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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〇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5月 30, 2022 7:5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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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5月30日第200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杨 政 从地下读书会到“蒋平”大字报
遭遇“黑八月”
因“家庭出身”而成为“贱民”
耻辱的新身份——社会青年
成为工人但却是其中的另类
1976年清明前后
诞生于特殊时期的“蒋平”诗文
尾声

张远宏 我的“反革命”经历
一、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都得到“不录取通知书”
二、红卫兵来追查“工改兵”是否“兵变”阴谋
三、突遭抓捕两臂差点被捆成残疾
四、人生中一次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
五、原来我们都有“基因”带来的原罪
附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第二○五部队平反公告

争鸣
不 平 吴、李、邱谈“罗瑞卿案”
舒 云 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个人的战略部署

书海泛舟

王三义 读《虔诚与疯狂》
陆伟国 文革中的美籍“人大三红”战士——温纳瑞斯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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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从地下读书会到“蒋平”大字报

杨 政

《昨天》编者按:今天的大、中学生已经几乎无人知道更不能想到,在“毛泽东时代”的20世纪60年代初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面停课之间的四五年里,中考、高考能够升学的决定性条件并非考试成绩与平时的德、智、体表现,而是“家庭出身”。这种远比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更加荒唐、反动的升学制度,竟在“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名义下公然大行其道,已经为全面摧残教育、毁灭文化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奏响了序曲。本篇作者以沉痛的经历留下一段鲜活的历史证言。
作者简介:杨政,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50年代初随父母迁重庆,成为大渡口重庆钢铁公司职工子弟。自1957年开始,因父亲在此前就已被定性为“伪职员”,在子弟小学任教的母亲又被打成“右派”,还是小学生的杨政就彻底沦为“贱民”,自幼饱受社会歧视、屈辱和失学之苦,干过高压输电工和多种杂活。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才得以考上大学,毕业后在高校任教。(上图:作者近年在彼得堡皇村普希金塑像前留影。)

遭遇“黑八月”

1965年夏天,我从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高中毕业。一些任课教师和同学都认为,我的一条腿已经跨进了高等学府,我也这样认为——因为在5月里,我已参加了提前招生的四川美术学院的术科考试。几周后,课间操时,班上有同学在教室大声宣布,说我的预备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学校,我们班已经产生了半个大学生!同学们蜂拥而上,要我请客——至少要买五六斤李子吧。我极力抑制住喜悦的心情,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录取通知书真的送到我手中,一定请客。我一点不着急,考美院并非我的首选,我心中的理想是大学中文系。美院考试提前进行,与它们并不冲突,我只把它当作高考的热身和“餐前甜点心”。
但不知为什么,这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却石沉大海,没有现身。我一点也不懊恼,坚信自己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6月下旬,我们开始填报高考志愿表。志愿表分表一(重点高校)表二(一般高校),各填6个学校。我自信满满,根本不考虑二表。我对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充满了敬意,将武汉大学放在表一第一个位置,有同学和老师劝我换成北京大学,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表二第一栏,我填上了西南师范学院,后边随便拉扯上几个学校充数。
考试还算顺利,语文(一)文科、工科、理科同卷,是一篇作文,题目是“谈革命与学习”与“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二选一。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这篇作文,我们平时做过,语文老师张汝航一贯喜欢我的作文,把它作为范文在班上评讲过,还精心辅导我修改过。所以,考场上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背诵默写。半小时刚到,我就完美完卷,检查数遍,感觉无一个错别字,无一个错误的标点,才提前交卷。语文(二)全是古文,从初中一年级开始,父亲便教我阅读背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我对古文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几乎能背诵所有学过的诗文,故考试发挥很好,其他各科也还顺利。
剩下的事,就是愉快地度过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我就可以打点行装,离开故乡亲人,去过人人羡慕的大学生活了。
1965年8月26日,那是我今生永远也忘不了的阴暗日子,我从天堂莫名其妙地坠入了地狱。
午饭后,同班同学石钟林急匆匆赶来,痛苦地告诉我:“没指望了,我们都落榜了。”
“你胡说些什么啊!我也会落榜?”
“今年的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根据什么?”
“报上都登出来了。”
我飞快跑去李子林邮局,在一长排报栏上挨个寻找那条致命的消息。消息明确无误,就在第4版上,一块小豆腐干。“我的录取通知书去哪儿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去哪儿了?”我疯狂地追问自己,就像滑铁卢惨败的拿破仑。
后来我得知,班上(包括全年级)得到录取通知书的,不但没有一个是公认的高材生,而且都是平时成绩平平甚至每学期补考的。有人数学仅做了第一题(6分),有人数学交了白卷,有女生肚子里揣着不知父亲是谁的小孩,但他们都是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女;而班上的高材生则全军覆没,无一上榜,而原因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
残酷的现实给了我这个17岁的青年闷头一棒:在社会主义中国,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高考是考父母,而非考生本人。
深夜,我独自坐在山岗上,脚下躺着灯火辉煌的重庆钢铁公司炼钢厂房,浓烟滚滚的烟囱,不知疲倦嘶吼的机车。稍远处,是朦朦胧胧的、壮阔的长江……我满脸泪水,任凭夜风狂吹。
这就是我遭遇的1965年“黑八月”。

因“家庭出身”而成为“贱民”

1947年9月5日,我出生在成都的四川省立妇婴保健院。当时,我父母都任职于四川省财政厅。父亲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母亲念过师范与财会学校,两个舅舅也分别念过中央政大与四川大学。长辈亲友中无人会相信我长大后会上不了大学。
1949年下半年,内战炽烈。财政厅将随整个国民政府迁往台湾。母亲怀着小弟弟,不能随父亲前往,父亲为了家庭,也放弃了去台。11月,父母亲携带我和姐姐,以及腹中的小弟弟返回母亲的故乡四川武胜,躲避战火。不料飞蛾投火,正好赶上了野蛮血腥的土地改革。
外公有几亩薄田,但他钟情于自己开办的私塾,将土地租给邻居耕种,被划为地主——剥削阶级。新政权的民兵将他抓去,逼他减租退押,家里没有钱,就严刑拷打。最终,我父母把成都带回的衣物首饰交出去,才勉强放人回家。但此后,却难逃审判斗争,在交出自家的土地、房屋之后,外公也被折磨致死。
父母匆忙逃离乡下,去重庆找工作,考入西南工业部一零一厂,即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前身之一。
1953年9月,我进小学读书,由于在乡下小学念过一段时间书,加上自己特别喜欢读书,故学习成绩很好,深得老师喜欢。不久,母亲也调往重钢子弟小学任教。
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我母亲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押往重庆九龙坡岔路口农场监管劳改。理由简单明了:地主家的大小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力的伪职员,作为教师,偏爱工程师的子女,仇视钢铁工人子女。不然,为何前者成绩优秀后者成绩糟糕?
从此,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逆转,由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小右派。我本是学校和村段最守规矩的孩子,从不说脏话,不打架,不偷东西,但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却无缘无故把我叫去办公室训斥,村段的段委员和户籍将我视为坏小子,工人邻居视我为最危险的细菌和病毒,招呼自家的小孩不得靠近我。每到新学期注册报到,那是我最痛苦和屈辱的日子,注册表上有一栏是家庭成分,我羞红着脸,在旁人针尖似的目光下,战战兢兢地填上伪职员和右派分子,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同学和老师并未歧视我。
1959年7月,我小学毕业,参加升学考试。班上好几个学习成绩平平的工人子弟保送去市重点中学,我以语文数学双科100分的优异成绩,勉强被大跃进中新开办的马王场初级中学录取。初中3年,我的学习成绩依然是全班第一。初二“教育大跃进”时,我在九龙坡区的全科(政治、语文、代数、几何、物理、动物学、历史、地理)统考中,都是满分,几乎所有任课教师都喜欢我,但阶级立场坚定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赵席儒、初三时的班主任任光旭,却因我母亲是右派而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从精神上打压我,迫害我,称我是小右派和白专典型。
1962年7月,我初中毕业。那一年,中国大陆刚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有些地方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招生基本上看学生本人的德智体表现。然而,在我就读的马王场初级中学,却不是这样。我信心十足而轻松地参加了中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4课成绩优异,却没享受到这千载难逢的礼遇,重点中学拒收我这个“右派分子的儿子”,我被勉强录进一所极为普通的中学——重庆第三十七中学。而同班成绩糟糕却“出身好”的班长、共青团支部书记,则被保送到市重点中学——重庆第三中学(即南开中学)。在三中,他成了全校的模范共青团员和标兵,原因是他原来每学期补考5科,经“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只补考3科了。
就在我们入学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中国极左路线的进军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和指路标,同时也敲响了我们“家庭出身不好”学生的丧钟。然而,对于我这个15岁的少年来说,哪能懂得这些呢?我依稀记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几乎是学校政治课的全部内容。9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激情满怀地鼓励我们新生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考上北大、清华,为母校争光。可不到一个月,书记讲话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政治挂帅,大批“白专道路”。进校时,班干部和各科科代表都是由升学成绩优秀的同学担任,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我也先后担任过化学、数学、语文科代表。但很快,我们便被粗暴地踢下台,改由“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接任。这之前,他们在学习上十分压抑,自惭形秽。如今,他们认为有了学校党支部、团总支,以及党中央毛主席撑腰,一个个扬眉吐气,得意忘形,天天读报,唱革命歌曲,声调激昂高亢,仿佛每个音符,每个文字都在为他们壮阳提气。那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是后来在文革中因涉嫌“林彪集团”一案而身败名裂的御用音乐家李劫夫谱写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李郁文作词、王双印作曲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电影则是《夺印》《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等,都是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工具。关于“红与专”的讨论更是名目张胆地声称:学生应当红在前,专在后,红透才能专深。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也傲气十足地插足教育,大谈尽管没有“专”可能造不出飞机(其潜台词是造不出还可以租,可以买),但有“专”无“红”,则会把造出的飞机飞到台湾去叛国投敌,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对学校教育政治挂帅、家庭出身至上的鲜明定调和指导。此后,班主任(一般由政治上可靠的教师担任)、团支部甚至派“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对一监视我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随时向领导汇报我们的思想和行踪。他们擦擦黑板,做几次清洁(即便每学期补考三四科),就可以入团(大家都明白,这是升学的敲门砖),而“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无论怎样积极争取,无论写多少次入团申请书,都被拒之门外。理由只有一个:对反动家庭反动父母认识不深刻。当然,当局也会树立极个别典型,证明他们推行的阶级路线绝非“唯成分论”。重庆第二十中学一位反动家庭出身的女生,在农村挑粪时故意跌跤,然后跪在地上用双手把臭熏熏的粪便(她说比玫瑰还香)捧回粪桶。于是,她成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具有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叛逆者,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为“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树立了生动形象的典型(此人现居美国)。同校另一位家庭出身大资本家的女生,高中毕业前夕居然放弃高考,自愿下乡务农,并嫁给一位老贫农,则成了重庆的董加耕,入团、入党、光荣事迹登报,被包装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同学的学习楷模。但这种典型不宜多树,我班一位出身资本家的女生,为了入团,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系,拒绝家里的学费书籍费和伙食费,拿着斧头追杀“可恶的吸血鬼、寄生虫”父亲,追杀了几条大街,仍被共青团坚决拒之门外。
值得庆幸的是,多数教师并未严格认真执行“阶级路线”,他们出于自己教师职业的本性以及对知识的尊重(不少教师自己就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出于个人的良知,对我们这些政治上受歧视,但学习努力成绩优秀的学生并无歧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坚信执政党和政府公开宣称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无法选择,重在本人表现”的高调——事实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绝大多数,不也都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吗?
严酷的政治形势,实际上已粗暴地切断了我们上大学之路,但我年少幼稚,坚定不移地相信英明伟大的党和毛主席,相信党的阶级路线“重在表现”的承诺。我在思想品行,学习成绩和体育锻炼诸方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力争最好,以为这样就会得到党和毛主席的青睐,即使上不了北大、清华,总会扔一根骨头给我,录取我进一所普通大学吧。但事实证明,我想要一根骨头,竟也成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因为学校对毕业生早就根据家庭出身鲜明地排队划线:革命干部出身的——保送进重点大学;工人、贫下中农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优先录取;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如城市贫民、职员、医生)出身的——按正常条件录取;“剥削阶级家庭”(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出身的——不予录取。后来在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派抄出的黑材料上,我班有5名同学名列绝对不录取名单,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母亲是右派分子,父亲又是国民党省政府专员(其实是技术职称,若系行政职务的县长、专员,早就被镇压了),我本人又是典型“白专”,上了“绝对不录取”的黑名单,不但不能升学,也不会分配正式工作。(右图:作者青年时代与父母。)
1963年夏天,姐姐的升学命运给我敲响了警钟,只是我太相信官方的宣传,决不相信落榜之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姐姐从上小学起,就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现在高中毕业,她同时报考了师范院校和艺术院校,在顺利通过了艺术院校的初试后,所有老师和同学都认为她一只脚已跨进了大学校门,班主任家访时明确告诉我父母,姐姐术科考试已经过关。可等到8月下旬,她却得到了一份特别的通知书——不录取通知书。后代读者即便具有牛顿、爱因斯坦的智商,屈原、李白的想象力,也决不可能想象出不录取还有一份通知书吧?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当时,《重庆日报》整版整版地将新科进士们——被录取的幸运儿的姓名无一遗漏地排列上报——所谓金榜题名,而对于本该录取而野蛮无理地剥夺其上大学资格的可怜虫,却故意给你送来一份粉红色的不录取通知书(红灯,即是禁止通行),那是对人格的侮辱,对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羞辱。
1964年,一直朝左狂奔的大中学招生列车已无法控制,家庭出身不合格的学生完全被排斥在高一级学校校门之外,沦为农民、知青和不予安排正式工作的“社会青年”。1965年更是甚嚣尘上。此时,能够堵塞的漏洞全被堵上,几乎没有一条漏网之鱼了。1965年高考升学率不算低,接近百分之五十,即两个高中毕业生之中就有一个被录取。而且,录取分数线非常之低(据传一般高校总平均分数为20分)。究其原因,就是专为那些家庭出身红的、高考成绩又很糟糕的考生大开方便之门,故落榜最多的就是成绩优秀但家庭出身不红的考生,这是何等的荒谬,何等的霸道,何等的无耻!
我是1965年“黑八月”的真正受害者,其心灵遭受的创伤,终身难以愈合。没有亲身经历和煎熬,是难以理解,难以相信的。但这也是我真正认识社会的第一步,是走向人生成熟的第一步。
“黑八月”向我展示出了中国社会——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大的弊端——缺乏公平和正义,人分几等,血统决定一切!这与书籍、报纸、广播、街头标语、领袖讲话,与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淋淋的现实,偶像在我心中可怕地、无声地坍塌了。

