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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九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5月 30, 2022 7: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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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九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4月30日第198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张谦益 在时代的旋涡里(《父辈的岁月:零零后口述家史》选读)
删稿录存
张谦益 听姥爷陈振生讲南开大学文革往事
张谦益 老家村里三任书记的故事

史林一叶

杜钧福 西藏文革述略
余汝信 西藏军区控制下的西藏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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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在时代的旋涡里
(《父辈的岁月:零零后口述家史》选读)

张谦益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汪春劼主编《父辈的岁月:零零后口述家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原文从作者姥爷(即外公,外祖父)1946年出生写到作者2018年考进大学。该书发表时对文革时期内容有删节,本刊发表时恢复了被删内容但对文革之后的内容有删节。本期同时在“删稿录存”栏目中发表的该作者另外两篇文章,是在该书编辑中因可以理解的原因经审查被撤下未用的。今后凡有书稿/文章在出版/发表前被删掉其中涉及文革的内容,本刊都将酌情在“删稿录存”栏目发表,以保存有关文革的资料供研究者参考。
文中有的人物是用的化名。
“零零后”的年轻学子着手采写自己父辈、祖辈的口述历史,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值得大力提倡。曾经亲历文革的人们,即使当时是“红小兵”,也都已经步入晚年,文革时的中青年人,如今也都在陆续“谢幕”离去。抢救记忆,从家史做起,应是一个较为实际、也便于更多人参与的做法。
作者简介:张谦益(左图为近照),男,河北邯郸人,2000年11月生。就读于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18级)。

1946年12月,我姥爷陈振生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马疃村,1945年共产党军队解放了邯郸,1946年1月曲周县开始土地改革,将我们家定性为“下中农”,分了5亩地,原有4亩,这样一共就有9亩地。房屋两间,一院。家有姥爷的父亲、母亲、奶奶,爷爷已与家中失联。
姥爷的爷爷叫陈天翀(1898-1987),没有在河北老家,而是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江桥镇,他早年是教书匠兼木匠,和妻子怀氏(1898-1975)在家乡生养了我的外曾祖父,随后便北上,加入了东北军,在江桥抗战时担任过东北军炮兵第19团江桥卫戍营营长,这样,姥爷的奶奶便留在了家中,相思之余未免好奇:他丈夫作为木匠如何能指挥得了大炮?江桥失守后,部队死伤殆尽,遂改名易姓,隐入市井,将资财供给儿子(即我外曾祖父)读书,一直在当地生活,没有回家。
姥爷的母亲,外曾祖母刘香兰(1917-2006)识字,所以家中能记得她的名字。她和外曾祖父陈章化(1916-1999)在16岁完婚,但随后外曾祖父在其父亲的安排下赴北平求学——其实本来是想让他当兵,奈何身体羸弱,未果,才有了读书的安排。此后外曾祖母便一直在家里务农。外曾祖父在北平教会的预科学堂学习两年后进入辅仁大学数理系学习,还认识了年长自己一岁的同乡、工学系的张国宝,此人后来和我们家有着太多故事。
大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大量爱国学生被捕,其中就包括张国宝。外曾祖父性格温和,见好友被捕,却又无计可施,悲愤无奈之际只得屈从明哲保身之道,于1938年匆匆肄业返乡,度过了艰难的抗战岁月。
邯郸解放得很早,新来的村支书听说村里的陈章化和“数”打过交道,依据“人尽其用”的原则,就安排外曾祖父在务农的同时,另在村民自治委员会任会计,补有少量工资,当时冀南银行的钞票发行很混乱,这“少量”是多少,忘了,反正比没有强。

(1)1946-1966
1946年,家乡土地改革,家中既增加了土地,也添了人口——我姥爷陈振生出生了,已经30岁的外曾祖父霎时感到:解放区的天真是无比明朗的。1948年,我的二姥爷出生了。1948年底土改后“填平补齐”措施开始实行,村中将39亩土地拨转给四疃村,我们家的土地减少为8亩,不过只是粮食积累减少了,口粮尚可满足。
真正的变化出现在1950年2月,当时刚过完年,“一个满头卷毛,穿着皮夹克”的中年人来到了马疃村,见了支书,指名道姓地说要见会计陈章化。支书叫人去传话,外曾祖父听闻后一头雾水,只知道“有县里领导要见我”,放下笔就去了,但是,忘了左手还勾着一把算盘。到了,还没等人家回头,外曾祖父就认出他是大学同学、曲周老乡张国宝,就凭一头“卷得跟细毛羊一样的”毛嘛!
十二年没见了,其间“活死都不知道”,想到这儿,外曾祖父的腿可就挪不动了,愣在门口。人家转过身来,边笑边走边伸出右手,要握手,外曾祖父还在门口愣着呢,见这架势,慌忙伸出了手来接,可是错了,伸成了左手,左手上还勾着一算盘呢,俩人就一左一右牵住了一个算盘,面对着愣愣吐烟的支书。
要问我怎么知道这些细节,是我外曾祖父给我姥爷,我姥爷又给我说的。
至于他们之后怎么聊的,怎么回忆曾经北平的读书岁月,张国宝又是怎么作为爱国学生被日伪扣押又释放,又怎么找到我外曾祖父的,外曾祖父没有讲,我姥爷不知道,我也不好乱编。
反正是在那之后,我外曾祖父就被推荐到曲周一中当教员,筹办数学教研室,正式脱离农业生产,领起了国家工资,家里的地也调减到了7亩。
1951年6月,曲周县第一中学成立,张国宝任校长,外曾祖父任代数教师,重新研究起了数学课本,还把曾经的衬衣拿了出来,大夏天,也穿。用外曾祖母的话说是“还没当上干部就先把衬衣揣到了裤子里”。 1952年三姥爷出生,1953年姥爷进入四疃小学读书。
1954年4月村中实行互助组,自愿结合,农忙互助,我们家当即加入,互助组是农业集体化的先声、铺垫,是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它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组成,实行共同劳动、分散经营。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收获的农产品,仍归私人所有,但由于换工互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量一般高于个体农户。曲周县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大都是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
9月,解放军为老区村庄改造危房,我家在解放军的工兵排长郎煜琦与战士的帮助下改造了一间危房,并为姥爷留下两枚签名弹壳为纪念。改造危房时,外曾祖父特地告假回家,和郎煜琦排长同吃同住同劳动,听说郎煜琦排长的弟弟在北京学外语,还专门赠送了自己曾经的一本英文书籍,两人结下了短暂却深刻的革命友谊,一月后郎煜琦返回部队,本以为从此江湖路远,再难相见,却不知在18年后还有阴差阳错的交集。
1955 夏季,全村集体加入马疃农业合作社,这是一个农业合作初级社,我家中有一旧且坏了的“牌子车”(类似独轮车,较大),被“计价入股”,但是后来“入股”确实是实现了,“计价”却未遂愿。不过外曾祖父还是很满意,因为这辆坏了的牌子车,他一直修不好,用了就坏,毕竟没有他父亲的木匠手艺,由此常招致家人“儿子不如老子”的数落,不如送至初级社“做点贡献”。但是之后家人对他的数落不减反增,言语里还附加着私人财物被集体收走的不悦,农民思想在新社会还是有着惯性的。整天“儿子不如老子”地这么说,一年后,“老子”先出事了。
前面说过,姥爷的爷爷,外曾祖父的父亲陈天翀,在江桥抗战时担任过东北军炮兵第19团江桥卫戍营营长,按“四类分子”的标准,已经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了。但是一直隐姓埋名,建国后也没敢回家,生怕被人认出,牵连起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问题”,就始终在齐齐哈尔居住。但是在1956年7月,听说是被曾经的下属指认,他隐藏的身份泄露了,在齐齐哈尔被划为“四类分子”,外加“潜伏在人民群众中以便伺机而动”,罪加一等,被强制劳改五年。信传回家,姥爷还小,不记得家中反应如何,只是外曾祖父再没有被“儿子不如老子”地骂了。1956还有件大事是四疃农业合作社与马疃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四疃高级农业合作社,按工分吃饭,每个工(壮劳动力一天按十个工分计)值七毛,这时我家已经彻底“集体化”了。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邯郸每个县都有右派指标,不少爱谈国事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曲周县第一中学校长张国宝,平日里,往好听里说是“激扬文字”,说不好听的是“口无遮拦”,遂位列右派名单之首。外曾祖父是其好友,也被接受调查。来来去去调查快一年,到了1958年,因为曲周县一中的老师“有问题的比较多”,就“没轮上”,万幸未被划成右派。不过,也暂被停课返乡,这时“大跃进”在曲周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外曾祖父进入生产队西赴太行山运输煤、铁矿,家门口一棵百余年的老栎树被砍伐、进炉。这一年,姥爷高小毕业,进入鸡泽县初级中学读书。
1959-1961年,是家庭最困难的三年,不堪回首,姥爷只记得喝水喝得肚子大、四肢细。粮食不足,只能吃代餐的“五香团”,就是玉米芯、榆树皮(叶)、高粱、黑麦、谷子的混合物。四姥爷也出生了。
1960 外曾祖父回归原职,但得了浮肿病,无法参加学校义务劳动,待遇折半,仅能满足个人温饱。困难时期,靠中央救济粮与代餐食物度日。
1961 姥爷初中毕业,回家帮助农业生产,在9月和接受改造的中央财政部“下放干部”顾小康分到一个修路队工作,“下放干部”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将大量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据说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
顾小康听说我姥爷初中毕业了,毕业成绩还不错,便不断鼓励我姥爷,让姥爷准备来年继续高中学业,说高中就有国家补贴了,平摊下来,能每天吃一张棉花籽油烤的玉米面饼,或者半块小桃酥,蘸着水吃,水都跟糖水一样。这诱惑可太大了,姥爷便给外曾祖父说要上高中,外曾祖父在同事的辗转帮助下为我姥爷争取到了曲周一中的入学名额。姥爷说自己是“饿”上的高中。
1962年,姥爷在外曾祖父的帮助下,进入曲周县第一中学读书。家庭状况也转好了,外曾祖父身体康复,待遇恢复。
1963 春季,“四清”运动开始,前期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5月华北局四清工作队进入马疃村,外曾祖父回村帮助清理账目。(右图:我姥爷1970年在南开大学留影。)
1964年姥爷的高中处于半停课状态,为恢复农业生产进行义务劳动,每月可领5块2毛的补助。外曾祖父经常为姥爷讲解数学,补习功课,还留过一道题“试证明乘法分配律”,“乘法分配律谁都会用,但是少有人想过证明,你的老姥爷(外曾祖父)教会了我去思考一个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原因”,我姥爷如是说。
1965 姥爷参加高考,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领取国家补助每月11块4毛。“我们那一届,曲周一中考上了五个南开,一个复旦,一个北大,只有我的数学考了满分。”我姥爷现在想起来还很欣喜,觉得“很对得住你的老姥爷(外曾祖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姥爷加入南开大学“八一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冬季,村里开始“破四旧”,地主老财的坟墓首当其冲,明代户部尚书陈于陛之墓被盗。我家中人主动上缴四只银簪子,一只银锁,又被搜去一只日本雕花马笼头,这些大部分都是姥爷的爷爷在东北军服役时托堂弟带回的,除一只银簪子于1979年被归还外,其余均不知去向。

(2)1967-1979
1967年,我们家最大的变故发生了!一帮红卫兵,大都是外曾祖父的学生,在我家门外敲门,外曾祖父开门,点了点头,自行走到院子一角抱起一箱书,说:“这些四旧的东西,运动开始我就封起来了,没再看过,一直想主动上缴来着,正好你们来了就……”
“陈老师,不是这事!”一个学生低声说。带头的开口了:“你的老同学,张国宝,在县劳改所里交代了你的问题。当然,可能是他乱咬一通,不过还是要你接受调查,没问题就不会冤枉。”还比较客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第一批红卫兵对待教过自己的老师,要说一点人性都没有,也不都是那样。
外曾祖父就被带走了,那一箱书既然已经拿了出来,便也被带走了。先是在马疃村初审,再是在劳改所里复审,事关重大,甚至县里派出了公安去北京调查。外曾祖父整天念叨着“万万没有想到是国宝”。究竟是什么事呢?
外曾祖父的大学同学张国宝,在劳改所里揭发外曾祖父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时(1937年),曾在校报上写过关于《集合论之模糊集的问题》的文章,称其是“在理论上搜奇逐异、混淆视听,刻意在抗日学生的宣传阵线上制造混乱”,并诬陷外曾祖父肄业回乡就是因“诡计败露”。(左图:曲周县革委会抄录的诬陷我外曾祖父的口供,现藏于曲周县党史馆。)
张国宝是辅仁大学工学系的学生,绝不可能不懂数学集合论里的“模糊(Fuzzy)”和混淆真理的“模糊(Unclarify)”之间的天壤之别,却偏以这满纸胡言谮害昔日的友人,当然,也有人说他是被迫的,这是后话,后来再讲。
这份荒唐的口供,在那个科学话语毫无权威的时代,却可以蒙蔽整个曲周县,抑或少数知识分子心知肚明却也不敢开口。总之,这让外曾祖父被关在了拘留所内,反复审查三个月。
外曾祖母也生病了,家庭仅靠姥爷邮回家的补助,以及二姥爷、三姥爷的劳动来供养。家里给姥爷邮去的信,丢了,姥爷一直没有收到。直至过年,姥爷回家,看不见父亲迎接,进门听说了这事,“脑子像被手榴弹炸了一样”,手一软,行李散落满地,掉出了一本《半序空间引论》,这本书姥爷当然看不懂,这是南开大学红卫兵在抄数学系教授杨宗磐家时,姥爷偷偷从火堆边拿走,准备给外曾祖父看的。
1968年正月初七,外曾祖父回来了,瘦得像俩竹竿儿上搭着一张豆皮——这是我二姥爷的比喻。膝盖、胯骨上都有伤,说是床铺硬,硌的。曲周县革委会、公安局对外曾祖父调查无果,因为辅仁大学已经被拆分了,数理系连同其资料并入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太革命了,一年前已经把日据时期的辅仁校报都烧毁了,什么都没找到。
幸亏派去的那三个人,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谨遵“实事求是”的原则,调查回来承认“证据缺乏”。曲周县革委会一番讨论,定性为“证据已被销毁,难脱嫌疑。教育工作事关重大,建议谨慎任用”,这已经是万幸了。
于是外曾祖父被停课,调至滏阳河水坝站工作,待遇每月11块多,在那跟着水文局的同志学习了一些水利知识,还不忘带上姥爷送的那本《半序空间引论》,姥爷去过水坝站的值班室,见这本书第一页写着外曾祖父的批注——“没看懂”。讲这个的时候姥爷笑了,姥爷让我多写点有趣的事,因为这是那个年代苦难生活少有的明朗了。
那一年,姥爷与历史系团委书记瞿家俊、历史系同学和钊之等赴东北调查校医杜泽先的历史问题。杜泽先是东北军的少将军医处长,皇姑屯事变的时候,抢救过张作霖,“三大改造”后当了南开大学的校医。调查回来,杜泽先自述历史问题时,提到了江桥抗战,我姥爷问他认不认识一个驻江桥的炮兵营长,姓陈?他说,自己一向记病不记人,不过当时有一个军官的名里有他从没见过的字,是羽什么,就记住了,那个人治过眼睛,是炮兵,姓陈。姥爷想恐怕他不认识的就是自己爷爷名字里的“翀”字吧。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国加强战备,南开大学于11月6日向河北省定县疏散,姥爷就来到定县。这就是魏宏运在《南开大学文革往事》里写的自己最不堪回首的日子,的确,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们干过很多错事,我姥爷虽没有带头,却也干过一些错事,有一些事他不愿意说了,我也没问。
1970年姥爷与同学和钊之负责调查南开大学“四一八”反革命小报事件,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侦科调查,最终由刑侦科认定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魏宏运是嫌疑之一,另外还有中文系的两名教师与外文系的一名学生。
姥爷说,和钊之比自己高一届,却比自己小一岁,是个山西才子,16岁就参加高考,当了1964年的全国文科榜眼,文革里虽是个积极的角色,但方式却很温和,总是争取把武斗变成批斗、批斗变成检讨,批斗会上也很讲道理,从不乱骂,靠辩论取胜而不仗势欺人,文革后也跑遍中国,给错批的同学道了歉,前年他仙逝欧洲,同学们还流泪纪念。
同年姥爷大学毕业,被分配至武清县棉织一厂工作,月薪与危岗补助共20块。
1971年张国宝在劳改迁移过程中与数名劳改犯人一同逃跑,追逃中有犯人拒捕,警卫鸣枪威慑,误使张国宝被流弹击中,当场死亡。在其随身信件中,发现数封仅写了收信人而未写内容的信件,其中有外曾祖父的名字,就是这件事,后来张国宝的女儿为我们家解释,说父亲生前说过最对不起陈叔叔,父亲是在逼迫下,难堪酷刑,只能说出几个人、捏造些犯罪事实,他随身的信,就是打算逃跑后给你们写信解释的。至于她是怎么知道那些信的用途的,我们不晓得。她说的是不是张国宝的真话,亦不清楚,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80年了,外曾祖父已经不计较真实与否,他说他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因为发现张国宝随身的信里有外曾祖父的名字,外曾祖父被再度调查,红卫兵入室搜查信件,烧毁大量演草、笔记与书籍,仅存的两本数学书《半序空间引论》与《集合论》也被没收,一月后仅归还一本英文的《自然辩证法》。不过,这场风波还是平安度过了。
1972年,二姥爷在海军8361机油厂任厨师已经两年了,说是给海军做菜,但只是临时的帮工。二姥爷尝试过入伍,但是因为其父亲被调查的原因,政审未通过。
下面是我二姥爷给我讲的。4月的一天,山东阳谷县驻军物资库失火,济南军区的调拨还在路上,当地政府也无法凑齐所有物资需要,于是邯郸军分区接到命令紧急调集物资补给阳谷,否则两万将士就要挨饿。本来这也不关他们海军机油厂的事儿,但就这么巧,一位食堂的大厨是隶属部队的高级仓管员,他被原部队派遣,临时回部队去清点物资,计算补给能力,他有个徒弟就是我二姥爷。于是二姥爷跟着他回部队帮忙,但不允许进仓库,因为机密。在外面等着的时候,看到旁边椅子上,一个军官低头看着文件,长相看不清,头发灰灰的,脸型轮廓却很英朗,二姥爷闲得无聊,就一直瞧着他,等他一抬头,四目相对,二姥爷“呀”了一声,下意识地叫出来:“郎排长!”
那军官蹭地站起来了,顿了一下,说我是姓郎,这位同志你是……于是我二姥爷从18年前帮助家里改造危房说起,说到他和二姥爷父亲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聊到两个签名弹壳一本英文书……那军官惊喜地叫道:“就是当年的二毛小!”原来他就是18年前和外曾祖父熟识的郎煜琦排长,现在是正团级了,在安阳军分区工作,这次调拨是冀鲁豫联动,所以他来考察情况,预备过路邯郸运抵阳谷。
他听闻了二姥爷当兵未遂的事,给出主意,让二姥爷在5月去河南报名,自己可以帮助,就这样,一月后二姥爷分配到了北海舰队的岸防部队。因为文笔很好,当了给连长写材料的文书,连长晋升时,不忘推荐他去试试北海舰队的记者,这是六年后的事了。
1973年姥爷结婚,姥姥在国棉一厂任设计师。8月我母亲出生,此时已从大家庭分立,这个小家庭月收入49元,一间房,3人。
1974年姥爷调至广平县一中,因为文革教学一片混乱,姥爷教了“实用无线电技术”课程,同教这门课的另一个老师叫叶朝辉,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1978年去了武汉的中科院读研,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5年二姥爷结婚;9月姥爷的奶奶去世,老家还有4人,1976年三姥爷结婚。
1977 姥爷调任邯郸市第一中学,任历史教师。分得一套四室的房子,每月工资33元,家庭月收入65元,共3人。
1978年四姥爷参加高考,因为之前一直有外曾祖父的帮助,考得不错,进入了北京工业学院材料学专业学习。二姥爷担任北海舰队记者。舅舅出生了,全家4人。
1979年,原马疃村革委会主任王晓旭畏罪自杀,北京知青吝秋秋担任村支书,组织为外曾祖父平反,恢复党籍、公职,后因曲周县一中教师人数已满,和教师王阿仁一同调入河北水利水电学院工作。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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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稿录存】

