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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五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9月30日第257期
本期目录
〖韦文德专辑〗
史林一叶
韦文德编著 广西柳江县文革简史（节选）
前言
第一章 柳江县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第二章 柳江县文革的开始
第一节 从柳江县“第一张大字报”到县委号召民兵投入文革
第二节 工作组领导下的全县文革
第三节 官办红卫兵、赤卫队与破“四旧”
第三章 两派的形成及其背景
第一节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风暴”
第二节 群众组织对立两派的形成
第三节 两派的实力对比与背景分析
第四章 两派斗争的台前幕后
第一节 周恩来对“四二二”表态引起短暂风波
第二节 大联合协议签订后两派武斗升级
第三节 造反派抢枪与民众抢粮
第四节 柳江县城“二一四”大规模武斗
第五章 自治区革筹对反韦派群众组织的军事围剿
第一节 广西解决“派斗”的原则方针
第二节 缺乏史实记载的“里高事件”
第三节 里高圩“造反大军”
第四节 “里高事件”的前奏
第五节 里高“造反大军”的覆灭
第六节 围剿三都“造反大军”
第七节 “里高事件”的政治后果
第八节 一个玩笑与“里高事件”形成之谜
第六章 柳江县“造反大军”被赶出柳江县
第一节 流亡桂林和柳州
第二节 “四二○”事件
第三节 参与“五二一”“五二五”事件
第七章 “七三”布告出台前后
第一节 革命委员会成立预告了“造反大军”覆灭的命运
第二节 伤亡不断的艰难转移
第三节 以阶级斗争名义杀人的“十二级台风”
第四节 柳江县革委发兵攻进德槎山
第五节 “红卫兵”思维的悲剧
第六节 “七三”布告成为合法杀人的尚方宝剑
第七节 县革委会亲自指挥攻打龙怀
第八节 革命委员会治下的血腥“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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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广西柳江县文革简史（节选）
韦文德 编著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广西柳江县文革简史》书稿，原稿共九章135000字，现主要节选自前七章。
作者简介：韦文德（左图为作者近照），男，壮族，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乡村，1966年初中毕业于柳江县三都中学，因“家庭出身”是“地主”，属于文革中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狗崽子”，经历了文革中的被抄家、批斗、关押、逃亡等九死一生的遭遇。所幸的是饱经磨难后尚能幸存至今——他这些经历都已写进了长篇回忆录《挣扎与奋斗：一个地主崽的一生》（上、下卷，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9月第一版）。改革开放以来是最早的“灵活就业者”，摆过地摊，办过私企，获得过“经济师”中级职称。作为无所谓退不退休的“享受国家基础养老金待遇”的平民，现仍致力于文革史研究。
前言
要书写“柳江县文革史”这样一个题目，对于笔者而言，显然是困难重重的。当我在心中产生这个念想时，就深深感觉到力不从心。但是，我依然坚持初衷、奋力担当。因为，据我所知，就柳江县目前为止的情况看，我不写，也许就不会有人出来担当这个无利可图又极具风险的事情了。而随着亲历文革的这一两代人不断老去，官史、县志无法企及的柳江县文革的历史，最终将被岁月所淡化，直至湮灭。那些前人以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教训，就很难成为有益于后人的镜鉴。
要全面、客观、具体地叙述柳江县的文革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柳江县文革中所发生的，特别是涉及两派斗争的重大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涉及那些事件的关键人物，即事件的发动者或应对的决策者，即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当权者和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些已经逝去，健在的也已步入晚年。柳江县“联指”一派的头头虽然一度作为胜利者，曾经将他们所经历和创造的历史，当作自己一生的光荣业绩，希望能流传于世。但是，世事无常，1983年的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简称）工作的开展，断送了他们的好梦。相对于柳江县“造反大军”的头头们，和那些许许多多死于所谓“十二级台风”的无辜者，“联指”头头仅仅只是受到象征性的整肃而不同程度官场失意罢了。他们还可以引以为自慰、自豪的是，他们人还都活着。但是，他们是不乐意于让那段历史的真相让后人品读和了解的。而与柳江县“联指”相对立的柳江县“造反大军”派的所有头面人物，其最高负责人罗乐民、韦云哉、覃永谋、潘国臣、李成宝等五人，早已在1968年8月18日的一场阴谋中，全部惨遭屠戮灭口。以至于那些双方都经历过的事件的真相，就变成了“死无对证”。那段历史也就可以任由最后的胜利者随意编排和叙说了。而这个最后的胜利者并不是“联指”派，更不是“造反大军”派。
柳江县文革前期（群众造反运动时期）的历史，简单说，就是一部屠杀的历史。其间遭受无辜杀害，死于非命的，据《柳江县志》所记载的是1183人。这是经过处遗工作组调查核实过的，有名有姓的受害者，不包括两派武斗中相互残杀的死者在内。这些受害者都是死于当时的柳江县革命委员会所发动的“对阶级敌人的十二级台风”运动中。那些惨案都是在广西高层领导者策划并鼓动下，在柳江县当权者具体指挥下，有计划地发生的。
柳江县的当权派和广西所有县份一样，从文革前的中共柳江县委直至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是听命于集广西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广西最大的当权者韦国清。所谓的“对敌斗争的十二级台风”运动的源头，也是来自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组长韦国清。以下各县市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是在以韦国清为代表的，所谓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而与他们对立的，所谓的造反派民众组织广西“四二二”派（柳江县统称“造反大军”），只是在文革的发动阶段，被最高发动者短暂利用，在清除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的斗争中，起到过一些马前卒的作用，并因此而一度享受过中央最高当局赐予的“造反派”桂冠。由于他们把自己置于与韦国清对立的立场上，因此也就成为一直被打压的对象，从未得势过。最后成为在军队参与下被镇压和剿灭的对象。
当权者为了达到消灭他们的目的，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在那些事件中，无不包藏着大大小小的阴谋。那些阴谋有直接来自广西最高层权力机构的，也不乏柳江县当权者自我发挥制造的。那些阴谋在当时用“阶级斗争”冠之则可以称之为“阳谋”。但是，它是经不起人性和良知拷问的。那些阴谋一旦公之于众，公之于法律，那些阴谋的策划者势必将面临法律的无情审判。所有的罪恶最终也将必然归咎于当时广西最大的当权者。而那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最终也将难辞其咎。基于此，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但从官方的角度看，那一段历史毕竟是忌于言说的不光彩历史。
所幸的是，在广西文革的灾难历史行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时，中共中央以胡耀邦为首的、具有良知的一批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对广西文革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平反了所有的冤假错案，基本平息了广西文革造成的广泛的民怨。同时也得以将那段历史中的部分史实，形成了相关的档案文件、历史资料，得以保存在相关部门，不至于让那段历史彻底地湮灭。然而，由于当政者出于政治的需要而不断更新了对文革言说的口径，那些档案资料也就成了“绝密”“机密”而难以公之于众。在这样的情境下，要想追踪那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就尤为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在并不宽松的语境下，顽强地进行着中国文革史的研究，力图抢救已经濒临湮灭的文革历史记忆与史料。从整体上看，收获颇丰。但是笔者也从中注意到，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广西的文革史似乎还没有被相当部分的研究学者给予足够的重视。
所谓“足够的重视”，即没有把“广西文革史”放在“中国文革史”中应该占有的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上进行研究。以笔者的经历看，广西文革在中国文革史中，具有其他省、市、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例如：
