多人，人大的十几个（除了新闻系的，还有中文系、历史系的）、政法学院的十几个，还有几个是广播学院的。
“6377”是部队番号，隶属于安徽省独立一师，团级建制，团部坐落在阜阳插花庙镇的“劳大”，离蚌埠有数百里之遥。团部这边，有两个学生分队，82分队和84分队（连级建制），还有一个81分队，在胡集镇，比插花庙还要远50里。
我们这辆（也许是两辆，记不清了）卡车是个老爷车，路又崎岖不平，颠簸得厉害，路上不断出状况，所以跑了七八个钟头，晚上10点多才到团部。一路上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天热，老百姓光着身子在村镇路边睡觉，据说是为了省衣服，车灯照过去，白花花一片，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大开眼界。
到达团部时，小广场正准备放电影。我们在放映场见到了几位早几天分到82分队的同学。我们被告知，今晚就地休息，明天去胡集，我被分到81分队。
81分队在几个分队是条件最差的，远离集镇，只有孤零零的几排土坯茅草房。我们睡三开间连在一起的大房子，每间房子大约二十人。没有电灯，点煤油灯，冬天生火炉取暖。4 个月前，已有清华、北大的同学分到这里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分得早。我们被插到编好的班级里。我插到一排一班，班长叫顾圣世，北大的，江苏海门人；还有两位清华的，一位叫徐宏炳，一位叫郭海铭，都是上海人，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
第二天是星期天，但没有休息，上午让大伙晒晒被褥、衣服，下午就开始下地干活了，那天是捉豆虫。
农场的作息很紧张，早上5点吹起床号，浇菜地到6点半。早饭后，7点半到11点半劳动。午饭后，休息到3点；3点到4点，“天天读”（学毛选）；4点到6点半劳动。晚饭后，是班务会或其他会议时间；还有一个固定节目“谈心”，同学之间互相谈心，领导也可以随时找人谈心。总之，自由支配时间很少。
（上图为81分队学生住的营房。）
我们刚到的那几天，还安排了营部大会（我们81分队归一个解放军营部代管），营长宣读内务工作条例。连里搞了忆苦思甜活动。

（二）“双抢”

农场，农场，当然以农活为主。那时的淮北，农作物主要是一麦一豆，即冬小麦夏收秋种，黄豆夏种秋收。收麦时，叫做三夏：夏收、夏种、夏管。收豆时，叫做三秋：秋收、秋耕、秋种。农活最讲究节气，这两个季节，都要赶时间，不能误了节气。而且夏秋多雨，所以，无论夏秋，都叫“双抢”——抢收、抢种。
其实，细分的话，“收”还分为收割、运输、脱粒、扬场、入库……“种”也一样，种前要搅拌化肥、撒化肥、耕地、平地，然后才能播种。平时，则要兴修水利、挖沟修渠，还要修路、种菜、养猪等。部分地块还种了一些玉米，玉米要追肥、打岔。后来还试种过水稻，又要修田埂、蓄水、育秧、插秧，任务可真够多的。
干农活，对农村来的同学算不了什么。我们班长顾圣世，就游刃有余，看上去轻松得很。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就很狼狈了。我在中学时，也下过乡，但那只是半天一天，像玩一样。这样连续的“抢”，还从没体验过。我特别怕割，无论割什么，都不灵。平时还算灵巧的手脚，一到这时候，就变成笨手笨脚，慢不说，那腰每天都像断了几次，直都直不起来。更要命的是，好不容易干完自己的活，一个命令下来，又要去帮解放军连队。
对照着日记，看看我们1971年6月的紧张日程吧。
我们从5月底开始忙，先是玉米间苗，接着追肥，连续两天，每天干10个小时以上。
6月1日，收麦。凌晨三点半起床，割了几个小时，联合收割机开过来了。我们从未见过农场有这玩意儿，不知什么时候买的，有收割机，还要人割干吗？原来是试机，试完了，还要放回库里的，不然，如何达到锻炼“臭老九”的目的？试机暂时把我们解放了。据那位驾驶员说，这片地的麦子还没熟透，现在收割影响质量，于是叫我们回去整修打麦场，直到天黑。
6月2日，帮五七炮连割麦子。中午饭在地头吃。午休时，找不到一棵可以遮阳的小树，大家只好躺在热烘烘的麦地里，身边插一把镰刀，顶上一顶草帽，营造出一片蘑菇型的“凉棚阵”，胡乱地躺一会儿，就又开工了。下午4点，下雨，转移到团部，搬运化肥。晚8点收工。
6月3日，下雨。上午到地里撒化肥。下午，雨大，不能干活。晚，开批判会，批判连里的“不良风气”。
6月4日，洒农药一天。
6月5日，割麦、挑麦一天。
6月6日，早上4点起床，帮助五七炮连割麦子，百余人，一直干到下午6点，割了250亩麦子。右手磨了几个泡，左手划了几道口子。
6月8日，上午休息，下午到麦场脱粒，加班到晚9点。
6月9日，下雨。不能脱粒，收拾场地，整理麦垛、防漏。
6月10日，下雨。开会，定管理教育措施；下午，给连党支部提意见。
6月11日，下雨。下午冒雨帮特务连修筑水稻田埂。
6月12日，下雨。到团部，运麦。大雨使堆放的麦垛淋了雨，有的已经发芽，紧急运到室内，几个连队联动，几万斤麦子很快转移。下午，帮特务连平整稻田。背麦子腰部受了点伤，有一处疼痛难忍。
以后十天，有一天在家写稿，其余几天挖田埂、修灌渠、给玉米地撒肥、打岔、晒麦子（淋了雨，必须摊晒，共晒了五天）。6月23日，终于病倒，高烧、头疼、腹泻。休息三天，让帮炊事班写一份总结材料。6月26日，退烧后又发烧到38.2度，至夜不退，腹痛如割。仍帮炊事班写总结，28日完稿，3000余字。6月29日和30日，照顾我这个病号，不下水田，负责画报头、做插图、抄文章，出了一期纪念党的50周年生日的板报。

（三）样板戏与红海洋

我在农场呆了一年半，按说应该参加三次“双抢”，但我只参加了两次，第一次秋季“双抢”，我几乎躲过去了，只赶上个尾巴。
1970年8月20日，刚到农场的第5天，一早，连里通知我，到连部报到，参加文艺宣传队。那时，到处搞文艺调演，排练京剧样板戏，农场也不例外。连里也要成立演出队，还要到团里、师里汇演。我的任务是画布景和乐队伴奏。我喜欢京剧，许多同学知道，在大学还学过京胡，也会画画，不知哪位老兄“告密”，连里正愁找不到人呢。
那几天，我画了两场折子戏的布景，一个是《智取威虎山》，一个是《红灯记》，用的是牛皮纸，许多张粘在一起，然后在上面用水粉颜料画。我从没画过布景，也不懂那布景什么样，只好按图索骥，照葫芦画瓢；拉京胡，我的水平很一般，我希望他们找个比我强的人，但找不到，就“矮子里拔将军”，凑合了；还被临时指定当解放军连队演出队的教员，教他们唱《红灯记》选段。
一周后，接到命令，当晚赶到插花庙，有演出任务。晚饭后出发，一路急行军，每过一个村子，那些看门狗都狂吠不已。有的村互相挨得很近，狗吠此起彼伏，煞是热闹。这让我想起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月照征途风送爽，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
我们深夜1点半抵达目的地。第二天上午，和84分队、解放军二连的演出队一起排练，下午就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演出一场，效果还不错。那里有京胡演奏员，我退居二线，操京二胡。第二天，又为学生营演出一次。8月31日任务完成，回到81分队。我满以为接下来要在“双抢”中好好磨练一下了，谁知只隔一天，9月1日夜，师部下命令：张宝林速到师部文艺宣传队报到。好家伙！连升三级，从连到师。
2日早上5点半起床，6点动身，步行经胡集到马店，然后等长途车到阜阳。到了阜阳城，找城西的师部又走了个把小时，整整折腾一天，晚上6点半才到。一位长得敦敦实实的小伙子叫邵国培的，热情地把我迎到屋里，我们住一个屋。他非常高兴，说知道你要来，咱俩人就好办了。他是北大毕业生，比我早来几天，原来就他一个人担任舞美，忙坏了。
我和邵国培朝夕相处，从此成为好朋友。国培是学理工的，文革后，读了研究生，又两次出国留学，第一次出国，大概在1988年，我已在《人民日报》工作，他还来看过我。他后来在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当教授，是军内电子战的首席专家，以后当过学院的副院长、院长，是我们6377出来的唯一将军。凑巧的是，他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的老军人，从营长升到国军的少将。1949年并没有随国民党去台湾，留在大陆，成为民主人士，前几年才去世。两代将军，一国一共，一文一武，也很有代表性。
师部的宣传队比较正规，样板戏要演全剧，不像学生，只演折子戏。因此，舞美也是全套的，要求很高。当晚，我和国培制作《红灯记》第三场布景。第二天，修改第二、第五、第七场布景。以后，又把其他各场的布景全部画完。很快，这些布景就派上用场了。宣传队为师部举办的学习班演出了全本的《红灯记》。以前看戏，基本是听唱腔，很少注意那些布景道具。这回因为自己参与了舞美设计，总要往演员身后瞄上几眼，心里有点美滋滋的。
（下图：84分队部分学生合影。）
在师部，除了画布景，我们还承担着机关“红海洋”的设计和绘画工作。9月中旬，宣传队到合肥汇演了，我和国培没有随团，因为另有任务。为了迎接国庆，师里要我们完善大门的“红化”方案。大门处原有一幅毛主席画像，已经处理掉了，要重画。另外，门口两侧的两面墙，要完成两幅宣传画、悬挂两幅语录牌。这些活，必须在半个月内完成，而我们只有三个人，我、国培和一个姓钱的解放军战士。
一开始，我们三个人突击画毛主席像。这幅像高5米、宽4米，先勾轮廓、画素描关系，用了一天。然后分头着色，原先估计一周完成，结果提前，三四天完工。宣传画我和国培一人一幅，9月23日也全部完成。本来以为标语牌省事，谁知道最麻烦。四周的葵花图案好办，用颜料画，不费什么事。语录字，要写在木板上，然后用锯锯下来。木板很厚，足有1厘米，又没有专门木工，我们自己锯，边缘像狗啃似的，非常难看。但国培手巧，也耐心，他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居然两天也锯好了。
收尾工作也还有不少，把字钉在大木板上，喷漆，待漆干透，再整体安装到墙上。我们日以继夜地赶工，终于在9月28日胜利完成任务。那天，还写了几十张庆祝国庆的口号。大功告成，我们想轻松一下，晚上，随电影队到机枪营看了两场电影《红灯记》和《地道战》。这可是那时候难得的艺术享受。

（四）拉练

前面说，在部队农场，主要是干农活。但别忘了，这是部队农场，部队离不了出操、打靶、拉练，这些活计，一个也不能少。
这里单说拉练。
1970年11月4日凌晨，寒风凛冽，连里突然集体小拉练，快步行走十几里，大冷天，大家热得直冒汗。早饭也不回来吃，在老乡家借灶做饭，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11月27日，凌晨5点半，紧急集合，营长传达最高指示：

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现野营训练一个月……（后略） 十一月二十四日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那我们学生连拉不拉练呢？
整个12月，都处在紧张的等待阶段。一会儿说，学生不拉了；一会儿又说，还是要拉，可能不是全程，时间不会太长。白天，我们仍旧干农活。那一段，主要是兴修水利，挖沟、修渠、砸砂礓（代替砖石做建筑材料的一种矿物）、运砂礓等。挖沟很累，平均每人5立方，甚至10立方。（现在怀疑数字的准确性。真有那么多吗？）
转年的1月3日，连长正式传达，学生连也要拉练，时间50天左右，春节后开始。
1月4日，班长宣布，5日开始演习，早上早起半小时，要打好背包，带毛巾、牙刷、碗筷等物，并要野炊。
1月5日下午，练习打背包，背包带早就准备好了，和战士们的一样，绿色的，窄窄的，长长的一条（至今我还留着呢）。但我们的被子五花八门，花花绿绿，厚的八九斤，五六斤算轻的；比不了战士，都是四斤被。这样的被子打起背包来，不好打也不好看。打背包时，班长计算时间，最后我达到75秒。背包里一床被、一条毯、一条棉裤、一身替换内衣，外加洗漱用具、干粮和米，大约30斤重。
1月14日，我又接到调令，到师部报到，参加师“六代会”筹备工作，主要是编写材料。师部那时已在张湾办公，我被安排住到一间小仓库里，里面堆了许多草料、棉籽，更有趣的是还有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颇不寂寞。在一周多的日子里，整理二团、三团、卫生科等单位的发言材料，还到卫生科和学生分队采访一次。
1月25日，师部决定我不回分队，随师部拉练，但可回81分队过年。
1月26日，农历大年三十。我头天回到队里。赶上了春节加餐，中午：排骨、红烧肉、白菜炒肉；晚上：红烧鱼、溜猪肝、炸丸子、素鸡。每班配少量白酒。白天没事，大家下棋、打扑克。晚上，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记不得什么内容了。散场后，为连里写了一封慰问信（慰问谁，也不记得了）。
1月27日，初一。早上5点营里集中拉练，到8点钟结束。我作为师部工作人员，没有参加。白天放假。晚上连里开春节联欢会。（下图：新82分队部分学生和军人在脱粒机前合影。）
1月29日，初三。回师部。师部共调了四位同学帮助工作，人大两位，还从白湖农场调来两位复旦的。我们主要搞宣传报道，还要在拉练期间办一份简报。
2月5日，部队离开张湾，正式北上拉练。老百姓夹道欢送。队列是：警侦连打头，司政居中，后面是通信连等。运输队的车辆一会儿就风驰电掣般超过去了。炊事班的同志推着独轮车，和我们并驾齐驱。头一天，走了70里，到达利辛县中町公社。
2月6日，早7时出发，下午4时到达蒙城县涡北公社。
2月7日，师领导批准我搭乘政治部的车，先到双堆集。这里要补叙一下：我在1月14日小拉练时，天黑不小心掉到沟里，左脚严重扭伤，当时脚背就肿得像馒头。正是那天，师部调我上任。那时年轻好胜，“轻伤不下火线”，硬着头皮去了。拉练前，看材料写东西，也算休息了，脚伤见好。但这一拉练，旧伤复发。两天下来，左脚又肿了，左脚不能吃劲，加重了右脚的负荷，右脚也蒸了馒头。我这一瘸一拐，让师政委看见了，下命令让我坐车。我说不用，他说，还有任务，先去把简报刻出来。
我明白，这是让我下台阶，我要再坚持，就显得矫情了。
到了驻地，我马上刻简报。等下午大部队到达，我的蜡板也刻好了。
2月8日，部队在双堆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公社书记和一位老贫农回忆当年战况，很生动。双堆集，位于宿县城南，是一个100多户人家的平原集镇。双堆因两个古老的小土包而得名：一个叫平古堆，一个叫尖古堆；两个土包高约30多米，相距约3里路。1948年11月和12月间，黄维兵团四个军11个整师10万余人，就是在这里被刘邓大军和华东野战军全数歼灭的。
整个拉练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2月8日下午到第二天凌晨的急行军。彼情彼景，至今历历在目。
2月9日，我到机炮营采访，中午回来，就听说下午就要开拔，而且连续行进160华里，直达濉溪县大五柳。原本说要在这里停留几天的，怎么说变就变呢？
我们是下午2点半动身的。我的脚经过两天的休息，已经消肿，于是我请战归队，获得批准。拉练走路，是有诀窍的，步子一定要平稳，不慌不乱；心里不能急，呼吸要均匀；眼睛看着前面人的背包，不要东张西望；脚上有泡，要在晚上挑开。这些，战士们早就教过我们。所以，一天走个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对我们已经不困难。但连续走一百几十里，还是有点发憷。
当天夜里11点，前方隐约看到宿县的城门，大家一阵欢呼。传令下来，休息一小时，补充营养。后勤发给每人6只鸡蛋、一块大饼、两个馒头。大家狼吞虎咽，吃饱了，趁着皎洁的月色，开始快行军。一路上，但闻脚步踏踏，马鸣嘶嘶，几乎没人说话，偶尔有运输车辆的喇叭声。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跨过一条又一条小河，倦意阵阵袭来，极想倒地睡它一觉。当然，这是妄想。我在小说里，看过人一边走路一边睡觉的情景。没想到，自己这回亲自体验了。不用担心摔跤，刚一趔趄，就碰到前面的人，自然就醒了。眼睛一闭，又睡，脚步并不停顿。这时，我才相信，边走边睡，绝不是瞎编的。
就这样，凌晨5点，我们到了大五柳（为什么在这里驻扎，始终搞不清楚，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纪念意义的遗迹）。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位于山脚下，村里有许多竹林，这在淮北并不多见。前面传来命令，就地休息。天还没亮，又累又困，我们就迷迷瞪瞪地在一个没有门的大石头屋子里睡着了。醒了一看，原来是个羊圈，几只小羊躲在一角，咩咩乱叫，地上满是羊粪蛋；另一个墙角，躺着一头肥猪。
队伍在大五柳住了一周。我们报道组分头采访，我就采访了四五个单位，写了几篇稿子，又出了五期简报。
离开大五柳，最后一站是郭庄。郭庄是学大寨典型，大队书记郭宏杰是中央候补委员、安徽省委副书记。
2月21日，我们踏上了归程。这次拉练，行程千里，历时16天，虽然辛苦，但离最高指示还是大有距离。

