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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7月30日第252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姜 凯 五十年后看文革
文革初起
三次大串联
“七二○”之后的日子
为了忘却的回忆——文革反思之一
并非多余的话——文革反思之二
五十年后看文革——文革反思之三
附录 孙怒涛 略谈清华“老六届”时的学制、年级、系名、班号
刘国章 一个“花五类”的文革经历
我的“花五类”出身
高中毕业生下乡搞“四清”
我参加了官办保守组织抄家
大串联到北京上海
我被作为“铁杆老保”批斗
武斗升级到动枪我“火线”参战
真枪实弹的恶战中看着同学在身边倒下
从空压厂坦克攻击下逃生
驻扎西郊时的意外伤亡
枪走火险些要了我的命
母亲苦劝我离开武斗队
交枪后的逃亡与遣返
1968年春我领过一笔“巨款”
我知道的抵制上山下乡“钉子户”
我在学校第一个报名下乡
我成了县里的先进知青
生产队里的各色人物
同学好友郑方平
参加普及样板戏宣传队
带外侄女下乡接受锻炼
知青中的“祸害”引起民愤
动乱岁月中夭折的爱情
艰难的招工回城路
史林一叶
李晓航 文革时期查禁图书举例
古 道 从故纸堆中看到的文革时期禁书三例
古 道 历史文献中一段被涂黑的话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69年蚌埠市关于图书清理的意见
古道提供 渔歌子录入 1974年一份有关清理图书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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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五十年后看文革
姜 凯
作者简介：姜凯，祖籍江西南昌，1944年生于四川宜宾。1946年随父亲定居天津，1956年随父亲调动移居河南郑州。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先后在化802、化804班学习。1968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安排到南京军区城西湖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分配到兰州西北油漆厂当工人。1973年调甘肃省燃化局给局长当秘书。1978年考入清华化工系高分子专业读硕士研究生。1980年硕士毕业后分配到纺织科学研究院合成纤维研究所。其间1982——1985年赴西德斯图加特大学读博士，学成后1985年回国，担任纺织科学研究院合成纤维研究所所长。1992年“下海”参与创建广东中成化工有限公司，历任董事、副总经理，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智成化工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12年退休。
文革初起
大约1966年6月中旬，我们撤出“四清”地，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10日，以蒋南翔为首的原校党委垮台，6月12日北京市委派的工作组到校。由于对6月初发生在学校的事情不了解，开始我就是一个旁观者，哪派都不是。
文革初起的日子里，我们看到校系的领导已经被打倒，甚至一些学生干部也被戴上高帽子游斗。在新斋门前，我就看见系学生会主席鲍浪在挨斗。文革前，我曾任系学生会副主席，和鲍浪共过事，知道她是个烈士子女。鲍浪性格倔强，一些学生向下按着她的头，她就是不低头，有人就把字纸篓扣到她脑袋上，还把一瓶墨汁从她头上浇下来。看到这些行为，我很反感。
6月12日，市委工作组进校，扶持了一个临时筹委会，头头是刘涛、贺鹏飞、李黎风几个高干子弟。我们在学校受过的“政治教育”，特别是“反右教育”，使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作组就是党派来的，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文革之前，我在年级里是“又红又专”学生、重点培养对象之一，一直参加年级的重点课程的“提高班”，被系里指定为系学生会副主席，“四清”前在学校入党。可以说，我当时毫无独立思考能力，从所受教育、个人利益上自然趋向工作组，当时就是这个认识水平。工作组开始就是发动批判校党委，还风平浪静，直到蒯大富贴出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6月24日，蒯大富与工作组在大礼堂辩论，工作组没占上风，之后工作组就软禁了蒯大富和几个骨干，掀起了“反蒯”运动。
8月2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到清华游行，疯狂地高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后来到大礼堂辩论，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叫喊。我们年级的李衍平却跳上讲台，批判这个对联。他首先声明：“我是革干出身！”当时如果非红五类出身，肯定马上被哄下台，至于他是什么出身，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激昂地拍着桌子，大声地说：“这不是党的一贯政策！”台下有不少掌声，但很快被疯狂的叫嚷声压制——“把他轰下去！”后来我问李衍平的感受，他说：“我没那么英勇，只是看不下去。后来，我怕他们打我，从后台一溜烟跑回宿舍了。”
当时我就坐在台下，一边佩服李衍平的勇气，也为他捏一把汗。在清华文革最疯狂的时候，李衍平曾挺身而出，将从被对立派的监禁下逃出的罗征启藏到广东的家中数月，直到工宣队进校。李衍平在我们年级的外号叫“老前辈”，我欣赏他的正直和勇气。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我最为佩服的老同学，亦师亦友。
8月24日，清华老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推倒、砸毁二校门，并把原清华的领导和一些知名教授押到二校门前，让他们清理现场。那些自诩为革命小将的红卫兵，身穿将校呢军装，手抡皮腰带，殴打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场面惨不忍睹。当时我在现场围观，看着这些昔日尊敬的校领导和教授被如此对待，心里实在不能接受，觉得超出了做人的底线。当然，在那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下，谁也没有勇气站出来反对，只是此事奠定了我一生反对各种“以革命的名义”胡作非为的思想基础。文革以后陆续揭开了各种残酷的事实，能够在那个“红色恐怖”时期公然站出来反对那些罪魁祸首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还有顾准等人，成为我心里的真正英雄。
7月28日工作组宣布撤出清华大学。因支持工作组，我受到年级造反派的大字报批判，基本是被边缘化了。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刘、邓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著名讲话。
8月4日、6日，周总理两次到清华讲话。
8月8日，“十六条”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唐伟成立88串联会，8月9日，刘菊芬等人成立89串联会。
开始对待工作组的态度，我是“保守派”，后来我支持89串联会，也是“保守派”，最后参加414派，在团派眼里，仍是“保守派”。
可以说文革之中，我一直是站在“保守派”一边，一直反对“造反派”。其实，我也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上层政治斗争的马前卒，无论什么派，都是在被愚弄、被利用、被操纵、被抛弃、被损害，没有正确者，没有胜利者。
在摆脱了文革初期那种绝对盲从之后，我也渐渐地走向独立思考，渐渐地走向逐步清醒，渐渐地走向追问和怀疑，渐渐地走向成熟。
三次大串联
近代中国发生过两件空前绝后的事情，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的“吃饭不要钱”，一次是文革中的学生“大串联”。这两件荒唐事都是领袖的“专利”。人们不能不佩服领袖的想象力和煽动力。查遍古今中外的历史，即便是最疯狂的皇帝君主，哪怕是希特勒那样的狂人，都没有做出过类似的事情，估计今后也不会再出现，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应该无可争议。评价这两件事情背后，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狂妄的专制、一个肆无忌惮的权力、一个不可理喻的狂热。
“吃饭不要钱”在1958年大概实行了3个月，吃空了国家和集体的存粮，成为后来的三年大饥荒的源头之一，造成几千万老百姓饿死、全国老百姓饿饭的史无前例的惨剧。
“大串联”造成巨大损失现在好像还没有人作出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但成为全国十几年经济大衰退的重要原因是不能怀疑的。
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可怜的，芸芸众生被“伟大领袖”的“革命理想”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却永远不长记性，有点小利益就大唱赞歌，经常敲锣打鼓地跟着跑。吃大食堂的时候，为不要钱吃饭而欢呼，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大串联的时候，为不要钱什么地方都能去而兴奋，殊不知几年后中学生被赶去农村，大学生被送往农场，十几年不涨工资。当年我们也是“兴奋族”中的一员，也曾推波助澜，也曾深受其害。回过头来，明白也晚了，但终究“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是明白了好。
1966年8月5日，领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少奇被实质性地打倒。在1966年8月份，领袖接受全国“革命小将”朝觐，于是坐车不要钱的“大串联”开始了。外地的学生往北京跑，北京的学生则跑到全国各地。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享受了几次百万学生的狂热欢呼，并公开肯定了作为文革标志之一的“红卫兵”称谓。
向大学派出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又让王光美实际操控了清华的运动，所以刘少奇倒台后，支持工作组的一派被认为是执行了“反动路线”而被批判。我自己也觉得站错了队，很是沮丧。正好“大串联”开始了，大家可以名正言顺地去“革命”，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蹭蹭热度，刷刷存在感的意思，这是我们参与“大串连”的初衷。年级里20多个情况类似的同学一起组队，开始了第一次“大串联”。所有的“大串联”都打着“革命”的旗号，首站必须是革命圣地，我们选择了韶山。在顶礼膜拜之后，又去了桂林，那纯粹是游山玩水了。后来去了重庆，红岩村和渣滓洞是必须去的，然后去大学看看大字报。重庆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各奔东西，没留下什么真正值得一提的东西。
经历过“大串连”的人都有共同深刻印象，就是“奇葩的火车”。不知火车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车，什么时候停车，在什么地方停靠，停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再开车，一律不知道。一群一群的学生，像无头苍蝇一般，见车就上，不问东西南北。车厢内人群立体分布，坐位上挤满人，过道上站满人，座位下面躺满人，厕所里也是人，行李架上还有许多人横卧。我觉得当时的绿皮车厢虽然简陋，但相当牢固，结构质量堪称一流。行李架超载怕有几倍，倒没见过垮塌现象。火车停靠某处，并不开车门，都从窗户上下，解决内紧问题，男生就地放水，女士则集体互助，围成一圈，轮流小解。另外就是寻找可充饥的食物（还好，车站有时还有推车供应的食品）。实在饿了，就地下车，吃饱后换车再走。也有许多结伴的，由于部分人没赶上车，就各自东西了。
由于“大串连”是领袖的号召，各地政府倒也不敢怠慢，对这些“红卫兵”，尤其是北京来的，还给安排食宿。主要住在大学教室里，在学校食堂吃饭。在桂林我们就住在广西师范学院，独秀峰就在那个校园里，我们天天爬这个独秀峰。我想当时各地政府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些学生别闹事、别出事，早点把这些横冲直闯的“红卫兵”打发走了事。
到过重庆之后，大概已经是11月，由于天气已冷，大家都没带冬衣，就决定就地分散，各奔东西，大部分东下回家了。我和王涪生则结伴北上到兰州，准备从兰州回北京。在成都换车时，两人突发奇想，准备体验一下露天乘车的味道。我们爬上一列北上的货车，找了一个敞棚的空车厢，开始了我们的浪漫之旅。开始时挺惬意，一边吹着凉爽的秋风，一边欣赏着川北农村的田园景色。但好景不长，列车开始进入山区，不时要穿过山洞隧道。那时的火车还是烧煤的，在隧道中烟气浓烈，还不时有细小的煤渣吹来，打在脸上生痛。我俩不得不用衣服裹住头部，出隧道后都成了“墨面”，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好心情。好歹挨到了绵阳，下车换上了客车。
到了兰州，气温已经很低，我俩冻得飕飕发抖。到省政府接待站，还好可以借一件棉大衣，这才解决了大问题。到毕业离校的时候，有甘肃省政府寄来的账单，说我们欠30元，就是这个大衣钱了。
“大串连”延续了三四个月，可能是铁路坚持不了，就换了个花样，叫“步行串连”，不许坐火车了。我们又以上次“大串连”的人员为主，找了一面红旗，缝了“钢一连”三个大字，开始了我们的第二次“大串连”，目标是步行走到延安。过去没有长途跋涉的经历，对我们倒真是个锻炼。头两天，大概一天走50里左右，许多人脚上都起了水泡。解决的办法是：拔下一根头发，把缝针烧一下消毒，然后用针穿过水泡，把头发留在里面，用手挤压，让血水顺着头发流出来。待血水流净，抽出头发，用手揉水泡，使外皮和内皮贴紧。经过一夜休息，伤口基本复原，可以勉强走路。
我们先从北京沿京广线南下，过涿县到琉璃河，然后拐向西南，经过易县、涞源、进入山西，到灵丘县为止。这一路也没什么值得可讲的故事，干巴巴地列出几件经历：
路过清西陵。文革中这些历史遗存很多遭到破坏，但西陵好像没受太大影响，只是无人管理。北大的刘晓陆对西陵饶有兴趣，一再劝说我们仔细参观。记得他不断大声朗诵那“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句（西陵面对易水）。但我们这支队伍大部分是清华理工男女，理所当然地否决了北大文科男的提议，只草草地参观了一下，现在毫无记忆。我的脑子里只留下一个类似观象台建筑的影子。
狼牙山，是著名“狼牙山五壮士”事迹发生地。这个故事使其扬名全国，其实狼牙山的自然风景也是不错的，一座座山峰层叠突起，状如狼牙交错，当地人把这些山峰称为“砣”。我们花了半天时间登上了主峰，好像叫“莲花砣”，确实有几处山路险要，记得叫“阎王鼻子小鬼脸儿”。登山顶后，我们不愿原路返回，就从后山下来。因已经天黑，在山下的小村子借宿一晚。还记得那个村子叫“五勇村”，肯定是新改的名字。我们借宿的村长，给我们讲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情况，好像和宣传的不太一样。
我们这次步行串联的目标是延安，但却在山西灵丘县待了下来，住了好几个月，原因是遭遇了一场荒诞剧，可戏称为“灵丘毛驴阵”。
