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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三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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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8月30日第230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史复有 我与清华文革中的“军事动态组”
文革初期我成了“蒯派”人物
认识华晓，介入军内文化大革命
反击“二月逆流”中成立“军事动态组”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反徐向前元帅和“揪军内一小撮”
“军事动态组”的组织架构
两个“互动”关系
“军事动态组”对我后半生的政治影响
几十年后的余音
故纸堆
李晓航 被革命反噬的闯将——《“北决扬”资料集》前言
大事记
李晓航编 “北决扬”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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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清华文革中的“军事动态组”
史复有
《昨天》编者按：革命是不讲逻辑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史无前例地不讲逻辑。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由毛泽东亲自在以中共中央《通知》之名发出的“纲领性文件”中写下的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虽然没有用“一小撮”的字样，但已十分明白地“纲领性”地提出了要“清洗这些人”，后来只不过是为了“缩小打击面”的策略考虑，才给这些打击对象加上了“一小撮”的限制词。然而到了要改变“战略部署”的时候，“揪军内一小撮”却忽然从响应领袖号召的积极行动变成了一种“罪行”，并上纲为“反军”。那么，按照同一逻辑，“揪党内一小撮”是不是“反党”？当然无人敢这样去对照分析。于是，一批天真而忠诚的“革命小将”，就骤然之间变成了被怀疑、被憎恶的“五一六分子”，本想为领袖“清洗”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反而成了领袖眼中的“清洗”对象。当年清华大学的“军事动态组”一案，就是这类历史冤案中的一例。感谢本文作者将其亲身经历的此案详细写出，为后人了解或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简介：史复有（下图为近照），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9级2班（简称化902班）学生。文革中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员，1967年3月底在当时“反击二月逆流”和“揪军内一小撮”思潮影响下提议成立清华“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并担任组长。后因“军事动态组”的有关情况，1968年12月毕业时先被分配到甘肃省军区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5月被分配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仍因清华“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的事暂缓分配具体工作，人事关系挂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五七干校继续“劳动锻炼”。在1970年12月至1972年10月被作为清华大学“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重点，从甘肃被带回学校接受清查。审查中始终拒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也不承认清华有五·一六组织，坚持实事求是。后结论为“犯严重错误，因态度较好，免于处分”。背负着这一“政治包袱”，先后在甘肃省甘南水箱厂（甘南州农机厂）、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文革中我曾担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军事动态组”组长，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心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却没想到因此吃够了苦头。1968年底毕业后被惩罚性地先后安排在部队农场和地方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直不分配正式工作。1970年成了清华大学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重点对象，被带回学校关押审讯，饱受逼供折磨。1978年报考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研究生，成绩虽好，却因档案中的这一“历史问题”而不予录取。1984年被清华大学按“清理三种人”规定，又以这一“历史问题”而发函“建议”毫无关联的甘肃工作单位给予“党政纪处分”，原已联系好的从甘肃调南京工作告吹……
因为“军事动态组”是1967年3月31日我在受叶群等接见后，向蒯大富提议成立的，1967年7月29日我又积极参与抄徐向前元帅家的行动。这两件事都牵涉到蒯大富，先说说我和蒯大富的关系。
文革初期我成了“蒯派”人物
我和蒯大富都是淸华工程化学系1969级2班（简称化902班）的同学。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至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到校，为清华初期文革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学校大体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批判校党委、批判蒋南翔，批判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贬低毛泽东思想。另一派是党委蒋南翔组织的人写大字报，肯定校党委的成绩以自卫，强调清华党委和北大党委不一样。我们班也分成两派，蒯大富是逐步怀疑校党委的，我和蒯大富观点相同，也在一起开过会，讨论反蒋形势。
（图为当年的史复有。）
1966年6月9日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到校，至7月28日撤出工作组，为清华初期文革第二阶段。6月23日晚蒯大富集合了我班十位同学（十位中没有我）写了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式二份贴在两个地方。大字报署名：化902 蒯大富 鲍长康 李世维 孟家驹 曾文龙 谢位珍 吴汀浩 陈新生 卞有为 邵凯胜。大字报上称，工作组到化902班开会，打着王光美旗号来套取他们的情报，因此质问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此大字报牵涉到王光美，引起轰动，造成了清华园大混乱。1966年6月24日晚，在大礼堂，工作组安排了蒯大富、鲍长康、孟家驹等三人为一方，工作组信得过的同学贺鹏飞（贺龙之子）、工物系的王××、李××为一方进行辩论，本意要打垮蒯大富，树立工作组权威，但适得其反。
工作组布置反击。6月25日下午3时，工作组组长叶林传达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的报告。按对工作组的不同态度，把师生员工分类，采取依靠、团结、打击的策略，然后分期分批传达，不准记录！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这一反击战中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针锋相对，毫不迁就。中午后形势开始变化，从批评工作组转为批判蒯大富。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事后知道这是传达中央精神，反击赶工作组走的“反革命潮流”。随后全校整顿，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学生，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相当于“反革命”，被看管起来，丧失了“自由”。全校好多班都有这种人物，但多数也只个别几个吧，而我班最多，除了在蒯大富那大字报上署名的十位同学中的九位，还有我，及另一位对蒯有支持言论的同学，共十一人。大字报上署名的十位同学中有一位同学很快表示忏悔而没有被工作组划为蒯派人物。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系里组织人看管，其他十人被分押到化9年级各个班看管，我被分到化905班看管。我第一次尝到被看管的滋味，心中很害怕，感到很恐怖。很快承认犯了错误，写检查。
在6月9日工作组进校时，我是工化系学生会秘书组组长，忙于系会一些事务，没有参与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活动，没有参与写《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字报。对6月24日大会，我认为蒯大富反工作组不对，捕风捉影；工作组整蒯大富更不对，把矛头指向群众，是方向性错误。对此，我6月25日还写了大字报。因为这张大字报，我被划成“蒯派人物”，说我是“向阳生”，对蒯大富“假批判、真包庇”，实为反工作组。“向阳生”是北京市委一个写作班子，曾写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后被认定是“假批判、真包庇”。
蒯大富7月2日在大字报《再致叶林同志》中向叶林提出十条要求，其中有一条是：③宣布我组原十人及史复有同志不是反革命分子。宣布刘才堂、王铁成、任传仲、张云辉、刘泉及绝大部分曾经支持过我或同情过我的同志不是什么“蒯氏黑打手”，而是革命者，赔偿他们的政治损失。
简单说，就是我和蒯大富同班，文革初期一道造反，挨过工作组整，是化902班十一人小组成员。
认识华晓，介入军内文化大革命
1.我到“井冈山兵团”宣传组
1966年10月底我串联回来，这个时候蒯派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由臭哄哄的“反革命”变为中央支持的响当当的造反派，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朝气蓬勃”。蒯当时活动场所移到丙所，我们也经常去丙所。
这时学校实际进入无政府状态，干什么呢？没人指派，全靠自己掌握。我当时冷静想过，实际上清华的领导是有水平的，比如说给我们作过报告的学校副书记艾知生、工化系总支副书记黄志冲，可以找他们谈谈。于是我分别找了艾知生、黄志冲。但我更多地想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具体事，最后看上了印传单。当时正值全国大串联，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到清华园参观学习，各种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传单很受他们欢迎。于是我到“井冈山兵团”宣传组印传单。没想这一看起来不经意的决定竟影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走向，影响了我大半生。
2. 认识华晓
我到了“井冈山兵团”宣传组，任务就是印传单，由于我是和蒯一起造反挨整的，宣传组的人对我非常客气，宣传组来龙去脉我也不清楚，我印象中主要是土建系建筑学专业的同学，宣传组后来变成清华《井冈山》报的编辑部。
在宣传组我和华晓住在一起，白天忙着印传单，晚上睡在一起闲聊。华晓原名章和邦，建七的学生辅导员，当时学生辅导员被视为“学生贵族”，文革中成了受冲击对象。学生辅导员多数品学兼优，华晓不愧是学生辅导员，口才好，说话感染力强。
我校土建系1965-1966年四清时，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简称军艺）师生同在延庆县，华晓“四清”时和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宋兆坤教员同是一个工作队党支部的成员，关系很好。四清回来后仍保持联系，通过宋兆坤了解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大革命情况。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大革命情况和我们学校初期一样，上级领导机关派工作队，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学生。1966年6-10月份他们建七同学自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串联，支持造反。渐渐我对他说的情况感兴趣，和他一道到军艺去过几趟，认识了宋兆坤、李光祖等人。通过李光祖等进一步了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3.参加“一筹”活动
1967年1月4日晚，江青点名打倒全军文革小组长刘志坚，刘志坚被揪出， 1月11日全军文革改组，徐向前元帅任组长。刘志坚被揪出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要批斗刘志坚，成立了批斗刘志坚大会筹备处。很快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发生分裂，分成“一筹”“二筹”两派。“一筹”组成单位有空政“红旗”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海军学院等单位的群众组织，“二筹”组成单位有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单位的群众组织。“二筹”获准1967年1月19日单独召开批判刘志坚大会，“一筹”按当时造反派的思维逻辑冲击了“1·19”批判大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谢镗忠出席了大会，徐向前元帅原本也要出席大会，因“一筹”的冲击，徐帅没有出席成。
“老实话战斗组”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骨干战斗组，其成员是我校土建系研究生，1965-1966年四清时也是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师生在一起，1966年6-10月份也自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串联，支持造反派。他们介入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更深一些，军艺造反派参加“一筹”，“老实话战斗队”经总部同意，以清华“井冈山”名义参加“一筹”活动，参加了1·19冲大会行动。“二筹”的人曾派人到清华“井冈山”总部了解“老实话战斗组”代表清华“井冈山”冲1·19大会一事，质疑“老实话战斗组”对清华“井冈山”的代表性。
