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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9月30日第256期
本期目录
〖上海文革专辑4〗
史林一叶
叶昌明 我所知道的上海文革中军队“支左”情况
一、驻沪三军积极投入“支左”
二、“支左”中存在的问题
三、“支左”人员在几个区、县压制造反派的事例
⒈ 南汇县发生的“金、王、施、马事件”
⒉ 长宁区发生的三个问题
⒊ 静安区抓刘政明和姜达柱的问题
⒋ 宝山县抓、判黄志金问题
⒌ 虹口区刘文光、袁松柏问题
⒍ 释放五个区（局）老头头的问题
⒎ 青浦县“二月镇反”、镇压造反派的问题
四、“支左”人员的撤出
风云人物
蒋寄梦 杂忆侯邦琪
生逢乱世
忻 田 我对上海文革的儿时记忆片断
书海泛舟
李 逊 《文汇报》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郑 重 一个《文汇报》记者的文革前期日记（《郑重其事》选读）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文汇报》情况汇报（二）
编读往来
感谢读者冯锡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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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我所知道的上海文革中军队“支左”情况
叶昌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叶昌明先生正在撰写中的回忆录片断。本刊曾发表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整理的“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自印书）中的《叶昌明工作笔记》的“凡例”（《昨天》第17期，2013年5月30日），叶昌明所写的《对“工总司文献汇集”〈导读〉的一些感言》（《昨天》第153期，2020年5月30日）、《简评〈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和早期机构人员情况》和《关于“工总司”主要核心成员的生活待遇问题》（《昨天》第194期，2022年2月28日）、《对丁育民“参与处理‘安亭事件’”一文的几点质疑》（《昨天》第243期，2024年2月28日），可参看。
作者简介：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文革爆发时为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时年22岁。在文革中参加造反运动后，历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驻沪三军积极投入“支左”
（本节参考了上海大批判写作组编撰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和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第26章“市革会与军队的关系”有关内容。）
1967年1月21日，毛主席对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作出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经毛主席批准，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军队在文革中要“支左”的决定发布后，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于1月23日下午接见了驻沪三军负责人，张春桥讲话中指出：“关于解放军介入、不介入的问题，现在很明确了，中央给上海的（1月11日）贺电中有军委的署名，这就是介入，用这样形式署名还是第一次。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还要联合起来，现在就缺少一个‘兵’。驻沪三军应该支持左派，应该站在左派群众这一边。部队由不介入到介入，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上海部队出来支持左派，使夺权斗争的形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全国会有影响。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很重视，希望上海的部队在支左的方面也做出榜样来。”（引自《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1月23日，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传达后，驻沪空军部队“立即派出联络员，到工总司和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革命群众组织访问，接洽支持革命左派的问题”。1月24日，“驻沪三军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在市内举行盛大武装游行。”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重要文章《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驻沪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又举行了游行以示声援”。当天，“工总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打倒刘、邓大会”，驻沪三军参加了大会，“这是文革以来驻沪三军第一次同革命造反派一起公开集会”，向刘、邓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
驻沪三军负责人还依照张春桥接见时的讲话精神，“立即派出大批车辆、人员到车站、码头，帮助革命造反派搞好交通运输。东海舰队在一月中旬就已派出部队到上海港码头参加装卸工作，现决定增派人员。驻沪空军决定当天派出十辆卡车、数百名战士，到海港帮助疏运物资。警备区派指战员八百余人和四十辆卡车分赴车站和码头，同时还派出三百人去帮助加工、运输煤球。”
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决定发布后，上海警备区、东海舰队、空四军迅速行动，各自设立了“支左办公室”，先后派出参加“三支二军”的干部和战士近二万人（次），进驻过全市近二万个单位。
上海三军在对地方支左上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大致是——
上海警备区负责：十个区和十个县（由区县人武部负责），文教卫系统的局和体委，工交系统的铁路、交运、邮电、房地、建工、轻工、手工、化工等局。
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负责：市科委系统，市财贸系统，工交系统的一机、纺织、仪表、冶金、电业、港务、海运、长航等局。
空四军负责：全市公检法单位的军管和工交系统的二机局（军工企业）。
上海的大学，是军宣队与工宣队一起派驻各校的，三军怎么分工的，记不起了。
驻沪三军的支左人员一般只派驻到区县局级（单位），其负责人参加本单位的“三结合”革委会，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在向下属单位派驻工宣队也同派军宣队时，就由负责所在系统支左的军队派出。在市革会的“一、二、三、五、六工宣办”与市革会有关组（部门）“合署”时，同级军宣队负责人也同时成为“组办”的负责人。此外，上海有一些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运输）单位，原来有驻厂（所）军代表的，也自然成为本单位的支左军人（但不含部队编制的厂所），如上海柴油机厂和一些造船厂有海军的驻厂军代表，飞机厂有空军的军代表，类似的还有一些总后勤部所属的工厂。
整个上海文革过程中，驻沪部队与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关系，总的来讲相处得还是较好的。在上海由于三军的支左对象有明确分工，各负其责，这就避免了多方插手和你支一派、我支一派的混乱。从全市看，驻沪部队都支持市革会，支左工作上服从市革会的领导，局部出现问题时也能按市革会的意见办事。
整个文革期间，“工总司”与驻沪部队相处较好，特别是与驻沪三军的各“支左办公室”关系密切，得到他们的支持。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左”指示一发表，驻沪部队立即表明了支持“工总司”的态度，警备区还应要求向“工总司”总部派出了“支左小分队”。我在总部工作中与三军的支左办公室有着许多接触，他们对“工总司”是很支持的。1967年3月20日发生宝山县人武部组织民兵在县城武装游行，向造反派示威。我接到反映此事的电话后，即向上海警备区支左办电话报告，又赶到支左办去询问。警备区副政委兼支左办负责人李彬山亲自接待我，并向我介绍已给宝山县人武部打了电话，严肃批评了他们，还通报给了各区县人武部。
二、“支左”中存在的问题
在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月28日发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八条命令”，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2月间，发生了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中央文革小组激烈提出批评意见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后被贬称为“二月逆流”。
受上述情况影响，上海驻军在早期的“支左”中也出了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区县人武部和公安局军管会（组）。一些区县人武部把向支左部队（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或与支左部队（领导干部）工作上有分歧意见，都看成是“反军”，采取了不恰当的压制，甚至镇压措施。据我所知（现还记得的），在上海十个区和十个县中，“支左”存在过问题的约有：长宁、徐汇、普陀、虹口、闸北、静安等区和青浦、宝山、南汇等县。在上述区县中，甚至有当地“工总司”组织的头头被抓和准备判刑。又因为区县人武部与地方党政关系密切，所以有些问题发生的原因，也不仅是人武部的，地方党政干部也有很大责任。
当时上海警备区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在全国按中央精神“反击二月逆流”之后，1967年6月9日，上海市革会召开了一次有关郊县问题的会议，上海警备区廖政国司令员、李彬山副政委在这个会上讲了郊县支左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我在工作手册上有摘要记录，现转录如下：
1967.6.9，关于处理郊县问题会议
——警备区廖司令、李副政委
廖司令：上海形势就全国来讲是大好形势。在二侧（注：指上海市的两侧邻省），江、浙都武斗得很厉害，南京有好转，浙江还有发展，（红暴）又有人来。