我们到灵丘后，住在县中学学生宿舍。这个宿舍和城里学校的宿舍不一样，没有双层床，而是平房大土炕。这次是步行串联，我们只想走走看看，并不想介入任何地方的文革事件。我们住下后，照例一般化地浏览一下当地的大字报，然后准备吃晚饭。一会儿，钟存仁和刘晓陆分别带了几个县中学红卫兵来，说是反映当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反扑”的情况。两个学生，还有一个年轻教师。现在只记得一个学生的名字，叫赵云雾，因为名字比较特殊，所以印象较深。另一个姓刘，记不清名字。那个教师戴个眼镜，说话手舞足蹈，表情丰富，极带戏剧性。后来他多次在清晨或深夜神色慌张地到我们的驻地，第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在大反扑啦”。我们虽然不想介入，但也不好拒绝。听他们介绍大概是书记和县长是两派，书记叫刘文君，这一派掌权，是“保守派”，由各级政府组织的农民支持。县长叫郑广，是“造反派”，主要是县城的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学生支持，但被书记列为“走资派”。这种情况大概全国都很普遍，我们并没太在意。事后我们讨论，觉得他们的说法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查，听完另一派看法后再做结论，免得先入为主。
可就在第二天一早，我们驻地突然出现了一群毛驴，大概有七八条，有几个农民样子的人，直接把毛驴赶进我们的两间宿舍。女宿舍里几个女同学惊恐地站到炕上，退守到墙根。我们这间男宿舍只有我和几个同学在议论县里的文化大革命。那几个赶驴人竟要把驴赶到炕上吓唬我们，我们只能退守到墙根上，并拿起旗杆子自卫。双方对峙了一会儿，有两头驴子竟然拉了两泡屎，那几个人哈哈大笑，赶着驴走了。马上县城里出现了大字报，题目叫“革命驴大显威风，驱赶假首都红卫兵”（大意）。很显然，这是掌权的那一派在听说赵云雾等人和我们联系后，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目的就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最好能把我们赶走。其实这一招非常蠢，本来我们是准备离开的，这样一出闹剧，却使我们坚定地留了下来，也反证了赵云雾他们反映的情况大致属实，书记那一派太嚣张也太心虚。
我记得我们参加“步行串联”大约是1966年底，天还很冷，路上冰雪未化。春节是在灵丘度过的，据齐彬回忆，吃的饺子。我们离开前曾去参观平型关，天气已经很热了，杏子已经黄了。这样算下来，我们陆陆续续在灵丘待了半年左右。
其实灵丘的文革运动更多的反映了山西官场历来就有的派系斗争，和什么路线没什么大关系，只是大家都打着这个旗号而已。后来我们并不关心灵丘县的文革情况，但都十分关心那些和我们相处的几个红卫兵的遭遇。大约1973年，我当时已经分配在兰州，与我保持有联系的刘晓陆分配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教书。有一次我回郑州看望父母，中途下车在西安与刘晓陆见面。我们就着西安的腊羊肉和花生米下酒，闲聊人生，也谈起灵丘的熟人。他的未婚妻是个知青，恰巧在雁北插队，他探亲时曾路过灵丘，见到赵云雾等人。据赵讲，后来那个书记还是倒了，郑广被结合了，所以后来他们的遭遇还不错。几年后听刘晓陆讲，赵云雾后来上了山西师范学院。不过当时在灵丘参加文革的那些具体事情现在都忘光了。
“大串连”后来被叫停，要求学生“回校闹革命”。在1967年上半年，北京和学校发生了很多事情：“二月逆流”“井冈山”成立、“414”成立、蒯大富“智擒王光美”“揪斗王光美”等等。那些活动我们都没怎么参加。1967年“七二○”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扣押王力、反对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在江青等人的挑动下，全国又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这又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第三次大串联”。
我们这次去了江西，停留在上饶专区的弋阳县。主要人员还是去山西的一部分，包括王涪生、刘晓陆、郭光远等人，又加入了轻工业学院的陈庆力等几个人。在上海碰到几个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只记得有陈焉智、董丰，其他名字记不得了。她们赖着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江西，所以这支队伍也不小，20多人。
具体为什么我们停留在弋阳，现在也记不清了。也记不清我们在弋阳有什么“革命行动”，只记几件好玩与胡闹的事儿——
庐山游。庐山属于九江市，当时两派已经发生了武斗，动了枪。其中势力小的一派被赶出了九江城里，撤退到庐山，后来听说庐山上这派又撤走了。我们上去的时候，正好是空白期，无人管理。庐山本是中央级别的会议中心和疗养胜地。山上有许多宾馆，现在空空无人，我们随便地就住在里面，享受了一次免费的高干待遇。山上有一个小动物园，饲养员不知跑哪里去了，就是还在，可能也是无能为力，谁提供饲料呀？老虎饿得皮包骨头，但眼睛仍精光四射，在笼子里不断往返走动，可怜的老虎，后来也不知道是否活了下来。山上虽然无人管理，但当地人开的小铺子还在，还有可以吃饭的地方，早晨还有炸油条，比起老虎，我们实在幸运多了。
“枪嫌”的故事。在弋阳的时候，我们与支左部队的军官们交好，有时请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去庐山的时候，我们谎称去南昌汇报，但感到一路武斗激烈，为防身和他们借枪自卫。当时的武装部长经不住我们的软磨，竟真的借给我们两支旧手枪。一支是勃郎宁小手枪，王涪生十分喜爱，就归他保管，我拿了那支旧的驳壳枪。在庐山上空旷无人，我们打了一次靶，结果引来了当地的民兵，把我们包围起来。后来经解释，又出示了部队开的持枪证明才算了事。离开弋阳之前，向部队交回了手枪和原来有的四支步枪，并要了一个还枪证明。后来的事情在后续“农场余波”有陈述。
横渡长江。从庐山上下来，准备回弋阳，然后返回北京。那时大约是9月份，江西的天气还很炎热，大家都换上游泳衣，在长江边上游泳。玩得高兴，有人提议，我们横渡长江吧。一群楞小伙子，傻大胆，不知天高地厚，竟有十几个人响应。但究竟都是大学生，还是有理性的。游出大约几百米，大部分退出了，只剩了4个人。又过了几百米，2个人回头了，江面上只剩下我和轻工学院的陈庆利两个人。我当时感觉良好，顺着江水慢慢游，觉得不太费力气，就一直游了下去，大约经过了近三个小时，我们两人到达对岸，完成了横渡长江的壮举，成为了一辈子吹牛的资本。其实想想也十分后怕，三千多米的游程，又不熟悉水情，没有船只保护，万一发生如腿抽筋等意外，那肯定报销了。到北岸后，和几个船工聊天，问他们如果我们发生意外，在水里求救，你们会救我们吗？那个老船工笑着说，我们的行规是“救死人不救活人”，你们运气好，龙王没收你们。我们花5角钱，请船工把我们送到南岸。岸边的同学看到我们都欢呼起来，他们等了4个多小时，都以为我们完蛋了。
2000年前后，我在株洲任职，郭光远告诉我，陈庆利到长沙了。我在长沙请他们夫妇吃了一顿饭。他本身就是高干子弟，又做了李天佑上将的女婿，不是那时单纯的学生了。开始我们就没什么话说，他很客套并推托喝酒，情况有点尴尬。我说就凭我们一起横渡长江，这个酒非喝不可。后来两人喝了一瓶五粮液，谈的云山雾罩。就此一别再无音信，究竟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七二○”之后的日子
说心里话，自成年以后，直到现在，国家大事中让我真正发自内心高兴的，只有两件：一件是粉碎“四人帮”，不管现在人怎么评价和议论，但当时亲身经历之人都觉得是“解放了”，从一个疯狂的年代解放出来了；第二件是1968年的“七二七”事件，北京3万工人开进清华园，科学馆中105个被各种枪支围困了近一个月的“414”同学被解救出来。这里面有我熟识的战友，也有不熟悉的同学，如果继续被围困，他们可能就会丧命。在中国首都，“天子”脚下，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竟然上演着如此残忍的悲剧，这就是文革的一个缩影。这件事虽然影响范围小得多，但对于科学馆内被围困的105个人，以及如我这样关系密切的人，就是“天亮了”那样的感觉，恨不得到天安门广场去呼喊。
在我们退出武斗后，清华园的武斗仍在发展，并不断升级。7月4日，蒯大富的团派动了枪，完全围困了科学馆。在此期间，“414”被射杀4人，多人受伤（整个“百日武斗”双方死亡13人，受伤400多人）。7月9日，蒯大富火烧科学馆，并阻止消防队灭火，科学馆楼顶被烧毁。“414”派的同学虽然想尽办法突围，但究竟团派拿着枪，并真的杀人，强拼会有更大伤亡，只能坚守科学馆。残酷的现实一直延续到7月27日。
北京工宣队是领袖派的，后来的内部讲话说自己是“黑手”，应当不假，整个文革的始作俑者嘛，这个“功劳”谁也夺不去。不管内幕如何，也不管工宣队后来的行为，仅就解救科学馆同学这一件事，“414”派的同学是由衷感谢工宣队的。当日工宣队还死了5人，700多人受伤。后来的清算中，开枪打死人的射手都被判10年到无期的徒刑。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团也应该感谢工宣队制止了清华武斗的继续发展，不然，可能更多的人会被清算判刑。
“七二七”后，工宣队进驻了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大专院校，这件事标志着以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运动结束，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
“七二七”后，我们在学校接受了两个月的审查，9月25日离校。这两个月其实挺重要的。一是同学中的情侣纷纷亮相，以便在分配时可以在一起。王涪生和杨莉莉举行了订婚仪式，两人在颐和园听鹂馆请好朋友吃饭，不少人酩酊大醉。钟存仁多次重复地张开手掌，口齿不清地宣称：“五杯葡萄酒、五杯啤酒”。宴会结束后，大家在颐和园里留影。照片洗出来，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背景上有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男女厕所”，笑死了，大家都有点晕晕乎乎了。
还有一件大事儿，就是把宿舍里的书报破烂全都卖了，然后到全聚德吃烤鸭，记得一只烤鸭的价钱是7元（记不准确）。这个聚餐，是以宿舍为单位，两派都有，堪称“大联合”。
为了忘却的回忆
——文革反思之一
为了忘却还是为了回忆？
到2018年5月30日，清华“五三○”大武斗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这场悲剧，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灾难中也仅仅是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十几个悲苦的灵魂和上千名被卷入其中的小人物，历史注定会忘却他们。我们这些曾经的参与者尽管记忆犹在，但也日渐模糊，早晚也将逝去。那么就为了忘却吧。
让我们做一次为了忘却的回忆，做一次为了忘却的反思，做一次为了忘却的发泄。
1968年4月的一天，我们住的新斋宿舍突然被拿着长矛的团派封锁，在偌大的清华园内，我们立刻无家可归了，连被褥也没能拿出。还是同年级的好友包季欣帮我们取出了简单的衣物，他尽管与我们不同派，但仍然是好朋友。当夜我们出于无奈和气愤，和同年级的二十几个好友，一起进了科学馆。当夜，我们在4楼布防，在房顶上揭开瓦，以便观察，防备团派进攻。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独自望着对面的大礼堂，心中无限愤懑不平：文化大革命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到底什么是“革命路线”？连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也成了武斗的战场，这是文革的目的？强势的一派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别人赶出宿舍，这天底下到底有没有说理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卷入武斗最原始的动机。
清华的武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只是小打小闹，相互扔扔石头、瓦块，个别同学独自外出被对方收拾一顿，很少正面冲突。我只记经历一次较大的冲突：对方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似乎是想来切断科学馆的电源，科学馆派人出击，双方用长矛打了几下，对方跑散了，这边也收兵，没有什么伤亡。回科学馆后，我发现自己的棉袄左肋下被扎了个口子，离胸部也就几厘米，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后来，工化系的几十个人从科学馆撤出，先到二教楼，后又到动农馆，最后占领主楼。中间也没有大冲突。
直到4月29日，武斗大规模升级。
当日，在东区5号楼前发生两派第一次大规模冲突，“414”的谢晋澄被团派汽车当场压死。
5月30日，团派进攻东区浴室，“414”自主楼增援。双方列阵在东大操场对峙，“414”出动了自制的土坦克，团派许恭生后退时绊倒，被“414”派多人刺伤，后失血过多，不治身亡。“414”的卞雨林被团派一方射出的一箭击中，虽然右肩仅被刺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伤口，但顿时昏迷，送到医院已经死亡。卞雨林死亡后，“414”曾经要求北京公安局进行验尸，查明死因，但当时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无人理睬。按我们的知识判断，如此快速地死亡，最大的可能是箭头涂了氰化钾类的毒剂。
此后，武斗更加激烈，还动用了枪支，科学馆被完全封锁直到工宣队进校为止。
关于武斗的具体细节，许多当事人都写过了，不再重复。在此仅交代一点有关的事情：
卞雨林所在的这支队伍，主要是化8（工化系1962级，1968年毕业）和化0（工化系1964级，1970年毕业）、化00（工化系1965级，1970年毕业）年级的部分同学，我也在其中。卞雨林是工程化学系00级，可能是004班的学生，江苏泰兴人，父亲曾任泰兴县副县长，不清楚是否有兄弟姐妹。在文革前我们不认识，在主楼时生活在一起，也不太熟悉，他给我的印象是瘦高个子，一米七五以上，平时不爱讲话，人很腼腆，非常忠厚的样子。处理后事的时候，由于要求验尸耽误了时间，已经有些腐烂了。追悼会上他的父亲似乎很平静，但内心的悲伤仍然无法掩饰。看着他那欲哭无泪的样子，我们都压抑不住悲愤，流下真情的眼泪。是啊，小县城里那时有几人能有幸进入清华？眼看成人成材的儿子死于非命，那绝对是心如刀割，是任何表情和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更使人难过的是：他们可以去问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谁又能回答呢。
在送卞雨林入火葬场的时候，穿过一个走廊和大厅，横七竖八满地到处都是尸体，简直无处下脚。估计有40～50 人之多。我之前唯一一次见到的死人是学校试验田井里捞上来的，被一张草席盖着。现在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大多不像正常死亡。这可能就是当时北京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缩影吧。
我一直保存有一张卞雨林生前的照片，近40年了，看着他那天真、忠诚却又迷茫的表情，每每唏嘘无语。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最后看到了什么，又在想什么，已经是永久的秘密。我相信这是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后痕迹了。
我们工化系的一群好朋友在清华坚持到“五三○”以后，其实大家都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意义，看不到前途，只是出于义愤和义气才坚持下来，谁也不愿意单独退出。
5月底，我大姐听说清华发生大规模武斗，还知道我也在其中，就告诉了我的父母。我妈妈心急如焚，由大姐陪同赶到北京，劝说我脱离武斗。我感到妈妈是为我们大家着想，但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单独离开的，觉得对不起朋友，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图为姜凯的父母与子女在1945年的合影，母亲所抱的小孩即姜凯）
