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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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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吴、李、邱谈“罗瑞卿案”
不 平
一、“罗瑞卿案”讨论的焦点:“毛主动”还是“林主动”?
“罗瑞卿案”是文革初期,或者说,文革爆发前夕的一个大事件,也是多年来舆论界讨论、反思文革的最大的焦点之一。关于“罗瑞卿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林主动”还是“毛主动”。近年来,林彪手下“四大金刚”中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相继出版了回忆录,对于“罗瑞卿案”的研究、分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就尝试比较他们的回忆录来分析“罗瑞卿案”。黄永胜虽有其子所写的《军人永胜》,但不是黄永胜本人的回忆录,其中也未涉及“罗瑞卿案”,故不予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几位研究者所说。 2014年,余汝信所编《罗瑞卿案》出版。余汝信先生在“后记”中说:“几位作者同时指出,虽然直至今日,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惟以下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然而,林彪的确介入了罗案的处理全过程,完全无视林彪在罗案中的作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萧冬连在《〈罗瑞卿案〉代序:追寻历史的真相》中说:“关于罗瑞卿为什么被打倒,官方的解释归咎林彪的诬陷,这显然回避了主要事实,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这无庸置疑,任何高层领导人的得势与失势,命运最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 丁凯文在《文革前军内的一场大搏斗——罗瑞卿案辨析》中说:“第三,罗瑞卿事件中,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面诸位都赞同,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萧冬连说:“无论事情起因如何,作最后决断必定是毛泽东。”余汝信说“毛泽东当然是罗瑞卿一案的最终拍板人”,丁凯文说“毛泽东是最终拍板的决策人”。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毛泽东有决定权。这个问题没有争议。没有毛泽东的最后拍板,罗瑞卿不会倒台。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决定权”和“主动”混淆起来,把“毛有决定权”变成了——或者说推断出毛“主动”要打倒罗。“最终拍板人”并不等于毛主动要打倒罗瑞卿,林彪不是“最终拍板人”也不等于林就不会主动要打倒罗瑞卿。 庐山会议上,林彪主攻的是张春桥。林彪当然不是最终拍板人,如果是的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了,何必还要去捣鼓?但是,不是“最终拍板人”,不等于他就不会“主动”。林彪确实是“主动”要打倒张春桥。 原告提出了案件,法官判案,谁是“最终拍板人”?当然是法官不是原告。但是,因为法官判了原告有罪就说法官“主动”,这种逻辑不成立。 《吴法宪回忆录》的下面一段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 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
首先,吴法宪所说“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笔者以为,这是当时的真实形势,没有人会否认吴法宪所说。我们就按照吴法宪的所说,假设一下。假设当时吴法宪没有按照叶群所说的做,结果,吴法宪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被打倒,那末,是谁把吴法宪“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是叶群?叶群有这么大的权力?是林彪?是毛泽东?毛泽东为了他的“战略部署”,拿掉了罗瑞卿,还要把吴法宪“陪斩”?毛泽东为了拿掉罗瑞卿,需要吴法宪证明“四条”?所以,如果吴法宪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被打倒,只有一个因素,就是林彪。当然,确切些说,是林彪和叶群。而且一定是林彪主动,并且一定会得到“最终拍板人”毛泽东的同意。 所以,关于毛是“最终拍板人”,不是问题,也没有必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罗瑞卿案”到底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 余汝信说“罗瑞卿一案是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尚有争议的空间”,这就指出了问题的焦点在于“毛亦或是林首先主动提出”,而不在于谁有“决定权”。 吴法宪对这两个概念是最清楚的,他把“提出问题”和“下决心”区分开了。从上面的几位所说来看,吴法宪是明显的“林主动”派,邱会作则是典型的“毛主动”派,萧冬连说:“我倾向于吴法宪的说法:‘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是林彪,但下决心的是毛泽东。’”表明了他是“林主动”派,丁凯文的“林彪虽然也有涉及其中,但是林彪并未参与倒罗的具体工作”表明了他是“毛主动”派。余汝信,没有看到明显的表态,不过从他对《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比较来看,他应该偏向于“毛主动”派。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是不是林彪主动提出?吴法宪的语气里,提出问题的是林,打倒罗的是毛。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林彪主动提出,毛会不会打倒罗?如果是毛要打倒罗,他会需要、会等待、会依赖林提出问题么?如果林不提出问题,毛怎么办?是“打倒”还是“不打倒”罗瑞卿?还是再去找一个张彪、李彪,让他去准备十份材料?再召她/他进殿面谈?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7月16日凌晨,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天上午,他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召来说:“收到彭德怀同志14日的一封信,我已经给这封信加上标题,并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我建议大家评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随后,彭、黄、张、周集团产生,会议结束,彭德怀下台。毛需要去“打招呼”,需要去让别人准备10份材料么?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某些领导同志”,提出中共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有没有和谁“打招呼”? 1970年的庐山会议,8月23日林彪讲话,8月24日陈伯达起哄,8月25日,江青告状,当天,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也没有和谁“打招呼”。 1965年的时候,一些人说,毛为了拿下刘、邓,先要拿下罗。言下之意,不拿下罗,毛就不能、不敢去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怕罗起来造反。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不要说罗和毛的关系,远比和刘的关系铁得多,就是从胜负的考量,罗也不敢造反,借给罗三个胆子,他也不敢。1970年的时候,林彪的势力已经形成,决计在庐山会议上进行挑战,等到老毛雷霆一怒,林彪立刻把头缩起来了。1965年的时候,罗瑞卿不过就是几个头衔,一点势力都没有,如果老毛搞“文化大革命”的话,他敢反抗老毛?1971年的时候,林彪已经知道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也不敢打出旗子造反,最后只能向北而飞。林彪为了自身的利害都不敢公然造反,罗焉有为了刘少奇而反抗毛泽东的道理,即使他更靠近刘?而毛为了拿下罗,又何必一定要早早地和下面打招呼,让下面写材料?
二、吴法宪说“罗瑞卿案”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出版后,作比较的人不太多。笔者所见,余汝信有文章《〈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的若干比较》(华夏文摘增刊792期 文革博物馆通讯624期,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其结论为:
前几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但对史实的把握和认识尚有探讨之处。近日笔者将《邱会作回忆录》与当年地位与其不相上下的吴法宪的回忆录作了若干比对,觉得它无论在思想认识的深刻度抑或史料的准确度诸方面,均较《吴法宪回忆录》为优。
萧冬连也对《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进行了比较:
相对而言,《吴法宪回忆录》更为持中。这在目前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显得很珍贵。
我们来看吴法宪是如何看待“罗瑞卿案”的。吴法宪,2004年逝世,两年后,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吴法宪的回忆中谈及罗案时有以下要点: 第一,明显地表明自己是“林主动”派,“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 第二,明确指出,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是主要问题:“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 第三,在林彪和罗瑞卿之间,或者说,在叶群和罗瑞卿之间,吴有点偏向罗瑞卿:“没想到,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第四,明确指出,所谓的“四条”是叶群在发言中抛出来的,并且再三要求吴法宪在会上发言讲这“四条”。 第五,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在“罗瑞卿案”中如何被迫说了违心的话,并且表示了忏悔。
三、李作鹏说“罗瑞卿案”
接下来,我们再看李作鹏。李作鹏,2009年过世,2011年《李作鹏回忆录》出版。李作鹏的回忆并没有明显表明自己认为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有关罗案的回忆有几个要点: 第一,对于“四条”,所用的文字是“据说”,“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 第二,对于“四条”又说:“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人为什么进此之言?临死之前刘亚楼有必要再说一次假话吗?”李作鹏的逻辑有点奇怪,前面说的是“据说”,“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后面却又说“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有了“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这到底还是不是“悬案”呢?如果不是“悬案”,那么李作鹏就否定了自己前面的结论。如果是“悬案”,那就说明,“不止叶群一人”并没有证明什么。 第三,提供了叶群让李作鹏写材料的经过,写到叶群说“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自己回答:“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提供了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1965年初秋,并且说明叶剑英和李作鹏“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但时间是在叶群的电话之后“时隔不久的一天”。 第四,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 第五,在“说几句我的想法”中,说的是:“我始终认为罗瑞卿是有错误的。”什么错误?“反对突出政治”。换句话说,李作鹏认为这就是罗瑞卿倒台的主要原因。 第六,在533页写到“其实此时我已知道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几个老帅对罗瑞卿也有意见。叶群、叶剑英也曾向我打过招呼。”这里的用词“矛盾”和“意见”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谁重谁轻,谁主谁副,读者不难判别吧。两次提到叶剑英,都是叶群在前,叶剑英在后。 第七,在“林主动”还是“毛主动”这个关节点上,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强调了“林彪与罗瑞卿矛盾”并且批判了罗:“应该说林彪与罗瑞卿矛盾的产生,不在于林彪强调‘突出政治’,而在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林彪虽然对罗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强调了林彪没有“任何指示”,也强调了“此会议”。 第八,并没有看到罗案与毛泽东“战略部署”之类的想法与分析、推论。没有一点意思把“打倒罗瑞卿”和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和“打倒刘少奇”联系起来。 第九,对上海会议,提到“整个会议是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本人没有参加会议。”“我和苏振华共在一个小组,我没有发言,苏也没有发言。但从察颜观色中可以看出苏振华有些坐卧不安。不过邓小平在小组会上,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这可能对苏振华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会议最后由邓小平讲话,给罗瑞卿做了五条结论,主要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指出大比武冲击了政治,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对于罗瑞卿向刘亚楼提出的四条问题,没有做出肯定的结论。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 毛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这是邓小平向大家传达的。”“会议期间,毛主席、林彪均在上海,毛实际上主持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没有在会场露面。”