我和华晓1月20日从军艺那儿得知“老实话战斗组”代表清华“井冈山”1·19冲大会一事，而且“老实话战斗组”很需要支援。于是我和华晓立即动身去总参谋部第三招待所，与“老实话战斗组”汇合，参加他们活动，即参加“一筹”的活动。“老实话战斗组”对我和华晓的到来很欢迎，因为我是和蒯一道造反的，我的加入增加了他们对清华“井冈山”的代表性。1月23日“一筹”纠缠谢镗忠，责怪他不该批准“二筹”单独召开批判刘志坚大会，分裂了造反派，打击了“一筹”，要求批准“一筹”单独召开批判刘志坚大会。谢镗忠答应“一筹”要求，和“一筹”的人（我和“老实话战斗组”成员李怀珠等随行）一道去北京卫戍区，让北京卫戍区交出刘志坚供大会批判。北京卫戍区商正因副参谋长接待了谢镗忠一行。商副参谋长请示上级后表明不能让谢镗忠一行带走刘志坚。从北京卫戍区出来夜已深了，“一筹”的人担心“二筹”来抢人，认为谢镗忠住在清华安全，想在清华找住处，于是李怀珠和罗维坤商量，找到1号楼506房间。让谢镗忠住在1号楼506房间一宿，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后谢镗忠离开清华。“老实话战斗组”成员都是土建系的研究生，他们知道1号楼506房间空着，原来住的解放军某单位协作人员已经走了。
我在“一筹”呆了几天，在“一筹”的那几天，总参三所到处是“一筹”和“二筹”的人在辩论。“一筹”说“二筹”1·19大会对刘志坚是假批判真包庇，1·19大会冲得对；“二筹”说“一筹”不应该冲1·19大会，冲1·19大会就是包庇刘志坚。我是刚到“一筹”，情况了解得也不多，对“一筹”和“二筹”的辩论，只是听，不发言。
在“一筹”认识了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李英武，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红旗造反团武大鹏等人。在“一筹”短短几天，在更大范围内了解到一些军队院校、文艺团体文化大革命情况。1966年10月５日发布了“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院校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但好景不长，1967年１月28日颁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八条），而“军委八条命令”要求军队院校、文艺团体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认真提倡文斗，反对武斗，军队实行正面教育。当时“一筹”的人感到军队有一股势力，借口保持军队稳定，要镇压造反派。
4.关于空政的“红旗”与“革造”两派
空政“红旗”（全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红旗造反团）的能量很大，鼎盛时，不仅在本单位占绝对优势，在军内影响也很大，是“一筹”的核心单位。1月23日“一筹”纠缠谢镗忠要批斗刘志坚，去北京卫戍区要刘志坚未果，谢镗忠在清华住一宿。最后陪谢镗忠住在清华的就是空政“红旗”吹双簧管的演员（好像叫常鹤林）。
文化大革命前每个星期六晚上，中央办公厅都要在中南海里举办舞会，空军文工团长期担任伴舞任务，陪伴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跳舞，刘素媛、邵锦辉就是其中的二人。文化大革命中空军文工团分成两派，刘素媛、邵锦辉他们这一派叫革命造反团，保空军党委，空政“革造”只剩下五人，成了少数派，几乎天天遭“红旗”的围攻，甚至不让他们几个回到团里。刘素媛、邵锦辉她们找毛泽东诉苦。由于毛泽东不便直接干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文革，就叫刘素媛、邵锦辉她们去找叶群出面支持。1967年1月初，叶群又找来吴法宪商量，首先由林豆豆出面，在《空军报》制造舆论，说刘素媛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然后再经过一番工作，空政文工团里支持刘素媛的人多了起来。这时刘素媛他们也公开说毛泽东和林彪是支持他们的。在短短的时间里空政文工团的形势就急转直下，刘素媛成了多数派的头头，并夺取了文工团的领导权，成立了空政文工团革命委员会，刘素媛、邵锦辉分别任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
我是1967年1月21日到总参三所（“一筹”）后陆续认识空政“红旗”的人，当时他们说他们团（空政文工团）里老保翻天了，我们不了解上述背景，也不以为然，以为老保翻天了长不了。1967年2月以后空政“红旗”在团内的处境越来越糟糕，甚至他们手里的一些走资派的材料（审讯录音等）也保藏不住，通过“老实话战斗组”的刘西拉等暂时存到我们清华。空政“红旗”的人来清华时我一般也参与接待，这样我先后认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红旗造反团武大鹏、阮宜广、诸葛欣、姚大珠等人，我对他们受“压迫”处境深表同情。
反击“二月逆流”中成立“军事动态组”
1.“二月逆流”的消息、传闻
1967年2月以后陆续传来军队院校、文艺团体造反派受压制受打击的消息。
1967年1月21日，毛主席命令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由于解放军根本不理解，所以解放军一介入地方，不约而同，大部分站在所谓“保守派”一边，反对造反派，抓造反派的人、取缔造反派组织。许多地方（河北保定、湖南长沙、河南郑州、四川成都和重庆、湖北武汉、广东广州等）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事件。2月22日青海西宁省军区向据守在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组织发起进攻，打死打伤三百余人，抓捕近万人，震惊全国。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总理召开中央碰头会，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当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张春桥等吵起来。四位老帅、三位副总理斥责中央文革、斥责文化大革命，情绪都很激动。2月18日晚上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大发了一通脾气，十分严厉地批评陈毅等四位老帅、李富春等三位副总理，毛泽东最后表示这件事政治局开会讨论。以后周总理按照毛泽东意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因有毛泽东撑腰，猛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给他们扣了许多大帽子。
当时我们听到是几位老帅、副总理大闹怀仁堂，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叶剑英很激动，大拍桌子，小拇指都拍断了。各地发生的军队抓人、镇压造反派都是徐向前、叶剑英指示的。2月初徐向前批准转发的解放军四川渡口市支左经验，实际是解放军镇压造反派一个坏典型。
2.中央号召反击“二月逆流”
1967年3月开始反击“二月逆流”。3月14日北京组织十万人大游行，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的标语贴遍北京街头。3月24日中央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打死的恢复名誉，打伤的负责治疗，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隔离审查。
林彪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说法，当时学生中传这个“带枪的刘邓路线”暗指徐向前、叶剑英。因为徐帅当时是全军文革组长，叶帅当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这两位老帅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
1967年2月我和华晓住在1号楼141房间。那个房间原是清华共青团阅览室，开始被《井冈山》报占用，《井冈山》报搬走后，我和华晓住了进去。1967年2月底，我曾把蒯大富叫到1号楼141房间，我和华晓给他介绍军队“二月逆流”情况（主要是镇压造反派情况）。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司令），风头正盛，军队造反派通过多条途径找他，寻求他的支持，他也由此介入军内文化大革命。蒯在他的回忆录说过：“1966年，文化革命发动阶段，我们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院校、文工团的造反派串联在一起，他们寻求我们的支持。比如在空政文工团，我们支持空政红旗。当时孟锦云的哥哥是空政红旗的，孟锦云是对立派。简单地说她哥哥空政红旗造吴法宪的反，孟锦云参加的对立派保吴法宪。我认识她是1967年的1月份，我们支持空政红旗的时候已经把吴法宪他们快打垮了。”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3月下旬一次讲话指出：各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反复，要求首都几个有影响的大专院校以“红卫兵小报”记者身份向外地派些人，了解各地运动情况，然后向中央文革汇报；并到各地煽“反击二月逆流”之风，点“反击二月逆流”之火。
听到王力这个讲话，我就决定以《井冈山》报记者身份到四川去“反击二月逆流”，找到蒯大富讲了我到四川的想法，蒯同意了，随后我就到作战部报到。当时总部听到王力讲话后，就叫作战部向各地派《井冈山》报记者。1967年3月份时，清华“井冈山”虽然只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有一定财权，也有一定组织架构。清华“井冈山兵团”校一级组织架构大概有总部办公室（负责召开总部会议、对上联络）、作战部（负责动态小报、各地联络站）、宣传部（负责广播台、《井冈山》报等）。
我校原驻四川联络站的同学找到我，他们把我看成总部代表，向我反映四川情况，和我商量一道去四川的事。没有想到很快（大约第三天）中央就着手解决四川问题了，3月31日中央接见四川代表，原驻四川联络站给我送来一张入场卷，让我参加这次接见。这次接见是当时例行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与群众见面，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主持，主席台一排坐着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其他人我就不认识了。会上四川代表控诉四川驻军镇压造反派、抓人（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群情激昂，我感觉会场上造反派翻身扬眉吐气了。
看到这个情况我就联想到空政“红旗”，空政“红旗”也是造反派，前一阵也受镇压，现在也该翻身了。于是我给江青同志写了一纸条，纸条内容是：“尊敬的江青同志，我是清华学生，和蒯大富一个班一起造反的，今天会上反映的军队镇压造反派情况北京也有，空政文工团红旗造反团就受到镇压，处境困难。”署了我的本名史复有。
我当时坐在会场的左边，条子递上去后不久就有一位解放军手里举着小牌，小牌上写着“史复有”，沿着左边墙来回走，边走边小声说：“谁是史复有？”我听到后就说我是，他说你出来一下，我就走到（左）墙边，他又说你跟我来，于是跟他到了一个小房间。一进房间就看到叶群在里面，她主动说：“你是史复有，你给江青写的条已经收到，江青叫我和杨成武、关锋给你们打一个招呼，北航韩爱晶也来了。”我看了看已坐在那里的韩爱晶，以前只闻其名没见过人，然后我坐到韩爱晶旁边。叶群又说：空政文工团你们不了解情况，弄错了，空政“红旗”不好，有坏人，刘素媛“革造”他们好，是真正造反派，你们要支持革造。我说听空政“红旗”的人讲，全军文革支持他们。叶群说全军文革支持他们是不对的，你们把全军文革支持空政“红旗”的情况弄清楚，写一个材料递上来。我又将当时盛传的徐、叶搞“二月逆流”，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的事说了几件，如叶剑英当中央文革的面拍桌子，小拇指都拍断了，徐向前搞的四川渡口解放军支左经验是镇压造反派一个坏典型等都说了。叶群说徐向前、叶剑英不好，反对毛主席。最后是杨成武说，你们继续发扬革命小将造反精神。
这次大会小会接见，使我异常兴奋。从会上情况看，徐向前、叶剑英肯定要打倒，我们又可大显身手了。
3.成立“军事动态组”
我返校后，已经是4月1日凌晨，回到1号楼141房间就和华晓说了中央接见四川代表大会及叶群小范围接见我和韩爱晶的情况。当天上午找到蒯大富，向蒯大富汇报了昨天中央接见四川代表大会及叶群小范围接见我和韩爱晶的情况，我对蒯说，昨天接见时听叶群所讲，说明徐向前、叶剑英肯定要打到，我们成立一个组，目标是揪出徐、叶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该组由对军内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的即原在“一筹”的人组成，取名“军事动态组”。蒯大富赞同我的想法。
我就和华晓商量军事动态组人员组成。华晓说要和“老实话战斗组”商量，看看他们能出几人，当然是越多越好。华晓和“老实话战斗组”组长罗维坤商量，罗维坤又征求组内意见，最后定下他们出三人：李怀珠、刘西拉、肖××。另外凌××中学同学是二军医大红纵的，是“二筹”的，反对“一筹”1·19冲大会，因这个关系找到我们了解“老实话战斗队”以清华“井冈山”名义冲击1·19大会缘由，一来二往和华晓熟悉了，凌××是力八的，做事很有条理，很适合搞内勤，我们很希望他参加军动组，征求他意见，他表示愿意。
4月1日下午，我召集华晓、李怀珠、刘西拉、肖××、凌××等开会，正式成立“军事动态组”。之后，我们在清华贴打倒徐、叶的大标语、大字报；分三路（东北、西南、华东）到外地煽风点火反击“二月逆流”，并搜集各地“二月逆流”的材料；在1号楼141房间设了接待站，用来接待军内上访告状人员。
我那几天真忙，是我文化大革命中最忙的几天。我又按照叶群指示，到空政文工团找刘素媛，表示我们清华“井冈山”支持他们。同时找到空政“红旗”的人，告诉他们我本想抓住机会给他们说好话，没想到江青、叶群是支持“革造”的。我还和空政“红旗”的人到李曼村家，和李曼村简单聊了几句，证实李曼村是支持空政“红旗”的，还写了一份材料递上去。自3月31日接见后，我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叶群布置的任务。
4.毛、林的女儿结伴前来观看批斗王光美大会
当时我校还有一件大事：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那是中央，是周总理批准的。那天人山人海。主楼前广场东西约300米，往南延伸，超出了校园，直到五道口都挤满了人，据说那天有30万人参加，是群众组织召开的人数最多的大会。
大约4月5日，我到空政文工团找刘素媛表示支持他们时，他们就提出4月10日晚到清华慰问演出，我请示蒯大富后表示欢迎。4月10日上午空政“革造”几十人也来参加了批斗王光美大会。
没有想到的是李讷（毛主席女儿）、林豆豆（林彪女儿）也随空政“革造”的人一道来了。真是遗传因素作用，李讷长得高大，像毛主席、江青，林豆豆长得小巧，像林彪、叶群。那天真是人山人海，她俩也没暴露身份，我还一直担心把她们挤着了。我和林豆豆简单说了几句，我说听说你也在清华呆过？林豆豆说因身体原因，在清华时间不长。
事后想起李讷、林豆豆来清华参加批斗王光美大会一事，不禁感慨毛、林两家合伙弄倒刘家的“政治斗争”，也掺杂着浓浓的世俗之气，毛、林两家的女儿也好奇结伴前来观看刘家婆姨挨批斗的洋（惨）相。
我们“军事动态组”组内气氛挺民主，遵照叶群指示，我是坚决支持空政“革造”刘素媛，刘西拉仍支持空政“红旗”。刘西拉跟我说晚上不能让“革造”刘素媛他们演出，不然空政“红旗”在团内日子更难过了。刘西拉态度很坚决，我听取了刘西拉意见，就找蒯大富，告诉他晚上不能让空政“革造”演出。这些小事老蒯是随我们的。我又跟空政“革造”刘素媛说要求演出单位多了，排不过来，以后有机会再请他们，我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
