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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5月30日第248期
本期目录
〖文革与文学专辑5〗
阅史漫笔
陈 虹 陈白尘与《人民文学》——读父亲文革中的“认罪书”
邢小利 专业作家王丕祥怎么会“没有作品”
冯锡刚 刘邦·屈原·孔明——读《叶剑英诗词选集》并集外两首
生逢乱世
孙 涛 老作家马烽和太原十五中“红旗”一段往事
孙 涛 山西大学一个独特的“批判赵树理小组”
浩劫墓碑
萧建民 在“红八月”遇难的年轻女红学家——我的四舅母王佩璋
邢小利 对马葳资料的补充
书海泛舟
施燕平 工、军宣队进驻上海作协领导“清队”（《尘封岁月》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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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陈白尘与《人民文学》
——读父亲文革中的“认罪书”
陈 虹
父亲去世以后，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举办了一个生平与创作展。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参观完毕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展览展出了作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教育家的陈白尘的一生，但唯独没有介绍他在编辑工作中的成绩。不要忘了，陈白尘还是一位屈指可数的优秀的编辑家！”
的确，从编辑家的角度来说，父亲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我甚至不清楚他在主持《人民文学》工作期间都干了哪些事情。直至我重读了由文革时的中央专案组“一办”退还的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后，才了解了他所走过的这段路程。
1957年冬，由于原《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划为右派，周扬等不能不换人马了，于是让张天翼和我以及葛洛分别但任正副主编。张天翼身体不好，很少具体负责编辑工作，葛洛不久后又调走，于是到1962年5月，共四年半的时间，我成了刊物的主要当权者。
——这份“认罪书”写于1969年8月18日，此时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父亲向他们一一交代了自己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一
“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父亲为自己扣上的第一顶大“帽子”，他一共归纳了四条：
第一，1959年刘白羽传达了他和周扬在北戴河的谈话，对大跃进以来的文艺工作横加指责，并胡说缺点和错误是由于“大跃进时忘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提出改进的方法：“要团结作家，要依靠社会力量。”于是我立即在编辑部推行，要求编辑部同志“细致地对待作家，团结作家，要让作家放手去写”。刘白羽和我所强调的团结对象并不是广大的工农兵作家，而是指30年代文艺黑线上的作家。即依靠他们来编辑《人民文学》，编成像30年代杂志《文学》那样的东西。而当初邵荃麟之所以要我到《人民文学》来当副主编，也是认为我和30年代的作家关系好，有望把刊物变成像《文学》那样的资产阶级杂志。而我也确实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把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人民文学》逐步“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喉舌。当时我所说的这段黑话，就是这个阴谋的开始。到了1960年初，我和张天翼更是在编辑部提出了刊物要由老作家、老干部和青年作家来“三分天下”的谬论。
第二，从1959年底到1963年春，旧中宣部阎王殿召开的一系列黑会，包括制定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文艺十条》的黑会，以及第三次文代大会，我都是参加者。对于会上的黑指示、黑纲领，我都是大力推行，不遗余力，尤其是热衷于所谓的“多样化”。1961年5月，我在刊物检查会上说：“如今题材、风格、形式都太狭隘，审稿一定要宽一些。”“抓主要的，但不能放松次要的。没有次要的，就显不出主要的。”我还举例说：“有些题材并不是主要题材，主题也不是最积极的，但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而思想内容上也没有错误的倾向，如欧阳山的《乡下奇人》，也应该发。”在这个月的另一次会上，我还坚决反对写重大题材：“大家都写一种（重大）题材、一种形式，那只能越走越窄。”我甚至诬蔑道：“不能都放牡丹，都放兰花，都放菊花。——都放一种花，比如菊花，岂不成了‘菊花会’！”在1962年初的一次刊物检查会上，我说得更明白了：“重大题材与题材多样化不是对立的，既要现代题材也要历史题材，既要写工农兵也要写其他阶层，既要写重大题材也要写一般题材。”我反复强调：“读者的口味是多样的，历史的、轻松的东西，读者也是要的。散文要多样化，诗歌要多样化，小说的风格形式也要多样化。”——我就是抓住这个“多样化”而达到“放”的目的，达到“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的罪恶目的。
第三，在我主编期间，特别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到1962年上半年止，《人民文学》成了一个毒草丛生、牛鬼蛇神充塞版面的反革命喉舌。其内容不外乎四类：第一类是所谓的历史题材作品。其中有小说、剧本、散文，体裁各异，手法相同，都是以“借古讽今”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孟超的《红拂夜奔》、吴晗的“历史小品”、曹禺等人的《胆剑篇》，都是这类毒草的代表。而这些毒草又都是在题材多样化的幌子下，由我自己出面去组稿的，我是真正的培育者。其中《陶渊明写〈挽歌〉》发表后，得到文艺黑线的赞许，于是我又鼓励陈翔鹤继续炮制，他果然又为《人民文学》写了《广陵散》。第二类是以所谓“革命回忆录”的形式或以吹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传记性散文形式出现的毒草。前者，有歌颂错误路线的“革命故事”，有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回忆。特别严重的是，还刊登了歪曲党的历史、美化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他树碑立传的《安源矿史》的某些片断，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犯罪。后者，则有为封建余孽齐白石、反动权威梅兰芳、常书鸿等人树碑立传的作品，甚至还让梅兰芳去写歌颂外国的反动权威泰戈尔的文章，以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僵尸作为人民学习的“典范”，是对人民的犯罪。第三类是现代题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如反对三面红旗的《锻炼锻炼》《山那边人家》，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软席卧车里》《最有办法的人》，反对正义战争、宣扬和平主义的《前方》《万妞》，发泄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情绪的《宝船》《三家福》，煽动反革命情绪的《歌声》《琴声》，歌颂叛徒的《绿林行》《金牛和笑女》，歌颂所谓“顶风”人物的《实干家潘永福》《乡下奇人》，歌颂“中间人物”的《赖大嫂》等等，都是挑拨人民离心离德、对党不满、挖社会主义墙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而这些毒草又都是由我千方百计求拜来的，如欧阳山写《乡下奇人》之前曾问我：“《人民文学》敢不敢发？”我拍胸脯说：“你敢写，我就敢发！”第四类是散发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没落情感的散文。有的大谈神话传说、名胜古迹，抒发思古之幽情；有的大写吃喝玩乐、饮酒赋诗，宣扬堕落的生活方式；有的吹吹捧捧、自我标榜，为自己作宣传；有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散发反党怨气……总之，它们都起着消磨人民意志、腐蚀人民灵魂的作用，是促进“和平演变”的麻醉剂。在我负责编辑的期间内，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刊物最主要的贩毒者，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第四，我在刊物工作中推行了反革命组织路线。要想把阵地奉送给资产阶级作家，就必须得压制新生力量，排斥工农兵作者。我对于青年作者、工农兵作者的稿件，多以贵族老爷的态度横加挑剔，百般刁难。虽说在编辑部革命群众的坚持下，也发表了一些青年和工农作者的作品，但我却又以名利观念来腐蚀他们——我主张在发表新生力量的作品时要能“一鸣惊人”，主张对他们的作品要发给和“老作家”大致相等的稿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作者演变为资产阶级作家。
父亲的“认罪”态度确实很认真，但他究竟是“真心实意”的呢，还是“言不由衷”？我却又搞不清楚了。但是如果将那些糟践自己的词汇拿掉，将那些大得怕人的“帽子”拿掉，它则让我从中读懂了父亲当年的编辑思想和编辑路线，更尤其是他为编辑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我查看了一下那段时期《人民文学》的发行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竟由原来的20多万册增加到了38万册之多，成了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文学了；而全国的作家们，更是争相把最好的作品送给《人民文学》来发表，使其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流刊物。
我至今保留着几封父亲当年向“黑作家”们写的约稿信——当然，它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由信的主人寄还于我的，这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他们对《人民文学》的敬重之情。
其一，给沙汀的信，写于1958年3月24日。
目前刊物上的短篇小说太少，每期只有四五篇（而整个杂志是23万字），简直不像话！依我想，像《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每期总该登十篇短篇！4月号我们又登了一个启事，呼吁的还是短篇。并且我们在内部决定，短篇稿酬不以字数计，以示尊重。你是短篇的能手，在这点上，你应该加倍予我们以支持。万一你再不寄来，全体编辑同志将给你寄张大字报来了，请当心！
其二，给茹志鹃的信，写于1960年3月22日。
到沪后一直忙得透不过气来，虽然打听到你的住址，也没时间来看你。编辑部来信，要我能在回京前拿到你的稿子。近来我们稿荒严重之至，务请你帮忙把旧稿改出来。……再，万一你对旧稿没有兴趣了，那么就请你就吴佩芳的故事写个短篇如何？——总之，你一定得给赶一篇，谢谢你！
涂光群是当年《人民文学》小说组的组长，他在《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时主持《人民文学》具体工作的是老作家陈白尘，他向欧阳山约稿。欧阳山讲了广东农村那几年浮夸风的严重及它的恶劣影响，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损害。他说他想写一篇反浮夸风的小说，写一个有求实精神的普通农民。写这样的小说，作家当时无异于开顶风船，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陈白尘呢，作为刊物的编者，他表现了‘老辣’而应具的胆识，支持欧阳山开顶风船，像一位喜剧演员似的拍着胸脯说：‘你敢写，我就敢发！’就这样痛快地拍板应承了！”
——我想，这应该就是当年各种“毒草”的出笼经过吧，父亲确实是它们的园丁，是它们的“培育者”！
二
父亲又是如何领导《人民文学》的工作的呢？他在“认罪书”的第三部分交代了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罪行”。一共有四点——
第一，为了把《人民文学》办成30年代式的刊物，办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阵地，我对编辑部革命同志进行腐蚀欺骗。除了贯彻文艺黑线的一切黑指示外，我还邀请了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来向编辑部同志放毒，让他们以封资修的文艺思想腐蚀革命群众。
第二，我不仅自己跪拜在所谓五四以来和30年代以来的作家们的脚前，还让编辑部的同志向他们顶礼膜拜，搞所谓的作家卡片，“钻研”他们的毒草，腐蚀革命群众。
第三，我在编辑部的稿件处理上提出了“五句箴言”（看稿要准，选稿要宽，改稿要细，退稿要慎，发稿要严），以此来束缚编辑部革命同志的手脚，以便于资产阶级作家放毒，压制新生力量。
第四，我在编辑部提倡资产阶级作风，爱排场、讲阔气、争待遇。1958年以前，对不管事只开会的编委每月送车马费50元；1958年以后，取消了车马费，每次开编委会时则大吃大喝一次。其他临时集会，如作家座谈，也每每请客吃饭。人民文学出版社不给编辑费，我则和张僖去力争，但争来后又违反财会制度，充作编辑部的小金库。编辑同志出差时，便违反规定增加补贴，以此腐蚀革命群众。
记得文革结束以后，《人民文学》的老同事们是这样评价父亲的工作的：“白尘同志以他编辑家的高尚情操、锐利胆识和广阔胸怀，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创新局面，为我国这一时期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崔道怡《白尘永生》，载《中国文化报》1995年6月11日）那么，对于这样的“鉴定”，其真正的“注释”则无疑是父亲的这段交代材料了。
以其中的第一点——请黑线人物前来“放毒”为例，父亲在下文中还有更详细的“交代”：
第一，1960年底旧中宣部阎王殿和旧作协黑党组都强调要调整与作家的关系，我除了派遣编辑部同志分头拜访许多“老作家”听取对刊物的意见外，还接受黑党组的指示，开过两次或三次作家的“神仙会”。会上要求作家谈对作协、对刊物的意见，以及创作上的困难，也就是让他们充分“出气”。到会的有北京市的和部队的作家共二十来人。
第二，为了上述的同一目的，还召开过一次《人民文学》编辑委员会。以前这种编委会都是言不及义、吃吃喝喝的“例行公事”，而这一次则是为所谓调整与作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作为编委的这些作家的关系而召开的，以让他们尽量地“出气”——放毒。
第三，1959年间，作协黑党组刘白羽指示说，《人民文学》应该像30年代的《文学》杂志那样开辟《短论》栏目，活跃“批评空气”。我接受这个黑指示，邀请了林默涵、袁水拍等人开过三（？）次小型座谈会，组织他们写所谓文艺短评。后来林默涵抛出了《关于题材》，邵荃麟抛出了《从一篇散文说起》，唐弢等人也紧跟其后抛出了许多“创作谈”。这个栏目虽然只搞了半年，但它为1960年刊物大放毒草起了“开路”的作用。
说实在的，如果将这段文字反过来读，无疑是一段编辑部与老作家之间增进团结的佳话。冯亦代就曾在《陈白尘在我心中》一文里回忆了自1957年他成为“人外人”之后父亲对他的关注。——他说，父亲一直热情地频频向他约稿，而且还善意地批评他千万不能“偷懒”。
谈到第二点——制作作家卡片，当年的老编辑涂光群在《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中是这样回忆的：“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定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则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订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时至今日，这都不失为一种上佳的编辑思路——有这样一张“图”在手，有这样一副“牌”在握，还愁什么样的稿子约不来？为此涂光群称之为：“这对办好刊物无疑是项‘基本建设’或‘基本功’。”然而为了“认罪”，运筹帷幄的父亲硬是给自己扣上了一顶“腐蚀革命群众”的大“帽子”。
至于那个“五句箴言”，对于今天的刊物来说，同样不啻为一个可供参考的编辑原则——它不仅全面地概括了编辑人员务必要遵循的原则和道德规范，而且也反映了制定者本人多年来对如何繁荣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思索与实践。一个“严”字体现出了他的原则性；一个“准”字和一个“细”字，反映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他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最准确、最细致地反映现实的生活和人民的呼声，否则又怎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宽”和“慎”，则表现出了他团结广大作家的愿望，这在始终被“左”倾路线统治下的文艺界委实是件功不可没的工作，他让许多人受到鼓励，又重新拿起了那支颇感沉重而不愿拿或不敢拿的笔。
——我想，这就是父亲之所以会被人们称作“编辑家”的原因吧，他确实已在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和作风。
三
父亲在“认罪书”中所交代的又一条“罪行”是：“吹捧毒草、扩大影响”——