四、邱会作说“罗瑞卿案”
下面要说的自然轮到邱会作。比较一下吴、李、邱三的回忆,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出版的时间,吴法宪,逝于2004年,吴回忆录于2006年出版,相隔两年。李作鹏,逝于2009年,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相隔两年。邱会作,逝于2002年,回忆录于2011年出版,相隔九年。邱会作比吴法宪早两年过世,回忆录却比吴法宪晚了5年。余汝信说:“笔者近日阅读了这部倾注了邱会作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受益匪浅。”奇怪的是,“二十年心血的著作”又拖了九年才出版。显然,资金、政治形势,不能成为九年拖延的理由,因为《吴法宪回忆录》早就出版了。要说邱的家人故意拖延,也说不过去。这个“时间之谜”,就不多说了。 其次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文字的篇幅。《吴法宪回忆录》中有一节“罗瑞卿大将的下台”,共8290字,其中提到叶剑英15处,提到叶群36处。《李作鹏回忆录》有一节“中央会议,批判罗瑞卿”,共5388字,其中提到叶群9处,提到叶剑英5处。《邱会作回忆录》中有两章谈到“罗瑞卿案”,即二十章“军队的风雨历程”和二十一章“军队文革的序幕”,文字总数达到45859字,五倍于《吴法宪回忆录》,九倍于《李作鹏回忆录》。其中,“叶剑英”,“叶帅”出现26+68=94次,“叶群”出现32次。笔者的感觉是,邱会作的观点是,林彪不想打倒罗瑞卿,要打倒罗瑞卿的是叶剑英,按照邱会作的逻辑,“罗瑞卿案”不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的问题,而成了“叶(剑英)主动”还是“毛主动”的问题。 邱的长篇大论有几大要点: 第一,突出了毛的“底牌”,也就是毛的“战略部署”,这是《邱会作回忆录》的重中之重。看看邱会作所说:“在一九六五年,毛主席亲自出马‘打倒罗瑞卿’。”“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叶、聂二帅向军队高级干部打招呼,应当是主席安排的。”“按照主席的意图”,“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二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罗瑞卿的问题,主席自己对罗有所警惕了。对罗的问题,主席的确是有打算和安排的。”“所以,整罗,整杨尚昆,及以后整彭真、陆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盘考虑的,把他们当成修正主义,把他们看成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来考虑的。”“毛主席招叶群去杭州谈话(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说,是林叫叶群去杭州主席那里的)。这是主席准备把罗的问题向林摊牌了,也是给林打招呼吧。”“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四条’是主席招叶群去杭州时叶当面向主席汇报的。”“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这样‘四条’已经不只是罗对林的不尊敬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罗有野心的问题了,我军的总长有野心还了得起!是毛主席、杨成武把罗瑞卿推到有野心的问题之中的。”“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主要不是因为罗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的军权,防范刘、邓。”“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毛认为林都反感罗了,那么,倒罗的条件和时间已经成熟了”,“想想看,罗都投降了刘、邓,毛主席怎么能放过他呢!?”“主席发现了罗倒向贺,贺又和刘、邓关系密切的严重情况,毛批评了林,嫌林是个‘甩袖掌柜’。”“叶、肖、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对罗的问题的决定权在毛主席而不在林彪。林也不得不跟着毛主席走,而绝不是毛听了林的。” 第二,突出了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如果罗瑞卿和贺龙搞在一起,疏远林总,不听林总的,那毛主席就认为问题相当严重了。贺龙和刘、邓,和一线的书记处是密切的,军队的事情,如能被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的,主席是必须防范的,必须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历来对军权极为重视,不许他人染指的。”“罗有了私心,他把宝押在‘林总的身体不会好起来’上面,他这个砝码倒向了贺,再有就是几年的工作成绩让罗有些忘乎所以,没有刚上台那样谨慎了。”“贺龙、罗瑞卿能够搞起一个与林彪对立的阵营,其基础与军队历史上的山头是有密切关系的。”“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我开始感到罗瑞卿同以往有极大不同,这就是罗对贺毕恭毕敬竟到了庸俗的程度。”“贺龙、罗瑞卿在林总的身体上下赌注是有理由的,他们要大家听他们的,除了以‘关心林总的心情’向大家说明林总的身体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之外,其余,用任何办法要在林总身上打主意,不仅不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贺、罗阵营虽然有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但他们同毛主席的关系就大大不如林彪了。这个不如,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另外,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林彪一发觉贺、罗‘联盟’,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军队的初衷,不顾自己很弱的身体情况,就对罗开始批评了,但罗听不进去。”“叶帅说,林总还指出: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肖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罗靠上了贺龙,自己有了非分之想”,“后来罗变了,以为林的身体不会再好起来,没希望了,罗瑞卿倒向了贺龙。贺龙当时‘壮’得很,其实罗看走了眼。”“军队是毛主席的命根子,军队应该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里。最信任的人是谁呢?就是林彪嘛!林病了以后,就是罗瑞卿了。可罗瑞卿看军队这个‘家’没看住,没看住的标准就是罗瑞卿与贺龙搞在一起,和刘、邓搞在一起。这样,在毛主席那里问题就严重了。罗是不折不扣的‘擅离职守’。”“毛主席信任林彪远胜于信任贺龙,罗瑞卿完全应该明白这些,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他还来了个‘冷林热贺’。” 第三,罗瑞卿对林彪身体的“关心”:“罗瑞卿过去的讲话,三句话有两句都要带上林总如何说的,如何高明,以后的讲话则三句有两句都要带上要如何关心林总的身体。他甚至讲过‘我们身上的血肉,如果对林总的身体有利的话,我相信大家和我都会慷慨的。’”“罗瑞卿把大家与林总隔开是用了很多办法的。首先是,动员大家不要干扰(看望、汇报)林总,其次要军委办公厅肖向荣总把关,对‘随便干扰了林总休息’的人,还要给予批评。他的这些办法,有效果但效果又不理想。于是,后来就把傅连暲抬出来了,傅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说:‘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他的话,给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时间了’,这席话,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有些人就开始找自己的出路了。”“尤其不应该的是,他认为林总的身体肯定不成了,竟开始嫌弃林总,说出‘病号就是养病,要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的昏话来。林总生病时,毛主席都为林总写下曹操的《龟虽寿》来鼓励他,相比之下,罗的昏话实在不该说。”“毛主席信任林彪远胜于信任贺龙,罗瑞卿完全应该明白这些,但是他没有真正明白,他还来了个‘冷林热贺’。罗瑞卿厄运的到来主要在此,也就是说在他自己。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责任不在贺龙而在罗。林总身体确实不好,是罗‘改换门庭’的主要因素。罗有了私心,这是关键。” 第四,林彪对罗瑞卿的态度是批评教育:“当时,林彪一发觉贺、罗‘联盟’,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军队的初衷,不顾自己很弱的身体情况,就对罗开始批评了,但罗听不进去。林的举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毛主席,在当时来说为了毛主席就是为了党的大局。那时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说法,就是搞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林总进行这场批评的前线总指挥就是叶剑英、杨成武,这就是当时的军内的实际情况和实质问题。这场斗争使军委内部两个阵营斗争达到尖锐化、明朗化的程度。”“林总曾对他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林总说:我看对罗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定。”“现在,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甚至随时也会被装进去,外面说,林如何处心积虑想干掉罗,真是乱说一顿。另外,为什么林彪不单说罗的问题,而是联系到‘杨尚昆的情况’才向主席报告?可见,林认为主席也不是孤立地解决罗的问题,而是对刘少奇司令部的问题通盘考虑。为了爱护罗,‘四条’的问题,林当时没有在信上说。”“然而我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林也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讲罗的问题。”“罗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林总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态度。”“林总更伤罗与贺搞到一起去了的心,军队让谁掌管,毛主席心中有数,并非林彪能左右,罗瑞卿这样的意见,肯定被林顶了回去。”“林总这个人是最不爱啰嗦的,但他对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林从内心里还是想教育罗,对罗仍然抱着希望,罗毕竟是林提议当总长的。”“当然,有时候林总严肃批评罗,甚至骂罗,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这就是林对罗的基本态度。”“其实林彪是两次为罗瑞卿护短了,一次是抗大当教育长,一次是当总参谋长,两次都是林提名,两次都被拉下马,到头来还说林整罗,这实为不公。” 第五,特地、多次强调了是毛泽东召叶群:“这也说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给主席写信之前,早在主席召叶群去谈话之前,主席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林彪给主席写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三十日,而且是在主席召叶群去汇报时,由叶群带去的一封仓促写就的短信。”“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现在,主席都找上门来了(召叶群去汇报),再不说,林就被动了,甚至随时也会被装进去”,“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招叶群去杭州谈话(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说,是林叫叶群去杭州主席那里的)。这是主席准备把罗的问题向林摊牌了,也是给林打招呼吧。”“为了爱护罗,‘四条’的问题,林当时没有在信上说。‘四条’是主席招叶群去杭州时叶当面向主席汇报的。” 第六,为自己辩护:“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我从一九五九年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天天和罗在一起办公,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我当然怕把我划在罗的一边,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肖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我的发言,着重从形式主义和浪费相关的问题上,揭露了在大比武中经费、物资、弹药浪费的大量事实,并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我发言时,罗本人在场恰好听到了。罗两次想插话,被叶帅制止了。三月十二号罗瑞卿检讨时说:‘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叶、肖、杨、谢的发言,在中央下发《中央工作小组报告》时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邓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当时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的大干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现在一些报刊上,甚至公审的时候,说我们迫害了罗瑞卿,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要说打倒罗瑞卿是对的,这个功劳还轮不上我们抢;如果说打倒罗瑞卿是错的,这个主要责任也不该我们担。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组的会议上发言的都是错误的,那人人有份。”
