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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7月30日第253期
本期目录
〖赵瑜专辑〗
书海泛舟
赵 瑜 山西清查扩大化与胡耀邦拨乱反正（《牺牲者》选读）
第二十二章 山西清查扩大化
划线切瓜狱满为患
李顺达横遭厄运
陈永贵跌落虎头山
一下子放掉三万人
第二十三章 沉重的尾声
胡耀邦赴晋解疙瘩
牛与鸡群各不同
敢对巨人说抗争
最后的省思
我的忏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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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山西清查扩大化与胡耀邦拨乱反正
（《牺牲者》选读）
赵 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赵瑜完成于2007年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最后两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赵瑜，著名作家，著有《中国的要害》《太行山的断裂》《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报告文学作品。本刊此前已节选发表了《牺牲者》中的片断《震惊各方的山西长治“一·一六”事件》（2013年9月30日第22期）、《是谁杀了王尚志》（2013年11月30日第25期）、《虐杀生命》（2014年3月30日第31期）、《山西文革中的几份死难者名单》（2016年6月30日第72期）、《处决在战场之外》（2020年3月30日第149期）、《难民跑城》（2020年5月30日第152期），可参看。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一部呕心沥血反思文革历史的大著竟然一直得不到出版……这也必将与其他诸多典型事例一起载入未来的出版史。（图为作者近照）
第二十二章 山西清查扩大化
揭批清划线切瓜，联字号万众被抓；悲剧重演，以牙还牙；徐志有败逃东三省，大判刑累坏公检法；王谦独揽党代会，耀邦力保李顺达；理论界反思农旗坠，陈永贵骨灰山寨撒；数载奔呼多有李辅营救，一朝释放不辨虎豹鱼蛙；王宪斌状诉善终无界线，出狱人翻起浊浪搅沉渣；书记离职辞晋赴蜀，对手送站鞭炮噼叭；劫后矫枉常过正，一团乱麻死疙瘩。
划线切瓜狱满为患
1976年金秋十月，举国欢腾了好一阵子。文豪郭沫若，纵笔《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一扫光……”豫剧老人常香玉复出，放声大唱郭词，听众叫好不叠。
一时热闹，遮不住世事残酷。政权斗争有敌性，干部群众有派性，历史车轮有惯性。
华国锋主持新政，号令全国，乘胜追击，迅速掀起“揭批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新高潮，简称“揭批清”（有些地方简称“揭批查”）运动。声势浩大迅猛，又一场风暴来临。这场风暴绝不是以哪个派系哪个战斗队或者哪个群众组织的面貌呈现出来的，而是由执政党统领指挥，由各级政府即国家机器强力推进，自上而下严密部署的一场特大运动。
时间上一环紧扣一环，不给对手任何喘息之机：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等人被捕。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各省致电响应中央决策。10月13日至15日，王谦主持山西省委会议，紧急召集各地市第一书记赴省，为打响“揭批清”第一战役做好全面准备，要理直气壮地“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揪出四人帮伸向山西各地的黑手”。那么，从山西两派斗争脉络延续下来，该查什么人，谁是打击对象，自不用细说——省城的兵团、红联站，各地市像晋东南那样的联字号，其骨干其头脑，现在统称文革造反派，就是“揭批清”重点打击对象无疑。
至于某组织某个人究竟算不算“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看如何解释：思想上体系上有牵连，还不算牵连吗？（左起：陈永贵、汪东兴、王谦）
文革两派，其中一方首先举旗造反，另一方先是保守派，后来争当造反派，也要拿到一个大时代的身价牌子；还有从双方阵营里分裂出来并与对立派结合参战的人群，都成了造反派。可以说，造反派这个称谓，难分彼此，大家都有份儿，伯仲间实在不好剥离。如今天翻地覆 “揭批清”，造反派的“桂冠”却戴在了少数对立派骨干头上。老干部掌权执政，将其斥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坏人。昔日响当当红哇哇一个造反派名头，从今往后，躲尤不及。
山西省委紧急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老干部一下子挺直了腰杆，意气风发，要真正当家作主了。10月17日，各地市书记大步流星赶回本区，立即组织召开大规模的各级干部大会，全面发动部署“揭批清”第一战役。11月初拉开战幕，头一个消息就是全省通报：省直机关干部李瑞芳、李文亮、刘志英、杨国和等人，已被公开逮捕。
这几名省直干部，曾是与陈永贵和王谦长期针锋相对的一派组织头头，简单说就是支持过谢振华的联字号。李瑞芳身为省卫生厅副厅长，李文亮任省委政治部处长，刘志英任省委组织部处长，杨国和则是省总工会常委。大会宣布对他们公开逮捕，威慑全省。顿时，省直同派大小头头以及各地市联字号骨干人人自危。
老干部占据了绝对优势。太原黄志刚，临汾赵雨亭，晋东南王绣锦、王景生，还有阳泉地区、运城地区、忻县地区、吕梁地区、晋中地区、雁北地区加上长治市、大同市的主要领导干部，齐声宣告：我区我市就是“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对他们在我区我市的代理人，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不可心有余悸，必须彻底清查。
各地联字号得到消息，深感惊慌。情知形势严峻，却又束手无策。晋东南联字号骨干匆忙进行数次聚会，分析研究时局对策。几近绝望中，有人提出拉起队伍到沁源深山里打游击，要破釜沉舟，战斗到底。这不过是说些大话壮胆，响应者寥寥，终难成事。
这派头头议论最多，也最不服气之处，一是说“毛主席尸骨未寒，就有人抓了他老婆，上街游行，丑化的不像样子，走资派搞了全面复辟”；二是说如果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该查我们这些人，陈永贵和王谦与“四人帮”的牵连还少吗？1968年，江青多次下令释放红字号头头；1974年，江青炮轰谢振华，陈、王积极发动批谢、曹；1975年，王洪文牵头，给谢、曹定罪十一条，还保护王谦，批我们犯了“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的严重错误；1976年，江等批邓，王谦即召开省直、省军区和太原市三大系统全体党员联合批邓大会，亲自带领8万名党员上街游行响应，其规模在全国要排第一；江青两次去大寨，陈永贵等人“把江青当祖奶奶供奉”；同年，他们接待“白卷先生”张铁生来晋，在大寨和太原公开做报告批邓。现在，凭什么偏偏把江青的“帮”与我们的“派”捆在一起呢？凭什么单拿我们当做“帮派体系”的清查对象呢？照此推论，我们才是长期和“四人帮”对着干的革命派，山西的清查不是“倒清查”吗？
战士自有战士的思维方式。文革十年，就这般混乱。
更多的干部群众则从直观上认为：“四人帮”当朝造孽，夺权造反派是主力军，这批人助纣为虐，给他们治罪绝不冤枉……
10月21日和30日，省城40万军民游行集会，“愤怒声讨‘四人帮’对山西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省直机关和太原市继续抓人捕人。
让人深感严重的历史现象在于：江青集团倒台后，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此，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未能及时否定，还要掀起新高潮。这时，陈永贵反而更风光了。他继续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深受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领导人的支持，其声望权势达到了平生最高峰。
12月1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华国锋主政以来第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以中共中央最高名义在京举行，举世瞩目。华国锋、叶剑英亲自主持，宋庆龄、李先念、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全国5000名代表隆重赴会。陈永贵抖擞精神，于20日作大会报告：《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全国各省市相继举行同类大会。
大寨战旗不倒，“农业学大寨”仍是全中国头等国策。这就让山西对立一派干着急没办法：陈永贵当稳了山西太上皇，王谦推进“揭批清”，有如神助。
省委部署“揭批清”第一战役，明确指出，“我省一部分党政机关的权力，还掌握在造反派甚至反革命帮派分子手中，一些地方的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市场，这些人仍在暗中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以保住他们依靠打、砸、抢而篡夺到手的权力”，对于这些人，“必须除恶务尽，不留尾巴”。因此，王谦提出一个形象化的清查方针，叫做“划大线，切西瓜”，步骤是：“首先把少数有问题的人和大多数没有问题的人区别开来，以便列入审查；然后，再把问题重大、问题严重的人和一般问题的人区别开来，以便处理；最后，对帮派体系的核心人物、骨干分子，新账老账一起算，重点打击。”
至于如何区别，谁是重点，何时处理，怎样打击，则无人细分。振臂划线，挥刀切瓜，无疑是各地党政说了算，几个领导人说了算，派战胜利者说了算，由不得就会扩大化。武斗战后军分区和联字号整治红字号，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遥想中共自延安整风乃至更早的苏区肃反，尤其是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哪一回没有严重地扩大化呢？在阶级斗争思想理论指导下，文革十载，造反革命，派战残酷，事件频发，血债叠加，受害无数，如今一说彻底清查，要整治的仇人何其多也！派战剿杀的惯性，人治办案的干法，清查扩大化，几乎无可避免。
“划大线，切西瓜”，来势猛，力度大，曾经他整我，轮到我整他，恶性循环，没有废话。
而在残酷漫长的文革动乱中，确有不少坏人横行。他们打人，杀人，把人往死里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文革引发了人间之恶，原本一些品质较好的人，也由于整个社会失去法度制约，在派战风潮带动下，帮协坏人做了坏事。这些罪恶，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不允许的，都应当受到法律严惩。正所谓恶有恶报，坏人做坏事，迟早该得报应。
但是，这种惩治，理应在法制轨道上进行，理应改变运动式的极左方法，以暴制暴更不行。唯此才能防止人间悲剧继续扩大。可叹“揭批清”之初，并没有多少人对此保持清醒认识。人民出于对“四害”横行的普遍愤懑，严惩坏人的呼声震天动地，山西各地迅速掀起了一场揭批风暴。而凡搞群众运动，凡以运动代替行政代替法治，就必有一大批人吃亏倒霉，继续受害牺牲。
待到运动过头，最后一纠偏，反倒可能掩护了真坏人，便宜了真坏人，使恶人趁运动后期纠偏之机逃脱法律惩罚。以运动形式大搞“揭批清”，弊端严重。
在山西各地，在工厂农村，果然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清查面过大的情况。出于派性仇恨，不少地方搞了逼、供、信，死人、伤人事件累有发生。各类矛盾之间失去分辨界限。造反派、联字号劫难临头，株连者多达好几万人。
写到这里，我又要提起晋东南联字号头头徐志有先生了。这位老徐，已经积累了斗争经验并且善于运用经验。“揭批清”运动拉开战幕，老徐预感到大势不妙。他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很难逃避残酷打击。1976年11月23日白天，老徐以地区体委副主任身份，硬着头皮参加了王绣锦、王景生、李维彬等地委领导人主持的“揭批清”动员大会。夜晚，他潜回体委取得了一些细软，连夜从长治古城奔逃外出。他没有跟任何人联络，也没有跟最亲密战友告别，一下子直奔东北通化老山林而去。那里是他久别的故乡，自会得到亲友老乡包藏掩护。
老徐像一头受惊猛兽，蹲在荒山老林极穷僻处，静静地窥测着人间激战。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潜入更加偏远的沟壑纵深，不见了踪影……
老徐蜗陷逃亡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他躲过了疾风骤雨的清查高峰期，老徐成了一名被免去职务的普通干部。我们在地区体委见到他，随口讥嘲他说：大名鼎鼎，打响了太行山上第一枪啊！现在甚事儿都没啦？老徐便感慨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时我老徐如果留下，不死也得断条腿！最后给咱判一大刑，后半辈子就在牢里喝糊糊吧，今天还能和你们坐到麻将桌上？