一、广西文革从始至终都是当权派掌握着运动的主导权；
二、广西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受到当权派的打压，从未得势过；
三、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及至中央的文革派，对广西造反派的反复无常、态度暧昧，对广西文革发展的真实过程，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明明知道，那些足可置广西“四二二”“造反大军”一派于死地的上报材料都是广西一手遮天的当权派所杜撰的虚假情报。但是他们出于政治的需要，也就毫不犹豫地把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任人屠戮。他们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他们没有体恤到那些无辜的生命，是在他们的号召下，为他们而起来造反的，为他们而得罪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才使他们得以达到排除异己、消灭政敌的目的。当他们看到这些受他们愚弄的群众没有了利用价值后，就弃之如敝屣，坐看甚至纵容广西当权派屠杀广西造反派民众，以致使广西成为中国文革中造反派民众及无辜群众惨遭屠戮最严重的地区；
四、广西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省份，广西造反派民众遭受屠杀的血腥和残酷程度，是全国之最；
五、广西文革历时之长，是全国之最，“十年文革”的时间定义，并不适用于广西。广西所经历的文革时长，实际上应该从1966年文革的发动，到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结束的1985年。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
而笔者之致力于柳江县文革史的关注，原因首先是基于笔者个人的经历。且感觉到，柳江县的文革史有别于广西文革史中其他县市。从柳江县的文革发展脉络中，可以窥见整个广西文革发展的全貌。而缺失柳江县文革历史的广西文革史将是不完整的。
笔者还注意到，在广西文革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资料中，柳江县所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找不到应有的完整叙述。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柳江县三都区一隅的文革，在柳江县文革史的相关记载中，也具有其他区（当时的“区”现称乡、镇，下同）一级农村地方所没有的特殊性。在有限的柳江县文革史的记述中，对三都区地方文革的记述几近于无。这就意味着，柳江县的文革史在广西文革史的研究中，失去了它应该占有的历史地位。而没有三都文革历史的叙述，柳江县文革史也将是不完整的。将这样错漏阙如的历史留给后人是不负责任的，并将有害无益。这就是笔者要写“柳江县文革史”的初衷。
书写“柳江县文革史”的资料来源有几个方面：以官方编纂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柳江县志大事记》《柳江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为主线，辅以能够获得的柳江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相关档案资料；采访文革亲历者的音频视频资料，以及国内外文革研究论著的参考和摘录等等。而仅凭如此，要全面客观地叙述柳江县文革史，也还是会有不少欠缺的。笔者在这里叙述的，仅仅是柳江县文革前期历史中的一部分。要达到全部，还有待于广大的知情者和广西文革史研究者、关注者乃至本书读者的填补和充实，以及订正。所以，这部著述就称之为《柳江县文革简史》。
第一章 柳江县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文革开始时，柳江县只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所辖的一个县，县城地处柳州市近郊10公里处，历史上柳州市就是柳江县的县府驻地。柳州市独立划市后，柳江县则以柳州市东郊、南郊、西郊周边的农村为属地，归柳州地区管辖。1966年文革开始时，柳江县共辖里雍、百朋、成团、洛满、福塘、三都、进德、穿山、土博九个区及若干个农村人民公社。1966年的人口统计总数为292441人，其中壮族约占70%以上，余为汉及其他民族；农业人口为278557人，占95.3％，非农业人口仅有13884人，占4.7％。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行政分治后的今天，柳江县又作为柳江区重回柳州市的建制。文革中的柳江县与柳州市并非隶属关系，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相互交错杂存，彼此间的关系尤为密切。文革两派斗争期间，没有柳州“造反大军”的存在，柳江县“造反大军”也就成不了气候。在军方的介入下，柳江县“造反大军”在柳江县内无法立足的时候，没有柳州“造反大军”的存在，柳江县“造反大军”也早就陷入穷途末路全体覆灭的境地了。
1964年3月5日，中共柳江县第三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5月21日，县委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宣传教育”的通知。8月20日，县委发出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的通知。
1964年和1965年，在阶级斗争的浓烈气氛中，在党内斗争的汹涌暗流中，中共柳江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一步不落地发起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而这些运动从明面上看，是要整党内干部，但是，整来整去，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也正因此，却客观地为其后以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积蓄了民心和动力。
柳江县民众随着1949年11月25日柳江县县城柳州的解放，在随之而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下，经历了土改、镇反、剿匪、农业合作化、城镇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等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造运动，对中共新的政权体制及其推行的各项政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也产生了诸多的不满和怨愤。农民们刚斗地主分得的田地，还没来得及高兴一阵子，土地就被夺走，又变得比土改前更加一无所有。广大农民群众对中共所推行的农村政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普遍心怀不满。他们把心中的不满都迁怒于中共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中共基层干部在推行这些错误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以及对上级的忠诚而“创造性”地变本加厉，也是造成恶果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例如：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在执行政策中出尔反尔，由自愿变成强迫，失信于民，而出现了因闹退社而杀人的事件：1957年“7月4日，三都龙兴乡大里屯社员韦庆达闹退社，用刺刀杀死队长母亲并砍伤队长父亲。” 杀人者还把队长母亲的头颅割下扛到三都区政府投案。干群关系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不能不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干部的作风和所推行的政策有关。
干部们为了向上级表现自己的积极性，表现自己的政绩，在大修水利运动中，修三都龙女水库（后改称工农友谊水库）时，只凭热情和干劲，却不讲科学，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盲目上马，结果于1955年修好，1956年5月26日就被大水冲垮。垮坝后不找原因，不吸取教训，匆匆忙忙地又于当年重修。刚修好的大坝到1957年6月17日又被洪水冲垮。两次垮坝，共损失国家投资款75742.00元。仅第二次垮坝就淹没农田1744亩，此时又正值稻黄待收的时节，损失惨重。修了垮，垮了又修，仅第一次垮坝就损失了73877个工日，这些都是农民群众无偿付出的劳动，未见相关部门做过关于群众利益损失的估算，向群众作个交代。一个水库反反复复修了三次才修好。在1957年重修龙女水库的同时，又匆忙上马修另一座“三斗水库”，结果又重复了龙女水库的悲剧：头年修好的大坝，又于次年（1958年7月15日）垮坝，造成几十年未有的大水灾，全县8个乡有74个自然屯受淹，田地被淹没，房屋被冲垮，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县监委副书记李癸阳在救灾中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而人民群众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群众财产损失了多少，均未见有通报相关的统计数据。