五、吴、李、邱回忆录的比较
第一,把“罗瑞卿案”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联系起来,提出了“战略部署”,是邱的最大特点。在李和吴这里找不到影子。是邱会作“独具慧眼”。吴法宪想了半辈子也没有想明白,到2004年离世之前都没想明白:“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邱会作最多在2002年已经想明白了。 第二,“贺罗结盟”、“热贺冷林”的说法,是邱会作的又一次“独具慧眼”,而且是邱会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独具”的“慧眼”。李作鹏和吴法宪过了五十年都没有这个感觉。 第三,邱会作没有说自己在林彪那里是一个红人,却多次宣扬自己是叶剑英的“红人”。林彪没有向邱会作透露半点口风,而叶剑英多次把邱会作当作自己人看待,把知心话全都向邱会作掏出来了。别人都还要“视情况的变化”,邱会作已经是“第一步有你一个”了。李作鹏至多也只能算是叶剑英的“半个红人”,说得确切些,只能算是“小半个”。而在叶群这里,李作鹏至少能算是“大半个”红人。所以叶群会对李作鹏说:“他(指罗瑞卿)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这可不是叶剑英的“这个人(指罗瑞卿)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所能相比的。吴法宪则又差了一等。没有看到叶剑英对吴法宪有什么特别的友情,倒是叶群把吴法宪当成了知己、心腹:“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吴法宪说:“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 第四,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李没有提到。吴说的是:“与我们第三组相比,叶群、萧华、杨成武他们所在的那一组,开得就比我们热闹多了。小组会议开始后,叶群在会议上连续发言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 邱会作的文字比较有趣,首先他承认“这‘四条’是叶群在上海开会时,在小组会上揭发的。”随后邱会作说:“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下发了!” 第五,对于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吴说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李则归结于“罗瑞卿不仅不接受林彪的批评,反而采取修改、不执行和对抗的办法对待林彪的指示”,邱则强调林彪对罗的帮助、关心:“但他(林彪)对罗可以说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林从内心里还是想教育罗,对罗仍然抱着希望,罗毕竟是林提议当总长的。”罗瑞卿倒台,那是他“不折不扣的‘擅离职守’”,是罗“利令智昏”,所以,是咎由自取。 第六,对于“四条”,吴详细地说明了“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李说的是:“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不过又进行了辩护:“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邱则肯定了“四条”的存在,但又认为并不重要:“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肖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都提到‘伸手’问题,都确认有‘四条’。翟云英也说有。如果说没有,首先是叶剑英、肖华、杨成武他们几个人给全党开了大玩笑,有些人后来改了口,那也只是改了口嘛!”“其实,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主要不是因为罗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的军权,防范刘、邓。那么,在毛主席倒罗的决心中,‘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没有‘四条’,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的。”“现在,有的材料上说,在开上海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上面所讲的事情‘死无对证’,我没有听到邓说过这样话,我更不相信邓当时有胆量说这样的话。邓小平、彭真都是批罗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若表示了相反的态度,不是把自己放到毛主席的对立面上去了吗?如果邓小平说了‘死无对证’的话,杨成武、肖华又怎么可能在批罗的大会上,把这‘四条’和罗的其他问题,又认认真真揭发呢?杨成武、肖华又不是傻瓜,我想他们只会说有根有据的话,不会说‘死无对证’的话。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也郑重地提到‘四条’,这个报告都是要经邓的手把关的,如果邓说了这个话,他怎么还同意写上四条?!这只能说明罗的确钻到刘、邓司令部里面去了,邓小平说‘死无对证’是教唆罗耍赖。想想看,罗都投降了刘、邓,毛主席怎么能放过他呢!?” 吴法宪说,在上海批罗会议上发言:“我当时并没有见到林彪,这些都是叶群向我布置的。由于我知道这个会议是毛泽东决定而且亲自来上海坐镇主持召开的,是一个相当高级别的会议,加上要我发言又是林彪的意思,所以我向叶群表示愿意发言。话是这样说了,可从内心来说,我并不愿意作这样的发言。罗瑞卿一向对我很好,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何况我确实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错误,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邓小平这一点名,我只好硬着头皮,把叶群告诉我的情况在会议上说了一遍,主要讲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由于讲这些话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思,我说话声音比较小,邓小平就让我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很快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我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说到北京的批罗会议时:“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没有发言。叶群就又从苏州打电话来责问我,为什么还不把‘四条’重新捅出去,以证实在上海会议的发言。我对她说,这个材料我没有听刘亚楼讲过,翟云英又不能完全证明,只是说看到刘亚楼伸出了四个手指。叶群听我这样说就急了,对我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说实在的,我当时确实有些犹豫。从一九五○年我到北京以来,罗瑞卿真的对我一直不错,我们俩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挨批斗了,却要我来冲锋陷阵,提这个‘四条’,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于是,我把这些思想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责怪我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即便这样,我当天还是没有发言。结果第二天叶群又来了电话,对我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我听了叶群这些话,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来。她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我不照她的话去说,就要把我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去了。”“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就这样,经过一夜的准备,我和余立金都于三月十二日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这‘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这一来,就使罗瑞卿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表示了忏悔:“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 李作鹏在上海会议没有发言,不过在1965年11月27日写了罗瑞卿的材料,在《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林彪写信附上的十份材料,张秀川占了四份,雷英夫占了四份。除去张秀川和雷英夫,材料上有名的就是刘亚楼、李作鹏、王宏坤和林府秘书。可见李作鹏领导下海军材料的重要——“后来的赫赫有名的海军‘李、王、张’就是从此开始的。”京西会议上李作鹏开始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后来我又想改为口头发言”,不过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他在发言稿中有反对苏振华的内容,而叶剑英是支持苏振华的,故发言怕得罪叶剑英;另一方面是“上海批罗会议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又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我旗帜不鲜明……在这种复杂情况中,为人真是难啊!双重压力下,我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 邱会作回忆中讲:“我也积极发了言。当时,积极发言批评罗是很风光的事,但是还轮不上我风光,比如三总部的发言,总参、总政都是由杨成武、肖华发言单列的,只有总后没有单独向中央的书面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地方干部也发了言,我还没有听说参加了会议而没有发言的人。罗的秘书也在会上做了揭发。”据《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254页)中说邱会作“1966年3月,在批判罗瑞卿同志的会议上,三次发言诬陷罗瑞卿”。比较一下吴、李、邱,吴法宪感到有压力,李作鹏感到有压力,而邱会作没说有任何压力,而且还三次发言。而且,三次发言是在“罗对我有拉也有打,但对我的工作支持还是多的”这样的前提下发的言。 《邱会作回忆录》说:“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叶帅又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林总说:我看对罗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定。” 也就是说,邱会作在“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就已经知道要“解决罗的问题”了。这样的待遇,李作鹏和吴法宪都没有享受到。《李作鹏回忆录》中说的是:叶群要求李作鹏写材料之后,“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帅找我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间上要比邱会作晚了半年,而且是叶群要李作鹏写材料在前,叶剑英找李作鹏谈话在后,叶剑英是“谈工作,同时也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李作鹏说:“在我与叶帅的接触中,他除了了解和指示部队工作外,极少涉及人的问题。而这次与我谈话中,一下就谈了对罗、萧、苏三人的看法。”说明叶剑英并没有就罗瑞卿个人特别对李作鹏打招呼。邱会作则是“(叶帅)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李作鹏待遇比起邱会作来要差多了。吴法宪根本就没有享受到什么待遇,所以才会在“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我想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吴法宪说:“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第三组的人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看看吴法宪所写的上海会议:
我一进去,周恩来就问我:“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我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他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就把叶群告诉我的事情又说了一遍。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又找我谈话,我又照样把叶群告诉我的话说了一遍。 这个时候,我对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疑问:像这样一个会议,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怎么搞的呢?