5.我到外地“串联”后积极性大减
1967年4月12日至5月16日，我与华晓一起先后到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等地活动，我在外地期间，多次参加“形势讨论会”“座谈会”，散布“徐向前、叶剑英就是拿枪的刘邓”等观点。
1967年4月12日至16日，我在南京先后找顾芝金（南京大学造反大队成员、我高中同学）、张建山（南京大学造反大队头头）、杜方平（江苏省军管会副主任）、李英武（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造反派头头）等人座谈，向他们介绍北京反击“二月逆流”形势，并说许世友在南京也搞“二月逆流”，许是四方面军的，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鼓动他们反许世友。我的煽动，确实对南京地区反许起到煽风点火作用。
以后到各地时，知道我校驻各地都有联络站了，我们当然不用给这些刚从学校派出的人介绍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只是通过我校驻各地联络站和当地有影响的人见面座谈，了解情况，壮壮声势。在杭州通过林刚和20军政委南萍座谈过，在广州通过常锋和下台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座谈过，在福州还促成了一次造反派和军区拥军爱民大会。在武汉只见到华晓的高中同学。这次外出，对华晓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补大串联一课。因为1966年9、10月份大串联时华晓没有出去。
1967年5月16日，我和华晓从外地回北京，当时我思想比较乱，主要在广州见到已下台的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他只是对黄永胜文革中一些做法有意见，就下台靠边站。感觉到军队问题复杂，不像地方那样，地方上凡是执行了资反路线的干部统统倒台，而军队执行“二月逆流”的干部就不是统统打倒，中央是采取纠正方法。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帮助他们纠正错误。这可能是由于军队的特殊性，有一个保卫国防任务所造成的，以后军队的事我们还是少过问为好。
从这时候起，我“反军队资反路线”“反击二月逆流”的积极性大减。大概在1967年5月底，我离开1号楼141房间，回到新斋化902的宿舍，白天看看我感兴的高等数学。说起来也怪，我现在也不清楚当时我怎么会对高数感兴趣，竟然能安下心来从头到尾把高等数学看了一遍。这一次系统复习高等数学，夯实了我的高等数学功底，终身受益。多数人有这样的体会——大学里学的知识多、广，没有高中学的知识熟练。这一次系统复习高等数学，使我的高等数学熟练程度达到高中数学水平。1977年我报考研究生时，数学就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甘肃省环保所研究黄河水环境容量时，高等数学也成了有力的工具。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反徐向前元帅和“揪军内一小撮”
1.1967年5、6月的“军事动态组”
我离开1号楼141房间（军事动态组）后，华晓仍住在那里。在1号楼141房间开辟的接待站，仍时不时有军内上访告状人员来访，华晓很认真接待来访人员。我虽然回到新斋化902的宿舍，只是感觉到军队问题复杂，以后军队的事我们还是少过问为好，但认为反击“二月逆流”还是对的。所以我隔三差五就到1号楼141房间转一趟，华晓就跟我说说他搜集到的新情况。当时比较重要的新情况有：空军通信学校王春杰坚持打倒吴法宪，受到迫害，到我校避难；炮兵司令员吴克华组织夺（政委陈仁麒）权，炮兵办公室主任到我校避难；总参谋部三部是一个很重要部门，他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事关锋过问等。
1967年5、6、7这三个月，全国“反击二月逆流”处于胶着状况，不少地方造反派不再明显受压制，但也没有翻过身，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相对峙，中央仍在陆续解决各地“二月逆流”等问题。
2.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夏天发生了武汉“七·二〇”事件。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前，武汉的两大派是“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等造反派，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两大派正处在激烈的对抗阶段，武汉造反派就到北京向中央告状。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周恩来对他的安全不放心，次日凌晨先飞往武汉，为毛泽东安排住处。7月14日毛泽东坐火车专列到武汉。
1967年6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组成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指示，先后到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当地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1967年6月27日，中央代表团到达昆明，基本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又到四川成都。7月13日，他们刚到重庆，14日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们速到武汉。谢富治、王力等又赶紧赶往武汉。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是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也搬到东湖宾馆乙所。
毛泽东、周恩来确定了解决武汉问题方针。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人员。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此外还有几条。
对周恩来所表述的处理武汉问题的各项主张，陈再道非常抵触。他情绪激动，拍桌子，不满周恩来讲话，其他一些干部也在会上给周恩来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
谢富治、王力身为中央代表受命处理武汉问题。他们没想到陈再道、钟汉华会如此抵触。他们低估了武汉群众组织之间矛盾尖锐复杂的程度。谢富治、王力执行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也不到位。周恩来讲是先做军队工作，再做好群众工作。在做好军队工作之前，不能带倾向性，不要表态。谢富治、王力去见百万雄师时工作缺乏耐心，而去见钢二司和水院造反派时倾向太鲜明。
19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军区部分干部和“百万雄师”群众思想转不过弯，不便得罪周恩来、谢富治，只好迁怒于王力，局面失控。火药库爆炸了！激怒了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把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上了武汉街头。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接见，答应下午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其中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认错了人，先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打伤。
这些人虽然还没有冲进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么多的人，还包括相当多的公安人员、军人气势汹汹地冲入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简直就像“兵变”。这就是武汉“七·二〇事件”。
3.七·二〇事件发生后的形势
（1）北京的反应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林彪、江青分别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林彪派邱会作亲自将信送去武汉。21日凌晨两点，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这是他在1958年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坐飞机。上午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
武汉军人冲击毛主席驻地，打伤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消息传到北京工农兵各界。整个京城炸锅了！中央决定组织声讨！全市各界游行，声讨陈再道，坚决支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
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武汉，将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打倒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
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967年7月25日晚，在新华社送审《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新闻稿里，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接着在7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在每天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评论及通讯报道中，都大量出现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8月1日《红旗》杂志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里，也提出要“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响遍了全国各地，促使全国范围的群众组织与支左部队矛盾激化，冲突事件不断发展。
（2）清华“井冈山”的反应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中央副主席林彪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是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蒯大富认为做这么大文章，是冲着徐帅去的，因为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徐帅的老部下。蒯还不十分有把握，又去问王力。在与王力的对话中，蒯认为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了，全国“老保”行动那么一致，在中央肯定有“黑手”；陈再道的后台就是徐向前，我们要把徐向前揪出来。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要拿起枪杆子”。蒯大富还认为我们清华“井冈山”要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蒯大富这些想法导致“井冈山兵团”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各地联络站的一系列“揪军内一小撮”活动。
1967年7月26日上午，蒯大富把“军事动态组”全体召集在工字厅，传达了林彪2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同时翻阅了当天各大报纸报道25日大会的提法，讨论行动方案，为晚上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席会议作准备。在这个小会上重点谈到要与北航红旗一起行动，组织人以清华“井冈山”“尖刀连”、北航红旗“红一连”（北航的“军事动态组”）的名义在北京主要地方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字报，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应。
7月26日晚在工字厅后厅召开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席会议，由蒯大富、韩爱晶共同主持，讨论形势任务。我们“军事动态组”只有华晓一人参加了此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揪军内一小撮”、反徐帅的决策会，“井冈山兵团”7、8月份全部“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都是按照这个决策会的决定展开的。会上认为中央已经决定要打倒徐向前，只是还没有明说，所以会上做出主要决定有：①打一个电话到中央文革，询问上街贴“打倒徐向前”大标语行不行？试探中央的态度；②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尖刀连战斗队”（即清华的“军事动态组”）、“北航红旗红一连战斗队”（北航的“军事动态组”）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试探军队的反应；③加强各地联络站的力量、加强作战部对各地联络站打倒徐向前在各地代理人（“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指导；④加强作战部与全国各地造反派的联系；⑤充实作战部领导，调任传仲为作战部部长。
因为“军事动态组”介入军队文化大革命比较早，对军内走资派（主要指徐帅、叶帅搞“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反对文化大革命）情况比较了解，会上明确“军事动态组”直接归作战部领导，加强作战部对各地联络站打倒徐向前在各地代理人（“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指导。在作战部系统内，“军事动态组”编号为第五动态组。
4.抄徐向前元帅家
抄徐向前元帅家是“井冈山兵团”在那次“揪军内一小撮”狂潮中最重要的一项行动，也是贯彻7·26两总部联席会议决定导致的结果。抄徐向前元帅家，是我当时积极参加的一项“揪军内一小撮”行动。
（1）策划过程
“军事动态组”的参谋作用（出主意、带路）是促成抄家行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7月29日下午，我到“军事动态组”（一号楼141房间），“军事动态组”正在开会。华晓、凌××介绍，27日我们“井冈山兵团”尖刀连战斗队（即“军事动态组”）与“北航红旗红一连战斗队”在三座门等处刷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28日请示叶群，问他们该什么办，叶群指示：你们现在还要保徐向前？于是29日下午2点得到叶群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各单位均得到通知：“下午上街统一贴出‘打倒徐向前’‘打倒徐海东’等八条大标语。”傍晚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上街在天安门城楼、三座门等地刷出了“打倒徐向前”等八条大标语。（注：抄家策划过程部分关键资料是军动组的同学提供的）。