“大跃进”运动中大炼钢铁时自然环境破坏严重，所有村前村后的千年老林砍伐殆尽，到处是一派光秃秃的景象。成立人民公社大饭堂，由吃饭不要钱到大饥荒饿死人。在人民群众已经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况下，柳江县还于1959年11月在全县普遍开展“反瞒产”运动。到1960年春节前，甚至分公社集中生产队三长五员以上干部开会进行，实行不虚报高产量不准回家，形成了行政命令式的，自上而下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以致造成全县农村超实际、超能力的上缴粮食。
尤其是在“大跃进”与“公社化”导致的大饥荒年代中，柳江县到底有多少人饿死，从来没有人统计过。最后也没有任何人为此承担过任何责任，而是以“严重自然灾害”掩盖事实真相，欺骗群众。尽管通过1963年以后的政策调整，饥饿现象得到适度缓解，但是由于统购统销的农村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这些都是柳江县历届领导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在这些灾难过后，却没有听说谁为这些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只知道前任升官、后任补上的不断升官。有的干部由于工作方法粗暴，受到群众的忌恨，却反倒被上级领导们视为积极主动，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长期受到重用，成为地方上的“土皇帝”，“干部队伍”成了“官僚阶层”的代名词，“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粉饰社会关系的口号。干部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政党服务，为权力服务。他们无条件服从于上级。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参与推行的政策将会对人民群众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他们也不敢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去向上级提出意见。在“大跃进”年代里全国刮起的浮夸风中，柳江县虽然没有放过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但是，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卫星”可是没少放过。难道那些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书记们，县里的局长、县长、书记们，以及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心中不清楚，这些“卫星”都是违反自然科学逻辑、违背常识的？但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谁也不敢揭穿“皇帝新衣”的谎言，为人民说一句话。
干群关系恶化的同时，从高岗事件开始，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加尖锐了。毛泽东对苏共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表现得越来越敏感。为了更有利于对社会的控制，因而不断强化了阶级斗争，转移和分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利用到党内清洗的政治运动中去。这让民众产生了误判，他们把希望寄托于领袖的英明，产生了可以通过英明领袖发动的运动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和愿望，达到改善他们生存状态的目的。
四清运动在柳江县农村全面铺开后，产生的结果是，有部分基层干部或因政治问题，或因经济问题，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和处分。这样的运动，对农村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的影响，是让他们对运动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盼。
文革前夕的1965年4月1日到6日，柳江县召开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有508人。主要内容是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树立贫下中农优势。 到了10月份，全县又集中了500多名国家干部和农村干部，由县委书记武绍庭带队，到融安县参加自治区“四清”运动试点，到1965年7月4日收兵回县，整整十个月的时间。
到了12月5日，柳江县委又召开了“社教”运动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个“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文件，在干部中揭阶级斗争盖子，“提意见”“洗澡”“放包袱”。运动前后共处分干部45人，1978年后，落实政策，减轻或撤销原处分的21人。
12月13日至16日，县委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各战线、各部门代表260人。这260名积极分子中，有多少人认真读过毛主席著作？这种形式主义的一贯做派，却在当时蔚然成风。一个县里，这种规模的会议、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要浪费多少劳动力、时间和钱粮？这和“五反”“四清”运动的目的和宗旨都是相悖的。
1965年最后一个月，成为柳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全县范围内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插场（县办、社办的林场、农场、种畜场等等）运动拉开序幕。本次下乡青年417人。这是柳江县第一批下乡插队的青年。这些青年人由城市无产者变成了农村无产者。这种上山下乡运动，既解决了当时全国存在的就业问题，同时也缓解了全国性因缺乏粮食造成的口粮危机的问题。如此一来，那些城镇非农业户口，没有背景靠山，在城镇没有工作安排的青年人，心不甘情不愿地都被赶到被所有人畏之如虎的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这又是一股满怀怨愤的力量。所以，在其后的文革造反运动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了造反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每一次运动都有大量的人被冤枉。干群关系到文革的前夕已经趋向于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这些都成为群众积怨的根源。毛泽东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这样的民间积怨成就的民意基础，到了1966年春夏之交，以“打倒党内走资派”为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起来了。
由于柳江县邻近广西第二大城市柳州，相比于广西其他县份，柳江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呈现领先势头。
第二章 柳江县文革的开始
第一节 从柳江县“第一张大字报”到县委号召民兵投入文革
1966年初春的2月6日，柳江县召开了1965年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先进单位、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14人，会期8天。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精神迅速在柳江县中共组织内传达。
6月7日上午，县委在文化宫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包括学校的高中班学生）约1500多人的大会，县委副书记刘伯生传达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柳江县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启动阶段。
6月8日晚，县委在文化宫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声讨邓拓”大会，批判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继县委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在文化宫召开“声讨邓拓”大会之后，柳江县的“最高学府”完全中学（即包括初中与高中，简称“完中”）于次日在学校操场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副校长韦崇夸在大会上讲话，鼓励全体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韦在讲话中还公开地批评柳江县委不支持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韦的这一番讲话，在当时一个县城的完全中学，对师生的震动是很大的。作为当时会议主持人的李健强老师，为听到学校当时的实际领导者的这一番讲话而感到震惊。时隔五十多年后的 2019 年4月10日他对他的一些同事和学生们说：“听了他这个讲话，我当时为他捏了一把汗。”