我妈妈是个见过市面的知识妇女，曾经陪父亲在日本读书，也经历过抗战期间的艰难流亡。我虽然知道妈妈的胆识，但还是低估了妈妈的决断、精明和豁达。她花了大价钱，在某个大餐厅（记不准是哪个了）请我周围所有卷入武斗的朋友吃饭，劝我们共同退出，但让我们自己决定。在这个契机之下，我们一起相约退出武斗，讲义气的好朋友同进同退，大家心里好受些。分手之前，我们共同签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一份反映清华武斗的报告，让钟存仁设法上报中央。后来钟存仁确实通过王海容转交了报告。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下文。文革中，清华也不过是某个人棋盘上的小卒子，两派的人都是他斗法的工具。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清华几个小卒又值几何？
多年以后，还有好几个同学对这顿大餐记忆深刻，有说平生第一次吃了对虾，有的说第一次吃了奶油蛋糕，可我却记不清了。我一直为我妈妈当时的决断而庆幸，说不定这个决断救了我们当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性命。
我们庆幸没有葬身这场灾难，但庆幸之余又充满了内疚。如果我们早几天退出，卞雨林也许仍然幸福地活着。作为老大哥，我们没有把学弟带出危险，却把他留在了那黑暗、血腥、冷酷的年代，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什么说法可以告慰他那孤苦的灵魂，我们内疚啊。
当然，不管什么原因，参加武斗都不是光彩的事情，但这种经历使我们懂得了更多。虽然为此付出了不应付出的高昂代价。也许这就是历史和宿命，既不能拒绝也无法后悔。
写于2007年10月
补记 关于照片的说明
（图为当年的卞雨林）
唐金鹤在写《倒下的英才》时曾经和我联系，想要我保存的一张卞雨林的照片，附在她的书中。我看到那张照片在卞的旁边是现在已经去世的李××。当时我没有立刻答应唐金鹤，而是征求了李的意见。李觉得发表不太好，所以我就没有给唐金鹤。其实我还是有点儿书生气，旁边的人的面孔是可以打上马赛克，或者剪裁掉，做技术处理的。只是当时没想到。
并非多余的话
——文革反思之二
关于清华文革，我前面写过“为了忘却的回忆”，讲了清华武斗中死去的卞雨林。最近看了叶志江写的《走出文革》一书，讲了清华武斗中死去的许恭生。卞雨林是“414”的，许恭生是团派的，是两个在文革“五三○”武斗中同日丧生的孤苦灵魂。对此，有些话如梗在喉，不得不说，并非多余。
大家都知道，清华“五三○”武斗中，许恭生在后退时跌倒，被对方的几根长矛刺伤，不治身亡。许恭生是清华文革中不幸死去的冤魂之一，同情之余人们不禁要责问那几个长矛乱刺的家伙：许已经摔倒，难道就不能放他一马，非要把他置于死地吗？难道就不能像柏林墙倒后，审判东德卫兵的那个法官所说，把枪口挪开一寸吗？都是同学，怎么下得了手？我觉得这些责难是非常合理和自然的，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朋友，觉得这太残忍和难以接受了。
硬币还有一面。有人知道，也可能有人不知道，那天的东大操场的另外一边也死了一个学友，叫卞雨林。他是受了箭伤而丧生的。那支箭射中了他的右锁骨下方，入肉很浅，面积只有小拇指甲盖那末大点儿，就是破了层皮儿，竟然几分钟就失去知觉而死亡。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个箭头上涂有毒药，而且是氰化钾那类有剧毒的毒药。虽然这个推断没有法医的鉴定证明，却是基本无疑的，不如此推断就无法解释那末丁点的伤口怎么会瞬间致命。
人们同样会问，谁从实验室拿了毒药？谁把毒药涂在箭头上？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可以致人死地吗？电影《列宁在1918》里一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是那个刺杀列宁的女杀手一边给子弹涂抹毒药，一边在流泪。导演似乎想表现一个杀手的内心挣扎，为自己即将进行的罪恶而自责？我不知道，某人在箭头上抹毒药时，是否也在流泪？当时他是怎样想的，我们已无从知晓。这是一个无头案，无论哪一派的人，都不能提供任何线索。可以合理推断，这件事儿也许是某人自己秘密做的。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或许觉得同伴也不会赞成这么做，或许不愿意波及别人，或许是为了逃避责任。真相已无人知道，除了他自己。
许恭生和卞雨林的死都是极其悲惨且毫无意义的，但多少有点价值，就是告诉人们文革的残酷性和疯狂性。为什么有“乱矛刺死老师傅”（许生前是击剑运动员）？为什么有人明知死人的后果还要将毒药抹在箭头上？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两种，有的带有故意杀人的嫌疑，有的没有这种色彩。比较多的是派性蒙蔽了理性，群体行为使人丧失理智和判断能力。《乌合之众》一书对此有深刻的分析。这些具体的行为，不能完全归于“四人帮”的教唆，也应该不是武斗双方头头的主观意愿，但它就是发生了。也许就在自己一瞬间的抉择？我们自己人性中有“恶”的一面，这是我们需要反思和警惕的。
（清华武斗中披坚执锐的许恭生。图片取自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
我自己在清华文革中也做过许多蠢事坏事。文革初期我们还在农村搞“四清”，回校时校系领导都已经被打倒，到处是戴高帽泼墨汁游街的情况，对此我很反感。当时工作组已经进校，我在刚上大学时被清华反右展览清洗过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认为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当然要支持。因此我是保守派，跟在刘涛等人后面跑过一阵，反蒯和批斗过所谓的黑帮。后来参加了“414”，也卷入了武斗。我曾经多次问过自己，如果那天我也在现场，碰到许恭生摔倒，我会不会也伸出长矛呢？答案是“很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没有时间可以让你思考，你的行为基本上是“从众”。如果个人能有哪怕几秒钟的时间单独思考，结果可能不同。同样我也多次问过自己，会不会也去拿毒药，涂在箭头上？答案是：“不会。”因为做这件事之前还是有时间思考和权衡的。毕竟多数人还不会完全丧失基本的底线和良知。往箭头上涂抹毒药和明知箭头上有毒，仍向对方射去，造成死亡的后果，这个已经是蓄意谋杀了（动机、作案工具、致死原因、后果，完整的证据链），可惜这些东西都被掩盖在一两句“受蒙蔽、被利用”的不痛不痒的废话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要知道，这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呀！
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有多种解释。在经过多年的思考之后，我认为文革只是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而已。它与前苏联的各种运动，中国文革前的各种运动具有一致性的根源，只是规模不同，卷入的人群不同，社会后果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出现是带有必然性的，而出现的形式是非常特殊的。
“春秋无义战”。文革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恶梦和灾难。文革在历史上可能存留的唯一价值是告诉后人：一个没有制约的权力会怎样煽动起整个国家的集体疯狂，一个国家的集体疯狂又会造成多少愚昧、残酷和灾祸。如此而已。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对于文革危害的揭露，有人不以为然，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意义？最好“团结一致向前看”，否则就是“负能量”。有不少亲历者也选择遗忘，选择逃避自己的反思，甚至也有受害者认为，伤口已经结疤，何必再揭开流血？
文革是个伤口吗？是，也不是。它不是切菜不小心割破了手，不是走路不小心碰破了头，甚至不是被自行车撞了一下，不是破脸、骨折、脑震荡。它是一个大伤口，而且不只是外部的溃烂，更有内部的病毒感染。是外伤加上艾滋病，五脏衰竭，六腑淤滞，皮肤脓疮，口舌生疮，免疫力崩溃。
我赞成文革就是一种病毒的大爆发的评价。这是一种病毒，像幽灵般地在世界各地流传了上百年，不时在不同地方引起病毒的大爆发。从斯大林时期的各种运动和斗争，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到波尔布特的柬共大屠杀，不像是病毒的大爆发吗？经过多年的反思，文革的外伤也许结了疤，但病毒还在体内隐藏，并不时发作。关键在于，是不是承认感染了病毒？感染了什么病毒？病毒来自何方？人类现在有群体免疫力吗？中国人有了足够强大的抗体吗？要不要清除病毒？有治疗方法吗？善良的人们捂住双眼，曾经的受害者不堪回首，这都可以理解，但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选择遗忘，对仍然存在的病毒是一种姑息，对社会和民族是一种犯罪。某些人宣传遗忘，甚至强迫遗忘，特别还有人鼓吹文革不是血腥的伤口，而是“艳若桃花”的纹身，不是病毒的爆发，而是什么社会试验。以“革命”和“正义”为幌子，以民众和社会的苦难为代价的任何试验，都是邪恶的病毒试验。
除了揭露和批评文革的始作俑者的罪恶，更要努力改变形成这种罪恶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和全民族进一步反思，包括我们自己，认识文革是一种罪恶的病毒，要形成群体免疫的社会土壤，才有可能真正地杜绝文革的还魂。彻底走出文革，需要这个思想政治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彻底转变或消亡，从根本上铲除文革产生的根源，消灭文革的病毒。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看不到了，但我相信会有这一天。
文革初期，不少长者警告我们，参加这样的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我们反思文革，不少年轻人也不以为然。他们觉得文革已经翻篇儿了，不会再回来，我们的反思是“多余的话”。我现在想要说的话就是：文革病毒仍然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周围潜伏和传播，反思文革并非“多余的话”。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五十年后看文革
——文革反思之三
今年是2022年，文革始于1966年，终结于1976年，取个中间数，距今半个世纪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对于文革，我们看到了什么？
执政党曾经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庄严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害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段话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官方对文革唯一权威的“盖棺论定”。这段话含有如下结论：
1. 文革是一场内乱（不是外乱）；
2. 制造内乱的是“领导者”（是谁，数目不详）错误发动、反革命集团（数目不详）加以利用而形成的；
3. 受害方是：党、国家、各族人民；
4. 后果是全面和严重的；
5. 文革理论和实践完全错误，不是革命、不是进步。
对一个从来“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能有这么一段带有自我批评的文字，已经是很难得了，就我自己当时的认识水平也都觉得是个不错的结论，可能是执政党能够在自我反省上走出的最远边界。
但几十年后再来看，无疑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把文革放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把文革作为一个案件来审判，那么存在的疑问是：
1. 谁是被告，动机是什么？
2. 谁是原告？
3. 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
4. 原告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5. 是错误还是罪行？
6. 是个人犯罪还是组织犯罪？
7. 后果严重程度，古今中外有无参照物？
8. 加害者应该负什么责任，如何量刑、如何判决？
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有结论的，但没有共识，观点上甚至十分对立。出于这样的估计，我认为文革在政治层面上、社会层面上、法律层面上、道德层面上、文化层面上，还远未被否定。经过近五十年，文革的病毒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仍在不断传播、不断变异。不仅在基层，而且在高层，不仅在局部，而且是相当广泛。几十年前的“结论”相当于为中国人接种了一剂对“文革病毒”的“减活疫苗”，但免疫力却在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减弱，近于消失，又不再继续注射加强针。现在有人甚至在说教，这个病毒已经不复存在，文革只是一场小小的过失，是“艰难的探索”，不应被清算，应当被遗忘，禁止再提起。伤口已经结疤，为什么现在还要揭开？恶梦之后是早晨，夜里再去做新的玫瑰梦吧。
与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共存的，是如何反思文革中大量存在的普通人的“恶”，所谓“底层的恶”“平庸的恶”，包括我们自己。有一句名言，叫做“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也对，也不对。是啊。我们就是那一片片雪花，我们不是无辜的。文革中“底层的恶”也暴露无遗，人性的丑恶也暴露无遗，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自己不是也起劲儿地批斗过那些“黑帮”吗？工作组掌权时，对蒯大富这样的“游鱼”狠批不放，不是也要显示自己的“紧跟”吗？我是想证明自己“革命”“忠于”而已。后来我参加过清华的武斗，虽然有点被迫，但仍旧是参加了。现在回想，清华的两派都是要证明自己“最革命、最紧跟、最正确”，为此就要让对方服输，甚至置于死地，内心是阴暗的，就是在皇帝面前争宠而已。有些人做出毫无人性底线的事情，打的仍然是“革命”的旗号，仍然是要证明自己的“革命”。
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但雪崩的源头不是它们。它们是被裹挟进来，又去裹挟了别的雪花。就国家来讲，找到社会病症的源头是最主要的。对于个人来讲，找到自己内体病症的源头也是很必要的。但人们从来不愿意否定自己，这是人性，谁也没办法。
附录
《昨天》编者按：因有关清华大学的文章里涉及到文革时期几届学生的学制、年级与系、班名称常会让读者看不明白，本刊特选了孙怒涛先生所写的此文作为附录。此文深入浅出，讲得比较全面，读者可作为工具性资料收藏。
略谈清华“老六届”时的学制、年级、系名、班号
孙怒涛
文革前的清华“老六届”学子，当年对自己的学校有一个自嘲：一大二乱。大，即清华校园之大，让我们学生有时在上午二节大课之间的15分钟休息时间里为赶往下一个课堂而大步流星，甚至一溜小跑；乱，表现之一就是清华的学制、系名、年级、班号之乱，连我们自己往往都搞不清楚。
清华的学制
清华在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后是五年制。大约在1958年提出教育方针后改为六年制。1964年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讲话”中批判长学制后，被迫跟风，把当年招收的这届学制改为五年半，把1965年招收的这届学制改为五年。这样，文革发生时，清华在读的六届学生，四个高年级（大三～大六）是六年制，接下来的一届（大二）是五年半制，最低一届（大一）是五年制。
现在，大家习惯称文革时在校的大学生叫老五届。清华文革时在校的大学生有六届，且大多数年级的学制是六年制，所以自称“老六届”，清华在全国是唯一的另类。
清华的年级
清华的年级是按届排序的。所谓届，是指预定毕业的年份。譬如我是在1960年入学的，应于1966年毕业，我这届的学生称为66届。类推，比我高的叫64届、65届，比我低的叫67届、68届、69届等。1964年入学的那届，因为学制缩短到5年半，毕业时间预定在1970年春季，因此仍勉强可以叫做70届。至于1965年秋季入学的那届，学制是5年，他们预定在1970年秋季毕业。按照届的约定，他们也应该叫70届。这样，清华岂不是有二个70届了？我至今都不知道这最后的二届学生应该称为哪个届，就以春、秋届区分吧。