（五）突发事件

在农场一年半，遇到了大小突发事件各一件。所谓突发事件，我指一是猝不及防，二是人命关天。先说那件小的。
1970年12月13日，指导员从团部回来，带来两个消息，一个是我们分队没有评上“四好连队”，另一个是团部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杀案事件，经过大致如下：12月11日晚，团部的广播喇叭一直开到晚上10点多还在响着，团部的书记（不是支部书记，是文书一类的职务）和其他几个人感到奇怪，因为一般到9点半就要关机了，今天怎么回事？就让书记去看看。广播室空无一人，放映队的小牛和小吕（他们兼管广播）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书记咕哝了几句，关了机就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司号员到野外练号，在离团部大约300米的一条沟里，发现一具男尸，胸部和腹部中了两弹，肩上也被打了一枪，不过没有打到身体，只把衣服穿了一个洞。脸被硬物砸得血肉模糊，已辨别不出是什么人了。他大惊失色，赶紧跑回政治处向保卫科报告。保卫科、政治部马上向师部汇报，师长一会儿就赶来了。后来我们听说，老军人流泪了。师长爱兵如子，这是他的兵啊！经验尸证明，被害人是小吕，姓牛的放映队长不知所踪。据同志们回忆，姓牛的当晚曾在外面买过三包烟，半斤酒，还打过一会儿乒乓球。9点多，他和小吕一起往外走，在团部碰到崔参谋，问他们干什么去，他说“谈谈心”。
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凶杀案，肇事地点离团司令部不到300米。事件的背景是什么？是否与某种政治阴谋有联系？现在还不清楚。据说，省军区和南京军区对此也很重视，立即组织了专案小组和尖刀部队负责处理此事。
因为姓牛的下落不明，团里让各连加强戒备，晚上值班加双岗。这期间我也被排到一次，和另一位同学，从晚10点值到12点。值班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发毛：这个家伙会不会突然出现？他是个没有人性的混蛋，要是真来捣乱，我们就得和他拼了。
一个星期以后，在“劳大”附近的一个村落的机井里，发现了一具男尸，身上有一把空枪，没有发现子弹。死者就是姓牛的放映队长。据法医验尸，尸体上没有伤痕。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他和小吕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是一堆谜团。后来是否查明真相，我们就不清楚了。
大的那件，就是“9·13”林彪事件。
1971年9月28日，师部给团里打来战备电话：国庆节不放假，部队处于战备状态。那时，我正在团部报道组写稿子，感到很奇怪。国庆节不放假，从来没有过呀？要打仗了吗？和谁打？
第二天上午，我完成了两篇稿子，以指导员名义写了一篇《不能换枪，要换思想》，以战士名义写了一篇《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晚上，为迎接国庆节，连里加餐。我们一边喝酒吃肉，一边悄悄议论，往年国庆前夕，总是聚集在收音机前收听国庆社论，今年说是宣传改革，中央规定，不游行、不集会，这倒罢了，怎么连社论也不发了？这事有点蹊跷。心里虽有疑惑，但并不敢多议论。又因为喝了酒，晕晕乎乎地回去就睡了。
此后，进入紧张的“双抢”，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隐隐约约，总感到空气里有个诡秘的幽灵在游荡。10月16日，我得到一个爆炸性新闻，说出大事了，有个大人物死了，北京已经传达到22级。哦，那两天，团、营正在开扩大会，估计和此事有关。还有消息说，这事已经不保密了，月底就要公布了。晚上，我正好遇到好友邵国培，他们清华、北大的，3月份已经二次分配，他分到利辛中学教书，趁国庆期间回连队玩。我就悄悄跟他说了。国培是个极谨慎的人，他瞪着眼睛说，可靠吗？这事可不能乱说。
第二天，上午割稻，下午运稻。“飞机事件”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了。昨天下午的耳语，今天成了公开话题。而且，事件的时间、地点都有了，人物也呼之欲出。团、营两级首长对此也只是淡淡地说句“不要犯自由主义”，或不置一词，悄然遁去。
我们每个人都被这颗“原子弹”震倒了！联想到前一段种种不正常的迹象，这才知道，不集会、不游行、不放假、不发社论意味着什么。只是，这回犯事的是那个整天举着红宝书的林彪，是写进党章里的副主席，是伟大领袖的接班人！真是莫名其妙，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正式传达还是姗姗来迟。11月1日下午，团部召开大会，由“三号首长”传达有关文件。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连喘气声都能听见。“三号”正襟危坐，照本宣科，一句话也不发挥。事件的经过和传闻没有什么出入，只是多了一些细节，还有一些历史旧账。这一点也不奇怪，大城市早就传达到普通老百姓了，只有我们这些“臭老九”不能与闻。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是知道这个消息最晚的一批人。

（六）文革诗词

在81分队时，连里有块黑板报（有时换成墙报），我是唯一的编辑，常常一个人包办全部事务。合并到插花镇后，不搞黑板报了，就是墙报。逢年过节，遇到大事，都要出专刊，要画报头、插图，要登些应景的诗文。那时我在报道组，还有专门的板报组。板报组有位能干的女同学叫杨匡汲，是文学家杨匡汉、杨匡满兄弟的胞妹。她的美术字写得很好，每次都让我帮忙，画个插图、填个词什么的。这样的黑板报、墙报，完全是形式主义，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不出不行。
我的日记里，关于墙报都有记载。一次是：“搞一期庆祝毛主席生日的墙报。因为生产任务紧，只有我一人在家，所以搞了一天，还剩个报头没画。”（ 1970年12月24日）“继续搞墙报。上午画好报头，中午贴出去。”（1970年12月25日）那天的日记记录了我发在墙报上的一首七律。现在看起来很可笑，全是口号，虚情假意，也没一点文采。但连大文豪都是“纸老虎，戳穿了。乌龟壳，粉碎掉”（郭沫若《庆祝九大通过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我当然更写不出像样的东西。这首诗是这样的：

韶峰光焰映神州，四海坚冰化暖流。
川泽百千歌红日，舜尧八亿固金瓯。
孰云霸主非纸虎，君看叛徒已死囚。
遥望京华何所寄，颂歌一曲唱田头。

诗里写的“叛徒”，显然指刘少奇，当时被说成“叛徒、内奸、工贼”。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就发动全国把他搞臭，我写诗也要跟着骂上一句，这就是当时的局势。诗后还有这样的话：“有一处不合格律，第五句的‘纸’字，想不出合适的字了。好在其他的格律诗都不讲平仄，我还算讲究一点的。”
1971年4月30日，出了一期“五一专刊”，日记里记载：“帮板报组出一期五一专刊《展红旗》。我填了一首《采桑子》：

英雄五月风光好，
革命人民，叱咤风云。
反帝反修捷报频。

神州自有擎天柱，
扫却妖氛，斩尽荆榛。
处处红旗处处春。

1971年7月31日记载：“出一天板报。”内容没有一字提及，也许自己没写东西，也许写了，太差，不足挂齿。
1971年9月28日记载：“连里出国庆专刊，杨匡汲执意叫我写首诗或词，叮嘱再三，盛情难却，晚上只好填了一首《清平乐》：

京华此夜，
烟火正明灭。
井冈繁星延安月，
化作金华玉叶。

白宫一盏残灯，
愁颜正对西风。
封锁二十二载，
奈何虎跃龙腾。

下半阕“残灯愁颜”云云，完全是井蛙的自我夸饰，好像人家都日没西山，蹦跶不了几天了，只有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其实国民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上半阕的“京华此夜，烟火正明灭”，则是对国庆之夜歌舞升平的想象。正是那天，师里打来战备电话，国庆不放假，部队处于战备状态。15天以前，林彪这个“接班人”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殒机丧命，北京正紧张着呢。
但那些年也偶有情趣小诗。比如1970年11月15日，星期天，下午连里安排大家包饺子。我小时候跟妈妈学会了挤饺子，那天大显身手。日记里记载：“自己动手，吃起来格外香。其实，大家并不在意饺子的质量，而较多地体味七手八脚的热闹劲。同学们让我写一首小诗留作纪念，我就胡诌了一首《生查子》：

去年霜降时，
相见不相识。
今岁又严霜，
朋友加同志。

“白云”绕青灯，
红马吃蓝仕。
煮饺忙煞人，
他日捋须忆。

用的是今韵。“白云”加了引号，好像是香烟牌子，或指烟雾。“红马蓝仕”，当然是指下中国象棋。

（七）荒唐世事

文革期间的怪事，层出不穷，不是亲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多年后的这次聚会，一次早餐时，我和鲍寿柏坐在一桌，他说起一事，令人啼笑皆非。
鲍寿柏，82分队，北大毕业。他到农场不久，指导员有一天把他找去，很严肃地给他看了一封信。信是一家邮局革委会寄来的，内容大致是：请部队同志认真调查此事，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什么事呢？原来，鲍寿柏到农场后，寄过一信，他根本没有注意，付邮时，邮票压到了信封上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的印刷品，都印有毛主席语录，信纸信封也不例外，这些语录，有时印得很大、很醒目，还套着红，大概为了显示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心。邮局的同志警惕性很强，他们敏锐地在信封上发现了敌情——贴邮票为什么非要压语录？这个写信的是什么人？什么阶级出身？什么动机？是不是蓄意破坏？他们凭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绝不会让一个坏人漏网的革命责任感，迅速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也立即决定，循着信封提供的地址，连同原信和信封，向部队同志举报。
还好，这位指导员头脑没有发昏，比较通情达理，他只是找鲍寿柏了解了一下情况，说了句“以后注意”，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啦。这位鲍寿柏当然不是“阶级敌人”，他离开农场后，被分配到马鞍山市工作，退休前，是马鞍山的市委副书记。
米丘兰也有一个故事。
米丘兰，女，84分队，北京政法学院毕业，是个很要强的同学。她到农场后，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思想上也要求进步，还在争取入党。有一天晚上，她开了个夜车，把精心准备的入党申请书抄了一遍，第二天交给了连里的毕副指导员。老毕也是位女同志，平常挺和气的。那天看了申请，马上让米丘兰去办公室。一进门，只见老毕娥眉倒竖，杏眼圆睁，把手里的几张纸“啪”地扔到桌上，说：“你看看，你都写了什么！”米丘兰心里一惊，冷汗都流下来了，这几张纸正是自己昨晚开夜车写的入党申请书啊，出什么事了？她赶紧拿起那几页纸翻看，只见有两处划了红杠杠，一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一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哎呀，糟了！前面那句，“就没有我的今天”掉了个“没”字，后面那句，“毛泽东思想”后面掉了“思想”俩字。这还了得！两句话的意思全变了。真该死啊！掉什么字不行，偏偏掉这么关键的字！她的心一下沉到了肚子里，红着脸，偷偷瞥了一眼老毕，脸色还青着呢。怎么办？分明是笔误啊！她忽然想起，昨晚睡觉前，顺手把底稿装在口袋里了，一摸，果然在。她马上掏出来，指着那两处跟老毕说：“指导员，您看，是抄错了，抄错了，不是故意的！”
事情过去后，米丘兰有点后怕：如果那天没有带着底稿，或者干脆把底稿丢了，结局会怎么样呢？
米丘兰后来当了淮南市法院院长，在市纪委书记任上退休。
这两件事，都是有惊无险。也有碰到枪口上，倒了大霉的。
文革中，有个很著名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事件。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最初是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叫做“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曾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后来，毛泽东把“五一六”定性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并成立了一个由陈伯达任组长的专案领导小组。以后，事情越闹越大，1970年3月中央发出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在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以后，“五一六”成了清除异己、打击群众的垃圾筐。我们到了农场十个月以后，还收到人民大学给我们的公开信，要我们为学校的清查提供线索。连队为此专门召集会议，安排了四个晚上，让大家揭发。
别的学校也没闲着。那年的 5月2日，我们得到消息，9班的沈寿华可能是“五一六”分子，明天一早将被押送回京。这事在农场引起轰动。沈寿华是中央财经学院的毕业生，很老实的一个人，平时闷声不响的，很能干活，我们相处得也很好。不少人心里打鼓：他怎么会是“五一六”呢？但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同情。第二天一早，他就被同学押送走了。当然，这是一个冤案。小沈后来也平反了。

（八）《阜阳报》风波

经过一年半的锻炼，到1971年11月下旬，再分配终于提到议事日程。
我们这批学生中，北大、清华是3月份离开农场的，他们整整呆了一年。我们本来也应在锻炼满一年后分配。早在6月初，就有消息说，中央发了文件，要求最晚在9月完成这项工作，但后来迟迟没有动静。到了10月中旬，有一天听说，教导员去合肥领方案了。而那些天，正处于“副帅叛逃”的忙乱之中，这件惊天大案，显然影响了上面的计划。
11月1日，正式传达了“9·13事件”的文件，又安排十天集中学习。这件事告一段落后，到11月底，才正式进入决定我们命运的“再分配时期”。
文革中，无论什么事，都要先办学习班.据我的日记记载：
29日，“再分配学习班”开班，连长动员，各班讨论、表态，都是“服从组织分配”之类的豪言壮语。
30日，上午忆苦思甜，下午继续讨论。
12月4日下午，公布方案。省城要8人——合肥工业大学3人，省广播局3人，安徽医学院2人。这些地方要的人，似乎早已安排好了。那时，我和人大同学、未婚妻高宁需要分在一起，所以比较麻烦，好地方很难去，只能去地区或县里。
6日，我找了曹副主任和艾科长，这是我在报道组时接触比较多的团里的干部，请他们帮助我们进《阜阳报》。艾科长答应帮忙。
7日，我去了阜阳，找到了师部的施干事，艾科长事先已打了招呼。下午，施干事陪我一起去了报社，和在那里“支左”的巨副科长见了面。听他们的口气，好像问题不大。报社有几个名额，正好我是学新闻的，高宁也在连队报道组呆过，算是“专业对口”。
回到连队几天后，方案最终敲定。《阜阳报》来了一位同志，挑了四个人，我们两人在名单中。但是我们这四个人，名义上必须定到阜阳地区下属的县里。因为地区级报社不能直接从农场要人，需要过渡一下，算是地区机关报从应分到县里的人员中调人。
余下的几天，比较轻松。大家收拾行李，搓麻绳（用来捆箱子）、洗衣服，准备奔赴新的岗位。
12月14日，我们几个人又去了一趟报社。先到师部，施干事让我们直接找巨副科长。晚上，我们见到他，他说，已经同县里说好，不用去县里，直接到报社来上班。
农场的安排是17日开欢送会，18日全部离场。
18日，同学们凌晨3点半起床。5点，送走一批。8点，又送走一批。分手时，同学们都依依不舍，不少女同学热泪盈眶。到10点半我们动身去阜阳时，昔日热热闹闹的连队几乎空空如也了。
我们是午前到报社的，接待我们的同志马上给我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去了组干科的宁同志家，他说，关系正在转，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星期一，我们到报社报到。吴主任给我们安排了办公桌，而且给了我一堆副刊稿子，让我先工作，高宁先休息几天。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关系还没有办好，报社方面的解释是，地区正在和县里协商，因为县里态度很坚决，不想“放”，地区“半途劫人”有些阻力。
又过了几天，我们得到通知：县里不同意调人。原来只是名义上去的地方，这回真的要去。
为什么我们连《阜阳报》的板凳还没有坐热，就又离开？报到以后，我就已听到一些传闻，后来得到证实：地区管组织的同志拿到我们的档案后，发现高宁的父母有“问题”，一个是解放前的历史问题，一个是解放后的“右派”问题，出身这种家庭的人怎能在报社工作呢？她不行，她的未婚夫也不行。所谓“县里不同意”，只是借口，因为另外两位没有受任何影响，他们按原计划顺利进了报社。
我们后来去了凤台县，那是一个坐落在淮河边的小县城。我们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直到文革结束，我和高宁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考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
其实，高宁的父母都是成名很早的记者。她的爸爸高集，从1940年代，就在重庆《大公报》工作，很受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器重。还曾受组织委托，做过一些联系美国人士的统战工作（正是这件事，被说成美国特务）。1949年后他长期在《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参加过许多重要会议，写过大量言论和报道，被范长江誉为写“敌我矛盾”最出色的记者。高宁的妈妈高汾，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18岁就进了郭沫若、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以后长期担任《新民报》、《大公报》、《经济日报》的编辑、记者。她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叶挺，参加过新政协会议，报道过开国大典，是与子冈、浦熙修齐名的女记者，但在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
现在想想很有意思——我因他们的“问题”进不了地区级的《阜阳报》，改革开放年代却进了中国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并与两位“问题老人”朝夕相处，亲炙光热，学到许多东西。现在，两位老人一个已经仙逝，一个也已90高龄。今年年初，我为两位老人写的合传《各具生花笔一枝》正式出版，这算不算是对那场小小风波一个迟到的回应呢？

（九）重逢

前面写了八篇，实际都是“6377”忆旧，这篇才言归正传。
2010年9月中上旬，合肥的苏拉兄来电话，说一些“6377”的战友策划了个“40周年再聚首活动”，问我和高宁能不能参加。过了几天，上海的郭海铭兄也来短信，通报了再聚首的消息，希望我届时回皖，重温旧梦。原来，苏拉是总召集人之一，而郭海铭是81分队的积极分子。我们得到了双重邀请，享受了特别待遇。他们二位也都发来了活动安排的详细日程。我和高宁闻讯非常高兴，立即回复：一定参加，合肥见！
这样重大的活动怎能缺席呢？虽然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年多时间，但那是多么难忘的岁月啊！
40年前，我们这批来自北大、清华、人大、政法学院、财经学院、广播学院、语言学院、体育学院等八大院校的四百余名毕业生，先后来到安徽淮北的阜阳，在637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那时的淮北，被称作“安徽的西伯利亚”，土地贫瘠，非旱即涝，“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种什么不长什么，玉米亩产一二百斤，小麦二三百斤，农民的主食是白芋（红薯）。当地农民有个歌谣：“白芋干，白芋面，白芋馍馍白芋饭”，吃得胃里时时刻刻冒酸水。我们拿着一份工资，又是部队农场，生活上没有问题，有大米白面吃，还能自己养猪种菜，但劳动很艰苦，军事训练也不能含糊。
在文革那样恶劣的环境里，在“接受再教育”的政治生态中，有苦同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以想见，这种战友般的情谊，多么值得终身铭记。再分配后，除少数同学来往比较密切外，大多数人联系不多，甚至天各一方，音信全无。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谁能不珍惜？
聚会定于 11月8日报到，9日至10日在合肥、阜阳两地举行活动。
这个小插曲也许能说明那种急切的心情。10月8日晚上，一位不速之客，火急火燎地打电话给苏拉，说他到了酒店，怎么没人接待呢？这位是钱汉江，原《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人大新闻系同学。他接到了通知，阴差阳错地记住了“倪萍的日子”，却忽略了“宋丹丹的月子”，结果把聚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
我差一点不能参加。因为11月上旬有个会，在福州开，我必须去。老天保佑，那个会刚好在7日结束，一点不耽误我的行程。我和太太约定，8日中午我从福州直飞合肥，下午在机场会合，然后一起去活动地点——丰乐国际大酒店，按时报到。
那天，我的航班预定下午3点半抵达，而太太预计4点55分抵达，我早到一个多小时，我发了短信，说会在机场等她。孰料登机以后，广播通知，因航空管制，不能按时起飞，具体时间待定。我们就在飞机里干等。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乘客们开始焦躁起来。有的嚷嚷着要下去，有的说退票，有的要赔偿，还有的骂道：“哪个王八蛋来福州了？害死我们了！”我虽不至于骂街，但心里也急得要命。结果，飞机误点两个半小时，反倒是让太太等了我90分钟。
到达丰乐国际大酒店，已是万家灯火，晚上7点多钟了。我们径直来到环形的顶楼餐厅，见到了许多先到的同学。显然，大家是陆续到达的，有的早吃完饭，在餐桌边聊得正欢；有的只顾说话，盘子里的饭菜几乎没动。苏拉欢叫着走过来，和我们热烈握手，带着我们在人群中穿行。一张张陌生的脸，在凝视中变得熟悉，一个个几乎遗忘的名字，在猜猜再猜猜中，从记忆深处显现、复活。握手、拥抱、寒暄、询问……
四十年，将近半个世纪，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顿时浮上心头。
晚上，大家自愿组合，聊天，忆旧。我和高宁先是到高峰、马恩浩夫妇的房间里，和朱听如夫妇、李豫生、米丘兰等聊天。后来，又回到自己房间里，接待了郭海铭和洪涌夫妇。那天，大家都睡得很晚，甚至有人一夜无眠。