柳江县“最高学府”的校长，在这个县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他敢于向当地政府最高当局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可见当时官方媒体对文化大革命宣传所起到的强大舆论导向作用。
大会过后，几个老师一起讨论，并由李健强老师口述，黄梦青老师执笔，写了一张充满了火药味的大字报，于6月9日拿到县委张贴。这就是柳江县的“第一张大字报”。
接着，完中师生在学校里贴出的大字报有2000多张。师生们要求县委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 。在县委还没有派工作组进校之前，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还是朦胧的。老师们还是习惯于历次运动的传统方式，一切听从党委的领导和安排。后来在不断从北京等外地传来消息的启示下，一些老师自发组织起来，带领学生，对一些成分不好，有历史污点的老师，冠以“黑帮分子”的头衔进行抄家和批判。
学生们开始时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怎么回事，基本上只是盲目地跟着老师走，自然地受到老师个人情绪、个人感情好恶的影响，或趁机针对自己不喜欢的老师写大字报，趁机发泄自己的不满。
柳江完中在运动开始的这个阶段里，第一个被贴大字报的彭××老师，就是因为平时和同事关系不融洽，积怨太多，在运动初期就首当其冲成为师生们泄愤的目标，随后韦××老师的被揪斗也是同样的原因。相比之下，县内各公社中学如三都中学、百朋中学、洛满中学、穿山中学，还有成团等几个公社“农中” 的运动，就相对比较滞后了一些。除了柳江完中以外，当时曾经号称是“柳江县第一中学”的三都中学，直到6月中旬都还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三都中学66届毕业的18、19、20三个班，还得以正常地完成了毕业考试，并在积极地进行着中考前的复习准备和中考报名工作，学生们还都填写了报考志愿。
1966年度教育部门的招生计划已经落实，并下达到学校。那年的招生计划中，中等技术学校的招生名额比历年任何一届都多。从这一现象可见，通过三年多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上从三年大饥荒的危机中挣脱，经济建设呈现了向好的可喜势头。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人才，所以，招生的学校大多是工业、商业、教育、卫生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在强调政治表现的年代里，每次招生都会给学校一定数量的保送名额，是以政治条件作为选拔保送的标准，而不是以学习成绩为标准。当时，三都中学已经确定了保送对象的名单。这些同学眼看着前途无限光明，正在踌躇满志地迎接新生活的到来。但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让他们行将到手的荣耀和实惠成了泡影。而另一部分学生对这种不公平的保送制度联名写信向学校表达了不满。这是三都中学在文革开展初期的一个小插曲。
6月17日，县委发出《认真发动广大民兵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据翻查中共中央在文革期间所颁布的文件中，没有找到类似专门号召发动广大民兵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或文件。翻查广西部分县的县志，也没有找到类似“通知”。由此可以认为，文革初期这样的通知是柳江县当权派的首创。事实证明，在其后广西出现的文革两派斗争中，各地的民兵始终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有效地维护了当权派的利益，起到了军队所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
第二节 工作组领导下的全县文革
1966年6月20日，县直机关单位开始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活动。并要结合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6月22日，柳江县委副书记刘伯生在县文化宫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传达韦国清《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决定抽调23人组成6个工作组，分别进驻各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在此同时，作为柳江县委的上级，柳州地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已经到了柳江县，组长杨清泉。6月23日，经地委批准，柳江县文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刘伯生、副组长刘传贵、刘云虎，下设办公室，刘传贵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31人。
县委并向完中、三都、成团、洛满、百朋、穿山6所中学派出6个文革工作组。刘传贵带领工作组进驻柳江完中，进驻三都中学的工作组组长是韦凤鸣。
各公社中学进驻了县委派来的文革工作组后，学校的运动才算正式开始，几天时间，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在学校里贴了出来。大字报的内容无非都是老师的一些生活作风问题。三都中学十八班班主任覃庆居老师，因被学生大字报揭发与女学生有暧昧关系，被县工作组韦来成找去训话，查无实据，也就不了了之。那时的老师们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记忆犹新，且也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又是对着知识分子，对着他们老师来的，所以老师们也只是等着看学生们给自己写的大字报。十多岁的初中学生哪能有那样的政治思想水平，写的大字报也只能是捕风捉影的，写老师的一点生活作风等无聊而荒唐的事情，来发泄平时对老师的不满情绪。
就在柳江县决定给学校派工作组之前的6月20日，北京的几所知名的高校，已经爆发了学生与工作组之间的斗争。学生之敢于和工作组进行斗争，无疑是因为北京处于皇城脚下，容易得到内幕消息，得到高层暗中的鼓动支持或指使，学生们在中央文革，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和工作组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柳江完中的学生在这个时候，却还主动地要求县委给学校派工作组。可见柳江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伐已经远远落后于北京了。
在柳江县委派到学校的工作组领导下，学校里的斗争矛头还一直只是针对学校里“家庭成分”不好、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完中的外语教师林××历史上曾经是国民党少将军官，他成为工作组指定批判的对象。
6月30日，柳江完中师生，还有县直机关干部参加，在县文化宫批判本校一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完中的政治老师韦××。 韦××是被学生们从县教育局拉到文化宫批判的。然而对他的揭发也还只是局限于一些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和女学生谈恋爱的事，尽管在当时的校规中也没有明文禁止，被当成“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给他上纲上线成了柳江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一期间的运动，老师和学生们基本上是听命于文革工作组的，工作组是老师和学生们要求县委派的，学生们是乐意接受工作组领导的，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质疑，因为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做什么。其实，工作组也搞不清楚这个文化大革命如何搞，他们也就听命于县委，而县委当权派也不知道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唯恐搞错担不起责任，只有听命于他们的上级柳州地委乃至自治区的指示。这就是广西文革运动中，从始至终都牢牢掌握着主动权的当权派们所遵行的一条所谓的“正确路线”。整个广西在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几乎所有的干部、群众、学生，和工作组都没有发生过矛盾和斗争，没有像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高校那样发生过驱赶工作组的事情。