清华学生好像早就预知会发生这种尴尬的事情，于是当年在校内还通行一种与别的高校不一样的“几字班”的称呼。我入学的时候，与我同一年级的近二千名学生都叫6字班。这“6”字表示1966年毕业。低一届的叫7字班。以此类推8字班、9字班。1964年入学的叫0字班（1970年春毕业），1965年入学叫00字班（1970年秋毕业）。清华很“聪明”，轻易解决了64、65年不同年份入学而在1970年同时毕业的年级区分问题。清华也很拗，让外人都搞不懂00字班究竟是何怪物？00字班的校友很有能力。他们在荒岛南面的小山坡上建了一座气势雄伟的零零阁，这在历届校友的捐助物中，零零阁是体量最大的建筑物了！它以物化的形式将00字班镌刻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
因为文革，所有年级都没有按预定的学制毕业离校。除了6字班读完了6年，其他年级的学生只读了1～5年。而实际在校年数，6、7字班长达7年，只有00字班刚好是5年。00字班以只上了一年大学的代价（他们有时也自嘲是高四学生）“争取”到按预定的五年学制准时毕业的“待遇”。
文革以后的清华学子，吸取了学长的教训，摈弃以毕业年份的“届”区分年级，而是以入学年份的“级”来识别，这样就与全国绝大多数高校统一了。用“级”区分年级是比较科学的，标识也是唯一的，不会与别的级混淆或重复。所以，近几年，我们有时也用这个在校时从没有使用过的“级”来标识了。我是60级的，后面的低年级依次为61级……64级、65级。
入学年份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届别（预计毕业年份） 66届 67届 68届 69届 70届春 70届秋
几字班 6字班 7字班 8字班 9字班 0字班 00字班
文革开始时正上大几 大六 大五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级别 60级 61级 62级 63级 64级 65级
实际毕业年份 1967 1968 1968 1969 1970 1970
实际在校年数 7 7 6 6 6 5
实际上学年数 6 5 4 3 2 1
入学时新生人数 2425 1472 1427 1631 1600 1649
清华的系名
文革前，清华共有土建系、水利系、电机系、动农系（动力系+农机系）、冶金系、精仪系、自控系、无线电系、工化系、工物系、数力系共11个系。动农系是动力机械系与农业机械系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二块牌子，算一个系或二个系，都有道理。如果把动农系算成二个系，也有点道理。但清华人习惯上叫他们是动农系。还有精密仪器及机械系。有人叫它精仪系，有人叫它机械系，听着像二个系，其实是一个系。
清华的系名，有全称、简称、最简称的不同叫法。自控系、土建系等等，都是简称，全称有点长，有的很长。我所在的自控系，全称是“自动控制系”。无线电系的全称是“无线电电子学系”。挂在系馆大门口那块长长的铭牌，或在公文里，写的就是全称。
至于最简称，就只有一个字了。自控系最简称是“自”，数力系最简称是“力”……一般用在班号里区别不同的系。
简称 最简称 全称
土建系 建 土木建筑系
水利系 水 水利工程系
电机系 电 电机工程系
动力系 动 动力农机系
冶金系 冶 冶金系
精仪系（也叫机械系） 精（机） 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
*自控系 自 自动控制系
*无线电系 无 无线电电子学系
*数力系 力 工程力学数学系
*工物系 物 工程物理系
*工化系 化 工程化学系
（打*者为机要系）
清华的班号
如果说，上面讲到的清华的学制、年级、系名已经有点让人晕乎了的话，那么相对于班级，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清华实行长学制，一般前两三年上基础课，后三四年上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刚入学的新生，编班不分专业，班号依次编排，各班是“平等”的。上完基础课后，开始分专业。学生自报志愿，由组织决定分配到某一专业。所以，每个学生都有老班、新班一说。所谓老班，是指入学时的班号；新班，则是毕业时的班号。
清华班号的编排，基本上有两大类，因机要系、非机要系而不同。
清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文理科全部被调整出去了，航空系等某些专业系也被调整出去了，元气大伤！“清华大学”（university）名不副实，其实不过是“清华学院”（college）而已。清华只保留了土建系、电机系、水利系、机械系、冶金系、动力系等。当然，这几个系都是教授云集、师资雄厚、水平顶尖、名声远播的老系，是清华的“老底子”。这些系的班号，以专业+届别（+序号）表示。如“高6”，是（电机系）高压专业66届学生的班号。如果这一届这个专业的学生有二个班，则用“高61”、“高62”表示。在班号中，没有“系”的信息，只能从专业简称中推知这是哪一个系的。
1958年前后，清华设立了五个新系，它们是自控系、无线电系、工物系、工化系、数力系。这五个新系的学生班号的编制办法与七个老系完全不同。新系的班号是这样编制的：系+届（+0）+代表专业的序号。譬如我的班号是“自604”，表示我是属于自控系的66届的4号专业的学生。与老系的班号编制明显不同的是，老系班号中写着专业但不写系，新系班号中写着系不写专业。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可能是，新系中的许多专业是与国防军工有关的，需要保密。相比较专业而言，系名可以公开，专业用代号隐藏。实际上这五个新系中的工物系和工化系，从系名也不知道这二个系是学什么的。连我们中学的老师，望文生义了半天，根本不知道这二个系是与原子弹相关的。因为五个新系都有保密专业，所以一般称为机要系。
其实，有些非机要系里也有个别专业是机要专业。如土建系的给排水专业，有的年份培养工程给排水，是非机要性质的，如“给0”班；隔一年又培养原子能给排水，就属于机要专业了，班号也用代号了，如“0300”班。机要系里面也不是所有的专业都是保密的，也有非保密的专业。譬如自控系有五个专业，只有火炮控制和反应堆控制是保密的，它们的教材是用代号的，它们的实验室楼层是由门卫看守的。这让其他三个非保密专业的学生羡慕得眼馋！谁能想得到，文革后，非保密的计算机专业反噬了自控系——自控系改名成了计算机系了！很多人认为自动化系就是原来的自动控制系，这是想当然了。自动控制系自己抛弃了“自动”的系名，电机系的工企专业、电子技术基础教研组及机械系热工量测教研组等搞弱电的一帮老师，马上捡起了“自动”的名字，新建了自动化系。其实，自动化系与自动控制系并没有什么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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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个“花五类”的文革经历
刘国章
《昨天》编者按：现在许多人不知道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群体，其中的人形形色色，并非都是影视剧中那些脸谱化的形象。本文作者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反对造反派而成为造反派（在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后参加其中一派）的典型。
作者简介：刘国章（图为近照），1947年7月生于重庆二十四兵工厂（后更名二钢、重庆特殊钢厂）医院。祖籍江苏武进。1966年文革爆发时是重庆第十中学高中应届毕业生。因出身不红，不能参加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但又得到学校领导信任，被任命为红卫兵外围组织赤卫军的连长，又因组织能力强，被调任九龙坡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分部负责人。保守派垮台后被学校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作为“铁杆保皇”揪斗。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并开始武斗后，加入与八一五派对立的反到底派著名组织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一连，拿着枪亲历了重庆“全面内战”。以后又下乡当知青，参加“普及样板戏”的宣传队，最后招工调回城当了工人。改革开放后做过外贸工作。
我的“花五类”出身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在重庆第十中学（在南温泉旁边）读书，已经是高三的应届毕业生了，毕业考试已经考完了，正在积极准备参加升学考试，却突然宣布高考取消。本来，当时像我这种家庭出身情况，报考大学的话，军事院校，北大、清华那些重点高校都是肯定“不予录取”的。我一直在自己学医，打算考医科大学，但这个医学梦也就破灭了。
我的“家庭出身”是什么问题呢？我父母都不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但他们的历史都有点复杂。父亲刘源森，曾在民国政府兵工署工作，抗战初率一批技术专家赴渝筹建二十四兵工厂，算是二十四兵工厂的元老。
1935年起，民国政府积极经营四川，以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在收回地钞，改用国币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发言人表示，愿将所得纯利540万元拨充四川建设之用。此时坐镇重庆的军阀刘湘，在续办重庆电力炼钢厂的过程中，正感筹措经费困难，乘此机会，他以该厂为川省重大建设为由，呈请中央划拨180万元作为完成此项建设的专款。1936年10月3日，蒋介石电令：“炼钢厂事关大计，自以国营为宜，可由行营接办。所有计划书、预算表及合同各件，交专门人员从速审核，再定进行步骤。已挪借垫付及尚欠未付之价款，自应由行营查明分别拨还或续付，俾轻该署之负担。筹备该厂之专门人员亦可一并录用。”
我父亲刘源森从苏州会计专科学校毕业后已在南京国防部兵工署任职了五年，接到调令，带着一批国外学成归来的现代兵器工程师，来到重庆郊外磁器口选址，组建了重庆电力炼钢筹备处。1939年1月1日，“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我父亲一直就在厂里担任会计科长，同时为兵工署做重庆各兵工厂的审计工作。
1949年底国民党政权撤出重庆时，上峰要他出头组建“反共防谍小组”，他巧妙地推脱了。国民党从重庆溃逃前要炸毁二十四兵工厂，而这个厂，是我父亲带着一批技术专家从南京来重庆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日本人大规模轰炸重庆时都保住了，他决不让这个厂毁在自己手里，不允许特务炸厂，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护厂。父亲当时虽然是国民党员，还在区分部任职分管娱乐——他喜欢吹小号，但他又支持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我姐姐上高二时参加了学运，我父亲从不干涉，还经常在家读邹韬奋出版的进步书籍。
中共执政后，二十四兵工厂改名102钢厂（后又称二钢、特殊钢厂），我父亲先在车间当成本核算会计。“三反、五反”时，我父亲曾被“打虎队”打成“贪污犯”抓去关起，刑讯逼供，还逼他“退赃”。我母亲当时被迫寄信到上海找娘家人（母亲在娘家是十兄妹，后来许多亲戚都在上海定居）借钱交上去还“赃”，以换取父亲早日获释。直到运动后甄别，承认我父亲是被冤枉了，把“退赃”的钱也退回来了，我母亲才又给上海娘家亲戚还回去。
父亲在工作中一向表现很好，还经常提出合理化建议，得到毛巾或圆领汗衫的奖励。50年代我父亲还被评为丙等劳动模范，我亲眼看见他上主席台领奖。我清楚地记得领奖前妈妈告诫他的一句话：“他们奖励你什么，你就得什么，不能去挑去选！”
那时每逢春节前，厂工会都会给我家送来两份慰问品，一份是给病休在家的父亲的，一份是给我们这个“光荣军属”家庭的——我姐姐、哥哥都在部队。姐姐比我大16岁，哥哥比我大13岁。姐姐从二野军大毕业后，分配在西南军区司令部做财务工作，后转业到在成都的四川省高级法院。后因姐夫调到在重庆的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代号后字204部队）工作，为照顾夫妻关系，姐姐又调到了重庆机械工业局。哥哥从巴蜀中学参军后，本来要赴朝参战，部队开到鸭绿江边时接到命令，把他们一批初中文化以上的新兵送到吉林通化，由苏联援建的一个坦克学校培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三十八军坦克独立师当技术副连长，后来转业在鹤岗机械工业局工作。
1955年，我父亲就患了高血压，当时到厂医院量一次血压要走几公里路，每次量血压都高。他很想上班，但都过不了关，医生叫他在家里长期休息。这也好，1957年没有参加“鸣放”，躲过了当“右派”这一劫。大跃进的时候，父亲看出了问题，也仅仅是在家里说说：“粮食亩产不可能超万斤！我本身是搞钢铁出身的，大办钢铁的那些鸡窝炉，怎么可能炼出钢来？现在只发展重工业，不发展轻工业，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连买只鸡都要跑到很远很远的乡场去……”
1960年3月6日早上，父亲突发脑溢血病逝了，年仅52岁。
（图为作者儿时的全家合影，后排站着的是姐姐，母亲抱着的是姐姐的女儿）
我母亲姜益珍，一直在家相夫教子，当“家庭妇女”，没有外出工作。她祖籍江苏丹阳，是大家闺秀出身，年轻时读的洋学堂，写得一手好字，英语也很好。50年代初她在厂里参加了对老工人的扫盲工作，后来被安排当了街道居民段（我家住地称二钢厂团结坝七段）的居民委员，还被安排当过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父亲去世的三天前，刚好我姐姐生了儿子，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姐姐就把母亲接到总后渝办去帮她带小孩了。母亲把我托付给厂里一个工程师照看，后来我都是在学校住读。
在我父亲逝世多年后，文革中的1971年12月30日，重庆102钢厂革命委员会所写的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材料中仍有如下记载：
刘源森，男，江苏武进人，家庭出身店员，本人成分职员，于1932年起就在国民党兵工署任上尉科员，1937年就历任桂林修炮厂、重庆三十厂、二十四厂会计科长、审计科长等要职，解放后为我留用。
主要问题：
刘早于1939年在桂林修炮厂参加国民党，40年至43年在重庆原三十厂，任过国民党区分部财务助理干事，43年起又在重庆原二十四厂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区党部娱乐助理干事(区分部委员)、厂区伪区长等反动职务。48年10月奉国民党区党部指导员，原伪二十四厂厂长杨吉辉密令，组织过“防谍小组”，曾指派唐怡为小组长。据此说明，刘源森成分虽是职员，但早就成为国民党的心腹和骨干。
我母亲“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在毛泽东时代本应算是好出身了。但她家庭情况也很复杂：她的舅舅（我的舅公）洪中，16岁进张之洞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德文班，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还编有《德文法程》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最早德文教材。后曾任汉阳兵工厂德国总工程师的德语总翻译。“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署长，后任军委会钨业管理处处长、资源委员会委员兼化工组组长。1949年去了台湾。我母亲的哥哥（我的大舅舅），抗战时逃难到重庆后，经我父亲介绍到国民政府兵工署下属的二十一兵工厂（原金陵兵工厂）工作，抗战胜利后随厂复员东下，以后又随厂去了台湾，在高雄的中正兵工厂任秘书科长。因此我母亲也就有了“台属”这个身份。