看对青浦问题怎样处理好，大家研究一下，主要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青浦、南汇问题，就警备区本身来讲还是有错误毛病的，去年搞四大时也搞得很糟，要进行整顿。没能很好学习，有些问题理论上通，思想上没通，又没经验，出来支左时没有很好地训练。
（支左干部）现在集中到浦东大楼（上警招待所）集训，张春桥作了报告，大家讨论。过去由于认识不统一，支左工作上口径也不统一，由于思想上不通，对中央的指示也没有很好地贯彻。
今天大家来研究一下，统一思想、认识，解决这些问题。
李副政委：上海的条件很好，春桥、文元都在上海，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条件。
廖司令：上海，从历史上来看，每次工人运动都是走在前面。南京、杭州的工人运动都是跟在学生后面跑。
柯老没逝世前，刘、邓的路线受到了抵制。
学生是冲劲大，但考虑问题不是那么周到，说干就干，干到哪里不知道。
李副政委：城市与农村的矛盾也出现了，发生了武斗，影响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另一方面要珍惜上海的大好形势，值得我们注意。
上海的形势是全国最好的了。
青浦问题，其他地方也有不同的程度出现。
95%以上都是好的。
从廖司令员的讲话可知，上海警备区也承认他们的支左工作上有错误，还特别点了青浦、南汇两个县，并正在采取措施改进。但从下面提到的几个区县人武部的情况来看，只有南汇县人武部能直接、公开地承认犯了错误，也是唯一主动发布“平反公告”的。而静安区对抓刘政明、姜达柱的态度，在“静分部”1967年5月25日会议上，区人武部的发言还是：“刘抓得也对，（刘）表示要悔改，故放得也对”（见《叶昌明工作笔记》第126页）。文革后的《静安区志》则讲因是“由于王洪文等人的干预”，刘、姜才被释放。长宁区的“廖马唐事件”发生后，时任人武部长虽被调去上海后方基地（小三线）工作，但问题没真正解决，直到批林批孔运动中才算解决了“平反”的问题。而最严重的青浦镇压造反派问题，虽有市革会和警备区的多次指示，却迟迟不能落实。被廖司令点名后，也只是让县公安局的“公革会”出面，抛出一份为一些被抓造反派成员的所谓“平反公告”来搪塞。实际是不认错收手，继续挑唆农民进城围殴城镇造反派，武斗仍继续不断。对青浦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的一再“抗命、违令”，警备区一时似乎也很“无奈”！
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工总司”总部和联络站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文革后编撰的《长宁区党史大事记》中，在讲到长宁区“廖马唐事件”时，说了句“大实话”：当时掌握“实权”的区武装部领导人，是“利用了造反派头头的内部矛盾”，才将廖马唐送进区公安分局“拘留审查”的。类似的情况在静安区、南汇县等联络站中也发生过。有些联络站虽没有头头被抓，但因各种矛盾和派性，相互间攻讦不断，授人以柄，到头来受损害的还是自己和联络站。另外，在青浦、宝山等地还有种情况，就是利用机关单位的或农村的群众组织，来打压工人造反派组织。出现这些问题，与一些联络站头头的“先天不足”也有些关系，因为在一哄而起的“造反”“夺权”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有些头头原本就犯有这样那样错误和有一些“毛病”，有些是当了头头后在经济或生活作风上不检点、犯错误，这类头头在本单位中大多口碑差，没有群众基础。也有些头头因派性重而热衷搞“内部矛盾”，如南汇、长宁、静安等联络站主要成员中，因为内部不团结而被人利用来挑拨他们间的关系，唆使一些人来搜罗和编造另一些人的所谓“材料”，甚至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送上级组织。
就“工总司”总部来讲，在文革早期中因对“支左”部队高度信任，所以对区县人武部（及公安军管组）出面向总部递送材料，要求抓、关一些区县联络站头头时，往往是轻信不疑的。就如我去静安区人武部时，听了张政委的介绍就相信了，还在大会上代表总部表态支持。这也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工作态度是不认真、不负责的。有些事只要认真调查一下，特别是找当事人直接问一下，本是可以搞清楚的。但我们就是没去做调查就轻率地表态了，这也是给我们的沉重教训！
三、“支左”人员在几个区、县压制造反派的事例
在上海的各区、县，自军队介入支左后，都由驻军派出的支左人员或当地人武部主持全局性工作，而各区、县公安局则都已实行军管。下面凡讲到公安局抓捕造反派的案件，都是在当地人武部和公安局军管会（组）的支左军人主持下进行的。
⒈ 南汇县发生的“金、王、施、马事件”
1967年3月1日，“工总司”与“南汇县革命造反派临时联合指挥部（临指）”联名发出《告南汇县全体人民书》（见“工总司”《文献汇集》第319页）：宣称“工总司”南汇县联络站（“工南联”）的四位负责人，金、王、施、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南汇县做尽了坏事，犯了滔天罪行”。现得到“驻军部队的大力支持，将其逮捕法办”。与这篇文告同日发布的联名《公告》中，又依据县人武部提供的材料，罗列了这些人的“十三条罪状”（见《文献汇集》第321～324页）。
1967年9月3日，南汇县人武部发出《为“南工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公告》。平反公告的第二条中承认：“今年三月一日，我们在处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南汇联络站（简称‘南工联’）问题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趁他们整风之机，出动部队，逮捕法办，现场控诉，抓、斗小头头，召开全县性控诉大会，肃清流毒，强迫他们低头认罪。与‘南工联’在一起共同战斗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也受到牵连，遭到打击和排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上海市警备区党委的严肃批评下，使我们认识了错误”，“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平反公告的第三条中宣布：“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凡在上述错误处理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应一律给予平反。凡公社（镇）人民武装部宣布者，也应一律给予平反。”对原来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者，“宣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文件、通告、公告材料一律作废；写的‘检讨书’一律退还本人。整理的黑材料按照中央规定处理。过去我们的一切错误表态，一律收回。”对一些群众组织，“在错误路线压力下被迫解散，应给予恢复组织，恢复名誉，本部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平反公告第五条中表示：“南工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处理“南工联”问题过程中，“我们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没有如实反映情况，提出了错误主张。我们向工总司承认错误。”
（上述无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许东杰提供的《南汇区志》、南汇县人武部的“平反公告”）
南汇县发生的问题教训深刻，从事后调查的情况来看，一是“工南联”主要成员从意见分歧发展成对立矛盾，一些人不负责任地提供虚假材料。二是“工总司”总部当时轻信县人武部提供的材料，没到南汇县实地调查核实，就采纳了县人武部的处理意见。虽然到4月初时发觉了问题，转而支持“工南联”与资反路线斗争，但遭抓关的人员直到6月才放出。“工总司”总部发布的有关南汇县联问题的两个文告完全是错误的。
⒉ 长宁区发生的三个问题
⑴ “廖马唐事件”
1967年3月17日，“长宁区区级机关工作人员革命造反委员会（长革会）”贴出一张大字报，《工总司长宁区指挥部副指挥廖永华疯狂攻击解放军罪责难逃》，称廖永华“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抗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使尽种种卑劣手段，疯狂地攻击、污蔑、排斥人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月19日，区公安局以“反革命集团”之名，“拘捕‘工总司’长宁区指挥部（以下都统称为“工长联”）三个负责人唐景明、马荣生、廖永华”（廖、马、唐三人均为长宁区精益电器厂工人），此即长宁区“廖马唐事件”。此事件发生后，持不同意见者又组织了调查组，对“廖马唐事件”做了较长时间的调查，对加之于廖马唐的“罪状”提出了否定的意见，由此在长宁区内又掀起了对这个调查组问题的激烈争论。
当年6月29日的一份《工总司长宁区指挥部整风动态报导》，一些参与过“抓廖马唐”等人的头头，以懊悔的心态披露了一点“内情”。如“指挥部总负责”讲：“受了别人的挑拨利用，听了些风言风语，相互之间就产生了隔阂”，又“受别人启示”（指区人武部长授意下），“而捉廖、马、唐”。当时是想“把他们3个人捉进去刹刹威风，关几天再放出来。谁知当时拍拍桌子进去了，再拍拍桌子就拍不出来了，连看也不可以去看他们”。而“工长联”第二负责人讲：（在抓廖马唐同时，还要抓另二人）“这二个人，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捉他们，材料也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出于对××部××同志（指区人武部和部长）和司法机关的信任，故才捉了二个人。他们在要我们捉的时候讲得很好听，说是提高我们的‘威信’，而在放的时候就不考虑我们的‘威信’了，连通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在“工长联”帮助工作的一位红卫兵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情况：“为捉廖、马、唐三人的事，在××部开过几次预备会。……这几个会是××同志亲自主持的，材料也是××同志抛的（××均指区人武部和部长）”。
在市革会领导的过问下，廖马唐等人被释放，“工总司”总部在廖马唐放出时有个“意见”，大意是讲“廖马唐事件”是长宁区领导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但三人本身还是有错误的，不宜再在上面当头头，都回厂劳动。我在1969年派调查组去整顿“工长联”班子时，考虑到“廖马唐事件”在全区的影响，若三人都不进班子，就有点“讲不响”，应有个人进班子。在要调查组全面审查了三个人的情况后，认为唐景明要比廖、马好一些，就让唐任“工长联”的常委，又让唐在厂劳动一段时间后到“工长联”工作，后又同意区革会安排唐任职区革会工交组副组长。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廖马唐事件”也成了长宁区的重点问题，我向区委负责人提议，应对“廖马唐事件”有个审查结论，以免今后再为此事纠缠不休。区委负责人同意，后也在全区大会上为“廖马唐事件”平反。
⑵“廖马唐事件调查组”问题