可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不知道的,邱会作却在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就知道了,足足要早了半年! 再比较一下有关“四条”的不同回忆。 吴法宪知道“四条”,是在上海会议的上海,叶群告诉他的,吴法宪还说:“叶群在发言中还抛出了一个材料,说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我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 李作鹏说的是:“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但据我回忆,当时我参加上海中央批罗会议和北京中央工作小组批罗会议时,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不止叶群一人证明了此事是有的,而且刘亚楼还亲自向林彪谈过此事,受到林的批评。”也就是说直到上海会议,他从“所听到的发言中和看到的揭发材料上”才知道“四条”。 《吴法宪回忆》中说:“她(叶群)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邱会作提到“四条”共有25处,其中说:“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份在整理刘亚楼遗物时刘的家人上交的刘亚楼临终前(四月十五日)给罗瑞卿的一封信,信中对罗大为不满(为什么不满,还不是因为‘四条’的事刘当了炮灰,被林刮了鼻子)。这份材料才是上海会议十一份材料中分量最重的一份。”“公开说‘四条’,是主席叫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小组会上说的。其实,杨成武他们早先于叶群把‘四条’的大意说出去了,这样‘四条’已经不只是罗对林的不尊敬的问题了,而是上升到罗有野心的问题了,我军的总长有野心还了得起!是毛主席、杨成武把罗瑞卿推到有野心的问题之中的。”“为什么主席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条’呢?那就是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毛主席‘倒罗’的战车上,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只是现在渲染过重罢了。”“如果不是毛主席叫叶帅给林通气打招呼并给不少老同志打招呼,如果不是毛主席决定召开上海会议解决罗的问题,林是不会同意叶群把‘四条’讲出去的。” 可以看到,和李作鹏、吴法宪不同的是,邱会作一口咬定“四条”是有的。邱会作承认“这‘四条’是叶群在上海开会时,在小组会上揭发的。”如果没有叶群的揭发,“四条”会不会出现在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会不会出现在叶帅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会不会出现在肖华的揭发以及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 邱会作对邓小平说“四条”是“死无对证”大光其火,大加痛斥,不过比较李作鹏回忆录中:“由于刘亚楼已死,没有直接证据,此事确否成为悬案。”李作鹏的说法和邓小平“死无对证”的说法并无两样。《李作鹏回忆录》和《邱会作回忆录》都在2011年出版。差别竟会如此之大。至于邱会作所说“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翟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和《吴法宪回忆录》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吴法宪早就否定了邱会作所说。 当然,如果进行两两比较,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叶群让李作鹏写材料,李作鹏说:“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叶群让吴法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吴法宪说:“叶群当时打的是林彪的旗号,他们又远在苏州,我无法也不敢去林彪那里辨别真伪。‘一定要在会议上发言’的这个指示,是确实来自林彪,还是叶群假传圣旨,我真的闹不清楚,而且至今也不清楚。”看起来,李作鹏的“政治觉悟”要比吴法宪高多了,一下子就找到了后台,还找到了两个,吴法宪想找后台,而且只想找一个,却找来找去找不到。 2.再比较一下李作鹏和邱会作。李作鹏说:“我明白,如果主席和林彪不知道罗的问题,叶群也不敢给我打招呼。”邱会作说:“我当时就想,叶、聂议论罗的问题决不是犯自由主义,叶、聂都是原则性很强、修养很深的人,这样的意见如不是来自毛主席那里,他们是不会乱说的。” 两句话简直如出一辙。仅有的差别是,李作鹏认定的后台比邱会作多了一个人,或者说,邱会作认定的后台比李作鹏少了一个人。 3.比较一下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的叶群所说。吴法宪详细记述了叶群对他所说的话,吴法宪的感觉是:“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邱会作没有详细记述叶群说了什么,记的只是:“主席召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后来叶群对我们说,主席对罗的态度和决心,对‘首长和我都是震惊和几乎是措手不及的。’”到底是叶群对俩人的所说两样,还是俩人的回忆两样? 4.《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从上海会议起,林彪就注意做争取工作。总政梁必业副主任是争取的重点,因为他是罗瑞卿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但梁必业也是林喜欢的人物。林副主席分配李作鹏和我做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经过几次谈话之后,把问题基本上摸清楚了。”邱会作记述的梁必业同邱、李谈话的情况大致有:“一九六三年罗瑞卿同他谈林副主席的病情谈得最多,首先是以‘关心’的口吻谈,后来就谈‘后事’了。罗瑞卿说:‘林总的身体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业还说:“一九六四年开始,罗瑞卿定的方针是‘冷林、热贺’四个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扩大林彪的‘病情’,宣扬胡子的‘亲政’,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体只是‘熬时间’了。” 即使李作鹏别的都不知道,这些,按照邱会作的说法,总应该知道。只是,什么“冷林、热贺”,什么“扩大林彪的‘病情’”,什么“宣扬胡子的‘亲政’”,什么“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体只是‘熬时间’了”,《李作鹏回忆录》中一点没有提到。为什么?是李作鹏知道而不写,还是根本就不知道? 比较吴、李、邱的回忆录,笔者的感觉是:吴法宪是豁出去了,临终之间,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李作鹏有点左右为难,要想说点东西,又怕对不起老首长。邱会作也是豁出去了,最后一次效忠的机会到了。邱会作给笔者最大的感觉是,他不像是在写回忆录,在回忆发生过什么,而是针对着社会上的一些观点在进行辩解。这中间的奥秘是什么?
六、小结
吴、李、邱的《回忆录》,在战争回忆的文字上,多写点,少写点,写深点,写浅点,没人在乎。要紧的是文化大革命怎么写,历史的交代,自己的声誉,全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案”又是一个大头。怎么写,写什么,到底是说还是不说,辩还是不辩…… 作为林彪的嫡系,他们有共同之处,都曾经位极人臣,一起写过效忠信。文化大革命后,他们一起从监护状态变成锒铛入狱。作为传主,免不了的是,都为自己作了辩护,也为昔日的首长进行了一定的辩护。 比较吴、李、邱的《回忆录》,不同点是:吴法宪说出了较多的实情,尤其是把叶群胁迫他搞“四条”的经过说清楚了,虽然也搞了一些“是毛泽东”之类的辩护,不算太过分,吴法宪的另一个好处是进行了反思,“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我心里十分内疚,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我始终都感到十分内疚”,“这个问题我经过反思,当时这样对贺龙元帅无限上纲,是非常错误的。”“关于‘诬陷贺龙和罗瑞卿’的问题,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有错误,我一生都将悔恨和反思。”《吴法宪回忆录》中用了七个“内疚”,对黄克诚,对朱德都表了态。 李作鹏虽然也为昔日的首长作了一些掩护,但是他也说出了不少的实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中说他陷害了罗瑞卿、苏振华、张学思,他都在《回忆录》中说到了,所述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为“四条”作了一些辩护,硬要说毛泽东知道叶群打招呼,有点不伦不类。没有看到李作鹏有什么抱歉之意,内疚之感。对“罗瑞卿案”,突出了“突出政治”的矛盾。这在当年是事实,却是表面上的事实。当年,李作鹏高举“突出政治”的旗帜,至今仍对“突出政治”念念不忘,令人称奇。当然,比起雷英夫净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来,那就不知要高出几个级别了。 邱会作和雷英夫极其相似,雷英夫把自己说成是反林彪的英雄,邱会作是把自己说成反江青的英雄。于是什么“战略部署”,什么“热贺冷林”这些都出来了。连“林总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话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林彪是同毛主席一起在战壕里成长的,不论是艰苦岁月还是枪林弹雨,不论是挫折还是胜利,林彪一生中功绩最大,没有什么‘污点’。”这样肉麻的话都说出来了,感觉上还是挺怀念当年跟着林总闹革命的峥嵘岁月的。在“罗瑞卿案”上,简直就是,毛、林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贺、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切些说,同刘、邓、贺、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邱会作于2002年离世,吴法宪于2004年离世,李作鹏于2009年离世。吴法宪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是否看过邱会作的手稿?是否与邱会作有过沟通?笔者的估计是否定的。李作鹏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是否看过邱会作的手稿?就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关系来说,可能性是很大的。《邱会作回忆录》980页有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合影,题词为:“一九九九年,和老战友李作鹏在一起,战友难友情意深重,市井布衣荣辱不惊。”邱会作的《回忆录》,起始于1982年,终于2002年。可以想象,李作鹏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有可能看到了邱会作的原稿,或者至少和邱会作有过交流。譬如说,李作鹏没有想起来的事,看了邱会作的原稿后想起来了。看到邱会作说的话有漏洞,帮衬一下,这也是铁哥们应尽的义务。从这个角度去阅读《李作鹏回忆录》,或许会对其中有些内容的理解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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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个人的战略部署
舒 云
毛泽东拍板打倒罗瑞卿,近些年基本达成共识。但还是有人在不得不承认“毛拍板”的同时,借《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一些话,鼓吹打倒罗瑞卿是“林主动”。他们故意忽略毛泽东“倒罗”的目的是为“倒刘”,对当时在毛泽东指使下军内早已形成的“倒罗”大势和诸多军队元老的重大作用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甚至故意夸大林彪和罗瑞卿的矛盾,试图造成“倒罗”是“林主动”的假象。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林主动”,而是“毛主动”,打倒罗瑞卿就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略部署。
官方说法和“林主动”的由来