文革开始后，就把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划分了“红五类”“黑五类”，“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是革命的动力，是依靠对象，“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是革命的打击对象。我们这种既不算“红五类”又不算“黑五类”的家庭出身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称呼，社会上当时就戏称为“花五类”或“麻五类”。这就是我在文革开始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高中毕业生下乡搞“四清”
高考取消了，学校就发动学生积极参加文革，开始写老师的大字报。当时是属于有组织有领导的。学校党支部就有人抛材料，抛这些老师有历史问题、作风问题的档案材料，向学生提供“炮弹”。这个提供“炮弹”的人就是党支部的专职秘书。我就亲眼看到他把材料拿出来到处向学生散发，动员学生造老师的反，但是这个人又是相当好的人，他当时也是在忠实执行党组织的决定。
但是没得几天，九龙坡区（南泉一带当时属九龙坡区管辖）的宣传部长，就点了我们的老校长王永全的名——王校长出身豪门，40年代后期同济大学法学院毕业，当年的学生运动骨干，因为到上海市政府请愿时参加过殴打上海市长吴国桢，被学校勒令开除。后来他随西南服务团到重庆参加对重庆的接管，退休时是重庆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区委宣传部长到学校来动员学生斗老师、斗校长，过了段时间，又来了个命令，叫我们高66级（1966年毕业班）的一部分学生，到长寿县农村去搞四清，参加四清工作队。当时四清工作队的团长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我们两个班去搞四清，另外两个班留下来，把九中和十中（都在南温泉附近）剩余的学生混合在一起，集中在九中搞运动。
我们到长寿去了，对市里面的事情根本就不了解，就是跟生产队的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实在饿了，到工作队那里去买包饼干——那个时候被我们称为“进口笔记本”。
我们工作队有个干部是粮食局的，他接到重庆城里寄来的几封信，当时他脸色就变了。我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紧张得拿着信的手直抖，不说。
后来突然接到一个通知，叫我们学生全部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天我们从长寿坐船到朝天门码头。我记得那一天是1966年8月28日。船一到码头，我们全部傻眼了：整个码头到处是大字报和巨幅标语，“火烧省市委”“炮轰任白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时我们就感到非常震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几部军车来接我们返校，我们是住读嘛。车过解放碑的时候，看到那天解放碑周围全部挤满了人，那些人一堆一堆的，中间一个人，被你推过去我推过来，有人说是“牛鬼蛇神”在挨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
回校过后，就叫我们正式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开头有些老师看到贴了自己的大字报，心里很紧张，后来看到所有老师都被贴了大字报，也就无所谓了。最无所谓的是哪个呢？是渣滓洞牺牲的那个陈然烈士的表兄陈伯平，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是最无所谓的。你要给我戴高帽子就给我戴，你要我游街就去游。
回到学校后，学生就分化了。因为首都三司的到学校来串联，有一部分学生就接受了他们那种极左的思潮和观点。重庆大学成立“八一五”了，交通学院有“九一五”了，西南师院有“八三一”了……学生当中就开始分裂了。一部分学生就成了最先的造反派了。
我当时对这个局面非常不理解，对斗校长、斗老师的做法十分反感。我跟一些同学辩论过，他们都辩不赢我。在学生中算是能言善辩嘛，所以就有同学给我起了个很响亮的外号，说外国有个马克思，我们十中有个刘克思，就是刘国章。
我参加了官办保守组织抄家
后来学校党支部接到上边的指示，就把所有出身好的学生，拥护党支部的学生，组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有的像我这种，拥护党支部，但家庭出身不属“红五类”的“花五类”，就叫我们参加了作为红卫兵外围组织的赤卫军。
当时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王校长已经被打倒了，接替他职务的新书记是个老干部，叫韩林海，他是警卫员出身。他平时在学校对我也很好，我参加了赤卫军过后，有一天他突然找我，说刘国章你过来，现在正式任命你为我们学校赤卫军连的连长。莫名其妙就任命我了，党支部书记就任命我了。
一段时间过后，可能是觉得我工作能力比较强嘛，所以突然一个调令就把我调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九龙坡区分部。当时九龙坡区委、区府都在长江南岸的李家沱，区分部就设在那里，调我到那里去工作。
调我到那里去之前，突然有一天晚上，大约九、十点钟，学校叫我们紧急集合，来了四辆军用卡车，就是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
实际上这个抄家并不是红卫兵自发的行动，而是上面贯彻下来的，有组织有计划的，首先就是各个派出所把这个辖区内的抄家范围，哪些属于专政对象，都确定好了，写好了名单，然后就叫我们按照名单去抄家。我们就是抄南泉地区，一个组一个组都分好了的，我们走到哪里，前面都有派出所的户籍警察给我们带路。
南泉有个虎啸口，虎啸口那里有座桥，桥上面半山腰有一个别墅，当时我不晓得是什么人住在上面。后头才晓得是住有原民生公司的一个民族资本家。我们就被派去抄那一家，只是要求我们把金银财宝抄出来。我们转了半天也查不出来有什么金银财宝，后来我检查他睡觉那个竹凉板，四川那种竹凉板，两边是很粗的竹筒，我还比较仔细，发现了它那两头是打通了的，里面塞着东西，一张一张掏出来，原来是定期存款单。还有人在屋角角那些臭袜子、破烂当中，把袜子一提开，里面全部塞的是钱。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抄出来的东西，不管是金银财宝也好，珠宝也好，不可能有一点落到自己包包头。最后全部登记造册，上交到南泉派出所。
最使我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南泉那个地方，以前有名的孔二小姐（号称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女儿），也在那里住过。二十七中那边有陈立夫、陈果夫的别墅，还有个彭家大院，有钱人还是很多。当时在南泉那个温泉洗澡，我记得是一角二分钱一张票。就在抄家期间，听说有一天一个老工人去洗澡，他觉得这个排水孔怎么水流不下去了呢？他就用手去抠，一抠一根金条，一抠一根金条，这么大这么长的，连续抠了25根金条上来！当时那个老工人也很老实，全部交了。可能是哪家人被抄家抄怕了，没得地方藏，就把那些金条拿来藏到那个水洞眼里。后来我到派出所去的时候，看到一个桌子上的金条堆得像座小山一样。这个事情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而且南泉的老居民，派出所的老人，只要他活起的，都晓得这件事情。所以抄家这件事真还不是红卫兵的自发行动，而是从中央一条线传下来，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各地公安局、派出所都是执行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
当时我父亲成分不好，但我母亲成分好，是城市贫民。我父亲死后她就住在部队姐姐家，还能住得下去。我们老校长的母亲就不行了，说是地主分子，被撵回宜宾了。
大串联到北京上海
抄家的时候，大串联就开始了。当时要出去串联，要到学校开证明，成分不好的，属于黑五类的，就不准出去串联。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郑方平，后来是石棉厂的厂长，他的成分好，串联证明当然是开了的。我们原来那个班主席叫董存雪，他出身不好，后来就把他的班主席撸了，让郑方平当了班主席。郑方平这个人又不左，而且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去找向昌华开串联证明的时候，向昌华硬是执行的上面的规定，不给董存雪开串联证明，认为是狗崽子黑五类。当时郑方平就有这样勇敢：我不怕，董存雪是好人，我要带他出去串联。
当时我在九龙坡分部，每天忙得要死。郑方平来劝我，说还是应该出去看一下世界，增长点见识，增长点知识。结果我就到学校去找向昌华开证明，当然没得问题。我拿到证明，就踏上了串联之路。
哎呀火车那个味道，就跟现在春运的农民工差不多。车厢下面都睡起人，行李架上全部是人，你要上厕所都困难。那阵还好，年轻，没得前列腺炎。坐了三天两夜，有的有座位，坐到最后下车时脚都肿了。
我们那个火车还在石家庄停了一天，说是有人要刺杀毛泽东，暂时不要进京。我们停了一天才到北京。到了北京火车站，我有点匆忙，从窗子翻出去，一下去就被一个女民警逮到：你为什么要翻窗子下来？我说我错了，你看那里那么多人，我挤不下来，只好翻窗子下来。她说你站好，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就放你。我说好，就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她说那你走吧。
我们几个到了北京，就分配我们到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就带我们住到医院的地下室。我们是南方学生，爱干净，几天不洗澡就受不了。我们提出，已经坐了几天火车了，浑身脏得很，能不能让我们洗个澡？那个女院长说你们南方学生就是要讲干净讲卫生些。
跟我们一起住的是齐齐哈尔的中学生。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衣服是黑袄子，裤子是黑棉裤，走到睡觉的地方——他们睡那边我们睡这边——他们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掐虱子。在北京吃饭坐车都不要钱。
过了两三天，就有解放军和儿童医院接待站的人告诉我们，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那天早上四点钟，就把我们喊起来集合，一人发个大馒头做干粮。集合的时候要有人喊口令，齐齐哈尔一个学生自告奋勇来喊口令，结果他喊了“立正”过后，本来该喊“向右转”，他喊了个“向右旋”，搞得我们哈哈大笑人仰马翻。
后来我们就跟着队伍走，走到南池子那个地方，天还没亮就去守着。我们坐在后面几排，两边都是红卫兵，前面坐的都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从上午就翘首以盼，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新华门那边，整个广场的高音喇叭，突然放出了震耳欲聋的“东方红”乐曲……好！毛泽东就来检阅我们了。那一次他坐的是北京212。他那个车队是怎么个情况呢？前面是个苏联的嘎斯69，前面两个军人抱起仪器，不知是不是在探测看有没有炸弹或地雷之类的东西。紧接着后面就是四大卡车，解放二型，中南海卫队，全部是彪形大汉。他们走了过后，才是毛泽东、周恩来，当时我看到还有贺龙、刘少奇，跟在后面。那个车队排成船形——“大海航行靠舵手”嘛。毛泽东的车在前面，后面的车就排成一艘船的样子，通过我们那里。你想嘛，我们那阵都是搞疯了的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哟，激情燃烧哟，整个天安门广场一片欢声雷动……
那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要解决解手的问题，就把那个排水沟上边的预制板掀开，帐篷一围，就是个简易厕所。我最记得散场以后我有点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就买了一个山东苹果，好大一个，一角六分钱，我边吃边走，走到华表那里，碰到一个维族小学生，很小一个，我问你是维吾尔族的学生吗？他点头说唔。我问维吾尔族语“毛主席万岁”怎么说？他说“亚希松毛主席”。后来又走，碰到一个小女娃儿，穿件长呢子大衣。我问她：小妹妹你是从哪里来的？她说从沈阳来的。我说你这么小，难道是初中生吗？她说我是小学生，我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就跑来了。在广场上她找不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了，就在那里闲逛。
等到广场上人散得差不多的时候，整个广场上那些踩掉挤掉的帽子鞋子手套……我看到清了几大卡车走。
在北京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离开北京前，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就不要我们去天安门了，只能在儿童医院看电视转播。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到上海，已经是1966年11月下旬了，上海已经较冷了，上海的高楼大厦从上到下悬着一幅幅巨型的标语：“炮轰曹荻秋”“火烧杨西光”……
在车上碰到两个军事院校的学员，他们的帽子被人抢了。过后我才晓得他们是重庆后字242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的学员。他们到上海过后，到警备区去说明情况，说他们的帽子被人抢了，结果又补了他们两顶军帽。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叫李应昌。
一到上海，吃住就不同了，不像北京什么都免费。在上海街上吃碗阳春面也很麻烦，先买牌子，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拿着牌子去端面，又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住在上海天然气学校，餐费等等都要借。
在上海，卖冰棒雪糕的叫唤声仍不绝于耳。我在上海碰到 一个湖南长沙的小学生，他非常乐观有趣，身上只穿了一件很薄的衣服和一条很薄的棉毛裤，手里还拿着一根冰棍，吃得津津有味。我问他，你的衣服呢？他说沿途丢光了。我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还很有风趣地说，我没花一分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到了上海过后，我就走访了几个上海的亲戚。我们是江浙人，我的舅舅、姨妈全部都在上海。走了几家亲戚过后，我就坐火车回重庆了。
我被作为“铁杆老保”批斗
回到重庆那天刚好是1966年的12月4日，发生了著名的“一二·四”事件。我下火车后，不晓得两路口上面的大田湾体育场出了大事，自己跑到市中心解放碑去遛达了一转，整个解放碑到处都被八一五造反派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到处都是“强烈抗议”，说是保守派“工纠”把造反派打死了人。我看到当街捉拿、殴打“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简称工纠）的人。工纠的人都不敢戴袖笼子了。后来又举行抬尸游行。打死人要见尸体呀，尸体到哪儿去找呢？八一五就到火葬场去抢尸体……
那个时候整个重庆成了八一五的天下了，不光是工纠不敢上街了，思想兵、赤卫军都散了。九龙坡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也散了。有几个水轮厂的老工人纠察队，很秘密地，像搞地下工作那样通知我去参加了一次会，带我到水轮机厂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后来我就回学校了。
回学校我就脱不到手了，我是保守派的头头呀！八一五的那些崽儿，主要是高二的，就要斗我。说实话，我当时真是心悦诚服的，认为他们对了，我们错了。我不可能当时就认为省市委是对的。我还是认为毛主席肯定是对的，我们错了，是我们跟不上形势。我不可能有先见之明认为毛主席错了。我是心悦诚服地向毛主席请罪。