“廖马唐事件调查组”负责人是詹章来，他当时是上海胶鞋一厂造反队和厂革会的负责人。胶鞋一厂也是长宁区内一家派性矛盾较严重的单位，1968年间，詹章来因“殴打干部、群众等问题，被作为坏头头揪出，并由长宁分局拘留审查”，《工人造反报》曾发文“披露”詹和该厂造反队的问题。
自詹被抓后，“工长联”的几个负责人，还有胶鞋一厂造反队的支詹派人员，不断来总部反映和上访，他们认为总部陈阿大的表态（内容已忘）和《工人造反报》的文章，所讲詹章来和胶鞋一厂造反队的问题均与事实不符，抓詹章来等人是支持了保守派和打击了造反派。还认为詹章来的被抓，是受了调查“廖马唐事件”的牵连。
我原对“廖马唐事件”有看法，对这个调查组情况也有些耳闻，就以“工总司”总部名义派人去胶鞋一厂调查，初步调查后的汇报讲该厂确有不少问题。鉴于该厂两派争斗矛盾较严重，我与时任市革会“解决老大难单位办公室（三办）”负责人戴立清商量后，由“三办”派出一支工宣队进胶鞋一厂，解决该厂的派性争斗矛盾和处理好詹章来等人被抓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驻厂工宣队上送了一份报告，否定了抓詹等人时所加的罪名，提出释放詹章来和另两名头头。我们同意了工宣队的报告，但我当时考虑到詹的问题与胶鞋一厂的实际情况，提出詹释放后暂不回厂，通过化工局把詹安排到另一个厂劳动（后在1974年回本厂安排为厂革会副主任）。
据我所知，长宁区发生的“廖马唐事件”和“‘廖马唐事件’调查组”问题，均与时任区人武部部长和时任区革（筹）会主任（老干部）有关，也涉及区机关群众组织与“工长联”等造反派组织的矛盾。所以即使在区人武部长被调离长宁后，这些问题仍长期得不到解决。直到1974年，在新任区委书记和区人武部长的关心下，才在全区大会中宣布为“廖马唐事件”平反，对“‘廖马唐事件’调查组”也作了肯定的评介。
⑶ 调查许卫明
其实，当年长宁区的一些人想整的还不只是廖马唐和詹这几个人，他们是想整掉原“工长联”的所有老头头。为解决“廖马唐事件”等问题造成的“工长联”混乱情况，工总司总部在1969年派了调查组对“工长联”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新的“工长联”由总部派去了主要负责人主持工作，原“工长联”的四个负责人已改任常委。
到1972年快年底时，区委负责人要“工长联”转告我去一次，有要事相商。我到区委后，是新任不久的区委关书记和区人武部长接待我的，他们告诉我（大意）：收到一份揭发原“工长联”第二负责人（现常委）许××等人的材料，揭发的内容很吓人，讲他们一些人常聚在办公室“收听敌台”、恶毒攻击领袖和中央领导人（都是防扩散言论）。而且讲他们的这种“反革命活动”时间长，参与的人数多。区委书记讲，揭发的内容太严重，不审查是不行的。但他们也知道区里的情况复杂，故想与我商量下，该怎么办较好。
我当时很吃惊，但也很怀疑。问了揭发人是谁，材料的可靠性怎样？据讲揭发人是区财贸某单位的，原来也当过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材料还没去调查。我讲这个揭发的问题很严重，但因为区里过去发生过不少事，对此事还是要慎重处理。我建议区里先侧面调查下揭发人情况，证实下他的揭发可靠性怎样。区委二位领导也同意先这样办。
后长宁区委正式向市委送了报告，要求审查涉案的许××等人。市委书记王秀珍批示要市组织组、地区组、总工会与长宁区委一起商量下怎么审查。经四方会议协商后，确定以区委为主，总工会派人参加，建立专案组对许等人审查。后区委负责人又征求我对专案组怎么工作的意见，我讲为免以后出现案子搞不下去的被动局面，先不要直接审查许等主要头头，先择一次要人物秘密隔离审查，待有了进展再扩大到许等人。区委同意后，专案组先隔离审查了吴××，也即是对许作“背靠背审查”。果然，吴被隔离后一直没有交代出什么“收听敌台”“恶毒攻击”等问题。在向他提出这些指控后，也坚决不承认有这些事。对吴的审查僵滞了很长时间，仍一无进展。这时我对这个案子（揭发材料）由起初的怀疑变为不信了。我当时还曾听讲，这个揭发人虽也是个“造反派头头”，但与区机关中原来搞“廖马唐事件”的人关系较好。这更使我认为这个“揭发”是别有用心的。
我决定撤回总部派到专案组的人员，并向区委领导人坦告了我的看法，主要的一是据揭发内容，许等人实为“一贯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分子”，但现实中看不出许等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二是揭发内容把“工长联”的头头和工作人员几乎都包括进去了，这些人聚集在办公室收听敌台，乱讲恶毒攻击言论，没有一点顾忌，这种作案情节在当时环境下有可能吗？区委领导人讲，专案组要求直接隔离审查许，我表示了反对意见。
到1975年下半年，区委负责人又找我去商量“许案”的结案事。他们讲，对揭发材料中的攻击言论，有少数言论已有查证。但大多数的言论是肯定不了，但要否定也没根据，一时又无法查证。区委意见是把这些问题“挂起来”。我反对“挂起来”，否则以后怎么办。我认为这些问题不能肯定，又长期无法查实，可先作否定处理，有个明确结论较好。区委同意了我的意见。因许案中的攻击言论涉及所谓”防扩散内容”，我还通过张敬标（市委常委分管十区），请市委专案办派人去长宁区专案组复核对许审查的材料，提出分析意见。之后，长宁区委向市委正式上报了对许案的审查结论报告，提出经查证的是许有二条攻击言论（一是讲江青与赵丹的关系，二是用脏话污蔑毛主席的“题庐山仙人洞照诗”）。其他的攻击言论，证据不足，可予否定。市地区组和总工会（我）均表示同意区委的审查结论，市组织组则表示要对许作犯“政治错误”结论。市委书记王秀珍批示，要区委找许谈话一次，若许认错态度好，可不作“政治错误”结论。区委负责人接到王的批示后，给我来电话讲，他们原已找许谈话过，许不承认有这二条言论，再找许谈，他还不承认，怎么办？我表示，区委仍应找许谈一次，但结论可照区委报告办。
⒊ 静安区抓刘政明和姜达柱的问题
从《静安区志》中所述可知：因对“由静安区机关内19支‘造反队’组成的接管小组”于1967年1月19日“接管区委、区人委的一切权力”（即“1·19接管”）不满，“工总司”静安区分部联合区内一些造反派组织又于1月27日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接管区委、区人委的一切权力”。在静安区机关内和区内各群众组织间，对这两次“夺权”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对立，争吵不休。《静安区志》记述：“2月26日，工总司静分部常委姜达柱因带人冲击区公安机关，非法绑架公安人员等问题，被区公安分局拘留。工总司静分部常委刘政明随即于2月28日、3月7日先后两次组织人再次冲击区公安机关。为此，刘政明于3月31日被撤销工总司静分部常委职务，于4月2日被区公安机关拘留。”
对于文革初期静安区发生的这些事情，我的记忆与《静安区志》的上述记述，有些不同：
一、对这二次夺权的不同观点，并不是仅反映在区机关内和区群众组织间的，也反映了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区人武部（政委）与持不同观点组织（静分部等）的矛盾。《静安区志》避而不谈这点，应是有原因的。
二、姜达柱和刘政明是否因“冲击区公安机关”，而“被区公安机关拘留”的？在姜、刘被抓后，“工总司”收到许多有关静安区问题的反映，引起了总部的重视而去调查，查明所谓“冲击区公安机关”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我还记得的情况应是：当时在静安区公安分局内有两派群众组织，得到区人武部支持的“区公革会”是占绝对优势的大派，另有一人数很少的小派组织（叫“人革会”或是另外名称记不清了）。这个小派组织因得到“工总司”静分部支持，在分局内虽屡被区公革会欺压，数次在争斗中被赶出分局，却一直是不服的。1967年2月下旬这次，区分局这两个组织间争斗再起时，静分部姜达柱带了些人去分局支持小派。但我已忘了是两派在分局内争斗时，姜带人去的；还是小派被赶出分局后，在要回分局时，姜带人去的。于是区公革会借此放风，说是姜带人“冲击区公安机关”，在区人武部的支持下拘留了姜。
在当时的情况下，姜达柱插手区分局两派的争斗，应是种派性行为，而不是“有意冲击公安机关”，但区公革会却以“冲击区公安机关”上纲为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借此抓人。
至于静分部刘政明的被拘留，更与“冲击区公安机关”无关。在姜达柱被抓后，静分部刘政明等人是联络了一些支持他们的红卫兵，到静安分局外抗议区公革会抓姜，但刘他们一次也没进区分局大门，所以区公革会也无法当场抓刘。
但到1967年3月底前，静安区人武部派人到“工总司”，给王洪文送了份“揭发”刘政明问题的材料。王洪文后对我说，区人武部送来的材料，讲了刘政明有严重问题，区里决定开大会揭发、批判刘政明，要求总部去表态处理刘。王要我代表总部去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代表总部宣布撤销刘的静分部常委、开除出造反队、回厂劳动，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王也要我在会前去静安区人武部向他们表明总部的支持态度。
我在3月30日去了静安区人武部，是张继松政委接待我的，张政委是区人武部在静安区支左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也是静安区的实际掌权者。我这是第一次与张继松接触，感到他很热情，讲话时一脸笑容，还表示对“工总司”很尊重。他介绍刘的情况与送来的材料是一样的，又介绍了开大会的安排和征求我的意见。我向他转达了王洪文对区里开大会的支持和总部处理刘的决定。张表示怕刘政明得到讯息后不会来参加，我答应由总部来通知刘到会。对30日在区人武部的这次会见，主要内容在我当时的工作手册上有如下记录：
静安区分部会议，明天下午六点，静安俱乐部（常德路）“揭发、批判大会”先揭发。后总部宣读决定（撤销刘政明的所任职务，开除队籍）。
刘政明主要问题：原名詹义明，上冶一厂临时工，对现实不满，肆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反动言行），窃取了区分部领导权后利用职权运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把自己亲友和政治上不纯分子安插到重要岗位上。肆意炮打张春桥，污蔑攻击人民解放军，借传达工总司指示之名，造谣、吹嘘、迷惑群众。
总部对刘政明问题决定：撤销区分部常委职务，开除造反队藉，责令回厂劳动，接受革命群众监督，交代检查自己的问题。
静安区分部暂由：陈国祥、陈孝安、李福全为常委主持工作。王裕光、黄永根、杜国良、董金元等协助工作。
（刘政明联系电话：539221，明天打一个电话给他叫他到区分部）
大会程序：1. 2. 3. （由区分部等单位揭发） 4.（总部宣布决定），5. 6.……（发言支持总部决定）大会发出通令，最后武装部代表发言。
（区分部：石门二路134弄×号）
（区武装部电话566181）
（原文见《叶昌明工作笔记》第66、67页）
静安区的这个大会，31日改在胶州路的上海直流电机厂礼堂召开。我之所以抄录这份记录，因为这反映出当时区人武部张继松政委与我在会面中商定的对刘政明的处理，张讲的主要是刘的“攻击”和“反动言行”问题，没谈及刘政明曾二次“冲击区公安机关”（记录中没这条“重要罪名”），更没提到因此要由区公安分局拘留刘政明（见《静安区志》所述）。而我当时向张继松转告的总部决定是撤销刘职务、开除造反队籍、回厂劳动和检查交代问题，也没涉及要抓刘。
静安区在31日开了大会后，公安分局4月2日就拘留了刘政明。我们得知这消息后很惊讶和不满。之后，又有许多来信来访反映静安区的问题，总部开始重视此事后做了调查，搞清了区公安分局内的两派矛盾和静分部插手支持小派的事情，要求区人武部和“区革筹会”正确处理好刘政明、姜达柱被拘留的问题。这也是《静安区志》中提到的，“由于王洪文等人的干预，姜达柱、刘政明于5月先后被释放”。刘政明、姜达柱这次虽被放出，但区里某些人背后的动作并没完。