耻辱的新身份——社会青年

1965年夏天,班主任张玉琪(中共党员,政治教师)给我的毕业鉴定是:希望你今后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希望你今后热爱党,希望你今后热爱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希望你今后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失去了再做学生的资格,脖子被套上了新的枷锁——社会青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个最恶毒的贬义词,即指无权升学读书,又不愿响应号召“上山下乡”,赖在城市,没有正式职业的社会弃儿。
一时间,学校和“落榜生”的父母单位,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村段“居民委员”联合起来,打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即强制性地动员刚落榜的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说得好听一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际上则是发配农村劳动改造。
班主任张玉琪带领大渡口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一大群干部涌来我家,动员我下乡,并用我在毕业生大会上的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坚决去农村”作为我的“承诺”要挟我。我坦然答道,我的豪言壮语的前提是:如果我“考不上大学”……他们狞笑道:“你是没考上大学啊!”我正言答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没考上?国家录取大学生,不是明确说按德智体标准吗?我顺利通过体检,有考试资格,证明我体育合格;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没有打架,骂人,偷东西,损坏公物,没受过任何处分,每学期品行都是优,这证明我的品德合格;至于我的智,可以查我的高考试卷,如果我的分数低于被录取者,我立马打起背包就出发!”
他们被镇住了:“怎么可以查高考分数呢,从无此规矩。”
我正言答道:“那怎么证明我没考上呢?”
当时,强迫动员落榜生下乡,就像“抓壮丁”一样搞得到处风声鹤唳,但我凭自己严谨的逻辑推理,而非三寸不烂之舌,战胜了盛气凌人的国家专职工作干部,理直气壮地争取到了自己留城的权利。
这之前,一部分“家庭出身好”而成绩实在太差的落榜同学基本上都分配到了国家正式单位——工厂、机关,乃至学校,而零零星星留给“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则多是受人鄙夷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比如扎帚帕(拖把)、补锅或其他街道工业。而少数如我等上了“绝对不录取名单”的应届毕业生,则连被人瞧不起的低贱工作也不分配。同班同学肖景贤,是班上公认的数学脑袋和物理高材生,因其父是重钢第一号大右派,也上了“绝对不录取”名单,没有工作,只能被迫去当开山放炮的石匠(临时工)。他有一次无意间在人事科翻看到了花名册,石匠们的家庭成分令他心惊肉跳:历史反革命,工商业兼地主,烟毒犯,国民党伪军官(现居台湾),宪兵,右派,伪县长,国民党伪专员,反动文人……但他们本人历史却像白菜煮豆腐——一清二白……当然也有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石匠,但其本人则多曾犯有杀人罪、强奸罪、盗窃罪、流氓罪、抢劫罪、诈骗罪、现行反革命罪……经劳改或劳教后释放。
当时,一家人子女中有兄弟姊妹三五个的司空见惯,因而,1965年“黑八月”的受害者每个家庭分摊到两三个的也并不在少数。
我们这类劫后余生留下来的“顽固分子”被街道强制绑架,美其名曰青年劳动讲习所,除了组织政治学习,更多的则是参加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如锤石子修公路,挖地基修建厂房,打防空洞,检修高炉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白干,都是义务,劳动报酬全被街道办事处的党政干部侵吞了,但我们社青必须默默地无奈地忍受着,为的是等待分配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即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正式固定的工作,而小小街道办事处的书记和主任则牢牢掌控着我们每位社青的生杀大权。
我虽然被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但一股不服输的锐气,一股对高考招生不公正的抗议之怨气在内心深处激荡。同时,因从小所受的教育,我对“党和毛主席”依然保持着纯朴的爱戴和信任。我把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归罪于学校,故决定发奋自修,争取参加1966年的高考,以更高的分数,更好的成绩,打动招办的干部,打动党和毛主席,我坚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优秀而忠实的人才,而我就是党和国家最需要的接班人。
我设法找齐了北大中文系的教材,以及历史系、哲学系的部分教材,不分昼夜苦读。我还自修了高等数学和理论物理。此外,便是狂读中外文学名著,我崇拜鲁迅的彻底批判笔法以及《静静的顿河》的宏大叙事,托尔斯泰入木三分的心理描绘,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出内心深处的爱与恨。夜深人静,便冒着危险偷偷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保持和培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左图为作者70年代初留影。)
1965年底新成立的大渡口工业区,为了发展“党的教育事业”,特招了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充实小学师资。其主要来源于重庆市两所中学;一所是重庆市第三中学(因其是重庆市重点中学,故几乎全是高才生);一所是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大渡口唯一的一所完中,显然是为了照顾本土。
毕业于重庆三中的陈奎德、张裕勋等也得到聘书,但陈奎德毅然拒绝,后被分配去重钢公司綦江铁矿看管传送皮带,没干几天,也弃职而去。高考落榜使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从梦中彻底醒悟。他脸色苍白,枯瘦如柴(绰号排骨),蓄一头鲁滨逊式的长发,像浮士德博士般闭门攻读、思索。约4平米的狭小房间勉强容下一张方木饭桌,借壁扶摇而上的书架上,摆满大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外语教科书和其他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的政治、历史、科学、文学著作。幽暗的墙上挂着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后改换为爱因斯坦的碳粉肖像画),画像两边挂了一幅惊世骇俗的对联:安得驱骥镇万里,踏平天下众坎坷。字画皆出于他本人之手。
刚落榜时,他就愤然给远在北大化学系念书的三姐写了一封长达27页的悲愤书,抒发对极端无耻的不公平的高考制度的愤慨与抗议。此信道出了惨遭阶级路线和血统论戕害和侮辱的1965级(四川当时以毕业年限称大、中学生的年级,其他地方有的称届不称级)高中毕业生的心声。北大党委查获此信后,经组织手续转回重庆陈奎德所在新山村街道办事处。次年文革爆发,曾向一些同学朋友传阅过此信底稿的张裕勋,为此曾被关押揪斗。
1966年文革爆发,出身“黑五类”的1965级落榜生们的家庭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抄家,我父母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毒打、批斗。我学生时代的课本、书籍、日记、笔记、奖状、毕业证、照片、明信片、节日贺卡等,也被当作反动材料或当场焚烧,或送往公安局存档。其后,群众造反运动风起云涌,各级党政机构相继瘫痪。陈奎德早已看破这场闹剧,继续我行我素,闭门不出,在书山学海中神游逍遥。我则天真地组织社青进行革命造反,与重大、北京南下学生串联,被街道办事处打成“反革命”,溃不成军,臭不可闻。街道办事处把我档案中涉及家庭“丑恶历史”的内容抄成大字报公布,贴上大街,我本人最大的罪行就是高中毕业后拒不下乡。一夜之间,我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在社会上无地自容,但我绝不低头屈服。

成为工人但却是其中的另类

1967年“一月风暴”,革命造反派夺权,筹建“新生红色政权”,抓革命促生产。在这重新洗牌之际,我与陈奎德等才有机会分配正式工作。我们被分配到冶金部第十八冶金建设公司机电公司电气安装队工作,但阶级路线和血统论依然如故,分配工种时,我这个高中毕业生被分到外线班爬电杆,陈奎德是抡大锤的铆工,而另外的仅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工人子弟却分配到仪表班和测量班。
我的社会身份变化,促成了我更加努力学习,不是为了今后获得机会——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谈何机会?我奋发读书只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外线班常年出没荒山野岭,我背一大包书,一把小提琴,一把柳叶刀走天涯。走到哪,学到哪。我广交朋友,主要是1965级因家庭原因落榜的有为青年,如邓帮元、黄树荣、张渝林等。
我与陈奎德既是“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也是它的抗议者和批判者,经历了1965年“黑八月”的屈辱之后,我们并未灰心、绝望、沉沦,而是发誓与所谓“考”进大学的同龄人竞争,刻苦自修大学课程,除了中文、历史、哲学,他还重点自修了数学、物理和英语。当时,学英语要冒杀头之罪,没有课本,没有录音设备,更不可能找到教师,只能悄悄收听敌台——美国之音的教学节目《英语900句》,而美国之音的时事节目——国际新闻和时事经纬则是学英语的副产品,它使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坛的真相,权力内斗的丑恶,从而激发起我们更加关注社会、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兴趣和雄心。
1967年夏天,重庆武斗升级,许多企业生产瘫痪。我们趁机北上旅游逍遥,去成都、北京躲避战火,游览祖国名胜古迹,心怀远大,志向高远。
我们喜欢读书,交流论辩,郊游野餐,欣赏古典音乐、拉小提琴、摄影、打篮球、游泳、练武术,尤喜纵论时局,关心天下大事。主要聚会地点一是在我家——渝钢村,一是在陈奎德家——新山村。加工场职工单身宿舍建好后,我们在顶楼尽头占了一间,上班时便时常躲进小楼成一统,秘密聚会,后张裕勋(绰号张狗)也加入我们的圈子。尽管我们对现实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陈奎德彻底否定现实的观点并不为我们全盘接受。我们胆战心惊地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层层剥去当局的伪装,苦苦探寻中国的出路。窗外风云变幻:文攻武卫,三忠于四无限,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评法批儒批《水浒》,知青上山下乡……一切与我们毫不相关,我们在那场大动乱中是典型的逍遥派,对现实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批判精神。
“一打三反”时,张裕勋再次被军代表通缉,躲进加工场的单身宿舍避难。一天深夜,他出门上厕所,不料风把门关上。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像《铁道游击队》中刘洪飞车搞机枪般冒着被摔死的危险从窗框翻回寝室,不然,天亮后被军代表发现,人赃俱获,或许会成为全国一桩大案。
1971年“9·13”事件,让我们终于醒悟,但危险性则随之不断扩大增强。我们经常在更深夜静时去荒郊野外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国际新闻与时事经纬,海量阅读内部书刊。一次,我们偷听敌台被揭发,邓帮元和张渝林被关进九宫庙派出所。我们赶紧把书籍笔记文字等“犯罪材料”安全转移去朋友家中。(下图:1972年元旦留影,前排左起陈奎德、黄树荣、邓帮元;后排左起:张渝林、杨政。)
1973年,我们在宿舍议论“火箭干部”王洪文,被人告密,单位把陈奎德视为不受信任的人。当时,十八冶创办子弟中学高中班,陈被调去十八冶第二子弟中学担任英语教师。1974年1月,在陈奎德的推荐下,我也由外线班调入该校任语文教员,后邓帮元又调入十八冶第一子弟中学任体育教师。学校的前身是大渡口区民办中学,不少教师都是文革前几年高考制度的牺牲品。
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应当是重庆市最好的,我们也都是最负责任最有上进心和最优秀的教师,尽管学生是全重庆市最差的——由于十八冶是流动单位,父母辗转全国各地工作,学生都是本单位职工子女,无人看管,他们进高中时有过象征性的考试,政治、语文、数学三科成绩总分基本在50分以下,几乎都是后来刘心武那篇有名的小说《班主任》中的宋宝琦和谢惠敏那样的角色。我当班主任时,常常面对学生的火药枪和匕首。
学校还招聘有几个代课教师,其中的病退知青肖洪友(英语)和魏晓云(政治)很快融入到我们的小圈子中。有了学校这个理想的平台(单身宿舍和宽敞的教室),加上张裕勋所在的重钢第二子弟中学,我们的聚会就像明末东林书院的那些学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勤奋读书,深入思考,且追求生活情趣,努力提高科学、哲学、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音乐、美术)修养,喜爱体育运动和旅游,逐渐汇集成一个以高65级中学生为核心的小群体,我们私下批判中国的黑暗现实,努力探索中国的未来。如今看来,应是当时中国若干地下青年思想沙龙之一。
1974年暑假,我和陈奎德、肖洪友策划去川西游玩,登峨嵋,踏青城,游乐山,纵情都江堰和新都。我们戏称“国民议会”,“总统”轮流执政,由扑克牌决定顺序,高唱《马赛曲》,迎着狂风暴雨,勇敢攀登。
次年暑假,我与志同道合的女友韩清秀旅行结婚,游历江南(半个中国),更激发起大家的旅游兴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们的抱负和理想。
1975年年底,大家聚在一起,戏称太白旅行社,成员12人。除了前边言及的陈奎德、张裕勋、邓帮元、黄树荣、张渝林、肖洪友、魏晓云和我之外,加上我的新婚妻子韩清秀,以及比我们年长几岁的陈麒兰大姐等。陈姐是大渡口一个拥有800女职工的集体单位的干部,中共党员,但她思想开放,喜欢读书,崇仰鉴湖女侠秋瑾。她声称,倘若我们遭到逮捕,她会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挺身而出,证明我们的正直与清白。为了不牵连她,政治活动我们不会让她参加。太白旅行社的宗旨是旅游,每人每月按时存入5元,3个月后总数就是180元,可供一人周游半个中国。每月发薪后第一周全体聚会(平时不限),交款交流。利息则在新年聚会时购买小礼品。平时,我们经常外出郊游,如华岩寺、南山、南温泉、缙云山、长江边等,组织各种有趣的活动,逐渐形成以我们几人为核心班底,包括十八冶、重钢的一些青年朋友的地下读书小组。
此时,十八冶第二子弟中学的物理教师文德贵也不时参与我们的活动。他与我、陈奎德、张裕勋同为高65级毕业生,但家庭成分为城市贫民,故录取到东北工学院。文德贵的思想与我们同出一辙,但心高气傲,言辞尖刻,故未邀他加入太白旅行社。调入十八冶第一子弟中学任音乐教师的谢幼田也成为我们志趣相同的朋友。(右图:作者与谢幼田〔右〕近年合影。)
谢幼田,四川富顺人氏,祖父谢持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核心成员,1939年在成都病故。谢幼田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谢颇具音乐天赋,中学毕业后进重庆市歌舞团,1957年因“思想反动”被逐出歌舞团,下放重钢当工人,后转入十八冶当维护电工。文革爆发,他是狂热的造反派,后曾任“反到底”派文艺宣传队指挥,被对立派“八一五”抓去重大,打掉满口牙,捡回一条性命,后在陈奎德影响下,放弃派性,转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此来深入探讨中国的现实政治。谢从广州带回李一哲大字报抄件,我们深受启发。
1975年,中国政坛风云诡异,不仅批林批周,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也再遭批判,我们预感到中国将出现重大变化,加紧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张裕勋在北京的亲戚拥有一张特殊购书卡,可在内部书店购买内部读物,通过这条渠道,我们阅读了大量深刻、敏感的政治、历史、哲学、科学、宗教、文学作品,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戴维·哈尔伯斯坦的《出类拔萃之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权力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和《小逻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基督教神父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你到底要什么》等。同时,我们也借政治运动的掩护,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儒法斗争,如学习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孔孟老庄和韩非子的作品。
我们这个地下读书会,便是后来“蒋平”的基本班底。

1976年清明前后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们人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溘然长逝。长期以来,相比于暴虐的毛而言,周的温和形象在普通群众心目中更为真切亲近,借他压毛,不失为一种抒发对现实不满的高明做法。尽管我们对周保持着高度的清醒认识,仍与大众一样出牌。
我们组织十八冶二子中的师生,用粗硬的钢条扎了几个大花圈,人人佩戴上小白花,抬着花圈去曾家岩“周公馆”(抗战时期周恩来曾常住的地方)表示悼念。虽有警察拦阻,但他们只是装装样子,应付上司,并未认真。
之后,我们一群人渡过长江,登上南岸黄山。铅云低垂,阴风惨惨,我们对着薄雾蒙蒙的山城,飘动惊悸的长江,祭奠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家抖出周恩来的历史,揭示其虚伪、卑劣和可怜,展开对毛夫妇的尖锐批判,为国家、民族的前景忧思忡忡。
周尸骨未寒,毛即在全国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虽未直接点名,但报上出现了鲜明的暗示:党内在任的最大的走资派(暗指邓小平)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暗含周恩来)的扶植下,大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案,公开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下图:一行好友不顾禁令自发前往曾家岩纪念馆悼念周恩来后在人民大礼堂前留影。)
2月9日,谢幼田为解一时之愤,悄悄写了一张简短的大字报,标目是“警惕那些野心家、阴谋家阴谋篡权”,落款是“一工人”。他带上几个本校女学生,把大字报悄悄张贴在解放碑闹市区。
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全国最早的一张反江青集团大字报。
3月底至4月初,通过张裕勋的亲戚,我们了解到南京、北京的群众骚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4月5日(清明节)深夜,我们通过美国之音知道了当天夜里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流血事件。大家充满悲愤,从陈奎德家涌往工人大楼背后、距离大渡口看守所不远的荒郊野外,纵声控诉毛的罪行,吟诗赋词,陈奎德一首七律最有代表性。我们拧开电筒,看着诗稿,一起朗诵:

五四狂魂四五飘,清明祭祀闷雷哮。
白花滚滚掀天浪,哀曲声声动地潮。
英魂招狮长梦醒,杜鹃啼血秃鸦嚎。
遥思北炬千山阻,恨不飞身化巨飚。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此消息告诉谢幼田。谢激动得当天下午便去李子林十八冶办公大楼将此事写成大字报,学此前公开贴出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的重钢技术员白智清,签上真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大字报张贴在办公大楼大门。
7日晚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相当于如今的央视新闻联播)中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播出了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所写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文中宣称:“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当晚,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城。
第二天一早,公安局尚未作出反应,而嗅觉敏锐的十八冶工人民兵(不少是文革武斗中谢幼田的对立派)开一辆大卡车,全副武装地直扑荒沟十八冶第一子弟中学,抓捕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幼田,打算押往解放碑游街示众,那样很可能谢会被乱拳乱棍打死。
早上8点过,谢幼田正在三楼教师办公室备课,一群彪形大汉手执棍棒,一拥而入,一边大骂谢是现行反革命,一边把谢从藤椅上掀将下来,反扭双手,拖着轰隆隆下楼。体育教师邓帮元看见,急中生智,跑去校门口传达室,叫执勤校工拉铃提前下课。老工人眼见谢老师就要被抓走,便拉响了下课铃,学生一窝蜂涌往操场。邓老师怂恿高中部的“天棒槌”(重庆方言,指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子)们手执匕首、菜刀、火药枪,把前来抓捕谢老师的暴徒团团围住,拼死救出谢老师。暴徒无奈,大骂着去搬救兵。我们得知消息,立即组织了十来个朋友带上武术刀、棍棒,火速赶往一子中。等了整整一个下午,暴徒没敢再来,但公安局通缉令已出,形势危急。
陈奎德、邓帮元等在学生的帮助下,趁夜色带谢幼田躲往偏僻的大渡口马王场——重钢二子中教师刘兹捷家,刘父刘盛亚曾是四川知名作家,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60年代惨死在劳改营。
我们连夜把太白旅行社的基金与粮票送去。两周后,风声稍缓,谢设法逃出重庆,人不知鬼不觉地亡命天涯,藏在浙江普陀山避难。
我听说4月7日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后,在城里文化宫大门外有人贴出了手抄的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以抗议中央对天安门“四五运动”的镇压。我专门去了一趟,亲眼看见了文化宫大门外墙上还没被撕毁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不是大字报,是在几页裁成普通稿笺纸大小的纸上抄写的小字报。听说当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文章或标语。