会上大家都很兴奋，认为徐向前这次肯定要倒台。这时肖××提出抄徐帅家建议，肖××说：“徐向前是陈再道后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刷‘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徐向前肯定要打倒；徐向前家在3、4月份已被军测（解放军测绘学院）‘红总’抄了二次，4月份军测‘红总’抄徐向前家时我到了现场，当时中央文革只说军测‘红总’抄家方式不合适，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去抄徐向前家不会受到批评，我可以找军测‘红总’的人带路；我们抄徐向前的家可以搞一批他本人或他部下的材料，有利于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抄家本身也是向徐示威的一种革命行动。”大家简单讨论后一致同意抄徐向前家。我当时还联想到3月份叶群跟我说的徐向前有问题的话，也很赞同肖××建议。
“军事动态组”决定由我去总部找蒯大富汇报。我是在三宿舍找到蒯大富的，鲍长康也在场。我向蒯介绍我们“军事动态组”肖××的抄徐向前家的建议。蒯听后也赞成去抄徐向前家，并与鲍长康进行具体组织。
因为“捉鬼队”有战斗力，曾“智擒王光美”，蒯、鲍决定叫捉鬼队去抄。于是他们打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三宿舍开会，参加会的有蒯大富、鲍长康、赫雷（捉鬼队队长）等人参加，会上我又全盘介绍肖××的抄家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抄家符合当时形势，是革命行动，可以去抄，蒯大富最后拍板定案。然后蒯进行布置。抄家人员主要是“捉鬼队”和“军动组”的，再加一些零散人员，我记得有任传仲、孙茂（给七）、郭绍华（化〇）等。军动组的任务是找军测“红总”的人带路；因军动组比较了解徐、叶问题，负责起草“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在“井冈山”广播台广播，为抄家行动制造舆论（后来“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又刊登在《井冈山》报上）；军动组还要负责抄家后材料处理。抄家行动由鲍长康指挥，捉鬼队负责。因为怕万一中央批评，蒯大富不出面，留有后路。会上还讨论过如徐帅在家如何办，大家认为可抓回来审一审，搞一些材料，然后放回，就跟以前抓王光美一样。
三宿舍会完后，我回军动组传达总部决议，让肖××去“军测红总”联系带路的人，让华晓起草“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叫军动组的人参加抄家行动。据华晓回忆：肖××当时还联系高等军事学院“红联”，从“红联”那里要了一辆“上海牌”小车参加抄家。
（2）抄家过程
抄家一共去了四十多人。我是乘大卡车去的，我下车时徐帅家大门已经冲开，徐帅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二层小楼后面有一排平房。我先在院子转了一圈才进到楼里，这时见我校人员有的抬资料柜、有的手捧材料，我没见过这种场面，也不知干啥，也没有干啥，在楼里转了一圈。然后遇到鲍长康，他对我说：“能拿的东西已拿了，已叫小车先回，小车里面放有不少抄家材料。”不久鲍长康下令撤退。我又乘大卡车回校。
（3）抄家回来后当晚材料处理、归送情况
抄家回来后我们就到强斋一房间，里面放着抄家拿来的东西，不少人在翻看，有蒯大富、鲍长康、刘西拉、华晓及我，其他几个人记不清是谁了。是刘西拉先说：“这儿有一本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大家争相传阅这本花名册，七嘴八舌说上面的人都是徐、叶山头的，是我们揪军内一小撮对象。当时定下要翻印这本花名册。抄家拿来的东西中还有几本日记本、照片、唱片、资料柜等。因为几本日记本中内容比较零散，没有明显反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整理。李怀珠是军动组负责整徐、叶材料的，事后整理徐向前日记的任务就交给李怀珠。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叫我们立即送回抄家所拿东西，点了资料柜名。蒯大富、鲍长康等商量，先送还资料柜，其他东西暂不送，好好看一看，可能还有别的对揪军内一小撮有用的。当时还商定几个资料柜送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处，不能送回徐帅家。其后鲍长康叫了我和另外两三个人，乘车将几个资料柜送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处，和门房警卫说明情况，把资料柜交给他们，他们也打了收条。
（4）抄家剩余材料最终去向
7月30日上午我到军动组，看到桌子上一堆抄家时拿来的材料，就和华晓、凌××商量把这些材料放到1号楼144房间。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人拿着中央办公厅介绍信、带着徐帅勤务员来要剩下东西（抄家时拿来的材料），由总部办公室的人带来找我们，我们只给了一部分他们点名要的，如徐帅与林彪的合影和徐帅到301医院看病的挂号证等物品，别的材料借口还没有收集齐。徐帅勤务员第二次再找我们时，我们干脆说别的材料找不到了。直到1968年9月凌××（军动组内负责保管材料）毕业前夕，他将剩下的全部东西（材料）交给了驻校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队。
5.我与“军事动态组”有关的其他活动
抄家以后我对“揪军内一小撮”仍无什么积极性，没有参加“军事动态组”的具体活动。1967年8月，我校“井冈山兵团”经上级批准，开了一次批判彭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会，开大会前审讯了彭德怀。我听到消息后到甲所旁听对彭德怀的“审讯”，审讯中彭德怀说：庐山会议，他不反毛主席，他只是对大跃进有意见，给毛主席写信不能说是反毛主席，长征中毛主席救了红军，也救了我，我是不会反毛主席的。审讯后我就对别人说，“庐山会议彭德怀不反毛主席，打倒彭德怀是政治需要。”但这是我在什么地方、跟谁说的，我都记不得了。1969年我在甘肃省军区解放军农场“清理阶级队伍”时，这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要我交待。
6.“军事动态组”的其他主要活动
1967年7、8月间，“军事动态组”除抄徐帅家之外，其他主要活动还有：起草了指导各地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的调查提纲”；在主楼后厅召开的“井冈山兵团”战斗组小组长会议上，蒯大富作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报告，华晓作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系统补充报告。1967年7月26日，李怀珠在清华大礼堂形势分析大会上发表演说，题为《陈再道的后台是徐向前》，煽动反对、打倒徐向前同志。
“军事动态组”的人和军事院校、军队文艺团体的造反派有广泛的联系，有的还积极参与他们的揪军内一小撮活动。
7.江青的批评讲话后“军事动态组”自行解散
我和“军事动态组”成员当时都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是对的，是林彪、叶群指示的，没有人想到是反军，是错误的。
1967年9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江青在会上作了讲话。江青说：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
听到江青同志这次讲话后，“军事动态组”的人才知道做错了，随后“军事动态组”自行解散。我当时没有参加“军事动态组”日常活动，事后知道“军事动态组”自行解散了。我当时对江青讲话并不理解，怎么“揪军内一小撮”变成错的了？庆幸前一段自己没有过多参加“揪军内一小撮”活动，完全没意识到我在“军事动态组”的活动己铸成大错。
“军事动态组”的组织架构
1.人员
“军事动态组”正式成员是6人：组长史复有（化九）、副组长华晓（建七），李怀珠（废水处理工程）、刘西拉（土木工程）、肖××（建筑测量）等三人是土建系研究生，凌××（力八）。临时帮忙2人：有一阵子“军事动态组”忙了起来，孔××（化九），薛××（自零零）临时来帮忙。
2.分工
组长：史复有，筹划成立了军动组，负责大事，和“井冈山兵团”总部联系，和蒯大富联系。
副组长：华晓，负责军动组活动组织。我1967年5月下旬搬离开军动组1号楼141房间，回到新斋化902的宿舍后，华晓“揪军内一小撮”热情不减，坚守在军动组1号楼141房间。1967年“七·二○”武汉事件后，蒯大富启用军动组，华晓的执着派上了用场，华晓实际上承担了军动组“组长”的责任。
刘西拉和军队文工团和南京军区造反派联系较多。
李怀珠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即“一筹”成员单位联系较多。
肖××和高等军事学院、解放军测绘学院造反派联系较多。
凌××负责资料收集、整理等内勤，是内管家，作用很大。可以说是华晓、凌××二人撑起了军动组的骨架，使“军动组办公室”成了一个家。
3.活动方式
军动组不经常开会，遇到大事才开会，讨论形势、传达总部安排的任务，布置（讨论）各人的分工。当时一般只有布置任务的会，没有检查任务执行情况的会。1号楼141房间平时没有大事时，军动组成员也喜欢到那房间坐坐，看看各种动态资料、小报。
当时我们“军事动态组”组内气氛民主和谐，有事大家商量办，没有行政命令，全靠“革命热情”（反军队资反路线、支持造反派）把大家联系到一起。组内允许存在不同观点，遵照叶群指示，我是坚决支持以空政“革造”刘素媛为首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刘西拉、肖××仍支持以空政“红旗”为骨干的三军造反派，1967年5月13日三军造反派冲击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演出大会，刘西拉、肖××参加了三军造反派的冲会行动。当时与华晓联系的一些军队造反派也是反“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有空军通信学校王春杰，炮兵办公室主任等。
4.“军事动态组”的对外名称
1967年7月以后，军动组对外活动时，如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军动组”这个名子太扎眼，就化名“井冈山兵团尖刀连战斗队”。在井冈山兵团作战部系统内“军事动态组”起名为第五动态组。
两个“互动”关系
1.我与华晓的“互动”关系
⑴华晓影响我
华晓、“老实话战斗组”成员都是土建系的，他们1965年-1966年四清时在延庆县，和解放军艺术学院在一个地方，相互认识了，1966年8-10月份他们自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串联，支持造反。
我认识华晓后，他给我介绍了一些军艺文化大革命情况，认识了军艺一些造反派，1967年1月19日以后参加“一筹”活动，介入军队文化大革命。“老实话战斗组”介入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早些，他们参加了“一筹” “1·19” 冲击批判刘志坚大会活动。由于我和蒯大富是一个班的，又一道造反，我的加入是对“老实话”的有力支持。
⑵我又影响华晓
客观上讲，我和华晓一起活动，强化了华晓反军队资反路线的思想。 3·31叶群接见，成立“军事动态组”,明确了反击“二月逆流”、反徐叶的活动目标，发展了当初反军队资反路线的想法。
成立“军事动态组”后我指派华晓等在校内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并与在北京和外地的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广泛串联，又在一号楼设了接待站，用来接待军内上访告状人员。按现在说法我搭建了“军事动态组”这个平台
1967年5月16日我和华晓从外地回北京后，我揪徐、叶积极性大大减小，搬出了“军动组”，较少参加“军动组”活动。华晓、“老实话”他们的积极性一如继往，“军动组”仍是他们活动的一个平台。
⑶华晓又影响了我
“七·二○”武汉事件后，“军事动态组”成为蒯大富等人“揪军内一小撮”的参谋部，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战斗队”。
1967年7月20日以后“打倒徐向前”活动很多，其中许多我没有参加。只是7月29日下午我到军动组，听到军动组成员讲起抄徐向前家一事，我一听有道理，就积极参加了。我当时只干了这一件“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是当时最重的一件事。积极参加抄徐向前家一事，铸成了我的大错。
总结一下我与华晓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开始是他影响了我，介入军内文化大革命；其后，我一手操办成立“军事动态组”，搭了一个活动平台，反过来影响又他们；后期我没什么积极性时，他又影响了我。
2.“军事动态组”与“井冈山兵团”的“互动”关系
⑴“军事动态组”单独活动
我1967年1月介入军内文化大革命时，蒯大富没有正式介入，但通过多种渠道他已了解军内文化大革命情况，间接介入。“老实话战斗组”以清华“井冈山兵团”名义冲击“二筹”“1·19”批判刘志坚大会前，请示过蒯大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也和蒯大富联系过，空政文工团造反派空政“红旗”孟锦云的哥哥也找过蒯大富。1967年2月我和华晓住在1号楼141房间。大约1967年2月底，我曾把蒯大富叫到1号楼141房间，我和华晓给他介绍军队“二月逆流”情况（主要是镇压造反派情况）。
1967年3月31日，中央接见四川代表，解决四川问题，我参加这次接见，会上叶群、杨成武、关锋小范围接见我和韩爱晶。受叶群、杨成武鼓动及这次接见大会反击“二月逆流”气氛鼓舞，我回校请示蒯大富后，成立了“军事动态组”，开始“军事动态组”的反击“二月逆流”（即打徐、叶）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在清华贴打徐叶的大标语、大字报，分三路（东北、西南、华东）到外地煽风点火反击“二月逆流”，并搜集各地“二月逆流”的材料；在1号楼141房间开辟了接待站，用来接待这军内上访告状人员。
从1967年1月军事动态成员自发介入军内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前，可以说“军事动态组”单独活动，声势不大，造成的影响也不大。
⑵“井冈山兵团”指挥“军事动态组”活动，“军事动态组”是“井冈山兵团”“揪军内一小撮”的参谋部。
从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起，至1967年9月6日“军事动态组”解散，“军事动态组”的活动与“井冈山兵团”活动融合，“井冈山兵团”总部领导指挥“军事动态组”，“军事动态组”是“井冈山兵团”“揪军内一小撮”的参谋部，“军事动态组”活动造成的影响也扩大了。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两总部联席会议决定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尖刀连”（即“军事动态组”）、“北航红旗红一连战斗队”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试探军队的反应。