听姥爷陈振生讲南开大学文革往事

张谦益

序:敢于回忆

有些事,既属于明媚的青春,也属于阴郁的时代。在回忆时,我不知道应该抱有怎样的情绪,怀念?不对,一个错误的年代不值得怀念。不堪回首?也不对,毕竟那是我最富有活力与激情的时光。所以当我的外孙问我:“你在文革岁月中的情感基调是怎样的?”我没法回答,也许是太多的情绪包围着我,无法取舍。我最终说:“那段时间,是真空的,没有情感,也没有基调。”
不过,我确定一点:那些岁月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那些闪亮、狂热、躁动、疲惫的片段,此生再难体会了。
再也不会有的东西,往往能体味出珍贵来。所以说,我的回忆的珍贵之处,就是因为“它逝去了”,其中没有任何情感的扰动,没有任何历史成分的掺入;这就注定了它,没有装腔作势的感伤,没有故作深沉的思考;不能用情感诠释,更不能代表历史。
有时候,回忆与历史,是相互错位的。对于有高度的历史,一些事早已成定论,载于史册,它们就丢不掉。但是回忆呢?回忆,无论多么缤纷绚烂,都会被时间埋葬的。就像我回忆起一些人,给我外孙讲,我说有些人尽管在文革中干过错事但本质并不坏时,他就不信。他说我挑的人物太个别,说我看不清主流,没有一种反映时代本质的历史观。
我说:“这些人,这些事,本来就不是属于历史的,而是属于记忆的。”
宏大叙事我读得很多,国运兴衰我更是亲身经历。现在,我只希望在你的笔下,能有一处安放我个人记忆的方寸之地。
回忆起那个年代,我的感情是零度的,选人挑事,我不论典型与否,我记得清楚,就讲出来,嬉笑怒骂,都有追忆的价值。但至于我外孙能否从中提淬出“更集中、更本质”的历史真相来,那是他的事了,我只对我的记忆负责,对历史事实负责,不对别的负责。
要而言之,在回忆已经半身入土时,有必要记载下一些。我的回忆是这样,一代人的回忆也是这样,讲出来,记下来,很有必要。
据我所知,南开大学的造反派里,投机分子很多,骂人打人者也很多,但是大多数都还是平常人,都有着正直善良的心肠,都在文革后回归了正轨。但目前国内对文革的态度,就跟德国人在二战后将战争的罪过推给少数人(战犯)一样:我们被少数人骗了,罪行都是少数人干的,而且,那些少数人都“不是人”,是魔鬼!其余的人,即便参与过,也是受蒙蔽的。
那么,那些除却了魔鬼少数以外的多数人,有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呢?大伙便都不提了,心照不宣,仿佛就有“治外法权”一样。不愿回忆,不敢回忆,就等着“忘却的救主的降临”,中国现在的心态恰是这样。
而且到了我外孙这一代,他干脆说:“文革是你们干的,和新时代的青年们无关。”直接在道德上和我们那一代保持着距离,可见文革的记忆已然出现了代际断裂。
对于文革,是需要回忆的!
于是,我给外孙说:“文革的错误,不是我们的,而是咱们的。”
咱们从属于这个国家,就不得不继承着所有它的悲剧与全部的历史。文革固然有其在政治举措上的偶然性,但是不能忽视其在政治制度、社会传统乃至国民心态上孕育而出的必然性。这些唯有在集体的回忆中,才能捋清一切。
不过,我教了五十年的历史课,教材上却一直在回避,我不明白我们为何没有回忆的勇气?有功有过,主次相较,一并说清,放在台面上讨论。而不要只借着三四页课本,通篇大骂“四人帮”,没有丰满的回忆支撑,就讲不清动乱发展起来的缘由,学生们更不能明白为什么文革时打砸抢的小将一经改革开放就成了新时期的建设者。讲得多了,总之,就是文革里的劣根性正在传递,我希望我们能不怕回忆,让新一代人历史化地掌握文革,正视过往的悲伤与灾难。

陈振生
2020.8



文革风暴在1966年8月6日横扫了南开大学,校党委书记臧伯平带头,先搞了“八七开花”,他联合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邢馥德等人,对内定的一批走资派发起批斗。魏宏运就是第一批被打倒的。
我姥爷初来乍到,当时并未对“革命”十分上心,当天只随同学参加了8月7日晚上查抄数学系教授杨宗磐家的运动。我姥爷是被舍友摇醒,迷迷糊糊地跟着去的,几点不记得了。路上,夜空黑得跟铁一样,绕过法租界的教堂,猛地看见,当头天上烙红了一块。从没见过这景象,几个人定住了,慢慢才又挪起来。不远,过条街拐进胡同,就都咳嗽起来了,那焚书的纸灰飞得像火蝴蝶似的,飞过来烫眼睛,我姥爷便一直在抹眼,后来,有同学说他是“激动得搓脸”。
姥爷他们几个去晚了,焚书主力刚刚撤退,留了仨人监督,毕竟杨宗磐和他岳父——光绪进士钱道荪的藏书太多了,烧得久,熬不住。杨宗磐亲手往火堆里扔书,他的长胡子被烧卷了,斜眼瞪着书堆,在胸前扶着一杆铁锹,顶天高的浓烟和他并排站着。姥爷说,尽管当时夜半人稀,很安静,他却满脑子轰隆隆地打雷。
姥爷在墙边踩到一本小书,扭头看看,同来的几个人都在聊天、打盹,姥爷弯腰伸手起身,书已然塞进了挎包。
“拿走吧,我刚看过了,自然科学的书,没什么反动的。”冷不丁听见一句,姥爷吓得直想卧倒找个掩护,但忍住了。一个黑的人从墙根钻出来,多黑说不清楚,反正火灰沾在他脸上都跟抹了粉一样,都算是白的。
话就是他说的,他又说那书上都是公式,虽然不懂,但知道逻辑公式谁都要遵守,不会“反”谁的“动”的,就这样他和我姥爷一句一句聊了起来。他就是历史系学生和钊之,大我姥爷一届,这次负责看管烧书,有些书是英语俄语的,他懂外语,择出了不少和马列主义有关的,免得误伤革命经典。
要谈我姥爷在南开的文革往事,避不了要谈一个人,就是和钊之,他是我姥爷的朋友。
和钊之的父亲是干部,所以在学校他穿过“将校呢”大衣。人黑眼白,爱笑,但笑的时候只咧一边嘴,他说另一边嘴用来指点江山。人虽瘦,行止却带着一股劲儿,坐在椅子上仿佛能把椅腿压弯。



调查“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我姥爷参加的一个大行动,是在和钊之的介绍下加入的。
在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在中共北方局的授意下,分作9批在《华北日报》上登了“反共启事”,用“假自首”以求出狱,迂回而有策略地为我党的工作保存了一批干部力量,但这批干部在文革中被称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南开大学前党委书记高仰云,刚调到河北省政协任职。他的妻子李琛,就被臧伯平划成黑帮分子。高仰云性情火爆,才刚转任,气得跑到臧伯平办公室里掀桌子,大骂,滔滔不绝,连窗户都溅上了吐沫星子。臧伯平很是油滚圆滑,不吭不哈,任由其骂去,让他自漏破绽,这叫“老其恶”。果然,这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这个黑帮分子的丈夫,出言不逊,也够个流氓!来,正好调查调查。
红卫兵记住了高仰云的事,但人家毕竟高官在位,难撼其势;学生又信息匮乏,无从下手。算了,先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要紧。毛主席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南开大学红卫兵周少华作为红卫兵代表上了天安门城楼,她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
周少华在城楼观礼时,与身旁一高级官员搭上了话,一来二去,聊到了南开大学文革情况。此时,周少华不失时机地将高仰云的问题抛了出来,以求指点,毕竟老革命家们的办法多的是。官员说应该去找他的历史材料,到图书馆、档案馆找。说罢,眼镜片后的眼睛一转,低头,掏本,抽笔,撕条,写出:“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
落款两字——“康生”。
拿着这张特别通行证,南开大学红卫兵,分两路,一路去突审与高仰云关系密切的杨献珍,一路去故纸堆里查找证据。
再讲就讲远了,不过,我姥爷恰是负责查证据的,和钊之也是。
不久,杨献珍供出高仰云写过“反共启事”。此时是1966年9月,调查此事的南开大学红卫兵已经有了一派名号——“八一八”。“八一八”小将们多来自中文系、历史系,不得不承认,考据本领了得。
我姥爷也翻了很多旧报纸,很快查出了《华北日报》里的反共启事,但是启事里化名居多,核查困难。和钊之半夜想出个点子——“死人活对,死材料活查”,将审讯与证据结合起来,用口供牵引证据,用证据确证口供。那边审,这边对,我姥爷在中间跑腿,经廖鲁言、徐冰、朱则民的口供形成了关键证据链,摸清了化名与真名的对应,一起写成了《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里面登录了《反共启事》全篇:

仰云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高仰云夫妇均被揪斗。
1968年7月27日,苦热非常,我姥爷与马东玉、和钊之在天津大学篮球场打球,玩罢回返,帮校工捞起了一具被湖水浸得冰凉的尸体,拨开脸上的水草,认出来,是高仰云。



臧伯平斗了不少人之后,自己也在1966年12月被揪出来批斗了。他还偷窃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被发现了,当场打断三根肋骨。
对于如何处置臧伯平,南开大学有了两派之争。一是以周少华为首,在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里负责审问诸高官的“卫东”派,他们以“审问过张闻天”而名声大振,居功自傲,不可一世,他们主张狠斗臧伯平。另一派是“八一八”,多是在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里埋首故纸堆的成员,讲求实证,认为批斗臧伯平证据不足,而且处置过重,应当从轻。我姥爷与和钊之是“八一八”的。
“卫东”最终占了上风,毕竟激烈的形势必须由激烈的团体来领导。不过“卫东”承诺,虽然要从重处置,但是方式可以由两派一同商定,“八一八”同意了。
这是1966年的12月的两派大会,且看和钊之如何大展身手,反客为主。
“卫东”一派先说要臧伯平洗厕所,台下觉得不解气,不同意,又经一番半戏半真的讨论,响亮的革命呼声夹杂着起哄嬉闹。最后,拍板了,要把臧伯平赶到校农场养牛——这是最累的活,牛不睡,他就不能睡,牛不醒,他要先醒,每天一百多担的饲料,非要了老书记的命。
按承诺,要听听“八一八”的意见,和钊之就发言了,走上台前暗给我姥爷说:“适当时机要配合我。”
他先是侃了一番“卫东”和“八一八”本是一家的道理,斜眼瞥到“卫东”的头目微点了头。就稍转身,轻咳一声,吐一口气,开始聊臧伯平的“罪行”,说自己以前和臧伯平一组义务劳动,见他裤袋里藏玉米粒、蹲厕所半小时、好吃懒做、逃避劳动。言语间不经意甩出几个俏皮话,像什么“臧伯平、脸皮厚、原子弹、炸不透”一类的,笑声满座,两派小将的面庞都有了悦色。
铺垫足了,和钊之便趁着大伙的情绪,手舞足蹈,愈讲愈烈,情到高处,提嗓大骂一句:“可见人民的血汗都填了他这个造粪机!”台下就有人喊:“骂得好!”一派火热气氛。
在这狂热盲动之时,机不可失!和钊之一皱眉,话锋一转,由谐转庄,夹上理论,狠批了臧伯平偷窃大字报的严重性质。只见台下一排排脑袋啄米似地点着。
火候到了,和钊之端起了架势喊:“敢偷大字报,就该让他亲手把批判他和他的同党的大字报贴出去!”这话好比把电压饱满的电源一下接通了电路,电流便嗞嗞地打出火花来。不出所料,一声声的“对”喊出来,全场响应之声不绝。
和钊之猛地转身,披着的“将校呢”大衣甩下,手在躁动的空气中狠狠一挥,扬眉吐字道:“所以,一定先让他去熬胶刷大字报,叫他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
这一套动作念白,行云流水,水到渠成,样板戏里走出的一般。
我姥爷想起嘱托,马上喊:“对,让他去!”紧接着,“赞成!”“没错!”“是个好办法!”一句句从人群中吼了出来。
我姥爷讲到这儿,给我说:由此可见,先表态是一种政治技巧,尽管你不是大领导,但在群众面前,仅仅因为你喊得早,对事情就能起决定性作用。
于是,会上最终决定:让臧伯平先去熬胶,刷大字报。有批判自己和同党的,还必须亲手刷,还要在报上签名认罪,并写心得。等将臧伯平一派都批判完毕,再去养牛。这样虽然体力劳动减短,但大家认为这种“侮辱性”劳动也很解气,很有“意义”。
其实这对臧伯平是好事,断了三根肋骨,不能治,干重活会有性命之虞,这样折节求生,倒也有策略意义。而且后来批判的人太多了,养牛轮不到臧伯平了,他便一直在熬胶。
所以说,和钊之算是对臧伯平仁至义尽了。至于和钊之为什么要帮臧伯平减轻惩罚力度,当时和钊之在会后给我姥爷说:“咱们八一八要讲证据,这证据不足,没理由让他受要命的皮肉之苦。”几天后,聊到这儿,又说是:“觉得大伙在说笑间就定出个能要人命的惩罚,太不严肃。”在1995年同学聚会的时候,又聊到这儿,和钊之喝了点酒,拉着我姥爷的衣服,说:“在臧伯平1937年当唐县县委书记的时候,我父亲是他的副手,他俩是保定二师的同学。建国后两人又都在河北省建设厅工作,小时候我从山西来河北,还叫过他臧大爷。”唔,原来如此。
和钊之在大学毕业后当了兵,文革后没有被划为“三种人”,但还是自觉地给错批的同学们逐个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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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稿录存】

老家村里三任书记的故事

张谦益

自题小序——
老家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马疃村,近年建起不少农家乐,城里人爱来享受这田野意趣。殊不知,仅仅三十年前,这里却是一切诗意的墓场。我们家对于马疃村,没有乡愁。准确地说,是没有表演式的“乡愁”,因为在政治动荡中,故乡并不是诗意的田园。
在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华北农村,崇权尚武的乡土哲学朴素而又残忍,锐不可当的政治旋律铿锵却又血腥,无数乡民们就在这贫穷与饥饿的底色上演绎着生命的荣枯消长。这就是乡土生活的真相。
如今新农村建设起来了,昔日的血雨腥风,消散无踪。但在我家长辈的回忆里,马疃村有着不被载入史册的另类历史,其在文革前后三任村支部书记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