种种案例，证明老徐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自打老徐失踪后，晋东南地区公检法和大批办案人员，曾经兵分六路，多次到河南和东北等地展开追捕，均未将其抓获。其中一次，体委武术家侯存孝先生和我的自行车教练胡庚秉老师参与办案，到吉林省通化县追觅老徐行踪，结果大吃苦头而归。我向老徐探问此事，老徐便得意相告：
就那几颗笨脑瓜，还能抓到咱这个好猎手？他们几次到咱老家，全是白跑瞎窜。当时，公社大队在前头接待他们，背后早就向我通风报信了，说山西人又来抓你啦，我立即抄起猎枪，出村上山，躲躲呗。
我说：我们胡教练可不是个笨脑瓜。
不笨？老徐大笑道：东北有多冷？大冬天把鼻子冻下来。老胡老侯住在村里，出出进进的，我老徐就蹲在村边小树林，看得清清楚楚。一到天黑，村干部先给他们烧炕，劈柴棒子一通猛烧，老胡就喊，烫死人啦！好，留下一条薄被子，撤火。到了后半夜，老侯又喊，冻死人啦！不出两天，两人鼻涕哈啦一对儿重感冒。吃东西半生不熟，两人一块儿拉稀。我蹲在小树林里看他俩，窜稀窜得连裤子都兜不上，笑死个人！没几天，老胡老侯受不了走人。好几次警察来，我们都这样对付他，夏天蚊子臭虫，冬天冷饭凉炕，谁能呆得住啊！
我说：那是，谁都受不了。
老徐说：我打猎逛山，可把身体整好啦。
我说：你枪法好，红字号说你打响了太行山上第一枪。
老徐说：那一枪，不管是不是我老徐打的，反正都得给咱判大刑啊……
这么一条胆大汉子，都得惊慌逃亡，足见当时抓捕何等酷烈。老徐，一个群众组织头头，一名普通铁路工人，刚刚浴血奋战当了干部，转眼间仓皇奔逃山林深处，凄风苦雨，三年不敢见人，也足够悲惨了。此事容当后叙。
然而，老徐这番悲惨实在不算什么，联字号头头们锒铛入狱乃死于深牢者，比比皆是。
在晋东南地委后院儿，我亲眼看到，大批干警抓捕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名叫张守忠。他给行署副专员贾茂亭做过通信员。继程首创失败后，贾茂亭被军分区结合到地革委班子任职，红字号便认为贾有联字号倾向。1968年那次“1·16”事件，贾茂亭曾和李顺达一齐被抓，关押到红字号大本营吃了苦头。我想，即使他有些观点倾向，也很自然。后来，贾茂亭调往运城地区又调到太原市，担任领导职务，配合谢振华工作，当然不是陈永贵和王谦线上的人。
贾茂亭调走，张守忠留在地区公安处工作，娶了一位北京女知青为妻。他没有担任过联字号派头头，也没有参加多少派组织活动。而一到“揭批清”，贾在省城被整，连带这位几年前的通信员也成了审查重点。抓捕张守忠，另一个目的在于掏取贾茂亭的相关材料。这天，张守忠被押上大卡车，干警们当众施威，敞开大马槽“表演”于车厢平台上，开始给这位通信员捆绑上刑。但见两臂后勒，勒紧，再勒紧，一直勒到张守忠几无呼吸，整个脸庞仰面苍天，由惨白色转为黑青色。我心震颤时，大喇叭响起，拉走游街，这一关就是好几年……
“揭批清”第一战役，抓捕到联字号对象，大都少不得如上程序，捆绑游街，酷刑审讯，判决劳改，让旁观者足以心惊胆战，自我窒息。
你想，哪一位头头的案情，不比一个通信员严重呢？的确，老徐不跑，性命难保，侥幸留得性命，怕也会终生拄拐。
1977年和1978年，是山西省抓捕“帮派体系”极尽繁忙的两年，对立派大小头头基本上一网打尽。以吕梁地区灵石县为例：1977年5月1日，县城里一夜之间突击收审“总部”一派人员500余名，各公社同时收审540余人，“全县挖出‘四人帮’黑爪牙1000余人，株连2000多人”，其中重点人物被正式逮捕判刑。以上情况，来自灵石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建祥先生的回忆录。而在各种各样的指控罪名中，“反大寨”一项占据很大比例。
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局、省直机关党委三单位，总共106名干部，一举清查了65人，6名正副部长被清查4人，14名正副处长被清查11人，34名干事被清查20人。
太原市北郊区算个小机关，由于“兵团司令”刘灏曾在此工作，该机关即被揪出“黑爪牙”56人，清查比例畸高。
太原市委领导班子中，有4人被揪出。
太原市北城区干部700人，有226人被揪出。
省卫生厅以前局长为首的“帮派体系”被揪出。
省公安厅以正副局长为首的“帮派体系”被揪出。
临汾地区以副书记为首的“帮派体系”被揪出。
省委领导班子中，有李顺达、王体两名常委被揪出。
太原市清查对象达到10000人。
太原铁路系统清查对象达到10000人。
晋东南地区清查对象达到10000人。
继李瑞芳、李文亮、刘志英、杨国和之后，省城一派首脑刘灏、段立生、黄锐庵、王弼现、张安邦、张金高、钟志远、程子和、吴成柱、李辅、白佩生、张希舜、秦连仲等多人，相继被斗被捕被判刑。其中一位李辅，仅在襄汾县一地，即被连续巡回批斗34场。而晋城县王保贵，则被持续游斗达80多场。
省军区系统也搞起了“揭批清”运动。已从晋东南调任省军区副参谋长的李英奎等人，被隔离关押到省军区后院深处，审查两年之久。各地军分区，同样严查了大批干部。
我们再重复一遍：两派斗争有延续性，文革运动有惯性。不到一定时候，中国“革命”刹不住车。
这里解说一下，数量众多的“清查对象”或曰“被揪出”的人，必是指被抓起来隔离审查而言，需要判刑则判刑。就是说，山西省一举抓捕了好几万名对立派。这里不包括“被株连”的人，被株连被打击的同派“爪牙”更是多得数不清，简直无法统计。而整个山西，凡是遭到隔离审查的数万名清查对象，一律被抄家，此乃当时查案办案不可缺少之一环，要查找藏在家中的证据。当然，如果家里还有什么好东西，也不会留下。上述张守忠被抓后，家中丢失物品320多件，几被洗劫一空。
回到晋东南看一看。
在老干部当中很不合群的省政法干校副校长范云章先生，读了本书前面内容的读者已经熟悉。那年，他年满65岁，垂垂老矣。清查中老范被抓起，拉往各县轮番游斗90多场，致老范休克6次。其中一次，由地直单位揪斗，人家嫌他年老多病站不住，便开来一辆五吨吊车，先用绳子将老范捆成一团粽子模样，然后把他钩牢，启动吊车钢臂，吊至半空里批斗两个时辰。读者们想一想，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呢？
李顺达省城被批，他的弟弟李贵达，妹妹李秀英均遭抓捕关押，列为重点清查对象。
在抓捕长治运输公司程天明时，办案者蓄意拿上一把自动步枪子弹，塞入桌屉中，然后作为“暴乱”证据使用。
晋东南百货公司鹿海银、物资局秦书勤、电影公司李培五、高平邮电局刘东生、寺庄公社杨过法等17人，在清查审案中被逼惨死；长治市原土成、牛孟林、郝学礼、苗学友等7人惨死。死者中最惨的一位，是电业局职工牛孟林。面对车轮审讯，牛先是咬掉了自己的舌头，已不能说话，办案者又逼他用纸笔交待，牛便用刀将自己拿笔的两根指头剁掉。如此仍未过关，最后，牛上吊自杀。
长治市清查对象3000余人，家家惨不忍睹。
高平县上至县委副书记，下至农村社员，清查对象多达数千人，抄家2000余户，株连受害者更多。其中野川公社北杨村大队，总共350户，1500余人，在县里和公社清查工作组督导下，除1户外，全部被清查。
后来，省地多种材料里都说，晋东南严酷清查扩大到上万人。我根据不完全的文件核算了一下，此数字并不夸张，不论是否包含长治市在内，晋东南各县各单位总计清查了上万人，确实搞了扩大化。真是苦海无边，红字号群众当然地认为：过去，我们挨整，家破人亡，今天轮到你们了。
由于派性，由于仇恨，不管对方有没有大的问题，先弄起来查他半年再说……
至于那些广富名声并已担任了不同领导职务的头头，或者案情明显的骨干，还有判案常用词所指“民愤极大”的人，更要倒霉遭殃。对他们不仅要关押批斗，还必须正式逮捕判刑。我这里整理出一份极不完全的判刑人员名单，清一色联字号，可当作历史文本留给后人：
1. 魏来根（地直），判刑20年。
2. 张登魁（地直），判刑10年。
3. 班万红（地直），判刑5年。
4. 马长根（长治市），判刑17年。
5. 暴二乖（长治市），判刑5年。
6. 王金水（长治市），判刑7年。
7. 任红宇（长治市），判刑10年。
8. 杨龙华（长治市），判刑13年。
9. 何松林（长治市），判刑10年。
10. 刘锁柱（长治市），判处死缓。
11. 王怀有（长治市），判刑12年。
12. 呼长锁（长治市），判刑死缓。
13. 冯会保（长治市），判刑20年。
14. 张荣光（长治市），判刑20年。
15. 陈小根（长治市），判刑15年。
16. 谭润华（长治县），判刑8年。
17. 李秉壁（长治县），判刑6年。
18. 邵有国（红星厂），判刑10年。
19. 常玉发（长钢厂），判刑15年。
20. 丁茂阳（淮海厂），判刑13年。
21. 李东生（潞城县），判刑15年。
22. 侯占林（潞城县），判刑15年。
23. 韩保娥（屯留县），判刑20年。
24. 李进奎（屯留县），判刑18年。
25. 郭永福（平顺县），判刑15年。
26. 王保贵（晋城县），判刑10年。
27. 董乾太（晋矿局），判刑20年。
28. 王学科（高平县），判刑15年。
29. 刘卫民（高平县），判刑20年。
30. 张来生（高平县），判刑10年。
31. 张天恒（高平县），判刑10年。
32. 车民根（高平县），判刑20年。
33. 杨桓（高平县），判刑4年。
34. 王喜元（高平县），判刑10年。
35. 朱力胜（高平县），判刑5年。
36. 杨金库（高平县），判刑5年。
37. 毕世英（高平县），判刑20年。
38. 常俊（高平县），判刑3年。
39. 王月生（高平县），判刑20年。
40. 郜六孩（高平县），判刑15年。
41. 李宏昌（高平县），判刑20年。
42. 车元根（高平县），判刑5年。
43. 刘东生（高平县），判刑5年。
44. 刘又生（高平县），判刑4年。
45. 李秀峰（高平县），判刑12年。
46. 李金钟（高平县），判刑15年。
47. 魏丙旺（黎城县），判刑13年。
48. 武炳周（黎城县），判刑10年。
49. 秦福来（陵川县），判刑20年。
50. 郎启发（陵川县），判刑20年。
51. 翟凌生（陵川县），判刑20年。
52. 张五魁（陵川县），判刑20年。
53. 杨红（陵川县），判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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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查找耐心一些，这份名单足可以延续十倍之长亦不足为奇。当时，被判徒刑或被长期关押审讯的头头骨干众多，一时间很难完全引证写清。晋东南如任金堂、王天池、范云章、刘金水、田茂海、石兰芳、吴连其、吴惠恩、吴振虎、乔连旺、范瑞、张根虎、郝福永、朱清奇、何松林、邱占亭、肖福兴、赵文志、任井泉、王保全、史敏、范炳文、李德有、王保荣、鹿金才、王度量、王俊礼、柳锦州、李华仁、朱兴邦、宋三联、苗根元、严仁苗、樊忠进、李中白、杨海龙、明根龙、段长俊、张贵斌、李润喜、任跃忠、张有福、李秀堂、王新文、王占清、常金林、牛炳元、韩福旺、陈中乐等等。地直、长治自然不少，各县各厂相加更多。
尤其令人心惊的是：1979年12月，晋东南公检法清查办案人员，鉴于全国将于1980年1月1日起实行新制定的“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即对旧的刑事审判程序和检察抗诉制度实施大的改革，这就极不利于简单化的刑事判决。于是地委领导立即组织班底，以清理积案名义，对全区关押中的未决人案实行突击判处（《昨天》编者注：此非晋东南一地如此，而是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不约而同的做法，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地区中级法院将审判工作人员分为四路，分兵下到县里，合署加班办公，直接定案判决。本来，省高院已经通知不要在“两法”实施前核报死刑，晋东南仍坚持于最后两天即1979年12月28日突击判处四件死刑案，急急报送省高院，以期构成既定审判。到了最后时限也就是12月31日这一天，晋东南各县突击判决66案，判刑121人，连夜宣判，以示合法，一直搞到深夜零点才告结束。至此，晋东南地区自清查以来，共判决“运动案”312件，有540人被处以徒刑。
这540名人犯，都是晋东南联字号组织的领导者或骨干成员。那么，回头去看，1968年武斗结束，联字号掌权时，又判决过多少红字号人员呢？我有幸得到省高院一件总结材料，内中明确写道：原先红字号被判决之案为495件，计872人，比清查中被判刑者更要多些。尤可悲痛者，两派中任何一人被捕，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大祸临头。双方都有父母妻儿，家家历经悲惨故事，太行文革之战，实乃两败俱伤。一个晋东南地区，前后相加，早已狱满为患，红字号、联字号两大派共被判刑807件，绑赴深牢服刑者高达1412人。还有几十条鲜活的生命，被枪决于刑场上，血染黄沙，饮弹而亡。
更有三千多人，在武斗中，在抓打中，在揪批中，在酷审中，以各种各样的死法，葬身于太行太岳。他们都是文革运动的牺牲者，他们冤魂不散，日日夜夜都在阴风呼号中控诉着那场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李顺达横遭厄运
李顺达和陈永贵，两位山西老农，是中共体制下最富名望的全国农业劳模，1969年双双成为“九大”中央委员，二人同为山西省委常委。但在文革派战中却无法坐在一条板凳上，用老李的话说，“是风言风语把我俩分开了”。
（前排左2陈永贵，左3李顺达）
老李支持张日清、谢振华、武天明，保持联字号观点。
老陈支持刘格平、王谦，保持红字号观点。