第一，1960年8月，刘白羽传达了周扬的黑指示，要《人民文学》每期一定要发表一篇“好作品”。1961年又指示《文艺报》对《人民文学》每期所发的“好作品”加以评论，互相配合。而这所谓的“好作品”，都是由我先期向《文艺报》推荐的；《文艺报》上吹捧那些毒草的黑文章的出笼，我先负有推荐的罪行。
第二，1960年作协黑党组邵荃麟亲自搞了一个所谓的创作汇报会，这是推行文艺黑线、为当时已经登场的大量毒草作品制造舆论的阴谋。我在这黑会上代表《人民文学》汇报了1959-1960年间短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大肆吹捧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北京来客》、沙汀的《欧幺爸》和《你追我赶》等毒草，以扩大影响，美化30年代的黑作家。
第三，我还在各种场合为《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毒草进行吹捧，扩大其罪恶的影响。如我在编辑部里就曾吹捧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说它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开辟了道路。对于沈从文所写的《井冈山的清晨》，我是欣喜若狂，并说沈从文的名字能在《人民文学》上出现，本身就是个胜利。对徐迟所写的《祁连山下》，我亲自向邵荃麟推荐，说是难得的佳作，并向葛琴建议拍成电影。此外，对茅盾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李劼人、陆文夫、欧阳山的小说也都大肆吹捧。
父亲是怎么“吹捧”的，我不知道，只是在他的“认罪书”中又读到了这样一段“交代”：“为了鼓励短篇小说出佳作，一度实行了以篇计算、不以字数计算的稿酬方法。马烽的一篇短篇就曾付给300元稿费。这是我的‘创造’。”
至于如何“扩大影响”，那是文革结束后，我在父亲所写的两篇悼念先师的文章中才掌握了一点线索——
一篇是怀念叶圣陶的。父亲写道，江苏作家陆文夫的小说《葛师傅》写得颇有功力，但是作为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他的成绩不被众人所重视。于是父亲便将该作推荐给了叶圣老，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老前辈能撰文加以评论。不久叶圣老便寄来了一篇杂感，针对文章的优点作了深刻的分析，并热情地将该作视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
还有一篇是怀念茅盾的。父亲说，茅公的工作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一个年度的短篇小说进行总体的评价，为此他先后写下了《读最近的短篇小说》《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父亲深情地写道：“每当我们去约请他撰写这类稿子时，他总是欣然允诺，从不拒绝，更不要求编辑部为他做什么准备、助理工作。那时茅公早已年过花甲，是多么勤奋的老人！”
无独有偶，当年《文艺报》的老编辑吴泰昌在他的《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一书中，亦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也是因为《人民文学》发表了“好作品”，也是因为《文艺报》要对它进行“吹捧”以“扩大影响”，著名评论家侯金镜写下了《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一文，从不同意“题材决定论”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茹志鹃小说的价值，并为这位文学新秀在文坛中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文革中侯金镜惨死干校，茹志鹃听说后万分悲痛。吴泰昌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的态度是——“人就应该这样！”
——我想，这就是父亲在“吹捧毒草，扩大影响”中所犯下的“罪行”吧。
父亲在《人民文学》主持工作仅仅四年半的时间，文革中他为此而受到批判，并冠以了各种各样的帽子。但是从他的这份交代中却看不到一丁点的埋怨与懊恼——他热爱这一工作！钟情这一工作！那是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他写下了这样一篇文章：“这种工作有苦恼，也有乐趣。苦恼在于每每为所发表的作品担责任，受批判。乐趣则在于许多好作品得以先睹为快。尤其是当你发现一个新作者的好作品时，这种快慰是双重的。”他甚至还将这一乐趣形容成：“当难产的孕妇抱着她的孩子的时候，她哪能想到助产医生的快慰呢？”
——父亲确实是一个好编辑！一个非常称职的编辑！
2012-8-20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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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专业作家王丕祥怎么会“没有作品”
邢小利
“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这是人们特别是在文坛上行走的人常说的一句话。路遥有一句名言：“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救不了它的命运。”我曾经把路遥的这个话稍微变了一下，说：有好作品的作家，原子弹也炸不倒你；没有作品的所谓作家或没有好作品的作家，即使是皇帝赏你穿黄马褂也改变不了你真正的文学地位。所谓“作家靠作品说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在作家这个行当里，一个作家是靠自己创造的作品立足的，是凭借自己的作品成为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靠某一个虽然显赫但却不具实质内容的空头位置；第二，有自己的作品——当然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至少在文学圈子里，你说话才有一定的分量，也才有人听，不然，你说什么，要么人家不当回事，要么干脆就没有人理你。
陕西省作家协会有一位早已离休的老人，叫王丕祥，当年就经常叹息说：“咱没有作品，说不起话。”说这话的时候，王丕祥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杂志的主编、机关党支部书记。确实，在那个年代，文学刊物还很少像后来那样安排毫无文学建树的党政官员担任主编的。当时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中，《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张天翼，《诗刊》主编臧克家，《收获》主编巴金，都是早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的大家。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在批判王丕祥的文章中这样介绍他：“一九五五年调来旧作协后，当了几年空头作家。因得到反党分子柯仲平 的赏识和重用，一九五八年王丕祥便窃据了《延河》主编、第一副主编的职务。从此，他青云直上，多年来不仅经常列席黑主席团的会议，曾代理秘书长，后又是‘工作会议’的决策人之一，党支部书记。一九六四年前后，一度还成了省委城市社教办公室思想战线指挥部文艺领导小组成员，特别是最近几年，反党分子柯仲平死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出了问题，王丕祥就成了旧作协裴多菲俱乐部身兼数职的显要人物。” （以下简称“批王文章”）
我是1988年初夏时节调到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即此前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和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我来的时候，由于年轻和工作部门的关系，见王丕祥的机会很少，所以对他并不熟悉。现在回想起来，关于王丕祥先生，我唯一留下较深印象的，是1986年8月那一次陕西省文联在榆林召开的陕北题材创作座谈会。我被邀与会，也是第一次去塞上名城榆林，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参观，大家多对榆林的塞上风光包括陕北女子（俗语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最感兴趣，唯有王丕祥听了当地领导介绍的榆林地区情况后，提出要亲自到田间地头看看，以切实了解当地农业的发展情况，好像要验证一下当地领导所讲的话是否真实。我当时年轻，还有些纳闷，心想这到处可以看到的长着庄稼的农田有什么好看的？故印象较深。（图为晚年的王丕祥）
据我所查资料和访问陕西作协一些老人，王丕祥的经历是这样的：他出生于1926年2月10日，陕西绥德人；1941年2月—1944年2月，在绥德师范上学，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2月—1948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艺工作团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48年2月—1949年12月，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二团工作，任政治指导员、副团长；1949年12月—1953年9月，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任副团长兼研究室主任；1953年9月—1955年5月，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1954年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为该所第二期学员，与贺鸿钧同学；1955年5月文讲所毕业，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工作，任创作员，即专业作家；1957年12月—1966年7月，任《延河》杂志副主编、主编、副主编。
1958年1月，《延河》新编委会由柯仲平、柳青、郑伯奇、杜鹏程、王汶石、戈壁舟、魏钢焰、王丕祥、安旗、贺鸿钧、胡采11人组成，胡采任主编，王丕祥、安旗任副主编。
1959年4月，免去胡采《延河》主编职务，改由王丕祥担任，贺鸿钧为副主编。
同年11月，《延河》主编王丕祥下乡，胡采再次任主编；增任王绳武为副主编，免去其代理秘书长职务。
1961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遵照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通知，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报请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决定《延河》从本年第二季度起，改为文艺刊物，仍以文学为主，适当增加音乐、戏剧、美术等内容。柯仲平、柳青等14人组成新的编委会，胡采、石鲁、关键、姜炳泰、王丕祥、王绳武、贺鸿钧等为常务编委，具体领导刊物编辑工作；胡采任主编，王丕祥、王绳武、贺鸿钧三人任副主编。
1966年5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李若冰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负责领导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化大革命。副组长王丕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党支部书记、《延河》副主编）、贺鸿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党支部副书记、代理副秘书长）。这个机构后来被称为“旧文革”领导小组。
1966年7月—1970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王丕祥被以走资派罪名关“牛棚”，批斗，劳动，后在省文化口参加斗批改；1970年8月—1971年2月，在位于陕西省泾阳县的杨梧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2月—1972年8月，在安康日报社任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10月，任新成立的陕西省文化局文艺创作研究室领导成员，1973年7月《陕西文艺》创刊，任主编；1978年3月，到正在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工作，任《延河》主编；1983年9月，在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主席；1985年1月，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副书记；1993年5月离休。
直面现实的作品竟有“五大罪状”
王丕祥其实是写过作品的。
1950年，王丕祥与贺鸿钧、白龙合写过一部歌剧《保卫村政权》，内容一如剧名，写土改后农村阶级斗争和基层政权建设，曾在当时的《群众日报》连载，并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配合当时的土改，还在陕西、甘肃等地演出。此外还写过一部配合当时形势的剧作《双报仇》。
我查了一下，王丕祥公开发表的作品很少，只有几篇散文和论文，计有《延安行》（收入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画山绣水》）、《祖国的骄傲》《三月的延安》《光辉的十年》《故乡的山》《南山脱险》《塞上行》等。
而王丕祥更有思想和艺术追求、更有分量的作品，当时写出来了却没有发表。这些作品，特别是他的创作路数，不合时宜，写出来没有发表却被批判，他也就不写了。他的“咱没有作品，说不起话”与他金盆洗手不再写了有关。陕西作协一位老人杨韦昕早年跟我闲聊时说，“王丕祥当年也想搞创作，也下过乡，深入生活。但他写的东西，不对路数，很快受到批判。王丕祥自此一蹶不振，再不写了”。杨韦昕说的“一蹶不振”这个词我印象很深，似乎由于他说了这个词，我才对这个词有了特别切实而深刻的感受。
由于王丕祥的很多重要作品没有发表，找不到原文，对他的创作情况也就难以全面而深入的掌握，为写此文，我近日又专门询问杨韦昕老人。据杨先生讲：王丕祥是个好人，但创作上没有见到发表过什么东西，所以他当了《延河》的主编，业务能力曾被一些人议论。王丕祥当主编时曾批评过李孑 ，李孑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后曾狠批王丕祥。关于王丕祥的创作情况，杨先生说，1957年前后，王丕祥好像写过几个东西，但没有见发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批彭德怀，党内反右倾，在党内曾批判过王丕祥写的东西，但批判意见没有公开发表。
王丕祥写的作品既然没有发表，那么，怎么会被批判呢？原来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经同志们揭发，旧作协党支部对王丕祥的毒草《陕北归来》等，进行了批判，并对这组文章做了结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作品没有发表，但经人“揭发”，又被拿出来批判，而且有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王丕祥如何看待这个批判呢？还是这篇批王文章有记载：“但是王丕祥对此怀恨在心，一九六一年正当全国一小撮反党分子刮起‘翻案风’的时候，他借甄别的机会，向党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写了长达万言的意见书，要推翻五九年对他的批判。而且狂妄地教训党，要党从批判他的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
这个大批判文章从反面说明，王丕祥其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没有发表（准确说是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兼文学刊物主编。
1959年是党内“揭发”，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则是新账老账一起算，王丕祥的作品不知是被抄出来的，还是有关档案上有记载，抑或一直被人惦记着——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上天入地、山南海北查找“罪证”的功夫绝对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总之，是被造反派掌握得较为具体而详细。从大批判文章中列出的王丕祥被批判的作品，我们可以一窥王丕祥另外一些作品的一个可能不全的目录，笔者整理如下：
《电话铃响了》（一九五六年冬）
《陕北归来》（一九五七年夏）
《大风吹来了什么》（笔者查：该文刊《延河》1957年9月号，有副标题“读《大风歌》有感”，署名“沛翔”）
《第二次沙家店战役》（一九五八年）
《光辉的十年》（一九五九年）
《鼓风机响了》（一九六一年）
《老书记》（一九六三年）
另有没有具体写作时间的作品：
《难得的医生》
《两个画家》
《天气预报》
《饲养股长》
《一年间》
现在，笔者只能学习古人“辑逸”的方法，从批王文章中辑出王丕祥有关作品的内容。