诞生于特殊时期的“蒋平”诗文

此时,邓小平成了天安门事件的“黑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甚嚣尘上,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到处在抓人,追查“政治谣言”……
7月6日,开国元帅朱德不明不白去世。伴随着政治狂飙飞卷,一系列大地震也接踵而来:5月29日,云南龙陵先后爆发7.3、7.4级强烈地震;7月28日,唐山爆发7.8级特大地震,死亡20多万。8月26日,川西松藩、平武爆发6.9、7.2强烈地震,联系到年初3月8日的吉林陨石雨,可谓是天柱撕裂,地动山摇,天怒人怨,民心惶惶。
我们按捺不住,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与陈奎德、张裕勋、肖洪友秘密商定,抓紧暑假时机,去重庆市图书馆历史资料馆收集资料,撰写一篇讨毛檄文,暂名为“地震中的中国”。
我们十分清楚,这可是“穷凶极恶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前面等待着我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牢狱和死刑!
没有第五个人知道,连我的新婚妻子小韩也不知道。我们在十八冶二子中开了一张“教育革命”的证明,加上张裕勋的关系,每天图书馆一开门,我们就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进入灰尘扑扑、蛛网密布的资料室,翻阅报纸、杂志和宝贵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多地做笔录。这儿从1966年起,已封闭了整整10年。
中午,我们就在七星岗小饭馆吃简单的稀饭凉面。然后进入空荡霉臭的博物馆展厅,在地上铺几张旧报纸,躺下午休。晚上,就在位于菜园坝火车站的张裕勋的临时住所——草席棚里过夜。山城的酷暑,高温,气闷,房间里有如蒸笼,我们就像蒸笼里的唐僧。辛辛苦苦地干了10多天,资料收集基本完成。为了庆贺和放松,我们通知太白旅行社成员来市中区聚会。夜晚,大家在长江里游泳。浑浊冰冷的水波上停放着木筏,男士们彻底放松,脱得赤条条的,戏称为“亚当伐”。唯一的女性小韩坐得远远的,她的小提琴传来柔美优雅的舒伯特小夜曲。
张裕勋的临时窝棚只有两个通间,外小里大。我与小韩住里边,10来个光棍挤在6平米左右的小间里,但大家的精神都深感充实与丰富。
回家以后,我们抓紧时间闭门写作,力求在10月1日这个敏感的日子张贴散发,包括去重庆以外的北京、上海、广州。全文分四个板块:毛泽东执政简史、政治、经济、文化,分别由张裕勋、陈奎德、肖洪友、我承担,最后由陈统稿。这篇讨毛檄文,以“林贼”代毛,且一律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语录作为批判的武器,以为遮掩。
9月9日,毛皇驾崩,中国形势陡转。
10月初的一个夜晚,美国之音忽传北京发生宫廷政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毛的忠实接班人华国锋、汪东兴逮捕。我们欣喜若狂,天一亮,就提着糨糊桶满大街刷标语,从大渡口刷到大坪。我们的标语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逮捕,标志着林贼反革命集团的彻底毁灭!”沉浸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激情中的群众、干部、警察不知所措,但他们已有所教训和觉悟,围观看热闹,并未当场拘捕我们这些刷“反革命标语”的现行反革命。
几天后,所谓“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新闻公开见报。但当局巧妙地排列成“王张江姚”,把分明是四人中为首的江青排到后面,显然想转移国民视线,把他们与毛切割。
(1976年岁暮好友们合影:前排左起杨政、小韩、陈姐、陈奎德、张裕勋;中排左起张渝林、邓帮元、魏小荣、杨新亮;后排左起黄树荣、陈小全、肖洪有。)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去世1周年的祭日,我们抓紧这个敏感时机,再次打出悼念周总理这张王牌,以抗议当局极左路线,唤醒国人觉醒,呼吁邓小平出山,我们相信,他出山的第一步,肯定是翻案颠覆文革。中国要进步,迈出的第一步,就应否定文革。
我们把“四五”时写的诗文,加上近日的新作,写成大字报形式,张贴上墙。诗文也收集了周边一些朋友的,合编成颇有气势的诗辑,取名街头诗辑。
署名为谁?我们反复思考,自然不会像白智清和谢幼田那样用真名实姓,与凶恶强大的恶势力战斗,必须用智慧。在陈奎德那间4平米的狭小陋室里,张裕勋、文德贵、小韩、我反复斟酌,最后,大家同意了我的建议,化名“蒋平”。理由如下:其一,谐音“讲评”,即客观正确地评讲邓小平,为其出山鼓噪呐喊;其二,此名出自《三侠五义》,五义中有翻江鼠蒋平。翻江,谐音反江(反毛)。至此,名正言顺,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集体笔名。
诗文不少,抄写大字报的工作必须在星期天完成。地点在重钢第二子弟中学教学楼四楼的一间教室,紧靠张裕勋等人的单身宿舍。星期天,为安全起见,楼下会上锁,外人无法进入,即便学校工作人员要进来,也得等我们下楼开锁,趁此时间差,可以高度保密。
抄写大字报由多人同时进行,既可分担工作量,更有利于保密,可不能让他们查出笔迹。大家有说有笑,认真、愉快地工作,电唱机反复播放着《渔舟唱晚》《海滨音诗》《梁祝》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我们就像在举办一个轻松愉快的聚会。天黑前,所有工作顺利完成,陈奎德用散文诗撰写了编者献辞,非常精彩。
当天,我们就把它张贴到了大渡口的中心地带——钢花电影院右侧的钢花百货商场高墙上,那也是大渡口最显眼的地方。
表面看,街头诗辑的主题是悼念周总理,但却暗含了呼吁邓小平出山的内容。看看没什么危险,我们赶紧又复制了一份,加重和突出了呼吁邓小平出山的内容。
我们找了一辆十八冶的带篷卡车,深夜出发,外边是寒风细雨。我们要把街头诗辑张贴到解放碑闹市区。
我们选择了半夜3点至4点这个时段。车上除了十八冶的一位驾驶员,“蒋平”成员计有:陈奎德、张裕勋、文德贵、邓帮元、肖洪友、魏小荣、张渝林、小韩和我。路途中,我建议以短小的打油诗填补空白。大家同意,当场赋诗,择优录用。陈奎德古体诗和白话诗都是一流水平,如这次的主题诗曰:

泪浸神州恶狼嚎,民拥周邓血成涛。
一星坠地黑风卷,二掌遮天百花凋。
骨撒江河潮骤涌,波掀帝帽梦轻消。
轩辕再祭前驱日,万手齐挥向邓招。

但他的打油诗却不伦不类,未能入选。最终入选了三首。一首由文德贵吟出:

赌咒发誓搞四化,为国为民不怕抓。
头上辫子虽然多,根根都是为国家。

另一首好像也出自文德贵之手:

邓公何故遭批判,小瓶吊起民不安。
平地何时响春雷,冤案才能白于天。

我也凑了一首:

我是广安叫花子,最恨江青几爷子。
小平同志快出来,我们才不饿肚子。

据说,这三首打油诗被四川省公安厅重点通缉,因“恶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替邓小平翻案叫屈,且在社会上流毒甚广”。
我们事先已选择好张贴街头诗辑的地点,即解放碑大众游艺园旁边群众艺术馆展览馆一侧,那也是人流较多的二路电车站,一块约30米的长墙,人流量很大,十分醒目。
在惨淡的路灯光下,我们安排好岗哨,紧张地工作起来。头天晚上,我和肖洪友逾墙翻入李子林十八冶办公大楼(俗称白楼)的高墙,偷得一大桶糨糊,那是官方提供给“反击右倾翻案风”用的。我穿一身粗布劳保服,拿一把干净扫帚,把糨糊横竖刷满空墙,其他人则忙着把一张张大字报上墙,抚平。陈奎德和小韩打着电筒,指挥每一页的准确位置。那时凌晨4点左右,是黎明前的黑暗,寒风冷雨,地面湿滑,路灯光惨淡凄凉,不见一个行人。我们干得十分顺手,不到半小时,就大功告成。大家轮流检查和欣赏自己的杰作,想到天亮后这儿将是爆炸性新闻,不觉有点自豪,全无一丝恐惧。文德贵也没忘了在打油诗边墙上钉上钉子,挂上一只小酒瓶,代表“小平被挂起了”。
唯一遗憾的是无法拍照留存。
回到大渡口,大家各就各位,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我和小韩回到二子中宿舍,我换掉沾满糨糊的工作服,与小韩坐上沙发小憩。眼睛刚闭上,窗外重钢的高音喇叭就响了。小韩去轧辊车间上早班,我则去教室监督学生上早自习。
连续几天,街头诗辑激起极大的反响,公安局紧急拍照,立案侦查,但我们的保密工作似乎做得天衣无缝,都是学的革命小说里中共地下党的经验,平安无事。
一周后,我们又按捺不住了。一天中午,我们在教师食堂吃了午饭,便躲进我的房间,陈奎德把早写好的一篇稿子抄写成一张大字报,纸张是淡黄色的,质地很好,不易破损。文章名“翘首待望”,落款依然是“蒋平”。然后,陈奎德、张裕勋、文德贵、我和小韩便乘公交车直奔解放碑。事前,我从语文教研室偷走一小瓶胶水,塞进外衣口袋。
这一次,我们选择了交电大楼,也就是白智清大字报左侧大门的水泥墙。我与文德贵带着卷成筒的大字报凑近张贴点,其他人站在稍远处侦查监看是否有便衣。我俩把大字报打开,反铺上墙,就在那一瞬间,路人围拥过来,把我俩如铁桶般紧紧圈在里边。我沉着地掏出胶水瓶,文德贵双手把大字报平坦地支撑在墙上。深灰色的水泥墙上有星星点点的水泥丁,就像足球鞋底。我选择几个关键点,涂上胶水。然后,我俩把大字报翻过来,平平顺顺地张贴上墙,只感觉到无数的黑色脑袋瓜有力地伸过来,就像鱼池里刚扔下饲料,无数的鱼头拼命冲过来一样。
我俩把头一低,从密密麻麻的人丛里退出身子。外边的“岗哨”给我们打手势,意思是没发现可疑的人。我们匆忙离开,横穿大街,左拐过美术公司,再横穿大街,钻进文革中更名为星星餐厅的心心咖啡店,崇尚西方文化的陈奎德点了几杯热咖啡和一盘蛋糕,犒劳大家。

尾声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几经周折,陈奎德考上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我和肖洪友分别考进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外语系,谢幼田破格考入中国社科院四川分院搞历史研究,陈奎德的高中同班同学、重钢二子中教师李智泽同时考入社科院四川分院俄语翻译及四川师范学院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他选择了后者)。后来,小韩等人也根据自身的条件,或进电大,或参加自考……
1987年,谢幼田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当访问学者,研究民国史,近年回国在四川大学任客座教授。
1989年后,陈奎德在美国继刘宾雁之后任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当我在1978年10月中旬收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一点也不激动。因为,这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原本应当在1965年8月底前寄达我的手中。然而,它居然走了13年零2个月!
一份迟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难道能弥补13年前被阶级路线、血统论残酷摧毁的一代人的青春、才华与理想?如果没有野蛮的阶级路线与血统论,没有野蛮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批人早就念完了大学,出国深造,学成归国,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我们却被野蛮而荒谬的时代“专政”了。即便是当年被大学录取的幸运儿,也成了文革可悲的殉葬品。他们进校不到一年就停课搞文革了。除去军训和搞政治活动,他们在大学课堂上的全部时间不过几个月……(上图:好友们欢送陈奎德赴复旦深造留影。)
我不能因为自己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并混上了大学教授的职位而忘记历史,忘记被那个荒谬年代残酷绞杀过的同龄人。他们之中,不乏甚多比我优秀的同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正当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有理想,有才华,有奋斗精神之时,却惨遭灭绝人性的阶级路线和血统论的无情碾压、蹂躏,就像一棵棵尚未成材的小树,被狂风暴雨凶狠残暴地扭曲、折断。不少人一生都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成为黑暗时代的悲惨牺牲品。如今,他们已是耄耋老人,其遭受的生理和心理创伤,此生已难愈合,大学对于他们而言,就像另一个宇宙那样遥不可及。而我,只不过是极少数从那个野蛮时代侥幸逃亡出来的幸运者。
时至今日,每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眼见充满青春气息,踌躇满志的新生涌进校园,我的心都会感到一阵剧痛。我会想起那个遥远的1965年的“黑八月”……
我羡慕今日的青年学子,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以凭自己勤奋学习所取得的优异成绩,选择中意的大学,不仅是国内的北大、清华,甚至还可以留学欧美。可是,今日的幸运儿们,有谁知道前辈的惨痛经历,理解他们心灵的创伤,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
2019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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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的“反革命”经历

张远宏

作者简介:张远宏,男,1949年6月出生于重庆。因在中学任教员的父亲有过“历史问题”:抗战时期在大学里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蒙冤被打成“贪污分子”——虽在1986年得到平反,但在60年代却必然使他的升学、就业等受到严重影响。1965年他初中毕业即被剥夺升高中权利,后参加建筑单位工作,分配做木匠。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到重庆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

一、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都得到“不录取通知书”

1965年7月,山城重庆,酷热难耐,太阳是越来越毒了。
当年我初中毕业,考试后得到的是“不予录取”的结果。我拿着那份“不录取通知书”,心里是满满的憋屈,这种憋屈是喊又不能喊,哭又不能哭,想申诉一下道理还找不到地方的感受。
很快我就知道我是经历了一次虚假的考试,经历了一次不公正的录取。因为我就读的重庆凯旋路中学初65级6组成绩最好的几位同学均未升上高中!我们继续接受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被强行剥夺了。
其实我们在读初中时,已经听闻了“阶级路线”、“阶级立场”等词汇。在初中时,我们已经被要求在填写各种履历时要填写“成分”一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这种阶级斗争学说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已达到极盛阶段,而我们的前半生也因此而深受其害,多年以后的事实显示,在我们进所谓的考场以前,我们的“不录取”决定就早已经确定了。
就这样,16岁的我,带着懵懂和迷惘,带着从连环画小人书上学来的“社会知识”,来到了社会这个门坎前。这个社会将何以待我呢?
我是1965年11月被重庆大阳沟街道办事处分配工作的,工作单位是建工部二局五公司。该公司原在东北葫芦岛修建海军潜艇基地,1965年奉调进川参加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重点工作,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极差,周围都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六十年代初又新增了一个苏联修正主义。这种过去的所谓兄弟国家反目成仇后,比敌人更敌人。
因此,中央判断,要作好战争准备,就要将东北、沿海和靠近外蒙古的军工企业,依照“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搬到四川、贵州和湖北等内地省份的大山之中,我和五六百名重庆高65级和初65级无法升学的学生,就是去加入这支建筑队伍的。(左图:我们在重庆万盛山林间修建的国营晋林机械厂。当年修建的绝大部分三线兵工厂如今已是荒草萋萋,一片废墟。)
简单的行囊,漂泊的生活,艰苦的劳动,在混凝土扬起的灰尘中,在建筑工地泥泞的道路上,开始了我的青葱岁月。
工作不到半年,1966年春末,我们单位即开始了“工改兵”的工作,即将我们单位整编成铁道兵、工程兵一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工人改变为士兵。
当然,参军入伍是要有条件的,除年龄、健康外,政治审查属重要环节——像我们这种连升学都会因“家庭出身”而遭淘汰的人,政治条件要求更严的参军还能审查通过吗?所以,我们重庆去的五六百名学生中,仅有十多人获准入伍参军。
“工改兵”工作于1966年9月份结束,我们单位(原建工部二局五公司)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21支队205部队,未能入伍的我们,则成了部队的编外随军职工。
其时,中华大地已经风云激荡,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大戏已经徐徐拉开帷幕。在1966年8、9月,天安门广场已数度成为伟大领袖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红色海洋……
不幸的是,我也将被卷入到这滔天浊浪之中。