（十）寻梦

11月9日上午8点不到，丰乐大酒店四楼第二会议室就热闹起来。再聚首活动的第一场大戏即将在这里开锣。
我从住房所在的20楼下到4楼的时候，在楼道见到一个老者，戴着帽子，个子不高，白白净净，很面熟，我盯着他看了几眼。他问我，第二会议室在哪儿？我说，是参加聚会的吗？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侧头看我，说：“你是……赵……宝林？”我说，“张宝林。”他“啊”了一声。我也想起来了，他是王克谦，当年分到《阜阳报》又调到《安徽日报》科教部当编辑，我常到报社送稿，曾是很熟悉的朋友。隔了四十年，竟相见不相识了。他和许多家住合肥的同学一样，没有住酒店，是直接从家里来的。
会议室里，用长条桌拼了三个方阵，两大一小，大的是82和84分队，小的是81分队。靠近82的那个方阵前方，是主席台，上面挂着一条横幅，上书“6377战友40年再聚首”。
一条黑白、灰白、花白、银白的明晃晃的“色带”，从门口向室内缓缓流动。经过昨天傍晚和夜间的沟通，很多人已自动结成铁盟了。人们招呼着、打趣着，按分队编制入座。忽然，有人喊，可以先照相！于是，主席台成了摄影棚，人们纷纷挤上主席台，站在横幅下，按分队、按性别、按学校……变换排列组合，闪光灯一片闪烁，有人手腕上、脖子上挂了好几个傻瓜机。乱过一阵，大约8点半钟，有人拿着话筒说话了：请大家按分队就坐，叙旧座谈会马上开始。
说话的是高峰，当年的英雄排长“杨子荣”，北大毕业，曾在安徽电视台工作，以后到香港经商；此次聚会，被公推为主持。能饰演杨子荣的，当然是健美男，即使华发渐疏，依然隆准明眸，腰杆笔挺，不减当年风采。简单的开场白后，他请聚会发起人、北大校友会代表介绍活动缘起，然后按分队推举代表发言。我被他点名代表81。我说，我们81最弱势，来的人少，台子也在角落里，但是发言不能示弱，我要大声建议：这样的聚会，聚一次多一次（我不说聚一次少一次），四十年实在太长了，以后多聚几次吧。这句话，后来被多次引用，说明得到大家的赞同。我还即席作了一首打油诗：

四十年华似水流，少男少女已白头。
如烟往事堪追忆，财富人生是同俦。

自由发言更加精彩。他们当中有刻苦读书育人的中国第一批博士，有当年的连队司务长和炊事班长，有至今没吃过药、住过院的健康老人，有曾经代表团部和师部征战篮坛，在某次比赛中一记妙传、助攻压哨夺冠的运动健将，有基层法院院长，有中学校长和教师……两个半小时的聚会，充满欢声笑语，不时响起掌声。那些温馨的往事，那些生动的细节，那些曾被豪言壮语充斥的生活节奏，还有那些近乎恶作剧的日常消遣，唤醒、激活了多少人沉埋在脑海的记忆，触摸、拨动了多少根最敏感、最柔软的心弦啊！这群年过花甲的老人，个个聚精会神，像小学生上课一样，听着，想着，笑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仿佛瞬间返老还童了。
座谈会后，在酒店大门口集体合影。由于是在酒店门口，来往的公交车、自驾车，都自动礼让这群白发神仙，让他们大摆POSS。这次聚会，从天南地北来了七十多位校友。细心的组织者们打了一份名单，在每位同学的相应位置标注了姓名。人们离开时，合影照片已经分发到位；同时，还每人附送一本红皮的通讯录，以便今后互相联络。
第二场重头戏，是10日的重返插花镇。
同学们早早就起床了，早餐后，两辆大轿车，风驰电掣般穿越时光隧道，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充满荒诞和艰辛的岁月。这条时光隧道，经由合阜高速公路，一路向北，途径颍州开发区、金种子集团等企业群，以及我们用午餐的阜阳国际大酒店。
阜阳，确实今非昔比了。繁华的街道，宽敞的通衢，兴旺的企业，宏伟的开发区，都让人耳目一新。但非常遗憾，阜阳这些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暴得大名，并非因由这些光辉业绩，更多的是那些轰动一时的负面新闻。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孕育出的两任大贪官——王怀忠和王昭耀，他们都曾任阜阳市委书记，后来都官拜副省级高官，最后都因贪贿而锒铛入狱，一个被执行死刑，一个被判死缓。此外，还有一个曝光率颇高的“中国白宫”，那座酷似美国白宫的豪华办公楼，居然是全国贫困区县、阜阳市颍泉区委所在地。
据安徽的同学讲，我们走的路线本来是可以一瞻“白宫”丰采的，但组织者偏偏走了另一条路，也许是故意规避，曝光的毕竟是“家丑”，还是眼不见为净。
下午2点，我们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插花镇。
当大巴驶进插花镇时，我们都没认出来。应该说，这镇子比原来强多了。马路两边，是连排的商铺，多是二三层的小楼。服装专卖店、各色小吃、新华书店、信用社、汽摩零配店，应有尽有，街面也还算干净。街上的行人悠然来往，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惊讶，这说明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从街上拐进一条土路，再走不远，就是“劳大”旧址，也就是我们“6377”的地界了。听当地的村民介绍，这里还有驻军，只是地盘没有以前那么大。我们想寻访当年的驻地，农民们摇摇头，指着附近的砖瓦房，说都是军队后来盖的，40年前的老房子早就没有了。靶场还在吗？在！好，就去靶场看看吧。车子开了几分钟，就见到路边赫然一块“军事管理区”的警示碑，落款是“阜阳市政府”。就是凭着靶场的方位，大家辨认出当年82、84分队的所在区位，那平林漠漠烟如织的远方，就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曾经的营房啊！
（下图：2016年9月部分6377农场战友北京聚会。）
本来，我们81分队的，还要去胡集，但那边正在修路，绕道太远，只好放弃。
没有了点煤油灯的老房子，也没有了席地而坐、开会看电影的打麦场，大家就在靶场前照相留念。如果说，“6377”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驿站，这靶场就算是驿站的一根拴马桩吧。
四十年的梦圆了。尽管这梦有些苦涩，但更多的是牵挂，是快乐。
其实，也不一定非要来插花镇，只要把这段经历记在心里，就值得永远回味。

6377农场学生营的“劳改生涯”，是文革浊浪中的一粒飞沫。但这粒飞沫，也有映射天光的存在价值。清华、北大的同学倡议的“40年重聚首”活动，80名当年战友聚会合肥，踏访插花农场，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于是写了《农场忆旧》，记述了上世纪70年代那一年多时间里，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琐事。这些事，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十分荒唐，但当年却是一本正经地、堂而皇之去做的。这种今是昨非的强烈反差，衬托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大荒谬性。
我想，“6377农场”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小白鼠，通过对它的剖析，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更好地看清那场亘古未有、不可思议、荒诞之极的文革真面目。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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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药店5年——我的大学（1972～1977）（《回忆与思考》选读）

邵晟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回忆与思考》一书（国际文化出版社，2018年）。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邵晟东（右为近照），1949年出生于中共干部家庭（父母在延安相识结婚）。父母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中都曾受到批判，1961年甄别平反。文革爆发时父亲是河南省副省长，因不支持任何一派，文革中被打倒后长期不予“解放”。作者时为郑州九中高中一年级学生，除在文革初期参加过对“血统论”的批判外，在群众造反运动中是“逍遥派”。1968年下乡当知青后，因父亲迟迟未能“解放”，直到1972年才被招工返城，当过营业员、中学教师，1986年辞职，从事翻译、学术研究与著述、讲学。

回城与工作分配

1972年到河南省固始县招工的单位是郑州市果品公司，只要是我们那一批下乡的郑州知青，无论家庭出身多不好，一律录用，一个不留。安排的工作是水果商店的营业员，相对而言，这是比较差的工种，而且单位是集体所有制性质，无论是身份还是收入，都比国有企业职工差一大截。不过，对“出身不好”的知青来说，能回城，并且有工作，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回到郑州，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有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告诉我，这次招工，郑州市医药公司委托果品公司代招5人，也就是说，我们当中有5个人可以去医药公司。他认为医药公司比较好，就征得我的同意，利用他的关系，把我分到了医药公司。
医药公司只有一个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药店，我们五个知青因为是集体性质的职工，只能到这个药店上班。我们来之前，店里已有九人，其中三人是以前个体行医的中医大夫，另六人以前是其他与医药有关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在公私合营运动中被收编到这个药店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最小的也50多了。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又见识过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他们对我们这些人很客气，甚至有点怕。

小药店成了“我的大学”

这个药店名为药店，实际上是一个小诊所，有好几张诊疗床，可以提供拔火罐、针灸和热敷膏药等治疗；三个大夫都是可以看病开药方的，顾客也大都是来看病的，有的顺便也会买点中成药。
店长是一个50多岁，见人就点头哈腰的人。我第一天来报到时，问他给我分配什么工作，他非常客气地说：“随便，随便。”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没人专职收费，于是就自我定位，干起了收银员兼出纳的工作。
我很快就发现店里人浮于事。虽说位于闹市区，但每天的顾客平均大约只有30人左右，最多时也不过50来人。遇到天气不好，有时只有十来个人，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
我更是清闲：每天上6小时的班，全部工作就是开二三十张发票，极少超过50张。我的心算能力比较强，几十张发票，翻一遍，总数就算出来了，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另外，由于营业款数目不大，保管方便，不必天天跑银行，隔几天去一次就可以。
对我来说，这种情况真是求之不得，我立即决定利用上班时间读书。
我们的工作是两班倒，上午班8点到下午2点，下午班2点到晚上8点，周末不休息。每周工作时间总共42小时，比大多数行业少6个小时。即使加上路上所用时间，每天上班也只占用7个小时，而其中真正必须用于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只有1个小时左右，最忙时也超不过两小时，这样算来，我每天至少有10小时以上可以读书，简直太棒了！
收款处是一个小套间，与营业厅之间隔着一面挺厚实的墙，墙上有一个书本大小的洞算是缴费窗口。小套间里靠墙有一个货架，摆着一些常见的中成药。我的办公桌紧挨着缴费窗口，上方有一根日光灯，光线极好。室内很安静，平时很少会有人进来打扰，可以说是近乎理想的读书环境。
每天上班，我主要的事就是读自己要看的书，工作倒成了次要的。因为工作上的事本来就不多，我这种方式倒也从来没有误过事，账上也从未出过差错，大家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有人对我上班时读与工作不相干的书有些意见，并向上级领导反映过，但领导了解情况后，并没有干预。我读的书虽然与工作无关，但我从来没有离开岗位，一旦有事，一秒钟也不会耽误。
我在这个药店整整呆了5年，扣除1974年被借调到省体育馆游泳池当救护员的半年，我在店里读了4年半的书，可以说，这个药店就是我的大学。
这一时期，我读书的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读了更多的共产主义和修正主义文献，更多的中西方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其中有一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例如：
政治思想类的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还是经验批判主义》，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伯恩斯坦言论》，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杜勒斯的《战争或和平》，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以及不记得作者的《美国政府机构》和《人民资本主义》等。
传记和回忆录类的有：梅林写的《马克思传》，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约翰逊回忆录》，伊东峻一郎的《东条英机传》，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十年回忆》，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赫鲁晓夫回忆录》，卡特总统自传《为什么不是最好的》等。
历史类的有：海斯等合著的《世界史》，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威廉斯的《欧洲简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休特利等人合著的《希腊简史》，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和《日本战后史》，李贽的《史纲评要》，齐赫文斯基的《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简史》，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鲁滨逊的《新史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一卷，以及《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卷等。
哲学类的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罗素的《哲学问题》和《西方哲学史》，杜威的《自由与文化》，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贝克莱的《哲学对话三篇》，马赫的《感觉的分析》，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以及《西方名著提要》哲学卷等。
文学类的有：《莎士比亚戏剧集》，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杰克·伦敦的《海狼》《铁蹄》，拜伦的《唐璜》，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以及拉辛、巴尔扎克、哈代、马克·吐温、萧伯纳、赫尔岑、屠格涅夫、普希金、莫泊桑、契诃夫、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先秦诸子给我的印象极深。除了以前读过的《道德经》《四书集注》和《孙子兵法》外，这一时期又比较系统地通读了《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庄子》和《墨子》，翻阅了《管子》《列子》《淮南子》《商君书》《孙膑兵法》和《公孙龙子》等。另外，还翻阅了《史记》《左传》《战国策》和《资治通鉴》等。《易经》也读了一遍，但觉得太玄奥，有些文字的涵义连专家都争论不休，说不清楚，受益远不如预期。
值得一提的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康本人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但我认为《大同书》自身的价值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与之相比，《乌托邦》《太阳城》之类的简直是小儿科，弱爆了。
另外印象比较深的还有，普雷斯的《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以及《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等。
我读的这些书，绝大部分来自我父亲的藏书，有一小部分是从其他渠道搞来的。
父亲特别爱读书，阅读面非常广，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科技、医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他特别爱买书。从我上小学开始，他就经常带我去书店。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恩全集每出版一本，他就立即买一本，买回来就要通读。
父亲的藏书很多，各方面的都有。特别难得的是，当年的所谓“内部读物”他大部分都有。文革中虽然丢失了一批，但保存下来的也不少，这使我很受益。
其他渠道包括：从书店买，从朋友处借，在旧书摊淘，捡别人淘汰的等等。这样搞来的书，有些也很有价值，如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就是在书店买的（因为毛泽东推荐，书店可以买到）；吉田茂的《十年回忆》和雨果的《九三年》、司汤达的《红与黑》等，是从朋友处借的（我有不少爱读书的朋友，经常互相借书看）；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书记，文革前任郑州大学常务副校长的郭晓棠遗留的，他的小儿子转赠给我……
经过长期的读书与思考，我在哲学、历史、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还很不成熟，但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路和框架。

在批林批孔中的一些感触

1974年1月18日，中央转发了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的中发〔1974〕1号文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以此为开端，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评法批儒”。
运动搞得很深入，就连我们这个小小的药店也必须参加。但药店里的人基本上完全不了解儒法之争，对批林批孔也没什么兴趣，所谓参加运动，不过是读读文件，读读报纸，走个过场而已，并没有多大意义。可能是公司里有人觉得我像个读书人，也许有点水平，曾经通知我参加公司里搞的批判会。但由于我发言不积极，以后也没了下文。
我自己倒是对这个运动十分关注。运动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怪，从任何意义上讲，把林彪与孔孟之道联在一起都显得过于牵强。随着运动的发展，我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原来，林彪事件后，文革中的所谓左派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右力量则大大加强了，这是毛和文革派不愿意看到的。其实，“批孔”只是个过渡，真正的目的是批周、抑周。周恩来一向有儒雅的名声，被一些人称为党内的“大儒”，批了孔，就容易联到周。不过，从批林到批孔，这个弯子转得有点太不自然了。
看出名堂的人很多。记得有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同学跑来找我，想跟我商量怎么利用这场运动。他的思路是：运动是毛亲自发起的，目的是打倒周；毛的手段无人可敌，周必倒；周倒，则干部队伍必定大换班；能抓住这个机遇的人，将前途无量。我对这种想法很反感，明确告诉他，我宁可卖一辈子药，也决不会投这个机。
从学术方面讲，评法批儒把中国思想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我认为也很荒唐。其实，法家的开先河者荀子和集大成者韩非，都是很推崇孔子的。荀子被很多人认为就是儒家，而韩非子凡是提到孔子都是称赞的，没有一句批评。儒家与法家在思想上确有重大分歧，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历代统治者也往往是儒法兼用的。当然，评法批儒的本意不在学术，但它却促使我对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并对人性论的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四五运动”时我在北京与郑州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治丧活动的安排成了敏感的关注焦点。“四人帮”极力压低治丧规格，他们掌管的宣传工具不刊登群众悼念周的消息，不发群众颂扬周的文章；他们阻挠压制各种自发举行的悼念周的活动，激起了强烈的不满。
自3月下旬起，因临近清明节，北京、南京、杭州、郑州等地一些群众开始自发举行悼念活动，天安门广场成了北京悼念活动的中心。我正巧于3月底搭乘去北京办事的同学的汽车去北京，4月3日早上动身返郑，有机会目睹了天安门广场4月2日的一些情况。
2日下午，我路过天安门，这时广场上纪念碑周围已经摆满了花圈，聚集的人也很多。我顺便照了几张照片。晚上8点左右，我又去了一趟，这时纪念碑前还有不少人。纪念碑基座和周围的围栏上张贴有不少文章，有人在演讲，有人在唱《国际歌》，气氛很悲壮。我看到有两篇短文写得很好，就抄了下来。
我4月4日回到郑州，正赶上郑州悼念活动的高潮，二七广场周围非常热闹，附近建筑物上张贴有许多大字报和小字报。其中一篇署名钟声的长诗《人民的好总理》和署名晓声的怀念老帅的小字报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事后得知，钟声是三个人的笔名，晓声是一个人的笔名，而这四位作者都是郑大附中的校友。后来，他们四人都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四人帮”被粉碎后，又过了好几个月，他们才获平反。
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镇压；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4月5日的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当我从收音机中听到这样的定性时，突然觉得坐不住了。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了很长时间，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文章：《论四五运动》。文章中列举了十几条我认为荒唐的社会政治现象，谈了我对“四五事件”的看法，最后以“四五精神万岁！死难烈士永垂不朽！”的口号结束。
在这之前，我曾经把在天安门广场抄的那两篇文章分别交给我的两伙朋友，希望他们翻印散发。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其中一伙朋友认为这时翻印散发不妥，把文章退给我了；另一伙朋友比较勇敢，把文章翻印了，并于几天后在一定场合散发。那篇《论四五运动》，由于有些话说得太“狠”，当时没人敢印，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于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被翻印散发。