其实这个“林主动”是在炒馊饭,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杨成武等“倒罗”急先锋对“倒罗”闭口不言,官方也故意“省略”他们,形成了“倒罗”是因“林诬陷”的说法。官方审定的正史说:“林彪诬陷罗瑞卿。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也都是类似说法。 而1965年12月罗瑞卿事件发生时,官方说法却大相径庭。那时罗瑞卿是坏人,林彪是好人。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成了坏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罗瑞卿又成了好人。邱会作曾说:“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倒罗)发言,在中央下发的《中央工作小组报告》里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了。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见他们的发言分量之重,对毛主席向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开火是多么重要。当时自己的发言能上简报,甚至上文件,是很风光的事情,这样风光的事情还轮不到我们。后来,‘两案’公审的时候,整罗(瑞卿)的大将们对此只字不提,我们这些跑龙套的人却成了犯有大罪,天下岂有此理?!” 其实判定“倒罗”是不是“林诬陷”非常简单。如果是“林诬陷”,1971年林彪倒了,罗瑞卿理所当然应平反复出了吧?可是为什么直到1974年1月罗瑞卿才被解除监禁?为什么直到1975年8月才给他一个军委顾问的虚职?为什么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他才重新出任军委秘书长?“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仍然被“闷”了整整五年!到底是“谁诬陷”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吴法宪的这句话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现在有人把官方的“林诬陷”改成了“好听”一点的“林主动”,又从《吴法宪回忆录》中找到一点“依据”。吴法宪说:“单就这件事而言,罗瑞卿的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但下决心的却是毛泽东。” 然而吴法宪并没有回答林彪为什么和怎么主动提出打倒罗瑞卿,林彪对毛泽东说了什么?毛泽东又对林彪说了什么?因为吴法宪不是当事人,他的这句话并不能作为“林主动”的证据。 在罗瑞卿事件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不是关键人物。吴法宪1967年7月才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也就是说,在上海会议前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只是一个军种司令员,任务是管好空军的“一亩三分地”,有关中央高层的事情大多是听来的,他怎么可能一锤定音呢?其次吴法宪本性善良,胆小怕事。他被关押10年,出狱后仍是“二等公民”,虽然他在回忆录中大胆纠正了在狱中被逼承认的若干假话,但他怎么敢质疑仍在军委高位上的比他地位更高者呢?他为尊者讳,也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导致他的回忆录在“倒罗”、以及“九一三”事件的记述中避重就轻,上推下卸,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倒罗”的导演与急先锋
罗瑞卿事件中的主导人物是毛泽东,积极参与的是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这是当年有文件记载的。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军委会议人员时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其实毛泽东在“倒罗”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拉林彪做替罪羊,“九一三”之后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所以,在他的传记和年谱中,都只写了林彪“倒罗”,没有他什么事。 杨成武留有回忆录,也有访谈;叶剑英有传记、年谱,萧华也有类似传记和回忆文集,但他们都闭口不谈罗瑞卿事件。如果打倒罗瑞卿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早挂在嘴边喋喋不休了。杨成武是个非常会宣传自己的人,他有厚厚的两大本回忆录,还有巨型画册、访谈等众多书籍。虽然他是罗瑞卿事件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不仅在回忆录中不谈罗瑞卿事件,接受访谈时也坚决不谈。 后来被“两案”认定为林彪集团的黄、吴、李、邱四人中,黄永胜1968年3月才到北京任总参谋长,含冤去世又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吴、李、邱分别写有回忆录,在他们本人死后出版。吴法宪1965年5月任空军司令员,李作鹏1962年7月任海军副司令员,他们都只是军种负责人,对中央的情况了解有限。邱会作排在四人中的末位,但他1959年就在林彪提议、毛泽东拍板下出任三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部长,这个位置让他的接触面遍及全军;而且他善于动脑筋,喜欢探寻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他的回忆录,尤其有关罗瑞卿事件的回忆更全面也更真实。 邱会作说:“解放军三大总部首脑,是毛主席、党中央选定的,决非平庸之辈。我任总后勤部部长13年,‘陪了’三位总参谋长,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他们与同级干部相比能力突出,年富力强。全面地看,罗(瑞卿)是较强的,那种所谓的‘用谎言骗毛主席整罗’的说法,正是以‘被利用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整罗瑞卿是个复杂问题,但是多么复杂的事情也有主要原因,从来毛主席对重大人事问题的处理都是从大局着眼。” 邱会作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述:
一九六五年六月间,叶帅又把我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罗瑞卿)的问题。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你谈长子的问题。 “长子问题?”我担心没有完全听清楚。 “是的!就是谈长子问题。你是办公会议的成员,要起好作用。我们过去信任你,现在信任你,将来也信任你。” ………… 林总说:我看对罗(瑞卿)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要主席来定。 叶帅继续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 叶帅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一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总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帅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
从《邱会作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明明是叶剑英按毛泽东的授意去找林彪,向林彪转达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而不是林彪叫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换个角度看,罗瑞卿与毛的关系比叶剑英与毛的关系要近得多,如果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罗瑞卿,叶剑英、杨成武等人怎么敢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领袖面前说罗瑞卿的坏话?难道他们就不害怕自己倒台吗?
叶剑英事先向吴法宪打了招呼
吴法宪说他在上海会议开始前才从叶群那里得知罗瑞卿的问题。“叶群的这些讲话让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了这种地步!”12月7日,叶剑英通知吴法宪8日到上海开会,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参加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不仅要听他事后是怎么说的,更要结合各方面的史料来对照印证。 1965年秋,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四处打招呼,他怎么可能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招呼呢?邱会作证实:叶剑英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分别找了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杨成武、萧华和邱会作,后来又找了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代这么办的。” 李作鹏、邱会作在回忆录中都谈到叶剑英就“倒罗”给他们打了招呼,而吴法宪却说“叶剑英始终没有对我透露”。这就奇怪了,叶剑英怎么可能事先不给吴法宪打招呼呢? 相比之下,叶剑英与吴法宪的关系,比李作鹏、邱会作要更亲密一些。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到,1966年冬至1967年春,他被军队院校造反派追得四处逃窜,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此时,代总长杨成武躲在总参管理局第五招待所,他也想躲到那里去,杨成武让他请示叶剑英。叶剑英则让吴法宪到他家里住。经周恩来同意,吴法宪在叶剑英家住了三天,因为他急于工作回到空军大院,造反派要开他的批斗会,还准备好墨汁为他涂脸。吴法宪按照叶剑英指示,带着警卫员、秘书立刻离开空军大院,开始四处“打游击”。造反派弄了几部汽车跟踪追查,扬言要把他抓起来。担惊受怕的吴法宪被拖得筋疲力尽,他再次向叶剑英求援。叶剑英说:“你住到京西宾馆去吧,我要军委办公厅给你一间房子,就在那里住些日子。京西宾馆现在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学生是不敢冲的。”吴法宪就在京西宾馆住了下来,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持续了两个月。 从吴法宪与叶剑英的亲密关系看,邱会作所说叶剑英向吴法宪打了招呼,应是可信的,而吴法宪说叶剑英没有给他打招呼,是难以置信的。
说“林主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在南昌同杨尚奎等人谈话时说:罗瑞卿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 上海会议后,毛泽东找罗瑞卿谈了吗?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从昆明到上海,周恩来找他谈话。罗瑞卿不承认反对林副主席,也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更没有伸手。他要求面见林彪或与林彪通电话,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周恩来劝罗瑞卿不要到毛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副主席那里去。罗瑞卿在狱中写道:“实在感到对我很异样。不让我见主席,不让我见林副主席,不让我参加会,不让我外出……我想,对彭(德怀)黄(克诚),当时在庐山,也没有这样呀!所以怎样也控制不住自己。” 直到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也没有见上毛泽东一面,更不可能听过毛泽东要他到哪个省去当省长之类的话了。 邱会作说:其实毛主席对罗(瑞卿)的问题早就察觉。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说,你们说罗(瑞卿)封锁林彪同志,他罗长子长期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 罗瑞卿怎么可能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毛泽东这话的意思是“我”没有包庇罗瑞卿,也没有反对罗瑞卿,他不到“我”这里汇报工作“我”怎么能了解他?他封锁林彪,不尊重各位老帅,所以是你们要打倒他,与“我”没关系。 不可否认,林彪因叶剑英等人的告状,对罗瑞卿有过批评,甚至严厉批评。但林彪既没有打倒罗瑞卿的想法,也没有对如何处理罗瑞卿表示过态度,他也没有这个权利。林彪因病休养,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与罗瑞卿主持,没有工作的林彪怎么可能与罗瑞卿有工作上的矛盾?明显是欲加之罪! 罗瑞卿的倒台也有他自身的原因。邱会作谈过一件事,1964年在福州开会,午休时有几个秘书在打扑克,影响了罗瑞卿休息,他冲出房间对着几个秘书歇斯底里地骂,骂了个狗血喷头,很失领导水准。 罗瑞卿的颐指气使不仅对下,对上除了毛泽东,也是如此,叶剑英、聂荣臻这两位有工作的元帅对罗瑞卿一肚子意见。尤其是叶剑英,明明是他抓的大比武,却被罗瑞卿毫不讲理地“抢”了去,出尽了风头。1965年6月毛泽东等党和中央领导人连续两天在北京军区观摩大比武,叶剑英、聂荣臻根本不到场,明确表达了他们的“抗议”。 有人举出1959年庐山会议,1966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都没有和别人打招呼,所以得出“拿下罗,也不会打招呼”的结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959年庐山会议,从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信,到最后给彭黄定性,这中间毛泽东首先改变了会议分组,并要林彪、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人来。7月22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谈话,7月26日,毛泽东又同林彪谈话。毛泽东还召集了若干次小会, 这不是在打招呼吗?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后来被称作大字报的那一段批语,但他没敢马上拿出来,他找周恩来谈话,先给了周恩来这个“大字报”,又收回去了。 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他非要在大连的林彪回北京。毛泽东与林彪谈话后,才敢公布他的大字报,这难道不都是在打招呼?1970年8月毛在写《我的一点意见》前,8月26日至30日,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他对李雪峰说:你这个组长怎么当的?林彪传话给吴法宪,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不要再提“天才”。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急忙收回小组发言记录, 这些难道不是打招呼?毛泽东1967年、1971年两次南巡,给多少高级干部打了招呼?当然毛泽东会审时度势,根据批判对象,给哪些人打招呼,怎样打招呼,都有精准谋划。罗瑞卿在军中盘根错节,实力雄厚,毛泽东通过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向包括林彪在内的高级干部打招呼,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像打倒刘少奇一样,他不到最后时刻决不会揭开谜底。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情况报告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就是毛典型的“不点名”策略。事后罗瑞卿倒了,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指的是罗瑞卿,但毛泽东说了吗?他事前没说,事后也没说。林彪看到这个批示心里就不打鼓吗?“阳奉阴违”、“折中主义”这两顶帽子戴在他头上不也很合适吗?毛泽东的“不点名”策略颇具政治智慧,会让八竿子打不到的人,哪怕位置再高也一样胆战心惊。