自谢振华被批，调离山西，陈永贵占了上风。李顺达虽然短暂主持晋东南地委工作，却实在干不下去，走了人生下坡路。待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华国锋主政，二度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陈永贵人在中央，权势达到平生巅峰。全山西“揭批清”烈焰燃烧，一把火就烧到了老李头上。李顺达跌入人生最低谷，老陈红透晋、京乃至全国。
两年后物极必反，中国人抛弃和否定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老陈势必跌落下来。烙饼再翻，老李重新平反，荣光回升三晋，以乃后话。
这里先说老李在“揭批清”期间倒霉诸事。
本来，江青集团在京遭到“一举粉碎”，李顺达是非常高兴的。原先他抱怨过：文革呀文革，你西瓜从里头烂哩，咱在外头瞧不出来啊。现在他逢人便说：这一乱就是十年，总算找到根儿啦，一家伙刨掉老根啦！他激奋地加入长治古城游行队伍，主动上街欢庆胜利。
尽管李顺达早已饱经磨砺，但他仍未料到，厄运突来竟会如此迅猛：继1976年底华国锋主持全国学大寨会议后，跨年不过正月初五，陈永贵、王谦即在昔阳召开山西学大寨会议，一下子把李顺达推到了全省“揭批清”首席罪魁的位置上。这时候，尚且没有否定文革之说。
当时，李顺达和各地市县领导以及近千名代表，奔赴昔阳出席大会。
大寨铁姑娘郭凤莲女士，不仅是农业生产上的一把好手，更是政治运动中先锋战士。在至今尚存的讲话记录稿中，郭女士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揭批清算有些人疯狂策动反大寨的罪行”。这是一位出色的女高音，特点是擅长排比句：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寨人不搞分裂，不打内战，不搞武斗，但是，有些人却对我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他们……他们……《山西日报》不登学大寨的文章，却连篇累牍地乱登反大寨的文章。我们的报道，山西电台就是不广播……他们在山西在晋东南，狠狠地对大寨开了刀！为什么，山西至今不回顾不总结学大寨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为什么，那些反大寨的人总是那样飞扬跋扈？为什么，干社会主义不香，搞资本主义不臭？为什么，大寨批修正主义，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总有人反对？为什么，有些自称最革命的人害怕学大寨？为什么，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而在山西总是不学、不干，还要反？”
郭女士的批判对象明确指出了“在晋东南”，火药味儿强劲。不过，她只是一个山寨版的铁姑娘，不是政坛领导人，故而不论说啥过头话，李顺达尚能承受。三年前，中央开会批谢、曹时，李顺达曾经表态，“老陈在前头走，我在后边跟”，周恩来称赞道：“这样说痛快。”他自信郭凤莲所说“狠狠地对大寨开了刀的人”，不该包括我老李本人。但是，待到省委书记王谦讲话，点了他的名，李顺达才痛感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王谦讲话登上了《山西日报》，等于批判李顺达公开化。王谦讲到：
“同志们要特别注意，不要为说过老陈在前边引路，我在后边紧跟这种话的人所迷惑。谁都会说这句话，而且有些人说的滚瓜烂熟，但内心里对大寨不服气。说这种话的人，有的就是反大寨的人，李顺达就是如此。这个问题，我们和他谈了多次，他就是不承认。”王谦又说：“还有吕梁的刘汉儒、张子贵，晋东南的韩和尚，阳泉市的王进军，像这样的人，现在也是反大寨的。”这些人都是山西本省的老劳模，的确，他们与陈永贵很难一条心。
王谦带头揭批，老李深感震惊。平时，他独好嗑一口葵花籽，此刻，也没心思嗑了，他呆坐无语。
所谓无语，是指本次全省学大寨会议，身为中央委员、省委常委、全国著名农业劳模的李顺达，被剥夺了大会发言资格。这在几十年同类农业会议上，从未有过。
整个昔阳大会期间，李顺达同一派系的人，统统压抑得抬不起头来。会后，老李抱病返回西沟，立即组织全县三级干部现场会，狠抓春耕学大寨。他那台吉普车里，带着氧气袋，医生抱着急救箱，全县20多个公社，老李挨个跑了一遍。然后，亲自组织全县70多部大卡车，拉上2500多名社队干部，再一次开赴大寨取经表态。黄尘滚滚，人心焦虑，从平顺跑一趟昔阳，历经五天五夜。他们忍饥挨饿也要让大寨看一看：西沟人不反大寨而且真学大寨有诚意！其实，如此大规模行动，李顺达每隔一两年总要发动一次，生怕大寨人说他不谦虚，生怕对立派批他“用小旗压大旗”。
不管老李如何表现，他在人家眼里，还是“山西反大寨的总后台”。
没过酷夏，即1977年8月，陈永贵、王谦在晋祠宾馆主持省委三届八次会议，选举产生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代表。
李顺达曾是八大、九大和十大连续三届代表，十一大亦在情理之中。而今日命运不济，人家还能选他当代表进而去做中央委员吗？两年前，王谦就是在这里落选四届人大代表的。
本次党代会，首先批老李。火力彻底公开，要硬挖老李的大问题。
问题实在挖不出很多。但是，人家对老李概括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一吃二睡三捣鬼。
一吃葵花籽，只因不抽烟。
二怕会议长，疲劳打瞌睡。
三说他捣鬼，派战记旧账。
老李能捣多大的鬼？说到底，批判者是要颠覆长期以来“李顺达是个老实人”这个说法。
老李万分痛楚，去找王谦谈心，王谦让他接受批判，好好回想，细细检讨。
李顺达被迫在晋东南组、太原组、工交建组、联席组、省领导会议上连续检讨三天，均不过关。省委指示，西沟副手申纪兰，必须撕破脸皮，出面“帮助”老李，并不许申纪兰投老李的选票。申纪兰苦不堪言，挥泪跌入老李房间哭诉：“顺达哥啊，人家叫我揭发批判你哩，叫我反戈一击，重新站队哩！”她不动心机搞阴谋，而是明话明说。李顺达反过来安慰纪兰：“一切听省委的。”
王谦等领导人奉劝李顺达和申纪兰承认罪状，揭发谢振华问题，说揭发好了还可以当代表。李顺达恼怒回应：“代表可以不当，我不能瞎说！”
申纪兰也很坚定，她没有卖身投靠，而是辞掉省妇联主任一职，返回西沟参加农业生产，留下一句名言：“劳动模范还能不劳动？”
如此几番折腾，李顺达落选党代表。会后，连气带病，住院治疗20天。然而，厄运这才刚刚开头。
9月下旬，省委指示：李顺达转往中央党校住校，暂离山西政坛。
12月，山西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大举发动揭批李顺达，晋东南代表团指控李顺达《12条罪状》，作为大会第一号《简报》，发送各代表团痛批。本来，李顺达已在太原选区当选为人大代表，这次大会做出无情决议，撤消其代表资格。
不仅当不成党代表，连人大代表也不让你当，党政一抹到底。
晋东南地委立即在平顺县召开大会，有1637名三级干部参加，要一举捅塌李顺达老窝。揭批老李的大中型动员会议一连开了9次。批判中，6名县常委和5名科级干部被株连撤职，重点清查对象多达104人。
李顺达的大女婿郭永福，成了突击审判的重刑犯之一。头一天抓捕，第二天押送，第三天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如此快速办案，恐怕也算一项文革纪录吧。
李顺达的一位秘书不愿反水，那就是“死党”。其人被抓以后，连续戴手铐72天。这个天数，可能也具有创纪录资格。不过，文革中违法专政的事情到处发生，连续戴銬72天，不敢说就是什么高纪录。据我的作家朋友雪野先生讲，山西清徐县他老家，北绿树村，用脚镣管制一名老知识分子，带镣伏地爬行长达数年以上，猪狗不如。最后锁头锈死，打都打不开……
再次提醒读者：全国“揭批清”当中的违法整人现象，发生在所谓结束文革后的三年间，而非十年文革中。
山西揭批李顺达半年之后，到1978年4月中旬，老李自中央党校结业返晋。
他一天也不想去太原，而是从北京乘汽车，经河北邯郸上太行之巅，直奔晋东南，回平顺西沟。
晋东南地委接到省委指示，在境内交叉路口拦截老李，怕他回到平顺“干扰运动”。于是，老李被地区领导堵在平顺路口，要求他去往长治交待问题，不许回家。短兵相接，一小时争吵，李顺达终被劫往长治。
幸运的是，不久前，李顺达在中央党校校园里，有机会向校领导胡耀邦一吐真言，反映了王谦在山西将自己与“四人帮”捆到一起整治的冤屈案情。老李满肚子苦水一说出来，胡耀邦当即深表同情：老李早在1946年就是中共树起来的太行英雄，是有名的老实人，他能跟江青帮派混为一伙儿吗？整他的人连这点儿常识都不懂？要说老李反大寨，好，大寨为啥不能反？难道大寨这本经不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吗？当时，胡耀邦积极支持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正在干这个。真理标准问题看来非讨论不可了。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31期刊登邵华泽文章，已经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一命题。1978年3月6日，党校组织李顺达所在“一部”学员座谈，核心就是以实践否定文革等问题。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文章，4月8日发表邢贲思文章，中央党校孙长江、南京大学胡福明正在撰写和修改更大的文章，理论界不约而同，都在急切地研讨同一命题。李顺达从党校毕业时，校部刚刚给800多名本期学员统一下发一份关于思辨近几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最新文稿，要拨乱反正否定文革，其中有针对农业体制改革、重新审视公社化的内容，指向非常明确。
当李顺达向胡耀邦倾诉苦水时，胡恰好于1977年12月10日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要职，主抓冤假错案大平反，同时仍然兼管中央党校工作。李顺达正是党校复校以来首批高级干部班“一部”学员。胡耀邦安慰老李并叮嘱他说：中央都知道，你李顺达是一个老实人，要相信党组织，回去以后，把你的情况写个材料来。
李顺达遇到真人了。人家把他支到党校去，怕他影响山西“揭批清”，反而使他在中央党校沐浴春风，接受了最早的拨乱反正思想洗礼，增添了中组部长为他作主的底气。这种机遇，实在难得。
老实人自有老实人的命。李顺达反而因祸得福，硬朗起来。
晋东南地委将老李拦截到长治，他痛定思痛，只在长治住了一个晚上。天一亮，老李向平顺司机一挥手，表示他决心已下。他要拒绝配合，离开批斗漩涡，直奔大山怀抱。
李顺达跟地委领导连个招呼都不打，途经平顺县委也不停留。车到西沟，小米伺候，他就这样气冲冲地独自回家了。
地委紧急安排下来：老李这次回家，没有工作任务，平顺县要照常揭批，严密控制“帮派体系”与他接触。
大山里决不宁静。西沟内外，一遍又一遍高音喇叭呼喊着，一层迭一层大标语涂抹着，还有一张又一张惊慌失措的面容，迎接了这位游子的归来。原先，他是此地主人，是一位不可撼动的家长，人称大老李。如今，家里变了，变得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了。
5月，北京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宏文宏论价如金，而群山阻隔，人们距离真理实在遥远。
大老李在院子里挥锄刨地，种什么？种葵花。说我一吃二睡三捣鬼？我偏要吃，要把香喷喷的瓜子吃个够。
门外，两条大汉拉大锯，“喳喳”地破木头，从清早破到天黑不歇手。老李明白，这是运动中的“哨兵”在监视他，怕他串连哩，看看谁来走动哩。
忽报大批人马在山上砍树——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老李一辈子爱种树，这时他忍无可忍冲出院外，向着高山，向着公社大院呼喊：我李顺达犯了错，树们犯了什么错？你们砍了我吧！
砍树就是砍老李。他的呼喊无人理会。800多棵挂了果的核桃树，轰然倒地。
李顺达心脏绞痛，血压升高。他要反击，要给中央写信反映冤情。他记得胡耀邦的嘱咐，“把你的情况写个材料来。”可叹这时他连个秘书都没有，又不敢轻易找人代笔。最后，还是自家女儿，请动了早年从河南逃荒上山的早一代老乡，拜托这家人的儿子，也是女儿的同学，为李顺达书写申诉材料。
李顺达终于加入了反对陈永贵和王谦的大合唱。然而，我注意到，李顺达和陈永贵，十几年派斗，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正式材料中，直接说点陈永贵错误，从不直呼其人大名，要点名也是由别人点，要批判也是由别人批。陈永贵同样如此。这是一个特殊现象。文革那么残酷，这两位老农民，两位中国最大的农业劳动模范，却保持了某种难得的默契。也许，中国乡村潜在的道德观念约束了他们的言语，也许，还有更深原因。我这里收存山西文革材料满满一柜子，都找不到李、陈直呼其名正面指责的例子。而且，两人总是否认自己反过对方。
这次，李顺达向中央提交申诉，仍是如此，只批王谦，不批老陈。
有意味的是，李顺达前后几份申诉材料，均未经秘书或者笔杆子代写，而是由那位年轻的故交亲友根据记录整理而成，基本上就是他说人记，口述实录，所以完全不同于枯燥而又常见的文革诉状，独具人文研究价值。我不吝篇幅摘录一些，也是出于对材料独特性的珍惜。
以下是李顺达《向中央领导反映一些问题》中的片断：
……王谦同志有意整我，处处刁难我，给我小鞋穿，一直欺负我，使我很伤心，连省劳模会都不让我参加了。我忍了又忍，等了又等。为了团结，我从来没有说过王谦同志一个坏字，现在，我只好向中央领导说说我的心里话。
……王谦同志和我谈过六次话，一个内容，就是逼我承认他们整理出来的五大罪状，后来发展成十二大罪状；王谦同志被游斗后，说我没有拍电报问候，不问候就是反，反王谦就是反省委，反省委就是反中央；说我反大寨，就是反陈永贵同志，也是反中央。我在省委常委会上交待了七次，都不过关。