二、红卫兵来追查“工改兵”是否“兵变”阴谋

1966年国庆节,重庆的青工都放假回了重庆。在重庆街头,那铺天盖地炮轰市委的大字报,那激越高亢的“造反有理”的歌声,肯定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回到工地后,各中队的编外职工就陆续成立起了什么“缚苍龙战斗队”“红色工人野战军”等组织。
我正年轻气盛,当然也加入了造反组织,并在其中上窜下跳,甚是活跃。我为什么要加入造反组织呢?除了当时外界造反氛围的影响,升学受阻后心中郁结的不平,还因为我的缺点。第一,我这个人不爱受到上下班时间约束的劳动,特别是那种简单、重复的劳动还成了谋生的唯一手段时,我就特别不喜欢,“造反”这种事总比在工地当木匠好多了。第二,是因为我的愚蠢,我当时没读过几本世界名著,更不知道什么杰佛逊、富兰克林、甘地等世界名人,但我却感觉相当不错,喜好表现自己,甚至浅薄地以为能背诵毛主席那三十几首诗词就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了。
我与许多愚民一样,也分不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有什么本质区别。当时我们在工地每月有几元钱的奖金,我们认为:毛主席给我们发奖金就是关心工人阶级;而刘少奇发奖金就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总之一句话,沾上刘少奇就是坏。各位读者千万别嘲笑我,当年大多数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这种认知水平。
因为建字205部队所辖的各区队(相当于营级)、各中队(相当于连级)分散在从万盛鱼田堡到南川水江镇长约近60公里的四五个施工厂区中,所以,大约在1966年11月,各造反队在南川南坪镇(也是205部队的机关驻地)召开了联合大会。我们是隶属解放军205部队的编外人员,所以大家决定兵团名称为“205造反兵团”。
我在205造反兵团内担任了联络员的工作,我戴着个红袖章,像个小混混一样,在南川县南坪镇那条破旧的街道上,着实风光了两个月。
虽说是“造反”,其实205造反兵团从成立起就没有斗过什么走资派,因为我们单位是1965年从东北调入四川的,所有的干部都是东北人,由于新组建,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并不是很尖锐。又由于搞了工改兵,能参军的干部已是现役军人,不能参军的干部尚未安置,甚至个别干部借机就回沈阳、锦州陪老婆、孩子去了。
205造反兵团要直接面对205部队,这是必须的。205造反兵团的第一个革命造反措施有点可笑,就是我们要求205部队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但205部队一直虚与委蛇,就是不作正面的承认。这样205造反兵团和205部队的关系就越来越僵,一些本可协商处理的小事,也变成了立场各异的矛盾。
军队的支持和稳定是最高领袖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底气。而军队内部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则有一个实践认识过程,开始时成立了一个军委文革小组,一些军事机关与部队院校也曾有类似红卫兵的组织起来造反,如成都军区机关和驻成都的空字028部队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后来规定除了中央批准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单位外,军队只进行“正面教育”。
作为我们工改兵的205部队,又还拖着一大堆编外人员,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没有成法可循,文革本来就乱,我们当然也好不了。例如,在声势浩大、花样翻新的造反运动影响下,一些已经参军的战士也同样会受到蛊惑,跃跃欲试。他们在下班后,就会到205造反兵团的处所来听些什么全国的造反形势之类的,而部队的连营长则认为这些战士是在搞什么“串联”,并且要用部队的纪律来处罚他们。这些战士在入伍前本身就是我们这些编外人员的师兄师弟,出于义气,造反派的人马就会到部队去伸张正义,阻止部队对这些战士的处分。这显然被指为干涉了部队的内部事务。
又如,205部队要向上级汇报部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造反兵团则说那是整我们的黑材料,必须将材料交出来,而205部队绝不会将部队的内部文档交给我们,由抵触而产生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
最激烈的活动发生在南川水江的宁江厂工地,205造反兵团一分团批斗了205部队一个姓张的副区队长(副营级)。该人是原五公司的干部入伍的,因为他说了侮辱女性的话,惹发了众怒。在批判时,有人认为现役军人被批判不妥,就上去扯下了他的领章和军帽。这样批斗的确是有损部队形象的行为。
1966年12月中旬左右,在205部队和我们205造反兵团还缠斗不清时,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八战斗团12.4校外战斗队”的四名大学生又到我们单位来串联了,蹚进这趟浑水也让他们付出了一点人生的代价。
大学生的脑袋就是灵光,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工人改编成军人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联想又太丰富:文革初期,在贺龙被打倒时,盛传贺龙要进行兵变,而西南地区又是邓小平、贺龙、李井泉这些人长期盘踞的“独立王国”。那这一支部队,会不会是贺龙预备兵变的黑部队呢?此念头一闪,接下来就是查,若这支部队真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和领导的部队,那可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呀!
按现在的常识很简单,派两个人去北京,那不一查就清楚了吗?可当时205兵团也兴奋过度,像打了鸡血一样,扭着205部队闹腾,要他们自己证明自己不是贺龙的黑部队。205部队的干部当然是气得七窍生烟。他们一定会认为:“一群屁民,想参军都没有资格,现在成立一个什么狗屁兵团,竟敢在我们部队面前来指手画脚、耀武扬威……”纠缠到1967年的1月中旬左右,205部队请示上级21支队(相当于师级),终于同意我们造反兵团派人到21支队去查看文件,证明工改兵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也是这个调查组的一员。(下图:与红卫兵一起前去21支队查看有关“工改兵”文件时在李家沱长江边车渡待渡时留影。)
21支队的驻地在重庆沙坪坝原建工学校(一所中专学校)内,21支队政治部的军官,向我们展示了国防部关于建工部二局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21支队的命令,命令签署人:林彪。21支队还向我们展示了支队的军旗,这充分证明,这支部队确实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部队。其实部队非常清楚他们不是什么黑部队,因为林彪签署的国防部命令是有密级的文件,若非我们闹腾得太厉害,他们是绝不会拿给我们看的。
大戏收场了,我们205造反兵团又没有斗争的大方向了,革命造反进入了低潮,余下的日子平淡而无所事事。我于1967年2月底就请假回了重庆。

三、突遭抓捕两臂差点被捆成残疾

“二月逆流”事件是1967年2月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中央碰头会上对当时的军队稳定和全国生产提出了意见。根据他们的意见,凡是破坏军队稳定和破坏生产的所谓造反派都应该受到整肃和镇压。“二月逆流”在四川省表现为2月和3月份的“镇反”运动。整个四川省在“二月镇反运动”中被抓的造反派就达8万多人。
我回到重庆时,重庆就已经在抓人了,到处都有一点肃杀的气氛。大约3月中旬刚过的一天下午,估计三点钟左右,与我住在一个大院宿舍的宋大妈(她是地段上的治保委员)探头探脑地踱进我们家里,不着边际地与我聊了几句,就离开了。数分钟后,急促的咚咚脚步声猛然接近,派出所户籍带着四五个持枪的军人闯进屋来,他们围在我周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就高声宣布我是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根本没容我说一句话,其他几个军人马上就上前,用准备好的绳索将我五花大绑起来。当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只想他们绑松动一点,哪知那军人用腿在我后脊背一顶,绳索在颈圈用力一下拉,那才叫绑了个结结实实,痛苦不堪。
接下来,我不知是怎么被这几个军人拖下楼的。从我们住家的邹容路银行宿舍到五一路口,是一段下坡路,在几个军人的拖拽下,我一路踉踉跄跄,几欲摔倒。但两个军人左右挟持,又摔不下去。过重庆剧场右转,一辆军车早停在大阳沟派出所前面的马路上。几个军人像拎小鸡一样把我扔上了卡车。两个军人把我押到了车头处,一手抓我肩处,一手抓着头发,卡车启动,游街示众开始了。
卡车从五一路出口向左转、由民族路过解放碑、七星岗、两路口、大坪、杨家坪向长江车渡口开去。这一线全是所谓的闹市中心,两个军人恶狠狠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头左右摆动,展示给街上的行人观看,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威力……
毫无心理准备,突然落入此境,我是一丁点“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革命豪情也没有。虽不是吓得屁滚尿流,也是三魂掉了两魂。经历着这样天塌地陷之事,想必当时面如死灰,狼狈不堪吧。我大多数时候都闭着眼睛,顺从地跟军人揪头发的动作摆好脑袋,但他们向后猛揪头发时,我依然万分痛苦。车行之中,我慢慢有了点思考,我只知道,当时呼喊和书写“打倒毛主席”的才是反革命,我可是喊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呀!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已经半麻木的脑壳想不出其中的因由。熟悉的城市、熟悉的街道,就在我手臂和头皮的阵阵疼痛中向后退去。
卡车从九渡口过长江,经李家沱、一品之后,天色渐渐昏暗,人烟渐渐稀少。那些军人也无法向人们展示他们的威武雄壮了,他们的激情也在3月的寒风中降下温来。这样,为了避风,他们就蹲坐在军车驾驶台后面的角落里。谢天谢地,他们终于不来折磨我了。周围的山峦和崎岖颠簸的道路都渐渐笼罩进了黑暗之中。又经綦江、万盛等地,估计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到达了南坪镇。
他们把我押到了南坪的一座粮库中(下图为作者多年后重返曾被临时关押的南坪镇粮库时留影),并给我松了绳索。7个多小时肉体和心理的折磨,使我瘫卧在粮库的地上,为了舒服一点,我想移动一下手臂。可是,手臂是麻木而僵硬的,根本不听我的支配。两只手臂一直就在身后,无法移动到胸前来,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第二天早上。我想,若捆的时间再久一些,捆的力度再大一些,很可能我会残废的,右肩锁骨处被捆绑的绳印留下了一条黑斑,大约五年后才消褪。以后的几天中,我只要用手指在头上轻轻一捋,就会掉下许多头发,多少年后我都在想,那些与我素昧平生的解放军战士该与我有多少深仇大恨,才能下如此狠手呢?
粮库里灯光昏暗、寒气袭人。我瘫卧地上,在空旷的粮库中是那么无助和可怜。思维散乱无序,老是钻进一条死胡同里想为什么被逮捕的问题,也想到重庆的父母和家人因此突变受到的惊吓和担忧,心里感到的是一阵阵憋屈……就这样双手僵直在后背,沉沉昏睡了过去。

四、人生中一次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

第二天,照例的捆绑,照例在南川县城游街示众后,我被送进了南川县监狱。首先是登记,接着是收缴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皮带),再接着是宣布狱规。例如:称公安人员只能称管教,所作任何事件必须要先喊“报告”等。当牢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意识到我已正式成为一名反革命犯人了。
监狱的住宿是大通铺,开始还宽松点,以后南川县大量抓捕造反派,犯人爆满,监狱又搭建新的监舍,人犯太多时,真的连翻身都困难。
南川县的造反派司令和学生造反领袖(南川中学的高中学生)都被抓捕了。(与我同监室的南川农民造反司令熊天高,出狱之后,1968年还作为四川省农民代表而成了四川省革委会委员。)当看到这么多反革命时,我心里已十分清楚了,我这次被捕,也是造反惹的祸。但我不明白的是:我们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难道毛主席不管我们了?
监狱的伙食是一日两餐,十人一圈,蹲在监狱的院坝中,每人一碗米饭,接近三两米,米质极差,头两天几乎难以下咽,十个人的菜则永远是一小盆清水煮青菜。只有吃饭和放风时,才能到院坝中去,从院坝可以看到南川北街教堂的尖顶。咫尺之隔,墙外就是自由,这才体会到自由之可贵。
在监狱的大部分时光,监室的所有犯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大通铺的两头,偶尔会读一读《新生报》,那是四川省公安厅办的一份小报,主要是教育犯人要坦白交待、悔罪自新等。
在狱中没有洗脸、洗脚的自来水,漱口就更是奢望了。没几天,小动物就大量滋生了。坐在通铺上的闲暇时光就成了打臭虫、捉虱子的时间。臭虫不上身,躲在苇席和临时床架的隙缝中,掐死之后,手上都留有臭味。捉虱子则好多了,在衣裤缝中找到一个小黑仔,“卟”一声爆响,就给焦灼等待命运判决的我带来一丝快意。
写了一大通监狱生活的文字,总该交待一下我的反革命罪行了吧。涉及这个问题更狗血、更无趣。在整个监押期间,我仅被提审了一次,审讯者应该是南川县公检法的人员。在姓名、职业记录后,转入正题,他要我交待自己的罪行。我就开始讲述我在205造反兵团中当联络员的活动,他好像有点了解我们造反兵团的一些人和事,但对我的交待又不太感兴趣,时常停止记录。全部记录的文字大约有两页纸,时间不到一小时,就结束审讯,叫我盖手印了。接下来在整个监押中再没有给我提供什么纸和笔,交待自己的问题了。我在想,这或许是因为犯人太多了,他们顾不过来。又或许是因为我的级别不够,像我这种造反兵团的小人物,不值得他们重视和费心。
在监押期中,我常常心存侥幸在想,我还未满18周岁,还不到所谓的法定违法年龄,恐怕不会判刑的。多年后,看到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惨案,我才真正明白,在当年那场“无法无天”的大动乱中,我们这些人就如汪洋大海中的浮萍,只需小小的一个浪潮,就会把我们卷到那黑暗的深渊中去。
大约在4月中旬,没有任何的预兆,管教人员将我叫到办公室,宣布我将马上获释。这突然的、没原由的消息惊得我发了好一阵呆。接着,是你们猜得到的狂喜。同时获释的还有我们造反兵团的另外四人。
我们回到了位于南川天星沟里的工地,但情况有了些变化,1966年工改兵过后,部队一直在想法让我们编外随军人员与部队脱钩,这时就已成立了一个四川省建设厅重庆指挥部,把我们都收纳了进去。新的领导接有关方面的指示是:我们被释放的人员仍然是接受群众监督的暗管分子。
很诡异的场面就开始了,平常朝夕相处的师兄弟们,似乎想来帮助我们,想与我们攀谈几句,但都有一种欲言又止,欲近又远的神态。在这种疏离和奇怪的氛围下,原本被释放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情瞬间消失。人又陷在了隐隐的焦虑和担忧之中。(上图:多年后部分狱友重聚时留影。)
晚上睡在凉板、草垫搭建的床上,自己的被盖在工地放置一个多月后已经受潮,躺进去有股霉臭味,感觉与监狱也差不多。看着眼前的情景,想起这几十天的遭遇,不禁悲从中来,忽然就哭了起来。开始还是嘤嘤啜泣,嘴里断续嘟囔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索性嚎啕痛哭起来,长久的憋屈像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在席棚中,在那条叫做天星沟的山沟里震荡升腾,给那黑暗的夜增添了一种惊悚。许多年后,小溪对面工棚的女同事还拿此事取笑于我。
痛彻心扉的嚎哭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猛然,真的是猛然,大脑就清明了些,似乎有种东西从身上脱离出来,升在空中,看着躺在床板上的我。这个我是多么愚昧,多么浅薄呀!这个我不懂人性,不懂社会,不懂历史,不懂政治,却盲目踏进了政治这个漩涡中。
在金佛山下的天星沟旁,在简易工棚那霉臭的被窝中,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去搞懂什么国家、革命、阶级、专政这些大词的意思,弄清楚这些大词所组成的庞大体系中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五、原来我们都有“基因”带来的原罪

回望那段历史,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我从自以为是起,以莫名其妙终,这次苦难的历程就算作是我的成人礼吧。
许多年以后,我在阅读一份资料时看到,最高领袖本来是主张“镇反”的。资料上说,1967年2月初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由最高领袖亲自修改和审订的。这篇社论的第五部分专门讲镇反,文章指出:“……在决战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纷纷出笼……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机来一个大扫除……”这篇社论就是全国“镇反”运动的动员令。1967年2月8日,解放军成都部队就下令成立了四川省“镇反领导小组”。随后因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组织人员围攻成都军区,声援受到打压的军内造反派,中央军委于2月17日给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成都军区就开始了“镇反”,这一“镇反”运动迅速波及全川,并在3月里达到高潮。
但是从青海发生的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群众的“二二三”事件开始,各地造反派遭到镇压的噩耗不断传到北京,中央的文革派一看形势不妙,这种“镇反”打击了群众的造反激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政治目的的实现,于是又上报材料给最高领袖。最高领袖又马上运筹帷幄,立即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下令全国释放被抓捕的那些“反革命犯”。
这些资料使我明白,最高领袖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措施,并不那么高瞻远瞩,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他在棋盘上跃马拱兵时,我们都只是那棋盘中小小的棋子。
下面我展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205部队《告革命同志书》,即宣布镇压我们这些“反革命”的布告。
这份布告,当时贴在了重庆和南川、万盛的街头,这也是我们205造反兵团和重庆建院“八一八战斗团12.4校外战斗队”的反革命罪状。布告不但忠实地执行了《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那些社论、文章宣传的“镇反”精神,而且还按照长期以来的“阶级分析”方法,即后来他们在《平反公告》中承认的“用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来对待‘二○五造反兵团’和革命群众”,将造反派中的“反革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在那布告中说:“据查,目前参加‘205造反兵团’的人员近600人,其中大部分人是出生于地、富、反、坏、右、敌伪军、政、警、宪、特分子家庭的子女,有的亲属被我人民政府杀、关、管过,再结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确有一小撮坚持反动的阶级立场,对我社会主义制度和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借文化大革命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勾当……”我们205部队编余人员所组成的205造反兵团,其成员中大多数人都有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原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布告中的说辞的确是太过分了。例如,该布告列举的李家瑞,当时年龄为20岁,布告中说李家瑞“自解放以来,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寻机进行阶级报复……”,天啊,1949年解放时,李家瑞才三岁呀!三岁小孩能有什么反动立场呢?只能解释是从基因中带来的了。
几十年都过去了,布告中所列的各项罪行也无须我一一辩驳了吧。但在当时,我们是没有辩驳的机会和权利的。
我们是1967年的夏季才获得平反的,我们每人获得了一份由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印制的平反证,建字205部队到秋季的9月19日才公开发布了《平反公告》,整个205造反兵团被打成“反革命”拘捕入狱的29人,加上重庆建院学生2人,共31人,而且已经准备再抓25人,并限期自首30人……可见当时“镇反”的抓捕比例之高,声势之大。
重庆建院“八一八战斗团”的两名大学生刘福筠、尹启仁也因在我们“205造反兵团”的活动而打成反党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经过被捕、入狱的至暗时刻后,也获得了平反。刘福筠女士在出狱平反后,继续活跃在重庆市的文革舞台上,成为了重庆反到底派的骨干人物之一。
平反了,一切都该结束了吧?不!荒诞的历史剧还在变本加厉地继续上演,就在1967年的夏天,巴蜀大地上的成都、重庆、泸州、涪陵等地,枪炮齐鸣,战火纷飞。那些主要是因为2、3月“镇反”而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又上演了一场惨烈而真实的血祭……