由这一决定发展成抄徐向前家的行动，“军事动态组”的参谋作用（出主意、带路）是促成抄家行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军事动态组”还起草了为抄家行动造舆论的“打倒徐向前严正申明”的广播稿（该广播稿随后在《井冈山》报上刊登）。为了协助作战部统一指挥各地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行动，“军事动态组”起草了“指导各地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的调查提纲”，还有在主楼后厅召开的“井冈山兵团”战斗组小组长会议上，蒯大富作“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报告，华晓作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系统补充报告。李怀珠1967年7月26日在清华大礼堂形势分析大会上发表题为《陈再道的后台是徐向前》的演说，煽动反对、打倒徐向前同志。
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蒯大富的《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被告人蒯大富犯罪事实中第二项说：
1967年7月25日，被告人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林彪要在军队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讲话后，当场向王力探明了底细，随即积极进行组织和策划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活动。蒯大富于二十七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二十八日在“井冈山兵团”小报上发表了“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并派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架徐向前未逞，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三十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的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上进行煽动，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蒯大富还派出二百余人到二十二个省、市和地区，进一步搜集“打倒徐向前”的材料。
上述“犯罪事实”中一共有三件：①贴出 “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抄徐帅家，②全国形势讨论会上进行煽动，③派出二百余人到二十二个省、市和地区。其中①、③两件和“军事动态组”有直接关系，由此也可见“军事动态组”成了蒯大富等人“揪军内一小撮”的参谋部。
“军事动态组”起草的“指导各地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的调查提纲”（简称“调查提纲”），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王庆云案件。
王庆云是清华自九的学生，“井冈山兵团”沈阳联络站骨干，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按“调查提纲”在东北收集部队番号、部署、历史、首长名字等汇编成“沈军简况”01、03、05号，严重泄密，散发后追回。1967年10月～1969年6月被拘留审查。此事惊动中央高层，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说王庆云收集的是高度机密资料，中央军委常委都不能随便看到的，要查一查“调查提纲”来由。查明情况后公安部知道是清华几个学生为“揪军内一小撮”编制了“调查提纲”，不是敌特所为，虚惊一场。
“军事动态组”对我后半生的政治影响
从1966年11月认识华晓算起，到1967年9月军动组正式解散，前后十个月时间，这十个月活动可以说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1.1968年毕业分配
1968年12月毕业时，因军动组的事，差一点不让毕业，我是背着“清华井冈山兵团军动组组长”的沉重政治包袱，被惩罚性地分配到甘肃省军区农场劳动锻炼。毕业鉴定也写得不好。1970年5月甘肃省军区农场劳动锻炼完，我被分配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偏远、落后、艰苦，又是最差的分配。而且我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后，仍因清华“井冈山兵团”军动组的事暂缓分配具体工作，人事关系仍被挂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五七干校，继续“劳动锻炼”。
2.1970-1972年被作为“五·一六”审查
1970年12月，清华来了三个人，二位解放军（军宣队的）、一位工人（工化系工宣队的），把我带回清华。我当时心情很高兴，我希望把文革中军动组的事弄清楚，我知道只有清华才能把我的事弄清楚。从甘肃省军区农场清理阶级队伍过程，我已经知道我档案中有许多不实之“料”。
从甘南到兰州坐的是小车，从兰州到北京坐的是软席卧铺，这在当时来讲是高干待遇。甘肃偏僻，远离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政治中心，我当时都不知道北京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1）审查过程
到清华后安排隔离在工化系宿舍，时间不长，迟群接见了我。他说我毕业后劳动锻炼表现不错，希望我这次把问题说清楚。我说很高兴回清华弄清文革中问题。迟群最后冒了一句“五·一六组织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很突然，脑子里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这个概念，当时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
（图为1968年2月几个曾在军动组共事的同学在颐和园留影，前排左起李怀珠、刘西拉、万学文〔万不是军动组成员〕，后排左1史复有。）
回校后第二天开始交待问题。1968年11月毕业前夕我交待过一阵问题，主要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私下反康生，议论陈伯达、江青）和“反军乱军”问题。这次又花了两天时间把以前交待的问题抄了一遍。审查专案小组看后，对我的交待很不满意，说我隐瞒了重大政治问题，点明是五·一六组织问题，弄得我一头雾水：明明我们是抓五·一六的（1967年9月我曾乘卡车参加总部组织的抓五·一六行动），怎么就变成了五·一六？
专案小组见状，对我进行有关“清查五·一六”启蒙，告诉我《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的精神，以及周总理的“只要将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就是五·一六”的讲话。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好说，只好按此精神承认我们就是五·一六，我们又“反军”，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清华“井冈山兵团”当然就是五·一六。
既然我承认了清华“井冈山兵团”是五·一六，就要我交待五·一六的秘密组织问题，是什么时候参加的。我当时虽然承认我们又“反军”，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清华“井冈山兵团”干了属于五·一六罪行的事，我也干了五·一六罪行的事，但清华“井冈山兵团”决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我也没有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说我们“反军乱军”，我们当时是为了反击“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对不是反对人民解放军，我没有掉进审查专案小组编织的“逻辑陷阱”。
开始气氛还很平和，渐渐紧张起来，专案小组说我态度不好，抗拒审查，隐瞒重大犯罪事实，训斥威逼恫吓，每次谈话前大念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语录，不让好好睡觉，常常半夜里叫起来交待问题。我当时思想压力很大，怎么扯上了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好歹文革中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良心不亏；我还有过二次抗压经历，有些承压能力。第一次抗压经历，是1968年毕业前夕“军事动态组”的事东窗事发，我突然变成有重大问题的人，思想打击很大，全心参加文化大革命，怎么变成了罪人？第二次抗压经历，是1969年年底，解放军农场清队，我又是重点，大会小会点名让我交待，结果也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
一天，专案小组的人说我再不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就要把我换一个地方了，言下之意要关到监狱去了。我茫然以对。想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也不知如何交待。晚上他们让我上了一部吉普车，开了很长时间，终于在一陌生的好似监狱的地方停下，带入一个徒有四壁的房间，来了三位解放军，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要我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再不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就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我当时十分恐惧，但是就在这时我也没有想到编造胡说，心想只能听天由命了。在惶恐中度过了一夜，清晨在打盹迷糊中被叫醒，又上了一辆吉普，开了一阵停住下车。下车一看这不是二号楼吗？又把我关进二号楼三楼东侧一个房间。
审查我的人全换了，不是工化系的，他们继续让我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很快土建系在阶梯教室召开揭批“五·一六”大会，两个土建系工宣队专案组的人押着我在后排参加了大会。会上华晓上台交待1967年3月参加了五·一六组织，填了表，当时我十分惊讶。土建系揭批“五·一六”大会后，工宣队专案组让我交待“参加五·一六组织罪行”，说华晓都交待了，你还想隐瞒！我说：“1967年3月我和华晓住在一起，华晓从来没跟我说起参加五·一六组织一事，他要是参加五·一六组织，一定会跟我说的。我没有参加五·一六组织，华晓也没有参加五·一六组织，华晓在会上胡说。”
工宣队专案组大怒，说自己不交待，还替华晓翻案。第二天就组织工农兵大学生批斗我，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带着花岗岩脑见上帝……这种批斗会没有实质内容，你不说话就过去了。
不久，在大礼堂召开了“清查五·一六对敌斗争形势大会”，全校被审查人员在看押下都到了，我见到潘剑宏、彭伟民，远远还见到蒯大富。会上迟群讲话，数说被审查人员各种表现，有的公开抗拒审查，吹胡子瞪眼睛；有的每天一首诗，抒情咏志，就是不交待问题；有的胡编乱造，说什么时候绑架了谢富治，专案人员指出其破绽后，又大言不惭说是做的一个梦。迟群点名蒯大富，说你的上告给江青的信我们己上报，答复是老实接受审查。迟群最后要大家丢掉幻想，老实交待问题。迟群讲话时态度很张狂，一副握有尚方宝剑的架式。
会完后我心情很沉重，本想回校弄清军动组的事，结果遇到的是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我不了解，也不理解，清华“井冈山兵团”怎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呢？工宣队专案组问我对大会有什么想法，我不敢直言了，默不作声。工宣队专案组又问对照迟群讲话你属于哪种，我回答哪种都不是，我是想交待问题的，而且已经交待了。
再过几天就过1971年春节了，春节期间工宣队专案组没有找我。隔窗听大喇叭中广播的都是对敌斗争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关我的房间窗户朝东，整个上午都能晒到太阳。我上午看着太阳，下午看着四壁，人很恍惚，不知前程是啥。
春节后学校在大礼堂前广场召开揭批五·一六大会（号称清华工宣队第三次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大会），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在主席台上。会上有四人上台交待参加了五·一六，华晓是第一个，还有任传仲（团派总部委员，三把手）、李国柱（团派总部委员）、王钦霖（体育教研组老师）。揭批五·一六大会后工宣队专案组又让我交待五·一六组织问题，说清华工宣队“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是一面旗帜，毛主席树的；现在召开第三次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大会，工宣队认定清华笃定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现在那么多人都交待了，你还要顽抗？！我只得默不作声，我知道我如说实话，肯定招专案组猛批。
大礼堂前广场召开揭批五·一六大会后，“对敌斗争”风声越来越小。大约一个月后，学校又在大礼堂前广场召开大会，声讨蒯大富1968年“七·二七”暴力对抗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的罪行。会上受害工宣队队员家属、受伤工宣队队员代表控诉蒯大富、团派武斗队，武力驱赶工宣队、枪击工宣队罪行。会上团派崔兆喜（“井冈山兵团”保卫部长）、任传仲（“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等上台认罪，蒯大富坐在受审席上无表示。
由于“军事动态组”六人中四个是土建系的，学校统一安排土建系负责审查军动组，那次晚上坐了半天吉普车，原来是把我从工化系转到土建系继续审查，学校专案组借机把我狠吓了一次。
1971年5月，解除对我的隔离，结束五·一六组织问题审查，剩下的一年多时间，我一面参加土建系结构实验室试验，一面清查“反军”活动，写交待揭发材料，专案组的人也经常和我们一起完善“反军”活动的细节，分析重要“反军”活动的背景。当时学校专案组把“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审查了个底朝天，把军动组的主要成员主要活动弄得清清楚楚，把“井冈山兵团”的所谓“反军”活动也调查得清清楚楚。
（2）后来通过看资料分析研究了解的一些情况
① 大背景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发 ［1970］20号）（时称“3·27通知”），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一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另一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
1970年，北京抓五·一六搞得昏天黑地，高潮阶段有人怀疑大专院校学生领袖是不是参与了“五·一六”这个事情，涉及到蒯大富，并极力向上反映。毛泽东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既然有怀疑，把蒯大富叫回来问问就行了嘛。