1976年8月23日，王谦同志被游斗时，我在北戴河，8月25日才回到西沟，并不知道事件发生。8月27日晚上，平顺县委几个同志来西沟和我商量拍电报慰问，我说电报要说明三个问题，一是拥护中央指示，二是对王谦同志慰问，三是对打砸抢表示愤恨。大家还把电报通过了一下，我让西沟接待站支书崔建中同志连夜拍发。后来才知道，电报没有拍走，是有人派性搞鬼，可不是我不让拍。再说，就算没有拍电报，也不能定我反省委的罪啊！
王谦同志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倾向性错误，可我一没参与夺权，二没参与武斗，我把实情告诉他，他根本不听。
王谦同志还严厉指责我：你说你变质了没有？和前多年一样不一样？你吃的啥，穿的啥，住的啥？又吃苹果，又吃瓜子，根本不代表贫下中农，不代表劳模了，你走到了贫下中农对立面啦。
最近两次谈话，是我找他解决问题，王谦同志却说：你找我的意思，是要给你平反吧，可是省委并没有给你定罪，没有给你作结论，给你平什么反？王谦同志的意思，是稀里糊涂让我拉倒。我认为拉倒也可以，但不能光让我拉倒，他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呀!
在清查中，晋东南地委和平顺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根据王谦指示，把我定为“四人帮”伸向晋东南黑手的总后台，说我是山西反大寨势力的总代表，大会批，小会讲，文件上写，报纸上登，简报上发，给我戴了许多怕人的帽子，可是一条事实也拿不出来。现在查清没有这回事，又不讲明白，王谦就想不了了之。睁着眼睛瞎说，省委整了我又不承认，全省人民都知道，我当然想不通。地委、县委成立过李顺达专案组，发动揭批李顺达帮派体系，一个平顺县把上百名干部打成李顺达帮派，叫不叫整我？从王谦到地委再到县委，都点过我的名，批过我的罪，那么多好同志受到牵连，罢职的罢职，被审的被审，坐牢的坐牢，该提级的不提，能工作的不让干，叫不叫整我？我弟弟李贵达，已调到太原工作好几年，却揪到晋东南轮番批斗一年多，得了直肠瘤，也不让看病，造成终身残废，叫不叫整我？地委一个干事，才给我干了几个月秘书，清查中坐了二年监狱，光前铐后铐就戴了两个多月，百般折磨，出狱没几天，就肝硬化死在了病床上，叫不叫整我？我的党代会代表资格、人大代表资格，还有从省里到西沟的一切职务，都扫了个一干二净，叫不叫整我？最后连个劳模都不承认了，不许我参加省劳模会，叫不叫整我？省地县搞了我不少材料，可是始终不让我见面，也不公开处理掉，是不是还想等待时机再整我？
……王谦同志真不该明一套暗一套，耍弄我这个老实人啊！
几年来，我一直捉摸不透，省委利用一些政治运动的机会，总是整人，帽子、棍子咋就那么多呢？说中国有“四人帮”帮派体系，山西有谢振华帮派体系，晋东南有李顺达帮派体系，临汾有胡亦仁帮派体系，还有什么张金邦帮派体系呀，李文亮帮派体系呀，吴象帮派体系呀，到底有多少体系，我也说不全，反正到处都有，抓一个体系，就有一大串人挨整。这样成批成批地整人，群众很有意见啊。
中央领导同志啊，我真是难过极了，想工作不能顺利工作，想劳动不能痛痛快快地劳动，可叫我怎么办呢？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官，我只希望快点把事情说清，落个无罪人，落个干净人，老老实实跟党干革命，我也就放心了。这就是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目的。
请领导们看看该怎么办才好，请给我指教……
如此申诉材料，连续六问“叫不叫整我”，独特不独特？
1980年4月份之前，李顺达给中央送材料，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写法。用自己的语言，说实际的事情，不讲空话大话，真诚朴实，反而极有力度。我们不能说，李顺达没有派性，派性可能谁都有，但他肯定不是利用派性谋官篡权的那一路人。我研究了山西文革各方面材料，可以看出，他的派性，是被运动大潮卷进去的，不是积极主动参与的投机者。
他明明知道，王谦的背后还有陈永贵，但他从不点名批老陈。
中国民间有话说：老实人不可欺。我想，一个足智多谋的高官，一个封疆大吏、省委第一书记，你最后不一定斗得赢这位老农民。只因为，支持他相信他的人，比你多得多。
诚然，李顺达此番痛苦悲伤，绝不能简单地怪罪陈永贵和王谦。是那样一个残酷时代，把人搞的不得安宁，活不成，死亦不成。就山西而言，卫恒惨死，王尚志自杀，万千干部人鬼难分，太行武斗血战，谢振华被批，也并非陈永贵和王谦所能定夺。说起来，王谦1950年代在长治地委主政，搞合作化试验，还高举过李顺达互助组这杆红旗，他们也是老伙计了……
李顺达申诉材料，多有中央大员认真批示，胡耀邦更是连批示带追办，一心要帮李顺达的忙。不久，这些批示都发生了重大作用，李顺达得到了平反。山西全省大转折即将到来。
陈永贵跌落虎头山
山西出现转折点，在于对学大寨运动的深度否定。
这一回，李顺达恢复了元气，被安排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永贵却一溜下坡跌到沟底，再也没有上来。
从各种史料中可见，陈永贵所在的昔阳县，过去搞斗争，走极端的例子不胜枚举。文革前搞“四清”，整死了40多位农村干部，文革期间，陈永贵夺权，掀动阶级斗争大风暴，全县七斗八斗，又斗死了100多号人。“揭批清”以来，昔阳上下清一色陈派执政，揭批对象多在外县，倒是免了派战惨剧发生。待到1979年往后，陈永贵凤凰落架，不少人气恨上升，而残酷斗争的思想路线已被全国人民唾弃，昔阳县总算避开了一场整人之灾，相对平稳地过渡下来。
昔阳县虽然没有派战型的清查扩大化，却也整了人。一位教师张马宝，向中央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问题，受到沉重打击；平定县青年工人岳增寿，先后向中央领导人写信12封，揭发陈永贵，即以“恶毒攻击大寨红旗”之罪被捕，初判徒刑10年，后加至18年，先后到10个公社、3个矿区大规模游斗。斗争时，岳已被折磨得不能站立，便被捆绑在椅子上，把椅子固定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其妻被隔离审查43天，赶回农村，被迫与岳离婚。此案一直拖到1980年9月，才得到平反。
倘若后来者也如此这般去整治陈永贵“帮派体系”，肯定又是一场人间悲剧。
陈永贵在公社化以后，带领大寨人艰苦奋斗，曾是万千农民的时代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十多年来，昔阳县大小干部追随他，依附他，仰视他，敬畏他，真的假的一起上，后来被视为封建家长现象。尤在1969年以后，陈连任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权势更大，依附者更多。而省内外斗争环境恶劣，很快把个老陈搞得火蛮骄横起来，乃至他在种种较量中，只知强权至上，不知团结对手，最终树敌太多。而一个农业劳模，离开了劳作大地，进入高层，本来就没有多少政坛资源，更没有权威，光靠农民的处世经验，光靠个人的聪明智慧，是远远不够的。当他忽然失去伟大靠山之后，方知道自己啥也不是。先有毛泽东逝世，后有华国锋辞职，老陈凤凰落架，虎陷平阳，哪里架得住大势撞击？他甚至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好在老陈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等人同江青集团是斗争对立的两个阵营，他总算没有陷到后者集团中去。
时代严酷，烈火焚身，老陈这位农村支书上下紧扑腾，也难为他了。
荣耀来自太行大地，同理，反陈先声也从山西开始。前面提到的教师张马宝、工人岳增寿，便属此例。来自对立派的反陈力量更加雄厚。但是，倘若中央高层继续坚持农村公社化路线，历史条件不变，大寨红旗不倒，那么，联字号倒陈、基层反陈的合唱毕竟很难奏效。
最早否定大寨路线的说法有好几种。亿万农民穷到极点，中国农村政策非变不可。
著名记者陈英茨先生的记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罢，1979年2月，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农业专家杨显东，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成为第一个在正式场合仗义执言的官员和专家。当时，杨显东做小组发言说：“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杨的发言当即遭到了“一位来自大寨的委员针锋相对的拼命反对”。还有，农业部长严肃地对杨显东说：“老杨啊，你这个发言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说的，你不应该说。未经部党组同意，一切后果由你个人负责。”并要求杨去向那位大寨委员道歉。杨显东表示拒绝：“我要对八亿农民负责，讲出真实情况。如果再捂盖子，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是一种记载。
著名记者冯东书先生的记载是：全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否定大寨极左经验的，是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比杨显东政协会上的发言要早一年。那是1978年春天，学大寨运动跃上巅峰，万里却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说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大寨学歪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下子把人惊得目瞪口呆。同年10月，万里听取滁县地委书记汇报农村工作，又说，“大寨那一套我们学不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万里所言，分量极重，安徽从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省份，带头搞起了包产到户。冯东书先生认为，“安徽农村停止学大寨，比全国要早一年。”
昔阳本土作家秦怀录先生的记载，又有说法。秦著写道：“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有人对大寨提出了意见，个别问题反应还很强烈，陈永贵的思想很沉重，对问题表示沉默。”秦怀录先生还写道：“陈永贵对外地刚刚出现的包产到户很不理解，曾在一次会上针对报纸报道安徽包产到户提出不同看法，并主张昔阳不能搞。”这就是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对大寨提出了若干问题。我想，秦怀录先生在昔阳长期生活，积累颇多，这样写应是有依据的。
还有学者沈宝祥先生的记载。沈文称：1977年，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为了打破这个枷锁，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力主解放思想，每5天出一期，旗帜鲜明地推出先锋理论战果，为改革开放探路。该刊发行范围极小，规格极高，除中央政治局外，只发给各大部委、军种兵种、各省省委、省党校。而且严格控制只发一份，余留中央党校，总共编印400份。7月15日，创刊号首发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望标题，人皆震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也敢质疑吗？到次年，1978年1月5日出至36期，赫然刊发《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4月15日第55期又刊发《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两篇文章批评学大寨运动把农村副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就是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自杀的政策。”《人民日报》转载发表上述两文，引发强烈反响。沈宝祥先生写道：“山西就有人指责这些文章，是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这是两篇最早质疑学大寨的理论性文章。
很快到了5月10日，《理论动态》隆重推出历史性文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头版发表，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两天之内，全国35家省市以上大报中，有25家不约而同转发此文，换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撼动人间。据沈宝祥先生考察，以省委名义最早发动学习讨论的，是黑龙江，然后很快就有新疆、广东、福建、甘肃、河南、浙江、江西、吉林、辽宁、河北、青海、宁夏、云南、内蒙古、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和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兰州军区等继起响应。比较滞后者，有上海、湖南、北京等。沈宝祥明确点名，“山西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全国范围看，是滞后的省区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开展起来”。但是，山西却有一个吕梁地区，较早地由地委宣传部出面，召集了座谈讨。