王晓旭(约1930~1979),他是马疃村文革时的当权者,本是治病救人的医生,身上却背着不少人命。
他是山西灵丘县人,哥哥是抗日烈士,死在平型关,他因此被村里人高看一眼。因为劲大、不怕血,当了兽医。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北京的卫生学校里读了几本书,变成人医。1960年,灵丘县饥荒,他偷偷随着媳妇跑到了马疃村的娘家,听说会治病,大队就留下他了。他脑子好,运气好,从书里抄了几个方子,自己大逞偷工减料、添油加醋的能事,造出个治水肿病的“革命新方”,在马疃村至今还在用,管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他平生还有什么好事了。
他最初在马疃村看病,因为敢开药敢用药,若不论副作用的话,疗效不错。当时我四姥爷刚出生百天,发疟疾,我家请他开药。开完,我外曾祖父去取,一路都在数着药片,回家就扔了,说:“按这个量吃,能让孩子从百天吃到头七。”
总算是没治死过人。村民很相信他,因为这大夫不抠门,药开得多,管够,大方。历史上早期当地是有“巫医”的,巫师和医生都能把别人想不通的东西解释通,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进而就能拥有对他人身体的解释权甚至处置权。所以,在一个愚昧的群体里,医生和巫师一样,容易攫取到操纵群体的权力。王晓旭就是如此,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已然是村党支部成员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晓旭大张旗鼓地组织“破四旧”,到庙里赶神下台,砸碎,摆上毛主席像。各家上缴旧物件,先是金银首饰,后来金线银针也收,最后连老树都刨走了,我家门口一棵百年老栎树,被逼无奈,被装上拖拉机远去了。几个月后,该破的都破了,也不能闲着,此时的“革命工作”应形势,由地上转至地下,王晓旭带人掘地主的墓,马疃村旁有明代户部尚书陈于陛的墓,听说和村里姓陈的是本家,也被挖了,收缴上的陪葬品都堆在王晓旭家的院子里。
1967年,到处都在夺权,王晓旭夺权之心愈急,想着如何将老支书斗下台。他利用了一个人——吝秋秋。吝秋秋(1943~ )是北京来的知青,从北京农大刚毕业,来河北插队,他也是烈士家属,成分好,脑子灵,在村部任会计。不过吝秋秋当时毕竟才23岁,又是从城市里来的,不谙人心险恶,受了王晓旭一番“革命理论”的蛊惑,当了老支书身边的“小间谍”。老支书原是“第三野战军”的老兵,渡过江,负过伤,为人正派,全家受村民敬重,想扳倒他,“由下往上”不容易,得找铁证。
吝秋秋查账时发现了,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大量粮食入账,明显和去年的种子粮数目不符,而且这一大批粮,并没有缴纳粮食税。这些“问题账”上都是老支书的签名,王晓旭知道后,拿着账本找到上级,上级以偷税、私自募粮逮捕了老支书。在定罪前,在狱里,老支书用装衣服的网兜结成了一长条,悬梁自尽了。他媳妇也疯了。至于那入账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上面的救济粮给错了,多给了村里一批;有人说老支书是通过部队的老战友借的军粮;有人说是老支书带人抢劫收粮队的车,还说自己爹也扛大刀跟着去了。当初知情者非死即疯,这事再也没有答案。不过,确定一点,就是这批粮养活了全村的人。
老支书死后,王晓旭春风得意,借机上位,成了马疃村的村支书。
他斗过不少人,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地主格外抱有一种刻骨的仇恨。村里的老地主和家人自然要挨斗,本来曲周县多是小地主,处理地主问题很温和,但是马疃村的地主都在文革里遭了殃,轻则扫大街掏厕所,挨打罚跪更是平常。甚至有一家地主的儿媳妇怀上孩子了,他不许生,说是想跟地主家划清界限就不能生出这个杂种。闹完,扔下了两罐堕胎药。
但是那母亲怎舍得放弃这个孩子呢?生下来了。王晓旭就带着民兵,拿着枪,抢走孩子,扔在牙门坡外。那母亲和家人半夜去找,王晓旭早派人等在半路,狠命殴打他们。打斗中王晓旭来了,被那母亲咬了一口,恼羞成怒,就拿一根绑着钩子的长棍,将那母亲踩在地上,撬开胸腔……只见红红的肺,伴随着呼吸,一鼓一鼓的,血从胸口里挤出来。这是我二姥爷亲眼目睹的。当时还有不忍心的人偷偷去找那婴儿,在泥沟里看到了,半张脸已经被鸟啄掉了,剩下的半张脸还在哭。
找那婴儿的人就是吝秋秋。文革的残忍早已让他的“革命斗志”灰飞烟灭,王晓旭成天喊“革命要流血,要牺牲”,但所谓的流血牺牲却是这么的触目惊心,何况流的是人民群众的鲜血啊!
吝秋秋对人面兽心的王晓旭逐渐质疑,厌恶乃至痛恨了起来,同时更为自己为他工作所羞耻,尤其是想到自杀的老支书,总是后悔得“往自己胳膊上戳口子”。
从此,吝秋秋准备了两个账本,一本是明账,一本是暗账,暗账是马疃村人民的血泪帐,里面记载了王晓旭的罪行证据。吝秋秋每天研究报纸,他坚信,王晓旭斗争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迟早会面对人民的批判。
王晓旭对于吝秋秋是毫无防备的,在他眼里吝秋秋一直是个单纯的学生。
吝秋秋是王晓旭家的常客,他在村里找了姑娘结婚,王晓旭还专程来为他祝贺。的确,吝秋秋忍辱负重,在文革时从未跟炙手可热的王晓旭唱过反调,后来王把他提拔成马疃村的民兵排长,看管枪杆子,这将是王晓旭平生最为后悔的决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王晓旭嗅到了革命形势变化的气味,开始积极筹划升任外调,想到县里工作,免受变天之累。一番“活动”之后,在1979年初,经熟人打点,预备调任县公安局工作。
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平反冤案错案的趋势日益强烈,村里越来越多的村民给县里写信,要求调查冤案、惩办王晓旭。王晓旭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却依旧飞扬跋扈,但心里只求早日调走。
1979年6月,清早,王晓旭眼还没睁,就被十几杆步枪从被窝里戳了起来,衣服没穿,连滚带爬,就被摔到院子中间,脸砸地。把头揪起来,满是血和泥。
他眼皮被血粘得睁不开,发癔症似地大叫:“敢袭击革命干部,不想活了!”引来一通笑声。
一个人走到他面前,啪啪!赏了他两个脆响。
脑子清醒了,一使劲儿,眼皮也睁开了,看见吝秋秋站在跟前。背后是一帮村民,在旁边,老婆正摁着孩子的脑袋在给这伙人磕头。
“王晓旭,你多次谋杀无辜群众,迫害干部,拉帮结派,组织武斗,打砸抢偷,私自变卖‘四旧’物资,全靠造反起家,你可认罪?”
“胡说!证据呢?你哪来的证据?”王晓旭在人民群众的铁拳面前进步飞快,马上就懂得要讲求证据的道理了。
“我们这不就来找了么?”吝秋秋手一摆,呼啦啦的声音响起,箱盒篮筐都从王晓旭家的门窗里飞出,材料笔记铺满一地,几个识字的正在边收边找。新来的会计从挎包里,掏出了一摞纸,举起来喊:“这是昨晚在支部里搜来的材料,写着王晓旭杀的人,他亲笔记的!”门外聚集的人都唏嘘起来。
吝秋秋拎起一把斧子,朝厕所走去。王晓旭老婆一下蹦了起来,冲过去,又哭又嚎,被民兵拦住了。吝秋秋抡圆了胳膊,一斧劈裂了厕所的泥墙,墙里露出了闪光。咔!又一斧子,金条就哗啦啦地流出来。全院子没人说话,只听见王晓旭老婆和孩子在嗷嗷地哭。王晓旭瞪着金条,不声不响。
数了数,金条一共十二根。屋里又搜出了金银瓶壶,一箱。这都是在“破四旧”时,从陈于陛墓里挖出的,他自己藏了,没有上交。据说还有一些孤本秘籍,都让他当抹布用了。
揭发王晓旭罪行的材料,一个月前就由吝秋秋交到了县里。县里回话了,说第二天要派人来调查调查。在前一天晚上,吝秋秋带人在支部先搜到了一些证据。凌晨,吝秋秋就打开民兵枪械库,找来几个同来的知青,发枪配弹。接着到被害死了人的那几家,说上级给指示了,要去找王晓旭算账,一同去,但不给他们发枪,避免做出过激的事。一家家找下来,还是敢去的人多。有些村干部听说了,也不敢管,毕竟看见了他们的手里有枪。吝秋秋到场后以搜集证据为主,下午调查的人到了,见证据确凿,决定把王晓旭带到县里隔离调查。
按现在的标准来讲,吝秋秋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是在那样的特殊时期,也可以理解。
据说,王晓旭被抓走时,从家里押往村口,先看到了家门口摆着满地的金瓶银壶,他没有反应;又在路边遇见了泣不成声的媳妇和孩子,他也没有反应;但看到在村口等着的吝秋秋时,他流泪了,扭扭身子,撂下一句:“你比我狠。”吝秋秋回答:“我不比你狠,我只是比你有原则。”
临走前,吝秋秋吸取教训,专门把给王晓旭带衣服的网兜换成了布兜。王晓旭被抓走后,他的媳妇整天疯疯癫癫的,逢人就说:“俺要屙呀,吝排长(吝秋秋)一直在俺家厕所,让俺咋的去啊……”突然有一天晚上,她跑到供销社,买了九瓶“北大仓”高度数烧酒,回家灌孩子喝了半瓶,剩下的全倒在床铺上,抱着五岁孩子躺上去,划燃了一根火柴……
王晓旭也自杀了,虽然没有用到网兜,但他在鞋底里藏了手术刀。他害怕被公审,因为他知道华北地区40年代后期的一些公审是多么的可怕……王晓旭是在看守所的被窝里割腕的,久置不用的医学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
吝秋秋自然成了新的村支书,他在1979年底着手平反,80年代初带头包干,做了不少好事,乡村一派欣欣向荣。到1986年,他被调到县委工作,后来到河北省图书馆工作。他的儿子吝自容先生,是我姥爷的同事、我高中的政治老师,吝秋秋和王晓旭的故事,大多源自于他的讲述,和我家相关的内容,是由我二姥爷、三姥爷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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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西藏文革述略

杜钧福

文革开始时,西藏自治区辖拉萨市和那曲、山南、昌都、日喀则、阿里等五个专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副主席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郭锡兰、杨东生、朗顿·贡噶旺秋、崔科·顿珠才仁、生钦·格桑坚赞。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第二书记谭冠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1966年底谭冠三调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67年6月免去在西藏军区的职务。
在西藏地区以外,与自治区毗邻的四川、云南、青海等省也居住着部分藏民,并成立了相应的民族自治区域。这些区域和西藏地区统称大藏区,可分为北部的安多、东部的康巴和本部的卫藏三部分。这是一些习惯说法,并非行政区域。西藏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有时也涉及这些大藏区以内的其他区域。
国内研究西藏文革的著作不多。主要贡献应首推王力雄、唯色伉俪的著述。王力雄广泛收集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并多次进藏考察,提出了一种解释当代西藏历史的框架。他的讨论主要针对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一些观点,因为在当下国内,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几乎是缺项。唯色的影集《杀劫》发布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西藏文革现场照片(泽仁多吉摄影)。由于当地(主要是拉萨)参与的人有限,照片中的人物几乎都能辨认并追溯他们的人生轨迹。而照片所显示人物的动作和神情也透露出他们扮演的角色和当时的心态。这都是其他省市文革研究所不能做到的。他们的著作片断曾以不同笔名在网上发表,成为研究西藏文革的重要参考文献(例如思者无形博客《神界轮回》,2012)。官方编纂的地方志内容比较贫乏。

一、文革前史

1959年的事件

在历史上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地区,清朝时纳入我国版图,但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有自己的政府(噶厦)和军队,中央政府有代表驻在首府拉萨。这种状态之所以能够维持的一个重要地理因素是交通阻塞,从内地到西藏的官员和商人往来皆要借道印度。解放军进驻初期的部分给养亦是海运至印度港口,再从陆路转运的。
国民政府对西藏只保持联系而无力治理。“多少年来国民党政府对于西藏的工作没有明确的方针,更谈不到一套连续而有步骤的政策。派去西藏的官员多不通藏语,不了解西藏的文化背景与民情,更不懂得如何团结西藏的上层社会和三大寺的僧侣,因此始终无法展开工作,开拓出局面来。” 1949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前夕,西藏政府将国民政府驻藏人员驱逐出西藏,重演辛亥革命时期驱逐清朝驻藏人员的一幕。
1950年解放军二野18军进军西藏,10月在昌都战役中击溃藏军,昌都新任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率藏军残部放下武器。1951年春,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接受了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4月西藏地方政府委任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18军进军西藏时,中央即任命军长张国华为西藏工委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工委副书记,张经武为中央驻藏代表。1952年3月,张经武接替张国华任工委书记。1952年1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西藏军区领导人的任命。即:司令员张国华,第一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第二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即饶噶夏,于1957年病逝)、第三副司令员昌炳桂,政治委员谭冠三,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明义。1955年5月1日,原隶属于西南军区的西藏军区改编为大军区。
1952年初的拉萨传召大法会(藏传佛教传统节日)期间,发生“人民会议”事件。西藏政府和一些上层人士成立“人民会议”,提出独立要求,围攻中央驻藏机关和驻军,后被中央恩威并重压制下去了。
1952年4月,出生于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人员在解放军护送下经长途跋涉到达拉萨,与十四世达赖首次见面,于6月返回历代班禅驻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西藏地方、昌都地方合并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1955年7月30日,张经武被任命为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仍然兼任中央驻藏代表和西藏工委书记,并于1957年1月兼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此时,西藏实际由自治区筹委会、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和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分治。下一步就是正式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了,却不料发生了变故。
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推动下,金沙江以东,包括川、滇、甘、青的广大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改革刚刚开始,便相继发生了叛乱,几乎波及江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藏族地区,称“康巴叛乱”。叛乱被平息后,不少藏族群众纷纷西渡金沙江逃到西藏境内。从1956年至1958年,至少有五六万人逃到西藏,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喇嘛和农牧民。其中一些人建立武装,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主要活动在山南地区,后来组成军事组织“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四水六岗”是个地理概念,指四川藏区、云南藏区、青海玉树藏区和西藏昌都藏区)。这成为触发1959年事件的关键因素。后来在“平叛”中解放军主要对付的就是这些康巴人,而不是藏军。
这一江东叛乱事件和对西藏地区造成的冲击,使西藏上层担心民主改革会搞到他们头上,对叛乱实际采取支持态度。在清剿这部分叛乱者的过程中,解放军和藏军发生过一些冲突。双方都预感到摊牌的时刻快要来到了。
为了稳定西藏局势,1956年底中央把当时已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重新派回西藏稳定局面,宣布在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7~1962年)不进行民主改革,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
但事变终于发生。1958年上半年,青海藏族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事件,波及青海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局部地区。在平叛中发生“严重扩大化”问题,在平叛同时强行实行人民公社化,几乎摧毁一切寺院,致使人口减少,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在邓小平1959年1月20日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的送审稿上批示说:“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
这一天提前来到了。1959年初藏历年传召大法会期间,几千藏民涌入拉萨,其中一些携有武装。达赖应西藏军区邀请计划于3月10日到军区礼堂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但协商具体安排时军区声称不准达赖带警卫人员进入军区。 噶厦的人心生疑虑,担心军区要扣留达赖,就有意将此消息透露到民间。消息越传越走样,大批藏族群众聚集达赖居住地罗布林卡周围阻止达赖前去,最多达到一万人之众。一些康巴人和喇嘛在罗布林卡门口打死了自治区筹委会常委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索郎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在市区内亦有一些群众,主要是妇女,到军区门口示威和围观,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
虽然罗布林卡周围的群众是噶厦发动起来的,但是此时他们已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于是决定不让达赖去观看演出,并派人通知军区和向群众宣布。3月10日军区的演出照常进行,招待了一些自行来到军区的上层人士。但是罗布林卡周围群众仍不散去,因为他们听说4月还要召开二届人大会议,达赖要去北京开会。而且他们不允许噶伦(西藏地方政府高级行政官员)们离开,以免他们与中共接触妥协,局势进入群众运动阶段。这天过后,局势仍极为紧张,双方都在积极备战。此时张国华和张经武都在内地,由谭冠三和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控制局势。实际上,中央从年初就断定会发生武装冲突,此时开始紧急备战并从西藏周边地区调动军队待命进藏。
3月17日下午,两颗迫击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边爆炸。事后据说查明是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一名经济警察擅自发射的,但被罗布林卡里的人认为是战争开始信号。达赖经占卜后决定出走,于当夜带领少数人员经山南开始逃亡,4月1日到达印度,从此开始长达几十年的流亡生活。
3月19日,驻拉萨部队经数日准备后开始同西藏军队和“卫教军”交战,二日内予以平定,但肃清各地“叛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成都军区54军和兰州军区11师进藏参战后,直到1962年才完全结束战事,同时解除了各地藏军的武装,接管了各地地方政府。 这就是发生在1959年的“西藏平叛事件”。最后这些武装的康巴人逃到尼泊尔,剩余几百人。1972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访华后,和中国合作把这支队伍剿灭了。后来的“再叛”和达赖集团并无直接关系。
3月28日,中央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职权,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由原驻地日喀则到拉萨赴任。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4月20日撤销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西藏在行政上实现了统一。

班禅“七万言书”

1959年事件后,西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主要社会变化是开始了“民主改革”进程。
1959年班禅当选为二届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20日至22日,他主持召开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全委会,作出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关于成立土地制度改革委员会的决定》。这些文件规定,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全部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由国家出钱赎买,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同时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对寺院的土地、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采取同样的政策予以分配,废除寺院特权。在改革基础上,建立各级政权机构。在全西藏废宗建县(宗是原来的县级行政机构)。
据调查,全区贵族头人634户,参叛的462户,未参叛的172户。寺庙2469座,参叛的1456座,未参叛的1013座。未参叛的农奴主代理人2800户,占农奴主代理人总户数70%。共没收和赎买了土地280万余亩。其中赎买的为90万亩,这一土地改革于1960年基本完成。
1949年前的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社会,面对急剧的、巨大的社会变革,自然会发生激烈的对抗与冲突。特别是当时整个中国处在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的狂热中,一些违反政策、左倾蛮干的做法到处泛滥。
在班禅的办事机构班禅堪布会议厅成立了“双反委员会”,带领扎什伦布寺3500余名僧人进行了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和算政治迫害账、等级压迫账和经济剥削账的“双反三算”运动。最后保留了1968名僧人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1961年9月会议厅撤销。在这次运动中,班禅、詹东•计晋美(会议厅主任)的家都被抄。在西藏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同样的政治运动。
直到1960年上半年,违反客观规律的后果开始显现,全国出现大饥荒,中央不得已采取退却的方针。在这样的情况下,1960年底,中央派民委副主任杨静仁到西藏调查。1961年1月5日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西藏5年内不办合作社。1月24日周恩来也指示农民个体所有制要维持多年不变。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接见班禅时说:“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这话似乎有道理,但是班禅在他的家乡青海省循化县所见到的情形却正好相反。
班禅作为二届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不仅负责西藏工作,还亲赴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他在视察过程中,发现这些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在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藏族同胞在生产、生活方面困难重重,问题不少。
在视察时,他十分熟悉的故乡几乎成了一片荒芜之地,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他在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西、海北等几个藏族自治州视察时也观察到同样现象。不少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地方干部不断向他反映情况,向他诉苦,希望大师出来替他们讲话。
1960年9月,乘来京参加国庆的机会,班禅向周恩来和统战部长李维汉汇报了他的意见,引起中央的重视,安排他到南方参观访问,并与一路陪同的李维汉多次长谈,交换意见,最后形成《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一文上报中央。这一文件实际上是后来班禅“七万言书”的蓝本。
1961年1月班禅受到毛泽东接见后,继续到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视察,发现状况仍很严重。于是他不顾周围人员的劝阻,从1961年10月起开始撰写向中央呈报的意见书,于1962年5月完成,后请人翻译成汉文,以《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为题递交给国务院。在该文中,班禅提出“七个认识”,认为中国共产党“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极其严重:一、对自治权利的认识;二、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西藏问题的认识;三、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四、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五、对叛乱原因的认识;六、对地方错误的认识;七、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在此意见书中,班禅使用官方语言肯定了西藏的叛乱的反革命性质,平叛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他也指出:“改革后佛教遭受巨大的衰败而濒于灭亡,我们藏人于心不忍。”实行专政的过程中“很多在押犯悲惨地死去了,几年来,藏族人口有很大减少,这对藏族来说,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平叛扩大化时,青、甘、川、滇藏区有的地方“除老幼妇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余青壮年男子以及通情达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关押了。”他还强调:这些问题和错误若不认真加以纠正,藏族将面临灭族灭教的严重危险。
他在意见书中指出,“在西藏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人饿死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舍施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
班禅所说的人口减少情况主要指青海藏区。事实确实如此。1957年青海藏族人口为513415人,1964年减为422662人。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指定李维汉主持,召集有关人员经研究针对“七万言书”提出的问题制订了四个文件,即《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不久,西藏自治区成立四个小组落实四个文件,分别由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负责。
然而,就在班禅回拉萨准备落实这四个文件的时候,1962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突变,重提阶级斗争,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受到批判(以后被撤职),他负责的统战工作被全盘否定。习、李二人的遭遇直接影响了“七万言书”和班禅的命运。9月底,张经武飞往拉萨,传达北戴河会议的内容。四个文件停止执行,并反过来据此批判李维汉向班禅投降,助长了班禅的“反动气焰”。此后对班禅的批判不断加码,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也被停止。后来将其“七万言书”说成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八万言书”呼应,“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共同向党进攻”。
1964年年初传召法会期间的一个会上,被逼到墙角的班禅出人意料地在讲话中提出西藏有权独立,支持并赞扬了达赖喇嘛。班禅当场遭到拘禁,并在受到了连续七天的秘密审讯后长期失去自由。1964年9月18日至11月4日,在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班禅受到严厉批判,但他毫不妥协,成为西藏阶级斗争的对象,于是他全家被转移至北京监视居住。12月17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十世班禅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及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仅保留委员职务。后来他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一职。原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主要成员及十世班禅的身边人员,如詹东·计晋美等人也受到批判及处理。因受十世班禅1962年“七万言书”一案的牵连,80岁的喜饶嘉措大师在文革中受到批斗被打断一条腿,受尽折磨后于1968年死去。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召开,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为人民委员会主席。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中央代表谢富治在开幕式上讲话,张国华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谢富治在讲话中说:“达赖叛国以后,班禅代表西藏已经被打倒了的农奴主阶级,组织反革命集团,猖狂地进行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去年,西藏人民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揭露和批判了班禅集团的罪行。这是西藏平叛改革以来,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的一次尖锐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这一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民主革命胜利成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具有重大意义。”
此时,原不公开的西藏工委也改成自治区党委。张国华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冠三任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谭冠三、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苗丕一、任明道、杨东生、麻贵书、郝平南。张经武奉调回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此时,西藏军区司令员仍为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兼),政委谭冠三。因张国华心脏病严重,长期在京疗养,1963年中央调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曾雍雅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实际主持军区工作。
谢富治在这次访问中向群众宣布,在西藏可以成立人民公社。在这之前的8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复示》,同意在西藏试办人民公社,但不要在报纸上宣传。
谢富治这番话是在成立大会后和西藏各界代表见面时说的。当时有个山南地区翻身农奴代表德桑卓嘎说,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人民公社,唯独我们西藏还没有,我们强烈迫切要求建立人民公社。
这位翻身农奴的话标志着中共在西藏方针从统战路线转到阶级斗争路线后,由于从摆脱人身依附、废除乌拉徭役、分得土地等革命措施得到好处,确实有很多原来的农奴和贫苦农牧民赞同中共的主张,从他们中产生一批“积极分子”,成为后来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当时中共在西藏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奴隶,巩固地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打击叛乱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彻底消灭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