7月3日，《广西日报》发表了《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语和文章，南宁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300多人集会声讨陆地的“罪行”。陆地是广西作家，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自治区作协主席。在5月9日由陶铸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的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就已经确定了包括陆地在内的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黑帮”名单。
柳江县和广西其他县市一样，一直到了这个时候，依然一切按照上级指示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本地的文化大革命。7月6日，县直党总支召开县直党、团员大会，号召联系本战线、本单位实际，揭发批判本战线本单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后，县人委揭发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副科长刘尚杨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战线揭发蒋品然、梁鲁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柳江县，刘尚杨、蒋品然、梁鲁等人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不过是县委当权派秉承自治区当权者的策略抛出来的替罪羊而已。被抛出来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人，当时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但是在运动深入后就成了“死老虎”，反而在1968年“刮起阶级斗争十二级台风”运动中躲过了惨遭屠戮的厄运。
7月7日，全县公办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柳江完中搞文化大革命二十天。接着全县民办的中、小学教师也集训二十天搞文化大革命。
7月24日，县委工作组点名对共产党员、小学校长黄树恩进行批判，黄进行驳斥和反抗，当众被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名宣布拘留。
当时，在教育系统，校长算是个“当权派”，把一个小学校长抛出来应付局面，这也是县委学着自治区最高当局把陆地等抛出来做替罪羊的策略。
第三节 官办红卫兵、赤卫队与破“四旧”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3日，柳江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召开大会批判刘尚杨、蒋品然、梁鲁。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批斗蒋品然的大会上，以蒋品然把毛主席油画像丢进尿桶为由，由副县长梁水生当众宣布蒋品然为“现行反革命”，撤销文化馆馆长职务，立即由韦加益等2人武装押送县农场监督劳动。 同时在大会上还宣布开除小学校长黄树恩的党籍、公职，并逮捕法办。
8月7日，柳江完中又集中全县民办教师574人搞文化大革命，历时20天，两期共集训公、民办教师1685人，共揭发批判“五种人”（即：1.原被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3.漏网的“四类分子”；4.特务、特嫌分子；5.强奸女学生等严重违法乱纪分子）75人，重点批判22人，集训结束留下劳动审查96人，共审查两个多月。
8月28日，柳江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工作组领导下在柳江完中学生中建立。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学生要经过工作组的政审批准。
9月1日县委成立“赤卫队”。此后，一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纷纷成立“赤卫队”，规定只有贫下中农、工人等出身的“红五类”才能参加。不久，由于各种群众自主组织的“战斗队”成立，“赤卫队”也就自动消失了。
9月2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以及县城附近的贫下中农1500多人的大会。县委副书记刘伯生作报告，动员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高潮，并宣布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9月13日，县文革领导小组召开各区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研究成立赴京参观团问题。9月19日和23日分两批赴京参观共852人。这是柳江县文革领导小组组织的赴京参观团，也就是柳江县官办的串联活动，能参加参观团的师生，无疑都是出身红五类，在学校的政治表现好的老师和学生。
在红卫兵和师生赴京参观回来后，以红卫兵为首，在全县范围内，掀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高潮。到10月22日止的不完全统计，共拆去庙宇2间、教会房3间、菩萨几十个、社王神位1022个、拆掉香火17591个、清除“资产阶级色彩商标”503个、收缴巫师巫婆封建迷信品2430件。县城红卫兵和县直机关部分干部职工还把黄健夫（统战对象）的坟炸毁、挖掉。这个破四旧不同于之前所进行的针对“牛鬼蛇神”的抄家活动。这种所谓的“四旧”大多存在于公共场所，大部分是存在于群众家中，受的破坏涉及几乎所有的人。
与此同时，全县大搞所谓“红海洋”活动。把街边所有的墙壁、柱子，但凡可以写字的地方，全部用红色油漆刷过，然后在上面用黄色油漆写上毛泽东的语录和政治口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城镇乡村淹没在“红海洋”中。
在破“四旧”高潮中，同时也对“牛鬼蛇神”进行抄家，“牛鬼蛇神”是原来的五类分子加上新定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黑帮”等等的总称。柳江县在抄家的高潮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抄财物2124件。从全国的状况而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红色恐怖”阶段。而单以广西而言，这一阶段只是“红色恐怖”的预演，真正的“红色恐怖”还在其后。
在学校师生外出串联的影响下，从11月27日起，一些单位的干部职工也相继外出串联，开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外出串联，后来就自由外出串联（干部、职工的串联路费后来于1969年清查扣回）。全县红卫兵、干部职工外出串联有2万余人。
第三章 两派的形成及其背景
第一节 从批判“资反路线”到“一月风暴”
1966年11月间，在全国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各校师生纷纷起来揭发批判县委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给前一段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并销毁用以整肃群众的黑材料。
12月7日，柳江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师生1500多人的大会，刘伯生代表县委在会上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并批判进驻完中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肃清其流毒。
12月26日，县委在县城召开四级干部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000人，历时6天。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地委书记王杞桓、县委书记韦日荣在会上讲话并宣布地（市）、县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在会议期间，由完中师生主持召开了全体代表及县城中小学师生6000多人“向柳江县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柳江县各机关、厂矿、学校、医院也陆续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有些单位成立几个“战斗队”，大的“战斗队”十多人，小的只有一个人。“战斗队”纷纷揪斗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进行“罢官”。有的勒令外单位“走资派”限定时间来他这个单位接受批斗；有的联合批斗“走资派”，勒令县委领导按规定时间参加批斗会，并强制县委领导表态。如县医院院长华士珍，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游街。在县文化宫的批斗大会上，“战斗队”勒令县委书记韦日荣参加会议，并强行要他宣布解除华士珍的党籍并撤职安排做勤杂工，工资由原来行政18级，降到每月只发26元生活费，直到1968年才得以恢复并补发工资。此后，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的领导班子逐步处于瘫痪状态。