《电话铃响了》（不知是小说还是特写）写一个农业社主任武忠厚，在报社记者面前批评了乡长，后来遭到乡长以及县长打击的事件。乡长是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他要农业社搞水土保持是“图名，摆摊子”，结果一场暴雨，被洪水冲了个精打光，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武忠厚批评了乡长，乡长一再打电话给武施加压力，最后使武不得不含着眼泪“违背自己的良心”，收回了自己的意见。王丕祥得了个结论：“下面辛辛苦苦的干部可不少，但是马马虎虎的人也有，真正能够虚心听群众意见的人却并不多呀！”“自古不怕官，只怕管”么！“上级要给下级寻个事，还怕寻不出来？又是你骄傲了，又是你自满了，反正保证可以给你寻出一大摊缺点来。”王丕祥发出控诉：“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所给人民造下的罪过，不去认真检查，反过来要使那些受难者，而且想让事情搞好而善意地向他们提出忠诚报告的人为难呢？”他怒不可遏地写道：“我快要把地上石板走穿了，但是我一直还想不清楚，当然这仅能怪我愚蠢。”“只觉得血液仿佛要胀破血管奔流出来似的难受，我觉得非常痛苦。”文章结尾时，王丕祥“还在担心乡上、县上能不能饶恕老武呢”。他咒骂说：“那些不用脑子，不负责任的人，应当立即走开。”造反派评语：听一听，王丕祥要让党下台，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疯狂叫嚣，这是右派分子王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白书。造反派评语：此作是“大毒草”，“诬蔑党的领导”，“王丕祥心目中的党的领导，就是专横跋扈的活阎王，是专门给下级穿小鞋的卑鄙小人”。另外，造反派还评说：《电话铃响了》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一笔抹杀了。王丕祥说：“战争给陕北人民带来了可怕的灾难，饥饿、贫困、疾病和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赌博、盗窃、怠惰，什么也发生了。”在王丕祥的笔下，党中央毛主席曾经住过多少年的陕北老革命根据地，成了一个“落后”地区。陕北的贫农个个都是鼠目寸光，只“梦想发家致富”，没有半点社会主义的觉悟和积极性。
《陕北归来》（似是特写），批王文章中称：他以陕北的“海瑞”自居，公然打出为民请命的黑旗，大声疾呼地叫嚷：合作化给陕北人民带来的是“灾难”“痛苦”“不良后果”。在他的笔下，处于合作化高潮的陕北，被歪曲为一片“苦海”，一片“恐怖”景象。农民怕入社，把树砍光了，把毛驴杀掉了，“整个一个春天”“差不多每天都能听到一些关于毛驴不幸命运的传说，”“反正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在陕北是毛驴最悲惨与不幸的一年。”
《第二次沙家店战役》（不知是小说还是特写）写道：“新中国成立八九年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都实现了，然而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多少呢？……群众对党的信任一年更比一年坚定，但我们这些做法（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等）到底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最切身的问题没有？”“忙忙碌碌一年，到秋里下来，还是个救灾区。”造反派评语：王丕祥的笔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好处呢。
《老书记》（文体不详）写一个区委书记，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了一辈子，却没有落个好下场。县委、地委给他扣了个“左倾冒进”的帽子，他进行了斗争，但没有得到党的理解。造反派评语：文章中充满了怨气，实际上完全是王丕祥自己内心的写照，是对党在一九五九年对他进行批判的不满情绪的流露。
《难得的医生》（小说），写的是合作化后杜家石沟死人的“恐怖”。小说中描写道：“自白俊义一死，庄里人心慌慌，笼罩在恐怖里”，“晚上不知有多少人家在更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的亲人们招魂，送鬼，第二天一看，十字路上到处都划着一个圆圈，烧下许多纸灰。”在他笔下，陕北农村成了人间地狱。
《两个画家》（文体不详），写两个画家从北京慕名到陕北，画韭园沟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但是就在他们来到之前，因为洪水，“三年之功废于一旦”，水库里“连戏水的王八也不见踪影，唉！幸而当初不曾养鱼，不然那些可怜的生命终究变成若干年后的化石”。“现在世道不同了，一条毛驴就是比一只公鸡便宜呀！”因此，他对合作化运动的结论是“人们迟早会后悔”。
《天气预报》（文体不详）写的是一个老长工，土改翻身户张建武，非常自私，嫌转社时估产低了，硬要退社单干，连县长去都说不通。
《饲养股长》（文体不详）写了个土改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张茂才，“时间慢慢消磨了他的积极性”，“他梦想发家致富”，“害怕入互助组，害怕在社里负任何一点责任”，最后拒不参加互助组，并请求退党。在王丕祥看来，陕北的农民是那样落后，因而，建设也就十分艰难。他写道：“在试办的过程中那是多么困难呀！”“一月来的时间，弄得每个干部都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总之，王丕祥认为合作化给陕北农民和干部，带来的都是“不堪言”的“苦难”。王丕祥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有时候很难过，为什么我们农民这样落后？”造反派评语：王丕祥明目张胆地否定党和毛主席对农民的教导，否认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变化，而且执意将农民的所谓“落后”算在党的账上。
《一年间》（特写）写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说：“我亲眼看到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一到我遇到困难时，我就想到苏联人民，为了将来我们和苏联人民一样生活，我浑身的劲就来了。”文章中到处可以看到：“日子过得怎么样？”“好，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有钱花，还能说日子不好？”造反派评语：王丕祥的思想，就是有吃，有穿，有钱花，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
以上作品，被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造反派找出来批判。写批王文章的，从对王的熟悉和文字能力看，应该就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内部的业务人员。批王文章对王丕祥及其作品戴的大帽子是：“炮制毒草，反对合作化运动，反对三面红旗，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导，诬蔑贫下中农，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然后分为五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这五个方面是：1. 攻击三面红旗，诬蔑合作化运动，宣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2. 配合右派分子的进攻，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丑化和攻击党的基层干部。3. 宣扬“农民落后”论，对社会主义进行诬蔑。4. 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人生哲学。5.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周扬修正主义统治的文艺界涂脂抹粉。
批王文章上纲上线的政治性话语和观点，且不管他，从摘引的王丕祥以上作品的部分内容看，笔者以为，王丕祥从1956年至1963间所写的少量作品，无论是特写还是小说，艺术质量由于无法看到全文不好判断，但王丕祥写作中所秉持的最基本也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写真实”，直面现实，写真实的生活，写作者自己真实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想，不加粉饰，并提出问题，还有自己对生活的一些独立思考。仅从这一点看，王丕祥的这些作品与当时陕西作家包括柳青、王汶石等彼时彼地的作品总体思想和艺术倾向比较，王丕祥倒显得另类了一些，有古人所说的“秉笔直书”之气概。换句话说，与彼时彼地的总体上的颂歌性写作相比，王丕祥这些未能问世的作品，反倒留下了一些真实的历史记录，留下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面对当时的现实问题真实的思想和感情。据造反派批王文章揭露：1956年12月3日，王丕祥在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机关干部会上作的下乡生活汇报中，“散布了大量右派言论”。“说什么合作化高潮‘有高潮，也有不好的一面’。说：‘有个党员入社，先把羊毛剪光了’，‘有人把骆驼杀了’，社员们穷的连毛驴也喂不起，都送到县委去，说‘县委门口拴六条驴，到晚上又多了几条’，‘我找一个老乡送行李，老乡说：毛驴卖给你，六角钱……因为饲料，养不起，’‘树都砍光了，果园也砍了，因为作价低……’‘农民要求说：每天能吃上一顿干捞饭，饸饹，就是社会主义了。’‘确实有好的，但也确实有坏的一面。人们只愿听好的，这对我们领导机关是危险的。’”
好一个敢于凭着良心直言的王丕祥！隔着近60年的时光，我们今天听王丕祥这一番话，也有一种空谷足音之感。难怪造反派批判他，说“王丕祥是五七年的漏网右派，是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的三反分子”，讽刺他“以陕北的‘海瑞’自居，公然打出为民请命的黑旗”。
“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与时代背景
王丕祥当年之所以如此“写真实”，就他个人说，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1956年他三十岁），又刚从北京文学讲习所学成归来，这个年轻人与新中国一样朝气蓬勃，不说豪情万丈也是豪情满怀，对现实生活和社会进步抱有共产党员作家原初的理想；就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文学氛围看，其时“干预生活”的文学理念对王丕祥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在1956年的中国文坛，“干预生活”成为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一种文学共识。“干预生活”这个概念来自苏联文学。1954年，苏联“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家奥维奇金随苏联新闻代表团访华，刘宾雁担任俄文翻译。1955年，刘宾雁翻译发表了奥维奇金的《谈特写》，此后关于特写的“侦察兵作用”的说法在中国文论中十分流行。刘宾雁自己所写的“干预生活”作品《在桥梁工地上》，就明显受到奥维奇金的启发。刘宾雁在《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介绍了奥维奇金“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不要害怕矛盾，不要害怕它那纠缠不清的外表。一层层剥下它的外衣，常常就会发现极其重要的问题。”《文艺报》1956年第3期发表的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对苏联三部“干预生活”的讨论文章《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肯定了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和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勇敢干预生活的精神”。这标志着“干预生活”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之后，作家马烽发表《不能绕开矛盾走小路》，呼吁作家“大胆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从尖锐的斗争描写新的人物”；康濯在《不要粉饰生活，回避斗争》中呼吁作家“勇敢地干预生活”；刘白羽《在斗争中表现英雄性格》明确反对“表面的歌颂”，认为文学必须回到“生活的真实情况”等，都谈到了“干预生活”的主张。而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也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克服创作上的公式主义、自然主义及其他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主张作家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要有政治和艺术的勇气，敢于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
“干预生活”概念的出现与流行，也与195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文化政策的一次短暂调整有关。
1956年，毛泽东和陆定一等领导人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文化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方针为中国文学接受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气氛。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暴露黑暗面”的禁止与批判到“双百方针”的提出，意味着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从为夺取政权服务的文学到建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转换。于是一大批“干预生活”的文学评论与作品在1956年这个极其短暂的“百花”时代里绽放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刘绍棠的《西苑草》等作品都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出现了。《延河》1957年第7期发表的宁夏年轻作家张贤亮的长诗《大风歌》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大胆触及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尖锐问题，诸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各种矛盾和一些阴暗面，从而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精神。文学批评对这一“干预生活”思潮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与评价。秦兆阳以《人民文学》主编的身份为《在桥梁工地上》写了编者按，称赞它是“尖锐地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侦察兵式的作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
从这样的文学思潮和社会背景来看，王丕祥的《陕北归来》等一批“写真实”的作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写作，王丕祥其实是顺应着时代和文学的潮流，发出了属于他的声音罢了。即便如此，这样的作品也未能面世，最后竟一再遭到批判，王丕祥因此“一蹶不振”，一个年轻的充满生气的作家就此被扼杀了，只能说明在陕西这块厚土上，某种历史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板结得太厉害。
王丕祥是《延河》的好主编
《延河》杂志创刊于1956年4月，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办的刊物。王丕祥1957年12月接任该刊主编的时候，《延河》杂志特别是当时的《延河》主编胡采遇到了一些麻烦。
创刊时的《延河》，由戈壁舟、石鲁、孜牙、曲子贞、杜鹏程、李子实、胡采、黄俊耀、汤洛、程秀山、张棣赓、钟纪明、魏钢焰13人组成《延河》编辑委员会。这是一个西北大区作家组成的编委会，其中的孜牙是新疆维吾尔族人（1962年叛逃苏联）；曲子贞，山东人，是烟台一个大资本家的独子，扔下万贯家财参加革命，是个老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一届甘肃省文联的主席；程秀山是江苏宜兴人，老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的主席。《延河》由四川籍诗人戈壁舟任主编，汤洛、魏钢焰任副主编，诗人余念和胡征任编辑部主任。同年8月，戈壁舟离任，《延河》主编由胡采担任。戈壁舟刚刚上任，又匆匆离任，有何玄机，待考，而匆匆接任《延河》主编的胡采，其时还在西安市文化局局长的任上。直到当年的12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才通知：经中共中央11月6日批准，胡采调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任驻会副主席，免去其西安市文化局局长职务。那个时候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也常常被人简称为“西安作协”，很多人写文章也这么称呼，但这个“西安作协”可不是西安市的作家协会，也不仅仅是陕西省的作家协会，而是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这西北五个省区的作家协会，类似于解放军的兰州军区，以一个城市命名，统辖的是一个大区的部队。所以，1956年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在通知柯仲平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时，有一句话，“经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6月8日会议批准，柯仲平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而胡采调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任驻会副主席，也需要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方面反映了柯仲平、胡采等人当时的级别之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对文学的高度重视。