二、大昭寺的劫难

文革来到西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全面开始的时候,西藏正在进行“三大教育”运动,或称“三教”运动(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其根本目的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1966年上半年这一运动先后结束,有些地区又开展了“四清”运动。在“三教”运动中,一些地方对牧民算资本主义经济账,搞经济清算和经济退赔。在日喀则地区“区、乡干部多数被换掉,对敌斗争区分对待不够,农奴主代理人普遍感到没有出路,中等牧民动荡不安,基层干部等待挨整。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耕地次数减少,宰杀牲畜相当严重。”运动的一项内容是复议阶级,“对于政治上反动、明显漏划了的活佛、堪布、吉苏、强佐、宗本等,要‘坚决补划出来’。”还要把贫苦农民队伍中的“游民”划出来。
6月15日至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通知,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一决定中,提出对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日报》总编辑金沙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7月8日区党委上报西南局一批批判名单,有惠毅然、金沙、何祖荫、黄茂、罗石生等人。8月8日决定令拉萨市委书记惠毅然停职检查,成立相应专案组。8月12日对以何祖荫为第一书记的拉萨市委进行改组。10月4日,区党委又决定将何祖荫等9名干部交群众批斗。10月,张国华、任荣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于11月至12月召开三级干部会,开始对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等人进行批判甚至当场揪斗。 估计西藏的干部队伍不会很庞大,但清洗的规模和声势也不小。
西藏文革的重中之重是对付宗教,最简便的就是拆毁寺庙。
在西藏拆毁寺庙并非始于文革。在班禅的“七万言书”中说,“民主改革”前,西藏有寺庙2500多座,改革后仅剩70余座,拆毁了97%之多。1987年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普穷次仁说,在文革前夕,西藏有550座寺庙开放。但是文革后的1976年仅剩8座了。
1966年3月2日西藏自治区委向西南局和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关于群众要求拆庙的报告。报告中说:“西藏有些地方群众要求拆寺庙。区党委统战部提出,对于保留寺院和边境、城镇、交通要道上的寺庙应该说服群众不要拆掉,群众愿居住的可分给群众居住,对于非保留的偏僻寺庙或将要倒塌的寺庙,如实在无用,多数群众又积极要求拆的,经县委批准,可由贫协负责,有组织地拆。”4月15日西南局批复原则上同意区党委意见,但要求只告地委一级掌握,勿往下传达。
另一措施是废除传统宗教活动。1966年2月10日,中央统战部批复区党委《关于废除1966年传召活动》的请示报告,指示“甘珠赤巴已去世,可以废除这一活动”,“今年可既不举办传召活动,也暂不宣布从此废除传召,先这样做一次看看,有何反映以后再说。”
传召大法会,其意为“祈祷大法会”,系拉萨至今已有近600多年历史的群众性的藏传佛教隆重节日。据史料记载,公元1409年藏传佛教一代宗师宗喀巴,为效仿和纪念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11年正月举行的祈愿法会和振兴佛教、募化布施,以哲蚌寺第一任甘丹赤巴(相当于住持)的身份,在拉萨三大寺(哲蚌、甘丹、色拉)创建并主持了这一活动。以后逐步形成了惯例和传统。1965年,第96任甘丹赤巴圆寂,97任林仁波切接任后一直流落海外,于1983年在印度圆寂。
结果应在1966年藏历新年正月举行的传召活动未如期举行。直到文革后的1986年才再次举行,1989年后再次禁止。
西藏文革首先在北京展开。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将十世班禅揪到民族学院批斗。他在日喀则的家和青海旧居被抄光。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接见90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谈“炮打司令部”等问题。在谈到民族问题时说:“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逐渐解放,不能得到他自己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下了万言书反党,我们借了这个文化革命的机会批判了他。”他还说阿沛·阿旺晋美有很多问题没交代,但不能马上换。
10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11名藏族学生时再次提到班禅,说:“你们最近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又谈到阿沛·阿旺晋美:“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还说:“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后来确实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在文革时期班禅遭长期监禁,后来转移到秦城监狱。

西藏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很快传到拉萨。8月12日,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和拉萨市直属机关和学校等单位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然后在“红八月”里组织了红卫兵。当时拉萨有三所小学、一所中学、一所师范学校。拉萨中学创办于1956年,一度由十四世达赖担任名誉校长。其教师除藏文由藏族教师教授外,其余教师都是从内地大学毕业来到拉萨的。西藏师范学校于1966年3月刚刚成立。其前身是1951年创办的藏文干部培训班。多数学生来自藏区各地的农村和牧区。
日后成为西藏知名造反派领袖的陶长松,是拉萨中学的教师。他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当年怀着理想主义信念自愿申请进藏,被分在拉萨中学教授汉语文,在学生中颇有威望。据陶本人叙述拉萨红卫兵成立的过程:“西藏地区要成立红卫兵,这是新生事物,当时这些学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在拉中(拉萨中学的简称)是个年轻教师,也有些影响,我实际上也就负责了这个事情。反正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具体日子真的说不清楚。可能是‘八一八’以后就成立了。”在师范学校里带头的是个藏族男教师。后来在居民和单位里也成立了红卫兵。
在1966年8月19日拉萨举行的有5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学生们举着“红卫兵”的横幅,所以拉萨中学的红卫兵很可能就是8月18日或19日成立的。 8月19日大会后红卫兵开始在各地普遍成立起来。
拉萨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三所小学。以前只有贵族的子女才有钱上学,所以中学里有不少成分高的学生。他们在文革前就受到歧视,有的文革开始后遭到批斗。拉萨中学第一个被斗的学生叫德钦白姆。她写了篇作文描写了一向紧跟共产党的贵族亲戚一家,被批判为阶级立场有问题,为什么不歌颂劳动人民?第二个被批判的是旺久多吉,说他到处照相,有印度特务的嫌疑。这两个被斗的学生都出身农奴主家庭,却都积极“追求进步”、要求入团,其思想境界和内地学生没很大差别。也有的老师被批判,但不多,因为红卫兵就是老师们组织起来的。除陶长松外,还有学校团总支书记谢方艺老师,后来也带学生参加了砸大昭寺事件。
西藏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后来的造反派组成之所以与内地有所区别,原因之一就是西藏缺乏汉族高干子女。由于高海拔引起的缺氧,以及生活环境的恶劣,特别是教育资源的匮乏,一般进藏汉族干部均不带自己的家属,更不带自己的子女进藏,可能制度上也不允许。因此,拉萨中学的教师就没有受很大冲击,而第一批红卫兵也由教师组织领导。
在拉萨和西藏各地,大致是1966年8月至10月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红卫兵组织。9月外来红卫到达西藏各地。首先到达拉萨的外地学生是在北京或设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学习的藏族学生,1964年进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的达瓦次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66年8月里回到西藏。当他到拉萨中学动员学生参加运动时,看到很多学生已经佩戴红卫兵袖章了。
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是10月到达的,有近百人。他们到达日喀则看到扎什布伦寺已经被砸了。据达瓦次仁说,内地红卫兵在西藏主要起鼓动作用,而不是组织作用。所说的鼓动作用,除去“破四旧”,可能重点在炮轰西藏的领导部门,而导致造反派的诞生。前后来西藏的内地学生估计不到千人(也有数据说在千人以上),但是他们的号召力很强。
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学生成立了“农奴戟”红卫兵。他们于11月进藏,“揪出了以区党委副书记周仁山、郭锡兰、王其梅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拉出了以平措旺吉为首的反动的民族主义黑线,击退了范明反党集团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战胜了二月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坚决保护毛主席肯定的革命领导干部张国华等同志。” 他们后来成为西藏保守派的一部分。

居委会的作用

砸大昭寺的第二支力量来自居委会组织的居民。和内地居委会不同,西藏的居委会成立于1959年“平叛”之后,在文革初期起了重要的作用。
和内地一些单位的做法一样,居委会将居民分类排队,划分为依靠、团结、保护、打击四类对象,更厉害的是以户口和粮食供应为手段予以控制。当时拉萨居民每人每月供应26斤粮食。其中10斤灰面、16斤糌粑。
在拉萨,文革一开始,可能来源于上级的布置,就由居委会负责对“阶级敌人”劳动改造,把他们分为三个小组。一个是“六类分子子女”小组。“六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是“牛鬼蛇神组”,包括过去的统战对象。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也在内,后来他也被游斗过,一直到1970年还在监督劳动。另一个是“社会上的领代分子组”。领代分子是领主代理人的简称。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或挨斗。
在砸大昭寺之前,各居委会就布置居民去砸拉萨城内的经幡、护法和佛塔。在哪个居委会地盘上,就归哪个居委会砸。
久吉(化名)是拉萨木加居委会的居民。据她口述:“有一天居委会通知我们,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要穿上盛装去开会,要带上锄头、十字镐和背兜,家里一个人也不准留下,也不准请假,谁要是不去的话,就取消户口和粮卡。于是早早地都去了,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居委会挨家挨户地点人数,看人来齐没有,然后开会,宣布要‘破四旧’。然后让所有人排队出发。”
去了就砸佛殿。“不去是不行的,不但会挨骂,而且还会受到更严重的处罚,那就是取消户口和粮卡。所以全部人都去了,没有一个人胆敢不去。很多人都是出于恐惧不得不去这样做的。除了那些积极分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
由于西藏悠久的宗教传统,砸寺院和佛塔时,居民自然惕惕然心怀恐惧。但是“为什么当时就这么敢砸佛像呢?记得在61、62年开始搞无神论教育,政府说没有‘桑杰’(佛菩萨),没有因果报应,还说人是怎么来的,领主是怎么形成的,农奴是怎么形成的,现在看来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头已经冒出来了。晚上都要带着铺盖去居委会学习。” 后来看了砸了没事,一些人就越发大胆地去砸了。砸大昭寺,主要是八角街居委会干的,因为大昭寺属于八角街居委会辖区。
一位当时民兵的小头头强巴仁青谈到砸佛塔时的心情:“然后我心里想,唉呀,不管怎么说,我过去当过‘扎巴’(僧人),现在我去砸佛塔是有罪孽的,可是不革命又不行,所以我就默默地许了一个愿:但愿我的来世投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修一座跟这一样的佛塔。” 可见宗教意识深入人心,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清除的。
从现存照片分析,参与砸大昭寺的还有第三种人,就是“三教工作团”。“三教”是从1963年开始在西藏开始的政治运动。当时派遣一些工作团到各地开展运动,一直到文化革命开始。这场运动类似于内地的“四清”,相当于文革的前奏,在基层干部中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例如1964年山南地区的“巴珠事件”。 在砸大昭寺时有“三教工作团”的人在场,而且据说在学生们来以前就驻在寺内,并在事前将寺内珍贵文物、经书、唐卡等运往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大昭寺的末日

大昭寺建于一千多年前的松赞干布期间,是一座非常宏伟的建筑群,内藏历史文物、宗教典籍和珍宝无数,是西藏文化的象征、西藏重要佛事活动场所、藏族群众心目中的圣地所在。文革初期大昭寺被砸是震惊世界的事件。那么,是谁砸了大昭寺?
据唯色分析,砸大昭寺事件发生在8月24日。《西藏日报》1966年8月26日报道:“24日下午,数十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拿着倡议书,敲锣打鼓走上街头……”
据陶长松说,他们红卫兵那天“破四旧”不是要去砸寺院,因为周恩来有指示不许砸,所以他们在寺院停留很短。可能是有街道的人混在红卫兵里头,或者是他们走了以后,又有街道组织的人进去破坏。 (下图:红卫兵在大昭寺前,横幅上的口号是“我们要做新世界的主人” 。)
他说的也许属实,但到大昭寺“破四旧”是拉萨中学和西藏师范学校带的头是肯定的。那天早上新华社拉萨分社来拉萨中学送大字报,街道上也来了百余积极分子。然后,学生们整队向大昭寺进发。到了那里,据参加者久松回忆,红卫兵和其他学生开会宣誓、发布宣言,然后主要是砸经筒,焚烧里面的经卷。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学生们手执的是红缨枪,并无镐头之类。
另一位拉萨中学学生回忆,在头一天晚上,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就开会,传达“上头”的意思,说第二天要去八角街搞宣传,没说要砸什么,还说居委会的居民也参加。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来了很多居委会的人,有一百多。加上拉萨中学的学生总共一千余人,开会、集合、排队,就出发了。到了大昭寺,学生们开会、讲话。会没开完,就看见楼上有人,拿着十字镐等工具。楼下则有人开始挖壁画,又见楼上的人把金顶挖下来了,往下扔。这一来就都乱了,不少人乘此机会偷拿装饰用的金银珠宝。
大昭寺里面的佛像都被砸了,楼下只剩下一个“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时等身镀金铜像),身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觉”的腿上有一个洞。不知道是谁砸的,反正是谁用斧头之类砍的洞。
8月28日,《西藏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报道《拉萨红卫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四旧”》,并赞扬“小将们”干得好!
“破四旧”以后,大昭寺成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由拉萨市公安局长率工作组驻扎在此数月。1967年6月军区派一个连驻此。后来先后成为群众组织“大联指”和“造总”的据点。1969年大昭寺被警备区占据,将一些佛殿开辟为猪圈。1970年代初,大昭寺为拉萨市第二招待所。1972年,由于对外关系的修复,周恩来指示修复大昭寺供外国人参观。1974年初步修复工程告一段落,对外开放。和以前比较,修复后的大昭寺面目全非。当时的人评论道:“那时候,大昭寺的佛像修复了,当时流传一句话‘拉的确凉,规尼北依拉’,‘拉’的意思是佛,‘规列’的意思是管理寺庙的僧人,‘北依拉’是对回族的称呼,而‘的确凉’既不是纯的毛料,也不是纯的棉布,用来比喻不纯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佛像不是纯粹的佛像,而管理寺庙的人也是外道的人。”当时负责管理的确实是个回族。 要理解这个意思,只要去看看北京重建的前门大街和隆福寺就可以了。
西藏其他寺院,如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以及山南的桑耶寺、昌珠寺等著名寺院,均遭极严重破坏。在这一劫难中,珍贵的佛经,以及寺内保存的藏医学、天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传统文化资料全都被焚毁、散失,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在文革中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甘丹寺位于拉萨东面达孜县境内,是黄教六大寺之首寺,建于15世纪、建筑面积相当于三个布达拉宫,竟然被砸得一干二净,剩下一片断垣残壁,寺内的大量文物也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连黄教始祖宗喀巴的灵塔也被砸毁。宗喀巴的肉身被焚毁。文革后重建是在空荡荡的平地上从无到有,另起楼阁,但规模还不能和原来相比。甘丹寺的毁灭并不是发生在1966年“破四旧”期间。它是在成立革委会以后拆毁的。寺内的全部财宝和历史文物也不知运送到何处。
一些驻军对寺庙也起了破坏作用。后来进驻班禅驻地扎什伦布寺的军宣队负责人私自吞并寺院里的金佛、金碗、玉器、犀牛角等珍贵文物,直到被知情人告发到中央才败露处理。又如热振寺,经数批军宣队光临后化为废墟。
当然军队进驻寺院也不都是起破坏作用。例如林芝的德木寺,“建于十七世纪的德木寺在1950年的大地震中没有被全部毁灭,却在文革中被夷为平地。寺院中最珍贵的强巴佛像虽在地震时得以幸存,但却在文革时彻底消失。那是1969年,不是文革初期。文革初期,部队住在德木寺里,反而保住了。1969年,部队撤出寺院,正遇上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德木那边出了两个积极分子,是两姊妹,一个现在是地区旅游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是地区政协的副主席。就是她俩领头砸的德木寺。另外还有一个积极分子曾经在德木寺当过僧人,由他做内线。1990年我回德木修复寺院,整个寺院居然连地基都被挖没了。”