1970年3月，静安区上报一份揭发刘政明问题的材料，张春桥、王洪文批示要市组织组、地区组和“工总司”联合调查刘的问题并解决区革会的有关问题。联合调查组查实了刘的一些问题，“工总司”决定刘政明带职回厂劳动。1972年，静安区又上报刘政明等人有严重“反革命（防扩散）攻击”的问题，区委负责人（人武部政委）要求对刘等人隔离审查。我知道后提出，刘在区里影响大，要慎重。可以对刘的问题审查，但不要“隔离审查”。我实际上是很怀疑甚至不相信这份材料的，但无法不同意审查。之后对刘等人的审查，一直没什么进展。直到1974年12月，原区委书记（人武部政委）调离了静安区，我向新区委书记提出应复查刘的这件“审查案”，后经区委复查并予以了否定。在这之前，考虑到刘政明留在静安区，会对稳定区局面不利，就在1973年下半年趁市里开发大屯煤矿急需人员机会，我经王秀珍同意并正式报市委批复，于1974年初将刘政明连同他的家属安置去了大屯煤矿。
1972年，姜达柱因被杨浦公安分局经办的一个案件牵涉，经报市革会同意后，姜被杨浦分局拘留审查。后杨浦分局否定了这个案件，但姜达柱没有释放，却被静安公安分局接过去“审查”姜在（静安区）文革中的问题。后姜虽被放出，却一直没为他因假案被抓后的事有个结论。也是在1974年底，静安区新书记来后，在解决静安区文革中发生的问题时，才为姜的这一遭遇“平反”。
⒋ 宝山县抓、判黄志金问题
综合《宝山县志》和《宝山县志2》的记述：
“工总司”宝山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司宝指”，约二月间改名为工总司宝山县联络站，即“工司宝联”）在1966年11月23日成立，1967年1月12日“夺了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权”。1月24日，“工司宝指”头头“黄志金在夺权后召开封印会议。会上决定，就发展党员、干部处理、查阅档案、公章使用等问题，‘工司宝指’名义发个通令”。此“通令”于1月29日散发到全县后，因以“工人造反组织取代党组织”，遭到“各方强烈反对”。2月4日，“‘工司宝指’为逃避责任，诬栽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须金鑫盗用‘工司宝指’名义，擅发《一·二九通令》，对抗‘造反派’夺权。须被诬定为‘现行反革命’，受非法拘留审讯。次日，须金鑫在县公安局失踪，在洒塘河边找到须的衣服、遗书，在河中找到须的尸体。”
须金鑫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在宝山县各群众组织间发生了争论，其中“工司宝联”等为一方，“县级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机革会）”等为另一方，两派间的争斗越发激烈。2月26日，“机革会”以须金鑫的妻子之名印发《我的申诉》传单，“指明黄志金谋杀须金鑫”。3月16日，“机革会”一方印发传单数万份，“历数黄志金十大罪状”。
空四军3777部队的驻地在宝山县内，该部队于2月20日介入宝山县“支左”，并与县武装部结合，成立“支左办公室”。3月18日，支左部队和县武装部“联合发布所谓《三一八通告》，支持‘机革会’等10个‘造反’组织于3月16日发出的指控‘工司宝联’头头的传单，并宣布‘工司宝联’等‘造反派’夺权无效。”3月20日，宝山县“举行大规模武装民兵示威（游行），支持所谓《三一八通告》。”3月22日，“市‘工总司’签署整顿‘工司宝联’的意见”（叶注：我已想不起此“意见”的内容，也没查到有关资料）。3月27日，“县公安局根据市革会政法指挥部批复，拘留了黄志金等人。‘工司宝联’被改组，96个基层组织被取缔，397人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被拘留、揪斗、开除公职或监督劳动。”
“5月23日至24日，市红卫兵造反组织‘红东北’赴宝山调查组，为黄志金问题向县公安局提出，交出拘审黄志金批文、交出黄志金的罪状、接见黄志金和提供调查方便等4项强硬要求，并提出反夺权是复辟逆流。”24日，“各中学红卫兵‘红东北’‘江中八一’‘同济革联’‘宝山红联’‘顾中造联’‘少云野战军’等‘造反’组织数百人，为黄志金被拘留（因涉嫌须金鑫案）而到县公安局‘静坐示威’，历时7天。”
（上述引文均来自《宝山县志》和《宝山县志2》）
当年的“红东北”赴宝山调查组曾派人来“工总司”，反映宝山县黄志金案问题，我的工作手册上有当时的记录，从记录内容可知这是在5月24日后的几天中记的。现把红东北调查组来人所讲的抄录如下：
宝山联络站问题：
红东北（闸北八中、潘×）：
黄志金在须金鑫的问题上是有些错误的，在运动中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把黄捉进去对他本人并没有什么教育。
我们认为，黄志金不等于联络站≠广大造反队。
黄志金捉去后，各单位的小头目被斗，队员要写检讨、扣奖金和工资。
县机革会说，为黄志金事花了廿多万元。
须金鑫是关在公安局内逃出来投河死的。法医验尸结论是溺水死亡，须的尸首被限时烧化。
认为黄被拘留没有充分理由的，提出四项要求：
⒈ 把黄志金的材料公布出来。
⒉ 交出政法指挥部拘留黄的批文。
⒊ 要面见黄志金。
⒋ 给红东北调查组提供工作方便。
（此项要求限县公安局在24日1：00前答复，已逾期，现采取静坐示威办法）。
县机革会的方向是错的，县政法组（空军）和他们打得火热。
已和县公安局就四项要求交涉，第三项不同意，第二项不太愿意，第一项说你们相信解放军就不要看，不相信来看。
从我的工作手册记录内容来看，与红东北宝山调查组同来“工总司”总部的，还有改组后的“工司宝联”人员，空3777部队杜副师长（应是支左领导），还有一些红卫兵，他们间是有不同观点的。也把这份记录的余下部分抄录如下：
现在宝山有：红反会、红三司、红上司、红东北、同济（中学）革联、新师大、宝山红联等，约八百多人（主要是红东北的，还可能有新来的）。
交大红师（筹）、炮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和上述组织是对立的。
县农司总部支持，分部不支持，大队支持。
联合办公室、机革会、农中红卫兵、宝山中红旗、同济中学红夺会，农司（已退出）。
工宝联 邢启文：
改组后的人员中有一人曾加入赤卫队（十天、队员），三个人原是‘工交总部’的，不是工总司造反队。
原联络站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些头头的错误和联络站及广大队员无关。
新联络（站）成员为：手工业局、工交局、物资局、邮电局。
新联络站成员中分成二派。
（原江湾分部）周启明：
群众（江湾）不相信解放军，因解放军一来就在黄志金的问题上，把造反队打了下去。
黄在夺权时，是没错的（当时没提出三结合），但夺权后没有把权用好。
造反队和机革会矛盾很大。
对黄的问题已有调查组调查了三个月，没公布过材料。
黄志金先进去，隔了一个多星期才成立政法组。
（部队）杜副师长：
对红东北的勒令和在公安局的行动不表示支持，来调查我们是欢迎的。
（以上见《叶昌明工作笔记》第129、130页）
在《宝山县志2》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须金鑫案定为‘他杀’，是‘支左’部队空四军3777部队插手定案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变被粉碎，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揪出后，原须金鑫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向市革会提出，须金鑫被‘他杀’的案情有出入，是王维国插手的假案。12月29日市革会王洪文接信后，做出了重新审理此案的决定，建立组织，抽调力量，调集原审理案卷、录音、物证，找知情人谈话核对。经过重新调查，1972年11月市革会郊区组、市工代会向市委、市革会上报关于黄志金集团杀人案的审查报告，认定黄志金集团是个假案，市革会王洪文、王少庸同意报告结论和处理意见，认定须金鑫确属自杀。1973年5月黄志金被释放出狱，重新安排工作。”
我看到《宝山县志2》的这段记述，很是惊讶，因为这与当年真实情况相差太大了！首先，这里完全不讲当年宝山县公安局对黄志金一案的最终审查结论和处理：结论认定是黄志金杀害了须金鑫，处理决定是判处黄志金死刑（当年无“缓期执行”的），并正式上报给了市公安局。按当时的规定，凡判决死刑的案子，必须报市公安局审核，而市公安局必须再报市委审查批准。虽然宝山县公安局军管组的成员来自空四军3777部队，但还是在县革会领导下的。所以这份结案处理报告应是经过县革会批准，县公安局才能上报的。两个《宝山县志》都不提及黄志金被县里判死刑的事，这是偶然遗忘的吗？其次，在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不知道“原须金鑫专案组”是否真有人向市革会提出过：此“案情有出入”，是“假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王洪文在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前（具体的年、月记不清了），就已把（由市公安局转报市委的）宝山县公安局关于黄志金案的处理报告，批示给王明龙（时任市郊区组领导成员）、黄金海（原“工总司”负责各县联络站工作的领导成员）和我（主持市工代会工作），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看了这份宝山县公安局对黄志金一案的结案处理报告后，一致认为其案情不清、证据不足，反对判死刑的决定，提出对此案要认真复查。后经王洪文正式决定，由市郊区组和市工代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全面复查了黄志金案（包含须金鑫之死案）。
⒌ 虹口区刘文光、袁松柏问题
⑴ 刘文光，原“工总司”虹口区联络站（“工虹联”）中一派的头头，1969年被杨浦公安分局以“反革命”罪名拘留审查。1974年间，刘妻因刘被长期关押而写信到“工总司”，我要总部组织组派人去调查刘的情况，并讲刘关的时间很长了，请他们抓紧处理。后给我的调查材料中提到，杨浦公安分局前已审查后作过“拟对刘判刑”的处理报告上送，但王洪文对报告作了“要慎重”的批示，杨浦分局就一直拖下来没处理过。我印象中，杨浦分局之前没有把对刘要作判刑处理和王洪文有过批示的情况向我们讲过。而我这时看到的调查材料中，杨浦分局对刘的“反革命”罪名是讲得很重的。我当时认为杨浦分局与“工总司”的关系很好，对造反派很支持的，所以对他们的办案是相信的。以为分局认为刘应判刑，但因王洪文有了批示而不好办。我通过调查者转告杨浦分局，刘已关押很长时间了，应抓紧结案，可否考虑对刘作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和判二年缓刑的处理。杨浦分局同意了，也以此处理意见上报。后市委王少庸对刘的处理报告作了“教育释放”的批示，刘文光约在1975年初放出。
⑵ 袁松柏，原虹口区革委会常委，“工总司”委员、“工虹联”负责人。1969年，袁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区乡办）时，被撤职审查，后又以“破坏上山下乡”罪被拘捕后判刑五年。
约1973年初，袁松柏的家属写信为袁申诉。当年5月，王洪文有个要上海了解和落实一些造反派老头头政策的指示，王秀珍向我们传达时也问了袁松柏判刑的事情，我讲区里没向我们讲过，从对袁判刑来看，处理得还是蛮重的。我建议由我们再去调查下袁案，王秀珍同意。
我从总工会派人去虹口区了解袁松柏案的处理情况，后汇报讲，对袁的定罪是三条：一是袁“安插”在“区乡办”里的二名“亲信”，利用分配权干了大量坏事，已被判了20年。袁是“包庇”他们的。二是袁自己利用职权“开后门”30多人，属“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三是在文革夺权后（1967年5月19日），袁带人“冲击虹口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区里原决定对袁判刑7年，上报市局军管会审批时没被批准而退回，后由区里决定改为对袁判刑5年。（叶注：当年曾有规定，凡判刑不超过五年的，由区审定；超过五年刑期的，需报市局审定；判死刑的，由市革会（市委）最后审定。）