2022年3月于疫情中

附录

最高指示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第二○五部队
平反公告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我部广大革命职工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纷纷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二○五造反兵团”,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揭开了我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由于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来对待“二○五造反兵团”和革命群众,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制造舆论,制造障碍,制造摩擦,把他们的革命行动污蔑为“反革命行动”,特别是今年二、三月份,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时,正迎合了我们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需要,而变本加厉地在我部错拘、错捕三十一名(含重庆建院8.18战斗团12.4校外战斗队两名学生)革命同志,严重地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使我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生产建设上遭到严重的损失,在社会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一、为了镇压革命群众,我部党委个别负责人调动部队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实行非法的戒严、围攻、追堵“二○五造反兵团”,错误地拘捕我部革命群众,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进行非法捆绑、打骂、罚跪、挂黑牌、照相、扯头发、撞墙、按脑壳、游街等。使这些同志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精神上、肉体上遭到了严重摧残。
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二○五部队公告》、《告革命同志书》6000份,以及各种传单,有的甚至流入到若干省、市,诽谤捏造“二○五造反兵团”的所谓罪名,把红卫兵小将的长征图也污蔑为“他们要组织五千人突破防线到越南去”,污蔑他们“破坏××建设”、“要夺军权”、“右派翻天”等。把由我部党委个别领导引起的冲击南川县武装部和水江2.12事件的责任也强加在他们头上,破坏了“二○五造反兵团”的政治声誉,在社会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流毒甚广。致使“二○五造反兵团”被迫解散。
三、组织人员积极收集“二○五造反兵团”和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虽未宣布,但事实上已把“二○五造反兵团”打成“反动组织”,并积极准备再次拘捕25名革命群众,限期自首的革命群众30名。因中央指示及时下达,均未得逞。
四、对“二○五造反兵团”实行白色恐怖,强迫革命群众限期自首、请罪、写检讨,对革命群众写的大字报给予摘抄、照相、展览,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他们监视、围攻等政治迫害,搞得人人自危。
五、在“三月镇反”的同时,压制了起来造反的革命干、战、职工的革命精神。
六、在“三月镇反”中,我们不仅积极地镇压“二○五造反兵团”,而且还错误地协助南平、水江地区非法逮捕革命群众,拘捕当中也发生了捆绑、打骂等行为,并派出车辆、人员进行武装押送,对当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之后,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本部未及时坚决彻底平反,支持“二○五造反兵团”恢复和发展组织,肃清我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但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散布“抓也对,放也对”“放长线,钓大鱼”的谬论,尤其对黄剑敌同志继续进行政治迫害,一直拖到五月下旬才予释放。因此,对平反工作毫无诚意,一拖再拖,千方百计地推脱“三月镇反”的罪责,企图蒙混过关。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实在拖不下去时,在我部党委个别负责人的主持下,于六月三日抛出了一个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平反声明,而且连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犯了”二字都不敢承认。
七月份以来,我们在广大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下,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重温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等指示,逐步地认识到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好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中了黑《修养》的毒素,因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怕字当头,怕部队的广大革命干、战、职工起来造我们的反,因而千方百计进行压制。“二○五造反兵团”一成立,我们就从思想上的抵制,行动上的压制,发展到大肆镇压。并采取假支持、真反对的两面手法,暗地里整他们的黑材料。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中去认识和处理问题,而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反对革命群众运动,把我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了。我们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教导,对不起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干战和职工。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向“二○五造反兵团”的革命群众、受迫害的同志和家属,广大革命干、战和职工,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彻底平反,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郑重宣布:
一、全盘否定“三月镇反”,坚决认真给被打成“反革命”的:廖家银、王凤和、吴国安、范学华、何玉德、谢显君、谢孝富、叶素清、熊碧源、黄剑敌、任正华、高同伟、张亚囝、刘纪华、彭达忠、谢仁祥、蒲忠华、豁祖辉、韩法周、李家瑞、陈朝富、任模生、施运福、李炎生、张远宏、杨占祥、唐元泽、蒋秋林、刘福筠(建院学生)、尹启仁(建院学生)等革命同志,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当众赔礼道歉。对其他受害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也一律当众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被错拘捕的革命同志,停止工作的恢复工作,扣发工资的如数补发,开除党、团、会籍的一律无效。在被捕其间身体遭受摧残的同志,积极安排治疗,治疗期,工资照发。
二、积极认真处理好在“三月镇反”中有关整革命组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坚决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处理。革命群众被迫进行自首、请罪、检查的材料,一律退给本人。
三、在上阶段所印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二○五部队公告》《告革命同志书》、两评支队三月七日的《紧急通知》及各种传单,是错误的,一律宣布作废。我部各级领导的讲话,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相违背的,一律宣布无效。“三月镇反”中有关污蔑“二○五造反兵团”的标语口号一律洗刷干净。
四、坚决支持“二○五造反兵团”恢复和发展组织,在“三月镇反”中强行收缴的队旗、袖章、办公用具,坚决退还。
五、在“三月镇反”中被错拘、错捕的革命同志,所遭受的经济和物资的损失,经查实后,作出合理赔偿。
六、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方法,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在我部的一切流毒,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加强军民、军工团结。
七、在“三月镇反”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完全由我部党委个别负责人承担责任。希望广大的革命群众在我们改正错误的过程中,给予批评、帮助和监督。
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胜的根本保证。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人民立新功。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担负起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光荣任务。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在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及其同伙的同时,和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斗垮、斗倒、斗臭,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
坚决拥护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为首的四川省革筹小组!
全盘否定“三月镇反”!
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学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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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〇〇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5月 30, 2022 8: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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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吴、李、邱谈“罗瑞卿案”

不 平

一、“罗瑞卿案”讨论的焦点:“毛主动”还是“林主动”?

“罗瑞卿案”是文革初期,或者说,文革爆发前夕的一个大事件,也是多年来舆论界讨论、反思文革的最大的焦点之一。关于“罗瑞卿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林主动”还是“毛主动”。近年来,林彪手下“四大金刚”中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出版了回忆录,对于“罗瑞卿案”的研究、分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就尝试比较他们的回忆录来分析“罗瑞卿案”。黄永胜虽有其子所写的《军人永胜》,但不是黄永胜本人的回忆录,其中也未涉及“罗瑞卿案”,故不予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几位研究者所说。
2014年,余汝信所编《罗瑞卿案》出版。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说:“几位作者同时指出,虽然直至今日,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惟以下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然而,林彪的确介入了罗案的处理全过程,完全无视林彪在罗案中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萧冬连在《〈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中说:“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无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丁凯文在《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中说:“第三,罗瑞卿事件中,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面诸位都赞同,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萧冬连说:“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余汝信说“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丁凯文说“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毛泽东有决定权。这个问题没有争议。没有毛泽东的最后拍板,罗瑞卿不会倒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决定权”和“主动”混淆起来,把“毛有决定权”变成了——或者说推断出毛“主动”要打倒罗。“最终拍板人”并不等于毛主动要打倒罗瑞卿,林彪不是“最终拍板人”也不等于林就不会主动要打倒罗瑞卿。
庐山会议上,林彪主攻的是张春桥。林彪当然不是最终拍板人,如果是的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去捣鼓?但是,不是“最终拍板人”,不等于他就不会“主动”。林彪确实是“主动”要打倒张春桥。
原告提出了案件,法官判案,谁是“最终拍板人”?当然是法官不是原告。但是,因为法官判了原告有罪就说法官“主动”,这种逻辑不成立。
《吴法宪回忆录》的下面一段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

首先,吴法宪所说“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笔者以为,这是当时的真实形势,没有人会否认吴法宪所说。我们就按照吴法宪的所说,假设一下。假设当时吴法宪没有按照叶群所说的做,结果,吴法宪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被打倒,那末,是谁把吴法宪“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是叶群?叶群有这么大的权力?是林彪?是毛泽东?毛泽东为了他的“战略部署”,拿掉了罗瑞卿,还要把吴法宪“陪斩”?毛泽东为了拿掉罗瑞卿,需要吴法宪证明“四条”?所以,如果吴法宪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被打倒,只有一个因素,就是林彪。当然,确切些说,是林彪和叶群。而且一定是林彪主动,并且一定会得到“最终拍板人”毛泽东的同意。
所以,关于毛是“最终拍板人”,不是问题,也没有必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罗瑞卿案”到底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
余汝信说“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这就指出了问题的焦点在于“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而不在于谁有“决定权”。
吴法宪对这两个概念是最清楚的,他把“提出问题”和“下决心”区分开了。从上面的几位所说来看,吴法宪是明显的“林主动”派,邱会作则是典型的“毛主动”派,萧冬连说:“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表明了他是“林主动”派,丁凯文的“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表明了他是“毛主动”派。余汝信,没有看到明显的表态,不过从他对《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比较来看,他应该偏向于“毛主动”派。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是不是林彪主动提出?吴法宪的语气里,提出问题的是林,打倒罗的是毛。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林彪主动提出,毛会不会打倒罗?如果是毛要打倒罗,他会需要、会等待、会依赖林提出问题么?如果林不提出问题,毛怎么办?是“打倒”还是“不打倒”罗瑞卿?还是再去找一个张彪、李彪,让他去准备十份材料?再召她/他进殿面谈?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天上午,他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来说:“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随后,彭、黄、张、周集团产生,会议结束,彭德怀下台。毛需要去“打招呼”,需要去让别人准备10份材料么?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有没有和谁“打招呼”?
1970年的庐山会议,8月23日林彪讲话,8月24日陈伯达起哄,8月25日,江青告状,当天,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也没有和谁“打招呼”。
1965年的时候,一些人说,毛为了拿下刘、邓,先要拿下罗。言下之意,不拿下罗,毛就不能、不敢去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怕罗起来造反。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不要说罗和毛的关系,远比和刘的关系铁得多,就是从胜负的考量,罗也不敢造反,借给罗三个胆子,他也不敢。1970年的时候,林彪的势力已经形成,决计在庐山会议上进行挑战,等到老毛雷霆一怒,林彪立刻把头缩起来了。1965年的时候,罗瑞卿不过就是几个头衔,一点势力都没有,如果老毛搞“文化大革命”的话,他敢反抗老毛?1971年的时候,林彪已经知道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也不敢打出旗子造反,最后只能向北而飞。林彪为了自身的利害都不敢公然造反,罗焉有为了刘少奇而反抗毛泽东的道理,即使他更靠近刘?而毛为了拿下罗,又何必一定要早早地和下面打招呼,让下面写材料?

二、吴法宪说“罗瑞卿案”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出版后,作比较的人不太多。笔者所见,余汝信有文章《〈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若干比较》(华夏文摘增刊792期 文革博物馆通讯624期,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其结论为:

前几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对史实的把握和认识尚有探讨之处。近日笔者将《邱会作回忆录》与当年地位与其不相上下的吴法宪的回忆录作了若干比对,觉得它无论在思想认识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准确度诸方面,均较《吴法宪回忆录》为优。

萧冬连也对《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进行了比较:

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这在目前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显得很珍贵。

我们来看吴法宪是如何看待“罗瑞卿案”的。吴法宪,2004年逝世,两年后,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吴法宪的回忆中谈及罗案时有以下要点:
第一,明显地表明自己是“林主动”派,“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
第二,明确指出,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是主要问题:“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
第三,在林彪和罗瑞卿之间,或者说,在叶群和罗瑞卿之间,吴有点偏向罗瑞卿:“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第四,明确指出,所谓的“四条”是叶群在发言中抛出来的,并且再三要求吴法宪在会上发言讲这“四条”。
第五,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在“罗瑞卿案”中如何被迫说了违心的话,并且表示了忏悔。

三、李作鹏说“罗瑞卿案”

接下来,我们再看李作鹏。李作鹏,2009年过世,2011年《李作鹏回忆录》出版。李作鹏的回忆并没有明显表明自己认为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有关罗案的回忆有几个要点:
第一,对于“四条”,所用的文字是“据说”,“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
第二,对于“四条”又说:“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李作鹏的逻辑有点奇怪,前面说的是“据说”,“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后面却又说“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有了“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这到底还是不是“悬案”呢?如果不是“悬案”,那么李作鹏就否定了自己前面的结论。如果是“悬案”,那就说明,“不止叶群一人”并没有证明什么。
第三,提供了叶群让李作鹏写材料的经过,写到叶群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自己回答:“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提供了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1965年初秋,并且说明叶剑英和李作鹏“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但时间是在叶群的电话之后“时隔不久的一天”。
第四,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第五,在“说几句我的想法”中,说的是:“我始终认为罗瑞卿是有错误的。”什么错误?“反对突出政治”。换句话说,李作鹏认为这就是罗瑞卿倒台的主要原因。
第六,在533页写到“其实此时我已知道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几个老帅对罗瑞卿也有意见。叶群、叶剑英也曾向我打过招呼。”这里的用词“矛盾”和“意见”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谁重谁轻,谁主谁副,读者不难判别吧。两次提到叶剑英,都是叶群在前,叶剑英在后。
第七,在“林主动”还是“毛主动”这个关节点上,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强调了“林彪与罗瑞卿矛盾”并且批判了罗:“应该说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产生,不在于林彪强调‘突出政治’,而在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强调了林彪没有“任何指示”,也强调了“此会议”。
第八,并没有看到罗案与毛泽东“战略部署”之类的想法与分析、推论。没有一点意思把“打倒罗瑞卿”和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和“打倒刘少奇”联系起来。
第九,对上海会议,提到“整个会议是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本人没有参加会议。”“我和苏振华共在一个小组,我没有发言,苏也没有发言。但从察颜观色中可以看出苏振华有些坐卧不安。不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这可能对苏振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会议最后由邓小平讲话,给罗瑞卿做了五条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指出大比武冲击了政治,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对于罗瑞卿向刘亚楼提出的四条问题,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 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实际上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在会场露面。”

四、邱会作说“罗瑞卿案”