1970年10月清华迟群就把蒯大富骗回北京，宣布实施隔离审查。
1970年11月，周恩来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② 清华大学的“逼供信”
1970年上半年年清华军宣队迟群、工宣队柳一安等贯彻中央文件，积极清查五·一六，并认为清华存在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团派就是这个反革命组织。据华晓说1970年5月他从沙城解放军农场回校不久就被隔离，审查五·一六问题。第一批被隔离审查是在校的团派骨干分子（包括没让毕业的问题严重的）。大搞逼供信，有些人顶不过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交待（编造）清华确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谎言，任传仲是一个，还有其他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章和邦，文革中名叫华晓，是建七学生辅导员。华晓文革中和我关系很近，是“军事动态组”副组长，我是“军事动态组”组长。1967年5月以后我因思想上的困惑，逐渐脱离了“军事动态组”活动。华晓仍坚持“军事动态组”活动，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后干了几件显眼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包括炮制被谢富治盯上的“调查提纲”。1968年9月没有让他毕业，暂到沙城解放军农场。1970清查五·一六，华晓顶不住逼供压力，编造了一整套“1967年3月参加了五·一六组织”的谎言。迟群等人相信了逼供结果，认为清华确有五·一六组织，并上报中央。1971年2月，迟群还成了十三人组成的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成员。
华晓的交待（编造）把我也拽上了，我当时不知不觉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五·一六组织问题的证人”，怪不得在我回清华的路上坐了软席卧铺、享受高干待遇。
③ 因主要人员的坚决否认，迟群开始怀疑弄错了
从1970年10月调蒯大富回校起，11月调鲍长康、12月调史复有，陆续调了几十个己分配离校的团派骨干回校。
因蒯大富坚决否认清华有“五·一六”组织，“井冈山兵团”二把手鲍长康也否定清华有“五·一六”组织，我也始终否认清华有“五·一六”组织，否认华晓参加了“五·一六”组织。毕竟清华只有少数几个人违心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最终迟群开始怀疑弄错了。
最后在迟群办公室，安排了华晓和我当迟群的面对质。华晓说1967年3月他和我都参加了五·一六组织，这个组织当时也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我说没有这件事；他还说了“填表”“宣誓”等一些参加五·一六组织的细节，我说填表、宣誓的事都没有。迟群当时只是听着，一言没发。
华晓的违心交待是迟群认定清华有五·一六组织的最关键因素。我在得知华晓承认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后，第一反应就是坚决否定华晓参加了五·一六，可以说我的否定是给迟群泼了一瓢冷水。我和华晓当着迟群面的对质，促成迟群作出了清华无五·一六组织的最终判断。
（3）审查尾声及后来的一些了解
1972年10月审查结束回甘南后我才知道，1971年3月清华党委还去函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五七干校，说清华要对我进行全面审查，要他们彻底搜查我的书物。此举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要搜查我五·一六方面的罪证。结果将我仅有的二本读书笔记本搜去，一本是马恩列语录摘录，一本是中华文摘（学习古代汉语）摘录。这二本读书笔记本倒起了“反作用”，反倒证明我们在五·一六组织问题上的清白，证明我是个阳光青年。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华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运动所取代，清查五·一六也进入尾声，专案组对我们态度更趋平和。一次在与专案组工人师傅交谈中，我表示自己犯“反军”错误，主要还是“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所致，叶群接见鼓动只是外因、次要的。对我这一表态，专案组的工人师傅大为赞赏。
1971年11月份，专案组让我将1967年3月31日叶群、杨成武、关锋接见我，鼓动我们反击二月逆流一事写一份揭发材料，估计这份材料他们也上报了。
由于整个审查过程中，我对“五·一六”组织问题没有胡说，这对当时学校的清查运动“澄清‘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有无问题”起了积极作用。我对所犯错误也有所认识，态度是好的。审查结束时，8341迟群，海军刘承能，工宣队柳一安，干部刘冰——当时清华党委四位主要领导接见了我，讲了一些鼓励的话，算是对我两年审查中的表现的一个肯定。
清华党委四位主要领导接见一位被审查对象，这种“政治待遇”在所有被审查对象中我是唯一的。
1972年10月，清华对我的审查结束。审查结论是：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因态度较好，免于处分。1974年又改为文革中所犯错误，是学生错误，属一般错误。
1971年5月结束隔离后，我和华晓可以见面了。我们曾谈起五·一六的事，我对他说你不应编造淸华有五·一六组织的谎言，他说压力太大，尤其是不让睡觉。华晓说他编谎言留有后手，故意把五·一六组织说得大大的，让更多的人来否定五·一六组织的存在。
蒯大富对任传仲编造清华五·一六谎言一事十分反感。我看到陈继芳、马小庄写的《潮起潮落》一书，书中对任传仲有关五·一六的交待持宽容态度，认为是在工宣队高压下的违心交待。
我很赞同陈继芳的作法，所以很长时间我不正面说华晓交待五·一六组织一事。直到2022年12月12日看到邱心伟和华晓的聊天记录，华晓自己公开说了，我才在有关文章中如实反映当时情况。
3.1977年10月考研受挫
1977年10月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湿法冶金工程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结果成绩不错，也是因为档案中有关军动组的夸大之词，没被录取。好在1974年北京市革委有一个文件，不涉及刑事的学生问题不予追究，我文革中的问题不涉及刑事，得到解脱。
受惠于这项政策，加上1977年考研成绩优秀，清华大学清理了我的档案，撤销了有不实之词的材料，1980年解决了工作调动问题，离开甘南水箱厂（甘南州农机厂），到甘肃省环保所工作。
4.1983-1985年“清理三种人”又成清查对象
1983年中央政策变了，又算起文革老账了，清理文革中所谓“三种人”，为的是不让造反派当“革命”接班人。
1984年6月，清华大学给我当时所在单位甘肃省环保所寄来了我的“记录在案”材料，内容如下：
关于史复有的记录在案材料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叶群在人大会堂利用中央首长接见之机，私下接见韩爱晶、史复有，指使韩、史大反徐向前、叶剑英同志；并鼓动史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史返校后，立即与蒯大富策划于四月一日成立军事动态组，由史担任组长，明确该组织目标是揪出徐叶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之后史派人到处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并与在北京和外地的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广泛串联，又在一号楼设了接待站，用来接待军内上访告状人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六日，史与华晓一起先后到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武汉等地活动，史在外地期间，多次参加“形势讨论会”“座谈会”，散布“徐叶就是拿枪的刘邓”等观点。
一九六七年“七·二○”武汉事件后，史领导的军事动态组成为蒯大富等人的反军参谋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等策划抄徐向前家，阴谋劫持徐向前同志，史积极参加了策划和抄家行动。抄抢了大量机密材料。事后，蒯大富对抗中央指示，指使史复有拒不如数上交所抄材料，史将部分材料私藏在 “军动组”达三月之久，并将其中的《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花名册》翻印数百份散发，作为各地联络站“揪军内一小撮”的线索。史复有还在蒯大富指使下，组织人摘抄徐向前日记本中的所谓问题，并将一部分摘抄整理的材料刊登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出版的《井冈山》小报上。
史复有的以上问题是严重的，除予以记录在案外，建议史复有所在单位根据中发﹝82﹞55号文件和中央整党决定精神，进一步研究对他的党政纪处理问题。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1983.12.15
这份记录在案材料，主要内容是对的，有些事情是夸大其词，我特别对“建议”给我党政纪处理的最后一句话不满意。理由是我的问题1972、1974年两次作过结论，没有新问题，为什么要重新处理。再则当时我正联系往南京调动，担心给处分后影响调动。
1984年10月20日，我利用出差机会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进行申诉，组织部派人接待了我。
整理“记录在案”材料的人不是1970-1972年审查“五·一六”那批人，新调的，主要从1970-1972年审查“五·一六”档案材料中整理有关人员的“记录在案材料”，对我们军动组成立、活动全过程并不清楚。我跟他们说我自己是1967年5月下旬就搬离了军动组，1967年七·二〇以后“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很多，许多我没有参加，只参加了抄徐向前家那一次行动。我是7月29日下午到军动组，听到军动组成员讲起抄徐向前家一事，我头脑一热就积极参加了，我当时只干了这一件“揪军内一小撮”的事。他们问我抄家是坐的什么车去的，是不是小车？我说我坐的是后面一辆卡车去的，我们到的时候，大门已经冲开，有人往外搬东西。
他们还问了一些军动组成立、活动情况，拿出《井冈山》报，问我小报上登的“打倒徐向前”文章是不是由抄家所拿材料整理而成，对他们所问问题我一一作了解答。他们说假如我不参加“抄家行动”，我的问题很可能性质上定不上严重错误。
我问他们这次审查我没有新问题，为什么还要给处分呢？他们说：我们只是建议给处分，你们单位可以根据你毕业后多年表现，不给处分，你的问题是要记录在案的，但不一定要给处分。
1984年11月27日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给甘肃省环保所党委组织部信函，内容如下：
你所史复有同志于1984年10月20日到我处，我们接待了他，他如实地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给我们的印象是对自己所犯错误是认账的。现有一些问题须史写证明材料，望你们转给史。
关于史提出的记录在案材料最后一句问题，我们解释如下，我们建议给处分是就史在文革中所犯错误而言，至于是否给什么处分由你们根据史毕业后全部工作表现，根据中央﹝84﹞17号文件办理。
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1984.11.27
我当时所在单位甘肃省环保所咬死理，只要是严重错误就得给处分，要不给处分，就得改变错误性质，定为一般错误，为此他们还派了人到清华。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专门开了一次会，经再次研究，我的错误性质不能变，仍维持“严重错误”。甘肃省环保所便于1985年6月给了我行政记过处分。
这次给的处分对我人生影响不是很大，只是不能往南京调了，因为当时一般单位忌讳要文革中有问题的人，弄不好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对我在甘肃省环保所工作没有影响。
几十年后的余音
1.深层次的反思
不论是我，还是华晓、“老实话战斗组”，文革中所有“揪军内一小撮”活动都是在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一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为,当时大家都是积极要求上进的热血青年。“军事动态组”活动可分三个阶段，先是反军队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是反击“二月逆流”、反“拿枪的刘邓路线”——徐向前、叶剑英，最后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徐向前。而且这三个阶段活动都是有明确的中央首长讲话、中央文件指示的。
1966年10月５日中央发布了《军委、总政紧急指示》，是号召我们反军队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指示。3月31日叶群对我的接见，是我们成立“军事动态组”、反击“二月逆流”的直接根据。7月25日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林彪对周围的人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是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以及王力的暗示，是鼓动蒯大富、“井冈山兵团”、我们“军事动态组”“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徐向前的动员令。
1967年王庆云被抓后，揭发了出“调查提纲”一事，王说“调查提纲”是“军事动态组”起草的，“军事动态组”开始被人们关注。而且“军事动态组”就成为以后历次清查运动的重点对象。真是事与愿违，原是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而成立的“军事动态组”，又变成了错误的、“罪恶”的，真可悲。究其原因是我们政治阅历太浅，不知军队在政权结构中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愿看到“闲人”涉足军队，而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涉足了军队，这是我们悲剧的根源，不论谁掌权我们都不会有好结果。
世事无常。刘西拉、肖×富支持的三军造反派，在1967年“五一三”后逐步瓦解，不少人被转业。空政“革造”刘素媛等人把事做绝了，为了长期打击压制对立派，强行让空政“红旗”集体劳动改造，不让转业。没想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爆发，黄吴李邱等人纷纷倒台，吴法宪被关起来了，其支持的空政“革造”刘素媛也难逃覆灭命运。空政“红旗”又杀了回来，重新掌权。刘西拉、肖××支持的三军造反派又是对的了。
更戏剧的是，空政文工团孟锦云，曾因写材料举报吴法宪等刺探毛泽东生活情报一事，被叶群、吴法宪陷害入狱五年。孟锦云的哥哥是空政“红旗”的，被群众专政。后来林彪、叶群叛逃摔死在蒙古，吴法宪被关起来了。孟锦云结束监狱劳改生活。她又通过文工团女友去找毛主席要求平反。毛主席就当场决定把她留在身边，让她和张玉凤一起照顾自己。她在主席身边工作，一直到主席去世。
难怪刘西拉现在仍认为：“军事动态组”的对错谁说得清!