我又要求去复查认定袁松柏所犯的“三条罪”，调查后的汇报讲：一是袁“包庇坏人”的问题，对“区乡办”二个人所干的“坏事”（犯罪），袁是不知情的，袁对此事应是个负领导责任问题，不能认定袁犯有“包庇”罪。二是关于袁“开后门”30多人的问题。经查核能定为袁“开后门”的只有7个人，但都是袁受了厂里组织委托而办的，没发现袁有借此干坏事的情况，这要与“利用职权干坏事”区别对待。三是关于“5·19冲击区一线指挥部”问题。“5·19事件”是虹口区机关内外的一些群众组织，因对“区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的组成有不同意见，发生矛盾而引发的。经市革会出面处理（补充了区机关外的群众组织人员），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好了，现在怎么还能拿来对袁“算账”，这一条根本不能算为袁的“罪行”。
我向王秀珍汇报了对袁松柏案的调查情况，提出袁只是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开后门”，犯了严重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判刑五年太重了，这是区里利用“管辖权”来整袁的。建议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袁松柏案，可改判“免于刑事处分”。王秀珍同意并把材料批给了市高院，经高院复核材料后，最终在1974年春节前，对袁松柏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又因袁原厂不愿接受袁回厂，以及袁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状况，由总工会报请市委同意后，对袁松柏调另厂安置，并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助。
近查《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其1970年5月10～17日条文记为：“区革委会多次讨论中央组工会议精神，在联系实际时，比较集中地揭发区革委会常委袁松柏（‘工总司虹联站’头头）的问题。袁负责乡办工作，在审批知识青年进工厂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同年9月11日，经市革委会同意撤销袁松柏区革委会常委职务。”该区“大事记”中没提及袁曾被捕和判刑的事实，也不提当年总工会调查袁案和市高院复核袁案而改判释放之事，只写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撤销袁松柏区革委会常委职务”。这样写法，算否定了当年对袁的定罪判刑吗？
⒍ 释放五个区（局）老头头的问题
1969年4月18日，市革会办公室负责人王承龙在“康办”二楼会议室召集“工总司”几位主要核心成员开会。王承龙向我们传达了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九大”的王洪文来电内容，主要是讲为体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王洪文与马天水商量后，决定释放上海几个犯错误而被拘留审查的“工总司”区（局）老头头。王承龙宣布了要释放的5个老头头：周妙兴、谢训林、袁根林、黄文海、赵万和。王承龙讲，放这5个人的事，已由市革会通知了市公安局军管会，你们分头去把人接出来。
我当时主持“工总司”总部的工作，所以在会后即派人去有关区公安分局了解五个人问题的审理情况，又与这5个人的单位联系好回单位的有关事宜。再与有关公安分局和看守所联系好去接人的时间，到时我分别与黄金海、王明龙、王日初、汪湘君等人，赴第一、第二看守所和南市、闵行公安分局接出了这5个人。我们去第二看守所接周妙兴和谢训林时，陪同我们去的市公安局军管会审理组负责人于文（军人）讲，市革会的放人通知中只有周妙兴，没有谢训林。我讲王承龙告诉我们要放的人中有谢的，而且周和谢是为同一件事一起进来的。我就打电话给王承龙，讲了这个情况。于文与王承龙通话后，也同意放谢，但要我写张放谢的字据，由我与于签名作为手续。在放这五个人时，也告诉他们先在家休息两天再去单位报到上班劳动。
周、谢、袁、黄、赵，五个人放出和回厂劳动后，我写了情况汇报给市革会和王洪文，提出后续处理的三条建议：一是把这五个人的审查材料都调到“工总司”封存，理由是这些材料没经审核证实，不可靠。二是据各人具体情况，可分别给予补发在押时停发的2/3工资或全部工资。三是各人先在工厂劳动，是否安排其他工作待以后看各人表现情况再定。王洪文批示了“同意”和“经济从宽，工资可以发给”。之后，我把这五人的审查材料调来，并仔细看了一遍，发现这五人虽然已拘留关押了很长时间，但到此时对案情仍没查清核实，处于停滞状态。这批材料在“工总司”封存较长时间后，分送给各人单位保管，并曾附文写明（大意）：材料没有核实过，不能作证明用，仅供参考。
①周妙兴和谢训林是“工总司”徐汇区联络站的一、二把手。1968年4月华东化工学院发生武斗，该院邱贤宏在武斗中死亡，周、谢因所谓在邱死后参与“策划毁尸灭迹”问题被拘留审查，但审查案卷中并无“参与策划”的查实证据。周、谢放出后先在本单位劳动，也补发了他们的工资。1972年初，我经王秀珍同意后，要求周妙兴的单位（区房地局）安排周在单位内脱产工作。1973年市五届工代大会召开，安排周为大会代表和市总工会委员，后又安排周为徐汇区工会副主任，并在区工会工作。1973年安排谢训林为区工会委员，1976年调谢在区工会工作。
②袁根林是“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一把手，因被揭发有奸污妇女问题，于1968年上半年被作为“坏头头”由南市公安分局拘留审查。袁的具体案情已记不清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生活作风上不大好的，所以这五个人中唯袁没给他补发全部工资，袁也一直在厂劳动。
③黄文海参与了筹建“工总司”，是“工总司”初期的重要成员。因参与分裂“工总司”活动曾被关押，后安排到市手工局联络站工作。1967年底前，因被揭发参与江苏省苏南地区武斗事件，又因涉及苏南“李、戚反革命集团”问题，被市公安局拘留审查。黄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外省单位的揭发材料，“工总司”不了解情况。黄放出后，给他补发了全部工资。约1970年，我安排黄文海去市工人政校学习。1973年召开市五届工代大会时，安排黄为大会代表和市总工会委员。后市手工局召开工代大会时，也安排黄为局工会常委（或委员）。黄文海放出后，一直在厂劳动。
④赵万和是“工总司”闵行地区联络站（直属总部）一把手，因历史问题和冲击闵行公安分局问题，于1968年中时被分局拘留审查。只记得赵的历史履历较复杂，具体情况记不起了。赵放出后在厂劳动，补发了他工资，没作安排。
⒎ 青浦县“二月镇反”、镇压造反派的问题
1967年2月之前的青浦县，文革运动情况还是正常的，与上海许多区、县一样，各单位中因不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的学生、职工、机关干部，成立了一些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与受当权派支持的保守派组织的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青浦县还在上海十个县中较早实现了各造反派组织大联合，成立“接管委员会”接管了青浦县委、县人委。但就在青浦文革运动看来发展得较好的形势下，却发生了让青浦造反派意料不到的形势剧变。而策划和实行剧变的，正是时任青浦县人武部政委顾仲良。
1967年1月，党中央作出军队“支左”的决定后，顾仲良虽是青浦县委常委，却没有与县委一班领导一起受到批判，而凭着人武部负责人身份和当时军队“支左”的形势，取代原县委负责人成为了青浦县的实际最高负责人，站到台前来主导全县的文革运动了。
文革结束多年后，一些当年青浦文革的亲历者收集文字资料、记录当事人的史实回忆，编撰了《青浦文革——前期曲折反复历程的亲历回忆》（未刊稿）。下面就从中选录了最早的几次有关青浦“二月镇反”和镇压造反派的内容，文中不另注明出处了。
⑴ 公开策划和组织砸青浦红卫军组织的“2·14事件”。
（叶注：青浦红卫军是青浦文革初期建立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一月夺权斗争中与“工青联”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县委和县人委。）
1967年2月13日下午，顾仲良在县人武部会议室召集县“工青联”（即“工总司”所属青浦县联络站）负责人陈恩伯等人和县“农革司”（即受顾仲良掌控的青浦县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徐家桢等人开会。“会议先由顾仲良介绍中央有关的文件精神，讲‘红卫军’是跨行业的组织，中央已明确不允许转业复员军人跨行业‘红卫军’组织，要取缔‘红卫军’。还讲‘红卫军’打算要改头换面，要换上海人民公社新社员的牌子，袖章也印好了等等。所以，今天请青浦的工人、农民群众组织一起商量，由你们工人、农民群众组织出面砸掉‘红卫军’，把‘红卫军’头头扭送县公安局。”徐家桢等人“马上表态同意武装部意见，砸掉‘红卫军’组织。‘工青联’由于已经知道了中央不同意转业复员军人单独成立‘红卫军’一类的组织，再听顾仲良这样一讲，也就表示同意武装部的安排，对‘红卫军’进行取缔。”顾仲良“就对冲砸‘红卫军’一事作了具体安排：要‘农革司’调动多少农民，多少人去砸‘红卫军’总部，那几个是‘红卫军’头头（当时一个个都有材料拿出来的），他们的家住在那里，抓后送公安局”等等，都作了布置。当天会后，“‘农革司’就按顾仲良的布置，调动农民分组行动，当天夜里就砸掉青浦‘红卫军司令部’，抓了‘红卫军’头头季××……等人”。因把‘红卫军’头头送进公安局时已是2月14日凌晨了，所以称为“2·14事件”。
⑵ 策划制造了砸“联总”的“2·17事件”。
（叶注：“联总”是青浦县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
青浦红卫军被砸的第二天，青浦县城就大量出现顾仲良支持的“‘农革司’‘炮联’等组织写的大标语：‘联总’与‘红卫军’心连心决没有好下场！‘联总’与反革命组织‘红卫军’勾勾搭搭决没有好下场！等”。
2月16日晚上九点以后，有顾仲良、徐家桢等五人，在县人武部顾仲良办公室里商量砸“联总”。会上还研究了要砸“‘联总’‘房战团’‘全无敌’‘青影东方红’‘青中红旗’等”，“同时还通知各公社，把各公社的‘联总’指挥部全部统一砸掉。”这次“会上还研究了要抓捕‘联总’的洪国钧、杨宝才（等七个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房管所党支部书记黄进军等八人。”还决定“在2月17日凌晨一时全县统一行动”。“会议策划决定后，顾仲良以解放军武装部名义打电话到（县）邮电局、广播站，讲从现在开始对县电话总机、县广播站实行‘军管’，不能阻碍，要保证畅通。接着又打电话给青浦驻军（通信营），讲今晚有行动，要他们配合。”
2月17日凌晨一时左右，“农革司”通过县广播站的广播通知，调集五个公社的上万名农民进县城，分别控制了交通要道和各路口，要“抓什么反革命头头”。于是“一场惨无人道的镇压造反派的打砸抢抄抓的事件在青浦城厢镇开始了，白色恐怖顷刻之间笼罩着整个青浦城厢镇。”
“2月18日，‘工青联’和城厢地区各单位的九十多个群众组织示威游行，反对‘2·17事件’。” 在游行过程中，有的口号矛头就直指顾仲良，而“顾公然讲：谁反对我顾仲良，谁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谁就是反革命。顾还讲：‘2·18’的游行是反革命的游行，是反革命的行动。”