下面要说的自然轮到邱会作。比较一下吴、李、邱三的回忆,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出版的时间,吴法宪,逝于2004年,吴回忆录于2006年出版,相隔两年。李作鹏,逝于2009年,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相隔两年。邱会作,逝于2002年,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相隔九年。邱会作比吴法宪早两年过世,回忆录却比吴法宪晚了5年。余汝信说:“笔者近日阅读了这部倾注了邱会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浅。”奇怪的是,“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又拖了九年才出版。显然,资金、政治形势,不能成为九年拖延的理由,因为《吴法宪回忆录》早就出版了。要说邱的家人故意拖延,也说不过去。这个“时间之谜”,就不多说了。
其次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文字的篇幅。《吴法宪回忆录》中有一节“罗瑞卿大将的下台”,共8290字,其中提到叶剑英15处,提到叶群36处。《李作鹏回忆录》有一节“中央会议,批判罗瑞卿”,共5388字,其中提到叶群9处,提到叶剑英5处。《邱会作回忆录》中有两章谈到“罗瑞卿案”,即二十章“军队的风雨历程”和二十一章“军队文革的序幕”,文字总数达到45859字,五倍于《吴法宪回忆录》,九倍于《李作鹏回忆录》。其中,“叶剑英”,“叶帅”出现26+68=94次,“叶群”出现32次。笔者的感觉是,邱会作的观点是,林彪不想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的是叶剑英,按照邱会作的逻辑,“罗瑞卿案”不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的问题,而成了“叶(剑英)主动”还是“毛主动”的问题。
邱的长篇大论有几大要点:
第一,突出了毛的“底牌”,也就是毛的“战略部署”,这是《邱会作回忆录》的重中之重。看看邱会作所说:“在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自出马‘打倒罗瑞卿’。”“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按照主席的意图”,“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二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罗瑞卿的问题,主席自己对罗有所警惕了。对罗的问题,主席的确是有打算和安排的。”“所以,整罗,整杨尚昆,及以后整彭真、陆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盘考虑的,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把他们看成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来考虑的。”“毛主席招叶群去杭州谈话(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说,是林叫叶群去杭州主席那里的)。这是主席准备把罗的问题向林摊牌了,也是给林打招呼吧。”“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四条’是主席招叶群去杭州时叶当面向主席汇报的。”“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这样‘四条’已经不只是罗对林的不尊敬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罗有野心的问题了,我军的总长有野心还了得起!是毛主席、杨成武把罗瑞卿推到有野心的问题之中的。”“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主要不是因为罗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的军权,防范刘、邓。”“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那么,倒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想想看,罗都投降了刘、邓,毛主席怎么能放过他呢!?”“主席发现了罗倒向贺,贺又和刘、邓关系密切的严重情况,毛批评了林,嫌林是个‘甩袖掌柜’。”“叶、肖、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对罗的问题的决定权在毛主席而不在林彪。林也不得不跟着毛主席走,而绝不是毛听了林的。”
第二,突出了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如果罗瑞卿和贺龙搞在一起,疏远林总,不听林总的,那毛主席就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了。贺龙和刘、邓,和一线的书记处是密切的,军队的事情,如能被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的,主席是必须防范的,必须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历来对军权极为重视,不许他人染指的。”“罗有了私心,他把宝押在‘林总的身体不会好起来’上面,他这个砝码倒向了贺,再有就是几年的工作成绩让罗有些忘乎所以,没有刚上台那样谨慎了。”“贺龙、罗瑞卿能够搞起一个与林彪对立的阵营,其基础与军队历史上的山头是有密切关系的。”“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我开始感到罗瑞卿同以往有极大不同,这就是罗对贺毕恭毕敬竟到了庸俗的程度。”“贺龙、罗瑞卿在林总的身体上下赌注是有理由的,他们要大家听他们的,除了以‘关心林总的心情’向大家说明林总的身体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之外,其余,用任何办法要在林总身上打主意,不仅不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林彪一发觉贺、罗‘联盟’,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军队的初衷,不顾自己很弱的身体情况,就对罗开始批评了,但罗听不进去。”“叶帅说,林总还指出: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肖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罗靠上了贺龙,自己有了非分之想”,“后来罗变了,以为林的身体不会再好起来,没希望了,罗瑞卿倒向了贺龙。贺龙当时‘壮’得很,其实罗看走了眼。”“军队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军队应该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里。最信任的人是谁呢?就是林彪嘛!林病了以后,就是罗瑞卿了。可罗瑞卿看军队这个‘家’没看住,没看住的标准就是罗瑞卿与贺龙搞在一起,和刘、邓搞在一起。这样,在毛主席那里问题就严重了。罗是不折不扣的‘擅离职守’。”“毛主席信任林彪远胜于信任贺龙,罗瑞卿完全应该明白这些,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他还来了个‘冷林热贺’。”
第三,罗瑞卿对林彪身体的“关心”:“罗瑞卿过去的讲话,三句话有两句都要带上林总如何说的,如何高明,以后的讲话则三句有两句都要带上要如何关心林总的身体。他甚至讲过‘我们身上的血肉,如果对林总的身体有利的话,我相信大家和我都会慷慨的。’”“罗瑞卿把大家与林总隔开是用了很多办法的。首先是,动员大家不要干扰(看望、汇报)林总,其次要军委办公厅肖向荣总把关,对‘随便干扰了林总休息’的人,还要给予批评。他的这些办法,有效果但效果又不理想。于是,后来就把傅连暲抬出来了,傅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说:‘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他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时间了’,这席话,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有些人就开始找自己的出路了。”“尤其不应该的是,他认为林总的身体肯定不成了,竟开始嫌弃林总,说出‘病号就是养病,要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的昏话来。林总生病时,毛主席都为林总写下曹操的《龟虽寿》来鼓励他,相比之下,罗的昏话实在不该说。”“毛主席信任林彪远胜于信任贺龙,罗瑞卿完全应该明白这些,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他还来了个‘冷林热贺’。罗瑞卿厄运的到来主要在此,也就是说在他自己。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责任不在贺龙而在罗。林总身体确实不好,是罗‘改换门庭’的主要因素。罗有了私心,这是关键。”
第四,林彪对罗瑞卿的态度是批评教育:“当时,林彪一发觉贺、罗‘联盟’,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军队的初衷,不顾自己很弱的身体情况,就对罗开始批评了,但罗听不进去。林的举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毛主席,在当时来说为了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大局。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搞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林总进行这场批评的前线总指挥就是叶剑英、杨成武,这就是当时的军内的实际情况和实质问题。这场斗争使军委内部两个阵营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林总说:我看对罗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定。”“现在,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甚至随时也会被装进去,外面说,林如何处心积虑想干掉罗,真是乱说一顿。另外,为什么林彪不单说罗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杨尚昆的情况’才向主席报告?可见,林认为主席也不是孤立地解决罗的问题,而是对刘少奇司令部的问题通盘考虑。为了爱护罗,‘四条’的问题,林当时没有在信上说。”“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罗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林总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态度。”“林总更伤罗与贺搞到一起去了的心,军队让谁掌管,毛主席心中有数,并非林彪能左右,罗瑞卿这样的意见,肯定被林顶了回去。”“林总这个人是最不爱啰嗦的,但他对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林从内心里还是想教育罗,对罗仍然抱着希望,罗毕竟是林提议当总长的。”“当然,有时候林总严肃批评罗,甚至骂罗,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这就是林对罗的基本态度。”“其实林彪是两次为罗瑞卿护短了,一次是抗大当教育长,一次是当总参谋长,两次都是林提名,两次都被拉下马,到头来还说林整罗,这实为不公。”
第五,特地、多次强调了是毛泽东召叶群:“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林彪给主席写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三十日,而且是在主席召叶群去汇报时,由叶群带去的一封仓促写就的短信。”“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现在,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甚至随时也会被装进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招叶群去杭州谈话(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说,是林叫叶群去杭州主席那里的)。这是主席准备把罗的问题向林摊牌了,也是给林打招呼吧。”“为了爱护罗,‘四条’的问题,林当时没有在信上说。‘四条’是主席招叶群去杭州时叶当面向主席汇报的。”
第六,为自己辩护:“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我从一九五九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我当然怕把我划在罗的一边,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肖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我的发言,着重从形式主义和浪费相关的问题上,揭露了在大比武中经费、物资、弹药浪费的大量事实,并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发言时,罗本人在场恰好听到了。罗两次想插话,被叶帅制止了。三月十二号罗瑞卿检讨时说:‘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叶、肖、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现在一些报刊上,甚至公审的时候,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抢;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都是错误的,那人人有份。”

五、吴、李、邱回忆录的比较

第一,把“罗瑞卿案”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联系起来,提出了“战略部署”,是邱的最大特点。在李和吴这里找不到影子。是邱会作“独具慧眼”。吴法宪想了半辈子也没有想明白,到2004年离世之前都没想明白:“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邱会作最多在2002年已经想明白了。
第二,“贺罗结盟”、“热贺冷林”的说法,是邱会作的又一次“独具慧眼”,而且是邱会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独具”的“慧眼”。李作鹏和吴法宪过了五十年都没有这个感觉。
第三,邱会作没有说自己在林彪那里是一个红人,却多次宣扬自己是叶剑英的“红人”。林彪没有向邱会作透露半点口风,而叶剑英多次把邱会作当作自己人看待,把知心话全都向邱会作掏出来了。别人都还要“视情况的变化”,邱会作已经是“第一步有你一个”了。李作鹏至多也只能算是叶剑英的“半个红人”,说得确切些,只能算是“小半个”。而在叶群这里,李作鹏至少能算是“大半个”红人。所以叶群会对李作鹏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这可不是叶剑英的“这个人(指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所能相比的。吴法宪则又差了一等。没有看到叶剑英对吴法宪有什么特别的友情,倒是叶群把吴法宪当成了知己、心腹:“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吴法宪说:“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第四,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李没有提到。吴说的是:“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邱会作的文字比较有趣,首先他承认“这‘四条’是叶群在上海开会时,在小组会上揭发的。”随后邱会作说:“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下发了!”
第五,对于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吴说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李则归结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邱则强调林彪对罗的帮助、关心:“但他(林彪)对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林从内心里还是想教育罗,对罗仍然抱着希望,罗毕竟是林提议当总长的。”罗瑞卿倒台,那是他“不折不扣的‘擅离职守’”,是罗“利令智昏”,所以,是咎由自取。
第六,对于“四条”,吴详细地说明了“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李说的是:“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不过又进行了辩护:“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邱则肯定了“四条”的存在,但又认为并不重要:“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肖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其实,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主要不是因为罗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的军权,防范刘、邓。那么,在毛主席倒罗的决心中,‘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没有‘四条’,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的。”“现在,有的材料上说,在开上海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上面所讲的事情‘死无对证’,我没有听到邓说过这样话,我更不相信邓当时有胆量说这样的话。邓小平、彭真都是批罗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若表示了相反的态度,不是把自己放到毛主席的对立面上去了吗?如果邓小平说了‘死无对证’的话,杨成武、肖华又怎么可能在批罗的大会上,把这‘四条’和罗的其他问题,又认认真真揭发呢?杨成武、肖华又不是傻瓜,我想他们只会说有根有据的话,不会说‘死无对证’的话。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也郑重地提到‘四条’,这个报告都是要经邓的手把关的,如果邓说了这个话,他怎么还同意写上四条?!这只能说明罗的确钻到刘、邓司令部里面去了,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是教唆罗耍赖。想想看,罗都投降了刘、邓,毛主席怎么能放过他呢!?”
吴法宪说,在上海批罗会议上发言:“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说到北京的批罗会议时:“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表示了忏悔:“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
李作鹏在上海会议没有发言,不过在1965年11月27日写了罗瑞卿的材料,在《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林彪写信附上的十份材料,张秀川占了四份,雷英夫占了四份。除去张秀川和雷英夫,材料上有名的就是刘亚楼、李作鹏、王宏坤和林府秘书。可见李作鹏领导下海军材料的重要——“后来的赫赫有名的海军‘李、王、张’就是从此开始的。”京西会议上李作鹏开始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后来我又想改为口头发言”,不过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他在发言稿中有反对苏振华的内容,而叶剑英是支持苏振华的,故发言怕得罪叶剑英;另一方面是“上海批罗会议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又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我旗帜不鲜明……在这种复杂情况中,为人真是难啊!双重压力下,我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
邱会作回忆中讲:“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肖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据《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254页)中说邱会作“1966年3月,在批判罗瑞卿同志的会议上,三次发言诬陷罗瑞卿”。比较一下吴、李、邱,吴法宪感到有压力,李作鹏感到有压力,而邱会作没说有任何压力,而且还三次发言。而且,三次发言是在“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这样的前提下发的言。
《邱会作回忆录》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叶帅又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林总说:我看对罗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定。”
也就是说,邱会作在“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就已经知道要“解决罗的问题”了。这样的待遇,李作鹏和吴法宪都没有享受到。《李作鹏回忆录》中说的是:叶群要求李作鹏写材料之后,“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帅找我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间上要比邱会作晚了半年,而且是叶群要李作鹏写材料在前,叶剑英找李作鹏谈话在后,叶剑英是“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李作鹏说:“在我与叶帅的接触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队工作外,极少涉及人的问题。而这次与我谈话中,一下就谈了对罗、萧、苏三人的看法。”说明叶剑英并没有就罗瑞卿个人特别对李作鹏打招呼。邱会作则是“(叶帅)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李作鹏待遇比起邱会作来要差多了。吴法宪根本就没有享受到什么待遇,所以才会在“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吴法宪说:“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看看吴法宪所写的上海会议:

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

可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不知道的,邱会作却在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就知道了,足足要早了半年!
再比较一下有关“四条”的不同回忆。
吴法宪知道“四条”,是在上海会议的上海,叶群告诉他的,吴法宪还说:“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
李作鹏说的是:“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也就是说直到上海会议,他从“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才知道“四条”。
《吴法宪回忆》中说:“她(叶群)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邱会作提到“四条”共有25处,其中说:“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份在整理刘亚楼遗物时刘的家人上交的刘亚楼临终前(四月十五日)给罗瑞卿的一封信,信中对罗大为不满(为什么不满,还不是因为‘四条’的事刘当了炮灰,被林刮了鼻子)。这份材料才是上海会议十一份材料中分量最重的一份。”“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其实,杨成武他们早先于叶群把‘四条’的大意说出去了,这样‘四条’已经不只是罗对林的不尊敬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罗有野心的问题了,我军的总长有野心还了得起!是毛主席、杨成武把罗瑞卿推到有野心的问题之中的。”“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如果不是毛主席叫叶帅给林通气打招呼并给不少老同志打招呼,如果不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的问题,林是不会同意叶群把‘四条’讲出去的。”
可以看到,和李作鹏、吴法宪不同的是,邱会作一口咬定“四条”是有的。邱会作承认“这‘四条’是叶群在上海开会时,在小组会上揭发的。”如果没有叶群的揭发,“四条”会不会出现在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会不会出现在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会不会出现在肖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
邱会作对邓小平说“四条”是“死无对证”大光其火,大加痛斥,不过比较李作鹏回忆录中:“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李作鹏的说法和邓小平“死无对证”的说法并无两样。《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在2011年出版。差别竟会如此之大。至于邱会作所说“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和《吴法宪回忆录》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吴法宪早就否定了邱会作所说。
当然,如果进行两两比较,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叶群让李作鹏写材料,李作鹏说:“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叶群让吴法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吴法宪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看起来,李作鹏的“政治觉悟”要比吴法宪高多了,一下子就找到了后台,还找到了两个,吴法宪想找后台,而且只想找一个,却找来找去找不到。
2.再比较一下李作鹏和邱会作。李作鹏说:“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邱会作说:“我当时就想,叶、聂议论罗的问题决不是犯自由主义,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
两句话简直如出一辙。仅有的差别是,李作鹏认定的后台比邱会作多了一个人,或者说,邱会作认定的后台比李作鹏少了一个人。
3.比较一下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叶群所说。吴法宪详细记述了叶群对他所说的话,吴法宪的感觉是:“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邱会作没有详细记述叶群说了什么,记的只是:“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后来叶群对我们说,主席对罗的态度和决心,对‘首长和我都是震惊和几乎是措手不及的。’”到底是叶群对俩人的所说两样,还是俩人的回忆两样?
4.《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从上海会议起,林彪就注意做争取工作。总政梁必业副主任是争取的重点,因为他是罗瑞卿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但梁必业也是林喜欢的人物。林副主席分配李作鹏和我做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经过几次谈话之后,把问题基本上摸清楚了。”邱会作记述的梁必业同邱、李谈话的情况大致有:“一九六三年罗瑞卿同他谈林副主席的病情谈得最多,首先是以‘关心’的口吻谈,后来就谈‘后事’了。罗瑞卿说:‘林总的身体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业还说:“一九六四年开始,罗瑞卿定的方针是‘冷林、热贺’四个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扩大林彪的‘病情’,宣扬胡子的‘亲政’,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体只是‘熬时间’了。”
即使李作鹏别的都不知道,这些,按照邱会作的说法,总应该知道。只是,什么“冷林、热贺”,什么“扩大林彪的‘病情’”,什么“宣扬胡子的‘亲政’”,什么“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体只是‘熬时间’了”,《李作鹏回忆录》中一点没有提到。为什么?是李作鹏知道而不写,还是根本就不知道?
比较吴、李、邱的回忆录,笔者的感觉是:吴法宪是豁出去了,临终之间,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李作鹏有点左右为难,要想说点东西,又怕对不起老首长。邱会作也是豁出去了,最后一次效忠的机会到了。邱会作给笔者最大的感觉是,他不像是在写回忆录,在回忆发生过什么,而是针对着社会上的一些观点在进行辩解。这中间的奥秘是什么?