让思想冲破牢笼。
6月30日，《理论动态》再次推出重磅政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人民日报》头版照发。看看这标题这气势，便知道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注意！1978年8月30日，《理论动态》又发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目标更加明确，“山西和大寨有些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对大寨红旗、对大寨的先进经验的态度有问题……要求别人机械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特别是，他们习惯地将这些具体问题上升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给人乱扣政治大帽子”。
1978年5月6日以及7月中旬，胡耀邦两次批评大寨，“想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别人，不可能。连文艺方面的会也到那里去开，这是错误的……大寨也有先进部分、中间部分、落后部分，不承认这个，必然弄虚作假。”
从时间上看，胡耀邦这样讲，会不会跟李顺达反映了山西情况有关系呢？
思想大解放，真理越辩越明。正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所说：十年文革造成的灾难，激发了人民的觉悟和斗志。这种全民族的觉悟和斗志，必将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带来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的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两个凡是”的高端维护者，筑城以守，凭坚以待，尚能抵挡一阵子。而守城军团之前沿设施，就是大寨、大庆这类昔日尖兵。可惜这些土堡营帐，显然架不住攻城骁将冲击，兵突汹涌，无需几个回会便会崩塌垮掉。前治失守，城亦不保，难免一溃千里。永贵大叔平生从未上过较大战场，虽有个番号，却无作战实力。他在高层官至副总理，居然连个实权部门也没有掌管，还是在昔阳山里，可以做个老大。
更可惧者，攻城掠地的骁将，背后还有民心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那几年，我常在山西乡村走串。听村中老农议论国事，极有意思。老农们常常议论：毛主席坐天下，一靠悍将千员，最能用人之长；二靠亿万农民赢得战争。而如此伟大一人，后来偏偏错在这两点上。一是打倒功臣，用了一群不中用的宠臣，看看那几个上海家，不是混混就是文痞。老工人老农民，加上老婆和内勤，哪能保得住大营？二是坐稳江山不护农，还伤农，苦透黎民百姓。老章程饿瘪了肚皮，华主席也收不住人心啊……
可不是，发动文革，自毁忠良，伤了民心，整人极惨，伟人的身后问题大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农业学大寨，多年运动农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干不起来。而一说否定学大寨，却极其简单，农民们纷纷扛起农具，天不亮就奔向咱家地里去了，绝不需要干部吆喝。什么学大寨？什么反大寨？谁还顾得上那些？
只要吃不饱肚子，一切理想成为笑谈。
早在1974年，几位记者研究稿件，有人提出“永远学大寨”这一写法。新华社山西分社冯东书先生，出于唯物论之常识，顺口表示不宜提“永远”二字，并说“天下哪有永远的事”？大家一议，冯言有理，天天祝愿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显然也不灵嘛。不料，就这么一丁点儿小事，却有告密者当成机要，把冯先生 “不能永远学大寨”的话揭发到郭凤莲乃至王谦那里去了。
郭凤莲女士和王谦书记居然满当回事儿。二人先后严肃地质问冯东书：你说了不能永远学大寨？把个老冯问得一愣一愣。冯先生后来回忆：“谁的阶级斗争觉悟这么高，把我咬住了？人家一逼问，我着实吃惊不小，真是暗箭难防啊。”一晃就到了清查时，王谦主持山西省委派出清查工作组，进驻新华社分社推动“揭批清”。担纲组长的，是从大寨妇联提拔到省委宣传部出任副部长的女将陈新兰。这个工作组抓人查人，单独行使地方专政权力，也不和新华总社打招呼，直接抓捕了山西分社社长方言。方言本是反感文革派的老记者，还写过内参，向中央反映江青在大寨有不少问题，但他不幸招惹过山西领导人，便反过来当成江青帮派体系，关入大狱两年不放。在这种令人恐怖的局面下，陈新兰女士明示冯东书，要重新检讨“不能永远学大寨”这个老问题，冯东书一开始还坚持辩解：这句话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我不能乱检讨。到了最后，冯还是被迫在会议上说自己有自由主义，乱讲话影响不好。但他始终不承认那是一句错话。结果，检讨三次都不能通过。王谦一直评说冯东书是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记者，胡说八道，追问冯的检讨写好了没有。
冯先生后来感叹道：我很奇怪，省委第一书记算个大知识分子，不是山沟农夫，唯物主义的书读过那么多，怎么连不能“永远”学大寨这点常识都不懂呢？
王谦书记怎么会不懂呢？谁都懂。小人物常常不懂装懂，大人物常常懂装不懂。
还是中国农民奋起推翻了学大寨那一套。冯先生苦笑以告：后来红旗一倒，事情一翻过来，人们又夸我真有远见，竟说我是提出“不能永远学大寨”的第一人。这真是有苦难言啊。
1999年，我曾到北京新华总社黄亭子宿舍，去看望冯东书先生，冯先生一谈此事就笑：那个年代说学大寨必须拼命学，永远学，一点常识都不许讲！后来大寨不行了，村里有些年轻人居然想不通，老队长贾承让就告诉他们说：孩儿啊，不是咱大寨不行啦，是毛主席那一套不行啦！
贾承让老人没有说错。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中国的农民却不愿意学大寨。粮食年年不够吃，搞一点家庭副业也要月月批判，天天整人。就拿第一个实现了“大寨县”的昔阳来说，全县农民拼死劳苦一年，只能人均一斤多肉，一二斤油，穿衣服缺布，办副业缺钱……老章程到底好在哪里呢？
陈永贵不服气，不甘心。1978年他对人说：五年以后再看！1979年初，陈永贵最后一次主持昔阳县党代会，仍然要求全县坚持学大寨，为把昔阳建成高标准大寨县再奋斗。年底，他向中央农委主任王任重提出，大寨有什么错？昔阳有什么错？他点名请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久带队前去大寨搞调查。1980年春，王任重转任中宣部部长，即组织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前往山西调查。未料，调查出来一堆内参材料，全是说大寨不好的话，与老陈的愿望完全相反，而且对老陈极其不利。
1980年7月7日，《人民日报》依据记者调查和山西统计局的数字，公开披露昔阳县从1973年至1977年，五年虚报粮产2.72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4%，其中1977年虚报高达6000万斤。《人民日报》评述说：“某些领导人（引者按：指陈永贵），为了骗取荣誉，飞黄腾达，逼下边造假……创造了这个没有见过的大骗局……不仅欺骗了党，欺骗了全国人民，同样欺骗了昔阳人民群众。”此言一出，举国哗然。
不久，一份更加严重的材料报送中央，又很快公开于社会，题目就叫《一部充满谎言的“斗争史”》，把陈的奋斗史揭了个底朝天。典型破裂，大旗必倒。
8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
12月，陈永贵在山西省“十二大”代表选举中落选。选举结果极惨，陈永贵仅得到27张同意票，其余309票反对陈永贵当党代表。一位政治局委员竟然远远达不到一名普通代表资格。
原先，陈永贵一心要在昔阳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间设想就是1980年。照这般选举结果，他只能回家安度晚年，再也无须惦记任何会议了。
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险些丢掉。山西代表们提出了罢免他的动议，领导出面说情：罢免老陈资格就是处分了，算啦，下次不选就行了。
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23号文件》形式，向全党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实际上是一份沉痛检讨。中央文件批语长达六页，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农村运动，终于以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巨大失败而告终。
平心而论，文件中承认“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这是一句公道话。
文革前，陈永贵和大寨人有功没有错，毛泽东决策学大寨，官民只能紧跟；文革中，他们和全国一样，竭力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有错。而这个纲，既不是他们提出来的，更推行不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当中去；劳模带头造反夺权，则是北京有号令，老陈才出山，否则谁也夺不了权；学大寨宣传铺天盖地，大批判文章成千上万，老陈这个半文盲也根本写不出来，大寨的父老乡亲更写不出来；至于老陈升迁高位，飞黄腾达，更不是他想当就能当上的，只能说他当上以后有些晕头胀脑就是了。
我们不能把文革千万宗罪孽，简单地怪罪到少数几个人头上去。同样，中国极左伤农害农，包括学大寨搞极端斗争不息，也不能简单地怪罪陈永贵这位老农。所以，主要责任在中央，这话是公道的。
要说“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确实深重，确实悲惨，有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陈永贵推波助澜，仗势称王，少有好作用，起过坏作用，也是事实。山西派战，血泪斑斑，城乡哭号，百姓饥寒，陈永贵则是职位极高的一位，哪能没有责任呢？
在著名记者陈英茨先生所著《陈永贵本事》一书，我看到了如下内容——
1980年10月，山西召开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许多代表和委员群起揭发陈永贵的问题和错误，要求罢免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文革中和后来一些死伤人的事上陈的法律责任……按照规定，陈永贵应该是清查对象，原因起码有五：
一、他是全国最早最大的造反夺权者，是造反起家者，从一个大队书记当上了县委书记和省革委副主任。
二、他是最早最残酷地斗争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的主谋者和首要分子，造成了一些人的致死致残和家破人亡。
三、他是大规模武斗的头子。在这些武斗中，死伤人数不可胜计。
四、他是扰乱了一个地区、一个省的派性头子。
五、……凡给陈和大寨提意见的，都按“恶攻”处理。至清查中仍以反陈及反大寨的罪名，使数以万计的无辜者成为受害者……因此，在清查中不查陈永贵，山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无不感到不平和愤慨……
对于以上五项，一旦追查，陈永贵当然受不了。老陈对此不予认同，怎么办？他只好“跑到邓小平那里诉说苦和冤”。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关键时刻帮了陈永贵一个大忙，邓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
就这么一个原则性的评价，让陈永贵过了关。
陈永贵曾经和胡耀邦发生过争执，还说过胡耀邦是“胡乱邦”，而这时，已经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反过来安慰陈永贵说：“老陈，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陈永贵搬出了北京东城区交道口的副总理大院，改住西城木樨地22号部长楼。
1983年春后，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了一名顾问。
1985年元月以后，陈永贵生病，右耳根部长出了一个疙瘩。北京医院为他做了腮腺癌切除手术。8月，又住院，这次是肺部有问题，被确诊为肺癌，且是晚期。华国锋赶到医院看望，他安慰老陈说：“就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块，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块钱是不行的。”