“2·17事件”后，“顾仲良派出县人武部干部到各单位去表态、布置，硬是将青浦各单位近百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保守组织、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强迫解散或取缔。这些组织负责人，甚至骨干成员都要检查请罪，被批判斗争、被上台示众、被监督劳动，被克扣工资，全县有近百名革命造反派成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拘捕监禁。
“顾仲良在打击造反派的同时，还大肆收罗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已经自动解散的原保守派组织人员，让他们改头换面重新站出来活动。”顾亲自召集他扶植的这些组织的头头开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抬不起头来，要沉住气，我们就是需要你们这些好同志。你们最听话，就是坚定的左派。他们（指造反派）把青浦搞得乌烟瘴气，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我们人武部就是支持你们，打击右派，坚决镇压反革命。”
⑶ “3·29朱家角事件”。
3月29日傍晚，受顾仲良支持的青浦“红色派”（“工青联”的对立面）纠集了近百人，冲击“工总司”驻青浦调查组（宣传小分队）和“工青联”在朱家角的驻地（北大街213号）。“红色派”一帮人仗着人多势众，不由分说地把“工青联”负责人陈恩伯、滕福根从楼上推拉到楼下，强行“扭送”到朱家角镇派出所（西湖街24号），而派出所竟也“收押”了二人。顾仲良一伙这是想用“枪打出头鸟”的办法，把“工青联”再次压下去。
可“无巧不成书”，就在“红色派”刚把陈恩伯和滕福根送进朱家角镇派出所，“工总司”的领导成员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来到了朱家角镇的“工总司”小分队驻地，一听到这情况后当即赶到派出所交涉，在向朱家角镇派出所所长刘凤仙宣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后，指出：“‘工青联’是合法组织”，受法律保护。
在他们的严正交涉下，刘凤仙不得不把刚抓进来的陈恩伯和滕福根放了，而这时把陈和滕“扭送”进派出所去的“红色派”大多数人还在派出所内，派出所门口还有顾仲良安排的武装战士在站岗。为了“工青联”成员的人身安全，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等人在回上海市区的途中，又专门去青浦县公安局交涉了朱家角镇派出所无端关押“工青联”头头的事情。
“顾仲良这种镇压一派，扶植一派的行为，造成青浦地区两大派长期严重对立，为武斗不断种下了祸根”。在上海地区，青浦县发生的武斗次数最多，也最严重，从1967年2月至1968年7月，两派严重冲突二十来次，双方武斗中仅死亡的就达20人（“工青联”提供数）。
对于顾仲良的问题，上海警备区党委作了调查。“1967年7月2日，顾仲良就青浦‘支左’问题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第一次公开作了一个初步检查”。“8月28日，上海警备区党委对顾仲良在‘支左’中所犯严重错误，作出了‘停职检查’的决定”。9月20日下午，上海警备区责成青浦县人武部在青浦中学操场，召开了“为‘联总’等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大会，县人武部负责人在大会上宣读了《平反公告》，承认县人武部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宣布为“联总”……等一批造反派组织和个人“平反”。“9月29日下午二时，顾仲良在红卫兵剧院（青浦剧院）向全县人民（实况有线广播）就他‘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作了第二次公开检查”。
“1968年9月，随着顾仲良的历史问题查实，上海警备区党委（经南京军区批准）对顾作出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押回原籍监督劳动’的处理”。但文革后，顾被“平反”了。
四、“支左”人员的撤出
上海驻军派到各单位支左人员的撤走，记忆中没有统一时间，一般是看进驻单位的情况，若稳定性好就撤了，问题较多的“老大难”单位就留得久些，甚至军宣队也会调换几批。还有就是因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影响，因驻上海的空四军受到牵连，所以由他们负责军管的公检法单位支左人员变化很大。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上海在这个文件下达前，支左人员大至都已经撤走了。
202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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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杂忆侯邦琪
蒋寄梦
文革前期的“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首任司令侯邦琪，于2024 年清明去世。得知噩耗后颇为感慨。他的人生是个悲剧，而这个悲剧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也取决于他的性格。这里回忆他的几个片段，以作纪念。
侯邦琪是上海戏剧学院（简称上戏）舞台美术系66届学生。比我高一届。但他的造反历史比我晚半个月。
1966年6月22日，我院表演系一年级学生赵全国率先贴出大字报，指控院党委“打着红旗反红旗”，立刻引起全院轰动，并且招来全院师生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反击。而我班以陆克为首的六个同学当天就站到了赵全国一边，组成为全院第一批造反派。
从全国形势来看，上戏的造反与清华蒯大富的反工作组差不多同步，且赵全国直接把院党委定性为黑帮，因此遭遇了更为汹涌的反攻浪潮。
到1966年7月7日晚，两派斗争激烈升级，赵全国在全院大会当众顶撞党委书记。引起多数派同学的极其愤怒，剧场一时大乱，以至于发生群殴事件。就在这恐怖的气氛中，侯邦琪率领班上数十名同学站出来支持我们。他是该班班长，具有一定的行政经验，加上他一米八五的个头，走到那里都是制高点。自然就成为我们这个群体的头儿。他们毕业班占据着一栋两层灰色的小楼，后来改名为革命楼，我们的造反组织也取名为上戏“革命楼”。
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造反派开始走出校门，上海高校第一次串联事件就发生在我院。
1966年8月16日，复旦“孙悟空”胡守钧与安文江、邱励欧、谭启泰、周谷声等率领几十名学生夜闯我院，与我院对立派辩论了一个晚上。到17日天明，复旦学生退场登上门口一辆大客车，我院造反派也纷纷上车去复旦。可是我一上车就被侯邦琪喝住了。他命我下车。我说车上还能上人。他的脸色更加严肃，叫我听话回去。我只好悻悻而下，随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不容许像我这样“反动家庭”出身的人外出露面，以影响“革命楼”的声誉。
侯邦琪缺乏一个群众领袖的包容性，他在“革命楼”内一直带着出身偏见对待造反派战友。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但我有陆克罩着，他管不了我。表演系张炼等同学在“革命楼”过得很憋气，后来就投向了赵全国的“上三司”。
8月底，我班的郑大炮和郭源勇闯上海青年话剧团，支援被高压下的造反派刘贵琴，到10月15日，全市文艺界造反派在文化广场集会，刘贵琴含泪控诉文化局领导对她的迫害，酿成轰动上海滩的“刘贵琴事件”。侯邦琪主持大会，在文艺界露了脸，遂当上了“上艺司”首任司令。不久侯邦琪带刘贵琴去北京得到了张春桥的秘密接见。因为刘贵琴出身贫苦，解放后成为一名优秀演员，被树为文艺界的标兵，张春桥主持过对她的宣传，此时便对她说：我以前支持你，现在也支持你。刘贵琴顿时被感动得泣不成声。
这是侯邦琪第一次面见张春桥，这使得他在上海文艺界身价倍增。但因为他缺乏政治掌控能力，最终还是从“上艺司”被排挤出来，被外界讥讽为“草包司令”。
侯邦琪对于这个绰号倒是有几分得意。当有人叫他“草包司令”时，他不仅哈哈大笑，还会哼起样板京剧《沙家浜》中的唱词：“这草包，就是一座挡风的墙……”
但是我却不能说他的绰号。一次我为他画了一张速写（见图），他一身灰色军装，赤着双脚。（当时赤脚、光头在造反派中很时尚，在上艺司政宣组的复旦大学谭启泰就赤脚乘一辆轿车来过我院，并且他的外号叫谭光头）。我画完觉得很好玩，笑一笑说了一句“草包司令”。但是他记住了我这话，对别人说我带着阶级烙印，看不起他这样出身贫苦的农民子弟。
1966年11月的一天，首都三司特派员江涛刚下火车就来到上戏，进红楼恰巧遇到我。交谈一番后，我兴奋地带他上革命楼到了侯邦琪面前。但侯邦琪有眼不识泰山，冷淡地应付几句就不理睬人家。我只好带江涛去接待站睡地铺。
不久之后江涛在上海大显身手，游说于各大群众组织，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大浪，“革命楼”却因侯邦琪的失误而失去了驰骋上海滩的大好机遇，只好在一旁看热闹。
直到赵全国从北京回来，对侯邦琪进行了一场“反右倾”，并从“革命楼”分裂出去，建立起跨系统的“上三司”，到1967年1月，赵全国占领康平路大楼，宣告上海市委被夺权，上戏才又一次进入全国文革前列，并且为毛泽东所注目。
1967年1月22日晚上，因为权力之争，张春桥下令逮捕了赵全国。到1月28日，全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
那晚我正有事去侯邦琪那里，看到复旦胡守均等人和侯邦琪在谈话，他们在说服侯邦琪反张。我说了一句要慎重。他们都沉默地看着我，我就出来了。当夜在革命楼召开大会，侯邦琪高喊：“坐牢也要炮打！”此后“革命楼”以炮打嫌疑当了半年的“政治黑户”，被排除出市革会下属的群众组织。然而一年后，侯邦琪为了表示效忠张春桥，就拿赵全国、张炼等战友开刀，酿成手足相残的痛心局面。
但那时的侯邦琪也有其可爱之处。1968年1月26日，张春桥来上戏视察。大会前开了个小会。小会场设在以前的院长办公室二楼，侯邦琪陪张春桥并排坐在一张沙发上，并且张开闭口称呼其“老张”。而作为权倾一时的中央高官张春桥毫不在意，边抽烟边与大家聊天。张春桥正聊得高兴，侯邦琪忽然打断他说：“老张，剧场里大家还等着呢！”张春桥立刻应声而起，跟着侯邦琪向剧场走去。
那时期张春桥多次主持接待外宾的宴会，作为上戏革委会主任的侯邦琪也应邀出席。一次他赴宴回来，将藏在军用书包里的水果糖果倒出来给大家分享。不料哐当一声落下一把手枪。大家一惊：你怎么带枪去见张春桥？侯邦琪哈哈一笑：我是去保卫他。此事不久被上面知道了，派人来将手枪收走了。
到了1968年，上戏造反派面临着一场危机，所谓“侯派”与“陆派”的矛盾日益突出。然后工宣队开进学院，8月底，66、67、68几届学生下农场，派系矛盾随之云散。
在1970年初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下农场的造反派骨干被纷纷拿下。而在学院的69届学生在革委会副主任马绘昌的率领下，与工宣队对着干，历经四年屹立而不倒，这在全国高校中算是个特例。
7月，当侯邦琪从泰州农场押回上海那天，马绘昌得到消息，怕被工宣队秘密转移，就率领队伍冲进北站劫车。列车还未停稳，同学们奔走在月台大喊：“老侯！”侯邦琪闻声立刻挣脱看守跑出车厢，最后在众人簇拥下风风光光走进校园，重现了当年拿破仑百日复位那精彩的一幕。