告别“我的大学”

1977年下半年，郑州市教育局因中学教师奇缺，决定敞开大门，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老三届高中生中吸收一些人补充师资力量。听到这个消息，我动了心。药店的工作虽然对读书很有利，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埋头读书，非常缺乏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的经验，也需要有所改变。而且，学校毕竟是教育机构，与药店相比，文化氛围要好得多。我决定争取去学校。
当开始跑调动时，我才发现，只顾读书，忽略与领导的关系是有代价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难以通过。幸好，医药公司的党委书记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当我最后不得不去找他时，我的谈吐使他对我产生了好感，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办妥了公司同意调离的手续，离开了“我的大学”。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拖的时间太长，等我拿到同意调离的文件时，教育局的大门已经关上，不再接收其他行业的老三届学生了。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郑州六中校办工厂同意接收，于是我就成了校办工厂的工人。
我没有去校办工厂上班，通过熟人的帮助，我成了一名以工代教的代课教师，开始了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六中是郑州市重点中学之一，是一所完中；有一个生产化学试剂的校办工厂，属于集体性质的企业。碰巧，我二姨的一位老战友当时是另一所中学的校长，她跟六中的领导关系不错，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使他们同意安排我到初中部当一个以工代教的代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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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兵团战友王连生的劫后余生

张 炜

作者简介：张炜，笔名松竹散人。1972年在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参加工作，恢复高考后1977年考入兰州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在甘肃岷县水电局，后调入四川教育部门，退休后在成都居住，致力于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历史的资料收集与写作。

1963年国家组建甘肃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后称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其人员结构，主要由复转军人、现役军人和知青组成。
复转军人和现役军人，大部分从事兵团各级管理工作，知青则大部分是农工，习惯称为兵团战士、军垦战士。
十一师兵团知青主要来自天津、山东和甘肃本地。
山东的知青主要来自济南、青岛和淄博，甘肃的知青则主要来自兰州市。
我和王连生相识缘于网络，我此前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过几篇有关甘肃生产建设兵团方面的文章，他留言然后相识。
聊起来才知道他在二师十六团呆过，我们算一个师的战友。他也认识因刘晓英案被冤的章中和，个别当年的兵团战友和我相识的，他也认识。
聊得多了，慢慢知道了他的经历，他那苦难的经历对我冲击震撼不小，我试着想把他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
记下来有什么用？我认为有用。胡适就曾提倡多写小人物的传记，借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芒，可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解读历史。
古代的正史“二十四史”，都是为帝王将相及家族作传，其传记说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家事，离我们太遥远。我们完全应该尽力把自己所经历的事和身边熟悉的小人物的命运写下来，留给历史。

满怀热情支援大西北

王连生是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知青，他兄妹六人，都没工作，他是老大，按照当时的招工政策，他已被列入在本市的招工候选人之列。（左图为去兵团前的王连生。）
当时恰逢上面要求支援大西北，街道为了完成任务，把他硬性安排在支援大西北的行列之中，自此他成为济南支援大西北进入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800人中的一员。
他生于1949年，当年他才十五岁，尚未成年就离开父母和家乡，肩负使命，支援大西北。
1965年8月2日，他和同去的几百人乘一列火车奔赴甘肃河西走廊，走进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屯垦戍边队伍。
当年济南市赴甘肃兵团的知青共有800人，之前5月27日先走一批，分配到玉门镇工程团，编为12连。
王连生和同去的一些人在张掖下车，编为工程团11连。
后来因为连队太大，又分成两个连队，11连和15连，还调出去一个班。当时驻地在张掖新沟，王连生在11连六班。
工程团直属兵团十一师师部管辖，工程团的作用就是承担十一师范围内的基础工程。诸如挖排水干渠、修房子，还有如道路、水电的承建等工作。后来的国防404工程他们也参与过。
新建的连队，没来得及盖营房，便分散借住在当地老百姓家。
初来第一次的工作是修水渠。
当时生活条件简陋、艰苦，劳动量大，当时他年轻，带着梦想和激情。加上青年人在一起过集体生活，既新鲜又热闹，也不觉得有多苦。大家愉快地工作着、生活着。

突然成了“反革命组织”头头

过了大半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
最初是开会相互提意见，贴大字报。王连生被人抓住过三次所谓小过错，登上团里编的运动三期简报，被点名批评。
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各级领导几乎全部受到冲击。整个农建兵团基层组织，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为防止事态失控，上级决定实行军管，师团级设军管组，连级设军代表一人。
王连生家庭出身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属于根红苗正的一类。
他想自己绝不会涉及到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所以平时很自信的认为自己根红苗正，无论如何运动也和自己关系不大。
这期间单位基本处于停工停产状态。他和同是济南来的知青、也是同事的于光福一同回济南探亲，于光福是11连，他是15连。他们刚从济南探亲回到连队不久便出事了。
1967年5月26日，王连生突然被抓了起来，称他为“五二六反革命集团”成员，不但是成员还是头头，这下他吓懵了。
事情经过是大致是这样的：
他们在百姓家住得很分散，一同来的十来个济南知青住在水管所，身处异乡，感到寂寞，便常常联系，业余时间在一起接触较多，有时晚上就住在一起，外人看来似乎不太正常，好像有群体活动，被个别人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就引起了军管组织的怀疑。
5月26日晚上，王连生出去玩，发现后面有人跟着。他便有种不祥的预感，捉摸着一个人晚上不安全，便往回走。这时有两个复员军人把他截住了，一个是上官俊杰，一个是姓李的大个子，两个都是河南人。他们叫王连生跟他们走，说连领导有事找，王连生只好跟他们走。
一进连部院子，大门就给关上了，藏在门后的一个人也出来了。王连生一看这架势，便知凶多吉少。当时连部现场有文革组长相广志，还有指导员于忠涛。
王连生就被双手扭在背后捆了起来，吊在房梁上毒打。直接打得大腿、大胯骨折，造成终身残疾。王连生今年七十多岁，他说到现在还疼。
边打边审问，说他是反革命组织头头。这个组织就是所谓的“五二六反革命集团”。
他一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还成了反革命，不但是反革命还是头头，他知道这个罪名厉害，如果承认了，有可能被枪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处理违法犯罪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弹性极大。
有一点他是清楚的，怎么打也不能承认，怎么可能承认根本没有的事？
打得厉害了，他只能胡说八道，说自己有小偷小摸，有这样那样毛病。没有参加反动组织，也不知道有什么反动组织。口供中也没牵连任何一个人。
当天晚上毒打了一顿，什么也没问出来，就把他关在村东头的一间房子里，看管他的人叫梁书印。
关起来后，佟继刚、苏崇德、雪瑞成、张广森四个人来了，要继续打他，看守梁书印怕把他打死，劝说着挡住了。
当时屋里还捆着王振远，那时于光福、齐玉玺、董金柱都被抓起来了，还有刘森忠一直被“专政”着。
“专政”，是那时的专用名词，意思就是限制人身自由，被管制，但照样上班劳动。上述这些人都是济南知青。
王连生后来得知，差不多同一时间，住在西湖农场9连的柴家珉也被抓了起来，称他是“社会理想党地下尖兵”反动组织的头头。
后来单位上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王连生的批斗大会，地点在水管所。
王连生刚被押到会场，佟继刚便拿着一把铁镐朝他劈头砸了过来。幸亏他躲得及时，没有劈到身上，不然可能命都没了。
军代表相广志后来批评佟说，你把人劈死怎么办？
会议组织者把全村的百姓也召集来开会，在会议现场把王连生吊起来，老百姓一看便全走了。军代表当场宣布王连生是“五二六反革命集团”首要人物，他直喊冤枉，但没有人理。自此他就成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之一了。
过了几天，是农历五月端午，王连生已经被关十来天了。住家的老百姓对他很好，出于同情给他送来了肉吃。那个年代能吃上肉就是最好的饮食待遇了。
王连生告诉我，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是谁咬的他，抓他的原因是什么。难道得罪了什么人？无论如何想不起来。
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王连生被押上了火车，去玉门镇工程团团部。
到团部后等到天亮，政法股朱本林、樊金池来了，教训了几句，就把他关禁闭室了。
当时禁闭室关着的还有一个姓朱的卫生员和王玉洪。以前关押时两人在墙上挖了个洞，半夜逃跑了。但跑了没多远就被抓回来了，姓朱的被判了五年刑，王玉洪判了三年劳教。关着的还有阎广文、牛春福两人。阎广文因为打架，牛春福也是因为“反动组织”。
王连生被关了大概两个多月，关押期间既没审也没打。
到了8月份，就把他安排到安西小宛7连去了。这次似乎环境宽松了点，没人押着，团里写了个介绍信让他自己拿着去报到。
刚到小宛农场一下车，他就被一帮女职工拥上来劈头盖脸打了一顿，且给他剃了个阴阳头，然后宣布对他专政。连里同时被专政的还有孙磊、王子熙（说他是坏分子）、林政、冯平安。
把王连生放在二班劳动，专政了好几个月。没批斗也没挨打。
此后王连生就一直处于被专政状态，辗转去了系统内很多单位。（右图：在小宛农场期间几个同事的合影。后排右1王连生，右2任公甫是在7连被专政期间对他照顾最好的朋友。）

“解放”而不平反

一个冬天的上午，全连敲锣打鼓，欢庆“两报一刊”的1969年元旦社论中传达了“最新最高指示”：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有了这个指示，当时就把王连生解除了专政，当时说法就叫“解放了”。
同时解放的还有崔世安。崔世安不是因为“反革命组织”这个事。他是济南知青，12连的，因“家庭出身不好”就成了“狗崽子”，抓起来批斗，被专政，这次也就“搭便车”解放了。当时王连生还想要个正式说法，但一直没有个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小宛农场期间因为表现好，口碑也好，还收获了爱情。
他的爱人是天津知青，叫韩艾华，工程连的同事。
王连生像走马灯般辗转去了很多单位，那时流行一句话：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他最先是工程团张掖11连、15连，安西7连、8连、9连；在9连时去过西湖农场，接着再到酒泉钢厂、昌马404工地；后来又回张掖15连。
此后整个连队调景泰二师一条山农场（即16团），同陈守娥、靳双林夫妇，关志勇、王明夫妇，还有冯平安等，共八人调到石灰窑，便脱离了7连，去了16团5连。
后来在红线子9连放骆驼，和煤矿战友们在一起住，那时章中和也在那里，关系处得很好。

彻底平反与回城

他真正平反是1978年底，由酒泉农垦分局（原农建十一师）发文平反，1979年初樊金池去张掖宣布的。
已成惊弓之鸟的王连生当时看樊金池来了，还以为又出了什么事来抓人的。其实樊金池是来宣布平反文件的（文件全文见附录）。
平反文件上提到了五个组织，王连生是“五二六集团”，头头是于光福，王连生是头头之一。这个冤案统称为反共救国军案件。
王连生把皱巴巴、模糊不清的平反文件发给我看，文件是酒泉地区农垦局党委发的，全文附录在文后，以还原当时的事实。
据本人回忆，因为此案牵连，农六团4连抓了三个人，死了一个人。张掖农四团抓了三个人，自杀了一个，是其它案子。
后来此案的责任人被追究。军代表相广志开除党籍，连指导员于忠涛判了三年刑。
因为他们错抓了好几个人，搞得很残酷，还出了人命。于光福当天晚上就被活活打死了，死了之后被拉到戈壁滩上一扔了事，尸体被狼吃得只剩下骨头架子。
1979年兵团已撤销，刮起了知青回城风。
办病退的时候，济南办过一批，还有一半没办就停办了。王连生的妻子韩艾华是工程团7连的天津知青，暂时回不了济南，不想等，就办回天津去了，夫妻俩成了两地分居。
王连生非常着急，亲自拿着农建十一师的平反文件，从条山农场开了证明（左图），又跑到国务院知青办开证明去了。
因为拿着师里文件，团里文件，到国务院知青办非常顺利，他们看了两级材料，也没再细问，国务院知青办工作人员就给开了证明（上右图）。他为此非常感动，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他拿着这些文件和证明回到济南，找到省级部门，推到济南市，到了济南市，有个人拿铅笔在证明上写了“不宜办理”几个字。他气得一把夺了过来，说你凭什么往我证明上乱写，同他理论。他看王气势汹汹的样子很厉害，就把字涂掉了，就给办了，还叫他不要同别人说。
后来济南方面给他安排了工作，工作安排在水泥厂。岗位是装卸工，2004年，55岁时退休。
从兵团回城后，妻子韩艾华一直在天津，两地分居后离婚。王连生多年后再婚，夫妻俩现在济南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家庭和睦幸福。王连生七十多了，身体还是很硬朗，和我聊起天来，声音宏亮中气十足。
他说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坏事，虽受尽磨难九死一生，晚年生活还算是美满幸福，冥冥之中似乎有上天眷顾。
他因为这件冤案至今落下了后遗症，陈旧性骨折，右大胯骨盆有好多裂缝。当时打的骨折，现在经常疼。
现在想想就有气，平反前的十多年，思想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平反后，阴影也久久不能散去。
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害此生注定无法抹去，好在现在除了旧伤外还算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也只能说认命了。（左图为王连生和妻子。）
王连生说，当年迫害他的人，动手打他、折磨他的人，有些已去世，有些还在世，有些还在一个微信群里，别人聊天他们听着，很少有人理他们。他们也许内疚，也许追悔莫及，但无论怎样都无可挽回。任何时代一样，无论何人，作恶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代价大小的区别。
和他交谈中，他多次提及一个好人，这个人叫梁书印。王连生被关起来失去自由的日子，一直是梁书印看管他。梁书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暗中帮助他，能做到这点，当时那个年代是需要良知和勇气的。

附录
中共酒泉地区农垦局委员会文件

酒地垦党字（1978）第210号

关于对“反共救国軍”等所谓反动组织的平反决定

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原农建十一师工程团在一九六八年清队中搞的关于“反共救国军”等反动组织一案，现经复查，是一起重大假案，应予以彻底平反。
一九六八年五一前后，原农建十一师工程团预制厂木制连工人丁长华等十余名天津青年，经常在玉门镇东营房炸药库警卫高伯阳同志处相聚，谈论有关办户口回天津等问题，并先后有几名青年在库房留宿。当时团军管组怀疑上述同志搞非法活动，相继对丁长华同志进行关押审查。在关押审查中纵容群众对丁长华等同志进行捆绑吊打，指供诱供。在非人的折磨之下，丁长华被逼承认了李双生等十八人的小集团，企图偷炸药，并炸掉工程团团部、发电机房和油库等问题。于是揪斗小集团的风刮遍了整个工程团。在严重的刑讯逼供之下，逼出了以孙毓敏为首的“反共救国军”，张学俊为首的“反革到底战团”，于静华为首的“社会青年理想党”，柴家珉为首的“社会理想党地下尖兵”，于光福为首的“五二六集团”等所谓反动组织。
在审查中私设“公堂”、“禁闭室”二十八处，关押了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七十四人，涉及到八个团（厂）、三十二个连队，株连了三百四十人。
其中郑维海、姜连顺、马立山、于光福、杨成章等五同志被活活打死;
丁长华、高继元、吴元松同志被逼死。还有许多同志被打伤，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多年来受害者多次申诉，群众反映也很强烈。但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这一假案长期未能得到平反。
一九七八年九月以来，局党委组织人员对此案送行三个多月的专案调查，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假案。经局党委常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会议讨论决定：
一、原农建十一师工程团在一九六八年清队中，关于“反共救国军”等反动组织一案，应予彻底平反。
二、因为此案被揪斗、被关押、受株连以及致死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所形成的材料，以及为子女出具的证明，由所在单位清理，一律销毁。扣发的工资，扣除的工龄，由本人所在单位核实补发和纠正。
三、因为此案被迫离职愿意复职者，可以复职。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经县以上医院检查鉴定，所在单位党组织批准，应按因公处理。
四、对于在此案中致死人命者，挟嫌报复后果严重者，要严肃处理，以平民愤。因不明真相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要说清问题，并视其态度，酌情处理。
局党委号召蒙冤受害的职工、家属和全局干部工人，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 “四人帮”身上，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生逢乱世】

永远的人生伤痛：留校审查

王远枝

作者简介：王远枝，男，福建省福清市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64级学生。退休前任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
（左图为作者1970年北京大学毕业时。）

回忆文革中被留校审查、未予毕业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难以想象的是，20世纪60年代，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进入民主和科学已成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北京大学一名19岁的大学生，在文革初因购买了一幅自己国家的主席的绣像，就被打成反革命，不给毕业，留校审查，遭到关押、审讯、批斗、劳改、流放，被整得死去活来、颠沛流离！要是今天，我会问，我买了一幅绣像就是反革命行为，那卖绣像的国营商店该当何罪？织绣像的工厂又该如何呢？