批斗会在学校大礼堂进行，任命我当赤卫军头头的那个校党支部书记韩林海，成了我的陪斗。我真心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
不过，我对他们批斗我的手法十分反感。他们斗我的手段极具侮辱性：用一截一米多长的楠竹筒筒，把下端劈开成几瓣，然后用铁丝绑成一个圈，套在我的头上，楠竹的上端绑了一根弹簧，然后把赤卫军的袖章挂在上面一晃一晃的，像舞台上的丑角打扮那样。完全是对人格的极大污辱。
我努力压住怒火，心里默念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这个人平时性格相当温顺、文质彬彬，但如果受到冤屈和人格侮辱，把我逼急了，我会疯狂地反击！
当晚，造反派头头蒋文忠约我单独谈话，他这个人还好，就是思想偏激，爱钻牛角尖。但他一贯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说你对这个运动怎么看？进行到哪一步了？我当时哪里说得清楚嘛，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没有完，可能更大的动荡还在后头。
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就到处都遭白眼了，“铁杆保皇”嘛，哪个组织都不要我参加。我在学校住校，同学不理我，我就天天和无书可教的老师们混在一起，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关系，吹龙门阵哪，散步哪，绕着南泉转，过起了逍遥派生活。
没得好久，从中央解决安徽问题开始，反击“二月逆流”，各地夺权后的镇反被否定了，造反派就发生分裂了。我肯定不会去参加造反派，因为我对造反派的很多做法有看法。我们学校有个老红军的儿子王安安，他爸爸是红四方面军的，学校八一五头头是蒋文中，王安安就编了几句歌谣：石头开花马长角，要我参加八一五，蒋文中变成老太婆……若干年过后，王安安他爸在三二四医院住院，刚好我姐夫是一个级别的，他们住在一间病房。他爸爸说我当时日子也不好过，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过草地来回过了三次（同时向我伸出三个手指头），解放后也没得好多好日子过。跟我这样讲过后不久，他就去世了。现在王安安也已经退休了，是在四川省测绘局党委书记任上退的。
文革多年以后，我校“八一五”头头蒋文忠，因为文革的问题，在重钢当了一辈子的炊事员。
武斗升级到动枪我“火线”参战
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与八一五对抗的先叫砸派，后来改成叫反到底派。我们原保守派的一些人纷纷加入了反到底派。我们学校反到底的中学生红卫兵头头叫邓先明，他爸爸是民盟的，妈妈是二十九中的校长，北师大毕业的。他当了知青回来在重钢四厂，后来是在重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退休的。我就去找邓先明，因为我恨八一五，我说我来参加你们中学生红卫兵。他说要不得要不得！你是最著名的赤卫军头头，你来参加我们这一派，好大的影响哦，好给我们抹黑哟！
他拒绝接收我。我就只好又当逍遥派。但是我的观点完全是反到底的了。
后来反到底和八一五冲突越来越激烈了。当时我们家住在杨家坪冶金村，长江剧场那边。我姐姐在大坪的总后勤部渝办，我妈也长期住在渝办。我经常往返于大坪和杨家坪，那个时候公交车票只要8分钱，我都拿不出来，都是走路。
两派冲突从用拳头打架发展到用枪用炮，用坦克、“炮艇”……
我在重庆医学院附近，就看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场面：机制校的“八一五”派学生，头戴藤帽，手持钢钎，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反到底“重医兵团”与河运校“航锋”的队伍进攻。他们手持的钢钎可不是一般的，是用两米多长钢管做的，顶端还焊上了钳工用的三角刮刀，非常厉害。他们像下操一样边走还边呼“一、二、一”“左、右、左”，后来我们把他们呼的口令编成了戏说段子：“一、二、一，棒棒要㧯（重庆话，扛的意思）起！幺、二、幺，棒棒要㧯高！左、右、左，要死不要活！”
没过多久，他们就在一次武斗中把重医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毕业生于可，刺死在公路对面的水田里了。
有一天我走到建设厂的时候，就听有工人在议论：要动枪了。我还在想，可能不至于哟？结果到7月底，包括我们学校的中学生红卫兵，以及九一纵队红一连、红二连、钢一连……纷纷奉命开进了建设厂，发枪了！
我听说后，心想真的要干了，老子复仇的机会到了！我火线参加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一连，我们十中是红一连的四排，九中是红一连的一排。正是用人之际，他们也不在乎我是不是“铁杆保皇”了。红一连主要由重庆九中、十中、李家沱三十四中的部分学生以及二十中（育才中学）的中学生组成，还有重庆机床厂的一个工人排，另外还有几位工业校和二机校的中专生。
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命令，到建设厂去领枪。我们从住宿的单身职工宿舍出发，排着整齐的方队进入了厂区。走进成品库房，只见抬出一个个很大的大方木箱来，揭开箱盖，全部是黄油，枪是从黄油中抠出来的，和到田里抠藕一模一样。
我们领到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带折叠式的三棱刺刀，清洗枪上的黄油，就花了好长时间。发子弹时我很贪心，装了半军用挎包，背起来相当重。大队人马领枪的场景非常壮观。仿佛进入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场景里。
我们的连长是个老兵油子，叫邢富文，东北人，四野转业的老军人，于汉卿(后来重庆市革委副主任)的战友，听说当时是西南政法学院武装部部长，他有一支崭新的德国造驳壳枪，是我的最爱，我经常找他借来玩，简直爱不释手。
真枪实弹的恶战中看着同学在身边倒下
战斗终于打响了，跟我一起去的同班女同学小汪，一听枪响，二话不说就逃跑了。
第一次上战场就是重庆建设厂后面的清水池争夺战，命令我们在那山坡上面去埋伏起。我和我们班的团支部委员罗世全，以及一个初一年级、家住重庆道角机床厂的小同学，埋伏在一处草笼笼里头。小同学从武斗开始到最后死去，始终不爱说话，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身上挂着一个小闹钟。
我平时酷爱军事体育，不喜欢球类，每天下午晚饭前课余时间，均在练习解放军郭兴富单兵战术动作。不论是利用有效地形地物隐蔽、出枪、射击，以及刺杀格斗，我都是长期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我一再告诫他们，头不要太往上仰了，因为这不是电影，而是血淋淋的战斗。
战斗打响后，罗世全在我左手边，对方几梭子机枪子弹打来，因为他个子太大，头又抬得太高，脑袋当场被打破。高中三年他和我是同一个班，同一间寝室，天天睡觉床挨床。他就这样去了，才十九岁。
我把右手边那个小同学一把按了下来，不然他也报销了。后来清水池打扫战场的时候，我看见四联高机的14.5mm子弹壳打得一地都是， 像一堆堆小土堆。
红一连的王木全(九中学生)等五人战死，他们就埋在单身宿舍与军库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兵油子连长邢富文毫发未损！
在安葬他们之前，重庆机床厂工会的一位师傅，要给每个死者拍遗像，必须把死者的头扶正。我亲自去扶罗世全的头，始终扶不正，因为他的后脑壳已经没有了。情急之中，我找了些纱布和棉纱塞进脑后，终于给他照了一张遗像。
还有一位同学姓杨，是高一的，家住黄桷坪。他在“天鹅宝蛋”（一个高地的俗称）的战斗中，冲得太前面了，冲到对方人堆里去了，结果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后脑，天灵盖被掀掉了半边，后来居然救活了——医生在他的后脑壳镶上了一块有机玻璃。后来我见到他，神情痴痴的，走起路来像一个脑血栓患者，人已经废了。
建设厂厂区西侧就是“天鹅宝蛋”，建设厂的医院正好在“天鹅宝蛋”下面，位于凹凼凼里。“天鹅宝蛋”是被空压厂八一五占领了的，他们的火力把建设厂医院这边封锁了。当时我们的伤员要送到建设厂医院去的话，要冒着枪林弹雨。在医院这里死了的人要抬出来，也要冒着枪林弹雨。
重庆市最有名的外科专家王安定，外科医院的，他也是反到底观点，冒着枪林弹雨抢救我们的伤员。他不会动枪，但却一不小心把枪弄走火了，子弹刚巧打在一个战士的腿上，骨头都打断了。王安定心情极其沉重，连连说：“小伙子，我一定给你医好！我一定给你医好！”
建设厂的单身宿舍和军库之间有一块空地。我们就把红一连的王木全、罗世全他们全部埋在这块空地。武斗结束后，那些死者尸骨全部被原在的组织或亲属迁葬了，不知道迁到哪里去了。罗世全家里把他迁到哪里去了我都不晓得。
我还有一位好朋友，姓名已经忘了，他中等个子，很有才华，是重庆二十九中的反到底派头头。他在体育馆不幸中弹，子弹打穿了生殖器，睾丸被打破了，躺在四人民医院抢救，我得知消息后去看他，还没有死，躺在病床上，上方挂满了吊瓶，有 一位女同学在护理他。他当时还能说话，头脑还算清醒，没几天就去世了，尸体埋在重庆市体育馆，后来的“贺龙和运动员”雕塑下面。
我们十中高三（四）班的肖同学，外号“肖白沙”，是体操运动员，个子不高，肌肉横一块竖一块，相当健美，一口气能做二百多个俯卧撑，也阵亡了。
有一位男同学最有意思，南岸五中的学生，他们学校被八一五派占领，学校的人只知道他是铁杆八一五，他在学校根本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观点，只说八一五的好话，痛骂反到底。实际上他在我们红一连，对八一五派作战最勇敢。他跟我说：“只有不暴露自己的观点，回到学校才没得风险。”
从空压厂坦克攻击下逃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派的割据逐渐形成。杨家坪这边，建设厂当然是反到底“军工井冈山”的据点，而空压厂则是两派各占部分地盘，厂区为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所控制，而厂区马路对面则由空压厂反到底“军工井冈山”所控制。南岸那边的交通学院为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所控制，道角技校为八一五派以“花司令”为首的“六二五”所控制。
传来消息说空压厂“八一兵团”准备动用坦克向反到底派发起进攻，指挥部命令我们红一连紧急驰援空压厂。我们到空压厂后住在小学大楼顶楼，大楼一共有四层，正面对着餐厅广场和空压厂大门口，背后是一个悬坡，在悬坡的右方是蓄水池，再过去是空压厂职工俱乐部。我们去时就看到俱乐部正在熊熊烈火燃烧之中，不知是怎样燃烧起来的。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些空压厂的反到底派工人，其中有不少女工。
我具有一定军事常识，知道手中的轻武器是不可能和坦克对抗的，而空压厂要进攻我们的“八一兵团”，恰恰缺少的是轻武器。因为建设厂生产的轻武器全被反到底派所控制，他们能够动用的只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坦克。
我向空压厂的师傅们教讨对付坦克的办法，他们中有人吹牛说：“坦克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制造的，还不知道它的弱点吗？近距离接近坦克，从它的侧面履带间隙处，塞一根钢条进去，坦克就开不动了。如果没有钢条，塞一床烂棉絮进去，坦克履带就绞死了，也开不动了。”
我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认为这完全是在吹牛，坦克上既配备有7.62mm的轻机枪，又配备有12.7mm的高射机枪，坦克行进中轻机枪就不停地朝前面的路面射击，如果埋有地雷也会被它打爆了。坦克上的12.7mm高射机枪能够平射，打在蓄水池上，一枪就蹦出一块砖头大的水泥。轻重机枪的射击声叫人听了简直是心惊肉跳。这就是军人经常念叨的：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空压厂那工人“说得轻巧，吃根灯草”，这样猛的火力下，谁敢去塞钢条，塞棉絮？
进攻的时间终于到来了。坦克开到餐厅前面的广场，轻重机枪一齐向我们开火，大楼顶楼两边教室的通道已经被封锁了，我们被困在顶楼另一面。
我们这面一间教室窗子上和后面的悬坡之间搭有一块跳板，一个女工从跳板上逃了出去，突然又返回来了，我向她高喊：“你不要命了呀！”她说：“我的肥皂洗衣粉忘在教室里了……”肥皂洗衣粉当然是相当紧缺的生活物资，但这是什么时候啊？我向她吼了一句：“你要命还是要肥皂洗衣粉？！”她急忙说：“我要命，我要命！”赶紧转身跑了。
另一间教室的一个男工人师傅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教室中间的过道已被轻重机枪封锁，他要冲到跳板处逃生，就必然穿过中间的过道。我向他大声疾呼：“过道已被封锁，千万不要出来！”结果他不听，刚一踏上过道，子弹就击中脚踝，他还是忍着剧痛，一步一步地爬出去了。但他也因此成了残废。
我在里面的教室里急得团团转，绞尽脑汁想冲出去。
我环视了教室一周，发现有几袋面粉，眼睛一亮，面粉袋上有一圈很细的铁丝，我想这下我有救了。我拆下两圈铁丝，将几袋面粉从后面窗子扔了下去，为我跳下去时起减震作用，我迅速把枪一背，把铁丝紧紧地挽在双手掌上，另一端死死套在窗户的栏杆上。当时我身高1.75 米，只有120斤，我就紧抓着这两根铁丝，一把一把地从四楼下降，两个手掌被铁丝深深勒出了两条血印。落地后，我迅速从另一条小路翻上了山坡。
就在此时，“八一兵团”的人放了两个炸药包，小学大楼被炸毁了。
我跑到后面的山坡上，听到杨家坪中学前进市场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我所在的山坡下面是一个高坎，迎面跑来一个人，他叫我往前进市场方向跑。我在两三秒钟之内迅速作出了判断，我说：“前进市场已被封锁，逃不出去，我们只能往下跳……”话没说完，我就纵身跳下去了。
紧接着，他也滚下来了，就只间隔了两三秒钟，我一把将他抱住，发现子弹直接射入了他的心脏，一点都没有外出血。就这样只相差两三秒钟……
我跳下来的地方是一家机运站，旁边有一个防空洞，进去大约十米左右，拐了一个90度的弯，一片漆黑。我把受伤者也抱了进来。我看他没有流血，还以为他不要紧。
又逃下来一些空压厂的工人，特别是有四五个空压厂的女工，当时天气很热，都是穿的短袖衫。我在洞口招呼她们，迅速到洞内深处隐蔽。坎上又滚下一个人，枪还丢在坎上被草丛挂着，我迅速隐蔽接近坎边，把枪抓了下来，然后叫人一起把这个人抬进了防空洞。进去后检查，发现他中弹了，子弹从右大腿射入，又从左大腿另一边穿出，血流如注。
我对工友们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止血，请大家把衣服撕成一条一条的给我。我亲自包扎，把他双腿伤口处和伤口上边都扎起。然后我就叫女工全部退到里面去。我们在外面防守。
我再回过头看第一个滚下来的人，他还没死，叫谭泽富，是空压厂的工人，具体哪个车间当时说过，但我记不住了。我说，你连血都没有出，不会死。结果后来才知道是子弹打入心脏，大量的内出血，不到一刻钟，他就去世了。
他的遗体就停放在防空洞内。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谁去帮他收的尸。
第二个滚下来的人经过紧急处理，还能说话。他叫伍思云，是军工井冈山空压兵团的作战部长。他称赞我很勇敢，他说要发支枪给我。我说不用不用，我是九一纵队红一连的，自己有枪。你那支枪我也给你捡回来了。
此时，山坡上已被“八一兵团”占领了，正在鸣枪庆祝，而坎下防空洞内则是我们。这和朝鲜战争上甘岭有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为了防备对方来抓捕我们，我们把空压厂的工人包括女工、伤员全部转移到洞的深处。我们则把枪上的刺刀扳直，压了满膛子弹，手握特制的手榴弹，准备着最后的战斗：决心最后拼命了。
我们的手榴弹是兵工厂的师傅们用三七炮弹头改制的。在弹头的顶部钻了一个孔，插了一根开口销。军用手榴弹抛出去后是3.6～3.8秒爆炸，我们的手榴弹抛出去后6～7秒钟才爆炸。
天渐渐黑下来，八一五派始终没有下坎来搜。我们就商量乘着夜色，分两个方向撤退。一个方向是沿着滩子口，向黄桷坪电厂方向撤退；另一个方向是抬着重伤员伍思云穿过钢校、冶金村、石坪桥向重医撤退，并负责把伤员抬到重医就治。我就是负责这一路，和另一人抬着伍思云，好不容易到了重医，累得傻乎乎的，话都不想说了。结果医护人员跑光了，只有第七军医大学105的反到底派学员在救治伤员。
我们终于把伍思云送上了急救台，为他捡了一条命。