1956年4月10日，《延河》文学月刊创刊号出版，印数12000册，每期售价二角五分。创刊号发表有王汶石的《少年突击手》、柳青的《王家父子》、李若冰的《宝成线上》、杜鹏程的《时代在召唤》、石鲁的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里的雄鹰》（分两期连载，5月号续完）等。为办好《延河》，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上上下下，特别是已有成就的专业作家，都把自己的新作拿出来，有的还拿出好几篇供编辑部挑选。
《延河》创刊时的几期，为了开一个好头，定了一个标高，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提出，“从创刊号起的前三期稿件，要由几位著名作家来集体审读、定稿” 。文革中的造反派在批判这种做法时，从另一个角度披露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延河》本来应该依靠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群众来办。但是，前省委宣传部的头头们却多次指使，要依靠所谓专业作家，大搞‘三名主义’，不依靠革命群众。六一年，赵守一 就向《延河》提出：如果作家们给刊物写稿，有质量，《延河》就办下去，否则就停刊。他们所谓的质量，根本不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而是大搞‘三名主义’的质量标准，赵守一 在刊物创办时就叫嚷：要办就要办得有水平，没有高水平就干脆不要办。他们还纠集一些黑作家亲自定稿三期，立样板，树标尺，把《延河》搞成推行‘三名主义’、‘三高政策’的顽固堡垒。” 为《延河》前三期“集体审读、定稿”的作家中就有柳青。据李孑后来回忆，柳青为了从《延河》的编稿麻烦中摆脱出来，“为了自己进行全身心的生活和创作，不受一切干扰”，“他四处奔波做工作，硬是把胡采从西安市文化局长的座位上，调进西安作协，代替他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并担任《延河》杂志的主编，他脱身了”。
胡采是一位很有水平的文学评论家，他接手主编《延河》，自然办得有声有色。可惜时运不济，1957年7月号的《延河》刊发了宁夏青年作家张贤亮的长诗《大风歌》、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教师朱宝昌的《杂文，讽刺和风趣》和平平的《“论抒人民之情”读后》，反右斗争中这三篇作品被称为“三支毒剑”，胡采自然负有主编责任。他虽然一再检查，包括内部和公开的，但迫于形势，估计未能特别奏效，到了1957年底，他的离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在此情况下，王丕祥接任《延河》主编，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
接任《延河》主编的王丕祥到底表现如何呢？
所谓“正面”的材料看不到，而“负面”的材料也就是文革期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造反派倒是整理了王丕祥的一些材料并进行批判，我们且看且分析。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把王丕祥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王丕祥是“反党分子”柯仲平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的“忠实走狗”。如此说来，王丕祥虽然身为《延河》主编，但他是“忠实”地执行作协西安分会主席柯仲平和主持工作的副主席胡采所确立的《延河》办刊方向的。
造反派批王文章给王丕祥的《延河》主编罗列了一系列“罪名”，这些“罪名”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编稿用稿，一个方面是如何管理编辑部，这倒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王丕祥《延河》主编当得如何。
先看第一个方面，如何编稿用稿。
批王文章给王丕祥列的“罪状”之一是：积极奉行周扬修正主义的“三名主义”“三高政策”，使刊物为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服务。
所谓“三名主义”“三高政策”也简称为“三名三高”，即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的合称。
批王文章先搬出“毛主席教导”，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对照“最高指示”，“王丕祥等人把持下的《延河》，根本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道路，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脚下”。“《延河》正副主编和编委当中，有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作家，但却没有一个工人、农民和士兵。王丕祥和他的主编室‘要员’们，对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顶礼膜拜，百依百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的《从生活到艺术》等几十万字的毒草，绝大部分是在《延河》上抛出去的。黑作家柳青的《创业史》，黑作家王汶石的《黑凤》，还没有看原稿就决定发表，并大登预告。对本地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封建余孽傅庚生、霍松林、郝御风，以及黑画家石鲁，黑音乐家常曾刚，甚至大汉奸尚小云等牛鬼蛇神，亦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请他们写文章，参加座谈会，作报告。同时，还不断派专人到北京、上海等地邀‘名家’写稿。为了投合这些黑家伙的口味，进一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三高政策’‘三名主义’路线，王丕祥还提倡什么‘漫天杂谈’，并积极组织和发表了黑作家王汶石《给胡采同志的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复汶石同志》的两封毒气四溢和庸俗肉麻的信，开创了在刊物上互相标榜、互相吹捧的资产阶级恶劣先例”。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也这么公正，剔除文革式的荒谬观点和荒诞逻辑，同样的事实，当年被造反派列为“罪状”，今天看来，恰好正是王丕祥和他主编的《延河》的功绩。《延河》杂志虽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所办的刊物，俗称地方性刊物，但当年却有小《人民文学》之誉。一个“地方性刊物”，如果没有这些“名作家”的加盟和“名作品”的支撑，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历史地位和文学影响了。笔者曾整理有《延河》所刊发的“名作家”与“名作品”目录，现摘引与王丕祥主政《延河》时期有关的部分“名作家”和“名作品”，以观其赫赫“政绩”：
1958年
《延河》2月号发表王汶石的小说《大木匠》、杜鹏程的小说《夜走灵官峡》；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开始连载。
《延河》3月号发表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姚文元评论杜鹏程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刊《延河》1957年8月号）的文章《战斗生活的颂歌》，姚虹评论杜鹏程短篇小说《铁路工地上的深夜》（原刊《人民日报》1958年1月11日）的文章《写出人民的革命干劲》。姚文元在上海，姚虹在西安，当年被誉为文学评论界的“二姚”——“南姚”与“北姚”。
柳青的中篇小说《咬透铁锹》（出单行本时改名为《狠透铁》）在《延河》4月号发表。
魏钢焰的特写《宝地·宝人·宝事》发表于《延河》9月号。
王汶石的小说《新结识的伙伴》发表于《延河》11月号。
1959年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从8月号起，改题为《创业史》，至11月号全部载完。
7月号发表马萧萧的长诗《石牌坊的传说》，并于7月7日召开了该诗作的座谈会。姚文元的文学评论《论〈风雪之夜〉》刊7月号。
1960年
王宗元的短篇小说《惠嫂》发表于《延河》7月号。后改编为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开始在《延河》10月号连载。这一期刊载的是第二部第一章。
1961年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的第二、第三章在《延河》1月号刊载，第四、第五章在《延河》4、5月合刊刊载，第六、第七章在《延河》10月号刊载。
王汶石短篇小说《沙滩上》刊于《延河》3月号。
胡采论述文学创作的理论著作《从生活到艺术》在《延河》10月号开始连载，至1962年1月号载完。
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大波》第三部第七章在《延河》11、12月号合刊刊载。
1962年
《延河》1月号选载罗广斌、杨益言长篇小说《红岩》关于江姐的四章（原书第四、第十四、第十五、第二十五章），题名《江姐》。
1963年
王汶石的中篇小说《黑凤》在《延河》5月号上开始连载（至10月号载完）。
魏钢焰的报告文学《党的女儿赵梦桃》在《延河》7月号头条发表。《人民文学》同年第7—8期转载，改名为《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
《延河》8月号刊发柳青的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转载了严家炎发表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的评论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
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陕西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的主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文学理论、评论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纷纷亮相的。甚至，外地的当代文学名家和名作也有的在《延河》亮相，如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曾屡遭退稿，而由《延河》慧眼识珠首先刊发才引起重视和反响。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也在《延河》得到选载。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则刊发较早，1957年的《延河》就选载了《红日》四章，3月号选载原作第六章、第七章，4月号选载原作第八章、第九章。早年的姚文元也是以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身份在《延河》频频亮相的。当然，姚文元在《延河》发表的文章，虽然左的调门高，还应该算文学评论。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7月，由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的《陕西文艺》创刊，王丕祥又为主编，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京夫、王蓬、王晓新、李天芳、晓雷、闻频、徐岳、沈奇等一批年轻作家和诗人在这里纷纷亮相，从此走上文坛；而路遥、王晓新、李天芳、晓雷、闻频、徐岳、白描等则先后调入《陕西文艺》和后来的《延河》，由编辑成为作家和诗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陕西文学的中坚。
为节省篇幅，文革中加给王丕祥的以下“罪名”就不再分析了，且照录。
第二条“罪名”是：“仇视、排斥工农兵的作品，反对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文章说，“王丕祥和他的黑主编室同伙，一贯眼睛朝上……对工农兵群众的来稿，他们采取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不屑一顾，并借口艺术质量低，横加扼杀。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作品，也被他们恶毒地排斥在外。一九六六年四月，安康一些同志集体搜集整理了若干陕南民歌，内容全部是人民群众歌颂毛主席，歌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如《〈毛主席语录〉拿在手》《语录牌满山挂》等，这些稿子已经排好了版，但又被抽了下来，打入冷宫。一九六六年五月份，大庆工人的一组歌颂毛主席的诗，编辑部一般同志，要求放在头条发表，王丕祥等人，却执意要把黑作家杜鹏程的小说放在头条，当时杜鹏程的‘大作’还没有修改完毕，杂志为此一拖再拖，甚至造成拖期事故，最后五六月号不得不合刊”。
第三条“罪名”是：“处心积虑地将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篡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文章说，“一九六一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疯狂反华，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肆活动的时候，王丕祥和他的帮凶们，也积极起来配合，在《延河》上抛出了一组‘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毒草。在这组毒草里，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等牛鬼蛇神，假借谈‘双百’之名，大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封建老朽郝御风（西北大学教授，文艺理论家。引者注）在《勇于争鸣的故事》里，公开咒骂党和毛主席，胡说什么‘连孔子都不如’，‘只要第一不要第二’、‘只要第一不要统一’，提出要以‘死且不避的精神来“争鸣”’。反动‘权威’傅庚生（西北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引者注）更大放厥词，恶毒地进行攻击，胡说什么，‘多写不如少写’，‘少写就不会犯错误了’。这个所谓笔谈‘双百’专栏，就成了牛鬼蛇神肆无忌惮地咒骂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坛”。
第四条“罪名”是：“三年困难时期，特为一些牛鬼蛇神开辟‘文艺漫笔’‘古文赏析’等栏目，让其大讲反党黑话。”文章说，“‘文艺漫笔’‘古文赏析’等栏目，不仅大力宣扬‘名’‘洋’‘古’，更恶毒的是，它以谈艺术，谈技巧和分析古文为名，大讲反党黑话。大喊大叫什么‘人民濒于劫缚之苦，不能指望官府，只能自己斗争’，‘载舟之水也会覆舟，皇帝老儿的江山，会坐不稳当’，感叹今不如昔，恨不得横戈挥刀等等。这些反动阶级咬牙切齿的疯狂叫嚣，连篇累牍，不胜枚举。王丕祥和他的同伙，设立了这些栏目还嫌不够，而且把其中一些大毒草，像反动‘权威’傅庚生的《诗情画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秦牧的《艺林漫想录》，蒋和森的《人物和阶级性》等，像宝贝似的当成正式论文，郑重其事地发了出来，大放毒气，祸害人民。”