晴天霹雳

1970年3月，全系大会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我被留校审查，未予毕业。
刚宣布完，同学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只知道我在文革中持支持陆平校党委、支持张承先工作组、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观点，没怎么参加运动，整天背着书包上图书馆。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么严重！看到同学们疑惑和同情的眼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会后，系革委会负责人张延亮对我说，明天上午8点，到某某房间。还甩给我一句话：你必须认真考虑，老实交代你在文革中的问题。
天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天天盼着毕业分配，真等到了这一天，却是这样的结果！大祸临头，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得头晕目眩。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紧张和恐惧，而是愤怒和沮丧。
没有任何征兆，突然被立案审查，凶多吉少。我心里清楚，明天起，我将成为“阶下囚”。晚饭后，我想，应该向朝夕相处6年即将离别的同学们告别，就走进班上同学们住的宿舍。一进屋，本来讨论分配方案的热闹场面顿时鸦雀无声。我一个一个地看着同学，心里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见面了，也许从明天起，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们，你们可能也没有机会见到我这个老实巴交但有时也很调皮的小学弟了。房间里一片寂静，我难过得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回到房间，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文革中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闪回。1966年5月25日中午，午休过后，我匆匆忙忙背着书包，从37斋宿舍楼赶去上第一教学楼下午2点的第一节课。我小跑着路过大饭厅时，看到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在东墙贴大字报。我想看他们贴什么，但怕迟到了会挨班干部批评，又看到马路上的同学也都是急匆匆的，所以我只是瞥了一眼就继续往前跑。谁能想到，正是这一刻，北大的历史出现了可怕的、罪恶的拐点，一场大灾难正在向北大突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整个学校乱了套，北大的噩运、老五届的噩运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同江青等人及其在北大的死党之间一场空前规模、惨烈无比的迫害与反迫害、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的生死较量也从此开始。
我没有怎么参加这个运动，两派的争斗也没介入，甚至一张大字报都没有贴过。武斗时我在福清乡下老家，帮爸妈干农活。我骂过聂元梓，骂过校文革。记得就在聂元梓权势熏天、红得发紫、野心膨胀、志满意得，自以为她是高层肯定的响当当造反派的时候，当时外地、外校有很多师生来学校参观串连，经常会遇到他们问北大文革的经验，我就是一句话，别学北大，聂元梓是坏人。聂元梓等人搞乱了北大，对校系领导、教授和青年学生残酷批斗、殴打、侮辱，其野蛮、惨烈的场面，我看不下去。他们邪恶的本性已暴露无遗。你聂元梓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我们说几句难道还不应该吗？！
我对文革想不通，思想跟不上，有抵触。文革对领导干部、学术权威残酷迫害、乱批乱斗，长期上不了课，学业荒废等等，我对这些有看法，有不满，有怀疑，这些都是真的。我在斗私批修中也做过检查：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关心政治，不争取进步，思想落后等等。我只想早点毕业挣工资，赡养父母，资助弟妹，我家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次填毕业生登记表，组织鉴定栏目上给我鉴定是“尚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的语境是一种贬义），没有同学们普遍有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或“积极参加”等字眼。我对这个鉴定也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到底什么事不让我毕业？我实在想不起来。算了，不想了，但愿这只是一场误会，说不定明天讲清楚了，就可以和同学们一样，高高兴兴奔赴工作岗位。前两天宣传队师傅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要把我分配到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一家企业呢。能分配到企业工作，这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
我抱着天真的幻想。

短兵相接

第二天，我在地学北楼（文史楼）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接受审查。专案组成员是几个教员，牟保磊、曾贻善、储绪兴。他们是奉命办事，还比较讲政策，没有出格乱来，但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他们先是向我宣布纪律，交待政策。纪律就是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牛鬼蛇神待遇。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交代完政策后，专案组的人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对敌斗争”架势，开始审问：“你昨天考虑得怎么样，交代你在文革中的问题。”
“我想了一晚上，什么问题也没想出来。”我说。
他对我居高临下地冷笑着，笑得那么可怕：“你别装什么糊涂，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刚开始都很嘴硬，最后还不都得老老实实交代。”
我问他们，取消我的毕业资格，不分配工作，到底是什么事？有什么事就直接说，不用绕来绕去。专案组的人急了，凶狠断喝:“废话少说，交代问题。”听口气，看来他是整人的高手、老手，经验丰富有一套，搞“阶级斗争”熟门熟路下手狠。不能小看他了，我心里琢磨着。我说:“我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来，有的话，我一定交代。”他说:“你自己交代，等我们给你指出来就迟了。现在是给你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浪费了很多时间。
当我说到，你如果不拿出事实来，就是在陷害我，我就立即离开这个房间。专案组的人突然一拍桌子，拿起一叠材料在我面前晃着，还能看到上面盖着许多红色的公章和手印，他厉声喝问：“某某你认识吗？”我说:“听说过，没有见过面，不认识。”原来是外地外校的一个学生，他在被逼供时捕风捉影，乱写交代材料，一个冤案就这样产生了。我沉默着，正在思考如何解释这个材料不可信时，对方以为我害怕了，以为他们的讹诈见效了，更加猛烈地发动进攻：“你必须老实交代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所有罪行和所有的人，特别是北大的，人数相当多……”“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从严的话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从宽的话可以马上分配工作，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你要认清当前一打三反运动的形势，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你胡说！”我被激怒了，忍无可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集团。有的话你拿出事实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参加了什么活动？”
专案组的人突然一愣，发现刚才对我的判断错了，恼羞成怒，歇斯底里：“你太嚣张了！你放老实点! 你给我站起来！”
我不示弱：“你凭什么要我站起来！我今天就是不站起来，你能把我怎么样！”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据理抗争。双方唇枪舌剑，他们几个人围攻我，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也毫不畏惧，站起来回敬他们。他们威胁我，我反唇相讥。
宣传队老张师傅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曾跟我住一个宿舍，对我很了解，人很憨厚，心地善良，坐在那儿一直没有说话。看到双方剑拔弩张，看到我气得浑身发抖，怒视对方，生怕局势失控我会吃亏，就从身后抱住我说：“你要看清楚，你是受审查的，他们是专案组，是代表组织的。你再这样下去，性质就变了，就是对抗组织审查，就可以抓起来。你好好交代，有就是有，没有就说没有。”他的一段话让我冷静下来一些，也许对方是在故意激怒我，正希望出现失控情况，好找到借口加重处理我呢。我心想，在北大学生队伍中，对文革持怀疑、不满的人数，确实是相当多，但能都打成反革命吗？
遭到审问和训斥后，我痛苦地站在窗口，仿佛听见大喇叭响着的不是文革的流行歌曲，而是激情奋发的《毕业歌》，仿佛看到同学们在塑像广场上，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逃离，而是握手拥抱、互相告别。毕业分配的幻想破灭了。大楼里只剩下我孑然一身，承受着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与不幸。我默默地目送着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同学们离开北大、离开未名湖。
这种状况一直僵持着。天天审讯，天天挨骂受训。面对专案组的凶神恶煞，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回应了。天天被逼着写交代材料，一个星期下来还是白纸一张。
我被隔离在地学北楼（文史楼）一楼的小房间里，放置着许多废弃的矿石标本和其它杂物。房间没有窗户，空气浑浊，里面放着一把靠背木椅。我整天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大概过了一个月，估计是专案组派出的外调回来了。有些同学是刚毕业到单位报到不久就被外调，被要求揭发我的，因此也受到不小的打击和惊吓。

祸起刘少奇主席绣像

一轮新的审讯又开始了。这次大概是有实质性内容，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整态度，胡搅蛮缠，我都烦死了。
专案组的人严肃问道：“这几天问题考虑得怎么样？我们经过大量调查，你的问题很严重。今天你必须老实交代。”我诺诺，估计他还会接着发问。他问：“文革中你出去串连了吗？都去什么地方了？”我说：“大家都出去串连，我也去了，去过很多地方，具体的地方我慢慢回忆。”又问：“去过武汉了吗？”答：“去过。”问：“都干了什么？”我长时间地回忆，记得就是游山玩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干过什么坏事。答：“都是游山玩水，很不应该。”问：“你哪是游山玩水？！你买过东西，还说了反动言论。”答：“买过什么东西我记不清楚了。反动言论我再回忆回忆，因为我不敢保证我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回忆、思考。专案组的人急了，喝问：“你买过刘少奇的像吗？说了什么反动的话？”
啊！我记起来了，都好几年前的事了，他们不说我还真忘了。我就把事情的整个过程一五一十说了，没有任何隐瞒。我老实交代，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买绣像那时候刘少奇还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呀！专案组叫我回去写一份书面交代材料，这次审讯就结束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66年10月，同学们都出去大串连，校园里没什么人了。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一起出去串连，一路上看到到处都是造反的大字报、大标语，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揪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对此我心里很反感、很不满，也很痛苦，想不通怎么会搞成这样。到武汉后，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好多人正在买领袖绣像。我也挤了进去，其中就有刘少奇主席的绣像。我觉得绣得真好，慈祥的微笑，和我一年前看到他的印象一模一样。
那是在1965年，当时外国元首来访的外交礼仪是群众夹道欢迎。一次，学校组织我们一年级同学去夹道欢迎。那时马路都很窄，双车道的。而且，欢迎的队伍都是马路两边单排排开。领袖车过时速度不快，近距离看得很清楚。我看到刘少奇主席和外宾的车开过来，他站在敞篷汽车上，刚好靠我们这一边。我又高兴又激动，挥舞手中的纸质五星红旗，喊着：“刘主席！刘主席！”也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小，个子也小，像个中学生，我看到他老人家朝我笑着，还慈祥地向我点头挥手。我当时感到，我一个偏远农村的孩子，能来到首都，在最高学府学习，而且能这么近距离见到国家领导人，真是像妈妈说的，她小时候是多么想念书，但是上不起学，我们运气好，赶上好时代了。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我们的前程多么光明！
想到这些，我就想买幅绣像做纪念。当时我只有买一幅绣像的钱，就恭恭敬敬地买下了刘少奇绣像。买完后，我正在自鸣得意，有同学说，刘少奇可能会倒台，现在满街都有他的大字报。我说了“别管那些，以后想买你还买不到”这句“反动”的话。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真想不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北京大学一名19岁的大学生，因为买了一幅自己国家的主席的绣像，竟然就被整得死去活来、颠沛流离！要是今天，我会问，我买了一幅绣像就是反革命行为，那卖绣像的国营商店该当何罪？织绣像的工厂又该如何呢？
检查交代、批判斗争、强体力劳动、无经济收入、饥饿和寒冷，我都要去面对，去克服。我感到冤屈，心里十分抵触。我思想斗争激烈，想得很多很多。
想到自己6年前兴冲冲来到北大，万万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是这样一场历史大灾难。这回我是在劫难逃了。上面会怎么处分我，会不会被开除学籍送去边远地方劳改？那我这辈子就算完了，心里很害怕。
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解放功勋卓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也正在挨批挨斗，受苦受难。凭什么把他们都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想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活生生事例，富有民主、科学传统的北大一大批同学受到残酷迫害而坚强不屈，他们坚持正义，坚持真理，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他们学习。
想到党和人民多年培养教育的恩情。我从南方考入北大，入学时，我们的衣物都很单薄，甚至一双像样的鞋子也没有。入学报到后，学校给我们做了全面体检，免费发了棉衣、棉裤、棉帽、棉鞋，还有一床棉被、棉垫，每月给我发19.5元最高的助学金。冬天一到，南方来的同学都穿起一身崭新的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北方来的同学又羡慕又妒忌，说我们真臭美，个个打扮得像个“新郎官”。老师给我们传授知识呕心沥血、循循善诱。我们地质系学生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是《青春之歌》，最爱唱的歌曲是《勘探队员之歌》。我们拥抱着青春的理想，满怀着无限的希望，刻苦学习，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梦想将来用我们的知识和激情，敲开地球的秘密，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想起这些，深陷苦难的我也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这样的大学是“池深王八多”？ 这样的领导和老师是“黑帮”？我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决不能忘恩负义当小人去批斗校系领导和老师，昧着良心去搞什么造反有理。
想到文革中聂元梓校文革一伙无法无天，在他们把持下的北大，暗无天日，白色恐怖。他们把陆平校长吊起来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享誉中外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被残酷批斗、殴打和虐待，被逼自杀。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批斗中被逼喝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来的污水当场中毒暈倒，当晚身亡。还有被以“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元梓）即反动”罪名逼得年轻美丽聪明的中文系女同学在红湖畔以死抗争，又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的3名无辜的、手无寸铁、风华正茂的学生。其中一个是我们地质地理系无辜的同学，他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却被抓到40楼惨无人道活活打死。中国的最高学府已经变成了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这样触目惊心、丧尽天良的血腥暴行，难道就是他们所鼓吹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难道对那些打倒一切、“文攻武卫”、全面内战的不满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我越想越气，越想越不服，真想和专案组的人辩论，把自己的想法，自己心中的怨恨痛痛快快地说出来，用铁的事实痛斥他们。但是我忍住了，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因为北大现在是虎狼当道。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想通了，逐渐地形成了对自己案子的总体看法：“我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我没有错，我问心无愧。”这种看法符合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但与专案组的极左看法相差甚远，他们还想从我身上揪出、迫害更多的人，因此我与专案组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和对立。我要做好被作组织结论，记录档案，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劳动改造，打入另册，永不录用，一辈子受歧视、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我不能自暴自弃，告诫自己：一是不能自杀，我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我没有权利自我了断。自杀对不起养育我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再多的罪也要去受，再大的困难也要去克服；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不能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连累任何一个同学。连累别人就是懦夫，就是在犯罪。对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三是咬咬牙挺住，对系革委会、专案组他们蓄意整人的种种手法不抱任何幻想，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还我一个清白和公道。我要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勇敢坚强地面对政治迫害，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坚守信心等待未来。
连续不断的逼供、审讯。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风声很紧。每次北京市发下来的现行反革命判刑案件讨论，都要求我联系自身实际谈体会，讲自己如何如何有罪，态度如何如何不好，讲自己态度如果不老实，就一定没有好下场等等。
没有行动自由。日子很难熬。1970年五一节晚上，外面放焰火，我实在憋不住，偷偷从厕所窗口跳出，到外面看了一会儿，第二天又挨了一顿臭骂。
天天政策攻心，精神折磨，无休止地逼迫我坦白交代。专案组的人处心积虑，总幻想从我身上能深挖出什么来，好邀功请赏。不过，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过了半年多，专案组的人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进屋后看到系宣传队领导坐在那里。我心想，都审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查出我什么问题，也该查清楚了。领导找我谈话，该是解决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了。我要趁此机会向他们诉说我的冤情。我心头抱着一丝希望。
没想到，宣传队领导一见到我，就态度严厉地对我说，今天找你谈话，就是要警告你，明天上午召开全校“一打三反”宽严大会。态度好的，能主动坦白交代又能揭发别人的从宽处理，态度不好的，从严处理。明天公安局肯定要来抓人，由群众当场揪出来。据专案组反映，你的态度很不好，群众意见很大，很多重大问题都不肯交代，既不交代自己，也不揭发别人，像你这样态度不好的人明天很危险。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抓紧今天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找专案组或直接找我都可以。否则，明天群众把你揪出来送公安局法办、判刑，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你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也要为你父母亲全家着想。这次给你的最后机会再不抓住，会后悔莫及，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有预先给你打招呼。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是你唯一出路。听到这里，我心里凉了半截，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喃喃地说，我实在记不起我有什么罪行。
我的希望彻底破碎了。专案组到底罗织瞎编乱造强加在我身上什么罪名，让宣传队领导对我有这么严重的看法，让我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北大北大，人们都说你是科学和民主的殿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自称是“大民主”，请告诉我，现在我到殿堂的哪里，可以寻找到讲道理的地方！在哪里可以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申辩的民主权利！难道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吗？！
我彻夜未眠，不知明天会不会被抓走。想到前景，不寒而栗。我得罪了专案组，我得做好专案组报复而可能出现的各种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为了供养我上学，夜以继日，辛苦劳作，风里来雨里去，吃尽苦头，我对不起您们老人家！我就不信，在这场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中，邪恶会永远占上风！
第二天一早，校广播台大喇叭连续不断播出“凡是反动的东西……”等阶级斗争的语录歌，声嘶力竭狂呼“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等口号，东操场停着两辆警车，有十几名警察，还有不少学校保卫人员，气氛紧张、萧杀。9时，各系的队伍步伐整齐，喊着口号，唱着语录歌进入会场。我怀着不安的、恐惧的心情，低着头跟着系里的队伍进入。结果当天被抓走的是哲学系的一个叫高云鹏的，他是聂元梓的一名亲信，会上揭发批判他担任校文革武斗总指挥，涉嫌在北大和陕西汉中分校策划、挑动武斗，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犯下严重的罪行。他当场被铐走。我心想，公安局还是分得清好人和坏人，不会来抓我的。那天我还真的没有被抓走。

所谓“劳动改造”