但是好景不长，学生毕竟斗不过工人。1971年3月23日，侯邦琪突然被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讯”。
那天深夜，一大群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的工人民兵，将侯邦琪的住所团团围住。这时侯邦琪人生中的闪光点亮起，他将房门紧闭，举起一把菜刀剁在桌上，声言要与他们拼命。僵持了一会，学院保卫科的邢健走来，委婉地劝说侯邦琪把门打开。侯邦琪一开门就被铐走了。
与此同时，“张春桥的大特务”游雪涛也被铐走。游雪涛手下有一支“扫雷纵队”，专门收集情报，提供给徐景贤和张春桥，从而得到张春桥的器重。他也一直在幕后支持侯邦琪和上戏造反派。
此事扑朔迷离，人们始终不解。直到九十年代，一天侯邦琪带我去见了游雪涛，我才知道原因。
原来还在1968年的一个晚上，游雪涛与侯邦琪、谭启泰三人关起门来聊天。游雪涛忽然心血来潮，说毛泽东有点像晚年斯大林，还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说完游雪涛关照不许外传，传出去他也不认账。然而在复旦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谭启泰受不住压力将此事交待出来。案情上报，徐景贤大吃一惊。徐景贤与游雪涛都是毛时代培养的新干部，两人关系密切，并且都是张春桥的铁杆部下。他没想到老朋友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为了不受牵连，就批示将两人传讯审查。还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查一查也好。
此刻侯邦琪又一个闪光点亮起：他紧张思索之后，判定游雪涛决不会承认，因此咬紧了牙关死扛。结果两人硬不承认，谭启泰的交代就成了孤证，法律意义上就不能定案。
但是谁都明白游雪涛说过这话。多年后当他被释放时，一位审案人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以后说话千万要小心，别自己找死啊！
然而在“传讯”期间，两人的苦头可是吃大了。侯邦琪关押的上海民兵指挥总部，位于外白大桥北堍原苏联领事馆的一幢洋楼，侯邦琪就关在楼内的地下室。室内三面为墙，一面是门，4平方面积，安下了地铺，尚余2平方米供侯邦琪起居活动。侯邦琪体格魁伟，目如炬，声如钟，天生一个司令员的料。可是他那硕大的体积此时却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好比狗熊钻进了鸡笼里，转个身都感觉困难。屋顶上有一盏25瓦电灯泡长明不熄，至使在关押的一年多日子里侯邦琪不知道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地下室隔一堵墙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侯邦琪站立时在水线之上，横身躺下则在水线以下，潮涨潮落，窽坎镗鞳。苏东坡有诗云“波声拍枕长谁晓”，这才是道地的一座“枕流公寓”。日子一长，侯邦琪出现了幻听，老觉得有人对他说，几月几日会放他出去。接着又是幻视，打开宝书，字里行间就写着释放他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了，可总不能兑现。头上的灯泡坏了换，换了又坏，等换到了第十九只灯泡时，他才被带离这间地下室，转押于中国纺织机械厂。这时候他的眼球、声带及全身的骨骼都产生出了不同程度的病变，并从此落下了终身疾病。
游雪涛也是一条硬汉，他利用打坐做气功，度过了地下黑牢的漫长岁月。1980年，当局策划公审“四人帮”时，安排游雪涛出庭作证人。游雪涛当即表示：你们可以枪毙我，我绝不出庭。
再回到1971年。侯邦琪被“传讯”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5月13日下午，全院正在开会。 突然剧场左侧喊声起，侯邦琪被民兵押进来，全场口号声此起彼伏。他双手被铐在背后跪在台上，却死也不肯低头，后被几个人强行压下。等被押走时，他奋力抬头对着台下强作一笑，接着被押上门外的一辆吉普车。
1974年，侯邦琪被放出来，住在学院对面一栋别墅房内。他是66届毕业生，1968年作为革委会主任分配留校，也分到了这间屋子。1975年我从安徽回上海探亲，陆克带我去见他。他已经结婚，与妻子正在吃饭，我听说了他被关押中的遭遇，很是震动，于是带着对文革的反思，很想同他作一番交流。但他误会了我的动机，更重要的是他对文革没有反思。他以为我想利用他谋取政治利益，所以对我很冷淡。
侯邦琪的骄傲是有理由的，他那时候正踌躇满志。徐景贤当初批示说，有没有问题查一查也好。他果然没查出什么问题，并且对文革当局依然忠心耿耿，于是上面正打算重新起用他。
一年后市领导作出决定：侯邦琪作为革委会代表进入上戏领导班子。数十年风水轮流转，他又将恢复革委会主任一职。
可是这个决定还未正式公布，“四人帮”就倒了台，东山再起成了侯邦琪的一枕黄粱。
这时候的侯邦琪理应缩起脖子低调做人，让别人忘记自己。但是他再一次显示出“草包司令”的秉性，轰轰烈烈贴出一张大字报，声称“四人帮”毫无理由迫害了他。这张大字报贴在热闹的淮海中路，让全上海文艺界人士都听说了，并想起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上艺司首任司令。
于是侯邦琪又一次被捕，并被法庭正式起诉。但检方搜罗了所有的证据都不足以定他的罪，只好把1968年发生在演出科部门内斗时，员工冯文治的自杀案硬扣到他头上，侯邦琪判获13年徒刑。
侯邦琪服刑期满出狱后，被舞美系一年级的赵志中接到了家里。赵家正好与我母亲同一个小区，于是我请侯邦琪吃了一顿饭。他因为狱中吃不饱，三块大排眨眼就下了肚。这时候的侯邦琪对于文革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因当年对我的出身歧视向我作了道歉。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同时也觉得，当年我们在文革中所做的事，特别是“狂妄运动”，这些责任都由他一人承担了，因此也有点亏欠他。他还让我转告要向张炼当面道歉。但他对张炼的伤害太深（详见我在《从“黑二代”到“红画笔”》文中的记叙，载《昨天》第178期，2021年6月30日），张炼不愿意见他。
侯邦琪的毕业证书经过多年的折腾已经遗失，就去上戏要求补办，时任院长的何添发亲自接待了他，为他顺利补办了。于是侯邦琪去工商局申领了广告装潢营业执照，开始了他的创业新征程。
赵志中夫妇对侯邦琪的事特别热心，不仅安排侯邦琪吃住，还打算帮他开一个公司，为他设计未来的蓝图。一天我过去，看到侯邦琪在认真地临摹一幅列维坦的风景画。因为他在监禁的后期常常派出去画画，技巧很有提高，画面效果不错。
但没有几天侯邦琪就坐不住了，他开始与曾经的狱友频频来往，并且自视甚高，不想艰苦创业，只想一夜暴富。
不久之后，侯邦琪不顾赵志中夫妻的苦苦劝留，回到句容老家，开展装修业务，轰轰烈烈干了起来。当年的战友马绘昌等一干人马过去投奔他，倾全力予以相助。
但侯邦琪一直没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他总是忽视真心帮他的人。他将财务交给外甥管理，结果资金被挪用，工程进行不下去，弄得战友们纷纷离他而去。此后又没了他的消息。
到九十年代，他忽然出现在合肥。住在一家旅馆里，身边聚集了一群人，大都是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原来他们接了一张大定单，台湾一名建筑大亨向大陆购买大量沙石，而这些沙石遍布中国的大小江河。参与者都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于是就等待定单正式下达。他们苦苦等了多时，每天都有好消息，却一直不见真定单，渐渐地发现这是一个圈套。但他们非但不收手，却去引诱更多的人入套。旅馆和附近饭店的老板也进了圈套，每天给他们免费吃住，以代保证金。这雪球就这样一直滚下去，也不知道如何收场，因为我后来不去关心了。
侯邦琪与这些人为伍，实在是令人辛酸的。但这似乎也是一种必然，是他本性的一种回归。但他却另有一种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本领：算命。
江湖上多的是这类人，但大都文化程度不高。而侯邦琪是正牌的大学生，他称这为“易经研究”，似乎只有他才能看懂这神妙莫测的理论，再加上他的外貌，所谓奇人异相，就更加吸引人。
他有看面相、看手相、测算姓名数字等项目，他还身藏三枚古币，扔三次看正反而测凶吉。有一次我按他的吩咐扔了，发觉还蛮灵的。
我曾经劝他以此为业来讨生活，或许能有所作为。但他不以为然，他还是盼望一夜暴富。
大约过了两年，我已经调上海工作。一天陈惠群请我赴宴，原来侯邦琪到上海来发展，并且加入了他的公司。
陈惠群与侯邦琪同班，当年也是造反派骨干，两人与陆克、赵全国并称为“侯陆陈赵”，为上戏“四大寇”。后来陈惠群也被隔离审查多年。
运动结束后陈惠群离开学院，办起一个小公司，创作一些工艺品，业务开展还算顺利。这次他想利用侯邦琪在文革中的知名度和老关系接一些大单，谋求更大发展。却不料侯邦琪已经成为过气的名人，不仅没接到业务，还被卷入一场三十多万的诈骗案，而这些金额都从陈惠群的公司过账。差一点连累陈惠群一起倒霉。
当陈惠群告诉我案情内幕，我没有忍住，当众痛骂了侯邦琪一顿，从此就没有再与他见面。
最后侯邦琪南下广东惠州，当起一个鳗鱼养殖基地的“侯总”。但似乎发展不佳，不仅没能富起来，日子还过得颇为艰难。（图为唐雪根2009年为侯邦琪所绘油画肖像）
后来舞美系的唐雪根南下去关照老侯。在老唐的影响下，侯邦琪取了个艺名侯嵩垠，终于踏踏实实干起了画画老本行。
他自从改名为侯嵩垠，生活与事业似乎有了点起色。渐渐地以写实派油画家的名声传播于当地，还担任中国美术学会副主席、中国艺术学会常委。
但除了唐雪根，侯邦琪似乎没有与其他同学来往。到今年清明，他终于走完了大起大落的人生，默默无声地谢了幕。
202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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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对上海文革的儿时记忆片断
忻田
文革开始时，我是上海的66届小学毕业生，未成年人。还没有成为“革命小将”的条件。不过，对那场“大革命”仍然有一些清晰的片断记忆。
亲见大街上拦路“破四旧”
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不再上课的愉悦兴奋情绪驱使下，漫无目的地闲逛到住家附近的商业大街：淮海中路。
到了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看着一辆绿色有轨电车响着铛铛铛的铃声，由重庆南路向淮海中路拐弯，朝着外滩方向驶去。我本来正在抬头观看空中的电车电路线如何在电车经过时微微颤动的样子，忽然意外看到在这电车线路的上下腾空飞起了一只又一只女式高跟皮鞋和男式尖头皮鞋——原来是一些青年学生在拦路检查行人脚上的鞋，一经发现有穿女式高跟皮鞋和男式尖头皮鞋的，就斥为“四旧”，并立即要求穿这两种皮鞋的男女自己脱下来，然后他们争相抓起鞋子扔向高空。在我眼前也掉落了一只男式的棕色尖头皮鞋。那些被迫脱掉鞋子的男女，只好垂头丧气地光着脚走开，女的走向西南角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男的往淮海中路西面的几家鞋子商店走去……
我原来以为这是什么组织的行动，后来见到一些作为过路人的年轻学生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这队伍。这类对他人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我从来就不敢做，因此我是不会加入的，但也没有马上走开，觉得这世界突然变了，非常好奇，想再看看还会发生些什么。