六、小结

吴、李、邱的《回忆录》,在战争回忆的文字上,多写点,少写点,写深点,写浅点,没人在乎。要紧的是文化大革命怎么写,历史的交代,自己的声誉,全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案”又是一个大头。怎么写,写什么,到底是说还是不说,辩还是不辩……
作为林彪的嫡系,他们有共同之处,都曾经位极人臣,一起写过效忠信。文化大革命后,他们一起从监护状态变成锒铛入狱。作为传主,免不了的是,都为自己作了辩护,也为昔日的首长进行了一定的辩护。
比较吴、李、邱的《回忆录》,不同点是:吴法宪说出了较多的实情,尤其是把叶群胁迫他搞“四条”的经过说清楚了,虽然也搞了一些“是毛泽东”之类的辩护,不算太过分,吴法宪的另一个好处是进行了反思,“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的问题,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我一生都将悔恨和反思。”《吴法宪回忆录》中用了七个“内疚”,对黄克诚,对朱德都表了态。
李作鹏虽然也为昔日的首长作了一些掩护,但是他也说出了不少的实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说他陷害了罗瑞卿、苏振华、张学思,他都在《回忆录》中说到了,所述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为“四条”作了一些辩护,硬要说毛泽东知道叶群打招呼,有点不伦不类。没有看到李作鹏有什么抱歉之意,内疚之感。对“罗瑞卿案”,突出了“突出政治”的矛盾。这在当年是事实,却是表面上的事实。当年,李作鹏高举“突出政治”的旗帜,至今仍对“突出政治”念念不忘,令人称奇。当然,比起雷英夫净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来,那就不知要高出几个级别了。
邱会作和雷英夫极其相似,雷英夫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邱会作是把自己说成反江青的英雄。于是什么“战略部署”,什么“热贺冷林”这些都出来了。连“林总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话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最大,没有什么‘污点’。”这样肉麻的话都说出来了,感觉上还是挺怀念当年跟着林总闹革命的峥嵘岁月的。在“罗瑞卿案”上,简直就是,毛、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贺、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切些说,同刘、邓、贺、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邱会作于2002年离世,吴法宪于2004年离世,李作鹏于2009年离世。吴法宪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是否看过邱会作的手稿?是否与邱会作有过沟通?笔者的估计是否定的。李作鹏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是否看过邱会作的手稿?就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关系来说,可能性是很大的。《邱会作回忆录》980页有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合影,题词为:“一九九九年,和老战友李作鹏在一起,战友难友情意深重,市井布衣荣辱不惊。”邱会作的《回忆录》,起始于1982年,终于2002年。可以想象,李作鹏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有可能看到了邱会作的原稿,或者至少和邱会作有过交流。譬如说,李作鹏没有想起来的事,看了邱会作的原稿后想起来了。看到邱会作说的话有漏洞,帮衬一下,这也是铁哥们应尽的义务。从这个角度去阅读《李作鹏回忆录》,或许会对其中有些内容的理解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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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个人的战略部署

舒 云

毛泽东拍板打倒罗瑞卿,近些年基本达成共识。但还是有人在不得不承认“毛拍板”的同时,借《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一些话,鼓吹打倒罗瑞卿是“林主动”。他们故意忽略毛泽东“倒罗”的目的是为“倒刘”,对当时在毛泽东指使下军内早已形成的“倒罗”大势和诸多军队元老的重大作用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甚至故意夸大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试图造成“倒罗”是“林主动”的假象。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林主动”,而是“毛主动”,打倒罗瑞卿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略部署。

官方说法和“林主动”的由来

其实这个“林主动”是在炒馊饭,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杨成武等“倒罗”急先锋对“倒罗”闭口不言,官方也故意“省略”他们,形成了“倒罗”是因“林诬陷”的说法。官方审定的正史说:“林彪诬陷罗瑞卿。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也都是类似说法。
而1965年12月罗瑞卿事件发生时,官方说法却大相径庭。那时罗瑞卿是坏人,林彪是好人。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成了坏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罗瑞卿又成了好人。邱会作曾说:“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倒罗)发言,在中央下发的《中央工作小组报告》里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情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瑞卿)的大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
其实判定“倒罗”是不是“林诬陷”非常简单。如果是“林诬陷”,1971年林彪倒了,罗瑞卿理所当然应平反复出了吧?可是为什么直到1974年1月罗瑞卿才被解除监禁?为什么直到1975年8月才给他一个军委顾问的虚职?为什么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他才重新出任军委秘书长?“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仍然被“闷”了整整五年!到底是“谁诬陷”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吴法宪的这句话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现在有人把官方的“林诬陷”改成了“好听”一点的“林主动”,又从《吴法宪回忆录》中找到一点“依据”。吴法宪说:“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 然而吴法宪并没有回答林彪为什么和怎么主动提出打倒罗瑞卿,林彪对毛泽东说了什么?毛泽东又对林彪说了什么?因为吴法宪不是当事人,他的这句话并不能作为“林主动”的证据。
在罗瑞卿事件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关键人物。吴法宪1967年7月才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也就是说,在上海会议前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只是一个军种司令员,任务是管好空军的“一亩三分地”,有关中央高层的事情大多是听来的,他怎么可能一锤定音呢?其次吴法宪本性善良,胆小怕事。他被关押10年,出狱后仍是“二等公民”,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大胆纠正了在狱中被逼承认的若干假话,但他怎么敢质疑仍在军委高位上的比他地位更高者呢?他为尊者讳,也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导致他的回忆录在“倒罗”、以及“九一三”事件的记述中避重就轻,上推下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倒罗”的导演与急先锋

罗瑞卿事件中的主导人物是毛泽东,积极参与的是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这是当年有文件记载的。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时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其实毛泽东在“倒罗”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拉林彪做替罪羊,“九一三”之后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所以,在他的传记和年谱中,都只写了林彪“倒罗”,没有他什么事。
杨成武留有回忆录,也有访谈;叶剑英有传记、年谱,萧华也有类似传记和回忆文集,但他们都闭口不谈罗瑞卿事件。如果打倒罗瑞卿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早挂在嘴边喋喋不休了。杨成武是个非常会宣传自己的人,他有厚厚的两大本回忆录,还有巨型画册、访谈等众多书籍。虽然他是罗瑞卿事件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不仅在回忆录中不谈罗瑞卿事件,接受访谈时也坚决不谈。
后来被“两案”认定为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四人中,黄永胜1968年3月才到北京任总参谋长,含冤去世又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吴、李、邱分别写有回忆录,在他们本人死后出版。吴法宪1965年5月任空军司令员,李作鹏1962年7月任海军副司令员,他们都只是军种负责人,对中央的情况了解有限。邱会作排在四人中的末位,但他1959年就在林彪提议、毛泽东拍板下出任三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部长,这个位置让他的接触面遍及全军;而且他善于动脑筋,喜欢探寻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他的回忆录,尤其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更全面也更真实。
邱会作说:“解放军三大总部首脑,是毛主席、党中央选定的,决非平庸之辈。我任总后勤部部长13年,‘陪了’三位总参谋长,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他们与同级干部相比能力突出,年富力强。全面地看,罗(瑞卿)是较强的,那种所谓的‘用谎言骗毛主席整罗’的说法,正是以‘被利用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整罗瑞卿是个复杂问题,但是多么复杂的事情也有主要原因,从来毛主席对重大人事问题的处理都是从大局着眼。”
邱会作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述:

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叶帅又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罗瑞卿)的问题。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
“长子问题?”我担心没有完全听清楚。
“是的!就是谈长子问题。你是办公会议的成员,要起好作用。我们过去信任你,现在信任你,将来也信任你。”
…………
林总说:我看对罗(瑞卿)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要主席来定。
叶帅继续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
叶帅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总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

从《邱会作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明明是叶剑英按毛泽东的授意去找林彪,向林彪转达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而不是林彪叫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换个角度看,罗瑞卿与毛的关系比叶剑英与毛的关系要近得多,如果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罗瑞卿,叶剑英、杨成武等人怎么敢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领袖面前说罗瑞卿的坏话?难道他们就不害怕自己倒台吗?

叶剑英事先向吴法宪打了招呼

吴法宪说他在上海会议开始前才从叶群那里得知罗瑞卿的问题。“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12月7日,叶剑英通知吴法宪8日到上海开会,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仅要听他事后是怎么说的,更要结合各方面的史料来对照印证。
1965年秋,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四处打招呼,他怎么可能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招呼呢?邱会作证实:叶剑英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分别找了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杨成武、萧华和邱会作,后来又找了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代这么办的。”
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都谈到叶剑英就“倒罗”给他们打了招呼,而吴法宪却说“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这就奇怪了,叶剑英怎么可能事先不给吴法宪打招呼呢?
相比之下,叶剑英与吴法宪的关系,比李作鹏、邱会作要更亲密一些。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到,1966年冬至1967年春,他被军队院校造反派追得四处逃窜,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此时,代总长杨成武躲在总参管理局第五招待所,他也想躲到那里去,杨成武让他请示叶剑英。叶剑英则让吴法宪到他家里住。经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在叶剑英家住了三天,因为他急于工作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要开他的批斗会,还准备好墨汁为他涂脸。吴法宪按照叶剑英指示,带着警卫员、秘书立刻离开空军大院,开始四处“打游击”。造反派弄了几部汽车跟踪追查,扬言要把他抓起来。担惊受怕的吴法宪被拖得筋疲力尽,他再次向叶剑英求援。叶剑英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去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吴法宪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持续了两个月。
从吴法宪与叶剑英的亲密关系看,邱会作所说叶剑英向吴法宪打了招呼,应是可信的,而吴法宪说叶剑英没有给他打招呼,是难以置信的。

说“林主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杨尚奎等人谈话时说:罗瑞卿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
上海会议后,毛泽东找罗瑞卿谈了吗?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从昆明到上海,周恩来找他谈话。罗瑞卿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也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更没有伸手。他要求面见林彪或与林彪通电话,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周恩来劝罗瑞卿不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副主席那里去。罗瑞卿在狱中写道:“实在感到对我很异样。不让我见主席,不让我见林副主席,不让我参加会,不让我外出……我想,对彭(德怀)黄(克诚),当时在庐山,也没有这样呀!所以怎样也控制不住自己。” 直到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也没有见上毛泽东一面,更不可能听过毛泽东要他到哪个省去当省长之类的话了。
邱会作说:其实毛主席对罗(瑞卿)的问题早就察觉。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说,你们说罗(瑞卿)封锁林彪同志,他罗长子长期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 罗瑞卿怎么可能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毛泽东这话的意思是“我”没有包庇罗瑞卿,也没有反对罗瑞卿,他不到“我”这里汇报工作“我”怎么能了解他?他封锁林彪,不尊重各位老帅,所以是你们要打倒他,与“我”没关系。
不可否认,林彪因叶剑英等人的告状,对罗瑞卿有过批评,甚至严厉批评。但林彪既没有打倒罗瑞卿的想法,也没有对如何处理罗瑞卿表示过态度,他也没有这个权利。林彪因病休养,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没有工作的林彪怎么可能与罗瑞卿有工作上的矛盾?明显是欲加之罪!
罗瑞卿的倒台也有他自身的原因。邱会作谈过一件事,1964年在福州开会,午休时有几个秘书在打扑克,影响了罗瑞卿休息,他冲出房间对着几个秘书歇斯底里地骂,骂了个狗血喷头,很失领导水准。 罗瑞卿的颐指气使不仅对下,对上除了毛泽东,也是如此,叶剑英、聂荣臻这两位有工作的元帅对罗瑞卿一肚子意见。尤其是叶剑英,明明是他抓的大比武,却被罗瑞卿毫不讲理地“抢”了去,出尽了风头。1965年6月毛泽东等党和中央领导人连续两天在北京军区观摩大比武,叶剑英、聂荣臻根本不到场,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抗议”。
有人举出1959年庐山会议,1966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和别人打招呼,所以得出“拿下罗,也不会打招呼”的结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959年庐山会议,从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信,到最后给彭黄定性,这中间毛泽东首先改变了会议分组,并要林彪、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人来。7月22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7月26日,毛泽东又同林彪谈话。毛泽东还召集了若干次小会, 这不是在打招呼吗?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后来被称作大字报的那一段批语,但他没敢马上拿出来,他找周恩来谈话,先给了周恩来这个“大字报”,又收回去了。 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他非要在大连的林彪回北京。毛泽东与林彪谈话后,才敢公布他的大字报,这难道不都是在打招呼?1970年8月毛在写《我的一点意见》前,8月26日至30日,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他对李雪峰说:你这个组长怎么当的?林彪传话给吴法宪,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不要再提“天才”。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急忙收回小组发言记录, 这些难道不是打招呼?毛泽东1967年、1971年两次南巡,给多少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当然毛泽东会审时度势,根据批判对象,给哪些人打招呼,怎样打招呼,都有精准谋划。罗瑞卿在军中盘根错节,实力雄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向包括林彪在内的高级干部打招呼,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像打倒刘少奇一样,他不到最后时刻决不会揭开谜底。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情况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就是毛典型的“不点名”策略。事后罗瑞卿倒了,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指的是罗瑞卿,但毛泽东说了吗?他事前没说,事后也没说。林彪看到这个批示心里就不打鼓吗?“阳奉阴违”、“折中主义”这两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不也很合适吗?毛泽东的“不点名”策略颇具政治智慧,会让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哪怕位置再高也一样胆战心惊。

“倒罗”是毛泽东“倒刘”的第一步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罗瑞卿事件是彭德怀倒台之后党内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所以它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和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官修党史也不得不承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 邱会作认为彭罗陆杨的事是各自独立的,是毛泽东硬把他们四个人搞到一块,成为一个“反党集团”。
毛泽东在1962年就想废黜与他肩并肩的刘主席了,只因刘主席树大根深,他不敢轻举妄动,要慢慢扫清外围。拿邱会作的话说,毛主席还要做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65年11月末,叶群被毛泽东叫到杭州汇报罗瑞卿的问题。她用保密电话要吴法宪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接她到杭州毛泽东那里。叶群再三强调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她返回苏州后告诉吴法宪,毛主席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毛泽东之所以把罗瑞卿作为“倒刘”部署中要打倒的第一人,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10年,又执掌总参谋部6年,共和国的枪杆子、刀把子都被他一人掌握了,且又与刘少奇、贺龙等打得火热,毛泽东怎么敢高枕无忧呢?所以,打倒罗瑞卿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整个战略部署的第一步。但是毛泽东又不愿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所以在罗瑞卿问题上一定要让别人“背黑锅”。
林彪深知毛泽东嫁祸于人的套路,所以在叶剑英向他转达毛泽东要拿下罗瑞卿后,他按兵不动。而作为林办主任的叶群又生怕林彪陷进去,积极行动起来。1965年5月,她让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写了《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同志》的材料,并要林办秘书关光烈等人签上名。不过叶群并没有拿出来,而是锁在保险柜里。直到半年以后,1965年10月毛泽东催促“倒罗”,叶群才又搜集了几份材料。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林彪的被动。如果“林主动”,为什么半年多后他才在毛泽东催促下由叶群交出来,天底下有这样的“主动”吗?
如果硬要探讨在罗瑞卿事件上谁主动,要看打倒罗瑞卿这件事对谁有好处,仍然是那个趋利避害的原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需要先扫清刘少奇的外围,尤其是枪杆子在握的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是即得利益者,罗瑞卿倒了,总参谋长的位置就可以空出来给他。前面说了,叶剑英则是因为罗瑞卿“抢”走大比武,而且根本不尊重他,甚至瞧不起他。所以叶剑英、杨成武成为“倒罗”的积极分子。而“倒罗”对林彪来说不仅没有好处,还有非常大的坏处甚至危险。1959年是林彪提议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的, 如果罗瑞卿倒台,林彪也很可能受到牵连。他怎么会主动干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事情呢?所以在罗瑞卿事件中,林彪始终处于消极怠工的状态。
面对林彪的无限期拖延,而刘少奇的声望又越来越高,毛泽东实在等不下去了,但他又必须让林彪自己上钩。于是,他另辟蹊径,“杀杨”给“林”看。

林彪给毛泽东一封话里有话的短信

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1965年6月7日,任命杨成武为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任命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当天,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停职审查。
杨尚昆被撤职的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 可是,秘密录音事件发生好几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提起?关键是杨尚昆“与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叶剑英特意到苏州向林彪通报杨尚昆被撤职的情况,并传达毛泽东的“批罗”指示,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表示身体不好,毛泽东即召叶群面谈。 拿邱会作的话说,毛主席叫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面对毛泽东赤裸裸的“倒杨”警告,林彪可以不理睬。但毛泽东明确让叶群前来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林彪就不可能再装糊涂了,否则他肯定成为彭德怀第二。于是林彪字斟句酌,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此致,敬礼!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这封短信里埋下了进退自如的伏笔。首先林彪强调不是他要告罗瑞卿的状,而是(叶剑英、杨成武等)“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的。“九头鸟”林彪真有先见之明啊!他早就预料到身后有人会在罗瑞卿事件上诬陷他了,他用别人“早就提议”粉碎了“林主动”的谬论。接着林彪解释了为什么一直拖着不报告,是“怕有碍主席健康”。叶群带着林彪精心斟酌、话里有话的信和叶群搜集的10份材料,去向毛泽东汇报。
林彪虽然在信中提议“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但毛泽东根本没有理睬——没这个必要,他需要的只是打个招呼,得到林的一个赞同态度。上海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等人谈话,叫他们收集材料,这些都是为开罗瑞卿的会做具体准备的。因为毛泽东有了林彪的表态,所以他始终没有找林彪谈过罗瑞卿的问题。后来叶群对邱会作等人说,主席对罗(瑞卿)的态度和决心,对“首长和我都是震惊和几乎是措手不及的”。
林彪以为他不出面,包括他不出席上海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不发布指示,就可以躲过“倒罗”的横祸,哪想到他离世半个世纪了,还有人企图让他背这口“林主动”的黑锅。

从上海会议到京西宾馆会议中间没有空白

1965年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毛泽东说要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让他先回北京,以后再说。有人说,上海会议并没有给罗瑞卿结论,到京西宾馆会议才对罗瑞卿的问题升级,这中间有三个月空白,是林彪2月8日指示才让罗瑞卿的问题升级的。
毛泽东一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怎么可能在“倒罗”问题上留下三个月的“空白”呢?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说:“罗(瑞卿)的思想与我们有距离,”“罗(瑞卿)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瑞卿)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瑞卿)在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瑞卿)个人专断,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在上海会议前毛泽东就已经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了性,至于上海会议没有给罗瑞卿结论,一是麻痹他,二是搜集更多的证据。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召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职务,由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27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林彪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同时会议集中揭发批判罗瑞卿,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到会讲话。据此,《解放军报》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由唐平铸等人主持和执笔发表了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号召全军指战员都来参加“怎样突出政治”、“突出政治究竟落实到哪里”的大讨论。 虽然《解放军报》没有点名,但字字句句都指向罗瑞卿。这几篇社论批驳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观点,把罗瑞卿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甚至关系到党和军队存亡的高度。
1月8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被增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2月1日至4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广州召开了第51次会议。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
叶剑英说:“揭露(倒罗)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个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罗瑞卿)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教育全党全军。……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毛主席说,做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萧华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杨成武说:“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瑞卿)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已陷进去了。……要注意防止罗(瑞卿)的地下活动。……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对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贺龙说:“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彪)的安全。”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瑞卿)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做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贺龙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根据会议安排,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先后从不同角度在大会作了发言和揭发。随着会议的深入,特别是吴法宪等人对罗瑞卿“伸手夺权”、“篡党篡军”进行声讨后,罗瑞卿再检讨自己搞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老帅、骄傲自满、爱揽事,等等,都无济于事了。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揭批罗瑞卿问题,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叶剑英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成武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时军委各位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
上海会议后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都是在为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做准备,怎么可能有三个月的“空白”呢?