“破四旧”

西藏是个宗教社会,它的“破四旧”当然不止是砸寺庙,而是破到每一家。自己家里供奉的佛像,如果是泥塑的就砸烂了扔了,如果是金属的就交给收购站。唐卡也烧了很多。家里放酥油茶碗的金银托架也是“四旧”,晚上用石头把这些托架砸扁,第二天送到银行去。把取下来的珠宝和一些首饰要交到另外一个收购珠宝的地方。这些东西只能换回两块肥皂和几块冰糖。一到晚上,居委会的积极分子、红卫兵、民兵之类的就要抄家、检查。如果抄家的时候发现私藏了这些东西那就遭难了。
“破四旧”的另一内容是批斗牛鬼蛇神。8月27日,在政府统一指挥下,拉萨市各居委会组织积极分子和居民沿街游斗所辖区的“牛鬼蛇神”,并在大昭寺的讲经场集中批斗。“牛鬼蛇神”主要包括宗教界人士、旧政府官员、贵族、商人、旧军官和农村牧区的庄园主、头领等。 全区原来安排了工作和职务的1160名爱国人士几乎都遭到批斗、游街。1959年事变中被藏族群众打伤的桑颇·才旺仁增也包括在内,后来他的小儿子因为“叛逃”被枪毙了。他本人于1973年郁郁而亡。
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也挨了斗。9月27日,西藏军区接到周恩来电话告知:“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第二天,军区派人护送他们进京。10月28日张国华向周恩来、李富春提议,让阿沛·阿旺晋美暂时留京,“以利保护”。
在“破四旧”中发生过打死人的事件。在一次抄家时,一个居委会的红卫兵把从八十多岁的色拉寺著名的高僧拉尊仁波切房中抄来的金刚杵 砸向仁波切的头颅,老人当场流了很多血,第二天就圆寂了。
和内地一样,改名成为风尚。街道、商店、乡村改名,连人名也改,说藏族人名属于“四旧”,要改汉名,多改姓毛或林。
“破四旧”很快向外地蔓延。从那曲地区巴青县的一位干部记述中可以看到,它对传统文化破坏得很彻底,深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八月底,县里、区里同时开展了‘破四旧’。除了一些宗教用品之外,还有:人们心爱的、必不可少的瓷碗(喝茶、吃糌粑都离不了它),原因是那些磁碗上大多绘有龙、凤图案,统统要被砸掉了;卡垫(羊毛垫子)上面织着龙和虎,甚至还有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图案、还有马鞍上那三张垫子,除了紧贴马背的‘亚蜗’(垫子)没有花纹之外,上面那两层垫子:‘嘎杰’和‘嘎占’上面都织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全都是‘四旧’,一律要剪碎;还有就是妇女辫子上和头上的珊瑚珠、玛瑙珠、‘洞’(贝壳磨成的小圆片),这些东西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也是四旧,再也不能戴在头上了;就连妇女头上那长长的辫子,也属于‘四旧’,一律要剪短。人们常说大海边上‘无风三尺浪’,在藏北的高山牧场,却是‘无风胜似三级风’。牧区的妇女,每天都要给牛羊挤奶,可她们刚一走出帐篷,短短的头发立时就被大风吹成了一团乱麻,遮住了眼睛,牛羊奶也就没有法子挤了。”
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无所不用其极。西藏的民间故事《格萨尔王传》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著,以艺人说唱和传世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一千多年。国际上有人称它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文革中,传唱的艺人被批斗,说唱被禁止,收集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后来经过多年搜集、整理、编排,2018年7月12日,总计8000余万字、汇编成300卷的《格萨尔王传》在成都展出,是这部世界最长史诗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版本。
1966年10月26日,自治区党委决定暂停付给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赎金。已付857.8万余元,尚欠769.4万余元未付。
顺便说一下阿里地区。在1950年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实际上有四支军队从不同方向进军西藏。除去从四川、青海两省出发的以外,还有从云南、新疆出发的两支。其中新疆派出一个骑兵连到阿里地区,后来称骑兵支队。因阿里地区距拉萨路途艰险遥远。阿里地区虽然行政上属于西藏,实际由新疆方面提供支援。1968年12月18日 经中央、国务院批准,阿里地区行政区划仍属西藏,其余党政军委托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军区领导。1970年阿里专区改称阿里地区,除行政隶属西藏外,其余事务由新疆代管。
在文革时期,阿里同样经历了初期的骚乱,但是延迟到1967年初才“破四旧”。2月5日普兰县拆毁了贤柏林寺。从此开始拆毁寺庙、烧毁佛像的群众运动,烧毁寺庙18座,引起局势动荡不安,大批群众外逃。继而罢官、夺权、军管会成立。此时,革吉县发生“杀害积极分子煽动群众外逃逼抢事件”,县委副书记张振兴被批斗,折磨而死。札达县发生震惊中外的“萨让事件”。 普兰县又砸毁了孔雀神庙和精美绝伦的孔雀神像。这些边境县的动乱驱使更多群众外逃。“仅1966和1967两年,西南各边境县藏族群众背井离乡,逃到国外的就有10%以上。本来就地广人稀的阿里边境县人去屋空。愈加荒凉。”

三、派性斗争

军区内部的纷争

研究西藏文革的人常常感到惊异的一个问题是,西藏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和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中,又地处边疆,统治集团本应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但实际上内斗得非常厉害,特别是在军队内部贯彻文革始终,甚至文革高潮结束以后。1969年进藏的领导干部封克达、高圣轩也很快陷入派性斗争之中。此时群众性派性武斗早已基本停止。
这内斗从文革前就已开始。当初18军从四川进军西藏的时候,另一支部队同时从青海出发,对外称18军特别支队,司令员范明,政委慕生忠。他们也组成一个工委,称西北西藏工委,到达西藏后并入西藏工委。范明任工委副书记,慕生忠为工委委员、组织部长。范明和张国华这些人来路不同,从一开始就政见不和,在西藏的主要矛盾、对达赖和班禅两集团的判断等问题上有分歧。1956年张国华、张经武都去了北京,西藏工作由范明负责。当年他提出了一个大发展的计划,准备提前进行“民主改革”,计划在五年内完成。后来这个跃进计划被中央否定。在1958年的整风反右中,他的这个错误被批判为背离中央路线,并在搜查出的他的小说稿《新西游记》中找到“反党”的证据,于是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和他的妻子、西藏团委书记梁枫,以及原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现任工委组织部副部长白云峰等送去陕西劳改。1962年6月中央决定对范明案件进行甄别,甄别后回到西安。但是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有人造谣说习仲勋把范明和100多历史反革命和旧人员召到北京闹事,9月将范明、白云峰逮捕,1963年以后将范明软禁在北京,1966年被关进秦城监狱,关押长达11年整,文革后历经波折才获得平反。李维汉说他“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在此案中,西藏工委统战部长陈竟波也受到牵连。实际上范明的大发展方案是经中央同意的,而在1956年下半年,鉴于国内外局势,中央政策有所调整,才否定了原来的计划。
原独立支队政委慕生忠带队到达西藏后任工委委员,又承担从青海运输给养到西藏的艰巨任务,历经艰辛。1956年,他提出建筑青藏公路的建议,在彭德怀支持下,只用了7个月建成。现在的青海第二大城市格尔木原来是一片旷野,是他在当地立了第一块牌子,起了“格尔木”这个地名,从此一座城市拔地而起。但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彭德怀的关系他被逮捕,定为“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押送到兰州批判,后贬到陕西省,也是在文革后才得到平反。
1957年3月西藏军区又发生“五大部上书事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部、财务部五个部门未通过在京的军区主要领导越级上书中央,提出驻藏干部能否实行三年或五年轮换制。参加报告的有副司令员李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副主任洪流等人。 反右运动开始后,针对这一上书,这些人被指责为“革命意志衰退”、“不安心西藏工作”、有“逃跑主义倾向”,特别是对领头的几个人,打成了“反党反人民小集团”。这些人被调离原岗位,有的受到处分,直到1979年才平反。
李觉等人的意见内容可能更加广泛,不仅针对具体问题。在批判会上,李觉说,他曾到印度考察军事,看到人家那里安居乐业,国内公私合营后百业萧条。我们的军队虽然待遇好,但军眷得不到照顾。我们上书用意在于改善军民生活,对藏族改革宜缓,对邻国少用军事刺激。这难道是反党反人民?
此案涉及400多人,据说张国华怀疑谭冠三也牵涉在内。这些军官的主要愤懑在于长期不能和家属团聚,而且看不到解决的前途,也不能像张国华那样,经常在拉萨北京之间飞来飞去。这种不满是普遍的,连同其他案件涉及的人,遇到有什么风吹草动如文革,就会爆发出来。
针对藏区发生的这些事件,任何一个有血性的藏族人都不会没有想法。1960年,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干部、1940年参加革命的葛然朗巴•平措汪杰以“反革命嫌疑、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入狱,关押了18年,1978年才获得平反。
鉴于主要领导者张国华身体不好,谭冠三也于1962年回京治病,中央在1963年调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曾雍雅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实际主持军区工作。来西藏之前,罗荣桓曾跟他说要准备接替张国华的班。曾雍雅到职后,即到西藏西部视察,又派出一些工作组进一步到各部队调查,最终主持制定出3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实行干部轮流休假制的,一个是薪金补助方案,一个是改善部队住房条件的3年规划。他的这些举措,实际上和李觉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得到军区内部多数人支持,但是后来也遭到攻击。1965年冬军区又来了一个领导干部,指责曾雍雅“业务冲击政治”。区党委还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讨论,但无结论。
查1965年军区并无新任命的领导干部。而在1964年8月,中央任命原38军政委任荣为西藏军区副政委、原60军军长王诚汉为副司令员。任荣原来是四方面军的,后来在四野作政治工作,1965年被任命为西藏自治区委常委。西藏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中央管不了那么多,基本上是一把手说一不二,拿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土皇帝”。西藏军内后期矛盾的根源还是谁填补张国华走后的空缺问题。
唯色在《杀劫》中说西藏两派没什么区别是不对的。她没有参加过两派的斗争不知情。两派包括军内人员均有其思想基础。他们一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但在政治运动中开阔了视野,有了自主意识。一位曾在部队呆过的藏人说:“一般来说,资历长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大联指’的,而年轻干部基本上是支持‘造总’的。像联络部有些是刚从内地院校毕业的外语人才,会说英语的、印度语的、尼泊尔语的,男女都有,他们就是‘造总’观点。”
另外可以看到,被整的干部大多是原来做统战工作的。当初解决西藏问题的功臣张经武、谭冠三在文革中的结局也很悲惨。

两派形成和争斗

在内地,文革中起先锋作用的是大学生,后来造反派的主力是中间阶层。这些群体在西藏基本不存在。砸大昭寺的是一群中学红卫兵和居民积极分子。后来他们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下图:1966年8月拉萨群众集会上张国华、周仁山接受红卫兵赠戴袖章。)
开始时拉萨红卫兵和官方立场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官办红卫兵。1966年9月,他们组织三四十人去北京,赶上了10月18日第五次天安门毛泽东检阅。当时区党委宣传部派了一个干部扎西平措带队。后来因为这个干部一路老向区党委汇报,和红卫兵发生纠纷,在接见后就分开了,标志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独立。
1966年9月19日,在拉萨街头出现了《炮打司令部,火烧区党委领导,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9月25日,又出现立场相反的《不准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开始两派群众的尖锐对立。原来区党委是支持甚至组织红卫兵“破四旧”的,彼此之间并无矛盾。现在则处于两难处境。造反之火越燃越大,11月中旬,拉萨的职工、学生和来拉萨串联的内地红卫兵两三千人连续五日召开名为“火烧区党委”辩论大会,两派基本形成。11月军区内也出现大字报,但很快被控制。西藏造反派集中攻击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张国华。而保守派也采取攻势,以几位副职周仁山、王其梅、郭锡兰,以及早已打倒的范明、平措汪杰等人为目标。
12月中旬,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也连续召开批判自治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运动矛头集中到自治区党委,各级领导逐渐被打倒和批斗,局势实际失去控制。12月23日,西藏民族学院红卫兵进驻自治区党委大院并开展辩论。
12月22日,持造反观点的“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造总”)成立。其司令是陶长松,主要组成单位是拉萨中学、西藏师范学校、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组织“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农牧民为主的“拉萨革命造反公社”,以及水泥厂、机修厂、汽车队的工人组织。“他们与广大汉、藏工人和基层藏族群众联系较广,有一定威望,普遍认为造反精神强于‘大联指’。”
进入1967年1月开始夺权。1月11日,由西藏日报社部分职工组成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也相继被夺权。
1月中,张国华因病住院,召集一些负责人商议,决定按照中央精神支持造反派,同时商定请中央批准张国华到北京治病。中央于1月下旬同意这一要求,并指定周仁山为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但夺权后周仁山就靠边站了。2月9日一些群众组织揪斗了还没赴京的张国华。后来他很快被送到北京治病。
2月5日,保守的“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大联指”)成立。其总指挥为区党委秘书刘绍民,主要包括以西藏民族学院学生为主的“农奴戟”、以居委会居民和农牧民为主的“农牧民司令部”和工人组织“工总司”等。成员包括一些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他们与上层和支左部队的关系密切,活动能力较大,但造反精神略显不足。” 至于民族问题,两派里汉、藏族都有,至少在开始阶段,没有民族问题的背景。
2月5日,“造总”举行大会庆祝他们夺权胜利。军区副司令员王诚汉出席表示支持,并派部队担任警卫。但是由于前一天“造总”成立指向张国华的“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以及军区的“造反兵团”也要与会,会上一些人喊出过激的口号,军区临时撤出了部队,也就撤销了对“造总”夺权的支持。2月9日,几十名首都红卫兵和一批“造总”人员冲进军区大院,要求军区领导支持他们“二五夺权”。军区两派也发生冲突。
西藏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夺权。2月8日,阿里地区9名领导干部被群众组织宣布罢官,15日更多干部被罢官。2月12日,那曲群众组织宣布夺取地委、专署的权力,各级党政机关瘫痪。造反派成立“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并一直存在到1968年9月14日才被军分区取缔。 山南地区也是在2月12日夺权,各级党政机关停止工作。但2月16日昌都地区造反派夺权后,专员公署即声明夺权无效,专署继续行使权力。3月在这些地区由部队建立临时性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代行地委、专署职能。
1967年2月7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作出批语。其中说:“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同日,在军区大院内实行军事戒严并拘捕了军区内部“造反兵团”一些成员。“造总”方面组织了几千人游行抗议军区“镇压造反派”,并喊出“打倒张国华”的口号。保守派“大联指”则站在军区一方。两派斗争达到高潮。
2月14日,中央军委电告西藏军区肯定了张国华。2月15日军区接管区公安厅和拉萨市公安局。2月17日,拉萨群众组织到军区总医院揪斗区党委书记王其梅。2月19日,为争夺区党委铅印室,两大群众组织严重冲突,派性公开化。2月22日“造总”以及北京“三司”、北航“红旗”驻藏人员给中央文革发电报提出问题。中央文革于24日复电肯定了中央军委的电报。
2月26日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将“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打成反动组织,勒令解散逮捕主要分子,同时宣布接管“造总”夺权的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报社内几千“造总”人员静坐示威,抗拒接管,被军队包围。双方对峙七八天后,3月2日陶长松等十几名“坏头头”被迫走出报社自首,其余红卫兵走散,部队占领报社,“造总”陷于瘫痪和瓦解状态。 3月5日军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陈明义在会上讲话批判了“造总”内“一小撮反坏分子”。此后“大联指”占据了优势。军区的这些措施,都是曾雍雅通过在京的张国华请示叶剑英后采取的。
进入4月,全国局势又发生变化,各地被“二月镇反”镇压的造反派纷纷翻身。中央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和4月1日《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两文件对西藏局势产生根本性影响。军区陆续释放被捕的造反派,其中陶长松等人总共关押了71天才被释放。“造总”逐步恢复组织和活动。
1967年5月11日,以张国华为主任、任荣和陈明义为副主任的西藏军管会成立。他们都是“大联指”的支持者。5月6日成都132厂流血事件发生,次日中央即开会研究,并公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任命张国华为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到成都赴任后,任荣实际掌管西藏的文革领导权。
当时拉萨社会上两派就“造总”是否应该平反问题激烈交锋,“大联指”反对为“造总”平反,自然也反对释放陶长松等人,为此反对当时主持工作的曾雍雅。军内两派矛盾开始显现而且愈发激烈。1968年1月1日,军区大院内发生斗殴,领导劝解根本没人听。新华社驻藏记者曾亲见军区警卫营“大联指”派战士殴打文工团“造总”派人员,军区领导出面制止无效。1968年5月的一天,军区大院里人们看大字报时,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发表了一些不满张国华的言论,被战士们群殴致死,事后找不出行凶者,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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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九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5月 30, 2022 7:4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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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事件