1967年1月，以上海“一月风暴”为发端的夺权斗争蔓延全国。在柳州，一直受到官方权力操控的一些组织，为表现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紧跟，也提出了打倒柳州地、市原领导王杞桓、梁山、张炎、孙芸生、徐锡文等老干部。并于1月25日，在其他组织不知情的情况下抢先宣布夺了柳州地委、柳州专员公署的权，即当时所称的“地专1·25夺权”。而另一部分大多由底层群众建立的组织，认为“地专1·25夺权”是假夺权而持反对态度。于是在市中心“五角星”地带进行两派大辩论，继而发展到游行示威，反夺权派甚至组织了在“五角星”地带的静坐绝食斗争。1月30日，又发生公安机关抓捕属于反对派组织的柳州房屋修缮队老干部刘占云的“一卅事件”。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两派斗争成为柳州市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形式。
在柳州“地专1·25夺权”的影响下，1月26日，柳江县公检法首先被韦有念、覃国广等为首的群众组织夺了权。27日，县广播站也被外单位群众组织夺权。当晚，县里30多个局长被赶到县文化宫“亮相”，次日又被押到拉堡街进行游斗。
1月28日晚，原县委书记武绍庭（1963年调任融水县委书记）被红卫兵从融水挟持回柳江，被戴上猪笼高帽，押到县文化宫召开的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革命师生大会上批斗。
1月30日，地委副书记、柳州地区行署专员兼柳江县委第一书记覃宝龙，县委书记武绍庭、韦日荣，县委副书记刘伯生、付春阳，副县长韦景星，洛满区长韦毓芬，被县红卫兵和洛满区龙怀公社（当时的公社后称大队）的群众押到凤山公社凤山村前批斗，批判他们搞龙怀水库淹没龙怀村庄270多户的罪行。
龙怀水库是1958年由县委决定修建，1960年春建成蓄水。修水库时，国家有专款用于搬迁户的安置。但是，当时柳江县委书记覃宝龙，为首主张把国家给库区移民的安置款六十万元，挪用建设柳江县人民文化宫。柳江县人民文化宫是柳江县从柳州市迁到拉堡后，修建的第一座当时最时髦、最气派的大楼。因此而造成库区移民群众无法得到妥善安置，最后全都自己从安置地回迁故址。但是故居都已被水库蓄水后淹没，群众被迫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早就怨气冲天，曾经多次聚众上访反映情况，但是都受到政府压制，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当时的县委书记覃宝龙为此事曾被上级责令检讨，但最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责任人覃宝龙也没有受到任何党纪政纪的处分，反而把他调到柳州专区任地委书记、地区专员。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龙怀水库库区的移民认为这是他们申冤维权的机会，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鼓动下，自动组织起了农民造反组织。这样的农民组织在两派斗争中，当然地站在了与当权派对立的组织立场上，成为“造反大军”一派，他们的头头都是当地有一定号召力的、敢说敢做的人，其中一个头头覃仕三就是当地原公社的支部书记（当时公社即后来的大队，只有一个党支部），他自己也是受害的移民，很得当地群众的拥护。他们成立了造反组织后，曾经扬言要炸毁水库大坝，事实上也曾经有人用炸药包去炸过大坝，但炸药包威力小，造成的破坏很小，只炸出了一个小坑，对大坝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后来被组织里比较理智的人，如覃仕三等人制止了此类过激行动。
2月18日，三都中学教师成立了一个战斗队，语文老师孙国光负责刻蜡纸印传单，写错了两个字，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刻成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这一疏忽让学生抓住了把柄，导致孙国光老师被开除公职逮捕法办。孙国光老师是三都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芳蕊的丈夫，到了县公安局里，坚持法制原则的人也还不乏其人，最终还是实事求是于当年6月26日给其平反，恢复了公职。
2月20日，县直机关各“战斗队”联名组成县直“联合总部”。
3月1日，县委机关两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县委兵团。以后各单位战斗队也纷纷联合建立兵团组织。
第二节 群众组织对立两派的形成
1967年3月3日晚，县人武部政委宋吉月在文化宫向“造反派”组织做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报告。
3月6日，县委常委在县委第一会议室，向县直机关局长以上干部就之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错误，各自检查并互相揭发。
3月6日至8日，县人武部主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成立柳江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组长宋吉月（县人武部政委），副组长邹大成、覃木松，委员13人。3月10日正式行文成立“柳江县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接着县“抓促指挥部”转发中共中央《关于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不要夺权的通知》。
3月12日，广西军区开始派出军管小组，对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
同日，在南宁市，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十一个组织发起，一百多个组织四万余人参加，在区体育场召开批判韦国清、乔晓光的大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科长、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廖炜雄主持会议。
3月15日，继《人民日报》3月7日社论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后，县“抓促指挥部”发出通知，动员学校师生要“复课闹革命”。
与此同时期，在广西首府南宁市，在群众组织中出现了“砸工总”与不同意“砸工总”的观点分歧，接着又出现了支持或反对“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的争论而形成的不同观点。这种分歧蔓延到全广西。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相继出现以观点不同而分成的两派。由于柳江县紧邻柳州市，柳江县的运动发展情况几乎与柳州市同步。
3月29日《广西日报》发表广西军区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告全区民众书》
同日，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4月10日，柳江县人武部主持的县“抓促指挥部”发出通知，各区、社“抓促指挥部”要由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任“抓促”组长。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由武装部负责“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说明柳江县已是事实上的“军事管制”了。
4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等三位负责人，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四一九”声明，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由此出现了“支持韦国清”或“打倒韦国清”的争论。支持“四一九”声明的一派主张“打倒韦国清”，而“支持韦国清”的一派则反对“四一九”声明。至此在全区范围内分成了“支韦”和“反韦”不同观点的、相互对立的两派。
“四一九”声明的影响波及全广西，柳州也就以原来支持“地专1·25夺权”的组织归属于“支韦”一派，于1967年4月份后，统称为“广西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柳州“联指”）。而对“地专1·25夺权”持反对观点的群众组织，则归属于“反韦”一派。南宁“反韦”派组织是1967年4月22日成立的“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在柳州及各地县则称“造反大军”，归属“广西四二二”派。柳江县的文革运动与柳州市同步，随着广西大势而动。
在广西几个主要城市的两派斗争已经逐步演化成小规模武斗的时候，柳江县还可以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领导下，总体形势还算相对稳定。5月26日，柳江县抓促指挥部召开“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三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人员513人，会期5天。