关于唐平铸笔记中的林彪“批罗”指示

上海会议召开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泽东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泽东对罗瑞卿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彪并不知底。林彪只知道罗瑞卿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彪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彪既未参加,也无指示,更未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彪的任何指示,林彪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李作鹏参加了上海会议,但他的主观认识是把罗瑞卿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他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京西宾馆会议)做任何指示。……林彪虽然对罗瑞卿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瑞卿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瑞卿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未提到林彪在“批罗”问题上有什么指示。那么又如何解释唐平铸笔记中记录的林总指示呢——(1966年)2月8日林彪指示:

“这是个危险人物(指罗瑞卿),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德怀)、黄(克诚)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月1日,林总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要特别说明的是,林彪这个“批罗”指示并没有在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传达。京西宾馆会议是落实上海会议的精神,扩大“批罗”的范围。这时“倒罗”已是大势所趋,罗瑞卿下台已是定局,林彪的这几句话显然是表态性的话。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以及其他元帅都早有表态,“批罗”的调子比林彪高得多。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提到“毛主席、刘主席健在”,说明他根本不知道刘少奇马上就要倒台了。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打倒罗瑞卿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罗瑞卿看了叶剑英给他的贺龙等人的亲笔揭发,第二天就跳楼了。毛泽东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叶剑英则改辛弃疾的一句词“将军一跳身名裂”。 有人故意忽略毛泽东以及叶剑英等人在“倒罗”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是为尊者讳,另一方面是想把脏水全部泼到林彪头上。

《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失实举例

《吴法宪回忆录》是黄吴李邱四人中第一个出版的,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尤其是对1980年“两案”的揭露,难能可贵,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和启发其他当事人写出回忆有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个人的时代局限性,某些问题的回忆难免有误,需要研究者客观、理性地予以分析,而不能抓住吴法宪的一句话就给出“林主动”的结论。笔者重读《吴法宪回忆录》,发现书中的一些不实之处,例如——
罗瑞卿到苏州求见林彪不是叶群挡的
吴法宪说:1965年11月,“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实际上,此时叶群正在太仓农村搞“四清”,她怎么可能又在苏州林彪住所挡罗瑞卿呢?吴法宪不是当事人,这件事情是听来的,所以有误。事实是挡罗瑞卿的是林彪秘书。叶群规定没有她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见林彪。因为罗瑞卿没有事先联系,而叶群又不在,林彪秘书不敢让他见林彪,于是就挡了。
吴法宪知道不知道刘亚楼的“四条”
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拿掉罗瑞卿,需要吴法宪证明刘亚楼的“四条”。《吴法宪回忆录》说得很明白,需要吴法宪证明“四条”的是叶群, 而不是毛泽东。至于吴法宪如果不出来证明“四条”是否会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林彪和叶群能说了算吗?
关于刘亚楼的“四条”是有的,当年上海会议早有定论,还有一些专著、专文做过论述。至于吴法宪是不是故意隐瞒已经无关大局,邱会作回忆录中说得很好:“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瑞卿),主要不是因为罗(瑞卿)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瑞卿)的军权,防范刘(少奇)、邓(小平)。那么,在毛主席‘倒罗’的决心中,‘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没有‘四条’,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瑞卿)的。”
综上,因为吴法宪在1967年7月以前并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他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记载大多数耳闻,而不是目睹,尤其是在对罗瑞卿事件的回忆上,加上他有个人的心思,导致不少失实之处。研究者在引用时需要对比其他史料,研究分析,而不能当成金科玉律,更不可能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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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读《虔诚与疯狂》

王三义

《昨天》编者按:本篇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是他读过《虔诚与疯狂》后写给该书作者孙涛的读后感。《虔诚与疯狂》是孙涛所著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自印书,原书名为《虔诚的疯狂》,又经过一些修订后改为现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该书未能正式出版,只自印了少量纸版书分赠有兴趣的友人与研究者。

我自恃有读书的好习惯,不管买的书、借的书,还是朋友赠的书,拿到手一定要读完再放回书架。但,上个月实在太忙,孙涛先生的著作放在手边,一直没有读完。从本月2日开始,上海大学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全校封门隔离。打地铺住在办公室里的这几天,把《虔诚与疯狂》读了一遍。之后,写下这则小文致孙涛先生。
孙涛先生的著作《虔诚与疯狂》我读了一遍,也浏览了《师友雅评》,有一些读后的感想和作者交流。
首先要说《虔诚与疯狂》的价值。我的看法和侯光天先生、刘建武先生、郑钊先生、刘维颖先生、石名岗先生的一样。我觉得,《虔诚与疯狂》的亮点主要包括:
(1)史料价值——如实地、全方位地反映山西文革的整体脉络;
(2)史家立场——对文革事件的态度是客观、公允、求真的;
(3)富有创见——对刘灏等主要人物和“袁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不仅建立在大量调查和采访基础上,而且高屋建瓴,放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背景下考量,结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尤其关于当事人不同角色的责任,分析很深刻。
其次要谈谈此书对我的一些启发。我生于文革第三年(1968),小学二年级时文革结束,对文革的认识主要通过读书获得。我青年时期幸运地赶上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高中和大学期间阅读反思性的文学作品,阅读不同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学里的历史教师给我们开设文革史专题,对文革有一些系统的了解。大学毕业后虽然我一直讲授世界史,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也是世界史,但我对于文革的新史料和各类研究成果随时关注。
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既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前者有利于总体把握,但往往缺少细节。后者提供细节,但往往局限于个人或某个具体地域发生的事件,高度不够,缺少俯瞰的优势。因此,定性的判断和资料考证就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即使定性的判断,官方认定的只是一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民间的意见有多种。文革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太大,所处的位置和所持的立场,有时是千差万别,甚至完全对立的。这样一来,文革评价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丁东和杨继绳先生认为,应该站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从人类进步的立场上看文革,这是有道理的。
文革研究中的争议,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局部和总体的关系,二是动机与结果的关系。
理论上说,把全国各个省市地县的文革情况研究清楚了,才能把全国文革运动弄清楚,实际上办不到。科学家研究矿物,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矿藏研究一遍才能得出结论,只要选取样本和典型就可以。《虔诚与疯狂》中有许多特写镜头,逼真地展现了文革的细节,阅读书中的描写,等于回到“历史现场”。《虔诚与疯狂》从头至尾都是把山西置于全国文革运动的大背景下,丝毫不觉得书中的人和事就是地方性的,是发生在太行山以西的震荡和变动。山西在文革时期发生的事件,有典型性也有代表性。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刘灏的这条线索是关键的。我觉得这也是《虔诚与疯狂》在框架和布局上成功的地方。
世界历史上的大灾大难很多,但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很欠缺。死于灾难的人带走了他们痛彻的感受,幸存者在灾难之后本能地选择忘却,因为人还想生存下去,首先要从心理上走出阴影。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打了十年仗,有无数将领和士兵葬身异乡,荷马史诗中只有第十年的城市陷落(《伊利亚特》),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的归程(《奥德赛》)。纳粹屠犹事件,数百万犹太人丧生,而后人往往只记得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提到的1200人。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人丧生,南京一个教堂的犹太人约翰拉贝写的日记,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目击见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全民的疯狂,事后,上层人物有选择地揭露或掩饰,而普通民众劫后余生,睁开眼睛要吃饭,柴米油盐,种菜养鸟,图个安然,只想远离噩梦。随着时间的流逝,文革记忆逐渐淡化是不可避免的。撰写文革的历史,若能像《虔诚与疯狂》一样,以局部(文革时期的山西)反映整体,以特殊人物的活动轨迹,反映全国七八亿人经历的生死劫难,已弥足珍贵。
至于“动机”与“结果”的关系,作者写《虔诚与疯狂》,主要任务是挖掘史料和理清一堆乱麻的山西文革史事,这个任务很艰巨,作者完成得很出色。至于探究文革发动者的动机,这是另一项任务。
研究文革的书,大多数涉及文革发动者的动机问题,提出了各种说法,从不同侧面看都有道理。但,文革1976年结束,我们对文革的“结局”了如指掌:文革带来灾难和浩劫(有罄竹难书的罪恶)。然而“伟大领袖”本人和他身边的战友尤其死于文革的人,他们对结果是未知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是为了民族也为了世界的未来,而且相信一定会成功。我读历史书、教历史课三十年,忍不住想一个问题: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马后炮”式的,根据“结果”或“后果”来推测“起因”和“动机”,对历史人物进行赞扬或者批评,替这些历史人物列出甲乙丙丁几种动机,但真是那样吗?静下心来一想,这些历史人物在行动之前未必就会那样权衡利弊。可见,“动机”的研究是史学研究中唯一有风险的探索。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可·布洛赫说,“历史人物的动机问题,是史学研究最大的难题”。因为,拥有一手资料(档案资料,或亲历者的印象),都未必能得出合理的结论。马克·布洛赫指出: 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师友雅评》中冯辰生先生坚持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动机是好的,“斗私批修”也是必要的,而且,冯辰生先生自信他的思考是有道理的。他有保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和他看法一样的人也不少。
当然,根据“结果”或“后果”来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尤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着眼,也是很正常的。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艰辛无比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恶劣的人文环境抗争,一旦出现大的错误和闪失,就会万劫不复。斯大林的肃反和杀戮、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的罪恶不可饶恕,文革的灾难和导致的社会倒退,也是无法掩盖的,发动者的过错也难逃历史评判。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两个衡量标准:一是人的生存环境是否改善,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否丰富而纯洁了。前者既指物质条件如衣食住行等条件的改善,也指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方面的改进,至少不争斗;后者是指人的智慧提高了,内心向善了,思想宽容了。近代以来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发明家、造福于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为人类做贡献,推动人类进步。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都在维护社会公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那些政治人物们,本来承载着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和寄托,他们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利用手中无限的权力把民众带向苦难深渊,是不会被历史宽恕的。林则徐曾有诗云“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由谁定是非”,不管怎么说,当政者自己给自己“定是非”是可笑的,其实是高估了自己。
以上是我拉拉杂杂的一些想法,未必恰当。
20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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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中的美籍“人大三红”战士——温纳瑞斯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选读)

陆伟国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岁月和时代背景(1962~1970》(时代作家出版社)第六章第七节。

讲到文革期间国际领域的事务,很想讲讲世界范围的红卫兵。比如有中国的红卫兵去到了国外,有去越南的,有去缅甸的;也有的外国出现了红卫兵,出名的有法国的、日本的、美国的等等。这儿就讲一个外国人参加了中国的红卫兵,他就是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的美国公民温纳瑞斯。
文革期间,北京有一些外国人参与了政治活动,但都是他们自己有个组织,比如很有名的李敦白组织了一个在京外国人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也有外籍在华人员的孩子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红卫兵,但外国公民直接参加中国红卫兵的,大概只有他温纳瑞斯了。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个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镇上的工人家庭。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就去当兵了。二战结束,他复原回家,但家庭条件没有起色。1950年9月,只得第二次参军。两个月后就上了朝鲜战场,这年他28岁。没想到,才来了一个月,1950年11月28日,温纳瑞斯就在第二战役中被俘,送到朝鲜碧洞第5战俘营关押。
在战俘营中,这些战俘得到了良好待遇。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而且还都是大米、白面,另有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相当于一个团级干部。比起有些在冰天雪地里,连棉衣棉裤都还没有的志愿军战士,好到不知哪儿去了。战俘营里还安排了丰富的文体活动,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等。几乎每周都要组织晚会,演出他们战俘自己排练的节目。每两周还放映一次电影。1952年11月15日到26日,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俘奥运会”,温纳瑞斯还担任了这场“奥运会”的委员。这段时间,比他在美国的生活还要好。(上图:1950年温纳瑞斯〔后排左二〕被俘时留影。)
所以,在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按照“自愿遣返”的原则,就是也可以回去、也可以留下,他同另外20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选择留在中国。
到中国以后,他在太原学习了一年,又分配到山东济南造纸四厂工作。在工厂里,温纳瑞斯和职工们相处得很好,职工们也没把他当外人。特别是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更是喜欢接近他,和他这个性格开朗幽默的“美国大个子”交朋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温”。下班之后,他还喜欢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同时,他也坚持努力学习中文。很快,他就越来越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回头看他们在朝鲜战场留下来的这批人里,有18人在文革之前还是回国走了,另有一人病故,还有一位是文革后1980年回国的。温纳瑞斯是他们中唯一一个一生都留在中国的人,而且还在中国娶妻生子扎下了根。
1963年,为了他能有更好的工作条件,由上级安排,经过工厂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保送他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进国际政治系,随不同的班级学一些课程,比如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原理等。专门安排了班主任唐立春老师做他单独的辅导员。在人大的学习期间,温纳瑞斯还是认真好学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他住的留学生楼,就在我住的东风三楼旁边。留学生里黑人多白人少,比较显眼,所以还有印象,看见过他在操场上光着膀子打篮球。他性格比较外向,热情开朗,喜欢与人往来交谈。有时,他还拿手着在脖子上比划比划,说“我的脑袋还在”,意思是中国方面没有杀他。在政治上,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大还有一位美国战俘学生,是个黑人,不太愿意说话,比较沉闷。因此,我们叫不上那个人的名字。
但是,文化大革命同样也来到了温纳瑞斯的面前。在这个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很难理解很难适应的浪潮中,温纳瑞斯也是在努力适应。他还是想积极参加运动、投身革命、跟上潮流,而且,他也要造反,还参加了我们“三红”,这大概是唯一一个参加了中国红卫兵组织的外国公民,引起过外校的惊讶和好奇。
温纳瑞斯曾在纪念“人大三红”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做过发言,还在《人大三红》报上发表过题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的文章(见右图,小报还登出了他与中国妻子的合影)。在文章里,他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束缚和迫害”。比如,没有和中国学生一起拿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没有和中国学生一起及时听到上级传达的文件,规定了宿舍里早出晚归的时间,宁可安排他出去公费旅游,也不能参加大串联,等等。
但要说这是“迫害”,倒还真不是,有点冤枉管理部门了。温纳瑞斯一直还是美国公民,外事部门对他一直是加以注意和管理的,对他的行动是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制的。但是,应该说,这对他是一个好事,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连我们在这场运动中都犯过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他这样一个认真,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老外,那真是步步是坑啊。就是这样,学校的另一派组织“新人大”还派人到济南调查过他的情况,看看有什么能用得上的材料。看来是没有什么收获,要不,当时就能“揪出来”了。
有个大家都熟知的老外李敦白,四十年代就来中国,积极投身革命,不但加入了中国国籍,而且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也是红极一时,积极造反,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专门是外国人参加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兵团”,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被誉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了权。结果呢?他因文革中的活动再次入狱(此前曾在1949年因受到苏联方面指控而被打成“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国际间谍集团”成员入狱,前后两次在中国入狱时间共长达十五年),1967年9月,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1968年2月被逮捕入狱,关了九年之久,直至1977年11月才被平反释放。1980年,悻悻然地回美国去了。
连李敦白这么有政治经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这么个结果。像温纳瑞斯那样的“政治素人”,如果没有起码的管束,由着自己瞎蹦乱跳,真不知道会是怎么个下场。
到了1968年,军、工宣队进校,对温纳瑞斯这样一个特殊的“三红战士”,怕出事,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严格看管,关在留学生楼里。最后发了个“结业证书”,打发回原单位——济南造纸四厂去了。
在济南,有温纳瑞斯温暖的家庭。他先后娶过两个中国妻子,第一位妻子是个山东姑娘,结婚10年后患肺病去世,两人没有孩子。1967年,他又和一位离异的带了四个孩子的32岁山东姑娘白锡荣组成家庭。后来,他们又生育了一对儿女,温绍霞和温绍磊(见右图)。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文革结束后,温纳瑞斯的生活更加安稳。应聘到山东大学教英语,一些民办外语学校更是欢迎他去。他居住在中国红十字会为他提供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享受着教授级的待遇和公费医疗,国家每4年为他提供一次去美国的往返机票。老伴白锡荣带来的4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视温纳瑞斯如亲生父亲。
在中国度过的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使得温纳瑞斯这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言谈举止、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他喜欢喝中国的“老白干”白酒,喜欢抽济南当地产的“大鸡”牌香烟,更喜欢喝中国的茉莉花茶,至于西方人喜欢喝的饮料咖啡,他却很少喝。他每天吃的主食也是米饭和馒头,很少吃黄油面包。(上图:老年的温纳瑞斯夫妻与儿孙。)
温纳瑞斯曾三次返美探亲。他一再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但有关部门没有应允。
2004年,温纳瑞斯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生的儿女后来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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