第五条“罪名”是：“向业余作者灌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和反动的文艺观点，千方百计使之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文章说，“以胡采、王丕祥为首的主编室，在培养业余作者工作上，不是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是经常向他们大谈资产阶级的‘艺术技巧’，要他们向所谓‘专家’‘权威’学习，以这些人为榜样。他通过组织报告会、座谈会，系统的、有计划的给青年业余作者灌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旧作协和《延河》编辑部所举办的一次业余作者‘座谈会’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王丕祥和黑副主编们，邀请‘权威’‘名作家’作报告，公开举起‘名’‘洋’‘古’的黑旗，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观点，毒害青年，为资产阶级培养文艺接班人。在这个会上，黑作家柳青大谈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艺术规律’，黑作家王汶石大谈写作知识和读书的重要性及方法，黑作家魏钢焰大谈诗人的主观作用，宣扬什么诗人在诗中要‘自我塑造’，大叛徒王宗元大谈古典小说的‘技巧’。还让一些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大谈封建社会古诗的艺术特色，最后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作总结报告，大肆贩卖‘现实主义’的什么‘高、深、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在这样的会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观点，大肆泛滥，各显神通，唯独不谈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不谈改造思想。这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货，流毒甚广，危害极大，不少青年作者被引向资产阶级的邪路”。
第六条“罪名”是：“只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放毒，不准革命群众对其进行批判、斗争，对无产阶级文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说，“王丕祥及其同伙，多年来，利用刊物，大搞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活动，他一面给毒草大开绿灯，一面又顽固地抵制和仇视工农兵群众对毒草的批判。《延河》在他们把持下，放了那么多毒，群众主动来稿进行批判，他们却怕得要死，想尽办法加以扼杀。如群众对《黑凤》《创业史》的批判文章，他们不是退了回去，就是压下来，社会上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观点的批判斗争，他们也抱着观望的态度，按兵不动。刊物上从来不积极组织文章参加战斗。一九六四年七月，全国展开了对坏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批判，各地报刊、杂志纷纷参加战斗。《延河》在王丕祥操纵下，只发了两篇文章，应付门面。六五年夏，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时，《延河》竟没有发一篇文章。广大革命群众投寄来的批判稿件，王丕祥不闻不问，有的还打入了冷宫。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姚文元同志发表了批判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解放日报》《文汇报》对《海瑞罢官》展开了批判，而主管理论的王丕祥，对同志们提出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作转载，公然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还散布说：‘《海瑞罢官》政治上不好，艺术上还有学习的地方。’编辑部同志忍无可忍，要求他赶快组织批判文章时，他竟然说：‘咱们是文学刊物，历史剧，学术问题，就不一定组织了。’形势发展，直到六六年三月间，王丕祥才被迫指定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写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批判的综合简介的文章。该文章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但王丕祥看后，竟胆大包天，对《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提出异议。妄想把这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局限在如何写历史剧的所谓‘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甚至文中提出吴晗的所谓‘检讨’是假检讨、新反扑，也被王丕祥砍掉了。他说：‘学术问题，没有盖棺论定，不宜持明确态度。’一直到各地报刊轰轰烈烈揭露吴晗的反革命面目，工农兵纷纷起来声讨吴晗反革命罪行时，王丕祥仍然不加理睬，完全是对立态度。”
再看第二个方面，如何管理编辑部。
“罪名”一：“实行‘名利’挂帅。”文章说，“王丕祥一贯仇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在编辑部，不重视毛主席著作学习，不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也不积极组织编辑人员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而对周扬黑帮的报告，却视若神明，及时传达，组织讨论。在编辑部，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却大力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行资产阶级‘名利’挂帅。以他为首的主编室，带头大搞‘自留地’（个人创作）。他常叹息说：‘咱没有作品，说不起话。’于是就发明了一个办法，三个副主编轮流值班，经常腾出一个人下去，美其名曰为‘下乡体验生活’，实际上是找材料搞‘自留地’。他们还常在编辑部散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个人成名成家的思想，说：‘编辑部要出人才’，‘一个编辑部有没有成绩，看出不出人才’，‘高尔基是办刊物出身，柳青也是办刊物出身’等等，来毒害青年干部。”
“罪名”二：“对革命群众及其革命行动采取高压政策。”文章说，“以王丕祥为代表的主编们，满脑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臭货。对新事物，他们采取的是排斥、打击的态度。一九五八年编辑部革命同志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对编辑部工作提出了好多改进意见，贴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有一张大字报提出要求改组编委会，因为不少编委只是挂名，不起作用。同时，对王丕祥的作风很不满意。王对此怀恨在心，五九年他借反右倾之机，将某些同志几乎打成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认为群众的这几张大字报是反党行为，还要追查主谋者是谁。群众对此大为不满。六二年又继续提出一些意见，仍然遭到打击和镇压。有的同志因为看不惯主编室黑主编们的那一套恶劣作风，提了些意见。就遭到他们的排挤，最后被调离编辑部。”
“罪名”三：“招降纳叛，包庇反坏分子。”文章说，“王丕祥对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却百般包庇，视为心腹。叛徒王宗元 长期隐瞒他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罪恶事实，经揭发后，又百般抵赖，死不认账。但王丕祥在省委研究王宗元问题的会上，替叛徒开脱。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愚，是一个军阀少爷，反右时定为右派，对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王丕祥却把这个右派分子视为心腹，无限信任，十分重用。说他有‘才’，放在理论组，领导一些党员进行工作。还派他到工厂重地去组稿。王愚假装有病，王丕祥对他体贴入微，长期让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并到上海去看病。事实上，王愚利用这些时间，搞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胡风分子胡征，在没有摘帽子时，王丕祥就在刊物上发表了胡的‘诗’和‘文章’，并把胡征视为左右手，捧为‘改稿能手’‘业务熟练’，因此百般信任，让他做诗歌的集稿人。五九年胡征发泄反革命仇恨情绪，说什么他每况愈下，王丕祥不但不加批判，还说‘胡征这人，国民党的监坐过，共产党的监也坐过’，对胡征深表同情和支持。在王丕祥的策划下，不但包庇胡征的反党罪行，不让群众知道，而且写了一个表现很好的假材料，欺骗公安机关，给胡征摘了反革命的帽子”。“另外在党内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以及黑作家王汶石、杜鹏程进行包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王丕祥以党支部书记职权，在‘七一’晚上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恢复黑作家杜鹏程的党员权利。”
笔者在这里当了一回“文抄公”。照录原文，并非偷懒，一是想展示一下我们久违了的文革的“文风”与“文采”，二是避免“断章取义”，用事实说话。历史真是一个公正的老人，历史最能检验一切。时移势变，大浪淘沙，以上诸般“罪名”，不用逐条批驳、逐条分析和解释，站在今天的角度（历史恰好给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我们一方面感到当年造反派观点的好笑和逻辑的蛮横，另一方面，岂不恰好证明了王丕祥主持《延河》的英明和正确，清醒，理性，水平高，能力强，而且敢于碰硬，很有主见，真是一个砥柱中流的好主编！
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英雄，是勇者；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凡人，也是智者。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是一种选择。人生的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圣人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都是君子，都是君子的选择。
文革造反派这样描述王丕祥：
“王丕祥一贯追求名利地位，在旧作协争权夺利。五七年反右以后，编辑部两个副主编垮了，主编也出了问题，大叛徒柯仲平在一次会上提出谁作主编时，王丕祥就毛遂自荐地跳了出来，爬上主编的宝座。就这样，他的名利地位欲望还不满足，成天满腹牢骚。在群众面前散布，他的某某同学，现在已经当了什么长。言下之意，他自己地位太低，很不如意。他捞到了地位，只是当官，并不干事。在编辑部他从不看初稿，不看校样，成天指手划脚。在物质享受上，却是当仁不让。他一个人就占有七间房子。平时，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栽花养鱼，打拳练剑上，大讲养生之道。在他房子周围种着奇花异草，房子里外，摆满了花盆。由于王丕祥等人热衷于这一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腐朽的空气，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成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修心养性’的‘乐园’。
“三年困难时期，王丕祥成天热衷于养兔子、养鸡、种自留地、跑自由市场。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王丕祥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新生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了。”
上面一段话中，说王丕祥打拳练剑、养花种草以至“困难时期”“养兔子、养鸡、种自留地、跑自由市场”是“蜕变”和“新生资产阶级贵族老爷”，这种将个人爱好和生活私事无限上纲上线，反映出十足的文革逻辑。又说王丕祥在编辑部“从不看初稿，不看校样”，编辑部的一般规矩是三审制，主编负责终审，本来就不负责看初稿，也可以不看校样，写这篇批王文章的造反派，无疑是当时作协西安分会内部的业务人员甚或就是原《延河》编辑部的人员，应该知道这些规矩，而如此没事找事，这样的蛮不讲理，也是文革文风的一大特点。这些可以扔下不理，可注意者有两点：一是说1957年“反右以后，编辑部两个副主编垮了，主编也出了问题，大叛徒柯仲平在一次会上提出谁作主编时，王丕祥就毛遂自荐地跳了出来，爬上主编的宝座”，这里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前边说过，1957年7月号的《延河》由于发表了张贤亮的《大风歌》等几篇被认为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支毒箭”，《延河》编辑部被调整，具体如何调整，未见相关文字资料。这里说“两个副主编垮了”的“垮了”是什么意思？是被免职了，还是被批判而靠边站了？不详。当时的两位副主编，一个是汤洛，1925年生，原名田树基，笔名田冷、东方红，陕西延安人，1945年入延安大学行政系学习，曾任乡政府文书，保安侦察员，报纸文艺副刊编辑，战地记者，新华通讯社一野和朝鲜前线记者，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政法文教采访组组长，1956年任《延河》副主编，后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专业作家，著有报告文学《毛主席万岁》（1950年6月上海益群第一版）、中篇小说《解仇合密》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等；一个是魏钢焰，1922年生于太原，曾用名魏开城，祖籍山西繁峙，1937年参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队，当音乐教员，创作歌曲，1940年秋至1941年冬在太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42年后一直在部队做宣传工作，1949年冬随部队到新疆，1952年随军到西安，1956年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任《延河》副主编，1958年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赤泥岭》《草鞋进行曲》《灯海曲》，散文集《船夫曲》《绿叶赞》，报告文学《党的女儿赵梦桃》。从两人经历可以看出，汤洛和魏钢焰，都有部队工作的经历，然后皆为《延河》副主编，而从1958年起都从事专业创作，可见是被免职了。另一点可注意的是，说《延河》主编胡采出了问题，“柯仲平在一次会上提出谁作主编时”，王丕祥是“毛遂自荐”“爬上主编的宝座”。这个时间应该在1957年秋天或冬天，最晚不晚于12月，因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王丕祥当年12月已经上任《延河》主编。
这里要说一说柯仲平。柯仲平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最高领导。他当时身兼二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49年7月23日于北平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为茅盾，副主席只有两名，一个是丁玲，一个就是柯仲平），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一般而言，无论是中国作家协会甚至更早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还是各地的作家协会，都有一个上级党委下派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简称党组，协会是在党组的领导下工作，党组是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事情特别是人事任免都要由党组决定。奇特的是，唯有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没有党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有党支部（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有党总支，是几个支部共同组成一个总支），但这个党支部只负责这个团体内的党员活动，并不是这个团体的权力领导机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后来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和陕西省作家协会）直到1981年2月才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党组。1954年11月8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主席是马健翎，副主席是柳青、郑伯奇（党外人士）和胡采（西安市文化局长兼任）。1956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柯仲平任作协西安分会主席，马健翎任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此后，柯仲平一直是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柯1964年10月病逝后，主席职位空缺，一直到文革开始，到作协西安分会解散。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为什么会没有党组？我听陕西作协的老人说，那是因为柯仲平的级别太高，中共陕西省委派不出一个合适的党组书记来领导柯仲平这样高级别的领导。据有关资料记载，“1955年12月1日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原西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原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柯仲平及其随员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 。柯仲平来时带有佩枪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后来转业，就当了陕北一个县公安局的局长。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有一辆从国民党政权接收来的美国产小轿车，就是柯仲平的专车。老人们说，柯仲平在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时的级别是行政七级（文革中造反派说是“六级”，见《文学战地》第42期，1968年1月，第4页。柯仲平来时就是六级还是后来升为六级，待考）。行政七级是个什么概念？有关资料解释说，1956年6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改革，它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对新中国“吏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重要标准。在这次定级中，旧吏制中的“品位分类”色彩仍很浓重，注重的是级别而非职务，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往往存在不小差别，工作调动，级随人走。职务只决定权责和任务，级别才决定地位和报酬。同时，行政级别与军衔、职务无直接关系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定干部的行政级别离不开干部的职务和贡献。当时的行政级别共分24级。按这个划分，13级即副师级（地方则为副厅局级）以上为“高干”，而七级对应的是副兵团级，如果是六级则是正兵团级。柯仲平的级别如此之高，职务又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主席，当时也没有党组，柯仲平当然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最高领导。所以，“柯仲平在一次会上提出谁作主编时”，即使王丕祥“毛遂自荐”了，也不可能仅因“毛遂自荐”就能“爬上主编的宝座”。