“倒罗”是毛泽东“倒刘”的第一步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罗瑞卿事件是彭德怀倒台之后党内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所以它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和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官修党史也不得不承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 邱会作认为彭罗陆杨的事是各自独立的,是毛泽东硬把他们四个人搞到一块,成为一个“反党集团”。 毛泽东在1962年就想废黜与他肩并肩的刘主席了,只因刘主席树大根深,他不敢轻举妄动,要慢慢扫清外围。拿邱会作的话说,毛主席还要做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65年11月末,叶群被毛泽东叫到杭州汇报罗瑞卿的问题。她用保密电话要吴法宪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接她到杭州毛泽东那里。叶群再三强调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讲。她返回苏州后告诉吴法宪,毛主席说他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毛泽东之所以把罗瑞卿作为“倒刘”部署中要打倒的第一人,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10年,又执掌总参谋部6年,共和国的枪杆子、刀把子都被他一人掌握了,且又与刘少奇、贺龙等打得火热,毛泽东怎么敢高枕无忧呢?所以,打倒罗瑞卿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整个战略部署的第一步。但是毛泽东又不愿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所以在罗瑞卿问题上一定要让别人“背黑锅”。 林彪深知毛泽东嫁祸于人的套路,所以在叶剑英向他转达毛泽东要拿下罗瑞卿后,他按兵不动。而作为林办主任的叶群又生怕林彪陷进去,积极行动起来。1965年5月,她让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写了《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同志》的材料,并要林办秘书关光烈等人签上名。不过叶群并没有拿出来,而是锁在保险柜里。直到半年以后,1965年10月毛泽东催促“倒罗”,叶群才又搜集了几份材料。仅此一事就足以证明林彪的被动。如果“林主动”,为什么半年多后他才在毛泽东催促下由叶群交出来,天底下有这样的“主动”吗? 如果硬要探讨在罗瑞卿事件上谁主动,要看打倒罗瑞卿这件事对谁有好处,仍然是那个趋利避害的原则。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需要先扫清刘少奇的外围,尤其是枪杆子在握的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是即得利益者,罗瑞卿倒了,总参谋长的位置就可以空出来给他。前面说了,叶剑英则是因为罗瑞卿“抢”走大比武,而且根本不尊重他,甚至瞧不起他。所以叶剑英、杨成武成为“倒罗”的积极分子。而“倒罗”对林彪来说不仅没有好处,还有非常大的坏处甚至危险。1959年是林彪提议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的, 如果罗瑞卿倒台,林彪也很可能受到牵连。他怎么会主动干这种自己打自己脸的事情呢?所以在罗瑞卿事件中,林彪始终处于消极怠工的状态。 面对林彪的无限期拖延,而刘少奇的声望又越来越高,毛泽东实在等不下去了,但他又必须让林彪自己上钩。于是,他另辟蹊径,“杀杨”给“林”看。
林彪给毛泽东一封话里有话的短信
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1965年6月7日,任命杨成武为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任命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当天,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停职审查。 杨尚昆被撤职的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 可是,秘密录音事件发生好几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提起?关键是杨尚昆“与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 叶剑英特意到苏州向林彪通报杨尚昆被撤职的情况,并传达毛泽东的“批罗”指示,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表示身体不好,毛泽东即召叶群面谈。 拿邱会作的话说,毛主席叫叶群去,其实是摊底牌了。面对毛泽东赤裸裸的“倒杨”警告,林彪可以不理睬。但毛泽东明确让叶群前来汇报罗瑞卿的问题,林彪就不可能再装糊涂了,否则他肯定成为彭德怀第二。于是林彪字斟句酌,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此致,敬礼!林彪,11月30日
林彪在这封短信里埋下了进退自如的伏笔。首先林彪强调不是他要告罗瑞卿的状,而是(叶剑英、杨成武等)“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的。“九头鸟”林彪真有先见之明啊!他早就预料到身后有人会在罗瑞卿事件上诬陷他了,他用别人“早就提议”粉碎了“林主动”的谬论。接着林彪解释了为什么一直拖着不报告,是“怕有碍主席健康”。叶群带着林彪精心斟酌、话里有话的信和叶群搜集的10份材料,去向毛泽东汇报。 林彪虽然在信中提议“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但毛泽东根本没有理睬——没这个必要,他需要的只是打个招呼,得到林的一个赞同态度。上海会议前,毛泽东多次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等人谈话,叫他们收集材料,这些都是为开罗瑞卿的会做具体准备的。因为毛泽东有了林彪的表态,所以他始终没有找林彪谈过罗瑞卿的问题。后来叶群对邱会作等人说,主席对罗(瑞卿)的态度和决心,对“首长和我都是震惊和几乎是措手不及的”。 林彪以为他不出面,包括他不出席上海会议和京西宾馆会议,不发布指示,就可以躲过“倒罗”的横祸,哪想到他离世半个世纪了,还有人企图让他背这口“林主动”的黑锅。
从上海会议到京西宾馆会议中间没有空白
1965年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毛泽东说要把罗瑞卿的问题挂起来,让他先回北京,以后再说。有人说,上海会议并没有给罗瑞卿结论,到京西宾馆会议才对罗瑞卿的问题升级,这中间有三个月空白,是林彪2月8日指示才让罗瑞卿的问题升级的。 毛泽东一向“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怎么可能在“倒罗”问题上留下三个月的“空白”呢?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说:“罗(瑞卿)的思想与我们有距离,”“罗(瑞卿)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瑞卿)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瑞卿)在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瑞卿)个人专断,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在上海会议前毛泽东就已经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了性,至于上海会议没有给罗瑞卿结论,一是麻痹他,二是搜集更多的证据。 上海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召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职务,由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27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林彪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同时会议集中揭发批判罗瑞卿,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到会讲话。据此,《解放军报》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由唐平铸等人主持和执笔发表了七篇“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号召全军指战员都来参加“怎样突出政治”、“突出政治究竟落实到哪里”的大讨论。 虽然《解放军报》没有点名,但字字句句都指向罗瑞卿。这几篇社论批驳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观点,把罗瑞卿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甚至关系到党和军队存亡的高度。 1月8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被增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2月1日至4日,中央军委常委在广州召开了第51次会议。叶剑英、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和徐向前分别谈了各自的看法。 叶剑英说:“揭露(倒罗)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个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罗瑞卿)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教育全党全军。……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毛主席说,做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萧华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杨成武说:“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瑞卿)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已陷进去了。……要注意防止罗(瑞卿)的地下活动。……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对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贺龙说:“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彪)的安全。”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瑞卿)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做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贺龙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根据会议安排,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先后从不同角度在大会作了发言和揭发。随着会议的深入,特别是吴法宪等人对罗瑞卿“伸手夺权”、“篡党篡军”进行声讨后,罗瑞卿再检讨自己搞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老帅、骄傲自满、爱揽事,等等,都无济于事了。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揭批罗瑞卿问题,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叶剑英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成武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时军委各位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 上海会议后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都是在为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做准备,怎么可能有三个月的“空白”呢?