很多读者问，陈永贵当过副总理，他一个月拿多少钱？我根据一点儿调研，在此顺便提一下。据记载：每年秋后，大寨大队分粮食时，将陈永贵那份口粮拿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捎给老陈使用，他就解决了吃饭的事。“工资”收入方面，大寨大队给老陈年年月月记一份壮劳力满勤工分，大寨一个工分值1.5元，每月合计45元钱。然后山西省府每月发给老陈60元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第三笔钱是中央每天给予1.2元的补助，合每月36元钱。以上三笔相加，大寨45元加山西100元加中央36元，陈永贵每月收入181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个收入很不低了。
陈永贵在京生病以后，曾向中央要求回到大寨老家，落叶归根。当时中央主管此事的领导是习仲勋。习向陈永贵之子陈明珠回复说：还是在北京吧，便于好好治病。
这样，陈永贵于1980年离开山西，到1986年逝世，没有回过大寨。
1986年3月25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3月29日下午，陈永贵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整个过程简单朴素。14点55分，华国锋默默地前来，身穿风衣，戴一副茶镜，对着老陈遗体三鞠躬，落下泪来，然后与老陈亲属一一握手，还是什么也不说，默默地离去。
4月4日，陈永贵骨灰回归大寨。当时，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名处级干部负责，从北京开汽车而来。车到大寨村口，骨灰盒捧在陈家长子陈明珠手上。这位北京干部停下脚步，在村口粮站见了一下昔阳县委书记高启祥，再没进村半步。高启祥见状，也就不再进村，转身而去，打道回府。县委四大班子诸领导，均未前来大寨送悼老陈。鼓乐响起，陈明珠趋前捧着骨灰盒，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高玉良和乡亲们跟在左右，上山洒去一部分骨灰，剩下一部分安葬在虎头山顶。
后来，我去大寨拍纪录片，在梁便良和陈明珠那里，见过一组那天安葬陈永贵骨灰的影像图片。除了大寨人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位省地县领导干部。这一点让人心寒。这使我联想到，一些党政领导和狡猾官员，只想往日沾光，生怕今朝惹事，做事不近情理，为人不够厚道，是相当普遍的。
一向爱凑热闹的中国记者们，亦是官方身份，他们曾对大寨趋之若鹜，这时你再看，从八宝山到虎头山，全然不见了老记们的踪影，也不知跑到何方神圣那里朝拜去了。可叹老陈，死得不是时候。
自文革以来，中国政坛激励出一种极坏风气，由来既久，万般恶劣：红火时趋炎附势，卖身投靠，倒霉时避尤不及，落井下石，成了中国畸型政治条件下无可医救的顽症。据说，揭发陈永贵最积极者，颠颠倒倒，主动写出好几万字批陈材料，他还是被老陈从社员大力提拔当了地委副书记的自家人哩。
只因我们缺乏现代民主体系，使这种丑陋风气一直扩延至今，还因为我们缺失政治文明制度，人与人的卑劣关系反而更加严重了……
一下子放掉三万人
陈永贵一垮，山西政坛再度失重，局势转而对王谦极其不利。
1980年4月18日和8月23日，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编发特刊，刊登《对山西省清查和善后工作的一些看法》等文，并送政治局，强调山西“揭批清”出现了四方面严重问题并疾呼纠正：一是说“清查严重扩大化，伤害了许多人”，举例晋东南清查上万人，太铁系统清查上万人，太原市清查上万人。指名劳模李顺达、李秉壁和刘胡兰母亲胡文秀以及“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无辜受到清查”。
二是说违法乱纪刑讯逼供，甚至打死打残。先定性，后找材料加逼供，仅太铁系统被打死逼死的就有10多人。晋东南逼死24人。
三是说派性严重，借清查之机打击报复，有些领导人品质恶劣。
四是说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的人，反而受到保护，甚至成了清查领导人。
文章直接点了省委书记王谦的名，是以往很少见的。文章严批山西背离中央清查标准，另搞一套，谁反大寨反王谦便会遭受打击迫害，滥整“帮派体系”，以派划线。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以搞运动形式大清查，弊端太甚。对全省干部群众实行“划大线，切西瓜”，遗患无穷。现在，问题出现了，清查扩大了，山西又要纠偏。
如此一来，王谦不但难以巩固其领导地位，反而弄得自己实在干不下去。1980年10月，中央调动王谦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改换老革命霍士廉前来山西，接任王谦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山西曾经存在着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王谦这样一条主线，现在消失了。
邓小平、胡耀邦力主为谢振华、曹中南平反。
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赴晋上任前夕，邓小平约霍谈话，其中专门讲到：“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你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这就确定了一个大方向。王谦怎会解决谢、曹冤案？只好由新的省委完成这项使命。
王谦当然不服气，他在十多年以后的访谈录中依然耿耿于怀：“我调出山西时，与胡耀邦总书记谈话，我说，我在山西的功过是非，让后人去作结论吧……说我扩大化我不承认，我清查的是造反派，而且是10年一贯制的造反派！”
一时间，从山西向北京发出状告陈永贵和王谦的信件、报告不计其数。前头引用过李顺达诉状，不过千万分之一。陈永贵曾经抱怨道：老虎吃人还有个躲闪，人吃人可没个躲闪，光上边转给咱本人的告状材料，就有一尺高！
是啊，前面严酷清查只顾“划大线”，主要领导一失势，后面的反弹当然非常强烈。除了李顺达为自身大呼不平外，还有李英奎、李辅等一系列的人，整理出比较全面的材料，状告陈、王，不断上报中央。被关押判刑的激愤亲属更是上访告状不止。李辅后来著书，直言不讳，说我们这三年，就是“闹翻身、搞营救的三年”。李辅先生写道：
“……清查后期， 我的战友段立生、白佩生、刘灏等一批弟兄，还有我领导过的群众组织成员刘志英、张希舜等人，都关在监狱里。我在调研室的领导吴象和张长珍、陈良柱、范守同等同志，均为清查对象。吴象曾经支持谢振华，主持省委调研室积极配合纠正学大寨中的错误作法，陈永贵恨之入骨，早把吴象列为反大寨骨干。王谦指使重查吴象，要把吴象弄成一个历史上的特务，一棒子打死。后来，万里提出调吴象到安徽工作，中组部给山西下了调令，王谦始终纠缠不放，扣住吴象不让走。胡耀邦亲自找王谦要人，王谦还是说吴象有严重问题。胡耀邦说，那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由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吴象这才脱离虎口。三年清查，山西有几万人被打击迫害，不少同志被整死，许多人家破人亡。我们必须为营救同志而努力，只有否定了山西清查，我们才能最终平反，获得自由。
“我给党中央写了揭发王谦的材料后，胡耀邦和李先念作出批示，转回山西省委，王谦就在湖滨会堂点名批我攻击省委。我亮明态度公开反对王谦，推翻王谦统治。
“我们对被关押的段立生、刘志英、张希舜、白佩生的家属一个个拜访慰问，鼓励她们起来斗争，不要灰心丧气。1980年初，我和调研室陈良柱同志给中央和全国人大上书，要求罢免王谦人大代表资格。我们写成一份系统揭发王谦的材料，也送给了吴象同志。吴象又通过人民日报社秘书长安文益同志，也是山西老乡，将材料编发到《情况汇编》上，送给中央政治局。”
请看，文革之后浪依然汹涌澎湃，双方斗争相当激烈了。《人民日报》编发两期《特刊》，其炮弹大都是这么来的。
“闹翻身，搞营救”，长达三年，不懈战斗，大小炮弹不断，陈永贵和王谦的日子能好过吗？
除了太原李辅等人包括晋东南联字号战友们持续告状之外，还有军队谢振华、曹中南等将领，也要求早日平反；省军区李英奎、省公安厅陶健、省卫生厅张全、山西干部贾茂亭、仝云、张一夫、胡亦仁、刘汉儒、李文亮、张华庭等不少官员，都在告状鸣冤；原六十九军甄连兴、张文儒、苏林、田桂林等一批部队“支左”干部也联合起来，向中央状告“纪登奎、陈永贵、王谦的诬陷与迫害”，强烈要求平反。
一时间，党政军民齐上阵，形成巨大声势：山西搞了清查扩大化，问题严重，非纠正不可了。
到了1980年春夏，中纪委、中组部等要害部门，派出了由毛铎、刘家栋、陈英茨等人组成的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山西开展实地调查；还有前面提到的由中宣部王任重派出的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工作团，也肩负使命在山西进行了全面调研。应该说，这类最高级别的中央特派工作班子，经过调研之后写成的专项报告，可以视为特供中央决策的材料看待。非常不幸，这些权威性调研报告，没有一份是对陈永贵、王谦有利的。
我又联想到，王谦在清查中，图一时痛快，主持抓捕了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方言，这在全国各省市新华社分社，构成绝无仅有之重案。而当时受命进驻山西分社的清查组长，又是由大寨姑娘提升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的陈系铁杆干部。那么，抓人痛快放人难，新华社上上下下不可能坐视不管。新华社影响中央的力量有多么巨大，也是尽人皆知的。
从所有情况综合分析下来，中央调离王谦，势在必行。
198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标题显要，谓《长期影响山西安定的两大问题得到澄清》。尤为注目的是，报社为文章郑重加写了《编者按》，明确提出“两大问题”，一是错批“谢曹路线”，二是错抓“反大寨”的好同志。这两个问题本应给予平反，却反过来成了山西清查运动的主要内容，“许多受迫害的同志，一再提出申诉，山西省委前某负责人坚持错误观点，拒不予以改正”。这就几乎等于党报点了王谦的名。对此，《编者按》表态，“现在，党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山西省委已经采取措施，清理‘左’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颠倒了的是非终于颠倒过来，山西可望走上真正安定团结的道路。”
按语以下，刊登记者正文，列举大量事实，恰恰是前头写过的那些案例。
党报如此公开表态，山西在清查中被扩大者加上本来就该清查判决者，蹲在黑暗牢房里，也就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在霍士廉主持之下，新的山西省委强力组织平反，抓紧放人。
如此一来，纠正山西扩大化，势成好人坏人“基本都放”的命令式大动作，也就是把王谦三年前“切瓜”切出去的那批案犯，基本上都放出来。当时叫做“清查善终”工作。不少戴罪之人也讨了一个大便宜。
冷静去想，王谦主持清查工作，确有扩大斗争范围的过错，有些案件，明显整治了好人。举例说，1975年，山西发生了所谓“张赵反革命集团案”，人所共知，主案张珉、赵凤岐、罗建中、张耀明等人，是坚决反对“中央文革”的。江青曾特批“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组织”。张、赵等人有理论、有组织地拥护老革命，本是因言获罪、因思想遭迫害的三晋勇士，但在江青集团倒台一年后，即1977年11月，山西省委搞清查，不仅不给这批勇士平反，反而将张珉、赵凤岐、罗建中判处死刑，将张耀明判处无期徒刑，余六人判处有期徒刑七至十五年，另两人戴反革命帽子管制三年，结果造成近千人受株连、两人被迫害致死的大惨案。很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而是“倒清查”错误了。
直到1978年11月22日，山西才给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蒙受冤狱的人们平反；“张赵反革命集团”重大错案，也拖延至1979年2月27日，才给予公开平反。
至于《三上桃峰》一案，山西省委和中央文件虽在1978年做出了平反决定，但省委在写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却坚持认为：“推倒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并不影响谢振华同志所犯路线错误的性质或减轻其错误的严重性。”这种坚持，这种逻辑，很难让人接受。谢振华、曹中南的冤案，明明白白是江青一伙带头发难、炮轰制造的。这中间，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催办多次，山西省委却一拖再拖。晚至1981年1月21日，才由新省委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平反。
李顺达的冤案，也是拖至1981年5月10日，才由新省委发出平反文件，晋东南地委发文平反还在两月之后。试想，给谢振华、曹中南、李顺达这样的人平反，都如此艰难，何况其他干部群众呢？
唉，文革冤案累累如山，牵一发动全身，谢振华、曹中南、李顺达这三位老总，原先被控为“山西反大寨总代表”，一旦给他们平反，整个清查对立派的案子，不是都得翻嘛。
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一度仍极黑暗。