回到王丕祥。造反派说“平时，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栽花养鱼，打拳练剑上，大讲养生之道”。这也许就是王丕祥在写了一些作品遭到批判之后，知其不可为也就不为了。栽花养鱼，打拳练剑，核心是“养生”。这是道家的人生态度。由“积极地干预生活”，变而为“养生”，由儒入道，其间经历了怎样一个中夜不寐、腥风血雨的心路历程？这只有当事人知道。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无奈。不然又能如何？
“咱没有作品，说不起话。”这也是王丕祥在当时对自己的一种清醒认识。
问题是，写又如何？有了作品又能如何？时间有时是最好的释疑者，历史常常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些难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与王丕祥同时代的一些有作品的作家的遭遇，而且都是陕西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
杜鹏程，1954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该书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战争小说，被冯雪峰誉为人民革命战争的“一部史诗”。但这部书因为写了彭德怀而罹祸。1964年，文化部以密件形式通知该书“就地销毁”。196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文《〈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文革开始以后，杜鹏程“大祸临头了！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 ，身体被严重摧残，1991年因心脏病突发而逝，终年70岁。
柳青， 1952年即“深入生活”到长安县，后安家于皇甫村，1959年发表《创业史》第一部，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史诗性作品，1966年被揪回西安，也是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挨打、蹲牛棚、劳动改造……身体被严重摧残，文革后期更是贫病交加，1978年因长期哮喘转为肺心病而逝，终年62岁。
柯仲平，当年延安的著名的街头诗人，新中国刚成立就写有颂诗《从延安到北京》，195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来一直在写传记长诗《刘志丹》，此作未写完未出版，就被打成“反党分子”，1964年，因心脏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穿孔，在作协西安分会的党员干部会上正做演讲中，突然倒下，终年62岁……
即使是那些名家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名作，今天，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来看，从美学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固然各有其不能不承认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往深里看，也还是可以看到那些名作骨子里的某些苍白。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啊。
写，还是不写，就像“活着，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十七年中，有些人选择了写，有些人选择了不写。选择不写的并非王丕祥一个人。全国的不说，看看在西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傅庚生教授，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私立东北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1948年4月到西北大学任教，曾任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还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二届主席团的副主席（也是此前和此后唯一的学者任副主席）。他在民国时期即著有《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开明书店1943年出版，此书与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齐名，是当时青年读者喜欢的热门读物，新中国成立以后仍在海外被盗印流行）、《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出版有《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出版）、《国语选》（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杜诗散绎》（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文学赏鉴论丛》（东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1961年5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延河》于1961年6月号组织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傅庚生写了《争鸣与自觉》发表。傅庚生不愧是古典文学专家，文章高手，其文真情流露而又写得婉转曲折，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正话反说，皮里阳秋，尽显作者当年之心曲。我们可以欣赏这篇绝妙好文的前面几段，以见当年一些知识分子在写还是不写这个问题上的真情实感：
解放前，我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搞古典文学的，一向不避忌主观与偏见，哪怕是诡辩也好，只要能言之成理，就对自己的文章很满意了。解放初期，一知半解地学习到星星点点的理论，幸运地想：“道术”么，总有相通之处，可以换汤不换药。标签一贴，货色全新，觉得文章照样还是不难写；但是常有些罣碍处，已经不那么顺溜了。
过一年，思想沉重一年，笔也一年沉重似一年，不到不得已时，就不动笔了。偶尔要写些东西，一下笔就是空空洞洞的，言之无物，从概念到概念，不解决任何问题，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往往半途而废。因此常常解嘲式地自慰，默诵着白乐天的诗句：“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在声。”有如大家所常说的：多写文章不如少写，少写不如不写——不写就不会犯错误了。这便是无声胜有声的真谛。
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在心情上曾经欢欣鼓舞，在行动上却是噤若寒蝉。自己也纳闷，笔为什么不听使唤了？固然学问空疏，不成家数，可是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若干问题总也该有些不成熟的看法吧？为什么偏觉得是治丝而棼，拿不到一个系统的见解呢？固然理论学习不够，不成体系，可是对古典文学的批判与继承也该有些芹曝之献吧？为什么不能边干边学，信心不高呢？
后来才渐渐省悟，这是立场问题。以前是因为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运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是熟门熟路，所以能够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如今是立场未变，却想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下笔令人惭，当然会感到心手不能相应。邯郸学步，就只能是匍匐而归了。
从此就心灰意懒起来。由现象上看，似乎是一个搞科研的，常喜欢发表意见的人，这时忽然藏拙了，岑寂了；其实质却是：一向满足于言之成理自欺欺人的人，本来就没抱有寻求科学真理的理想，因此也不可能有争鸣的热情。对社会主义科研工作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也是资产阶级立场所决定下来的。另方面，一年年受到形势的教育，岂能无动于衷？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就也常常起伏不定。在歧路徘徊中，二三年里，我真是尝遍了“梁上君子”的况味。
类似的话，同样的心情，早在1956年6月，西安的学者、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在座谈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时也曾说过。《延河》1956年7月号刊了一则关于这次座谈的消息，其中说，“人们觉得：西安地区学术研究的空气显得沉寂。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阻碍，还没有得到肃清，这表现在：消极指责，乱扣帽子。这不该那不是的东指西责。这个主义，那个倾向的帽子满天飞，以大话吓人，压制争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产生了‘少写少麻烦，不写没麻烦’的想法，把那支曾经活跃过的笔搁起来了，让自己的一点独立见解（正确与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枯萎下去；有些人就‘照着道儿画，免得出了岔’的写起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人云亦云文章来了……”这里所谈还都是“学术”，甚至还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学术”写作尚如此艰难，面向现实的文学创作之难更可以想见。这些都说明，不写或少写是那个时代有独立个性的作家一种普遍的选择。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不“养生”又能如何？所以，只好“养生”，只能“养生”。自古以来，多少文士都是这么选择的，舍此别无出路。人，特别是文士，当然不能仅仅是“活着”，应该还追求“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可是，在一个不让你也不容你追求你认为的“活着之上”的价值和意义的时代，你怎么办？
东晋的陶渊明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
宋代的苏轼也有：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
可见“读书无用论”早已有之，不仅无用，而且误己害人。这些，其实都是对世情的悲愤控诉。
所以，王丕祥当年不再追求发表作品，而选择打拳练剑、养花种草，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王丕祥欲“养生”那个时代，“养生”也是不行的，也要受到批判。到了文革中，则不管你有无作品，只要在文学界有一定职务，都会被当作“文艺黑线人物”批判，都会被罗织出或多或少的罪名了。
写于2014年岁末，半隐庐
2024年新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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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刘邦·屈原·孔明
——读《叶剑英诗词选集》并集外两首
冯锡刚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1980年代初，叶剑英传记编写组搜集这位政治家诗人的作品，得读作于1954年题为《青岛》的五言律诗：
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丛中。
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
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
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尾联颇突兀，似与全篇情调不甚谐协，不易理解，遂就教于作者：“刘亭长”是否另有所指？叶剑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闻者愕然。
这真是一个有意味的历史细节。
这首五律在收入《叶剑英诗词选集》（以下简称《选集》，199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未公开发表。既有如此寓意，当不难理解写作当年何以秘不示人。作于同年的七绝《北戴河休养》则于1957年交由上海《文汇报》发表：
大陆回环海一湾，望中迢递起层澜。
双凫碌碌沙鸥懒，病卧东山惜岁年。
《选集》编者释末句为“东山，北戴河疗养胜地的一处”。不过从诗的意蕴来看，“东山”可能是双关语，典出东晋谢安。诗人当年行踪自北而南，故先有“病卧东山惜岁年”的喟叹，继有“忽忆刘亭长”的感慨。
叶剑英早年即投身革命，《选集》开卷为18岁时所作七绝《油岩题壁》，抒发“也曾拔剑角群雄”的豪情。其后所作多系“移宫换羽关时局”之作。
1954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有两件大事不可不察：一是2月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二是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公诸世人，实质以整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载入史册。这是开国后中共高层的首次“路线斗争”，开了此后频仍争斗的先河。叶剑英虽与高饶并无纠葛，却在二年前已遭坎坷。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邓子恢、叶剑英、方方、陶铸等相关人员，议题是解决广东的“地方主义”。其时叶剑英主政广东，方方辅佐，在土改等问题上与陶铸等发生分歧。因叶、方均系广东籍，在人事安排上与陶铸等不免互有侧重。这便是所谓“地方主义”的由来。毛泽东点名批评方方“土改右倾”，“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毛泽东未点叶剑英的名，算是给了面子，说是叶“对这个问题没有甚么责任”，但仍强调：“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叶剑英当然明白弦外之音，不能不在会上作“总结教训”的检讨。返回广东后，迅即主持召开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一再检讨在“土改右倾”与“地方主义”错误上“应负主要责任”。后来，叶剑英还在部属面前以“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自责。面对毛泽东的独断，叶剑英内心苦痛、抑郁。这年8月中旬，竟至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的病情报告，即派专家赴穗治疗，稍后又以专机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次年春，叶剑英上书毛泽东，要求返穗工作。孰料中央另有安排，虽名义上仍保留叶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一职，实际已转入军界，当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对于这次调任，叶剑英认为是“有人告了我的御状”，“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方方、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籍老革命家，后来无一不以“地方主义”的罪名遭到贬黜，处境每况愈下。对于党内斗争的“无情打击”，这位历经沧桑而又史识深邃的老革命家看得分明；对于波谲云诡的高饶事件，这位始为封疆大吏，又以遭“告御状”而折返军界的老臣，绝不糊涂。“苍凉唱大风”，着一“苍凉”，意蕴自见。史载汉高祖刘邦平英布之乱，归途经故乡沛，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诛杀了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刘邦却不能不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犯难。毛泽东称道的封建帝王，秦始皇以降，当数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不无巧合的是，这两位开国君主均以诛杀功臣名垂史册。既须依赖“猛士”守四方，又因其“猛”而恐桀骜不驯，故心生忌惮，致有“藏弓烹狗的‘德政’”（郭沫若语）。饱读史书的叶剑英当然熟知这些史实。写作《邓小平时代》的美国学者傅高义，在介绍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时披露，“叶剑英常说‘伴君如伴虎’”。虽未征引出处，但比照这首写作当年未予发表的五律，应当是不无所据的。