隔离审查几个月，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像是大病一场，全身虚弱无力，手酸腿软，见到阳光头晕目眩。
系里决定对我边劳动改造、边审查交代问题。
我拿起扫把去扫大马路，开始了劳改的第一天。
人们以为校园里劳动会很轻松，其实不然，校园里许多活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勤部门校工们的工作是很辛苦。我在校园里扫厕所、掏大粪、烧锅炉、养猪、种菜，没有给我任何劳动防护条件，脏活累活危险活，春夏秋冬，寒冬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遥遥无期。没有工资，只有十几元的生活费。我在忍受各种屈辱中苦苦挣扎，奴隶般拼命地、默默地干活。面对失去自由，前途吉凶难测，我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同学们都分配离校了，校园里空空荡荡。未名湖已失去往日的婀娜多姿。我这个身背冤案的落难学子，天天孤独一人拉着笨重的、又脏又臭的粪车在艰难地上下坡，稍有不慎，雨雪路滑，或者身体不适力气不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我的心在流血，在呐喊，漫漫黑夜，你何时是个尽头？！黎明曙光，你什么时候才会来临？!
系里命我每天负责文史楼楼道和厕所的清扫，还要在中关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等地方扫厕所、掏大粪。当时这些园区的公用厕所都不是冲水厕所，而是旱厕，又脏又臭，见了十分恶心，尤其是到了夏天更是苍蝇蚊子特别多，弄得你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呆。我好一段时间都不适应，经常恶心呕吐，吃不下饭。一不小心，我的双手和身上就沾上了粪便，臭不可闻。我独自一人拉着粪车满校园转，路人一看便知道是一个反动学生在劳动改造，俨然成为北大校园内的一个“牛鬼”明星。粪车路过时，好些人都掩着鼻子，有的还表现出厌恶的肢体语言。我感到十分屈辱，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被社会抛弃了。
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扫厕所、掏大粪，拉了满满一车粪。中午，我拖着疲惫和饥饿的身子，到大饭厅买饭，系革委会负责人张延亮突然凶恶地把我挡住，向我咆哮着：“你上午干什么去了！”我答：“掏粪。”他的吆喝声惊动了在大饭厅排队买饭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纷纷过来围观。“你为什么不去拔草？！”“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很亢奋，眼里露着凶光，教训着我，责骂声连续不断从他口里吼出，想搞什么随时随地的“现场批斗”，体现一下“群众专政”的威力。我感到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做人的基本尊严受到极大的损害。我想辩解：“没有接到让我去拔草的通知。”但一想，没有用的，他不会跟你讲理，人家就是要故意找茬整你，如果他真想知道我上午在哪里，问一下专案组不就行了，就缩回这句话不讲了。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看着他尽情地、淋漓尽致地表演着“北大社教左派”的蛮横、“文革中造反派当权者”的威风和当众欺凌一个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弱者所获得的某种愉快。我没有一句检讨服软的话，心中涌上了数不清的、巨大的委屈和愤恨。大概是看到我再没有搭他的话，看到了我那双愤怒而不屑的眼神，也感觉到现场围观同学对我同情的气氛，他才自觉无趣，悻悻而去。
一天上午，是在夏天，我骑着三轮平板粪车，从第四阅览室南边坡上下坡，可能是因为速度过快，车子被路上的小石头绊倒翻车，我也被甩出几米远狠狠地摔在地下。我躺在地上一时起不来，脑袋很痛。这时跑过来一个人，帮助我站了起来，关切地问，要不要送医，脑子还清醒吗。我说，没事了，不用送医，歇一歇就会好。他说，幸好是空车，车上没东西，不然就会酿成大祸。我说，摔死就好了，一了百了。他很小心地问，我看你不像个工人，像个学生，哪个系的。我说，我是地质地理系，分配不出去，留校审查。他说，我是化学系，叫齐菊生，也分配不出去，我们交个好朋友吧。啊，大名鼎鼎的齐菊生。
种菜时一起劳动的有三个人，另外两个是国内外著名的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劳动改造，一位是侯仁之，一位是林超。过去我们做学生的想见都见不到他们，想听他们讲一堂课都很难。他们两位都年龄大，身体不是太好，我年轻力壮，就多干点活。他们都很喜欢我，在劳动过程中争着给我传授知识。他们给我系统讲解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不畏艰险游历天下的故事和《徐霞客游记》主要内容。还讲授许多北京城历朝历代发展史。他们尽量地开导我、安慰我。特别是侯教授，他很健谈，好像北大的每一座房子、每一块石头都有说不尽的历史故事。林教授经常作关键性的补充，旁征博引。有时我挨专案组的训，心情不好，他们讲的时候我爱听不听，他们也不怪我，继续讲他们的，还故意夹着一些笑话，让我暂时忘却心头的痛苦。两位老教授真是用心良苦，他们担心我想不开。
种菜最重要的活是浇水，每两天就要浇一次水，我和两位老人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挑水浇菜。那一大片菜地，浇水的劳动量很大。我们想了个办法，从附近的水龙头挖一条小水渠引水到菜地。一天浇菜时，水流逐渐没了。我就去探个究竟，发现我们的水被别人改到他们的菜地了。我想和他理论理论，但必须先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我找到齐菊生，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个人。齐看了后告诉我，那人是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分配出去后清查5·16又被学校叫回来，涉及到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被刺死一案。我一听，就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起码人品上是很自私，没有跟人商量就把水偷改过去，而且从涉及殷文杰同学人命案看，此人在良心道德上有严重缺陷。我上去找他质问：谁让你把水改过去？可能他以为我是工人，惹不得，连声诺诺。我顺手把水改过来，说以后不许你随便改水，临走时蹬了他一眼。动态组长应该被理解为新北大公社的情报头子，情报人员应该具备很高的素质，我很替聂元梓悲哀，用这种人当情报头子，不败才怪呢。
冬天来了，我就要到学校锅炉房烧锅炉供暖，每天下午6时上班，第二天6点下班。同时，每天上午10点还要到系食堂帮厨，帮助洗菜，烧火，清理卫生。劳动时间太长，我很累了。位于中关村的技术物理大楼，楼北面空地上有一堆多年积累的垃圾，据说是实验室垃圾，里头可能还有放射性物质，堆积如山。系里命我把它清理掉。我一个人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把这座山移走了。我太不幸了，不懂得反抗，不懂得维权，只想拼命干，只想用自己的血与汗，争取尽早毕业，尽早领到工资，尽快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家庭。
1972年，是我受审查的第3个年头。当时，国家形势开始纠偏好转，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人民群众开始批评文革中的极左做法，对“頂峰论”和整天空喊革命不抓生产颇有微词，一批领导干部逐步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看到形势好转，我心里高兴，情绪也慢慢好一些。同班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团结友爱的情景不断在脑中涌现。同学们现在何方，大家都好吗，我想念同学，但是得不到任何信息。我的挚友杜辉强，无线电系65级，与我是福清老乡，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有体育专长，是北大校体操队的，他曾获1963年的福建省少年体操全能冠军及多项单项冠军。他哥哥是第一届全运会技巧混双冠军，他们兄弟俩在福清远近闻名。1965年北大新生运动会杜辉强获得跳高冠军，还是我当的裁判，负责捡竹竿。文革时，他对中央文革倒行逆施很不满，对聂元梓更是视如敝屣。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曾经直抒胸臆，无所忌惮，有说不完的话，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听说他有个聪明美丽的女朋友，也是北大的同学，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好。北大福清籍校友中有许多人都是对文革不满，他们也都好吗？
有一天，我向系里提出，我到底什么问题，我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本来是我心中焦虑着急，希望尽快解决问题、尽快毕业分配工作的正常反应，却被他们认为是“挑衅”、“进攻”、“翻案”，受到严厉批判。刚好又碰上什么反击右倾回潮，说什么社会上有人居心险恶，借“9·13事件”来批“极左”，来攻击文革，要算文革的账。我又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老实改造、妄图翻案反扑的活典型挨批。经系革委会部署，地学北楼（文史楼）南面墙上突然间出现了好些批判我的大字报，贴出威胁我的诸如“王远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王远枝罪该万死”、“强烈要求从严惩处王远枝”、“王远枝必须低头认罪”等大标语，并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我的什么严重罪行和嚣张气焰，上纲上线。他们批判我不老老实实改造，说我什么一有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竟敢向组织挑衅，天天幻想着文革失败告终、“走资派”复辟上台、自己解脱翻身毕业分配，这是阶级斗争在当前的突出表现，等等。我感到十分委屈，不就是问一句什么时候能解决我的问题，就用这么多、这么大的帽子扣在头上，看来他们是天天盯着我鸡蛋里面挑骨头，真是有苦说不出，欲哭无泪。
在当时校园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字报的情况下，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伤害。我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对我加重处分的前兆，心里十分害怕和恐慌，直后悔自己为什么忘记了专案组的“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的训示，会多嘴去系里问什么时候解决我的问题，真是像批判会上所说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北大三年的磨难，我最大的收获是，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受迫害、受欺负的感觉，亲身体验并懂得了科学、民主和自由的可贵，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养育我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的感情。这些道理，书本上和课堂上老师都讲过，这次蒙难，刻骨铭心，是真正学懂了。

苦难的母亲

1973年初，系里通知我，春节期间，你可以回家看看父母亲，并发给我46元钱。
从1968年学校武斗结束宣传队进校后，我就没有回过家。5年过去了，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亲人有没有因我而受冲击？强烈的想家之情撞击着我的心。我到街上买了好多北京特色小吃，这些爸妈可从来都没吃过，装了满满的一箱子，很沉很重。这些好吃的都是我劳动挣来的，该孝敬孝敬他们老人家了。我急于回家，但又害怕回家。回想起1964年，我和姐姐同时考上重点大学，而且我还考上北大，这个消息震动了家乡的小村子和周围的村庄。对儿女的疼爱和期望交织在一起，爸爸筹划着赴校路费，妈妈高兴地精心准备我们到校要用的生活用品，重复着无数次的叮咛嘱咐。临走时，妈妈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弟弟，举起弟弟的小手对弟弟说：“快说哥哥再见！”今天，我落魄到这般地步，该怎么跟妈妈说呢？不！我要振作精神，不能像个“阶级敌人”、“专政对象”似的畏畏缩缩、垂头丧气，要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战士一样出现在爸妈和乡亲的面前！
妈妈听说我要回来，天天下午都要站在村口，盼望着她日夜想念的儿子会突然出现在回家的路上，出现在她面前。
我终于回家了，回到了爸妈身旁。妈妈喜出望外，一直端详着我。妈妈敏锐地发现我听力有点问题，急切地问，你到底因为什么事，挨打了吗？饿着了吗？北京那么冷，冻着了吗？生病了吗？
我是我们家最大的男孩，妈妈最喜欢我，我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听家里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妈妈天天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天天挂念着我，为我担惊受怕，又得不到消息。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她的善良懂事的儿子居然会是“反革命”！我姐姐在中山医学院学习，也是64级的，比我们晚半年分配。毕业分配时，宣传队找她说，你北大的弟弟有问题，被留校审查，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结果她被分配到贵州省条件最差的地方。我12岁的弟弟因为我的事，村里有人欺负他，他回应了一句：“我哥哥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呢！”被按在地瓜地里毒打，直到乡亲们把他抬到家里，落了个终生腰疼的旧疾。村里有人以我是“反革命”为由，闯到我家里抄家，家里被砸得凌乱不堪，一塌糊涂。他们当着妈妈的面，把妈妈最心爱的，她平日精心维护的，家里最值钱的，也是我们上学交学费唯一经济来源的一台缝纫机砸烂。看到这些凶狠残暴打砸抢抄家的场面，善良的妈妈心都碎了，被惊吓得人都要崩溃了：她更忧心远在北大的儿子的处境和命运。
妈妈是那么慈祥地看着我。望着妈妈憔悴的面容和额头上新添的白发，我心里痛。我心里清楚，妈妈因为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和伤害。我要抚平妈妈心中的伤痕，让妈妈不要为我操心。
我说，妈妈您放心，您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听领导和老师的话，要勤奋，诚实，善良，帮助别人，自己吃点亏没关系，这些我都牢记在心。您儿子决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绝对不会干什么坏事。我在北大这几年，您就放心吧，没有吃多少苦。
妈妈，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向您报告。我开始学经济学了。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不能让他们这样白白地浪费我的时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状况还不太好，总有一天要搞经济建设。那时候国家就会很需要懂经济、懂科技的人才。我念的专业是地球化学，现在学它已不太可能，因为需要仪器、实验室等工作条件。我考虑很久，还是学经济吧，因为这不需要实验室，自己可以自学，北大的条件也好，图书馆有大量的书。不管今后怎么处理我，能不能用上，让不让我干工作，即使不让我工作，去劳改用不上，也要学。学总比不学好。不然将来一旦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会后悔死了。
这两年，我白天劳动，虽然很疲劳，但晚上坚持刻苦自学经济学，主要是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自己花钱到旧书店买的书，书非常厚，已经看完第一卷，第二卷也看了一大半。我也读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我晚上看书看得很迟，还做笔记。专案组的人怀疑我深夜在那里写什么，是不是在写日记，记“变天账”。有一天晚上，牟保磊突然闖进我宿舍，我正在写笔记，他二话没说，就把笔记本从我手里抢走。他很得意，一句话不说，匆匆走了。我无助地、呆呆地看着笔记本就这么被没收。很可惜的是，那笔记本里记的是我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心得，是我的心血。况且我没有钱，买一本笔记本也不容易。牟保磊可能以为我在宿舍里写“反动”日记或者在记“变天账”，这回证据抓个正着。“皇历？！带回去研究研究！”我在妈妈面前表演了鸠山队长搜查密电码的动作。
妈妈惊喜地看着我。眼前站在她面前的儿子，他没有颓废，没有屈服，更没有悲观厌世。他变得越来越坚强。他热爱着党，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也热爱着自己的生活。他在逆境中还能想到国家经济建设，还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这正是她所期望的儿子。
整个假期，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我5岁的小妹妹还从来没见过她大哥的面。刚回家时，她怯生生躲在妈妈身后不敢上前。没两天功夫，跟我亲热得很，总是偎依在妈妈身旁，眼睛一眨一眨地、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大哥向妈妈的诉说，挺可爱的。小妹后来也考上大学，在省上做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假期到了，该回校了。我向妈妈告别。妈妈送我到门口。突然，妈妈不由自主拉住我的袖口，不让我走。她在害怕，担心她儿子走后还会不会回来。
“妈知道你受了好多苦。”妈妈满脸泪水。
“妈妈您放心！”我斩钉截铁，像是在宣誓。
1973年5月我离开北大，被以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的垮台鸣不平”、“犯严重政治错误”等政治结论，各种诬陷不实材料装进档案，发配到福建省永泰县农械厂当车工。5年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加上各种歧视、刁难、欺负。这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我人还没有到，厂里就传开了过几天要来一个北大的“反革命”、“5·16分子”的小新闻。我进厂第一个月领工资，就被厂里的小偷偷了个精光，向上反映，却得到“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的辱骂。那个小偷有恃无恐，跟我吵起来，还动手打人。他后来又在厂外行窃，被公安局当场抓到，交待了他偷了我的钱。虽然这些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搞得我没有安全感，人生地不熟，总怕有人借口我是“反革命”来欺负、寻衅，也害怕再来一次运动，把我先揪出来批斗、痛打一顿。我牢记自己是个有问题的人，厂里的工会都入不了，要老老实实、如履薄冰过日子，不能得罪任何人，下班以后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看书念英语。从北大到农械厂，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接受劳动改造。企业派性严重，文革的病毒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最基层的细胞，正在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共和国的健康的肌体。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我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虽然远在遥远的南方深山沟的小厂里，但我的心飞向了祖国首都，仿佛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母校，回到未名湖畔。我天天在想，在盼望，如果不去伪存真拨乱反正，不彻底肃清文革“四人帮”的流毒，不实事求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认真复查，仍然用谎言代替事实，那就太冤枉我了，死都不能瞑目！我开始给校党委、地质地理系党总支写信申诉，要求复查，重新结论。
我的申诉一直没有回音。
1978年春，学校要招一批学生回炉进修，当时我还没有得到复查平反。回炉考试后，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向厂领导请假，想高高兴兴回福清老家向妈妈报喜。进门时，我盘算着如何给妈妈一个惊喜，却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妈，妈妈，您在哪儿？”我焦急地呼唤着。
我预感大事不好。二伯母听到声音，过来告诉我，你妈妈病重住院，你爸爸和你姐妹、弟弟都在龙田医院。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奔跑十几里路到医院妈妈病床旁。妈妈见到我，平静地安慰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她还向病友介绍说，这是我大儿子，眼里流露出母亲的自豪与满足。我问爸爸，妈妈病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爸爸说，妈妈一再嘱咐全家，说你老想着北大的事，她的病千万不要告诉你。她说如果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去考，就影响了你的前途。
医生告诉我，妈妈因操心焦虑、劳累过度，已是癌症晚期，她为了省钱，忍痛多时，送医太晚，已无法治疗。我在妈妈面前强装镇定，出来后，我再也支持不住，蹲跪在医院地上嚎啕痛哭。亲爱的妈妈，是不孝的我害了您老人家。“四人帮”对我残酷迫害，各种假消息、谣言、猜测席卷全村。您日夜挂念担忧我的安危，家被抄了，弟弟被打，被人拿“儿子是反革命”背后议论，歧视误解，伤害您善良的心。儿子实在不知道您为我流了多少擦不干的泪水，不知道您多少回被噩梦中儿子遭批斗的场景惊醒。您忍辱负重、废寝忘食从事繁重的农田耕种、缝纫加工和家务劳动，抚育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支撑着经济陷入困境的家庭。您和爸爸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培育我上了大学，好不容易等到毕业，我不但帮不了家庭，反而让您为我的蒙难忧心如焚，为我承受那么大的精神打击，忍受着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委屈和痛苦，摧垮了您的健康。在您病重忍受剧痛折磨的时候，您牵挂的仍然还是您儿子我身上的冤案，我的前途！母爱如山，您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您年仅52岁，您病了，我还考试干什么！您病了，我居然没有在您的身旁！我应该怎么做，怎么能够用我的生命来救妈妈的生命！我开始恨我自己，恨北大，恨未名湖！我急疯了，听说莆田县有一个名医，我一时买不到长途汽车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边哭边骑自行车往莆田跑。苍天，你们救救我母亲！
北大进修回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捧给妈妈看，告诉妈妈:“北大让我回去进修，您就放心吧，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妈妈脸上露出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笑容，是那么慈祥，是对我最重要的赞许和鼓励。它一直珍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陪伴着我走过风雨，战胜挫折。1978年10月5日，我心中的天坍塌了下来，妈妈终于没有看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带着遗憾，也带着期望，敬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回到北大，没有心思看校园的变化，没有久别重逢老师同学的喜悦。我悲伤，我想妈妈。像死去一样，整天沉默不语。像机械人，按部就班地上教室，上图书馆，去食堂打饭。晚上集体宿舍熄灯后，我才有自己的世界，蒙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哭泣，几乎天天晚上如此，直到睡着了。
按我们老家习惯，父母逝世，戴一个月的孝，而我决心要戴孝一年。我就在中山装上衣右口袋前缝上一块白布，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妈妈。每天晚上，妈妈慈祥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浮现，妈妈殷切的话语总是在我耳畔回响。她说，妈小时候姥爷在南洋，遇到灾荒，跟着姥姥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你们现在有机会上学，妈妈真羡慕你们，要好好读书。记得我高考作文，就是写妈妈这段话。我仿佛又回到妈妈身边，跟在她身后上山砍柴，妈妈疼爱地帮我擦去脸上的汗水，教导我男儿要吃得了苦。我仿佛又回到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粮食，妈妈喝着稀汤，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她碗里仅有的几颗米粒倒在我的碗里。我仿佛又在深更半夜醒来时，看到妈妈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缝纫机替人缝衣服，为的是给我们交学费。我仿佛又看到妈妈看着我学期成绩单时既满意又充满希望的笑容，妈妈的笑真美！……妈妈，亲爱的母亲，您无怨无悔，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成人，您恩深似海，儿子永铭在心！