到了6月14日，柳江完中“联合战斗队”（简称柳江“联战”，反韦派）在桂林“老多”（桂林“造反大军”是当地群众组织中的多数派，俗称“老多”）的鼓动和支持下，与县直总部（支韦派）辩论“反韦”和“支韦”问题，辩论持续数日。自此，柳江县城的群众组织开始分成“反韦、支伍”或“支韦、反伍”两派（“韦”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伍”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两派争着下乡到各公社所在地的圩镇去宣传各自观点。柳江“联战”的观点是要打倒韦国清，认定韦国清是自治区党政最高领导者，是在广西积极推行“资本主义路线”，追随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直接责任者；对他的具体指控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大搞浮夸风，是环江县搞“十三万斤/亩”的罪魁祸首，导致饿死了很多贫下中农。而对立派“柳江百万雄师”传单中宣传的观点，又把上述历史过错都推到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头上。
反韦派的观点，在农村是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从学生们的宣传中，从来也没有见过韦国清或者伍晋南为那些针对他们的指控做过任何辩解。群众对他们的指控虽然有道理，但是根子不在他们的身上，那一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中央高层决策的，他们只是执行者。然而他们却不能进行辩解，他们只要辩解，就变成把过错推给了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就真正成了高层要打倒的对象了。更何况，其中的过错也有他们推不脱的责任。
6月23日，柳江完中支韦派学生成立“百万雄师”，24日“百万雄师”抗议“联战”殴打他们的“战士”。柳江县两派自此开始由文斗转向武斗。
6月28日，县人武部政委宋吉月正式表态“支持韦国清”。在柳江县出现两派斗争后，这是柳江县的支左部门领导人第一次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在广西“联指”一边。
7月9日，县直机关“支韦”派的干部职工在县文化宫召开“声讨伍晋南”大会。8月3日，县城“支韦”派的各兵团联合组成“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10日，县城“反韦”派各群众组织联合组成“县城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大军”或“四二二”）。之后县城两派就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问题展开辩论。开始是口头辩论，后来发展到拳打脚踢，或用石头砸等小型武斗，并逐步发展到用大刀、长矛的对打，矛盾迅速激化而演变成用现代化枪炮的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内战。
第三节 两派的实力对比与背景分析
在此期间，柳江县县城以下各区，都相继出现以“反韦支伍”或“反伍支韦”观点对立的两派组织，但反韦派在各区都处于弱势受压状态，甚至空有其组织名称而没有组织活动。
与本县以下其他各区不同，有独立活动能力的，如靠近县城的进德区“造反大军”，头头是进德街的熊国芳、潘鸿连等。其后，进德“造反大军”融入县城“造反大军”一起行动。只有三都区三都公社（大队）所辖的三都圩，是三都区政府机关所在地。以及里高圩，即三都区里高公社（后称大队），由于得到本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各自在街上成立独立的“造反大军”组织。两个组织都是由青少年学生为主，吸收一些社会青年参加。里高圩“造反大军”是以1965年插队的知青和在校学生为主体。三都“造反大军”前身为“三都六六战团”。除上述两个组织外，在三都中学里，还有一个纯学生组织“新一中”也是“造反大军”一派。在三都中学里，只有“新一中”代表着反韦派，和学校里的支韦派“617战斗队”有过正面的斗争。
三都的“联指”派组织，原是三都中学文革初期由驻校文革领导小组发动和组织的学校“红卫兵”组织，当出现两派斗争后，这一类官办的红卫兵组织也就在各级党政机关所支持或操纵下，演变成听命于当权派的，如三都“联指617战斗队”一类支韦派组织了。他们一直得到武装部的支持，有武装部直接控制下的武装民兵作为基础力量，占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全县各区情况大体如此。
有了广西军区及其以下各地区军分区和各县、区武装部的支持，农村所有的民兵组织，除极少数民兵受到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精神鼓动，违背军方的统一指挥和控制，敢于站到反韦派“四二二”和“造反大军”一边外，绝大多数民兵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支韦派的“联指”一边，成为“联指”与“四二二”“造反大军”武斗的主要力量。在平民群众阶层中，平时得到基层党、政当权派所器重和青睐的，有个一官半职的生产队长、贫农小组长和一些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当然的“联指”派。而普通群众，尤其是五类分子 家庭子女一直被正统红卫兵组织所排斥，只能融入反韦派的组织中。除了三都圩、里高圩的群众敢于公开自己反韦派观点外，其他村子里也还有相当部分群众，因为慑于本村本队干部和民兵精神上的压力，即使是反韦派观点，也不敢公开表明。
边山村和三都圩同属三都大队，距三都圩最近，由于三都“造反大军”头头韦思学是该村人，是当时柳江县武装部部长韦熙年的儿子，他平时在学校里老师的眼中，以及在家里的父子关系中，都彰显了他独立的个性人格，就是他从来不以他父亲的权势地位为荣为傲。所以，他在村里的群众中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号召力。村里群众除了从他父亲的角度考虑外，韦思学个人的人格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村里只有极个别在校学生参加“联指”，其他村民，包括一个班的武装民兵，都跟着韦思学站在“造反大军”一边。这一个班的民兵的装备，在其后成了三都“造反大军”与“联指”民兵对峙的武装力量。
在三都区乃至整个柳江县，从两派间所能占有的各种资源比较，“造反大军”一派始终处于绝对劣势。
但是，柳江县“造反大军”那些年轻的学生头头们，只凭着一股革命的冲动，他们对毛泽东抱有绝对的忠诚和天真的幻想，他们认为自己一直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毛泽东是他们当然的后台，他们坚信毛主席理所当然地支持他们。他们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两派背后的实力对比，更没有考虑过中央高层可能存在的权力斗争。“联指”派有上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一手独揽的党政军大权，下至县、区（公社）直到生产大队、生产队，有系统完整的权力机构。他们有体制内的绝大多数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组建的一派群众组织，有军队和民兵的直接参与，占尽了资源优势。韦国清的意图可以自上而下地一以贯之。
而“四二二”派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实权人物作为后台。他们所支持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不过是韦国清的下属。所以，他没有实力，也不敢给“四二二”派充当什么后台，更不敢直接参与“四二二”派的活动，以免成为“幕后黑手”。“四二二”的头头们大多来自工人、学生，他们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旗帜，有足够的造反精神，但缺少政治远见和斗争经验。柳江县“造反大军”的几个学生头头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柳江县“造反大军”的主要头头罗乐民、韦云哉，以及覃永谋、潘国臣等四人，都是应届毕业的高中生。罗乐民、韦云哉两人同是组织里文攻武卫的最高决策者，罗乐民是总负责人，韦云哉为负责“武卫”的指挥者。覃永谋和潘国臣是各项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他们都自认为是紧跟毛主席造反的“革命小将”。在他们的背后没有一个具有一定权力和政治经验的当权派。在柳江“造反大军”的组织中，只有几个县直机关的干部：陈自安（县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南下干部）、李成保（县供电所所长，南下干部）、蓝春风（县计委科级干部），再就是柳江完中的青年教师李健强等。这几个人相对于几个学生头头，在知识和思想方面相对成熟一些，但都不算是决策者，最多也只能称得上是几个学生头头的幕僚而已。