许多很简单的事，变得非常复杂。冤情一说十分明白，具体落实无比艰难。拿山西文革第一大冤案卫恒之死来说，造反派把省委第一书记批斗迫害死了，案情并不复杂，早该彻底平反，却难尽人愿。其原因是：谢振华主导于1972年复查卫恒案，省革命委员会只说卫恒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时谈不上做出平反结论；1975年5月又复查，这时王谦已经主政，受历史条件限制，还得说卫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执行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8年7月，省委办公厅编印卫恒纪念材料，竟仍将上述文件编了进去；1979年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曾宣布为卫恒冤案平反，却偏偏没有做出文字和文件决定来。文革之初，老省委曾在1966年发出221号、223号两个文件，指责卫恒“怕群众，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的王谦，还是担任省长一职的山西第二把手。这两个文件曾经上报中央，也长期未予撤销。直到1983年，李立功同志主持山西省委工作，认为给卫恒冤案做出全面公正的彻底平反是省委责无旁贷的一件大事，情况这才有了转变。山西省委最终于1985年6月27日，做出《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想一想，从卫恒“生前遭围剿，死后被诬陷”，到平反昭雪，竟然经过了整整十八年的漫长岁月，这中间的各种阻力为什么这样大？
事实证明，卫恒是在1967年刘格平等人夺权半月后的1月30日，由于连续不断的残酷批斗，在杨承效狱中因急性出血性胰腺炎得不到救治而死。造反派为了推卸责任，却以“夺权前1月11日卫恒自杀”的谎言上报中央。由于给卫恒正式平反的决定直到1985年6月27日才做出，文件公布甚晚，所以造成文革以后各种文献，均以“卫恒自杀”行世，这就掩盖了因造反派迫害致死的历史真相。
山西文革顽症，就这么严重，就这么复杂……
还说清查扩大化。王谦因“坚持错误观点，拒不予以改正”，中央将他调往重庆。霍士廉受命来晋，遵照邓小平指示，坚决给谢振华、曹中南的冤案平反，给李顺达平反，力促“清查善终”工作。拔萝卜带泥，不少派头头自然就会沾光。
1980年冬季，省委派出多个工作组，开赴各地市敦促放人。所谓“善终”工作，首先是把狱中关押的大批清查对象释放回家。已经被判处徒刑的联字号，也要尽快改判释放。放人出狱没商量。这一来，有的公检法干部不理解，不服从，不愿意照办，那么，就请你不要挡路，调离工作，由别人来办。晋东南地委常委、老公安白玉山，还有赵龙吉等人就是一例。老白和老赵认为，狱中关了魔鬼，不可以释放，清查坏人并没有错，于是，老白等人被撤换下岗。
如此大面积放人，来势很急，不分青红皂白大部分都放，反过来引发红字号一方强烈不满。一时间，要求郑重甄别、呼吁区别对待的新诉状，又像雪片一般飞向中央。其中，《山西日报》资深记者王宪斌愤然提交报告，较为典型。报告数次写给中央，标题十分醒目，叫做《中央粉碎“四人帮”，晋东南释放打砸抢》。王宪斌在文革中驻晋东南记者站，了解情况较多较细，报告事例充分，说服力强，曾一度引起高层重视并责成山西省委展开复查。但时局已变，烙饼不能一翻再翻，连热心于山西文革重案的高层人士也给翻糊涂了。再说，放出去的人，长短已经住过二年大牢，也不好重新再抓回来，复查取证的过程万分繁难，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这时，已经放掉的出狱者，又要求平反复职，怨气更大。
二十年后，我采写这部《牺牲者》，见到白玉山、王宪斌、赵龙吉这些老人，他们仍然义愤填膺，认为“清查善终”放人，过于宽度无边。
这一切，实际是让两派斗争的残酷性给逼的。一派担心，放虎归山，魔鬼出狱，重新当家作主，咱这一派能不遭殃？无须细想即不寒而栗。另一派认为，抓了我又放我，如不乘机平反，回头还可以抓我，又该咋办？这是文革重灾区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病。李辅等人“三年营救”不息，就是为了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人人害怕斗争，又不得不斗争，既然斗争反复，只好继续斗争。双方积怨实在太深太深了。
由于清查扩大化必须纠正，导致“善终”工作矫枉过正，就像一锅夹生饭，硬要让人们吞咽下去。
关于这段清查和“善终”的历史，山西省委后来有过正式结论，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1991年，省委书记李立功亲自主编了一部多卷本大书，名为《当代中国的山西》，此书经山西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其中的分期述评，代表着山西当局权威性意见，虽是官史，却形成评判一段段历史的重要参照系。书中第六章，对清查和“善终”有如下述评：
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未被否定，“左”倾错误未被清算，教条主义未被抛弃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确实清查了一些不该清查的人，也漏掉了一些后来被称为“三种人”的帮派骨干分子……
从具体条文的规定来看，中共山西省委主观上是防止清查扩大化的，但终于未能在实践中防止住扩大化……没能制止同历次政治运动相似的大轰大嗡运动形式；沿袭了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一套做法，有的甚至发生搞逼供信的错误；忽视了资产阶级派性对清查斗争的干扰。这样，就难以避免把不该受清查的人列为清查对象，使他们的身心受到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清查扩大化的问题受到批评。中共山西省委对“清查善终”工作十分重视，在纠正清查扩大化上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在工作过程中，未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对清查斗争错误的部分给以实事求是的纠正，而是对许多部门和地区的被清查对象实行全部平反，予以经济补偿，甚至把一些“三种人”和由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而被列为清查对象的人安排进领导班子。这样，又不可避免地使山西的安定团结受到威胁，使给予平反的“清查善终”对象一时内增加到3万多人（大大超过被清查对象人数），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又泛滥起来，给后来整党中核查“三种人”的工作增加了困难。
这就是说，“揭批清”以来，既整错过不该整的人，也放错过不该放的人，官方承认清查扩大化，也承认“善终”有过失。“实行全部平反”人数高达3万之多。难怪王宪斌先生要写《中央粉碎“四人帮”，晋东南释放打砸抢》，确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文中多次使用“资产阶级派性”一词，乃沿用旧时报章语言所致。文革中就这么说，十几年来还这么说，殊为怪异。派性是资产阶级独有的？无产阶级是否更多一些派性呢？公有制条件下实行一党专制，乃是产生残酷派性斗争之基础，根源在于党权过大，势在必争，因而分派厮杀。所谓群众运动，就是利用群众大搞党内政治斗争。群众所参与的较大运动，上面都是分派对立的，下面也就分派对立起来，能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特产吗？而且，从北京到山西再到晋东南，你看两派主要头头，根红苗正，三代赤贫，革命家族，工农骨干，哪一个够得上“资产阶级”呢？捉了放，放了捉，捉捉放放，放放捉捉，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所造成，看不出来跟资产阶级有甚关系。
不管怎么说，山西官不安逸，民不聊生，“善终”一场，反而导致“派性活动又泛滥起来”，死疙瘩，血疙瘩，解不开了。
令人深思处还有：1980年10月，王谦调离山西，乘火车离开省城太原。不少对立派官员们高兴万分，纷纷设宴举杯庆贺。更没有想到的是，省城一些对立派头头，还有若干名长治、晋城的联字号，不知从哪里得知了王谦乘坐火车的时间，于是，有张履生、张东兴、贾瑞全等人带头，即刻赶往火车站，在车站广场为王谦辞晋赴蜀燃放烟花爆竹。他们带着几年来受压之强烈不满，有的人连哭带骂，骂后又笑，讥骂王谦而尽情宣泄。这些造过反的战士们，果然厉害。
王谦挨批调离，心忧万千，不知他能不能咽下这般硕大苦果。他的人生，也在文革中，做出了巨大牺牲。
“资产阶级派性活动”还将继续“泛滥”下去吗？
这尾声不该如此沉重啊。
第二十三章 沉重的尾声
胡耀邦赴高平飞行降落，刘振武自广西洞察全国；座谈会揭示两派矛盾，解疙瘩切中三晋沉疴；干部四千聆听报告，措施八条助推暖波；愚牛祭怀同类，鸡群肝肠自啄；各地市松开多大紧，晋东南奏响平反歌；国策伤农害众，背负磨盘黑锅；燕京侠女颇仗义，山西好汉反文革；长思战火惊回首，迟来忏悔叹蹉跎；亿万人当打手无知无畏，牺牲者夜呼声撼人魂魄；臧否秦朝全书告竣，史鼎镌刻大地山河。
胡耀邦赴晋解疙瘩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1年突然来到晋东南。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多年血火硝烟不散。当运动趋于结束时，仍然如前章所写，这般艰险。都说宣告文革结束，应以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为标志，官方史学沿袭了这一定论。但是，京城里抓捕王、张、江、姚和他们的亲信，事发突烈，毕竟距离全国各地相当遥远。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文革运动都不能一到这个时段，说完结就完结了。此后，上边坚持“两个凡是”，还在批邓，并没有及时否定文革本身，这就使运动惯性连绵持续，斗争形式千变万化，历史巨轮往往急刹不止。直到数年之后，特别是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极左错误路线，各地党政这才痛定思痛，一步一步终结了文革。具体到山西再具体到晋东南，这才发生了比较具体的标志性事件。我想，各地民众都会划出某种本土特色的重要事件为界，从而否定文革，真正了断这场运动。
山西民众常说，终结文革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81年夏秋耀邦赴晋，距离北京抓捕江青集团，又是漫漫五年岁月。
那是1981年8月13日，胡耀邦亲自前往晋东南地区高平县、长治市和省城太原，面对文革后遗重症，再次解决山西问题，历时一周。
13日上午，天气晴好。胡耀邦一行乘坐直升机，从河南焦作、洛阳方向，向北攀升飞行。飞到太行山顶部，平均海拔高度1000多米，进入晋东南境内。直升机先在阳城、晋城、沁水、陵川四县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平稳地降落在高平县北郊临时停机坪，胡耀邦等人改乘汽车进城。
临时停机坪，是部队事先在城郊南王庄东侧一片沙草地上平整出来的。显然，耀邦一行对北上太行公路不畅的情况非常清楚。每日上万辆超重卡车，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往返山上山下拉煤运炭，全凭一条险峻的二级公路，事故频仍。堵车严重时长达一周，国家交通部长曾被堵在几十公里的汽车长龙里出不来。尽管从洛阳到高平不过一百多公里。乘坐直升机上山，当然简单多了。
胡耀邦为什么选择高平作为进入山西的第一站，并且住下来座谈考察讲话？原因在哪里，我说不太准。一时找不到过硬资料，草民岂敢随意揣测。要说考察山西文革难题，晋东南以及高平县确实非常典型。下午三点钟，胡耀邦在高平招待所与省、地、县三级领导座谈，开宗明义第一个话题，就郑重提出了文革后遗症。此后一周，从高平到长治，最后到太原，召开处以上3800多人干部大会，胡耀邦讲话，最主要内容，核心话题，始终不离解决文革后遗症这一最大难题。
高平县这个“文革典型”，非同一般。读者已经从前面章节看到，该县武斗期间，先是大规模冷兵器鏖战，1967年8月26日，长矛大刀，荒野杀戮，一战杀死杀伤上百人，捣毁汽车38辆；继而农村包围城市，联字号守城红字号攻，工农商学一律停顿，古城长期戒严，铁路桥梁多次被炸，次年2月，六十九军萧选进将军率领野战连队挺进高平，却因支持联字号而被围被打，红字号武装抢夺部队长短枪170支、60迫击炮两门、火箭筒4支，子弹4000余发。然后，五县联军在军分区指挥下，全面围剿高平红字号，攻打多处农村据点，连续作战50天，惨案横生，致红字号溃败；战后，联字号军政大批抓捕城乡红字号成员，关押到集中营昼夜毒打。该县红字号被治罪者面积甚大，重点注册骨干多至2738人，定案为“土匪”的群众竟然达到168462人。也就是说，太行山上一个县，一派将红字号17万人定了罪，编成档案多达19卷，枪决重判一大批人。待到1977年“揭批清”时，王谦主政省府，事情又翻过来，1月12日至14日，三天时间，高平县突击抓捕王学科等联字号头头近40人，重点清查1308人，6600多人被关入清查学习班交待问题，种种罪名无法复述。全县干部群众结仇对立十五年，心乱如麻，积重难返。
举目山西一百多个县，文革灾情与高平大同小异，民众结仇对立已成普遍现象，斗争之祸并没有真正终结。
这还谈什么“团结一致向前看”，搞什么改革开放呢？