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后,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人员进藏支持造反派,积极争取为他们平反和帮助他们恢复活动。两派的冲突逐渐从“文斗”发展到武斗。
1967年6月15日,“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与西藏军区负责人陈明义、洪流进行谈判,要求重建在“二月镇反”中被取缔的“红色广播站”,其理由是对立派“大联指”已有8处广播站,而“造总”则一个也没有。军区负责人原则上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造总”决定在大昭寺建立广播站,遭到在那里已有广播站的“大联指”的阻止。7月9日,拉萨“大联指”调动“农奴戟”等组织的武斗人员几百人,对“造总”广播站所在地大昭寺进行包围与袭击。“造总”则予以武力还击,要夺取对方设在交际大楼的广播站。双方参加武斗人员近千人。9日下午军管会令双方停止武斗,全都撤出大昭寺和交际大楼,冲突暂时停止,但揭开了拉萨武斗序幕。
7月14日,为设立广播站事,“大联指”和“造总”两派争夺拉萨第二招待所,武斗持续到15日下午,在军区调解下结束。此役双方各有百余人被打伤,数十人重伤。
8月13日,拉萨“造总二司”进攻“大联指”占据的拉萨市工交小学,抓走“大联指”13人关到拉萨汽车三队。“大联指”派1000人前往营救,发生更大规模武斗。武斗中双方多人受伤。“大联指”成员彭凯受伤后,于28日在医院死去。8月29日,“大联指”为死难者举行追悼会,会后游行,与“造总”在财经大院发生冲突,后被军管会制止。
1967年8月以后,西藏两派斗争进入武装割据阶段。“大联指”总部设在城北的自治区党委大院,控制附近一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而“造总”的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总工会大院内,下属组织主要分布于城东岳王山一带,控制附近地区。拉萨城中心区老街、大昭寺、八角街一带是双方都可以自由活动的中间区域。
“造总”在拉萨和其它一些城市取得优势,但是“大联指”在广大农牧区影响颇大。于是他们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对拉萨进行封锁。
为支援拉萨“造总”,青海“八一八”和首都红卫兵赴藏造反派为“造总”购进的一批粮食,9月6日在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县境内被“大联指”拦截。“造总”派出80多人,驱车到堆龙德庆抢运被扣留的粮食,遭到“大联指”组织的1000余农牧民袭击。“造总”有7人死亡。9月15日至16日,拉萨市郊曲水县的“造总”因处于下风准备撤回拉萨。拉萨“造总”派遣90多人、20辆汽车前去接应,中途遭“大联指”截击,被打死2人。(左图:当年支持“造总”派的宣传画。)
到了1967年底,拉萨双方武斗据点林立,武斗频发。1968年初就普遍使用枪支和手榴弹了。此时两派组织不仅发展到西藏各地,而且发展到后方基地青海格尔木。1968年1月22日,格尔木“大联指”派的“格尔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简称“格尔木无司”)驻拉萨武斗人员配备枪支弹药,首先对“造总”在拉萨的几个据点进行分割包围,然后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23日。“造总”方面有5人阵亡,“大联指”方面控制了拉萨大桥并夺取了对方几个据点。
以上死伤人数是根据当时双方宣传材料上的报道统计的,不一定准确。据后来陶长松说,这一段武斗,在拉萨就死了120多人。其中“造总”方面70多人,“大联指”方面50多人。
在此期间,中央多次关注西藏问题。1967年9月18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召见西藏在京的任荣、陈明义、张鹤田、苗丕一、周仁山5人谈话,确定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同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这个表态实际对处于劣势的“造总”有利。当时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也支持西藏“造总”,曾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首都红卫兵和全国造反派万余人的声援大会。“造总”也派人去上海联系组织这样的大会,因上海“工总司”负责人王秀珍支持“大联指”而未开成。
1968年2月下旬起,西藏军区一些负责人和两派群众代表共300多人在京举办了5个多月的学习班,于3月达成大联合协议。但西藏的武斗反而越发激烈,军队也参与其中。5月5日来京一年多的张国华接见了参加学习班的两派代表。“造总”提出彻底平反要求。讨论干部结合问题时,张国华说周仁山历史有问题,是两面派,不能结合,有人给范明翻案,也是不对的。5月7日张国华又单独接见了“造总”代表,说“二月逆流”的代表在西藏是王其梅、周仁山、惠毅然,要支持任荣、阴法唐、陈明义。可是他刚讲完话,“造总”代表就提出问题,说惠毅然1964年就打倒了,“二月逆流”时是作为“造总”后台批判的,怎么成了“二月逆流”代表呢?这个问题说不通。后来张国华退了一步,说西藏只提王、周一小撮。5月18日陈明义又单独接见了“大联指”的代表。
6月6日,周恩来接见军区党委常委任荣、陈明义、曾雍雅、王诚汉、占义先、廖步云、余致泉、阴法唐、苗丕一、杨东生等,强调两派大联合问题。恰在此时,拉萨发生了大昭寺事件。

大昭寺事件和成立革委会

当时拉萨大昭寺设有“造总”的广播站,影响很大,成为“大联指”一派的眼中钉。1968年6月7日,先是“大联指”的群众包围大昭寺,然后拉萨警备区部队冲了进去,无任何事先警告,不容分说就开枪射击,并扔了手榴弹,当场打死了“造总”10个人,包括两名广播员。然后“大联指”群众涌进来殴打其余广播站人员。此外,军队在财经大院和交际处之间的街上还打死了两个人,总共打死12人,都是年轻的藏族红卫兵。他们的姓名和年龄是:普布次仁,22岁;卓嘎,女,28岁;平措坚增,18岁;索朗次仁,26岁;赤列旺杰,26岁;扎西,28岁;巴苏,26岁;苍姆,女,19岁;索朗卓嘎,女,17岁;格桑群培,27岁;江白,36岁;頓珠多吉,20岁。
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記》上对此的记载只是简单的一句:“6·7 拉薩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受到阻扰,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在《当代西藏简史》上对此是这样记载的:“这天拉萨警备区派部队进驻‘造总’控制的财经大院和大昭寺,双方发生了冲突,军区副参谋长石伴樵被‘造总’群众关押,军区连续广播两封公开信,敦促放人未果,便增派部队到大昭寺,受到阻扰,在冲突中打死了藏族群众12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1967年石伴樵被任命为拉萨警备区司令员。
军区第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警备区部队,为了给驻财经大院驻军运送给养,保证驻军正常的战备工作,于上午进入该院。革命群众本应协助我们搞好这一工作,但该院的‘造总’下属群众在少数坏人的挑拨下,对我部队开枪打手榴弹,打伤我干战数名,并毒打抓走我警备区司令员石伴樵同志,还抓走我干战数名,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应立即放回石伴樵同志和被抓走的我干部战士,并要立即交出凶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1968年6月7日16时25分。”
军区给“造总”的第二封公开信是6月7日23时30分发出的。 如果按《当代西藏简史》所说,是第二封信提出的要求仍被拒绝后才发生血案的,那应发生在深夜,即8日凌晨。但是所有有关此事件的回忆和描述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这第二封信中还说“造总”人员“今日向我拉萨驻军和值勤部队武装挑衅和进攻越演越烈,到处开枪开炮,到现在为止,已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二十多名,抓走数名。”打死部队人员这一点在事后从未有人提起,因为他们拿不出被打伤打死的干部战士姓名。这第二封公开信说石伴樵是拉萨警备区司令员。而一些当事人回忆,就是警备区司令带人进攻大昭寺。
所以,事件经过和性质是很清楚的,难于掩盖,后果很快表现出来。部队亏了理,先是狡辩,说是枪支走火,但无法说明打死那么多人。军区作了个应付了事的检查,未被群众通过。很快在曾雍雅主持下做了调查,说是部队“支一派压一派”造成的恶果,但把责任归到3月任命的军区文革办公室主任、区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阴法唐身上,于1968年8月将其撤职,1971年调出西藏。
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央。1968年6月12日,双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停止武斗的协议。8月17日,周恩来接见西藏军区师以上干部代表时批评了军队支左中的错误。11月14日毛泽东专门为此做出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做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紧接着18日,林彪也做出批示:“主席批示极为重要,对部队是极大的爱护。各级领导今后更应严格要求自己,严防发生此类事件。”
当然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不止这一件,但最高领袖定性的唯有此事,尽管还是采取表扬的形式,把坏事变成好事。其直接效果就是西藏“造总”在付出了12条年轻的生命以后暂且翻了身。
1968年8月28日,中央作出《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同时成立革委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曾雍雅任西藏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群众组织“造总”的领导人陶长松和“大联指”的领导人刘绍民均安排为副主任。
在中央批示和《人民日报》9月7日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报道中点了“习仲勋反党集团黑干将范明”和“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的名。王其梅曾为西藏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因“六十一人案”被打倒,已于1967年8月在监禁中自尽。周仁山在张国华走后担任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是“大联指”的打倒对象。“造总”曾将他保护起来,送至青海隐藏,后被兰州军区送回。1968年2月西藏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乘飞机赴京学习并研究讨论解决西藏问题。这份人员名单中没有周仁山的名字,他却在“造总”安排下,冒别人名字上了飞机到了北京。但到京后,因两派意见不一,将其隔离审查。 在1968年11月15日开幕的自治区党代会宣布将周、王二人永远开除出党,直到文革后才予以平反。
1968年11月13日,西藏军区发布《平反公告》,并在拉萨人民体育场为“造总”等群众组织召开平反大会,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一派压一派。在大昭寺事件中丧生的12人,被埋葬在拉萨西郊“烈士陵园”内特别修建的小陵园,西藏军区和革委会为其立碑。(下图:拉萨军民庆祝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讨论谁担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时,军区内发生争执。多数人拥护曾雍雅担任这一职务,但任荣不同意,建议张国华或陈明义担任。 后来虽然由曾雍雅担任了,但暴露出军区领导班子的不团结。鉴于这种情况,中央采取两项措施。1968年12月7日,中央决定西藏军区降级为省军区,归成都军区领导,曾雍雅为司令员,任荣第一政委,天宝第二政委。二是换血,于1969年初将军区一些副职撤出,调进几位领导干部。藏族干部天宝就是从成都军区调入的。此外还调入了封克达、高圣轩、盖玉宪、王永德等人。
西藏自治区于1968年成立了革委会,但各地县成立更晚。直到1969年发生“再叛”时,很多县尚未成立,处于混乱状态,也是发生“再叛”的背景之一。

四、“再叛”事件

背景

1969年西藏发生震惊全国的“叛变”事件,因为视为1959年事件的再演,故当时称为“再叛”。
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当代西藏简史》一书说得比较明白。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个形式,和新疆一起在全国落到最后,不成立不行。局势不但没有稳定,还在继续恶化。当时“大联指”一派受到压制,和军区关系紧张起来,不断攻击曾雍雅,甚至拒绝参加革委会的会议。在社会上,两派关系也趋于紧张,不但在拉萨,而且在昌都、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频发武斗事件。
针对当时情况,中央于1969年2月11日发出《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共五条,时称“红五条”),重申“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批准的,一切革命同志、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坚决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必须坚决支持、拥护、尊重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并明确指责“‘大联指’的某些同志不尊重革委会的领导,不参加革委会召集的会议是错误的,希望‘大联指’的这些同志顾全大局,立即改正,否则要犯更大的错误”。第三条还指出:“西藏军区的《平反公告》和对大昭寺事件的处理是军区纠正自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错误,这种作法是符合毛主席关于‘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的。‘大联指’和‘造总’都要正确对待,不能片面理解,不能各取所需。‘大联指’应该支持军区纠正错误。要大力加强革命大联合,警惕阶级敌人利用《平反公告》,制造事端,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委员会。”
“红五条”传达后,西藏两派争论更加激烈。为执行中央指示,革委会从2月19日到3月中旬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但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分歧越发扩大,并发展到社会。两派群众组织虽于1969年3月和4月先后宣布解散,但都是名亡实存,都在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压垮对方。由于“大联指”受到军方支持,在党政军机关里势力雄厚,“造总”一方就尽力往农牧区发展。于是在县、区及基层单位派性斗争就发展起来,最后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
一位当事人的回忆也证实了当时的处境和暴力事件的产生背景:“逐渐地,两大派系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扩充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当时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如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塞),西藏其它地方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着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没有多少人能置之度外。”“在西藏,‘文革’也发展到夺权阶段,两派争斗更加炽热,西藏各地打砸抢盛行,甚至带着血腥的杀戮。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严重的武斗暴力事件。”

“红成”事件

西藏和青海关系甚密。1959年西藏“叛乱”之前,青海于1958年发生“叛乱”和“平叛”事件。10年后历史重演,西藏“再叛”之前,1968年青海藏区发生称为“新叛”的“红成”事件。
准确地说,事件发生在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区。所谓“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原是成都市红卫兵组织在两派斗争中向外地发展的组织。当时阿坝藏人桑砸扎西与成都“红成”联系,在阿坝成立了“红成”分支。但是后来这个组织逐渐独立发展,脱离了四川两派斗争的框架,宗旨改为争取独立自主,但仍采取和平方式。
所谓和平方式,就是在1968年10月28日,“红成”准备攻占三省交界的久治县,11月1-3日开始围困。当时领导久治县“红成”组织的是云丹嘉措和查西索莫等人。仅在久治县就有五个乡、场的民众参加了“红成”组织,其中有中共基层干部和民兵35人。他们派代表进城向中共干部传话,并转交了许多传单和标语,要求所有汉人干部自动离开县城,否则于3日内进攻。
在这之前的10月17日,成都军区向中共中央报告将其认定为西藏“红成”事件是藏人的“新叛”活动,并将该组织确定为“进行新叛活动的反动组织”。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0月27日电报批准同意后,11月4日开始“平叛”,解除了久治之围,然后在三省广大地区进行清剿,最后于1969年6月结束,据说共打死200多人。
涉及这次事件的有青海的久治、甘德、班玛,四川的阿坝、若尔盖、红原、壤塘、松潘,甘肃的玛曲、迭部、夏河等县,涉及近十万人。为什么后来集中到久治县呢?有历史原因。据李江琳调查,在1959到1961年,为了“防叛”,“青海果洛久治县,被抓走的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多达百分之二十。”
从涉及范围看,主要发生在四川阿坝州。而成都军区将这一事件定性时,久治事件还远未发生。所以久治事件是果而不是因。事件之酿成有个发展过程。有一说是“阿坝‘新叛’源于‘支左’杀人太多”。在阿坝地区,起因是两派在念经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和冲突,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在一个小山坡上架起机枪。另一派不服,组织马队冲击山坡。部队就用机枪扫射。老百姓说当场打死61人,省里政法部门调查打死45人,打伤的就更多了。因死人太多,无法交待,就向上报告说是叛乱,由此定性。由于涉及面广,此说和上述久治事件并不矛盾,应该发生在久治事件之前。
1976年1月藏族干部杨岭多吉调任阿坝州委书记。他到任后到各地了解民情,发现几乎每户都有人参加了“叛乱”,就组织州委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查清了真相。但是他当时不敢说出实情,直到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召开民族会议,他才说出憋了两年要说的话:“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平反。”认为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在会上他激愤地问道:“为什么内地武斗就是造反,民族地区武斗就定成了叛乱?”

西藏“再叛”事件

这次“再叛”事件,从地理上看发生在西藏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拉萨市的尼木县和日喀则地区的南木林、谢通门、拉孜、昂仁县,在拉萨以西。另一个是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和昌都地区的丁青、边坝县,在拉萨以东。
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尼木和边坝两县,分别称为“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高潮都发生在1969年5至6月。两者似乎无直接联系。
昌都地区两派斗争一直很激烈。1968年波密县扎木军械库被抢,大量枪支弹药流失到拉萨、昌都等地,成为武斗加剧和日后“再叛”重要因素。
边坝县的问题起源于1969年1月,据说当地的“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政策,还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和“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5月20日集合2000多人袭击了县委机关,打、抢、烧、杀达17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用残忍手段杀害50余人。
据文革期间在昌都地委工作,1973年曾参加调查边坝事件工作组成员的多吉分析,实际起因还是派性武斗。“乡里凡是乡长、书记和支书都是造反派的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什么的。一般都是这样,乡长是司令的话,书记就是政委。当时没一个领主、代理人或者带有‘帽子’的这类那类分子参加两派,也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参加的。‘造总’没有,‘大联指’更没有,因为‘大联指’还更讲究成分。”刚开始是夺权,然后是文斗,再发展为武斗。有个造反派小头头,还是个喇嘛,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时,曾雍雅称赞他是“红色喇嘛”,回来后到处宣扬这是领导对我们“造总”的肯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边坝几乎成了“造总”的天下。
至于有无民族主义因素,多吉说,当时确实有“吃糌粑的团结起来,打倒吃大米的”这个口号,也要成立“护教志愿军”之类,也确实打死过汉人。但是边坝县“造总”司令是汉族,原来邮电局干部。所以很难想象他们拥护西藏独立。
一定性为“叛乱”,解放军就进来了。结果“解放军倒是死的不多,老百姓死的就太多了。反正解放军又不知道谁是‘叛乱分子’,只要看见藏族就打。而且,据说当时奉命去‘平叛’的昌都某独立营,全是‘铁杆’的‘大联指’。营长的外号叫‘歪嘴把’。他公开宣称:‘这下到了我报仇的时候’,所以他简直杀红了眼。”
解放军死的都在“平叛”开始以后。四个藏族女子勒死一名解放军事件确实发生过。其中一名女人后来被枪毙。那天被枪毙的有30多人。多吉1973年去落实政策时,看到县里男人很少,或者被打死,或者被抓。藏族县长也被关起来了。那位“红色喇嘛”和“造总”司令潘海云也被枪毙了。后来确定“被杀的里面基本上都杀错了。”
再说尼木事件。《西藏自治区志》上对此仅有两句描述:“6月13日,尼木县反动尼姑赤木曲珍利用宗教迷信,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致使军宣队22人全部被害。21日,又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20余人。”
而《尼木县志》对这一事件作出总结,话说得比较委婉:“尼木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派性较为严重的地区,所发生的事件较为恶劣影响较大,这和当时党在尼木的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和被少数个别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在‘文化大革命’较为特殊的年代里,在县委机关和各级政权不能很好实现职权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教训是深刻的,尼木的反革命暴乱给西藏(此处疑衍三字)留给了西藏深刻的警示。从中也可以看出治理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把当地的民情社意了解清楚,制定的政策一定要合乎当地的实际。”
民间文献基本与地方志所述一致。当时尼木也是“造总”的天下,两位“造总”领导都是藏族翻身农奴。起初他们也是向县里领导干部造反,但是后来找赤列曲珍占卦以后,性质变了,领导人实际换成有号召力的赤列曲珍,而且有人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他们于6月13日袭击解放军驻地,杀死解放军战士14人,继而围攻县武装部,杀死地方干部多人。21日又杀死积极分子14人。“叛乱分子”的指导思想颇为混乱。领导者赤木曲珍尼姑确实用宗教迷信蛊惑人心。但她将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江青支持我们。
比如县、丁青县事件和上述两县类似,但规模要小一些,也有打死干部、残害解放军事件发生。因此上述四县事件归为一类,事后仍定性为“暴乱”,只是有“扩大化”问题。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则不很清楚,因为都有个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记载:丁青县在3月9日发生反革命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成立“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比如县在7月26日发生“反革命事件”,一小撮坏人组织“白色神军”,打砸抢,袭击驻军。驻军开枪还击。
至于日喀则地区四县事件,可能发生更早一些,后来定性不同。《西藏自治区志》称:“1968年,有人造谣说造反可以吃18克 粮,不交牧业税。南木林县仁堆区一些群众听信谣言,便成立了造反公社等组织。随后谢通门、拉孜、昂仁县的一些区、乡也相应成立了造反组织。在造反过程中,极少数坏人乘机破坏。1969年7月,上述四县出现骚乱活动,基层政权受到冲击。据不完全统计,有25个区和130个乡革委会被夺权,701个互助组和43个正在试办的公社被冲垮;有524名干部被打,其中致残27人,4人被杀害;个别信用社现金被抢,公社集体财产被瓜分。” 这一记述显示,除“极少数人”乘机捣乱外,所述过程完全符合内地的文革中造反和夺权的一般规律。
《谢通门县志》记述:“1969年3月至4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思想、错误路线影响下,派性斗争愈演愈烈,谢通门县的造反组织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夺权’、‘造反’,在‘保卫红色政权’、‘赶走军队’、‘打倒干部’的口号煽动下,几千名受蒙骗的群众围攻党政机关。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这次派性之间的斗争,被定性为‘预谋叛乱’(后根据自治区党委、中共日喀则地委文件精神,给予平反昭雪)。1969年11月至1970年3月,日喀则军区派部队到谢通门县‘平叛’。在这次‘平叛’中有2000多人被关押、管制、集训,一些无辜群众受到牵连伤害。”
从上述官方和民间文献看,当时确有少数犯罪分子行凶,但绝大多数属于翻身农奴和普通农牧民或工人、基层干部,没有原来的贵族阶层参与在内,也没有参加1959年“叛乱”的人参与。尼姑赤木曲珍也出身底层。她的干将绕阿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第二,在上述官方文献中,没有再提这些“叛乱分子”要求西藏独立,而显然主要是个派性斗争问题。所以与1959年事件相提并论,说成是“再叛”是不成立的。
196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当即下达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当时定性“再叛”。据后来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共杀害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138人,伤残者500余人。
1970年2月初在拉萨举行数万人集会的公判大会,公审赤列曲珍等18名“反革命叛乱分子”,并游街押往流沙河刑场处决。之前曾在尼木等地枪决一批,之后多次举行公审大会及公开处决。经法院判决,总共枪毙295人。还有很多人在“平叛”过程中被打死,包括许多无辜群众。当时很多群众因害怕往山上跑。一些被打倒靠边站的汉族干部大声疾呼,叫他们不要跑,解放军会把你们当成叛匪。结果没人相信,这样就打死不少人。文革后这295人每人赔偿200元,后来又给了800元,算是平反。在“平叛”以后又进行了“清查”和“深挖”运动,先后“集训”了4387人。这个数字不一定可靠,例如比如县就集训了8000人,当时全县人口还不到三万人。
当时正值全国性的“一打三反”运动,有“杀一批”的指示,而且很多地方布置要杀几批,中途中止了。西藏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据曾担任调查“再叛”工作组的多吉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100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判了死刑,但是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
但是这一运动的严酷程度难以想象。不少人因恐怖与贫困,逃往印度等周边国家。其中不幸被抓获的,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严惩。“1958年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亲眼见儿子丧命于解放军的枪下。”甚而至于“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同伴格桑强久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了数名解放军,将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被中共盛赞为爱国上层人士的擦珠活佛的一个16岁的外甥,被判刑20年。”
当时把这一事件定为“再叛”。文革后一再降调。1980年7月4日,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纠正1969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提出新的定性,将“再叛”改为“暴乱”,而且在以后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再也不出现“再叛”或“叛乱”等字眼,仿佛当时根本没这样提过一样。1980年还再次改变了日喀则四县事件的定性,说是“暴乱”是错误的,应予全部否定,“造反公社”不是反革命组织。到了1989年,自治区党委又改变了丁青、比如两县事件的性质,不再定为“暴乱”了。