关于唐平铸笔记中的林彪“批罗”指示
上海会议召开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泽东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泽东对罗瑞卿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彪并不知底。林彪只知道罗瑞卿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彪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彪既未参加,也无指示,更未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彪的任何指示,林彪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李作鹏参加了上海会议,但他的主观认识是把罗瑞卿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他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京西宾馆会议)做任何指示。……林彪虽然对罗瑞卿有过严肃的批评,但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即使罗瑞卿的问题像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说的那么严重,也对罗瑞卿的问题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出路的政策,以观后效。”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也未提到林彪在“批罗”问题上有什么指示。那么又如何解释唐平铸笔记中记录的林总指示呢——(1966年)2月8日林彪指示:
“这是个危险人物(指罗瑞卿),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德怀)、黄(克诚)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3月1日,林总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要特别说明的是,林彪这个“批罗”指示并没有在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传达。京西宾馆会议是落实上海会议的精神,扩大“批罗”的范围。这时“倒罗”已是大势所趋,罗瑞卿下台已是定局,林彪的这几句话显然是表态性的话。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以及其他元帅都早有表态,“批罗”的调子比林彪高得多。还值得注意的是,林彪提到“毛主席、刘主席健在”,说明他根本不知道刘少奇马上就要倒台了。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打倒罗瑞卿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罗瑞卿看了叶剑英给他的贺龙等人的亲笔揭发,第二天就跳楼了。毛泽东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叶剑英则改辛弃疾的一句词“将军一跳身名裂”。 有人故意忽略毛泽东以及叶剑英等人在“倒罗”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是为尊者讳,另一方面是想把脏水全部泼到林彪头上。
《吴法宪回忆录》中的失实举例
《吴法宪回忆录》是黄吴李邱四人中第一个出版的,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尤其是对1980年“两案”的揭露,难能可贵,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和启发其他当事人写出回忆有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个人的时代局限性,某些问题的回忆难免有误,需要研究者客观、理性地予以分析,而不能抓住吴法宪的一句话就给出“林主动”的结论。笔者重读《吴法宪回忆录》,发现书中的一些不实之处,例如—— 罗瑞卿到苏州求见林彪不是叶群挡的 吴法宪说:1965年11月,“罗瑞卿到了苏州,来到林彪的住所门口要求见林彪,但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有让罗瑞卿进去,让罗瑞卿碰了一鼻子灰。” 实际上,此时叶群正在太仓农村搞“四清”,她怎么可能又在苏州林彪住所挡罗瑞卿呢?吴法宪不是当事人,这件事情是听来的,所以有误。事实是挡罗瑞卿的是林彪秘书。叶群规定没有她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见林彪。因为罗瑞卿没有事先联系,而叶群又不在,林彪秘书不敢让他见林彪,于是就挡了。 吴法宪知道不知道刘亚楼的“四条” 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拿掉罗瑞卿,需要吴法宪证明刘亚楼的“四条”。《吴法宪回忆录》说得很明白,需要吴法宪证明“四条”的是叶群, 而不是毛泽东。至于吴法宪如果不出来证明“四条”是否会被“划进罗瑞卿的圈子里”,林彪和叶群能说了算吗? 关于刘亚楼的“四条”是有的,当年上海会议早有定论,还有一些专著、专文做过论述。至于吴法宪是不是故意隐瞒已经无关大局,邱会作回忆录中说得很好:“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罗(瑞卿),主要不是因为罗(瑞卿)的品质问题,而是要拿掉罗(瑞卿)的军权,防范刘(少奇)、邓(小平)。那么,在毛主席‘倒罗’的决心中,‘四条’就并不是很重要了,没有‘四条’,毛主席也要拿掉罗(瑞卿)的。” 综上,因为吴法宪在1967年7月以前并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他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记载大多数耳闻,而不是目睹,尤其是在对罗瑞卿事件的回忆上,加上他有个人的心思,导致不少失实之处。研究者在引用时需要对比其他史料,研究分析,而不能当成金科玉律,更不可能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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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虔诚与疯狂》
王三义
《昨天》编者按:本篇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是他读过《虔诚与疯狂》后写给该书作者孙涛的读后感。《虔诚与疯狂》是孙涛所著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自印书,原书名为《虔诚的疯狂》,又经过一些修订后改为现名,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该书未能正式出版,只自印了少量纸版书分赠有兴趣的友人与研究者。
我自恃有读书的好习惯,不管买的书、借的书,还是朋友赠的书,拿到手一定要读完再放回书架。但,上个月实在太忙,孙涛先生的著作放在手边,一直没有读完。从本月2日开始,上海大学出现新冠确诊病例,全校封门隔离。打地铺住在办公室里的这几天,把《虔诚与疯狂》读了一遍。之后,写下这则小文致孙涛先生。 孙涛先生的著作《虔诚与疯狂》我读了一遍,也浏览了《师友雅评》,有一些读后的感想和作者交流。 首先要说《虔诚与疯狂》的价值。我的看法和侯光天先生、刘建武先生、郑钊先生、刘维颖先生、石名岗先生的一样。我觉得,《虔诚与疯狂》的亮点主要包括: (1)史料价值——如实地、全方位地反映山西文革的整体脉络; (2)史家立场——对文革事件的态度是客观、公允、求真的; (3)富有创见——对刘灏等主要人物和“袁振事件”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评论,不仅建立在大量调查和采访基础上,而且高屋建瓴,放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背景下考量,结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尤其关于当事人不同角色的责任,分析很深刻。 其次要谈谈此书对我的一些启发。我生于文革第三年(1968),小学二年级时文革结束,对文革的认识主要通过读书获得。我青年时期幸运地赶上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高中和大学期间阅读反思性的文学作品,阅读不同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学里的历史教师给我们开设文革史专题,对文革有一些系统的了解。大学毕业后虽然我一直讲授世界史,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也是世界史,但我对于文革的新史料和各类研究成果随时关注。 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既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前者有利于总体把握,但往往缺少细节。后者提供细节,但往往局限于个人或某个具体地域发生的事件,高度不够,缺少俯瞰的优势。因此,定性的判断和资料考证就处在不同的层面上。即使定性的判断,官方认定的只是一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民间的意见有多种。文革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太大,所处的位置和所持的立场,有时是千差万别,甚至完全对立的。这样一来,文革评价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丁东和杨继绳先生认为,应该站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从人类进步的立场上看文革,这是有道理的。 文革研究中的争议,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局部和总体的关系,二是动机与结果的关系。 理论上说,把全国各个省市地县的文革情况研究清楚了,才能把全国文革运动弄清楚,实际上办不到。科学家研究矿物,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矿藏研究一遍才能得出结论,只要选取样本和典型就可以。《虔诚与疯狂》中有许多特写镜头,逼真地展现了文革的细节,阅读书中的描写,等于回到“历史现场”。《虔诚与疯狂》从头至尾都是把山西置于全国文革运动的大背景下,丝毫不觉得书中的人和事就是地方性的,是发生在太行山以西的震荡和变动。山西在文革时期发生的事件,有典型性也有代表性。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刘灏的这条线索是关键的。我觉得这也是《虔诚与疯狂》在框架和布局上成功的地方。 世界历史上的大灾大难很多,但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很欠缺。死于灾难的人带走了他们痛彻的感受,幸存者在灾难之后本能地选择忘却,因为人还想生存下去,首先要从心理上走出阴影。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打了十年仗,有无数将领和士兵葬身异乡,荷马史诗中只有第十年的城市陷落(《伊利亚特》),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的归程(《奥德赛》)。纳粹屠犹事件,数百万犹太人丧生,而后人往往只记得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提到的1200人。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人丧生,南京一个教堂的犹太人约翰拉贝写的日记,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目击见证。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全民的疯狂,事后,上层人物有选择地揭露或掩饰,而普通民众劫后余生,睁开眼睛要吃饭,柴米油盐,种菜养鸟,图个安然,只想远离噩梦。随着时间的流逝,文革记忆逐渐淡化是不可避免的。撰写文革的历史,若能像《虔诚与疯狂》一样,以局部(文革时期的山西)反映整体,以特殊人物的活动轨迹,反映全国七八亿人经历的生死劫难,已弥足珍贵。 至于“动机”与“结果”的关系,作者写《虔诚与疯狂》,主要任务是挖掘史料和理清一堆乱麻的山西文革史事,这个任务很艰巨,作者完成得很出色。至于探究文革发动者的动机,这是另一项任务。 研究文革的书,大多数涉及文革发动者的动机问题,提出了各种说法,从不同侧面看都有道理。但,文革1976年结束,我们对文革的“结局”了如指掌:文革带来灾难和浩劫(有罄竹难书的罪恶)。然而“伟大领袖”本人和他身边的战友尤其死于文革的人,他们对结果是未知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彪炳史册的大事,是为了民族也为了世界的未来,而且相信一定会成功。我读历史书、教历史课三十年,忍不住想一个问题: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马后炮”式的,根据“结果”或“后果”来推测“起因”和“动机”,对历史人物进行赞扬或者批评,替这些历史人物列出甲乙丙丁几种动机,但真是那样吗?静下心来一想,这些历史人物在行动之前未必就会那样权衡利弊。可见,“动机”的研究是史学研究中唯一有风险的探索。