2.四十三年后的聚会
华晓家安在北京，2011年4月邀请我们军动组成员在北京聚会。1968年分手，到2011年，相隔四十三年，我们又聚到一起，大家见面十分高兴、兴奋，没有一点颓丧情绪，对于军动组的往事大家无怨无悔，那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图为在北京聚会留影，左1史复有，左2华晓，左3刘西拉。）
“军事动态组”华晓出力最大，受的磨难也最大。1968年没有让毕业，1972年分配到山东德州，1980年调到江苏常州。1993年因能力强、工作出色，被常州市房建局内定为三梯队接班人，可是由于“清理三种人”运动，不但“接班”不成，还被定为“三种人”，后下海在北京一民营公司任总工，退休金约一万多，享受“地厅局级”待遇。
刘西拉受夫人陈陈（改革开放后，经国家考选，陈陈作为首批访问学者，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工作结束，她又攻读美国Purdue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协助，1981年到美国Purdue大学进修。进修4年，进修期间学业出色，刘西拉的论文就获得了1985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结构科研奖——雷曼·瑞斯奖，“真是一好遮百丑”，清华破例同意他回校工作。回校后工作仍很出色，担任过清华土木系系主任，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2013年获世界工程师峰会（WES 2013）“卓越工程教育奖章”。
“军事动态组”的人都是能吃苦耐劳、踏实做事的人，毕业后都有不俗表现，尽管都背负着那个“政治包袱”，但没有谁被历次清查运动压垮，个个都挺了过来，2011年4月军动组成员北京聚会时大都过着正常的退休生活，个别还工作在教育工作第一线。
2014.9.29初稿
2022.5.18二稿
2022.5.20三稿
2023.6.28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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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被革命反噬的闯将
——《“北决扬”资料集》前言
李晓航
说明：这是我为自己编录的《“北决扬”资料集》一书所写前言。近年来，我把自己多年收存的有关武汉文革中“北决扬”一案的资料汇集起来，并将这些资料——无论是铅印的、油印的还是手写的，都全部转录成电子文档，编成了一本可供文革研究者参考的资料书。
本书汇集了“北决扬”成员的文稿和言论，湖北清查、批判“北决扬”的有关指示、讲话和批判文章，以及“北决扬”主要成员构成情况和活动大事记。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有关“北决扬”言论方面的文稿，包括鲁礼安、冯天艾等“北决扬”成员写的评论、宣言、声明、调查报告、通讯、口号、自供等，支持和同情“北决扬”的有关人员在清查期间写的交待，以及“巴河一司”王仁舟的有关言论；第二部分收录中央、湖北省革委会领导人关于“北决扬”问题的指示、讲话和有关文件，以及关于“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的材料；第三部分选编了有代表性的揭发、批判“北决扬”的文章。
我另外还整理了《“北决扬”大事记》《“北决扬”主要成员简介》《〈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刊载的批判“北决扬”文章篇目》，作为附录附在后面。
本书收录的大量原始资料，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北决扬”的思想脉络、活动方式和生存状态，记录了当时青年学生对文革运动的观察和思考，是研究“北决扬”问题的基础性资料，对研究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群众思潮和群众运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北决扬”是文革时期武汉地区一批激进青年学生组成的群众团体，是1967年11月至12月先后成立的“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联站”或“决派”）及其所办小报《扬子江评论》的合称。
1967年9月7日，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为首的“新华工敢死队”创办《扬子江》杂志（小报《扬子江评论》的前身）。11月7日，鲁礼安和同校四年级学生冯天艾仿照毛泽东青年时期创办的“新民学会”，在汉口海陆饭店成立学习研究性团体“北斗星学会”，学会取名于文革流行的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成员是武汉地区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12月4日，主政湖北的一、二号首长曾思玉、刘丰在一个学习班上点名斥责“北斗星学会”之后，“北斗星学会”随即改头换面，于25日在湖北大学另起炉灶，成立“决联站”，并于当日创办他们的小报《扬子江评论》。“决联站”名称取自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段语录：“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模仿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刊物《湘江评论》而起名。（图为当年鲁礼安）
“北决扬”在其存在的近一年时间里，埋头研究马列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试图弄清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对这场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求和阐释，诸如大联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革委会、国家体制问题等。
鲁礼安和他的“战友们”作为毛泽东忠诚的崇拜者，以“青年毛泽东派”自居且自豪，自诩为“最能紧跟毛主席的一派”，他们大胆怀疑，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用自己的头脑对社会现象发表看法，对流行观点进行质疑，无论这些观点来自上层，还是来自群众组织的其它派别。他们从革命领袖著作中寻出一些语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与发挥，用革命领袖的言论和术语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他们认为违反领袖指示的观点进行大胆批驳。
文革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鲁礼安们这样一批青年思想者结社、办报和发表相对独立的言论提供了短暂的间隙，在他们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从思想到语言，与当时盛行的“文革八股”大相径庭，颇有“说大人则藐之”的气势。
鲁礼安们不惮于公开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用鲁礼安的话说就是“归根结底都是遵循主席‘造反有理’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鲁礼安本人专注运动走向，对“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在何处、对“继续革命”究竟继续到什么程度等一些青年反叛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探索。他以毛泽东提出的“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为依据，批驳《文汇报》的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他认为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的干部不能一脚踢开，认为其中既有“革命事业的叛徒”，也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区别对待，不能统统一棍子打死；他质疑中央转发的《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这个报告被毛泽东肯定且据此于1967年3月7日作出批示，时称“三·七”指示），认为一所中学两大派经过军训仅用两天时间就实现大联合，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依据的材料是虚假的；他以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机器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必须处于切实监督之下”为理论根据，呼吁“巴黎公社原则”——官员直选，选民监督，随时可以撤换，不领高薪；他寻求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措施，“让农民免除苛捐杂税”。
相对于善于思辨的鲁礼安，比他年长几岁的“巴河一司”头头王仁舟，则堪称“北决扬”的“践行者”。王仁舟虽非“北决扬”组织成员，但他与鲁礼安思想相通，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一致，惺惺相惜。比较而言，王仁舟的思想更加激进，不仅敢想、敢说，而且敢干，且将其激进思想付诸社会实践，在巴河推行他的“新农村”政治主张。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参加农业生产。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在当地操纵农民造反组织“巴河一司”，夺取巴河区党政大权，大搞农民运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在巴河进行社会实验，采取直选方式，建立新的政权机构。他说：“马克思很早所盼望的廉价政府，我第一个要在巴河办起来，这是我的创举。”他和他的“巴河一司”在当地试建“新农村”，打破传统的一家一户分散的居住格局，村民们以班、排、连为单位统一住宿、统一行动，代替原先的生产队和党支部，并让村民免交公粮和税收，“藏粮于民”，“藏富于民”。鲁礼安对“巴河一司”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推崇备至，他坚信文化大革命必然遵循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进而农民运动这一规律发展，认为农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巴河一司”的崛起，是湖北乃至中国农民运动高潮将要来临的预兆，“巴河一司”的“新农村”试验，是“革命的创举”。
1967年7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显然，中央并不希望农村也像城市那样大乱一场。“北决扬”对农民运动高潮到来的预期落空，转而质疑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官复原职，与军人一起成为革委会里的实权派，作为“群众代表”的造反派不过是充充门面。正因如此，社会上出现一股反革委会的思潮，认为革委会“复旧”了，“回潮”了，“造反派靠边站”了。“北决扬”集中反映了这种“反复旧”的社会思潮。
“北决扬”对“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作了与众不同的诠释，认为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是对新的权力机构名称的称赞，是说这个名称好，而不是说“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本身好。按照他们的理解，这个机构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既然是临时性、过渡性机构，必然有诸多不完善和需要改进之处，革委会虽然在干部结构上实行“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实际上是“左、中、右”“三结合”；形式上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但并没有消除派性之争，是由各派捏合起来的折衷主义的产物，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的各种政治势力，不可能长期在“革委会”这个框架下和平共处，必然要被一个正式的权力机构所取代。在他们看来，正式权力机构的终极目标，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的有代表性的，由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而奋斗！”
巴黎公社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条是直接选举。按照“北决扬”的理解，革委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底”了，这个“底”的标志是，是否实现了权力机构的直接选举，是否把公职人员的薪金降低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准，公职人员是否要对选民负责，接受选民的监督，而且不享有任何特权；全国各省、市、区夺权，意味着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必须进行直接选举。所有这些，革委会都没有做到，因而革委会没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他们才是“旋转乾坤”“进行到底”的“决派”。他们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攻击革委会，与革委会大唱对台戏，批判革委会的修正主义，要“工代会监督革委会”“武装夺取政权”，乃至要“把他消灭掉”，重新建党，重新建军，要“吐故纳新”，而这个“故”便是省、市革委会，“新”便是“决派”。
在对待革委会问题上，“北决扬”与“钢工总”“巴河一司”不谋而合，这三股势力所形成的共识，在社会上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对革委会造成严重冲击。而这恰恰触碰到了革委会体制的底线，如果任由这股思潮在社会上蔓延，必然动摇革委会的权威，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任何质疑、损毁革委会权威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不仅主政湖北的“曾、刘首长”把“北决扬”等视为派性的“大杂烩”，也引起了北京“最高司令部”的震怒。