人民公社化

上述文献说有人造谣说造反可以吃18克粮,约合500市斤,应该是原粮。边坝县的反叛者亦有“不交公粮”的号召。也就是说,群众造反,或“暴乱”的部分原因是经济性的,要求吃饱肚子。这事和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立人民公社有关。当时在西藏的观察者写信说:“由于所谓的农奴主早就没有政治地位了,不敢乱说乱动,参与暴乱的完全是贫苦牧民,他们不满的是强制人民公社化,因在水草瘠薄的地方把游牧人强制聚居在一起就只有挨饿。”
实际上,早期的“康巴叛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粮食问题。原来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府仅有十几个人,“解放”后成立各种基层机构,再加上土改、合作化工作队,以及驻扎军队的需要,不断增加作为农业税的公粮数量,并以低价收购剩余的粮食,致使虽然产量增加,农牧民口粮减少。
1964年冬,西藏工委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试办了一个初级农业社,第二年7月改为人民公社。1966年2月7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强调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到1966年底,全区共试办了150个人民公社。1968年12月19日,自治区革委会召开试办人民公社座谈会,提出继续试办和整顿人民公社,并提出在牧区试办。人民公社原则上一乡一社。因为人口稀少,为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制。1970年11月3日,自治区核心小组和农林部核心小组联合向中央报告,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基本具备。12月8日,中央原则上同意西藏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 全区到1970年,共陆续成立了1071个人民公社。1974年10月5日,西藏地区90%以上的乡建立了人民公社,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到1975年底,全区(不包括阿里)1929个乡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6年5月10日,全自治区私营商业全部纳入国营商业轨道。
起初办人民公社的时候还比较稳重,后来很多地区开始超越阶段,追求“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没有考虑到西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特点。 但是在那种地方,据说县委书记开吉普车跑好几天才能跑遍全县,社员到食堂吃饭要骑马去。这不但影响了经济发展,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
随18军进藏的康巴人巴尚(化名)说:“日喀則的谢通门县是在派性斗争中撤销了人民公社。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在西藏並不适合,不应该在西藏建立公社,连合作社都不该搞,而应该是把互助组搞起來,让群众富裕起來以后再说怎么走的问题。都是一阵风,內地搞公社了,西藏这边也跟着推行,却不顾西藏的实际情况。老百姓经济基础和思想准备都沒有,吃了很多苦头。”
成立人民公社这件事,被剥夺的已不是农奴主和上层宗教人士了。“对百姓来讲,借文革之风实现的公社化使政权控制达到从未有过的程度,连社员领一斤酥油,都得先打报告给生产队,再通过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层层手续。社会经济中的个体成分几乎全部被消灭。1966年以前,拉萨有个体小商贩1200余户,到1975年,只剩下67户。扎朗县曾经有三千部农民自家织氆氇的织机,也都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统统割掉。公社化遏制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农牧民的生活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 翻身农奴不愿将翻身所得的土地牛羊变为集体财产,自己不能支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和派性交叉,酿成流血事件。
从农牧民要求吃18克粮而产生民变可知,每年所能得到的青稞肯定远低于此值,也说明,官方所宣布的粮食产量未必可靠。在比如县的扎曲人民公社被评为学大寨的典型,谎报牲畜每年以5%的速度增加。1976到1977年前去蹲点干部发现,“该公社成立时,有牦牛、黄牛、马、绵羊和山羊等共5万头(只),从70年成立公社开始,如果按每年5%递增,那6年大约要增加到6万5千头(只),另外该公社还要种点青稞、萝卜、圆根,还可以挖点虫草、贝母卖给国家,按道理人民的生活不应当有那么困难,但现实情况是,老百姓喝点牛奶、达拉水、奶渣都很困难,经常只能喝点清茶,那么多人外出乞讨!”实际只剩牛羊2.5万头(只),每年递减5%而不是递增。
《昌都地区志》也说:“所开展的‘农业学大寨’以及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挫伤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牧业生产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
对于西藏办人民公社这件事,至今仍有人替其辩护,说在西藏根本没经历过个体农牧业阶段,适宜直接进入集体经济。哪种办农业的形式好,自然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关键是是否实行自愿原则。

种植冬小麦问题

在西藏种植冬小麦也成为西藏党内争执的问题之一,曾作为西藏工作成绩来宣传,但在文革后的总结中,又将过分提倡种植冬小麦作为文革期间工作失误的重点之一。
早在解放军进藏时,作为解决军粮的措施,就开始研究、试行在西藏种植冬小麦,取得一定成果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970年任荣执政后,开始大面积种植,而且取得了高产,于是开始大面积推广,并采取一系列鼓励措施,如提高冬小麦收购价格。与此相应减少了青稞的种植面积。例如昌都地区的1974年冬播面积,冬小麦9万克,青稞仅7万克(1克大致相当于1亩)。 这样就造成青稞总产量减少,藏民吃不到的困难,遭到藏民的普遍不满与抵制。
原因在于,以青稞为原料的糌粑是藏族赖以为生的传统食品,也适合高原的自然环境,且制作简单、便于携带,所以不习惯食用其他谷类。青稞做成的糌粑携带起来可以吃一个月,适合放牧的生活方式。清朝驻防的绿营兵多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人月给青稞一斗,年给米一石。米自食,青稞养妇。” 嫁给汉人后仍食青稞,一家两制。另一方面,由于高原高海拔的自然条件,种出来的小麦韧性和黏性都差,不能制作馒头、包子等食品,有点像高产却难吃的杂交高粱。当时提供品尝的馒头样品都是使用三分之一的高原小麦面粉,混合内地运来的面粉制成,仍然粗硬难于下咽。所以,虽然扩大冬小麦种植面积有利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却受到群众,特别是藏民的抵制。
所以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认为盲目扩种小麦是不尊重藏族习惯。西藏的冬小麦播种面积大幅度减少,以适应藏民对青稞的需要。然而,1990年代以后,冬小麦在西藏开始受到欢迎,播种面积又再次增加。其原因是作物品种的改良,以及随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习惯的改善,小麦逐渐为藏族所接受。
任荣为种植冬小麦辩护。他说:“至于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通过面粉加工、炊具改良、食品制作,以及主食搭配是可以解决的。” 他说得也对,但是文革时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这件事说明,西藏冬小麦的种植本身是个科学和生活习惯问题,提倡和试验种植没有什么错误。问题是将其作为一种政绩来强令执行或者作为两派斗争的话题,都是不可取的。

五、任荣时代

1969年西藏的“平叛”,不仅使“造总”彻底失败,而且连累了军区司令员、革委会主任曾雍雅。这样大的事件,总得有人负责,这个替罪羊就是曾雍雅。何况他还支持“造总”,所以说他和“叛乱”有牵扯。军区司令和“叛乱”有染,也算是文革中的奇闻了,证据也许是边坝的“红色喇嘛”问题。所以他就被边缘化了。1970年11月,中央决定将其调回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1971年2月到沈阳军区报到。
1971年3月,西藏军区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会议,解决西藏问题。在军区向中央写的报告中说“由于主要负责同志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注意毛泽东的民族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和方针路线错误。”4月7日,中央免去曾雍雅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区司令员职务,任命任荣代理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组长,任命陈明义为军区司令员,任命封克达为核心小组副组长,高圣轩、郭锡兰为核心小组成员,任命封克达、高圣轩、郭锡兰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军区的报告在4月11日以中发[71]27号文件下发。
西藏进入任荣统治时代。正如唯色所说:“1967年3月以后,他作为军管会副主任走到西藏文革的前沿,在西藏文革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打败了一个个的对手,如周仁山、曾雍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也是西藏文革的重要人物)、陶长松;也不得不让不少人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如王其梅、阴法唐等。革委会成立不到一年,他指挥军队用严酷的军事手段平息所谓的‘再叛’,并利用这一机会彻底打垮了‘造总’,而后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西藏长达九年的森严统治。”

“清查”和“批清”

“平叛”以后的“清查”和“深挖”基本上是任荣主持的,成为他排斥异己的手段。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各地开始“斗批改”。10月自治区在林芝和松宗两地举办自治区和地市大部分干部参加的学习班,边劳动边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整党等政治运动。一些领导干部再次遭到猛烈的批斗,许多历史上有过疑点但早已澄清的干部又被推上“第一线”,当作阶级敌人斗争,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仅林芝疗养院一处,就有5人不堪折磨,跳河身亡。
这些运动仍然主要指向“造总”派干部和群众。例如1971年5月,任荣在那曲地直机关会上说:“什么‘造反公社’?那些头头双手沾满了鲜血,血债累累。上面推给曾雍雅,下面推给叛匪,中间就那么干净?”于是把“造总”一派的干部都和“叛乱”联系上了。
“造总”被完全压制下去了,但军区内部并不平静。任荣的倒行逆施遭到一些干部的抵制,除去原来支持“造总”一派外,主要是新调来的封克达、高圣轩。封克达是原来四野39军副政委,1970年3月任西藏军区副政委,1971年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自治区党委书记。高圣轩是原来三野29军参谋长,1970年7月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71年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们到西藏来有纠偏、平衡的作用,自然与任荣发生分歧。西藏领导层进入新的两派对峙时期。
双方首先发生的争执是“批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问题。西藏本来是距离这个“五一六”最远、涉及最少的一个省区,但是这个“批清”运动搞得却有声有色。1970年下半年派出两个调查小组,分别常驻北京和派到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调查“五一六”问题。1971年8月22日发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规定了清查“五一六”七个方面的问题。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转入“批林”。但是到了11月任荣又要停止“批林”,要求转入“批清”,被中央制止。1972年3月8日,自治区党委下发《关于以路线斗争为纲,认真开展“批清”运动的通知》,再次要求转入“批清”。而封克达等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搞“批清”。封克达认为,西藏已经搞了“清队”、“一打三反”,阶级阵线已基本清楚。何况在这些运动中,以及1969年的“平叛”中,违反政策严重,有许多落实政策的事要干,不宜搞“批清”。 分歧由此发生并在以后继续扩大。
1972年5月21至6月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21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西藏自治区参加会议的有任荣、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巴桑、热地6人。会后中央将西藏6人留下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指责任荣与林彪集团关系不清。最后以6人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并附上任荣、陈明义的检讨。
1973年3月31日至4月9日,成都军区召开常委扩大会,西藏军区除坚持地方工作的任荣、天宝等几人未参加,军区领导陈明义、孙玉山等八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始终由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陈宏、政委严政主持。参加扩大会议的西藏八人早在此次会议之前,就向成都军区党委写了《西藏军区一年多来批林整风情况报告》,该报告涉及自治区“批林整风”的一些问题,以及文革前期“清队”、“一打三反”和1968、1969年“平叛”打击面宽等问题。后来成都军区决定让参加地方工作的任荣、天宝、封克达、高圣轩、南海及后勤部长孙华到成都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争执,一些人批评任荣。成都军区将情况上报总政,总政主任李德生指示军队开会不要涉及地方的事,争论停止,八人报告撤回。但是任荣、陈明义、天宝作了检查。成都军区的总结报告中肯定了任荣。
在这个远离北京的地方是如何清查“五一六”的呢?他们首先从到西藏串联的学生入手,发现北京来的学生有9个是“五一六分子”,其中3个到过阿里。然后成立专案小组,于1971年6月工作全面铺开。1971年8月,党的核心小组下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提出清查对象包括:帝修反派来的特务、领、代、反、叛、坏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还要“狠批周(仁山)、王(其梅)、范(明)、惠(毅然),狠批达赖、班禅。”
先在拉萨人民医院试点,参加运动的424人,确定重点人物12人,又增加到17人。后来公开处理5人,其中1人被判刑。1971年8月后向面上推广,包括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和格尔木办事处所属机构。在格尔木排出十件大事。除一件是两派都涉及的外,其余九件都是针对格尔木的“造总八司”的。当时格尔木办事处1150人,有327人被审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28人,其中3人是被打死的。
这一时期还发生一起事件。拉萨市公安局有一位干部张学尧,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和撤销副科长职务。文革中不服上诉。他找到一份材料上报中央,说任荣可能在红军长征时杀害过两名红军战士。后来王洪文批示派人调查,证明是名字相近另一人所为。结果这个张学尧在1975年以“坏分子”名义被拘留,1976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1977年1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冯时杰上书事件

1974年初,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各地造反派又活跃起来,对在“清队”和抓“五一六”运动中受到的压制予以反抗,进行翻案活动。在西藏也出现针对任荣的大字报。原“造总”的一些领袖与骨干分子也进行串联,开展合法斗争,首先就“平叛”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冯时杰,湖南人,1957年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1961年毕业后主动要求进藏工作,分配至那曲公安处任预审员。1966年文革开始后,因床头书架上有《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书籍,9月6日又加之“人大漏划右派”、“为犯人说话”罪名,划为“黑五类”而停止工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奋起造反。
1967年3月12日,在部队支持下,那曲地区的“大联指”单方面夺权,成立了地区革委会。其对立派在此时成立了“造总那曲分部”,由丁一德等领导。冯时杰由于被划为“黑五类”未进入勤务组。“造总”坚决反对一派夺权,斗争激烈。被夺权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均站在“造总”一边。但军分区于3月10日宣布戒严,把冯时杰等10人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法办,投入监狱。
1967年4月冯时杰被释放出狱后,作为那曲地区“造总”首席代表参加中央办的学习班。由于中央表态西藏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大联指”方面要求“造总”参加他们的革委会,而“造总”坚持解散现有的革委会另建。经斗争后取得胜利,成立了新的革委会。冯时杰1970年入党后,分配至自治区高级法院工作。1971年10月以“五一六”和“叛乱根子”罪名调回那曲审查。
他始终认定1969年西藏不存在全区性大面积叛乱,而当局谎报军情,武装平叛,“清查”、“深挖叛根”十余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酿成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局面,是完全错误的。他要效法司马迁,实践“五不怕”精神,1974年4月18日直接上书毛泽东中央政治局。此后他多次上书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全国党代会、人大会,请命平反。
冯时杰在给毛泽东的上书中说:“……任荣在这时上窜下跳,谎说西藏有42个县叛乱(全区71个县,还应除去阿里地区的县),极力夸大事实,把叛匪说得越多越好,把叛乱的面积说得越大越好,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把西藏‘革命造反总部’和‘革命造反公社’打成‘叛乱组织’,自下而上地进行‘合法’的残酷的镇压……手段极端毒辣!那曲专区九个县全部被定为叛乱县或预谋叛乱县,真是草木皆兵。造反观点的群众,通通被视为‘叛匪’被赶上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镇压。致使藏族人民怀疑我党一贯政策,有的甚至组织外逃,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低落,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
“在社会上大搞镇压的同时,在机关内部进行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深挖’和‘清查’,矛头直指造反派群众和干部……那曲地直原来共约千名干部,一派的地委在73年下半年一份落实党的政策文件里,也承认触动了‘432名’职工。这样做的结果,搞得机关人人自危,不少汉族同志不想在藏工作,一些出以公心的党员和职工硬着头皮顶逆流,心情十分沉重。部分人屈服于资反路线的压力,跟着错误路线走。”
1974年7月6日冯时杰又与《西藏日报》副总编辑马逸峰等起草,七易其稿,由陶长松、魏治平、丹巴绕杰、刘振忠、杨庭和署名的“万言书”《69年的西藏叛乱和平叛》,复制36份,由新华社记者带到北京、成都呈送毛泽东、政治局委员、成都军区政委,认定1969年西藏根本不存在全区性叛乱,“武装平叛”、“清查、深挖叛根”酿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请命平反。
这些人顶住压力,冒险上书,为无辜受害群众鸣不平。所述观点和文革后中央平反时的结论一致,甚至还没达到结论的高度。虽说他们也是为己说话,但仍难为可贵,当然后来也为此付出代价。