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事安排上，后来授予元帅的十位军事领导人中，朱德任共和国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贺龙、陈毅、聂荣臻任副总理，刘伯承、罗荣桓任副委员长，徐向前与叶剑英未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还要再过十年，在人大和政协两度换届时徐、叶两帅方能受任副委员长和副主席。严格地说，政协副主席在当年尚未列为国家领导人，故叶剑英确实可以称得上“大器晚成”。
1955年9月，叶剑英与朱德、彭德怀等元戎被授予元帅衔。仪式隆重，毛泽东亲自授衔。10位元帅中，林彪、刘伯承以病疗居青岛未返，叶剑英则以擘划将在辽东半岛举行的大型军事演习为由，告假缺席。叶之低调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还是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政治风波。1958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有一千四百多人与会的扩大会议，主题是“埋葬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锋芒主要针对刘伯承元帅及其副手萧克、李达两位上将。曾出任过解放军监察部部长的叶剑英不赞成“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责难，认为虽有教条成分，但“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一度也被点名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在6月下旬的两次汇报会上，毛泽东评论刘伯承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说出了重话。刘伯承不得不抱病检讨，随即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从此投闲置散。萧克、李达调离军界改任农垦部副部长和体委副主任。与此同时，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以莫须有的罪名遭撤职。叶剑英向未独自领军征战，因而未能成为红军时期三个方面军的军事领袖，也并非抗日时期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的首长，更非内战时期四大野战军的统帅，始终是一位“参座”。正是这样的“弱势”，得避免功高震主的疑忌，从而增加了逢凶化吉的安全系数。
以元帅的资质，叶剑英既未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之后进入政治局，也未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如同林彪、柯庆施、谭震林、李井泉获得晋升，乃至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上，未获得副委员长、副总理和政协副主席中的任何一个职衔。引人注目的是，作为大将的罗瑞卿在二届人大出任副总理。
整肃刘伯承、粟裕仅仅一年，昔日出手凌厉的彭德怀竟重蹈覆辙，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连类而及，接替粟裕出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则成为“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故又称“彭黄集团”。
世事洞明的叶剑英自然明白，这又是一桩莫须有的冤案。在毛泽东执意整肃的严威之下，很少有人敢于不识事务。德高望重的朱德仅仅说了句“彭总艰苦朴素无人能及”，便遭到“隔靴瘙痒”的当众羞辱，后来因“同情”而被迫检讨。8月16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的当天，叶剑英写了这样一首七绝：
庐山云雾弄阴晴，伐木丁丁听有声。
五老峰头偏向右，东方红后见分明。
这是《选集》之外的一首佚诗，征引者的解读是：“最后两句，是暗指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老帅、老臣，曾经赞同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呢，还是‘东方红后’偏右的‘五老’的忏悔呢？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解释的空间。”《选集》未选此诗，多半是缘于后两句表露的当年的“主流”意识罢。这在1980年代自然不合时宜。但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老帅、老臣，曾经赞同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倒也并非无根据的臆测。《彭德怀自述》（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说到毛泽东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讲话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第二天，即二十四日上午，有两个同志（引者注：即聂荣臻和叶剑英两位老帅）来到我处。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我准备写封信（没谈到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提起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不合情理地以“要抛开信的本身”相劝，不就是因为彭致毛的信本身并无可以指责的内容吗？所谓“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不就是要维护毛的权威（颜面），以毛的旨意为是非曲直的取舍吗？聂、叶两位老帅如此相劝，多半是奉命行事的无奈。（老帅中陈毅留守北京，刘伯承、罗荣桓、徐向前病疗告假未上庐山，林彪、贺龙批彭火力凶猛。）“热泪盈眶而别”倒确实是“感人至深”的一幕，彼此的苦衷心照不宣。彭德怀“决心从严检讨自己”，透露出多少委曲，不能不为“全局利益”而作违心的检讨。
叶剑英这种难于直言的心情，在9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目睹追逼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的情景，尤为痛切，乃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于13日这天，“借用杜公诗句，改过最后二字”以抒怀：
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
浊醪有妙理，庶用慰离愁。
这是杜甫作于安史之乱时的《晦日寻崔戢李封》 一诗中的最末四句。原诗末句最后二字为“沉浮”，叶剑英遂以改过的二字“离愁”为题。这首杜诗系廿韵卌句的古风，是最能体现“诗史”风格的体式。诗中有“思见农器陈，何日甲兵休”的慨叹，更有“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的悲凉。最后四句可谓“篇终接浑茫”，表达了诗人对酒当歌、长歌当哭的忧国忧民情怀。叶剑英以“离愁”结句，当为点睛之笔。
这年11月7日，叶剑英在庐山会议期间拍摄的照片上题写了两行诗句：
斯人老去心犹壮，
独立高崖有所思。
照片上叶剑英站立于“豁然贯通”的石板之上，拄杖远眺。身后是一颗松树，崖壁镌刻着“纵览云飞”四个大字。所思者何，耐人寻味。
“一读骚经一肃然”
1960年参观杜甫草堂，叶剑英写下这样的诗句：
杜陵笔落伤豺虎，
爱国孤悰泛斗牛。
叶剑英推崇杜诗，确是出于诗人的心灵交应。“爱国孤悰”在杜诗中在在皆是，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的情结，在杜甫，又将爱国与忠君结为一体。在叶剑英，追随领袖，当是政治家本色的使然。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判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作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这几年”公开发表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文字是《伟大的战略决战》，系为配合1960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撰写。“搞了部著作”则未见发表。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除了配合毛选的出版，更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开始，针对苏共的“反修”逐渐公开化。这一斗争既缘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涉及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
随着“反修”的日趋激烈，借助批判苏共的“反对个人迷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温。1963年3月，叶剑英赋《观光韶山》：
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
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
也是在这一年，叶剑英在欣赏了上海昆剧演员的表演之后，兴之所至，写出两首绝句赠勉演员，其中一首是：
一笛横陈响太空，英雄高奏大江东。
移宫换羽关时局，吹彻东方万古红。
1964年秋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毛泽东坚持要将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到底，乃至亲自安排发表胡乔木、赵朴初的“反修”诗词和散曲。1965年恰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署名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在“反修”的同时，将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这年9月4日，叶剑英赋七律一首：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
内行内战资强虏，敌后敌前费运筹。
唱罢凯歌来灞上，集中全力破石头。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后来，作者将发表时的原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改为《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在同一时段，叶剑英写出了为毛泽东所激赏的七律《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此诗发表于当年10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12月26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此诗写赠前来看望的毛岸青夫妇。毛泽东不但书写出登载的报刊和日期，而且将诗题改为《远望》，并在诗题下加写“在大连棒棰岛”，表明知悉写作的处所乃至缘起。
毛泽东在吟赏书写“旋转还凭革命功”的同一个月里，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12月上中旬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撤销其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之职。罗遂成为文革祭坛上军队高级领导人中的第一个牺牲品。叶剑英接任军委秘书长，并在次年3月罗跳楼自杀未遂之后的一次讲话中，引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的名句“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将“百战”改为“一跳”以切跳楼一事。罗的女儿在1990年代的长篇回忆文字中指斥幸灾乐祸，是宣泄“纵欲后的快感”。但仅就所引的诗句而言，是否多少含有悲叹之意，容有不同理解的空间。据一些知情者回忆，叶对罗的锋芒毕露乃至盛气凌人确实颇怀恶感。叶以元帅之尊，接任罗大将的军委秘书长一职，而总参谋长一职还由仅授上将衔的杨成武副总长代任，只能说是有限的信用。深谙为臣之道的叶剑英面临仕途出现重大转机的时刻，在怀抱“斯人老去心犹壮”的事功意识的同时，未敢淡忘“刘亭长”的“苍凉唱大风”。
整肃罗瑞卿，直接的受益者看来是叶剑英和杨成武，其实更大的受益者乃是并未与会的林彪。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罗瑞卿的专案审查报告中，将罗“反对林彪同志”列为仅次于“反对毛主席”的重大罪状，报告行文多处将林彪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真是呼之欲出。
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多年来鼓吹个人崇拜，以“高举”和“突出”治军。毛泽东借重林彪掌控军队，以为发动文革的保障。在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指定林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并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一并进入政治局。毛泽东甚至身着军装与林彪并肩站立于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毛多年前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已使军队成为左右中国走向的最重要的力量。叶剑英在这年9、10月间的两次接见解放军的讲话中，竭诚拥戴林彪：
最近，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毛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经过近40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对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斯、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总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1928年起经过3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
除了开国之初的二三年间，主政广东有过全面工作的经历，叶剑英十余年来负责军队的训练和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故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心悦诚服。然而，他对毛泽东擢拔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江青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则并无好感，只是慑于毛泽东的威权，不能不应付周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并且不加掩饰地指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叶剑英即应答：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临到江青出面将矛头指向军队高级领导人，终于激成1967年2月的怀仁堂事件。此前，陈毅和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赴京人员大会上两次讲话，严词抨击冲击军队机关的行径，遭到中央文革的攻击。叶剑英赋《虞美人》慰勉遭受攻击而依然仗义执言的陈毅，其上阕是：