在湖北主政者看来，“北决扬”的“逆潮流而动”无异于离经叛道，其“勇敢战斗”无异于倒行逆施，其“决心”无异于居心叵测的“祸心”，其“决心”愈大，对“革命委员会”的危害则愈甚。正因如此，这批青年学子“不顾十字架的威胁，开拓新的道路”的救世情怀，无异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飞蛾扑火，最终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噬，成为革命的对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北决扬”从问世的那一天起，就受到来自官方和对立的群众组织两方面的批判和围攻。前期批判打头阵的是与“新华工敢死队”对立的学生组织，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为代表的“新派”，把“北决扬”当作极左思潮进行批判。批判方式以论战为主，打口头官司。此时官方虽已介入，但未对“北决扬”直接采取组织措施，而是向群众组织打招呼，让他们不要与“北决扬”接触，并利用与“北决扬”对立的群众组织对“北决扬”进行“借力打力”。当鲁礼安被“新派”拘禁后，“北决扬”联合“钢派”组织营救，但由于“新派”背后有军方支持，营救失败，鲁礼安后被“新派”移交军方关押。在中央对“北决扬”表态前，“北决扬”仍有生存和公开论辩的空间，论辩双方唇枪舌剑，“各说各有理”。
1969年9月27日，中央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市革委会下达“九·二七”指示，指示说“‘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把《扬子江评论》定性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在此之前，“北决扬”已被湖北当局取缔，此后，“北决扬”问题陡然升级，其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相继被逮捕和拘留。当局将“北决扬”冠以“大杂烩”的名号，是别有深意的，除包括“北决扬”外，还包括与“北决扬”观点一致的“巴河一司”“钢工总”等群众组织。由于“钢工总”在武汉规模庞大，人数众多，影响广泛，加之中央在“七·二〇”事件后曾为受到陈再道打压的“钢工总”平反，若公开点名，打击面太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群众，因而主政者选择规模小、人数少的“北决扬”和“巴河一司”进行重点打击。而对“钢工总”的策略是不点名批判，对其头头区别对待，分而治之。
为贯彻“九·二七”指示，1969年11月5日至1970年初，中央在北京举办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揭批“北决扬”运动延展为“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湖北省委号召开展一场围剿“五·一六”“北决扬”的“人民战争”，重点清查“北决扬”及其“幕后操纵者”，矛头指向造反派头头。《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官方报纸铺天盖地发表批判“反革命‘大杂烩’”的文章和报道，连篇累牍对“北决扬”进行讨伐。这一时期由于有尚方宝剑，批判的调子更高，措辞更凌厉，评述更系统，一片肃杀之气。“北决扬”成为湖北主政者网罗造反派罪行的“箩筐”，把造反派与“北决扬”画等号，把造反派反革委会的活动当成“北决扬”的活动，许多没有参加过“北决扬”但曾经冲击过“当权派”的造反派头头和积极分子，统统被装进这个“箩筐”，乱批乱斗。很多单位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有的被清理、撤职，有的被边缘化，淘汰出局。与“北决扬”有直接联系、参加过“北决扬”的活动的人，被当作“黑线人物”，受到清查，有的遭受长期监禁，有的被整得精神失常。与“北决扬”有间接联系或支持、同情“北决扬”的人，也被打入另册。“曾、刘首长”为了证明“北决扬”不仅仅是一群学生娃，而是有幕后操纵的“黑手”，将与鲁礼安仅一面之交的老红军王盛荣当作“北决扬”的后台逮捕 。
“九·一三”事件后，湖北二号首长刘丰随之倒台，曾思玉也成为“犯了错误的好干部”。按理说，“北决扬”是曾、刘二人共同掌握的案子，省革委会其他常委无权插手，这时一个倒台，一个犯了错误，“北决扬”案应重新审查，平反冤狱。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则“北决扬”是中央点名的“反革命地下组织”，“九·二七指示”仍然有效；二则曾思玉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一个“好干部”，仍然主导湖北政局。因而，刘丰的倒台并未给“北决扬”案带来任何转机。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曾思玉时，针对“北决扬”问题指出：“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了，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显然，毛泽东对湖北清查“北决扬”问题并未全盘否定，只是认为“搞过了一点”，扩大化了而已。曾思玉承认清查“搞过了一点”，并作了检讨。
曾思玉虽作了检讨，但那不过是官样文章，其职权并未旁落，他继续主导清查“北决扬”。1972年3月，为加强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专案的领导，省委撤销原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新成立湖北省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由省委直接领导，负责“彻底清查林陈死党和‘五·一六’‘北、决、扬’的工作”。两个月后，省委下发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问题》，文件虽承认清查“搞过了一点”，但仍认定“有的单位对清查工作抓得不紧，决心不大。从全省范围看，有的‘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求“进行重点清查”“清理大事件”。在1972年5月18日全省政工会上，曾思玉不讲“搞过了一点”，反而肯定要“继续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10月6日，省委又下发文件《批转武汉市委〈关于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情况报告〉》，继续肯定“清查工作十分必要，成绩是主要的”，对“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不痛不痒地列举了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审查面宽了一点”，二是“挂的时间长了一点”，三是“个别单位有逼供、诱供、指供现象”，指出“有些人完全否定清查工作”，要求“对于破坏解决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予以打击。”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曾思玉奉命调往济南军区任司令员。曾思玉调离武汉，成为清查“北决扬”的一个分水岭，清查运动开始出现反弹。在此之前，清查对象在基层，主要针对造反派头头，在此之后，受压制的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要求彻底否定清查运动。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内部出现分化，对清查运动和曾思玉问题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一方支持造反派的主要诉求，认为“两清”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头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的根源在曾思玉和刘丰。在中共湖北省委1974年3月印发的《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草稿）（通称“六条”）中，公开点了曾思玉的名，把曾思玉“搞过了一点”的问题同刘丰的罪行并提，把曾思玉的检查与刘丰的罪行材料一起下发。这一派的观点得到造反派的积极策应。另一方认为“两清”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两清”虽然出现了扩大化的问题，但那是林彪“死党”刘丰插了手，扩大化并没有转移“两清”的方向。双方对毛泽东“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各取所需，一方强调“搞过了”，另一方强调“一点”（即虽然“搞过了”，但并不过分），双方僵持不下。
为解决湖北省委对“两清”和曾思玉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中央于1974年4月将省委双方领导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对省委领导层和社会上反对曾思玉的一方，中央并未认可，中央首长连续五次接见他们，进行座谈。在座谈中，中央首长肯定了湖北清查“北决扬”大方向是正确的，说：“主席指示过了一点，就是扩大化了，错误还是严重的，一点是个形容词，就是扩大化，总不能说过了十点吧！”又有针对性地说：“在‘六条’上调子定得那么高，已经超过了主席指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要在立场上转变观点，认识达到一致，不然回去弄得不好又会犯错误。”姚文元说：“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要继续深入深挖。”对曾思玉的问题，周恩来、纪登奎等中央首长于4月8日接见湖北省委书记赵修、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六生等时，明确指示：“关于曾思玉同志的问题，要一批二保，现在他在济南工作，湖北整理他的材料，要全部销毁。以后在湖北对他不要炮轰。”在此期间，中央召开“湖北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认为对曾思玉的批评是对的，但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揪住不放；还是要抓大方向，揭批刘丰。5月23日，湖北省委下发《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1974年5月21日）》，这个指示要点根据中央对刘丰和曾思玉的不同定性指出，刘丰是林彪的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严格加以区分；对曾思玉同志提出批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曾思玉同志应持欢迎态度。指示要点肯定“两清”是完全必要的，认为清查“北决扬”虽然“搞过了一点”，但错误的根子在刘丰。
很显然，中央对曾思玉的态度是保护第一，批评第二，把他的问题与刘丰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把刘丰作为敌我矛盾对待，把曾思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二人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这样，经过中央领导协调，湖北省委领导在“两清”问题上的认识有所统一，双方矛盾得到缓解，武汉地区基层群众相互攻击的混乱局面也逐渐趋缓。此后，“两清”的重点由整人转向落实政策。7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清查”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对“两清”中确实曾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该恢复其职务。此后，大批涉案人员获得解脱。
1975年6月，赵辛初在全省广播大会上发表讲话，对清查“北决扬”问题作出简短总结。他说：“我省经过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纠正‘两清’中扩大化的问题，在政策上已经基本落实了。”至此，全省清查“北决扬”问题尘埃落定，大部分被抓的人予以释放。
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批复同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审查结果，‘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按各人的具体罪行分别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予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本着‘给出路’的政策精神，由其所在地劳动部门安排，在集体企事业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北决扬”运动，最终以这种“新官否旧官”的方式结案。
综上所述，“北决扬”存在时间不长，人数不多（武汉市最后认定参加“北决扬”组织的为177人），组织松散，活动范围有限，所办刊物《扬子江评论》总共出刊不过十二期，其社会影响远不如同为主政者所痛恨的“三钢”“三新”等组织，但由于“三钢”“三新”人数多，势力强，影响大，主政者不便下手，出于策略考虑，“北决扬”这个小组织被当作整治造反派群体的缺口，“小题大做”，以清查“北决扬”为名，通过打击“一小撮”，各个击破，震慑“一大片”，围剿造反派。在“北决扬”组织解散，刊物被查封，成员被抓，其社会表达功能处于失语状态后，仍然深挖细找，上挂下联，开展空前规模的“批扬”“挖决”的群众运动，其发动之深入，范围之广泛，声势之浩大，攻势之猛烈，可谓轰轰烈烈，对全省造反派大兴挞伐，以致“伟大领袖”亲自出面敲打，仍未收手，直至主政者一个垮台，一个调离武汉之后，清查运动才有所收敛，渐次收场。
“北决扬”以“革命到底”的信念登上文革舞台，最终冠以“反革命”的名义被逐出文革舞台，其命运不仅可悲可叹，其中的历史与政治涵义，亦值得后人深思。
2016年1月28日初稿
2022年4月12日修改
2023年3月6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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