接下来是让我更惊讶的一幕——无论男女路人，只要穿的裤子是紧身小裤管的，检查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用剪子在裤子左右两侧的缝合处，从下往上剪，有的一直剪到大腿根处，里面穿的三角裤都露出来了。被剪开裤脚的男女没人敢提抗议，女子往往立即坐上三轮车狼狈逃回家去。这和没了皮鞋还可以穿着袜子去鞋店买布鞋不一样，穿着剪口开得很高的裤子露着大腿走，不管是走去服装店还是走回家，一路上被剪者都会受不了旁观者的目光。
拿着剪刀的中学生模样的人，还拦住烫发的男女。那时男的烫发极少，梳着包头的男的见到情况不妙，赶紧自己弄乱头发，用手把原本光滑整齐的头发朝着一边或两边抓梳着。烫发的女士被拦下来后，长发的先被剪短（短发的自然就减少了这第一道工序），然后从脖颈往上剪到前额，两鬓往上也是不会放过的。烫发的女子大多被剪得露出了白色头皮，个别的还被剪成“阴阳头”，即头上半边残留着头发，半边几乎剪成了秃顶。被剪发的女子大多也是坐着三轮车逃回家的，只有个别买了顶帽子戴着低头快步走回家。
看了一会大街上这些新潮的“破四旧”活动，我便去马路对面的淮海路旧货商店（就是闻名遐迩的“淮国旧”），进入里面，发现人多于平日，还发现一些聪明的“避难者”，在鞋子、裤子和帽子柜台前，寻觅着符合自己尺寸的掩护替代物。还好街上那些“大破四旧”的“革命小将”暂时还没有想到这茬。
小学生在家“破四旧”
回家几天后，才知道我所见到的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行动”。我与楼上和我同龄的小邻居，也商量着要“革命”！我们俩把我祖父的一些线装书和小邻居家的一些古文书拿出来，先用热水泡，冷却后把浸透水的书用力撕成尽可能小的碎片，然后用脚在水泥地上来回搓，最后扫进畚箕端去倒入弄堂拐弯到底的那个水泥垃圾箱里。
祖父看着我的一系列动作，没有丝毫反应，我以为他就是在支持我。
从小学红卫兵到“逍遥派”
中学生都参加红卫兵了，还进行大串联了，我们小学生没有人理睬。
我和小邻居写信给上海市委，要求参加红卫兵进行文化大革命。不久市委办公厅果然回信了，但内容简单：你们来信收到，把你们想法已经告诉市教育局，由教育局解决。
我们没有去找教育局，教育局也没有联系我们。
上海市最先只有三个革命群众组织：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前两者是大学生和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后者是企事业单位职工的革命组织。
过了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说66届小学毕业生虽没有进入中学，允许参加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为红卫兵，66届以下小学生不能参加红卫兵。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成立了小学生参加文革的“红小兵”组织，年龄小的小学生也可以参加了。
我就参加了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为年龄最小的红卫兵之一。我们小学在卢湾区，属于上海市红卫兵卢湾区总部领导，所以我给组织起名“上海市红卫兵卢湾区八联小学总部”。我很快成为我们学校红卫兵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年龄比我大的高大个子，原先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他从不出头露面，只和我两人私下商议，所有活动他都不参加。后来，他不仅不做事情，还对我们的活动指手画脚地意见，弄得我很尴尬。我认为他年纪大，当过大队长，水平比我们高，请他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寻找种种理由推脱，躲在家里不出来。我只能上他家商议事情。我怀疑他或他家里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后来还怀疑他可能与大队辅导员甚至校长王锦堂之间有什么暗中的默契与勾兑。
我在学校里的所谓革命行动，主要就是封了学校图书馆。有时自己躲进图书馆翻几页书，觉得图书馆还没什么值得我静下心来阅读的书，当时觉得热闹的社会运动可能更吸引自己，后来感到自己可能不具备鉴别书籍价值的能力。我记得在校园只写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的标语口号，没有写过一张批判任何事情与人物的大字报，也没有斗过一个教师和学校任何级别的一个领导。
我在社会上的革命实践，就是参加各种市、区总部发起和领导的各种活动，而且特别上心。我经常去皋兰路的卢湾区总部联系工作接受指导，区总部与市总部的组织的活动一次不落地积极参加。如我带着一批红卫兵参加过上海人民广场召开的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我和几个红卫兵参加过上海文化广场红卫兵与赤卫队举行的联合誓师大会，我带一些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一起冲击空无一人、满地文件的华东局机关……我认为这才是文化革命的应有之义。
我为了集中精力搞好文化革命，放弃了到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联的机会，整天沉浸在所谓革命运动之中，很少待在家里，那段时间比往日读书还忙。
随着运动深入，上海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被打成保守派（俗称老保）而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红卫兵西南地区造反指挥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一系列陆续成立的文化革命群众组织。
有一天，王锦堂校长找到我，恶狠狠地瞪着我，让我交出红卫兵公章。运动开始以来，在校内我没有组织过一次活动，也没有与他有过任何交接，他却如此精准地知道我是事实上主持工作的“一号人物”，这就让我联想到我们组织真正一号人物的诡秘。我把公章给他，他放在一只牛皮信封里，揣进口袋看也不看我一眼，扬长而去。我心想没有动过他一根毫毛、也没有批判过他一个字，他竟然是这种态度，简直不可思议。
有一个被学校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的差生，参加了红卫兵西南地区造反指挥部，却得到了王校长的青睐。我想这位校长大概是欺软怕硬，觉得差生不好惹吧？
校长王锦堂这种做派，极大影响了我在文革中的态度与立场。我简单认为，好学生的红卫兵组织没有在学校干什么坏事，就是被解散，你校长也不该用这样不通人情做法对待我们；那个被学校处分的差生所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作为校长也没有必要低眉顺眼讨好他们。王校长在我眼中简直就是个是非不分、投机取巧的坏人，应该是文革的“对象”。
听说本来那个留级生想整治我的红卫兵组织尤其是我，后来他可能知道我与一些中学红卫兵联系很密切，而且他们中不少人又都加入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导致他没敢轻举妄动，见到我几次，总是笑脸相迎。
我的文革生涯好像就是一种凑热闹、图痛快的放飞心情的历程。
我是上海最早最小的红卫兵之一的经历，没有让我成为继续革命的动力，从此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文革“逍遥派”，与文革保持了一定距离。可我依旧关心文革，虽没有任何参与的行动，但始终用眼睛观察、用头脑思考着这场运动。我在“复课闹革命”前，几乎每天在上海各处闲逛，还看了海量的大字报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刊物、小报与各种传单资料，不时根据自己的态度与立场来思考与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在1967年初，我得了一次肝炎，住院隔离28天，我在隔离期间，自以为是地对文革作过一个评价：这是一场不可能持续的所谓革命。
邻居间的批斗会
那时我跟祖父祖母住，我父母住在另一处，一个大石库门房子里，说“大”，是因为石库门里住房多，还有个公用的大天井。1968年初，一楼搬走了有父母子女八口人的一家人后，没有几天就搬来了一对老夫妻。
这家的妻子不太出门，我父亲过来时，老伯和我父亲聊天，说他是上海工具厂退休的，我父亲就在这家厂工作，虽然不认识，也算是曾经的同事。那家老伯与我父亲的接触就多了起来。
邻居中年轻人比较多，这对老夫妻和我父母相反，不善于同年轻人交流，于是一些年轻人就认为他们自视清高，就不太喜欢他们。
有一天，天井地上不知谁掉落了一张报纸，老伯是戴近视眼镜的，可能是视力不好，他穿着皮鞋的脚踩到了报纸，还留下了皮鞋印。
一个年轻邻居拿起有皮鞋印的报纸，看到反面印有毛泽东像，顿时惊叫起来：“不得了啦，有人踏了毛主席像了！”一会就聚集了几个邻居。大家一致认为要查一下到底是谁踩的。这幢石库门房子应该没有几个人穿皮鞋的，大家很快想到那个老伯总戴着一副金属架眼镜，一副爱理不理人的傲慢样子，脚上总穿着一双黑亮的皮鞋。“对，可能就是他！”一个年轻邻居说。另一个年轻邻居说：“如果是他就不能放过，别人还好说！”
有人马上敲开了老夫妻的房门，老伯开门问：“什么事？”一个年轻邻居指着报纸上的皮鞋脚印问：“这是不是你踏的？”老伯道：“我不知道啊，我赔你一份报纸行吗？”“赔不赔无所谓的，只是了解一下这张报纸是不是你踏的。”一个年轻邻居说。老伯说：“我确实不知道啊！”“把你脚上的皮鞋脱下来对照一下，不就清楚了吗？”一个年轻邻居说。老伯二话没说就脱下皮鞋交给年轻人，年轻人拿皮鞋对着报纸一对照，一丝不差，就是它！
拿着报纸的年轻人把报纸反面的毛泽东像出示给老伯看，老伯大惊失色，说他不知道背面有主席像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你得认罪！”大家异口同声道。“我错了错了！”老伯道。
“你这样不行的，我们要开批斗会的，你要向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错！”一个年轻邻居道。“对,马上就开！”好几个人说。大家七手八脚、连拽带拖地把老伯弄到天井中间。
然后就是一场批斗会。老伯戴着报纸做的高帽子，微低着头，接受着邻居们的阵阵声讨声。一个个人的声讨发言间，夹杂着一句句口号。最厉害一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最后，老伯累得几乎要瘫倒了，几个年轻邻居利索地把他架回了房间，他妻子战战兢兢地搀扶着丈夫进屋子。
我记得我父亲也参加了批斗会，好像也批判了几句。我平日与祖父母同住，到父母处觉得像做客，偶遇这样的情景，反而同情这对老夫妻，老伯不是故意踩报纸的，再说报纸另一面有主席像，任何人都无法预先知道。年轻的邻居其实就是借着这事恶搞老伯发泄一下私愤，我父亲对老伯的批判是否被裹挟还是迎合年轻人，我不得而知，但我父亲确实和所有年轻人关系都不错，但他为什么不劝阻一下呢？我也没有问父亲。
过了不久，我去父母处，大家说，这对老夫妇搬走了。我想，他们其实是被邻居赶走的，因为他们无法把握以后是否还会遇到这类事。这类意外事件次数一多，后果不堪设想。我觉得他们选择搬家是对的。好在这只是邻居们在石库门房天井里自发开的批斗会，如果搬到社会上去开，老伯的结局就无法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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