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陈毅接读后，即在诗笺上书写“剑公绝妙好词，陈毅拜读”的赞语。在1967年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老革命家严词斥责陈伯达、江青一伙乱政乱军的行径。徐向前竟至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愤，擂桌喝问：军队难道要让蒯大富一伙来指挥吗？平心而论，这些耿耿老臣的发难，除了陈毅有涉嫌影射延安整风运动与林彪的言辞，均十分鲜明地指向中央文革。在严词质问张春桥之后欲拂袖而去的谭震林，甚至在会后还特意写信给林彪，揭露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
叶剑英等人多少误读了此前毛泽东在小范围内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也许是激愤难耐，抑或尚未如周恩来那样参悟“疏不间亲”的古训，终因斥责江青而招致毛泽东的雷霆震怒。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被迫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屡屡检讨，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叶剑英等老臣被诬指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遭到贬黜，谭震林甚至以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而被打倒。
1969年4月开过中共“九大”，背负“二月逆流”恶名的一干老臣多被逐出政治局，仅李先念和叶剑英留任。如果说李以副总理主管财经商贸，是辅佐周恩来管理经济不可或缺的助手，则叶多具象征意义，虽仍与陈毅等老帅保留军委副主席的头衔，然实际主持军委事务的，是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故1969年10月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突然袭击，李仍留守北京，叶则与朱德、陈云等元老则被“疏散备战”到长沙。
叶剑英固深怀“伴君如伴虎”的疑惧，但毕竟素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国忧民情怀。1970年端午节这天，叶剑英抚今叹昔，写下七绝《怀屈原》：
泽畔行吟放屈原， 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 一读骚经一肃然。
作为“大事不糊涂”的政治家，叶剑英景慕屈原“行廉志洁泥无滓”的人格，然于逆境中选择的是等待。这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影响历史走向的时代转机悄然降临。
叶剑英远离中枢已多时，对于修改宪法时张春桥与吴法宪在存删三个副词所涉及到的“天才”之争执，对于国家主席的设置与废弃这些问题的细节，未必十分清楚，但在涉及文革的切身感受上，不会轻易改观。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据当事者回忆，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许世友、陈锡联等均以握手的方式表示对讲话的拥护，叶剑英亦在其列。陈伯达弄出“称天才”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语录，又在华北组讨论林彪讲话的发言时言辞激烈。虽然同一组的汪东兴发言内容更为激烈，但后来检讨时却轻易过关。陈伯达注定要成为新一轮整肃的突破口。毛泽东在不数日后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称陈伯达是欲将庐山“炸平”的“野心”“广大”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并且决定设立专案组，审查这个“形迹可疑”的“反共分子”。
外人很难知晓，作为当年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二把手，陈伯达与江青早已貌合神离乃至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实质，在某种程度上确乎意在否定文革，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至于“军事官僚专政”的坐大，也不能不是权谋大师毛泽东的殷忧。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与林彪一拍即合，大概就此注定了日后的命运。
扬此抑彼，毛泽东决定任命叶剑英为负责审查陈伯达的专案组长。毛泽东当然不会淡忘当年叶剑英在怀仁堂会议上当面对陈伯达的嘲讽。叶剑英自然也明白，毛泽东早已对陈伯达“断案”，专案审查不过是要“坐实”这些罪名而已。于他而言，随着林彪部属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的式微，命运之神再次眷顾。
1971年夏季，叶剑英襄助周恩来，参与对秘密访华的基辛格的接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成为取代军委办事组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主持者。在11月中旬接见军队干部时，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叶剑英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怀仁堂之举已非“逆流”。对于林彪的出走，有着屈原情结的叶剑英自然予以斥责，这就有了《斥林彪》：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末句用典，读过《史记》和《汉书》，对李陵的悲剧结局应感慨良深。5年前，叶剑英引辛词“将军百战身名裂”，恰是典出李陵，历史仿佛来了个轮回。傅高义认为，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列举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的内容和步骤。
“一孔明灯万古明”
1973年8月，因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中共“十大”。叶剑英与周恩来、王洪文、康生、李德生一起成为中央副主席。这显然是对他主持军委的首肯。与此同时，造反起家，年仅39岁的王洪文为毛泽东青睐有加，出人意料地擢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这个文革新贵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局结为“四人帮”。
这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王洪文受命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锋芒所及，连带着同时参与同基辛格会谈的叶剑英。1974年春，毛泽东批转王洪文、江青联名推荐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这一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批林批孔”运动就此在全国展开，矛头所向正是被江青目为“现代大儒”的周恩来，与之声气应求的叶剑英自然亦难避易。江青以整刚刚辞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为突破口，并以批“走后门”为借口，再次将锋芒指向军队高级领导人。
这一次叶剑英没有重演当年怀仁堂面斥的一幕，而是以向毛泽东写信做“自我批评”的方式，禀报实情，于是引出毛泽东否定江青“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回应。叶剑英清楚，虽遭林彪事件的重创，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仍毋庸置疑，周恩来的忍辱负重、以柔克刚才是应对“四人帮”唯一得当的谋略。还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叶剑英目睹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与“四人帮”的周旋。7月下旬，叶剑英作《会场素描》：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
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合力，促成邓小平于1973年4月复出。当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连续五次召见政治局、中央军委成员以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发表讲话，在12月12日的讲话中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12月22日，中共中央以44号文件宣布：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信用邓小平的同时，毛泽东做出另一个重要决策，当着诸多高级将领的面，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并一再强调叶剑英对此“是赞成的”，“我赞成你（叶）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这多少表示借重这位主持军委的老帅的声望，减少可能产生的阻力。
1975年年初邓小平主持展开整顿，及至岁末发起对邓“右倾翻案风”的“反击”，时局的跌宕仿佛走了一个过山车。1976年2月，叶剑英被宣布“病休”，再度失却毛泽东的信用。“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在有限的接触中，叶剑英感觉此人务实沉稳，作风民主，含而不露，故认为毛泽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情势下选中声望和资历并不出众的华国锋，是“巨眼识英雄”。正是对华有这样的好感，为后来的惊天合作埋下伏笔。
1976年10月6日晚，拘捕“四人帮”之后即刻于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建议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叶剑英当即明确表示：毛主席在世时指定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这就表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生前安排的接班人。叶同时强调，毛主席生前多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是实现了毛主席的遗愿。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也是毛主席的遗愿，国锋同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长期在军事部门工作，愿意辅佐国锋同志。叶剑英还表示，自己今年已经79岁，国锋同志才55岁，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为的时期。我们应当在国锋同志的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的遗志而奋斗。叶剑英后来还对熊向晖说，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总理在世不会这样干，小平也不会这样干，只有国锋同志才能干出来。据此，他首先称颂华是“英明领袖”。
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愫，叶剑英在1977年5月赋《八十书怀》，首联即是：“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释“来人”，时人多以泛指解。诗无达诂，笔者则以为有称颂华国锋之意存焉。颔联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四句合解，意谓庆幸毛主席选好了接班人，故“老夫”虽年届八十，能力有限，已不必为事业之兴废而劬劳忧心了。
拘捕“四人帮”，叶剑英强调这是实现毛泽东的遗愿。世人多理解为维护时局之稳定而采取的“师出有名”的策略。这诚然合乎当年的实情，但也不应忽视以下历史细节：毛泽东在1973年12月召见诸多高级将领时引经据典，言及汉高祖刘邦的重臣周勃“厚重少文”，对许世友说：你也“少文”，你就做周勃嘛。这番话的语境是在表示“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殷忧时所说，许世友以“把它消灭，不怕”应答。这番对话似与7年前毛指“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叶剑英以“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应答如出一辙。“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的慨叹，在22年之后居然成为敢于出手施以致命一击的心理慰藉。仿效盟刑白马翦灭诸吕的周勃、陈平，似乎成了毋须犹疑的选择。
真心拥立新领袖，叶剑英确乎怀有“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诸葛孔明情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治国方略。与此同时，权力中心开始由华国锋逐步向1977年7月复出的邓小平转移。81岁高龄的叶剑英在此前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希望会议所实行的“这样充分的民主”“一定要永久坚持、发扬下去”。同时，面对权力中心的逐步转移，似未改孔明情结。1979年9月，叶剑英将作于大约半年前的《下三峡过白帝城》（《选集》之外的另一首佚诗）书赠时任书记处书记兼副总理的谷牧：
走向隆中五丈原，驱驰奋斗即终身。
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
文革初期，成都破“四旧”者欲捣毁武侯祠。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放出狠话：谁敢损毁武侯祠就杀谁的头。武侯祠遂毫发无损。笔者在初不解，何以毁坏曲阜孔庙不见有狠话制止？后方明白，这是要表明“板荡识诚臣”的心迹。周恩来是叶剑英最心仪的政治家。周恩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叶剑英则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表达拥戴新领袖的心迹。这两段名言均出自诸葛亮的《出师表》。若以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言，自然可以目为未脱中国传统文化之局限；若以道德继承论乃至政治家的智慧而言，则似乎又难一言以蔽之。傅高义如此评论毛泽东去世后的叶剑英：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但他后来并不支持邓小平排挤华国锋的做法。
叶剑英确实希望邓小平如同自己一样辅佐华国锋。然而出任过1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以1975年雷厉风行的整顿而深孚民望。在终结毛泽东时代已是人心所向的情势下，具有安邦治国才能的邓小平（叶剑英语）自然不会坐失历史的机遇。1980年12月，在决定华国锋去留的高层会议上，叶剑英动情地回忆当年与毛泽东诀别的情景：握别时，毛已无法言语，叶离开病榻到室外片刻，工作人员即命返回，再度相握，见毛凝视良久，喉头滚动，欲言而不能，惟以加力相握示意。叶剑英意会，这似乎是托付身后之事。当然，在当年的情势下，叶剑英的自我批评是：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有封建意识的影响。
叶剑英，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又饱读史书的政治家诗人，以留存的二百首左右的诗词，展示了跌宕多采的人生历程。一部《叶剑英诗词选集》，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成为了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实录。刘邦、屈原、孔明，这些名垂史册的历史人物，依然身着中山装乃至西装行走在中华大地。自然，后世的人们，会在这历史人物的长廊中，添加毛泽东、华国锋、叶剑英……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信然。
写于2013年2月中旬
作者说明：此文发表于2013年第7期《同舟共进》，有两节引用叶剑英文革初期谈到毛泽东挑选了林彪为接班人的讲话未能刊出，现予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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