平反昭雪走上新的征程

1979年3月，初春的北京，严冬已经过去，春天悄悄来临。虽然春风还有点冷飕飕，但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万象更新，生机勃勃，拨动着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3月19日上午，北大党委在东操场隆重召开全校大会，校党委宣读了为在文革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学生平反昭雪的决定。我得到平反昭雪。
北大党委在《对王远枝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指出：“经复查，王远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对刘少奇、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深表同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现经复查，撤销1972年7月25日的决定，强加于王远枝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
这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公正的结论。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从1970年3月到1979年3月，整整9年过去了。二十来岁，燃放着希望与理想的青春，人的一生最美好、最宝贵的年华，而我，却在苦难和屈辱中度过。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新的征程开始了。妈妈要是能够看到今天，她老人家该有多大的安慰，该多么高兴！妈妈，您快来看看这肃穆庄严的会场，听听受迫害的同学对“四人帮”的血泪控诉。妈妈，您听见了吗，听这您日夜盼望的、响彻北大上空春雷般的声音：“撤销1972年7月25日的决定”、“强加于王远枝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 亲爱的妈妈，您安息吧，“四人帮”强加于您儿子的种种罪名、种种谎言已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砸碎了沉重的锁链，我擦干泪水，决心以钢铁般的意志奋起直追，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向科学技术进军，掌握一门为人民服务、报效国家的本领，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平反后一个月，1979年4月，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9月，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1982年7月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局工作。
2015年，我和妻子赵涛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建省福清市一座宁静美丽的小村庄。故乡背靠着山，面向着海，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们来到山岗上，空气清新，山高林密，郁郁葱葱，爸爸妈妈就安息在这里。遗像中的妈妈还像过去那样朝我微笑着。我们在父母坟前鞠躬敬礼，在坟前的石头上，静静地坐着，寄托着对父母亲的哀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阵阵清风轻轻掠过。小村庄里，密密的新房连在一起，村前一片金色的田野，村西头弯弯的小溪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向村东头远远望去，大海就像一条蔚蓝色的飘带。这时，我们看到远处银白色的高速列车在骄傲地飞驰，奔向远方。

后记

历经10年、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结束了。我国人民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但是，几十年来，臭名昭著的文革余毒如同新冠病毒，变种多、传播快、危害大、根治难。一有机会，它们就会以各种面目出来兴风作浪，干扰破坏改革开放大业和人们的平静生活。（左图：作者2017年春与妻子赵涛合影。）
我一直被文革余毒所纠缠、骚扰。上世纪九十年代，文革已经结束20年，正当我聚精会神为国企改革发展勤奋地做着自己本职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机关单位却突然有人造谣，说我“文革中在北大挨批斗，是造反派”、 “只会写不会做”，而且流传甚广，颠倒是非，荒谬之极，使我受到二次伤害，严重影响我的工作。近年来，文革已经结束40年，母校北京大学一些人，主要是跟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或文革中跟聂元梓跟得比较紧的人，他们误判形势，编造故事，篡改历史，为文革招魂，为聂元梓涂脂抹粉，虽然他们之中有的调门很高，但毕竟理屈词穷，掀不起什么大浪。
感谢编委会各位校友，把我写的那篇《回首抗争路，难报慈母恩》文章收入到2018年出版的《风雨未名湖》一书中。看了这篇文章后，原地质地理系党总支书记陈凯老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电话中告诉地化二班班长苏爱生说，她看了我的文章，“浴火重生，非常优秀”。原地化老教授朱梅湘告诉我，“我们系的老师都为我们系能够涌现出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们系的很多老师也都在我受审查期间给予我不同形式的关照和安慰。北大国政系77级校友杨玉林，后来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说，读了你的文章，从你身上看到北大五四先人的精神得到传承，我真羡慕你们老五届，也感谢你们抵制聂元梓，抵制文革，保护了北大的名声。福清市委、市政府也在春节给我老家送两盆鲜花致意。
回顾往事，在灾难中支撑我的力量来自党和人民的教育，具体地说，就是北大的老师的培养教导，他们言传身教，用五四精神，用他们的品质和知识影响熏陶我们；来自父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要成为诚实善良，对国家有用的人的期望；来自党心、民心的向背。我相信，如果外敌侵略，一旦祖国需要，我一定会为祖国、为人民舍生忘死，一定会做一个 “挺身而出的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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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忆“插友”林仁本

周祖德

林仁本系南京九中老三届知青、丹阳插队难友，前些年在洛杉矶辞世。
2018年是南京老三届下乡50周年，知青联谊活动繁多，我也数次参与。这样回想起来，我与仁本交往也有四十多年了。

“轮船”路遇

我与仁本第一次见面已是插队末期了，说起来还很有“戏剧性”。时为1975年秋季，我乘坐丹阳-访仙的“轮船”去窦庄公社杨城村，我弟也在此插队。窦庄知青大多数来自南京九中。
丹阳话有许多听上去怪怪的，或是一种古语遗痕。按一般理解“轮船”再小也得几百吨吧，而丹阳话里的“轮船”是指一种沿着运河航行的木机船，或是“小火轮”拖拽的驳轮，二三十吨是有的。倘若这也敢称“轮船”，那么南京中山码头的长江轮渡就是航空母舰了。好在这种“轮船”客舱配设长条木椅，人人有座，机器噪音也不大，在贫穷落后的毛泽东时代这就是很舒适的交通工具了。
从丹阳至窦庄船行一小时，我照例利用这个空档看几行书。乘客多半是庄稼汉，时称“贫下中农”，大家以闲聊和抽烟打发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客舱里人人喷云吐雾，秋冬舷窗紧闭烟气更浓令人窒息。可以说，此生我所见识过最厉害的抽烟场所，那就在丹阳的“轮船”里。
船行中，我发现客舱另一头也有一位知青，肤白显眼，透过烟雾我们还互望了一眼。船抵窦庄一起下船，才发现彼此是同路人，一搭话即知是南京知青，他就是仁本。他问我到哪儿，我说杨城村。他一听很高兴，说一块走！原来他与杨城村的知青也很熟悉。从码头走过去有二里地吧，一路聊天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听木匠讲新闻

仁本见多识广、谈锋甚健，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他在就不怕冷场，所以几十年以来他一直是插友聚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听他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河南大水灾，事发1975年。因媒体静音，我们在苏南乡间自是一无所知。
为谋生，仁本学了木匠手艺，当时他在河南一带做木匠糊口，幸运的是仁本脚下那块土地并未受灾。借“近水楼台”他率先知晓灾情之惨烈，无数家庭遭遇灭顶之灾。仁本看见了灾民，听来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有几个故事印象深刻。
据仁本说，受灾地区是平原，农舍也就是土墙草顶。在重灾区，突发的洪水冲过来浪头有两层楼那么高，后果就不谈了。
仁本说有一户农家，应该是处于灾害中等地区吧，洪水涌来时全家还来得及爬上屋顶。不意土墙不多会就泡塌了，好在茅草屋顶还漂浮着，一家人只得趴在上面听天由命。仁本说，只要这个屋顶一散架，全家就完蛋。好在菩萨保佑屋顶一直“水坚强”，他一家随波逐流多少里终于得救。多年后，想起仁本讲述的这一家人死里逃生的故事我仍感欣慰。
仁本还说，政府动用了直升机救灾投送食品。他说有一次直升机降落，大批灾民一拥而上起飞遇阻，后来不得已采取断然措施直升机才升空……
在一个信息闭锁的国度里，有幸听来了仁本的“新闻报道”，我们才得以在河南大水灾当年就知晓其事。

新四军问题专家

现在回想起来，仁本以一名初中生，却跳级“混迹于”高中生群体，这并不是每一位初中生都能够做到的，可见其识见高于其同级同学。
老三届插队元年为1968年，其时距日本投降仅23年，许多新四军老战士还不到50岁。因为“殷鉴不远”，丹阳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日本侵华的时代记忆。中国向来是一盘散沙，在苏南地区国、共、日伪三家互斗搞拉锯。以我的见闻，江苏乡村以共产党势力最强大，所以后来他们夺权建政决非偶然。
这时新四军老战士早已分化为两类，一是有干部身份的新官僚，二是各种脱队人员，其人数也不少，均已解甲归田。老战士历经战乱，他们有啥说啥毫不忌讳。因此许多知青也听来了闻所未闻的故事，与学校教育大相径庭，堪称震撼。
仁本一度握有“新四军问题专家”之美誉。原来，他新四军的故事听多了，成了有心人。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活动，他无所不知。例如新四军的“北上”，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随军“北上”而脱队。据仁本自诩，江苏新四军团长以上没有他不知道的。至于丹阳出身的新四军大头目如管文蔚等，其背景仁本说起来那真是如数家珍。
杨城村九中高三的吴贵生，他也是仁本的大朋友。吴贵生同我一样喜好轶闻旧事。他说，共产党强于国民党从一件事可见端倪。其时窦庄一亩地的稻草捐为共产党8斤国民党7斤。这一数据国共两党是如何达成共识的，至今不得而知。
窦庄公社距我插队的横塘公社有20多公里，两地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历史见闻，那就是连新四军老战士都为“伪保长”鸣不平，说他们冤。
原来国共互害是一回事，然而在保长的任命上两党却毫无分歧，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江渭清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坦承，此类职务有一些是经我党同意任命的。
实际情况是，国共总是疑心保长对人好对己坏，因此保长是一个两头不讨好、极其凶险的差事。一般干不到三年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来杀了，手段残忍。我同一位当年的执行人交谈过，恕那人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敢叙述其详。有鉴于此，不难想象保长一职人们避之犹恐不及，“毛遂自荐”就更谈不上了。
老保长惨烈殉职了，两党不搞官僚主义即刻任命新保长，否则苛捐杂税找谁要呢？新保长必为上有老、下有小、无处可逃的倒霉蛋。在升官“喜报”上门时，新保长知道大祸临头，惟有全家抱头痛哭。
注：“喜报”并非是加盖国共大印的委任状，只是给新保长丢句话通知一声而已，没有一个保长是有聘书或委任状的。
后来日本投降，最后一批“伪保长”侥幸活下来总算熬出头了。不意祖国灾连祸结，新君看外国书学来了“阶级斗争”，又把隔代的“伪保长”拉出来百般凌辱迫害，无非是杀鸡儆猴震慑民众。
根据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原理，世代在恐惧中生活的人，不免进化出自我保护的DNA。我插队没两年就发现，村上三岁娃天生就知道祸从口出，该说能说的坚决说，不该说不能说的坚决不说。所以江姐、刘胡兰什么的在我们那儿真不算啥事。
以上这些也是仁本经常的话题，每谈及此我们惟有摇头，叹息……

返城

至1975-1976年南京的党和政府出手，把本市知青从插队的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噩梦终结返回老家。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大张旗鼓地推行血统种姓制度，其时一个青年人前途的惟一决定因素是家庭的政治血统。这一政策在招生、招工、分配工作中严格执行。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千百万“低种姓”青年生而有罪沦为贱民,其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以政治血统为人民划分等级，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
经大浪淘沙，至南京知青大返城时，知青中“高种姓”已近绝迹。然而保证高血统至上的阶级政策不动摇，在分配工作时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较好的工作赋予血统较高者。最后挑剩下的，无非是工作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工作，则分配给我们“低种姓”青年。
最后，我分配在南京市饮食公司打烧饼，仁本分配在南京市果品公司当装卸工。
记得上初中时，我们的语文课本有一篇陶铸的文章《松树的风格》，这说明植物也可以有风格。我们“低种姓”青年经过贫下中农长期再教育，具备了生产队庄稼的风格，即“吃大粪结正果”的风格。虽然我们高攀不上“共产主义接班人”， 但是我们的胸膛里也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照样感谢党恩终身不动摇。为此，我还发表过一篇短文《感谢政府感谢党》。文中我代表一名老三届知青，真诚地感恩“高种姓”的良知未泯之士，感恩他们高抬贵手把我们“低种姓”知青也调返老家，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放我们一条活路。
我与仁本互访过对方的工作地点。我打烧饼就在市中心的“北京羊肉馆”，插队难友来访很方便，我也热情接待。仁本扛活在中央门铁路货运站，有一天我路过去过一次。他那天的活是把整筐的苹果从闷罐车上卸下来，全凭人力。我踏入车厢一看，但见苹果滚落一地，仁本与工友正坐在苹果筐上休息。我还遇到另外几个老同学，互相打个招呼就告辞了。
后来果品公司对仁本用其所长，将之调至公司本部做木匠，搞些修修补补的活儿，地点是杨公井，就在大行宫往夫子庙方向一站路这儿。
有一次仁本对我说，如果我有什么木匠活，都尽管拿过去给他做，别客气。他说他什么都是现成的，反正都是公家的。有一次我需要一个小木盒，于是到他的木匠摊比划个样子请他做。
那一天我有了一个新见闻。原来，仁本的摊子紧挨着果品公司的工会。工会只管一点儿职工福利，是有名的闲差。我去的那一天正好看见工会办公室女干部排排坐，总有七八个。我不禁妄议道：“工会哪要得了这许多人？”仁本回答说：“都是些官太太，放在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里养着呢。”仁本情报灵通，他还指名道姓谁的丈夫是谁，是个什么官。原来国企安插私人，也就是体制性腐败早已有之，这是我的一次亲见。

出国谋生

在我打烧饼生涯后期，有一天我正在厨房揉面团，仁本来访，径直走到案板边，一言不发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我，我伸出一只沾满面粉的手接过来。回想起来，这是在中餐之后饭店空闲时，忙时是不允入内的。
我仔细看了信封上的邮票、邮戳和寄信人地址说，这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的来信。我清楚地记得，大概是仁本认为我说的对，现出满意神色。他告诉我这是他舅舅的来信。他让我有空去他家坐坐，意思是有话要告诉我，说完就走了，前后100秒。厨房里工友多，说话不方便。
仁本家住在同仁街15号，这是南京的历史地名，处于繁华之地，是一个清代的三进大院。古时候只住一家人，想必是很舒适的。现在挤进十来家，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从我店步行到同仁街也就20分钟吧。在仁本家，他对我说，他和其弟决心投奔舅舅到南美洲去。数十年以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中心，有一家“中华料理”生意红火，现在可能仍在营业，那就是他舅舅家开的。
论人生经历仁本是插队、当木匠、做搬运工，我也差不多。虽然我们同属中国低端社会，然论家世则不同。我家世代为匪，而仁本则是好人家出身。其父老中大（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民国时在南京做律师，无疑曾是一代精英。
不料后来中国实行人治, 不搞法律的那一套。因此仁本父亲风光不再，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流落到内蒙一所学校教书——但愿其遭遇不比我所知道的更糟糕。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仁本的爷爷把仁本的爸爸培养成律师。而仁本的爸爸呢，他不如仁本的爷爷，只把仁本培养成一个劳工。
后来仁本爸爸退休返宁，人很消瘦。仁本爸爸看得起我，还有意要把他老同学的女儿介绍给我。老人家因病不到六十就过世了，父丧的那几天，仁本施展木匠手艺在院子里摆开场子连夜打造寿材，操办了父亲的后事。
仁本兄弟出国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做厨师。因此在出国前，兄弟俩在南京的大三元、四川酒家等名店实习。好在各店都有插队难友，其时已工作三四年成长为厨房骨干。插友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二人学习厨艺大有裨益。
至一切办妥，兄弟俩动身已是1981年。这时我已经离开烧饼炉子，换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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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那个绿色的身影