胡耀邦复出后，曾在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工作数年，推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而后担任中共中央最高职务。他从全局思考文革遗留问题，深知各省干部分裂，全党全民亦不团结。否定文革运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远未完功。
一年前，胡耀邦于1980年5月15日致信彭真等人，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有专家分析，这个道理是说，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是群众自身发起的，责任在于当时执政党的方针路线出了大问题，犯了大错误。倘若继续对下细究严办，灾难简直无法终止。当时，中国的法制建设极度混乱，群情激愤，更容易蛮干。山西清查扩大化，派战悲剧重演，就是法制衰微的苦果。胡耀邦多次批示、讲话，总是强调：
“我们说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劫，理由之一，就是死了几十万、上百万人，伤人致死致残的参加者，我估计也有几百万人，不同程度参加这一浩劫的有多少人？我估计总有几千万人。还有更多的人，因为犯了错误，做了亏心事而心神不安。我不是主张一个也不追究刑事责任，而是主张严格执行中央1978年48号文件规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限于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这里必须补充的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不应在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内。群众性的历史悲剧事件，抓人越少越好；对于一切由思想认识问题判了罪的人，一律以教育方针解决。”
这段话，指导思想明确，政策性很强。接下来，胡耀邦痛心地讲：“即使这样办，我们也得花二三十年的工夫，才能愈合人民在十年浩劫中所造成的裂痕和伤痕。如果我们稍不谨慎，只能延长整个民族的巨大痛苦。”
认真分析如上话语，不难发现其中一句关键词，即“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杀伤人的，不应在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内”。这就提出了一个大观点：两派群众武斗，枪多弹疾，再加上相互抓打致死致伤致残，面积广大，已极惨烈，而每一事件、每死伤一人，总有至少一名对手乃至更多参与者可能受罚，怎么办？原先已有万千亡灵泣血游荡于天地之间，有无数家庭苟延残喘于人鬼之间，如今文革被否，难道还要让这一数字翻几番吗？
因此，耀邦强调，“群众性的历史悲剧事件，抓人越少越好”。而山西清查却搞了扩大化。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民间有高人”这句老话。早在1968年全国血战之际，已经有人系统地分析了“文革中央”实行极权统治，分裂人民，利用派性进行阴谋活动的严重危害，提出了两派绞杀的罪恶责任在于北京“派性中央”，不应惩罚上当受骗的两派群众这一观点。
这是一位出生于1926年的中年教师，广西博白县人，曾任两所县中学的总务主任和校长，名叫刘振武。当时，面对广西全境两派大剿杀的惨况，刘振武先生于1968年夏季奋笔疾书，写出《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等两篇文章，公诸于世。后来收入余习广先生主编的《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使我们看到了文章的全貌，读后令人感佩。
当时，刘振武先生所处地域十分偏远，无法传送文件。因而他写成一信，把两篇文章寄给了当政的玉林军分区司令部，“请求你们协助，立即刊印和散发到全国各地去，送到一切有战争、有争论的地方和两派群众手里去，以利于正确解决争端，找到共同语言。”
刘振武要两派群众找到怎样的共同语言呢？刘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党内有一个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派，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来，篡夺了权力，自封为党中央，形成了一个“派性中央”。这个中央推行“反对我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条标准，“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全力推销，却从不过问国家建设，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生活的疾苦……巧立各种名堂，从党内外网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蒙蔽和欺骗他们来支持自己。凡是上了大当拥护他们的，就封赏为所谓的造反派，反之就被贬为保守派和反革命。系统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政策，公开策动全国各地政变性的大内战大分裂……导致全国从未有过的大破坏、大屠杀、大流血、大混战。挑起武斗的黑手、黑后台、黑指挥，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派性中央。”这真是乱世清音，一针见血。
刘振武先生进而写道：这个“派性中央”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哲学，“愚民愚兵”，煽动对领袖个人的“三忠于四无限”，大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这个“派性中央”的性格特征，就是昨天称“亲密战友”，后天突然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反复无常，法无定见；发动大串连的是他，下令禁止串连的也是他；说“两个阶级大搏斗”的是他，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也是他；一会儿大喊“支持左派”，一会儿下令“不支持”……朝令夕改，早话晚忘。刘文质疑说，这个中央“本来就是专门靠播撒仇恨种子为职业，怎能正确地解决两派争端，实现真正的两派大联合呢？本来就是破坏党纲党章，破坏国家宪法的，怎能有效地改变全中国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呢？”
更严重的是，刘振武先生采用毛泽东语录的形式，反其道而用之，直逼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请问，在“派性中央”面前，在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里，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黑线、黑帮；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那么多的叛徒、土匪；那么，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怎么会出现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完整无缺的圣人呢？
这位刘振武老师肯定是置生命于度外了。他在明确指出了“派性中央”出尔反尔这一现象后，诚恳地劝告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们：你有什么理由敢于保证自己不是“黑帮、黑线”，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呢？有什么理由敢于保证自己“不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直至同归于尽，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呢”？刘振武预言，全国人民从“派性中央”手里，“除了得到破坏、贫困、仇恨、分裂、内战之外，别的东西一样也不会得到”，人民迟早会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清算这个“派性中央”的罪行。
十年后，刘振武先生的预言得到了验证。我们惊异于这位中年教师的思考与胆略。他早在1968年就公开说出了这些振聋发聩的见解，的确是一位远山里的高人。我特别注意到刘振武老师分析基层派战现象的洞察力和表达力，他写道：
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都把“派性中央”的分裂路线当做“革命路线”贯彻执行，都把自己当成是唯一的革命者，从而导致了流血内战。如果我们把派性中央比做一块大石头的话，两派就是被压在石头底下的两条大黄瓜。不过是一条压在上面，一条压在底下。上面的一条，既感到石压瓜，又感到下面的瓜顶瓜，所受的压力就特别重。而下面的一条瓜，没有直接感到石头的压力，仅仅感到了瓜的压力，因而反抗就特别强烈。正因为这样，就出现了瓜压瓜、瓜顶瓜的矛盾争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斗群众。如果不把“派性中央”这块大石头搬掉，两条瓜势必都将被压扁在大石头之下，谁也战胜不了谁。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惜两派至今还不知道。
刘振武先生是不是教文科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喻以“一块大石头压迫两条黄瓜”的道理，形象地警示两派同胞，鲜明生动，很容易让人理解接受。刘振武先生直指真相：“不能否认两派的错误，甚至有些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但是他们的错误同解放军的错误和造反夺权的错误一样，都是在上面那个派性中央错误领导下，一手造成的。片面地责怪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是上头的派性中央通过封赏的造反派，把一大堆完全敌对性的口号直至枪支弹药交给下面，把一块又一块大石头压在了群众头上。尽管两派相互开枪是错误的，但是在敌对性的行动面前，采取手段予以还击，这在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错误和罪责，只能由派性中央承担！其实，犯错误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派或那一派，而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各派群众，都共同犯了一个普遍性的特大错误。我们换来了一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革命委员会，两派分裂内战，工人无工可做，学生没有书读，知识青年不能分配，病人无药可医，农民没有饭吃，干部挨斗受伤死亡，解放军流血牺牲，戏院关门，商店倒闭，日用品相继断市，城市破坏，乡村萧条，七亿人民心头蒙上了一层层乌云，看不到自身的光明和前途。现在，全国人民再也不能互相仇恨，互相攻击，互相吃掉，自相残杀，我们必须重新团结起来，手挽手，肩并肩，毅然决然，勇敢果断地把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彻底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读到这里，我深深地敬佩刘振武老师，要说中国有英雄，刘老师便是一位。他早就开始以生命的代价，去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了。刘振武先生也是一种牺牲者，他们为了追寻真理而献身——
刘振武此文章寄发后不出20天，军政当局即将刘振武先生抓捕入狱；又不过40天，刘振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叹这位老师在狱中受尽折磨，引发胃溃疡恶化，在下达死刑判决前三天，含冤死于狱中。时间是1968年9月20日。他留在审讯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说中国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完成。”
这是一个思想者对于解决两派争端的看法。冷静地分析，刘振华老师不愿把账算到两派头上，早已站到了相当高度。文革尽失人间常理，祸害极深极广，否定文革，平抚伤痛，同样无法按照常理处置。正是依托了这条宽恕政策，虽然便宜了不少凶手，却也解救了无数家庭。我中华民族，不能冤冤相报，一时间竟没有更好办法。
问题在于：宽恕了武斗凶手，解救了妻儿老小，并不等于凶手无罪，可以心安理得。全民族总结和记取教训了吗？对文革罪孽揭示够了吗？种种法不责众之类的恶念肃清了吗？放宽政策不等于制造遗忘，为什么要抹煞历史直至伪造文革真相？长期以来，我们不允许揭露文革之罪，死者白死了，鲜血白流了，凶手逍遥了，参与者放弃忏悔了，全民族未能从中汲取真理的补偿，又怎能阻止文革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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