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可·布洛赫说,“历史人物的动机问题,是史学研究最大的难题”。因为,拥有一手资料(档案资料,或亲历者的印象),都未必能得出合理的结论。马克·布洛赫指出: 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师友雅评》中冯辰生先生坚持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动机是好的,“斗私批修”也是必要的,而且,冯辰生先生自信他的思考是有道理的。他有保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和他看法一样的人也不少。 当然,根据“结果”或“后果”来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尤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着眼,也是很正常的。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艰辛无比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恶劣的人文环境抗争,一旦出现大的错误和闪失,就会万劫不复。斯大林的肃反和杀戮、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的罪恶不可饶恕,文革的灾难和导致的社会倒退,也是无法掩盖的,发动者的过错也难逃历史评判。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两个衡量标准:一是人的生存环境是否改善,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否丰富而纯洁了。前者既指物质条件如衣食住行等条件的改善,也指制度安排和利益分配方面的改进,至少不争斗;后者是指人的智慧提高了,内心向善了,思想宽容了。近代以来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发明家、造福于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为人类做贡献,推动人类进步。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都在维护社会公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那些政治人物们,本来承载着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和寄托,他们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利用手中无限的权力把民众带向苦难深渊,是不会被历史宽恕的。林则徐曾有诗云“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由谁定是非”,不管怎么说,当政者自己给自己“定是非”是可笑的,其实是高估了自己。 以上是我拉拉杂杂的一些想法,未必恰当。 2022.3.6 —————————————————————————————————— 【书海泛舟】
文革中的美籍“人大三红”战士——温纳瑞斯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选读)
陆伟国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岁月和时代背景(1962~1970》(时代作家出版社)第六章第七节。
讲到文革期间国际领域的事务,很想讲讲世界范围的红卫兵。比如有中国的红卫兵去到了国外,有去越南的,有去缅甸的;也有的外国出现了红卫兵,出名的有法国的、日本的、美国的等等。这儿就讲一个外国人参加了中国的红卫兵,他就是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的美国公民温纳瑞斯。 文革期间,北京有一些外国人参与了政治活动,但都是他们自己有个组织,比如很有名的李敦白组织了一个在京外国人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也有外籍在华人员的孩子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红卫兵,但外国公民直接参加中国红卫兵的,大概只有他温纳瑞斯了。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一个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镇上的工人家庭。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就去当兵了。二战结束,他复原回家,但家庭条件没有起色。1950年9月,只得第二次参军。两个月后就上了朝鲜战场,这年他28岁。没想到,才来了一个月,1950年11月28日,温纳瑞斯就在第二战役中被俘,送到朝鲜碧洞第5战俘营关押。 在战俘营中,这些战俘得到了良好待遇。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粮食875克,而且还都是大米、白面,另有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相当于一个团级干部。比起有些在冰天雪地里,连棉衣棉裤都还没有的志愿军战士,好到不知哪儿去了。战俘营里还安排了丰富的文体活动,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等。几乎每周都要组织晚会,演出他们战俘自己排练的节目。每两周还放映一次电影。1952年11月15日到26日,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俘奥运会”,温纳瑞斯还担任了这场“奥运会”的委员。这段时间,比他在美国的生活还要好。(上图:1950年温纳瑞斯〔后排左二〕被俘时留影。) 所以,在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按照“自愿遣返”的原则,就是也可以回去、也可以留下,他同另外20名美国战俘和1名英国战俘选择留在中国。 到中国以后,他在太原学习了一年,又分配到山东济南造纸四厂工作。在工厂里,温纳瑞斯和职工们相处得很好,职工们也没把他当外人。特别是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更是喜欢接近他,和他这个性格开朗幽默的“美国大个子”交朋友,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温”。下班之后,他还喜欢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同时,他也坚持努力学习中文。很快,他就越来越适应在中国的生活。 回头看他们在朝鲜战场留下来的这批人里,有18人在文革之前还是回国走了,另有一人病故,还有一位是文革后1980年回国的。温纳瑞斯是他们中唯一一个一生都留在中国的人,而且还在中国娶妻生子扎下了根。 1963年,为了他能有更好的工作条件,由上级安排,经过工厂推荐,中国红十字会保送他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进国际政治系,随不同的班级学一些课程,比如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原理等。专门安排了班主任唐立春老师做他单独的辅导员。在人大的学习期间,温纳瑞斯还是认真好学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他住的留学生楼,就在我住的东风三楼旁边。留学生里黑人多白人少,比较显眼,所以还有印象,看见过他在操场上光着膀子打篮球。他性格比较外向,热情开朗,喜欢与人往来交谈。有时,他还拿手着在脖子上比划比划,说“我的脑袋还在”,意思是中国方面没有杀他。在政治上,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大还有一位美国战俘学生,是个黑人,不太愿意说话,比较沉闷。因此,我们叫不上那个人的名字。 但是,文化大革命同样也来到了温纳瑞斯的面前。在这个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很难理解很难适应的浪潮中,温纳瑞斯也是在努力适应。他还是想积极参加运动、投身革命、跟上潮流,而且,他也要造反,还参加了我们“三红”,这大概是唯一一个参加了中国红卫兵组织的外国公民,引起过外校的惊讶和好奇。 温纳瑞斯曾在纪念“人大三红”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做过发言,还在《人大三红》报上发表过题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的文章(见右图,小报还登出了他与中国妻子的合影)。在文章里,他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束缚和迫害”。比如,没有和中国学生一起拿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没有和中国学生一起及时听到上级传达的文件,规定了宿舍里早出晚归的时间,宁可安排他出去公费旅游,也不能参加大串联,等等。 但要说这是“迫害”,倒还真不是,有点冤枉管理部门了。温纳瑞斯一直还是美国公民,外事部门对他一直是加以注意和管理的,对他的行动是有一定的规定和限制的。但是,应该说,这对他是一个好事,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连我们在这场运动中都犯过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错误,对于他这样一个认真,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老外,那真是步步是坑啊。就是这样,学校的另一派组织“新人大”还派人到济南调查过他的情况,看看有什么能用得上的材料。看来是没有什么收获,要不,当时就能“揪出来”了。 有个大家都熟知的老外李敦白,四十年代就来中国,积极投身革命,不但加入了中国国籍,而且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也是红极一时,积极造反,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专门是外国人参加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兵团”,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被誉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了权。结果呢?他因文革中的活动再次入狱(此前曾在1949年因受到苏联方面指控而被打成“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国际间谍集团”成员入狱,前后两次在中国入狱时间共长达十五年),1967年9月,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1968年2月被逮捕入狱,关了九年之久,直至1977年11月才被平反释放。1980年,悻悻然地回美国去了。 连李敦白这么有政治经验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这么个结果。像温纳瑞斯那样的“政治素人”,如果没有起码的管束,由着自己瞎蹦乱跳,真不知道会是怎么个下场。 到了1968年,军、工宣队进校,对温纳瑞斯这样一个特殊的“三红战士”,怕出事,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严格看管,关在留学生楼里。最后发了个“结业证书”,打发回原单位——济南造纸四厂去了。 在济南,有温纳瑞斯温暖的家庭。他先后娶过两个中国妻子,第一位妻子是个山东姑娘,结婚10年后患肺病去世,两人没有孩子。1967年,他又和一位离异的带了四个孩子的32岁山东姑娘白锡荣组成家庭。后来,他们又生育了一对儿女,温绍霞和温绍磊(见右图)。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文革结束后,温纳瑞斯的生活更加安稳。应聘到山东大学教英语,一些民办外语学校更是欢迎他去。他居住在中国红十字会为他提供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享受着教授级的待遇和公费医疗,国家每4年为他提供一次去美国的往返机票。老伴白锡荣带来的4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视温纳瑞斯如亲生父亲。 在中国度过的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使得温纳瑞斯这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言谈举止、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他喜欢喝中国的“老白干”白酒,喜欢抽济南当地产的“大鸡”牌香烟,更喜欢喝中国的茉莉花茶,至于西方人喜欢喝的饮料咖啡,他却很少喝。他每天吃的主食也是米饭和馒头,很少吃黄油面包。(上图:老年的温纳瑞斯夫妻与儿孙。) 温纳瑞斯曾三次返美探亲。他一再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但有关部门没有应允。 2004年,温纳瑞斯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生的儿女后来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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