陈 虹

远远的，远远的，一个绿色的小点渐渐地清晰了起来。——绿衣，绿裤，绿帽，绿色的自行车，在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上驶近了，又驶远了……
不知为何，这一相同的梦境竟于数十年间反复出现，它是那么清晰，又是那么模糊——现实中的这位邮递员，我不仅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就连他的面容也不曾近距离地观察过。
上个月学生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聚会，地点特意安排在了当年我当知青时插队落户的地方。我明白他们的善意，更理解他们的好心——为了圆我的一个梦，为了帮我寻找曾经的足迹。
很遗憾，那天的发言让他们失望了，既无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也无战天斗地的激情回忆，我只是轻轻地讲述起了那个如梦如幻的绿色身影——“背井离乡的日子，再苦，不怕；再累，也不怕；唯独想家，那份寂寞与惆怅，无论如何也排遣不去，只能将全部的期盼集中在那个远远的绿色的身影上，翘首以望，企足以待……”
是因为不放心体弱多病的母亲？自从父亲（编者注：陈虹的父亲是著名作家陈白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文革爆发前夕即已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驱离北京，贬至江苏南京，1966年9月11日深夜被中国作协派人揪回北京接受批斗）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揪回北京后，她便独自支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是因为自己的身边没有了伙伴？她们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去，剩我一人留守在举目无亲的村子里。……八年的岁月，留下的最深记忆似乎就是对家书的等盼，那是伫立中的望眼欲穿和期待中的忐忑不安。
邮递员姓甚名谁，一无所知。村里人都叫他小霍，姑且就用这个字来代替吧。我不知道他投递的范围有多大，每天要骑多少公里的路程，但是只要不下雨，都会看到他那健壮的身影，听到他那忽远忽近的车铃声。
那是中午11点钟的光景，远远的，有似天边，一个绿色的小点出现了。绿衣，绿裤，绿帽，绿色的自行车，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歪歪扭扭地骑过来了。这时的我正在山坡上劳动，不由自主地放下锄头，引颈眺望，目不转睛地眺望。……他驶进了村子，又驶出了村子，渐行渐远了。我不能去追赶他的自行车，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的。更何况作为“黑帮子女”，尤其是批判父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出现后（编者注：1970年5月底《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由中央专案组写作班子署名“钟岸”批判陈白尘写于1936年的历史话剧剧本《石达开的末路》的文章《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英雄汉——批判反动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大队干部找我谈过话，必须“认真改造”，必须“划清界限”。于是只能等，度日如年地等，度时如年地等，等待队长吹响下工的哨子。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和小霍从未接触过，始终是默默的等待，远远的张望。但是信封上的两个邮戳告诉了我——南京的那个是前一天下午5点盖上的，后一个是县邮政局的，时间为次日上午7点。也就是说，小霍一点都没耽搁，不到24小时就送到了我们村上，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当今的快递，更不要说是在交通极不方便的穷乡僻壤。
那一封封带着母亲的体温和泪水的家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清冷而孤寂的夜晚。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和社员们一起挥汗插秧，母亲的信来了。她告诉我，她挂念远在湖北干校劳动的父亲，也心疼远在异土他乡插队的我，她决定家中再也不买西瓜了，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与我们患难与共……
我的眼泪簌簌地往下落，既为家人的相濡以沫，亦为自己的鞭长莫及。我不知道这一封封的家书母亲是从哪里寄出来的，是街边的邮筒，还是邮局的信箱？但我知道，它们是小霍骑着自行车送来的，上面有他的汗水，也有沿途的灰尘。
小霍不仅送信，也代人寄信。邮局远在镇上，相距15华里，于是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只要将信封好，贴上邮票，放在村中的小学校里，便万无一失了。这里是一座废弃的庙宇，被借作一个初小“复式班”的课堂。门边靠墙摆放着一张缺了条腿的桌子，桌面擦得干干净净，左边摞着的是小霍送来的邮件，右边码着的是村上人托他邮寄的书信，一清二楚，井然有序。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小霍定下来的吗？我不知道，但每个人都在认真遵守。
已经记不清我从那张桌上取回过多少封信又寄出过多少封信了，但是其中的一封却是永生难忘。——那是1969年的年初，正在北京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父亲，因为对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一再强调，自己绝非反对，因为高中毕业的女儿已经前往农村插队落户了。但是对方不相信，硬要说他是“帝修反的应声虫”。情急之下，他写信向母亲求救，母亲的信第二天便到达了村上。我心领神会，当夜复之，并直接寄往北京。信封的下端，详详细细地写上了我的地址——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公社向阳大队石中生产队。
那天中午一下工，我迫不及待地奔往小学校的门口，桌子的右边空荡荡的，小霍已经将待发的信件取走了。我的心放下了，却又马上拎起，一分一秒地计算着小霍的行程——应该已经骑到通往公社的大路上了……应该已经回到县邮局的大厅里了……信封上应该已经盖好了邮戳……那个装着它的大邮袋应该已经送上了北去的火车……多么难熬的时间啊，父亲的安危悬在了小霍的手上。他哪里知道，这封看似平常的信，不仅是我响应伟大号召的“证据”，更是为父亲洗清罪行的“铁证”！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在为父亲整理日记时，才看到其中的一页：“虹儿的来信救了我，终于免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批斗会。”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宽畅的柏油马路，邮递员的坐骑也由自行车变成了新式摩托。站在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口，学生们簇拥着我，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我在张望，情不自禁地向着远方张望，似乎那个绿色的身影仍然会出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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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告密者

力克口述 阿陀整理

（一）

记得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事了。
有天下课，我正在跟同学跳橡皮筋，一女生跑来说，学校外的小竹林竹子上有反动标语。我没在意，又去跟另外两个同学继续玩翘翘板。这时，学校看门的校工走过来了，冲着我劈头盖脑乱骂一通，说我是反革命的孩子，还破坏公物。
我给他骂愣了。我辩解说自己没破坏公物！他说：“你等着，你是蓝医生的女儿，我认得你，你敢顶我？!你老子是反革命畏罪自杀了！你出身反动家庭，才会破坏公物……”
这时上课铃响，我跑回到教室上课。

（二）

下课后，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谈话。我进了办公室，发现除了班主任老师，还有学校革委会负责人也来了。
老师：“知道学校外面小竹林有反动标语吗？”
答：“刚听女同学说过。”
老师：“现在我们怀疑是你写的。”
答：“我没写过！”
老师：“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没写反动标语？!”
答：“没写就是没写，凭什么说是我写的？！”
老师：“就凭你父亲是反革命这点（注：当时整个学校里只有我家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是你写的！你拿不出证明，就得认！”
答：“今天上学路上，我是和×××、×××三个人一起走的，不信可以去问她俩。”
我始终坚持说没干过这事，老师没办法，最后只好让我回教室去了。

（三）

当我回到教室后，我的同桌问我什么事给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去了，我说是因为反动标语的事。她说她知道了，因为她已经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门口偷听到了。她还问我，你真的没干过？我说没有！结果一下课，同桌就站起来跑去老师那儿告我状，说我告诉她自己是被老师冤枉的。
当天下午上课时，我在课桌抽屉的书包上，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小心点，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班长（红小兵大队长）会组织全班男生打你！”我看着纸条自言自语：“这是谁写的？为什么打我？”
突然，我的同桌从我手上抢走纸条，飞跑出去……

（四）

下课了，老师让我与另一位男生去办公室，到办公室后，又让我与男生分别进不同的房间问话。过一会儿，老师让男生先回去上课，我继续留在办公室交待问题。
老师：“我是老师，认得学生笔迹，纸条是×××（男生）写给你的是吧？!”
答：“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写给我。”
老师：“你太不要脸了，勾引男生!”
答：“你说什么？!”
老师：“看看你，胖了，发福啦？故意不戴文胸在班里跑来跑去?！臭不要脸，小小年纪就懂得谈恋爱！”
我给老师骂懵了。满脸通红，泪流满面。我辩解说没那么回事，老师就说，你妈是医生，难道没教过你什么是耻辱吗？
老师硬逼我承认是谈恋爱，风骚勾引男生。我坚持说没有。什么是谈恋爱？我不懂！
老师说，刚才男生在另一间房已经承认你们谈恋爱！
我一口咬定就是没有！
放学的铃声响了，老师让我回家去写个检讨明天交回学校，认错态度要好，否则就要追究今天玩翘翘板，破坏公物之亊（没想到校工去老师那投诉我了）。

（五）

由于我被留在办公室谈话，这天放学晚了。
当我一个人走到校外小竹林边的路口时，忽然黑暗中有一群男生从竹林里冲出来，带头的就是红小兵大队长。他拦着我说：“你这反革命狗崽子，写反动标语，破坏公物，还敢顶撞老师……看我们收拾你！”
我说：“我没干过，你让我过去！”
他说：“不准过！”
我说：“我就要过！!”
他说着说着就开始推我……
我愤怒极了，把书包取下顺手拎起书包带对着他砸过去……
我这出人意料的举动，让所有男生都愣住了，我趁机冲出包围。大队长见状，出手没抓住我，将我的衣领撕破，结果还是给我挣脱跑了，总算没让他们打着。
事后，别的同学告诉我，同桌女生就是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告密者，红小兵大队长是老师指挥的打手。其实不用她说，这我早就知道了。

这是文革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年我才十岁。
本来我是不想谈及文革，也想将伤痛永远埋藏在心里！但看到现在有些人为文革歌功颂德、点赞，让我气愤！作为亲历者，我感到无比的焦虑与愤怒！没有这种经历的那些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受害人的伤痛？
我只有说出来，让他们明白， 什么是文革！
2016年3月
【整理者感言】
一九七七年，梦醒时分。《人民文学》刊登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曾风靡一时。文中那个念念不忘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未读过《牛虻》就指其为“黄书”，专爱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中学生团支书谢惠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力克这个真实故事比刘心武的小说更让我震撼十倍。
当年这群才十岁的熊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今何在？
恍惚间，似听到校园里，广场上，大街上，网群上……到处是他们的喧嚣……
重新翻出多年前的这篇旧文，回望神州，满心悲凉。博文几被删除干净，朋友圈已被半屏，估计用不了多久，微群也将消失……
赶紧将旧文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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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孙耘：读192期“争鸣”后的一点看法

看到贵刊第192期“争鸣”栏目中几篇记录清华校友对《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以下简称“黑牢”）一书的各种意见，其中有陈楚三校友的“答群友”。此前，陈楚三与我有长达两年的私聊，询问过有关当年专案组的问题，我作了认真回答，当然也有争论。看到他将我与他私聊的部分内容用到了书中，我是有意见的，我并不是怕公开那些私聊内容（实际上我对公开发表有思想准备），而是觉得他这样做之前应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黑牢”一书出版后我也大致读了。我没有参加“索书群”，本来也不想参与孙怒涛学长组织的讨论，但我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该书的成书过程，而且书中涉及我的内容也不少，如果我不说些什么，恐怕会引起某些猜测，或认为我默认了书中的描述（特别是有不少非清华文革亲历者的群友）。思虑之后，我先在孙怒涛主持的群里发上与陈楚三学长的全部相关私聊，临讨论结束时又对涉及我个人的事情做了一些澄清。现将当时的发帖略作修改作为我的“一点看法”参与“争鸣”。
我记得阎淮同学多次谈及写史，大意是：澄明史实和价值判断，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宜分清，勿混淆。我以为就当前现状而言，澄明史实最重要，而价值判断则是见仁见智的事。至于我，还想借用阎淮引用的岳麓书院楹联中一句：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清华的文革反思有长久的历程，我在《关于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与思考》一文有简单的记述（载《真话与忏悔》，孙怒涛主编，2018年4月版），现摘录如下（熟悉情况的校友可略去）：

我们清华人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在反思文革。清华的反思相对于其他院校而言，呈现出几个特点，如集体性反思，两大派互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两大派之外的），而且有显著的“成果”，即十几本著作问世，而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派和解、共同反思。

可以说，人们对文革的思考早在文革爆发那一刻就开始了，到“9·13事件”林彪折戟沉沙已促使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开始反思。
罗征启老师是文革反思的先行者。正是基于深刻的反思，罗老师在文革结束不久（1979～1980年）就代表他们全家对我们这些罪人表示了宽恕，解救了我们的牢狱之灾。他还鼓励支持我报考研究生，最终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使我到哈工大就学。这件事的影响十分深远，它展现出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和博大胸怀，迈出了两派和解的第一步。

文革以后，80年代末期，汲鹏同学不记前仇不避嫌疑热情接待了新婚的蒯大富夫妇；到90年代，深圳的两派校友（包括唐伟、张学琛等许多同学）做了很多努力，促成蒯大富与沈如槐握手言和，成为和解的一个新标志，如此等等还有许多事例。
新世纪初，年轻的唐少杰老师作为研究者、沈如槐同学作为亲历者开始了清华人记述清华文革史的新历程（2003～2004年）。其后，2007～2008年由汲鹏和邱心伟、原蜀育、孙维藩、王允方等同学组成“齐凡思”——取“一起来反思”之意——出版了两本“清华文革亲历”，引发了文革反思的一个新高潮。一时间，“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陆小宝）成为清华校友网上的流行语。

几年来校友们陆续发表了十多部有关文革的著作，直到2015年前孙怒涛主编的百万字巨著《历史拒绝遗忘》文集问世。据了解，目前还有一些著述，例如陈育延、陈楚三等同学的，正在写作中。【作者注：现在阎淮的《进出中组部》和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情》已出版】
多年来，清华校友借助现代科技提供的网络平台不断进行交流和探讨，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比如会前播放的视频所展现的两次【注：原计划播放】：2009年由李自茂（做东）和陈育延、唐伟等共同发起，网友和两派部分头头干将汇集郭林酒家，是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2011年百年校庆期间，由张学琛做东，陈育延、唐伟等人联络，在卢沟桥聚会2天。大家坦诚交流，气氛热烈，在回顾与反思中有诚恳的道歉也有激烈的争论，有分歧也有共识。【作者注：正是在这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孙怒涛和陈楚三两位学长】
无论在校友网社区、微信群还是相聚中面对面交流，整个反思的过程就是一次民主的生动学习和亲身实践，反过来又提高了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和实施能力。
我觉得，在两派和解过程中，414派，特别是其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处于主动和主导的地位，功不可没；团派中的骨干分子则命运多舛，遭遇过多次整肃，但没有简单地归罪于对立面，大家已经摈弃了简单地争论我是你非，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寻求共识。可以说，文革反思是两派和解的基础，两派和解是文革反思的一项重要成果，而且只有不同派别的和解、不同观点的交融才能将文革反思提升到新的层次。
因而，清华的反思得到外界（高校、学界及文革的思考者）的肯定和赞扬。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文字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最近的“过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当然，对这十余年的反思或有不同的看法，也希望开诚布公地交流、探讨，以进一步地推进文革反思的进程。
“黑牢”书中有周家琮、陆小宝等同学写的序和读后感，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读来获益匪浅。几位受害者的控诉，更为动人心魄。我愿再次引述上文中的一段话表达我的态度：

清华文革反思的历程漫长而丰富多彩。我有幸参与其中，受益很大，所以要向所有推进文革反思进程的同学、老师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鞠躬）
我个人在文革中干过很多傻事错事糊涂事，犯有不少错误甚至罪行。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再一次表达我的悔罪之情，向直接以及间接受到我伤害的同学老师道歉，向你们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鞠躬）

“黑牢”书中在第三部分3.3节“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窒息致死案”里，引用了我给陈楚三学长的两封邮件。未征求本人意见就发表私下通信确实令人不快——我之所以不参加索书群就是有点怄气。但随后一想，陈学长此行为可理解为“大行不顾细谨”，所以我又补充了全部私聊发在校友群，以便读者有较全面的了解。说来我还得感谢楚三学长，给了我一个公开答辩的机会。
“黑牢”书中引用我记述罗征敷致死案的文字（以下简称“罗案”），来自我的《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首载于孙怒涛学长第一本书《良知的拷问》）。文章发表后有两位的回应，我印象很深。其一是汲鹏同学，他素来喜欢聊而不喜欢看文字，居然告诉我：“你的文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看到半夜。”还说李磊落之死的一段他最受感动，“李磊落是一个典型，应该好好记下来。”第二位是唐少杰老师，他给以很高的评价，并执意以编委身份推荐到网刊《记忆》发表。后来发表于2013年第98、99、100期，而且标题增加了“直面良知”四个字，因为觉得孙怒涛的“拷问”二字过于沉重。
那时汲鹏夫妇和邱心伟都批评我“太注重细节”，意思是：人命官司都出了，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细节还那么重要吗？这话当然也有道理，不过作为当事者，从心理上难免要关注细节，而且细节往往涉及到案件的定性（比如罗案就定性为“误伤”）。
关于罗案，记得在2006年校友社区上就有涉及。那时我还没退休，没上校友网，有人跟我说起，有什么“装麻袋塞进后备箱”等等说法。2008年我进入校友社区（63级和64级社区）后，有人让我出面订正，但我心有顾虑，总感到去纠正别人并不好，有机会还是自己写明有关罗案的真实、准确的过程。孙怒涛编《良知的拷问》一书给了我机会。我凭自己的良知，一五一十地简要描述了案件的经过，有我自己的亲见亲为，也有公安局干警（俗称“队长”）告知的情节。我不认为自己记忆力很好，但二十多年间我历经五六次审查，写的材料尺厚有余，这些事全然在心，再差的记忆力也不会失误的。
“黑牢”书中在罗征敷致死案一章有我的记述，还编入了“唐金鹤书中所陈述的罗征敷致死案”以及“唐金鹤的质疑和编者的点评”两节。
唐金鹤的陈述摘自《倒下的英才》第三版，读者可自去翻看，这里不引用了。我手头还有唐书2009年的第一版。我也不想抄录，只想指出，第一版的“细节”有更多道听途说的描述，例如“几个人用脚踩”，以及送北医三院时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还说是北医三院向公安局报告的。而事实是，北医三院只开出死亡证明，不接受尸体。我们当时不清楚致死原因，还捉摸着（当然也希望）是不是心脏病突发呀（某次校运会曾发生过这类事件），于是到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报案。至于“几个人用脚踩”更是子虚乌有，第三版更改为“王庆章用脚踢、踩拼命挣扎的罗征敷”。虽然点了真名实姓，但同样是作者的猜想。当然，王庆章应当承担他所负的直接刑事责任，而且已经承担了责任，但子虚乌有的情节安在他头上也是不公道的。
对“唐金鹤的质疑和编者的点评”一节我不得不引述原文一一回答。
“对比孙的回忆与唐的记述，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同。比如：孙文中说塞棉纱的是王同学，即王庆章；唐书中则是张建国。有关文件资料似乎证实了唐的记述。” 这些用词很有意思，表现出作者的随意性。我请问，你的“有关资料”是什么资料？是哪来的？为什么还是“似乎证实”？难道对这样的“大案、要案”，对历史事实，就用“有关”、“似乎”这类东西行吗？
关于肋骨断的事，我们（包括王庆章、张建国）当时根本不知道，在公安局拘留时也没有听说。我听到这个情况是在1971年清查5·16时的批判大会上。当时我推测，回到甲所后，保卫组的青工一直给罗做人工呼吸，大约有二十分钟（我先去找医生，后到总部叫来陈继芳、王良生），估计小青工们按压力量过大导致骨折。当然这只是猜测，实情只有查看公安局的档案。
关于抓罗征启父亲罗老先生的事我写得很清楚了。谢谢陈学长公正地表示“应该相信他本人的记忆”。
关于“麻袋套头”的事，“黑牢”书中表示：“这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过久造成的回忆误差，对事件的主要情节和性质并没有影响。”我可以明确地说，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回忆误差。当年清查5·16时就有这个说法，但这是个不知出自何处的不实传言。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 “清理三种人”运动，一直在使用清查5·16运动中整出来的材料（有些甚至进了档案和正式文件），而这些材料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是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的常识了，难道今天我们这些老清华人还不懂？请问今天谁还会使用反右派的材料？谁还会相信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
我说的这些，都只是为了从当事人的角度澄清一些史实，指出编著者对历史事实不够严肃认真，希望校友们提出批评意见，但不要引发派性争论。
《黑牢》一书的重头戏是陈楚三主笔的“第三部分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冤狱”，其中重要资料来自一份中央文件。讨论中有群友希望批评者指出书中有哪些“严重失实”的地方。作为当事人，我将依据自己的亲历和所见所闻，证实确有某些 “严重失实”的内容，并由此质疑这份所谓的中央文件。可以说，这是我和陈楚三的私聊变成公聊，也算我的进一步答辩。

热心读者纠误

本刊194期发出后，有热心读者来信说：该期评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一书文章的最末一段，说“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在张春桥身边工作十余年，但是其户口一直在盐城老家……张春桥曾表示，只要自己在位，绝不会动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秘书解决户口”，所述有误。据知情者说，应是何秀文家属的户籍一直没迁上海，而不是何秀文本人的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