多年以后，我曾到空压厂去找过他，但得知他已经去世了。那位脚踝被打残的工人不知是否健在？
把伍思云送到手术室后，我们已经疲惫不堪，只想找一个地方倒头大睡。昏头昏脑找到一间空的大房子，进去一看，里面漆黑一团，特别奇怪，没有蚊虫叮咬。墙边有几个长方形的水泥台子，盖着大木板。这是一个好地方，我们爬上台子倒头就睡。
直到第二天中午醒来，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福尔马林味道。我们推开盖板一看，里面全是福尔马林泡着的一具又一具供学生解剖用的尸体。
我们在尸体上边睡了一晚上，也不晓得害怕！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冶金村家里，回家后又闷头睡了一大觉。
驻扎西郊时的意外伤亡
空压厂的地盘被八一五占领后，杨家坪中心和其他地区却已经被反到底派牢牢控制，成为“解放区”了。
我看到马路上被烧成骨架的解放牌汽车，看到了八一五派用整袋的白糖、黄豆、大米堆砌的掩体工事。
印象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杨家坪街头，到处都贴出了由三十几位反到底观点的老干部，代表反到底派发布的安民告示，由新华印刷厂印的，很大的一张，其中就谈到要维护社会秩序，要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后还谈了不准侮辱和虐待已放下武器的被俘“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对持“八一五”派观点的普通群众，一律不得歧视……
八一五派因建设厂清水池一战失利后，溃退到大渡口重钢去了。我们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一连，一百多人驻扎到西郊公园（重庆动物园）旁边的工人疗养院，并负责在西郊公园四周巡逻。
动物园的饲养人员跑光了，老虎、豹子、狮子、猴子无人饲养，饿得发狂，每当我们经过，就疯狂地扑向铁栏杆，就像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里的镜头一样，想找我们要吃的或者是想要吃我们。
一百多人进驻工人疗养院，在那里天天只能吃粉丝，我们都吃厌了。连长邢富文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到工业学院找了 一位他在部队时的老战友，姓张，来管我们的后勤。我最喜欢耍他那把铮亮铮亮的德国造三32响驳壳枪。这人完全是个老兵油子。他打那么多仗，一点伤都没得，说话时油条极了。
有一天听说山后面住的一位妇女分娩了，她的丈夫是八一五的，已经逃到大渡口重钢去了。我们立即想尽办法，给她搞了一罐猪油、一包白糖，送去慰问她，她非常感动。
我们红一连又来了一位二十中（育才中学）高66级（1966年毕业）的学生，姓孙，长得非常彪悍，交谈中得知，他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副政委孙纪刚的大儿子。他父亲被打成了“黑帮”，几兄弟四处流亡。我们成了一对好朋友。一天闲来无事，我提议用真刀真枪来一场刺杀格斗比赛，没有任何防护面具，我俩对阵。几个回合，我就败下阵来。我对他说：“你真不愧为将门虎子。”
我们反到底派积极准备向八一五盘踞的大渡口重钢一线发起总攻。有一天，疗养院开来了几部军用吉普车，跳下来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和警卫员，手持带有刻度的大型军用望远镜，直向大渡口重钢方向眺望，观察地形地貌。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搞清楚这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军人，究竟是哪个单位的。
那几个老军人走后的第二天，我们被集中起来，一位反到底观点的老干部，向我们作形势报告。他开口一个打，闭口一个打，一定要把八一五彻底消灭干净。后来才知道他是文革前被李井泉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骨干成员的重庆团市委书记于克书。文革中他与萧李廖等都找中央上访要求翻案平反，得到反到底派的支持，却被八一五派和重庆驻军定为反到底背后的“黑手”。以后“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才彻底平反了。
八一五派也经常派小股武装到西郊公园一带侦察骚扰。有一天我们又去巡逻，在西郊公园后面的一个山坡上，和他们发生了遭遇战。
我每次出去总是非常小心地猫腰前行，时时刻刻践行解放军郭兴富教练的单兵技术动作。我的班长叫张少直，是我校高三（三）班的学生，他始终嫌我的动作过于谨慎，笑我胆小怕死。
我一再告诉他，现在是真刀真枪血淋淋的战场，不是电影中的做戏。电影中从战壕中站立起来、手举驳壳枪高喊冲锋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打死。中枪后，从身上掏出带血的入党申请书，那都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编导瞎编的。
在这次遭遇战中，前文提到的，身上始终挂着一个闹钟的小战士跟我埋伏在一起，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脑袋。我们扔出用三七炮弹改装的手榴弹还击，不料一颗手榴弹甩出去后卡在前方的一棵树丫上爆炸了，不过也还是把八一五的吓跑了。
八一五撤退后。我们砍了几根树枝，又找了些藤藤，匆忙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上小战士返回疗养院，走在途中，担架就散架了，我只有将小战士背在背上，他的脑袋耷在我的右肩上，脑浆不断地往外冒，一滴又一滴， 流遍了我右边身上的劳保服。
从武斗开始转战各处，他都参加了，很少说话，见人就是圆圆的一张笑脸，非常非常可爱。
我把他背到疗养院空地上，席子一卷，就不敢看他了，感到很难过。
身上挂着小闹钟的小同学，今天我又想起了他。男儿有泪不轻弹，几十年来我经常想起他，总是抹眼泪。不晓得他的名字，不晓得他的爸爸妈妈是否还在，不晓得他是否还有兄弟姐妹……
还有一位水轮技校的小战友，东北人，父亲是十八冶的支部书记，他的家和我们同住杨家坪冶金村，一只眼睛被打瞎了，已多年未见到他了。
在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一连，还有不少重庆李家沱三十四中的女中学生，她们在战场上和男生一样勇敢顽强。当男生提着五六式轻机枪往前冲时，她们则一人抱两个弹鼓紧跟其后。我当时就曾感叹：“真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巾帼不让须眉！”
三十四中的一个女初中生徐雪燕，一直跟着我们转战各地。红一连驻防重庆西郊公园旁边工人疗养院时，一天她正在二楼用仅有的一台缝纫机给男生补劳保服，楼下一个男生的枪突然走火，子弹穿过二楼的木地板，把徐雪燕打了个对穿对过，当场死亡。
我们找了一副棺材，将她安放在其中，盖棺的木板上我写上了“徐雪燕”三个字。 现在已经不清楚下葬在何处了，但是她的名字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
枪走火险些要了我的命
风传道角技校八一五的“花司令”扬言，要攻打交院。我们接到了迅速驰援交院的命令。我们从建设厂后面下到长江边，有轮渡守在那里，载我们过江。到了长江对岸，我们从“三五一”军械库旁边的小路穿插进入了交院。
天气很热，我们已经多天没有洗澡了，到了交院后，还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澡。
就在一间大教室里，我们发现了几个纸箱，打开一看全是一条条的“牡丹牌”高级香烟，包括工人排的战士，谁也不会抽烟，睡觉时我就用了三条烟当枕头。
我们在靠墙壁的两边席地而卧，中间留一个通道，以便晚上起来方便。我睡的墙边有一根突出的柱头，想了一下，怎样睡才能够应付突发情况，我就头靠在柱头根部，身体顺着墙根入睡了。
下半夜，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我头靠的柱头上。我猛醒过来，发现柱头突出部分有一弹洞。我用手量了一下，弹洞离我的脑袋不到十公分。原来是睡在对面的一个排长起来方便，把自己携带的冲锋枪弄走火了。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算命大，躲过了一劫。
在发枪时，我就跟同伴们反复交代过，现在是真刀真枪地干，不论子弹上没上膛，枪口都只能对准45度的天空，绝对不能对着人开玩笑。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在无意中经常发生。
等了两天，“花司令”没来攻交院，我们在晚上奉命撤回建设厂。
从交院撤出时，卡车载我们到渡口，每个人的枪都挂在肩上。车没走出多远，由于路很颠簸，紧靠我的一位老兄枪又走火了，子弹从我的耳边擦过。我又算躲过了一劫。
轮渡载我们到了建设厂下边的渡口。我们上岸后，跨过铁路往坡上的建设厂爬，我扛了一箱很重的弹药。刚刚跨过铁路，南岸铜元局方向就向我们密集射击，打得铁轨火花四溅。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从旁边隧道里有个火车头开出来，拉了两节货车车厢，刚好就把铜元局那边向我们的射击挡住了。我就从建设厂那个坡坡上爬到顶了，还看到下面铁道上有火光四射。
母亲苦劝我离开武斗队
在我们准备再向大渡口区的八一五派发动总攻的时候，“九五命令”下达了，全部停止武斗，立刻交枪。
9月14日，我们从西郊工人疗养院出发，他们有的从空压厂出发，有的从建设厂出发，一个方队一个方队，就像阅兵一样的。我们就在杨家坪游行了一圈再到五十四军军部。那个场面相当有气势。
我们学校是被八一五占领了的。他们没得我们这样好的武器，就到綦江县去抢枪。到綦江县去抢枪的过程中，就被綦江县的所谓“土砸”（重庆人对专县反到底派的鄙称）弄一个氧气瓶，装了些炸药，把那个车全部炸翻了。当场死了七个，其中还有两个工人。后来就埋在我们学校，在南温泉的飞泉过来有个打水房，那里有他们七个人的墓，现在都还在那里。
我们不敢回学校，没有粮票怎么办呢？学校管粮票发放的向昌华比较同情我们，他就每个月给我们寄粮票，每个月都寄到家里来。学校那些八一五的猖狂得很，把那些老师弄来站起搞假枪毙，而且我们反到底的同学一旦有人回学校去，就被捉到打水房旁边他们那个墓地上去跪下磕头。我们排长叫帅维席，他家在南泉住。武斗结束后他回家去，被八一五的崽儿捉到，弄到他们八一五的墓去磕头。
他们还有个头头是高二的，姓唐，被枪走火打死了。死了过后他们把军装给他换起，八一五的站成一排，死人坐在中间，照了张合影做纪念。那张照片我都看到过的。
高二（一）班还有个姓张的崽儿，后来在清队中死了。当时张国华有个讲话，像我们这种两派武斗，你打死我我打死你，不追究，但是不能虐待俘虏，不能枪毙俘虏。这个崽儿他们八一五占到学校的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南泉工人疗养院一个叫杨巨海的反到底派工人抓来，关在五楼上，把人家从五楼推下来摔死了。此案当时轰动了整个南泉地区。后来工宣队进校后理抹重大事件，他吓倒了，就睡在床上，把铺盖盖得好好的，一根电线拴在脚趾头上，然后拉线一拉，触电自杀了。
文革武斗期间，我姐夫李汝宽一度被总后驻渝办事处派到嘉陵机器厂军管会去工作过。他坚决反对两派武斗，厂里都说他是个好人。因我一直在外闯荡，母亲和我的所有家人对我都非常担心。我姐夫向我的三个侄儿侄女说：“你们舅舅当土匪去了！”有一次我回家去看看，母亲苦苦劝我，要我回家，不要再去搞武斗了。我当时是为了报复被八一五侮辱性批斗之仇，铁了心不回家。我的母亲泪流满面，下跪求我，我也没有动摇，狠狠心从窗户上跳出去跑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听说我们驻在西郊工人疗养院，母亲又来找我，劝我回家。她说：“你参加武斗是不是有人逼你？”我说不是。她又说：“是不是你如果开了小差，当了逃兵，你们的人会惩罚你？”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母亲没有当过兵，一定是姐夫教她的，想叫我悄悄地开溜。我对母亲说，我参加武斗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没有任何人逼我。这一次也没有劝我成功，母亲就回去了。
在整个武斗期间，我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拿些外面的东西回家。在这一点上，我是一直引以自豪的。不过有一次听我吹牛时，我的小外侄李听——他与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帮我回忆起了一件事，说我有一次带了一包白糖回家，结果遭到外婆（我母亲）的严厉训斥，说：“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不要！”叫我拿回去。
母亲不知道那白糖是怎样来的，以为是我“发武斗财”抢的。实际上那是我们在杨家坪把八一五打跑后，看到他们用一些大麻袋垒起来做的工事，一袋一袋的，拆开看，有的是黄豆，有的是大米，有的是白糖。我就是把那做工事的麻袋里的白糖包了点拿回家。
1968年春我领过一笔“巨款”
交枪后，1968年春，中央在北京举办了解决四川问题的学习班，把两大派的头头都叫去了。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派的头头萧星岷，三中（南开）的高三学生，当过重庆市革委委员，文革过后他从知青招工回来到制药机械厂，后来当过厂团委书记，又一度提拔为医药工业公司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我当时常去反到底红中司——“九五命令”交枪后，反到底派的几个中学生组织联合成立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萧星岷被推举为一号勤务员。他也知道我的外号“刘克思”。有一天，萧星岷喊着我说，“刘克思”，中央要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了，红中司有一笔会务费，要到重医财务科去拿，你跑一趟，去把这笔钱领回来。你不作为中学生红卫兵的正式代表，就作为我们在北京的会外联络员。
我就到重医去把钱领了，跟他们到北京去了，当“会外联络员”。当听到“三一五”指示传达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时间把记录拿给我的。我一看，这个对我们太有利了！就马上给重庆拨电话。那个时候拨长途电话好难哟！要经过总机中转，线路又不畅通，好不容易拨通后杂音又多，我一句一句说，对方一句一句记，起码搞了三四个小时才把它传回去，他们才抄录出来传达、公布的。“三一五”指示传到重庆过后，八一五派和支持他们的五十四军都被打哑了。我姐夫就在渝办红楼，对着五十四军军部那边，他说你看五十四军，连个屁也不放。结果没过几天，一个月多点吧，中央又来了个“四二七”指示，又给他们撑腰打气，批评了八二六和反到底，五十四军就又雄起了。
结果我下乡当知青过后，重医写了个信来，说要追收那笔款，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个会务费，当时是好多我搞忘了，反正是上千！中学生红卫兵这么多人嘛。追到我家里，把我家里的人吓惨了，说刘国章胆子这么大呀，在外面借这么多钱呀？怎么还得起哟！家里写起信来问我，我才一五一十把事情说清楚，是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参加中央学习班的会务费，我只是代领一下，是受萧星岷的指令，我一分钱都不沾。结果才把事情搞清楚了。
交枪后的逃亡与遣返
1967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我们交枪以后，手中没有武器了。1968年中央“三一五”“四二七”指示先后下达，两派矛盾重新激化，武斗再次爆发，八一五吸取上次的教训，在驻军支持下，抢先占领了建设厂，用半自动步枪武装起来。我们就只有向成都逃亡。
我们的人先到了永川，我后去了一步，与他们见面以后，我发现他们抓到一个我校“八一五”派的高一的学生，他是我校“八一五”派的骨干人员——用当时的话说，属于“跳得凶的”，是个小胖娃。过去学校民兵训练的时候，我是民兵连长，他是我的部下。
当时我见到他身上的钱和粮票以及一块手表都被我们的人没收了——那个年代，一个高中生有一块手表是相当稀罕的。当时我就对我们这派的人说：对他，一、不能扣押，二、所有财物必须全部退还给人家，三、必须立马放人。