“两个凡是”时代

冯时杰将他的博文题目称为《评西藏是文革和两个凡是时期的重灾区》,将“两个凡是时期”与文革并列。实际上西藏地区的文革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结束的,甚至在三中全会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 11月25日自治区在拉萨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宣传会议精神,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任荣在会上公布了区党委内部的分歧意见,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和高圣轩、封克达三人没有不同意见,实际可不是那么回事。”将清查对象引向封克达、高圣轩等人。
在此时期陶长松这样的造反派头目受到清查并不奇怪。但是军区高级干部封克达也成为主要清查对象就比较罕见了。1977年4月5日区党委成立清查办公室。1977年4月自治区、军区两党委扩大会上,任荣说封克达打击、排挤18军进藏干部,挑拨一些18军干部破口大骂。
此后,两级党委向中央报告,将封克达、陶长松定为“四人帮在西藏的代理人”。1977年5月3日中央批复,4日即将封克达隔离审查,1978年交群众批斗。陶长松以“反毛、诬华、为1969年西藏叛乱翻案”等十多条罪名被关进监狱。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也受到连累。高圣轩被免去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职。李本善被免去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等职。《西藏日报》总编办公室主任马逸峰因参加给中央上书事,在清查初期自杀身亡,仍被定为帮派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给毛泽东上书的冯时杰于1977年11月2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1977年10月24日,任荣在自治区第二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谈到“同‘四人帮’及其那个积极追随者的斗争”时,讲到五个问题。“我们对他看了几年,帮了几年,也斗争了几年。”
在“清查”运动中,先后清查出109人。其中逮捕18人,拘留15人,隔离审查15人,办学习班“说清楚”61人。 这批人直到1980年才恢复自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西藏未能揭批左倾路线,仍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以封克达、陶长松等“帮派体系”为敌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能拨乱反正,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没有普遍开展。
为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书记处于1980年3月14日和15日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任荣、天宝、郭锡兰、巴桑等参加。4月7日,中央政治局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中央调任荣回部队工作,由阴法唐代理自治区第一书记,1980年12月任命阴法唐为第一书记。1980年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等领导人视察西藏,帮助落实座谈会精神。此后,自治区党委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强调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意义,澄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提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复查历次政治运动。直到1985年中央才撤销关于封克达、陶长松案的“五三批复”。一些冤假错案平反也不彻底。
在对文革和“平暴”中错抓、错关、错判及触及的人员,以及受牵连的家属子女或亲友进行复查中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应复查的105724人,已经复查96566人,占95.7%,其中全错或部分错的86000人,错案率达80%以上。” 阴法唐1983年在自治区第三届党代会上也披露:任荣等人统治西藏的14年期间,冤案11万余人,受株连者50余万人。 两数目基本符合。考虑到当时西藏总共180万人,这一比例应是比较惊人的了。
文革后两派问题只能说是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不再以文革形式整人了,实际上还是一派掌权。文革中后期及文革后提拔的藏族高官毫无例外地都是“大联指”的。例如那曲地区“大联指”负责人热地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官至人大副委员长。山南地区“大联指”负责人巴桑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为全国妇联副主席。日喀则地区“大联指”负责人列确任自治区人大主任。他们也算是“造反起家”的,但未像其他省市那样被清理。
西藏地区的文革有很多地方和内地相似,如红卫兵运动、两派分野、“二月镇反”等事件。但是“平叛”一事,因涉及民族、宗教问题,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思想上的创伤很难平复,文革后很多翻身农奴都信了教。说“西藏是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时期的重灾区”是很准确的定性。也有“西藏地区的动荡时间相对内地较短”一说,不知有何根据。 实际上西藏的文革延长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甚至1980年。
作者感谢余汝信先生、郝延政先生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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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西藏军区控制下的西藏文革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7月版)第七十四节。

一、西藏驻军简况

1967年1月至1968年12月,西藏自治区境内军级以上单位1个,即西藏军区。
(一)西藏军区
文革开始至1968年12月前为大军区,隶属军委直接领导。领率机关驻拉萨市,辖昌都、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5个军分区和拉萨警备区 及陆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1967年6月免),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陈明义、赵文进、曾雍雅、王亢、王诚汉、余致泉,副政委王其梅(1967年8月去世)、吕义山、廖步云、任荣,参谋长江潮,政治部主任阴法唐。 1968年12月7日,军委决定西藏军区改为省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月1日,成都军区对西藏军区实施领导。
据官方资料称,“1967年2月,西藏地方党政群团组织在‘文革’的冲击下全部瘫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代行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委的职权,对重要部门实行接管。之后,陆续对全区县以上单位实行军管。4月,西藏军区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干部、战士5823人(其中干部2344人,战士3479人);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干部、战士366人(其中干部340人,战士26人)。”
(二)西藏军区所辖师级部队
1967-1968年,西藏军区辖陆军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三师。
1. 陆军第十一师
1960年10月,军委指示,陆军第十一师调归西藏军区建制。1962年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代号7885部队,辖步兵第三十一团(7886部队)、第三十二团(7887部队)、第三十三团(7888部队)及炮兵第三○五团(1965年9月进藏归建)。1963-1967年担任日喀则地区边防一线守备任务。1964年10月师部、直属队移防至拉萨白定。1968年5月,经军委批准,配置在加查至玉松沿雅鲁藏布江南岸一线地区。师部驻甲格附近地区,步兵第三十一团驻仲沙,三十二团驻加查,三十三团驻阿聋,炮兵第三○五团驻仲达。1967年7月倾向大联指派,后转而倾向造总派。
2. 陆军第五十二师
1962年6月,为适应中印边境斗争形势,正式组建“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负责指挥步兵第一五四团、第一五五团、第一五七团和若干保障分队。1965年5月,军委命令藏字419部队恢复陆军第五十二师番号,师长柴洪泉,政委徐浩。9月,组建五十二师炮兵团,番号为炮兵第三○九团。1966年12月,第一五七团改为第一五六团。1968年5月,经军委批准,配置在工布江达至扎木(波密)地区,师部驻八一新村,步兵第一五四团驻札木,一五五团驻果园新村,一五六团驻帮纳,炮兵第三○九团驻巴河新村。1967-1968年倾向大联指。1969年1月,军委决定,五十二师与五十军一四九师对调防务,五十二师调归五十军建制,一四九师调归西藏军区建制。1969年12月,成都军区指示,第五十二师改称第一四九师,第一四九师改称第五十二师。各团番号也作了互换。
3. 陆军第五十三师
1966年6月,西藏军区为加强机动作战兵力,向军委建议在西藏组建一个步兵师。12月军委批示,同意以步兵第一五三团、三团、四团和原西藏公安总队机关为基础,另增加6,200人扩编成一个步兵师,番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三师”,下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依次称步兵第一五七团、第一五八团、第一五九团、炮兵第三一○团。同时将陆军第五十二师之一五七团改称为一五六团。1968年上半年正式组建,师长孙家贵,政委李传恩,归西藏军区建制领导。1968年5月,经军委批准,第五十三师师部驻拉萨地区(1969年9月移驻日喀则),步兵第一五七团驻白定,一五八团驻拉孜,一五九团驻江孜,炮兵第三一○团驻曲水。

二、1967-1968年西藏文革进程与军队

1967年1月11日,《西藏日报》以重要位置发表拉萨各族人民欢呼上海“一月风暴”的报道。同日晚,由西藏日报社部分职工组成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也相继被夺权。
1月下旬,张国华因病住进西藏军区总医院,经区党委其他书记研究,决定电请中央同意张国华到北京治病。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2月5日,“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大联指)成立。与1966年已成立的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造总)形成对立的西藏两大派。
2月6日, 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称,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2月7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6日电报批语中称,“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2月9日, 数十名首都红卫兵和拉萨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冲进军区大院,继续要求军区领导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提出“打倒张国华”,为时达十多小时。
2月10日,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下来,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军区传达了军委的决定。同日,西藏军区发出《公告》和《给广大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宣布“为了军区机关的稳定,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二月十日起,在军区大院内实行军事戒严”。
2月12日,军委复电西藏军区称:

张国华同志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的,工作积极干劲大,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在进军西藏、六二年自卫反击作战是有功劳的,在批判刘、邓路方面旗帜鲜明,态度明朗,特别是对邓小平的揭发是比较深刻的。
张国华同志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可以揭发、批评,但中央军委认为张国华同志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为了他在军区便于工作,这一点必须向全区指战员说清楚。

2月15日,西藏军区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于今日接管自治区公安厅,建立军管会,并对公安厅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同日,西藏军区还接管了拉萨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
2月17日,拉萨群众组织争相到军区总医院揪斗正在那里治病的王其梅。随后,中央决定王其梅去北京。8月15日,因病情恶化,王其梅在北京逝世,终年53岁。
2月24日,中央文革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称,“中央军委2月12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下图:张国华1966年8月在拉萨集会上讲话。身后是周仁山。)
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示西藏军区,代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权力,对自治区公安厅、拉萨市公安局、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含有线广播站)、西藏日报社、自治区人民银行、邮电局、机要局、档案局、交通厅(含运输局)实行军事接管。自2月26日开始,军区陆续派出1200余名军事代表进驻接管单位开展工作。
2月26日, 西藏军区发布一号公告,宣布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于本日军事接管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报社接管遭到阻挠,《西藏日报》自今日停刊。3月4日,《西藏日报》复刊,刊登了军区一号公告。在接管期间,军区错误地抓了一批人。
3月初,西藏军区成立“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任命军区政治部主任阴法唐为“地办”主任。“地办”吸收任明道(区党委书记)、陈卓(公安厅副厅长)、洛桑慈诚(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多杰才旦(农牧厅厅长)、张再旺(区党委宜传部长)等参加“地办”工作。此后,各地(市)也随之成立了“地办”。3月7日,《西藏日报》刊登军区3月3日发布的通令,规定一切革命群众和组织都要协助军区完成军事接管任务。凡实行军事接管单位的“四大”都要按实行军事接管的原则办事。对本单位以外的组织,不再进行串联。
3月间,西藏军区相继对昌都、阿里两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5月8日,周恩来就西藏军事管制问题批示: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谈定。
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任主任委员,任荣、陈明义任副主任委员,廖步云、阴法唐、陈子植、张鹤田、宋开元、洪流任委员。 (上图:1967年5月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军管会成立。)
5月,中共中央命令,张国华任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兼西藏军区司令员。
6月24日,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发出布告,明确在西藏自治区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建立前,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对全区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同时,各地(市)、各部门也都成立了军管会或派了代表。
8月23日-9月17日,由于报社群众组织之间武斗升级,《西藏日报》被迫于8月23日停刊。直到9月18日,《西藏日报》才重新复刊,但只刊登新华社电讯,没有地方消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才解决。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称:

一、会议听取两派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后,中央认为:造总、大联指均定为群众组织,以便实现大批判、大联合。两派的性质暂不下文字的东西。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牧民进城,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江青等同志讲话和报纸的社论,这些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
三、要防止挑拨离间,挑拨民族关系。
四、报纸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
五、如何做得好,这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还有一点要向造总同志传达的,“专打” 不能定为群众组织,中央认为它是有错误的。

9月18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了西藏任荣、陈明义、张鹤田、苗丕一及周仁山。 周恩来在接见时称,“‘大联指’的广大群众是农奴出身的嘛!他们的革命性还是强的,是你们没有发动他们起来批判你们的缺点错误,不能说他们保。‘专打’这个口号是不恰当的,批判区党委和国华同志在运动初期执行的反动路线是对的,批判区党委的错误是允许的,但它的方向不完全对,以后又转向军区,区党委不能行使职权了,如军区有错,可以提意见批评嘛!你们对报社解决是好的,一直没开枪嘛!”“你们虽然捕人不多,但压了人家,犯了错误,这个责任不在那个组织,是你们负责。两派还都是革命的,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搞大联合。”
10月20日,在自治区军管会参与下,两派群众组织各派三名代表共同组成“自治区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
1968年1月12日,中央文革复电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称,“去年十二月七日电悉。同意你们在军区报刊《高原战士》上公开点名批判大叛徒王其梅的意见。”
2月26日,西藏自治区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次学习班是一个有军队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和地方干部三百多人参加的西藏“三结合”性质的学习班,为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准备。
4月17日,军委办事组对揭发批判周仁山问题作出批示称,“同意对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进行揭发批判。但不要搞武斗。”
5月5日,自治区军管会公布张国华4日三时传达周恩来4日重要指示精神称,“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日前要送上。西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概不超过十五号,应准备和四川同时成立。周仁山不能结合。” 
同日,张国华在北京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班学员代表讲话时称,“当前两派的同志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还有贺龙,还有杨、余、傅,西南还有李井泉、廖志高。西藏是西南的一个地区,一个自治区,李井泉也必须彻底批判,批倒批臭批垮。在西藏有王其梅,历史上还有范明 ,还有惠毅然 ,这是走资派嘛!还有周仁山嘛!也要批倒批臭。周仁山这个人,过去我对他没有看得清楚,虽然那时也发现他有很多错误,但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对他看得也不清楚。但是去年以后,逐步看到他的许多材料,以后证实了调查了,看到他的所作所为,这个人不是好人!历史情况,这个人是国民党,加入国民党是隐瞒的,参加共产党找不到介绍人,他说的几个,湖南的同志(插话:杨大易 ),杨大易同志头次来了,我问过他,他根本没有介绍周仁山入党。历史情况还有很多,你们(指军区负责人)详细介绍一下,我只讲这一点,就这一点就行了。我再讲一点,我原来怀疑他是习仲勋、李维汉、汪锋这些人派他到西藏去的。那时只是怀疑,这个怀疑,现在证实了。就是他们派他到西藏去的!所谓叫接替范明。”“‘造总’在一段时间,对周仁山提出保的口号,这是不了解情况,这个不能怪‘造总’。如果有人要怪‘造总’,我看他就错了。不过‘造总’要吸取教训。……‘造总’是‘造总’,周仁山是周仁山,不能怪‘造总’这是两码事。周仁山是不能结合的,这个意见,中央,总理说过,也提出了意见,现在要狠狠批!要揭要批,要彻底揭,彻底批,要把他那些东西批臭!”
5月7日,张国华在北京接见西藏造总代表时讲话称,“‘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当然西藏不只你们这个组织,你们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有贡献。过去我们是这样看的,但不仅仅是你们,这话要和你们讲清楚。当时区党委决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一月风暴’夺权,这大方向是对的,但不成熟,事后也证明了条件不成熟。军区支持你们夺权,大方向也是对的,但就条件讲,也是不成熟的。军区与‘造总’的关系,本来是好的,军区二月五日支持你们,但那个会开得不好,军区不应退出会场。在那会上群众有过头语言,过头语言不少,还有错误做法,那是不对的。军区对你们提出了是对的,你们应吸取教训。从这以后,你们和军区的关系就紧张了。你们以后又冲击军区,是两次吧!对冲击军区,军区看得过重了这也不好。 (任荣:‘二九’冲军区是看得过重了。)看重了,关系就紧张了,但像你们那样做也不对的。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造总’的同志也要总结一下,对军队那样做也是不好的。这个关系的紧张,从我个人讲,从军区讲,我们有责任,不怪群众,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军区应吸取教训,对部队也要加强教育,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总之,一个不能对准群众,一个不能对准解放军。要对准刘、邓、陶,西南区有李井泉,西藏是周仁山、王其梅。对任明道、郭锡兰也要揭发批判。 惠毅然要坚决斗争。历史上还有范明,两大派联合了,要和军区合作,共向对敌,这样革命委员会就好搞了。”“最后讲一点,任荣同志、阴法唐同志、陈明义同志等,中央都很清楚,这些都是好同志。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是工作上的问题,和周仁山、王其梅有根本区别。听说你们‘造总’对任荣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帮助,但不能当敌人,当成敌人就错了。”
6月6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了西藏军区党委在京常委和地方领导干部苗丕一、杨东生。 周恩来在接见时称,“慕生忠 现在在哪里?国民党本来在西藏不多,范明带进去了一些,然后就多了。要清理阶级队伍。”“‘大联指’占优势,正在不在于给‘大联指’说多少话,没压那么厉害,一直关系好。周仁山一否定,‘造总’在受压,要照顾‘造总’,要向‘造总’做工作,保周仁山有什么好处嘛!”
6月7日,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给张国华打了一个电话,传达周恩来指示称,“特别要指出压‘造总’是不对的,尤其拿周仁山问题压‘造总’更是不对的。不能压一派,支一派;亲一派,疏一派。中央早已决定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同日,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造总”控制的财经大院和大昭寺。部队进驻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6月12日,在京学习的群众组织签订《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6月22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称:   

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代表的帮助下,签订了《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中央文革认为,这个协议很好。希望西藏两大革命群众组织坚决地、完全地贯彻执行,使西藏地区的武斗迅速地停止下来,保证交通、广播电台、邮电、气象、银行和其他生产、商业部门的正常工作,保证《西藏日报》的出版。

8月17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西藏军区师以上干部代表。8月26日晚,周恩来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京接见西藏军区在京常委。周恩来在接见时称,“十一中全会文件李井泉不传达,李大章传达了几句,国华同志还不错,支持了‘造总’。八条、十条,‘九五’讲话,‘九二六’讲话,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林副主席讲话,你们宣传是不够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宣传虽比较好,但大学习、大宣传还很不够。部队是好的,是有功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你们纠缠在派性的争论,你们的政治领导是很差的。”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称: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反对苏修、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它长期受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的残酷统治和英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掠夺,美帝、苏修、蒋匪帮也派遣了许多特务,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勾结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西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各族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迷梦。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9月5日,拉萨召开五万多人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同时成立了拉萨市革委会,主任梁超(拉萨军分区政委)。
11月1日,阿里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刘少雄(阿里军分区政委)
12月7日,军委决定,从1969年1月1日起,西藏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军区,归成都军区领导。司令员曾雍雅,政委任荣。
1969年3月28日,那曲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兴佐(那曲军分区司令员)。3月29日,山南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刘籍甫(山南军分区司令员)。4月6日,昌都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陈琅(昌都军分区司令员)。9月24日,日喀则专区革委会成立,主任赵衍祥(日喀则军分区政委)。至此,西藏5个专区、1个地级市的革委会全部成立,这些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全为现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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