当时我在我们派里还是有一点影响力，说话是算数的。后来他们就把财物及那块手表全部如数退还给了小胖娃，人也放了。我还担心我们的人再去纠缠他，我就亲自把他送了很远一段路。后来他和我校“八一五”派的几个骨于人员被五十四军招去当了兵。多年以后，我去找小胖娃，与他同时参军的另外几个同学都是广州军区上校级的干部了。他们告诉我，小胖娃早就去世了，病死的。
我们能善待八一五的被抓人员，是严格执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也是守住了人性、良知的底线。不过，在武斗中也有虐俘甚至杀俘的情况发生，两派都有。今天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叹：老毛啊！老毛！你亲自发动的文革已将一代热血青年中的一些人变成了法西斯恶魔！文革还不应当彻底否定吗？
永川那些“土砸”对我们很热情，请我们吃了一顿荣昌猪肉炒的回锅肉。在那个年代，真正的荣昌猪肉炒的回锅肉！直到今天，我还记忆深刻得不得了。
后来我们又跑成都，先住在成都体育馆，后来又到成都计划生育研究所。怎么办呢？枪也没得了，家也回不了，学校也回不了，就要想办法去搞枪。后来有人就说，广元五十军支持八二六，五十四军有点不买五十军的账，说他们是“兵临城下”起义的部队。五十军支持八二六。我们就决定到广元去，认为抢他们的枪应该是“明抢暗送”。可是没想到，我们去到成都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冲来几个崽儿把我们一顿暴打，把我眼睛都打肿了。我是扑爬连天爬上火车才逃脱的。我至今都不晓得那几个打我们的崽儿是成都哪一派的，为什么要打我们。
到了广元，我碰到罗世全的哥哥，就是我死了那个同学的哥哥，他说他也到广元来搞枪，要为他弟弟报仇。后来我们看广元五十军也并不是那样允许你抢枪的。因为中央“九五命令”已经下了，形势不同了。我们在路上看到一根电线杆靠着一个崽儿，被人划了几刀，肠子都滚出来了。他还在说话，说他也是来抢枪，枪已经抢到了，又被别人抢走了，还遭划了几刀。我们也管不了他了。我们就从广元回来了。回来就在成都等着遣返我们这些武斗“难民”。在成都还碰到我们老校长，也在等遣返难民。我们就回了重庆。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秋季开学就“复课闹革命”，我们都回到了学校。这时工宣队已经进驻学校了。进驻我们十中的工宣队是从3403厂派来的，队长是原八一五派江南指挥部的武斗司令，穿件军大衣，在学校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把我们老校长王永全打成“漏网地主”“逃亡地主”，批斗后关起来，还停发了工资。我们一群学生非常气愤，跑到小泉找到驻那里的五十四军九二分队（军部直属侦察连），要求他们督促工宣队释放老校长和补发工资。我们几个同学还私下商量，准备如果工宣队不放人，我们就冲进去把老校长解救出来。
结果，我们还没采取行动，工宣队就换人了，那个“武斗司令”就再没看到了，后来听说是因武斗的问题被抓起来了。老校长仍然被关着接受审查。我们很快就被赶到乡下当知青去了。
我知道的抵制上山下乡“钉子户”
1968年底，因为那场运动，造成了几百万“老三届”“新三届”毕业生滞留在学校，既无工作可安排，也无书可读，这沉重的包袱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问题。于是就传来了“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们这些青年人正是长知识长身体的豆蔻年华，把孩子送走，家长们极不情愿。有的是表面顺从，心中流泪，有的心一横，天王老子都不怕，要想我的娃娃当农民，不可能！
后来成为我老婆的谭强一家，就是抵制上山下乡的钉子户。
我的岳父谭沛然，解放前从涪陵农村进城，住在重庆江北上横街，每天从嘉陵江中挑水上街，靠卖水为生。按我老婆的说法：当年父亲就是一根棒棒。
后来有了自来水，挑水卖没人要了，他就拜师学了一门泥水匠的手艺，在市中区储奇门房管所当工人。他老实巴交，轻言细语，三天不说半句话。
我的岳母王素华是涪陵一户中农的女儿，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杀猪匠。岳母半点文化没有，却头脑灵活，个性极强，极有主见。
过去农村的贫困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她育有四个女儿，大姐，长得非常漂亮，就像电影明星秦怡，与一军医结婚去了武汉，后来也参了军。二女儿，重庆九中高66级毕业生，性情温顺，极像其父。三女儿，就是我老婆，性格极像其母，属虎，我就开玩笑称她“母老虎”。幺妹当时很小，鼻涕流出来，还抬起手臂用衣袖横起擦。
她们家住在江北上横街邱家菜园，虽然是城里人，生活仍然相当艰苦，我老婆告诉我，幺妹在1960年差点饿死。杀猪匠外公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没有吃的，来重庆找女儿、女婿，见三个外孙女个个吃不饱饭，他只好含泪默默地返回涪陵农村，后来被活活饿死了。
同时被活活饿死的，还有我老婆的舅舅和舅妈。
农村的艰苦生活，农民的艰难处境，对我岳母刺激太深，所以她一听说三个女儿均要下乡，死活都不愿意。
岳父因此被停止上班，而地段上的居民委员，三番五次来家做工作，均被拒绝。
地段上的居民委员见软劝不行，就来硬的。把家里的米缸贴上封条，不准开伙。碗柜贴上封条，不准吃饭。衣柜贴上封条，不准换衣服……
三个女儿在外四处躲藏。地段上的人找不到动员对象，实在无计可施了，就将我的岳母胸前挂上牌子，游街示众。
岳母是杀猪匠的女儿，天不怕，地不怕，昂首挺胸，要游就游，无所谓，还扬言：“只要我的三个女儿不到农村，去死也值得！”
直到附近居民议论纷纷：“这可是老工人的家属，又是军属，你们这样对待，怕是不合适啊？！”岳母身上挂的游街牌子才被摘下。
后来，街道居委会将此事捅到武汉部队，大姐怕影响前程，才多次做母亲的工作。并将二姐通过关系弄到贵州的部队农场。谭强和幺妹，不得不两人同时下乡。
如果是“黑五类”子女，那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只能夹着尾巴乖乖听话，下乡比谁都走得快。而另一些家长则千方百计为子女办“病残”，以此逃避上山下乡。
我在学校第一个报名下乡
下乡当知青，我毫不犹豫，坚决拥护，身体力行，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这是因为我的家庭情况与其他同学不同，我父亲早逝，母亲长期在姐姐家搞家务。我在校期间基本上是住读，假期也留在学校，又经历了重庆武斗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长期在外闯荡，独立生活能力很强，能够吃苦耐劳。农村再怎么苦也吓不倒我。
1969年春节过后，我第一个报名，第一批奔赴农村。
我校同级同学告别聚会，我悲愤地大吼一声：“别人斗批改，我们是斗批走！”多年以后，同学们都说这句话是当时复杂心情的表述，这句话记住了一辈子！
当时对困难学生下乡，有一床棉毯、蚊帐的资助，我向两位3403厂的工宣队师傅提出申请补助，他俩当即同意。却遭到我班一同学的背后议论，认为我不困难，不应该享受。
我们九龙坡区的学生是分在内江专区的资中、资阳、安岳、乐至。我校学生分配到两个地方，一个是资中县太平区，另一个地方是安岳县。
临行前一天晚上，我在总后渝办工作的姐夫李汝宽，把我拉到部队家属区的院子里，跟我单独谈话。因为我大姐的女儿李莉，当时是重庆师专附中（后为八中）初67级学生，她也面临下乡的问题。
姐夫对我说：“你先下去，半年后，你安顿好了，再回来接李莉。”我说：“好的！”他又说：“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设法把你们弄回来。你们每人每月家里各发零用钱8元，从下乡当月开始计发。”
第二天，我们即踏上了征程，在九龙坡上火车，站上挤满了送别的家长、学校教师，当然也包括我的母亲。我校党支部书记韩林海，身披军大衣，送我们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到了生产队，敲锣打鼓地热情欢迎我们，摆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在席间，我第一次见到狗吃小孩刚刚屙在地上的屎。
与我分在一个队的是同班同学赵配金。我们队是三大队六生产队。生产队盛情招待我俩后，带我俩到安排的住处。我一看，顿时傻眼了：只有一面砖墙是好的，其他三面墙，只有下面小半截，门几乎没有，屋梁上的瓦片，只有稀稀拉拉的十几片，既不能遮风又不能避雨。
我一下就闹起来了，这怎么能行呢？起码也得给我们安排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住嘛！
队干部立即给我们解释，生产队人多地少，和其他社员合住也有困难，给你们安排的是一个孤儿的住处。现在这个孤儿在公社炭厂挖煤炭，该房长期无人居住，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几个队干部当场紧急商量，把我和赵配金安排在此处，确实不妥。出于无奈，只有将生产队的保管室打开，让我俩住了进去。要知道，那个年代，生产队的保管室可是个要害之处，里面有粮食和各种生产资料(包括化肥、农药、大型犁耙等等)。
我们就这样算是安顿下来了。
生产队离公社只有三里地，公社所在地，是一幢高层别墅式建筑，干部向我们介绍，那是解放前西昌高等法院院长的公馆。公社的卫生所也设在此地。
在男女问题上，我显得比较迟钝。他们一些同学都成双成对地下乡，早在学校时就把“朋友”谈好了。有同学经常笑我“醒得太晚了”。
其实不然，他们不知道我的隐情。在激烈的武斗中，三十四中初66级的女生李小萍一直和我出生入死，共同战斗。我曾经救过她的命，后来，她非要和我“耍朋友”（谈恋爱），我也同意了。
她给我看了她父母亲的照片，她父亲高大、英武，两道箭眉，原来是国民党带兵打仗的军官。解放后，在菜园坝蔬菜公司当一名采购员。她母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南京人，后来在李家沱染料厂行政科当会计，下面有一个妹妹和弟弟。她带我去见了她母亲一面，高高的个头，高雅的气质，给我一副江南名媛的感觉。
下乡前，许多单位上已开始“清队”了。有一天，她告诉我她父亲又被抓起来了。她要求和我一起下乡，来杨家坪找过我几次，被我母亲发现了。我向母亲如实汇报了她的情况。
我母亲当即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我父亲有历史问题，已经在政治上压力够大了，再找个“同类项”，岂不是雪上加霜！
我也只好遵照母训，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和李小萍分手了。
李小萍很不服气地对我说：“你刘国章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我李小萍则是林道静！”
李小萍和妹妹下乡到了荣县。她一直没有调出来，和当地的一个教师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丈夫癌症病故，才在重庆另找了 一个老伴，调回来当小学教师。她的妹妹顶替母亲调回重庆。她的弟弟在当时不堪政治压力自杀身亡……
这就是我的初恋。跟我一起插队落户的赵配金不知隐情，经常笑话我：“救了人家的命，人家硬要嫁给他，却把人家撵跑了！”
我成了县里的先进知青
在生产队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了。锄头、扁担、粪桶、水桶、锅、瓢、碗、盏，花了几个星期陆续制备齐全。除了不会犁田、耙田，其他什么农活我都是抢着做，很快赢得了队干部和广大社员的好评。我被评为壮劳力，定为最高工分十分。除了赶场天，春节返渝或扎雨班外，我都是全勤。
春节刚过，春播在即。当地插秧方式和我们重庆农村不同，重庆农村是栽“白水秧”，资中是栽“铲铲秧”。
所谓“铲铲秧”，就是当秧苗长到只有“白水秧”秧苗三分之一时，在秧田里泼满大粪，很臭很臭！再撒上磷肥。然后用长方形的铁铲，连土带秧一铲一铲地铲起来，放在手腕上，插到平整好的水田里，插的时候，那个粪水都跟着那只手往下流，又臭又恶心！
我队稻谷亩产能达三百至四百斤。但人多田少，实际上，一个全劳力平均每年只能分到两百斤左右的稻谷。
队里分给我九厘自留地，而有些知青的自留地却是荒着，或由社员代种。我的旱坡地，种上了包谷、小麦，全获丰收。两溜田坎地，我种上了黄瓜、红萝卜、辣椒、茄子、四季豆，在田坎边铲开一个个裂口，撒上一把磷肥，种了黄豆。
由于辛勤劳作，我的瓜菜都喜获丰收，社员们个个都向我竖起大拇指。
国家给知青的建房款到位后，社员们为我用泥巴筑了两套茅草房，卧室加一间厨房。墙外还挖了一个粪坑，我又在房前屋后种上了几窝南瓜，都喜获丰收。
看到自己的辛苦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生产队对知青特别关照，准许我喂了两对小鸡。有一只被老鹰叼走了，剩下三只健康成长，全用粮食喂的，个个五六斤重，毛色鲜艳，过春节背回了重庆。纯粮喂的土鸡是真正的原生态，那个鸡汤之香、之鲜，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那房子的房顶是用麦秆编织的，是个技术活。盖房时，队上派李二爷给我盖房顶。他是中农，那天太阳很大，他在房顶上对我说：“把人都放到太阳里去了，不把人烤糊了、烤死了哇！”
我一听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很紧张。农民就是用这种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插曲，令我终身难忘。
我一个人没有猪圈，更没有精力养猪。在我大侄女来到前，想吃肉，只能在赶场天到罗泉镇炒上一份四角钱的猪肝或腰花解馋。吃不完的红苕，就挑到乡场上卖。100斤红苕，也就卖二十七元钱。我的食量很大，一顿能吃五大碗蒸红苕，身体长得十分强健。皮肤黑里透红，下大雨时，雨滴在肩上，沾不住，直往下趟。
我在那个期间从未生病。另外一个大队，我校的一名女知青，因为肠梗阻不幸去逝。
在和社员一起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队干部和全体社员，对大寨大队战天斗地的硬骨头精神，是心悦诚服的。但大寨的极左生产管理，极大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每天下午一到收工，评分计工时就扯皮。社员们极力要求分组、分片包干，责任到田，责任到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强烈的愿望，在私下更激烈地表现出来。当时，每个队都偷偷地干。公社大队干部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最实际的想法是：不论怎么干，保质保量抓农时，抢季节，“灌满自己的肠子，才是头等大事！”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话只有王八蛋才能说得出口！
我们落户的地方，亦称睢家坝子，距离威远县的深山老林，有四十华里之遥，社员升火做饭，柴草严重不足。一句话，缺烧的！公社在黄荆沟开了一处煤窑。我们十天半月即要翻山越岭下深沟，去黄荆沟煤窑买煤，一步一步地挑回来，来回有80里山路。凌晨4点，社员带上饭粑砣，打着火把上路。我还好，尚有一把电筒。那完全是山间羊肠小道。下到黄荆沟后，只见两边均是九十度悬崖陡壁。社员们经常道：“下坡脚杆软，上坡直打闪。”
走到煤窑，已是上午8点左右。煤窑洞口很小，地上有两根木竹做的轨道。突然从洞口爬出一人， 头顶一盏菜油灯，腰间捆着一根五六寸宽的麻带，背后拖着一个竹筐，竹筐里装满了一大块一大块闪闪发亮的煤块。每块大约有20至30斤重。
只见他全身裸体，双脚并两手，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将煤筐沿轨道拖出洞口，满脸黢黑，只有两只眼睛还在转，简直就像一只大猩猩。我脑海里闪现出电影《农奴》中强巴的形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不允许女性到煤窑挑煤。
社员指着他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生产队那个孤儿。他这种人在煤窑还有好几个，工作虽然艰辛，长年累月衣不遮体，但饭还能吃饱，否则没有力气，无法干活。”
挑煤回家太艰难了。那石梯坎高耸入云，一上了坡，社员们就开始啃饭粑砣。社员们挑煤都不带水，每个固定的歇脚之处，必有一窝清澈甘甜的山泉。
挑煤炭回到家，天已经黑尽了。我第一次挑煤，挑了80斤，第二次挑了100斤，第三次挑了120斤，最多的一次挑了125 斤。
挑煤的记忆太深刻了，终生难忘！当知青的日子太艰苦了，还好我信心十足，后来我被评为先进知青，出席了资中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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