当初，在柳江县“联指”方面有传言说：柳江“造反大军”里有一个女“高参”，是“美蒋特务”。这个人叫董凤英，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她丈夫郭××原是北京京剧团编剧。1965年他们奉调南下支教，夫妇俩从北京调到柳州工作，郭××在柳州剧团工作，任编剧。董本人是柳州公园路小学的教师。文革运动开始后，董参加了“四二二”派的柳州教师造反总部（简称“柳州教总”），是教总常委。由于她一口地道的北京普通话，加上她本来是教师，有擅长演讲的口才，是搞宣传的好手。她是以柳州“造反大军”的名义来柳江做宣传发动工作，声援柳江“联战”的。由于在柳江“联战”与柳江县“联指”的辩论中，她的演说极具鼓动性和感染力，使她在柳江两派中出了名，赢得了柳江“联战”学生们的敬佩和爱戴。同时也成了柳江县“联指”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在柳江“联战”学生们的极力挽留下，一直跟随柳江“联战”行动，很自然并责无旁贷地参与了柳江“造反大军”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当然，和几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学生头头相比，她在思想上、政治上是相对成熟的，她的意见比较容易得到学生们接受。因此，她也就成了柳江县“联指”所说的“黑高参”。事实上，在柳江“造反大军”中，她从未起到决策的作用。
在当时两派之间的“武卫”已经逐步成为常态的时候，董凤英懂得一些战场急救知识，所以她都随身背着一个黑色的红十字药箱，里面装着一些消毒消炎的碘酒、红汞、纱布等，柳江县“联指”便把它说成是她随身携带着与美蒋特务机关联络的“电台”。
柳江“联战”的学生们一直都坚持着一个原则：即社会上阶级斗争复杂，所以他们都在尽量地保持着自己学生组织的纯洁性，尽可能少和社会力量发生过多的交集，避免给自己的政治形象造成影响，更不可能把本组织的领导权旁落他人。所以他们组织中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是他们几个学生头头决策的。
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以“造反有理”为号召发动起来的，但是中国老百姓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民不与官斗”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所以，从广西的整体形势看，由于韦国清是广西大权在握的实权派，大多数民众，特别是自上而下的大大小小的干部，自然而然地依附于他的权力，这都是情理中的事情，所以，支韦派从始至终人多势众，占据着绝对优势。柳江县的情况更是如此。
而韦国清是毛泽东的爱将，又是个党内斗争的高手，查他个人的历史，他从在广西跟随韦拔群参加百色起义时起，之后随红七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参加长征到达延安，抗日战争时在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中在第三野战军，解放后又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直到1956年从越南回国就任广西省长。这一路走来，经过多少次错综复杂，残酷无情的党内权力斗争，他都能一帆风顺地步步高升。在共产党内，在毛泽东手下的亲信干将中，韦国清是一个从未受过整肃和冤屈的人。任你城头变幻大王旗，他始终能左右逢源，屹立不倒。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应变能力非同一般。
在柳江县三都中学里，支韦的红卫兵组织“617战斗队”的前身就是文革工作组时期组织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也就成了“柳江联指三都中学617战斗队”了。而三都中学里的反韦派组织，头头当然也是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但和“联指”派组织不同的是，他们的成员什么出身的都有，其中有不少长期被边缘化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在农村公社的学校里，没有出现过如县城和大城市里那样两派间激烈争论的大字报和辩论等文斗冲突，也就没有个人间的相互仇恨。但是反韦派的“四二二”派组织（后统称“造反大军”）一直受到支韦派“联指”组织的压制，几乎濒临垮台的边缘。只有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几个城市和一些县城里，“四二二”派还有一些可以与支持派抗衡的力量坚持下来，给农村的“四二二”派维持着生存的微弱希望。
第四章 两派斗争的台前幕后
第一节 周恩来对“四二二”表态引起短暂风波
中央高层一直关注着广西两派的斗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及周恩来掌握的国务院，之前曾经四次接见过两派赴京代表，力图促成两派的联合，以便收拾这种动乱的局面。但是两派间各有各的算盘。“四二二”派自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革命造反派，企图争取在大联合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以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联指”派自恃实力强大，他们的后台韦国清在广西大权独揽，树大根深，他们理应占着主导地位而不容他人染指，企图将对方边缘化甚至消灭掉。所以他们对大联合从始至终抱着敷衍的态度，从无诚意。尽管中央高层多次从中调和，毛泽东还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这种现象，曾发出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最高指示，但是“联指”派都以敷衍的态度对之。
到了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因为有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在先，加上周恩来的“四二二”表态在后，给濒临绝境的广西“四二二”带来了生机。
周恩来总理的第五次接见的消息于当天就迅速地传回广西，传到柳江县。柳江县武装部政委宋吉月向来执行上级的意图都是争分夺秒，表现他的紧跟。他对周总理的这次北京表态深信不疑。他立即赶往柳江“联战”驻地柳江完中，表态支持柳江“联战”。这一天和他6月28日表态支持韦国清的时间，相差不到两个月。他第一次表态支持韦国清，那是他遵循他顶头上司的指示所作的表态，而这一次显然是他个人出于对周恩来北京表态的积极响应的自觉行为。
有了周恩来的表态，加上有当地支左部门——柳江县武装部政委宋吉月的表态，柳江“联战”就如获得了救命稻草一样。周恩来的表态，一度对“联指”派在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力。一部分原来内心赞同“四二二”观点，因慑于“联指”派人多势众，而不得不表面站在“联指”立场的干部群众，有不少改变观点，公开发表声明退出“联指”派。一些原来一直受打压的干部也在这个时候，争相表态支持“造反大军”一派。这种情形在城市中表现得比较突出，比如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柳州市市长孙芸生、副市长徐锡文，柳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政委张炎等，都明确表态支持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
原柳州市委书记梁山，也通过他老婆王凯向柳州“造反大军”表达了准备公开表态支持柳州“造反大军”的意愿，以图靠拢“造反大军”，表明自己忠诚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而“造反大军”常委们考虑到梁山原是柳州地下党系统出身，当时被诬为“叛徒”的问题尚未得到落实，担心会受到影响而拒绝了他的公开表态。
周恩来对“四二二”的表态，在柳江县区以下的农村则很少出现像城市里那种效应。农村中区以下的公社干部，还有那些工商、银行、税务、粮所、医院、供销社、食品站等单位的干部，几乎一边倒地属于“联指”派，都抱着现官不如现管的想法，遵循着下级服从上级的官场原则，即使将来错了也是大家都错，天塌下来有上级顶着，个人也就相安无事了。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除了肯定“四二二”的“革命造反派”身份外，还对“联指”仗势欺人，曾提出过严重的警告：“你们攻人家三个据点，方向错啦；开枪想把人家消灭，这是消灭不了的，你们继续这样干，我们就要武装他们。人家不服气嘛……”
“联指”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感受到了压力。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于周恩来这一次表态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风向。在这次接见后的第三天，8月27日，“联指”的赴京代表团竟然集体乘飞机不辞而别离京返回广西。 广西“联指”派有恃无恐，还在南宁、柳州等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向周恩来总理示威，张贴大量的标语、大字报，诬蔑周的表态“如蒋介石国民党一样，残酷地镇压革命人民”，还公然在游行中高喊“周老三（周在中央名列毛林之后）算老几，你的表态老子就是不服气”。他们能够有如此魄力，完全仗恃于其后台韦国清以及其背后的势力。
周恩来的表态在广西所引起的一点波澜很快就平息了，“四二二”的处境反而迅速恶化。
25日，在获得周总理表态的消息后，柳江“联战”上街游行庆祝。而“联指”柳江“百万雄师”则把原来县人武部授予他们的队旗退还武装部，以此对县武装部施加压力。当天下午“联指”便开始筹备次日的游行。
8月26日，“联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呼喊“打倒宋吉月”的口号——因为宋表态支持柳江“联战”。
8月27日凌晨3点，得到县武装部政委宋吉月公开表态支持的柳江“联战”，在县武装部内部人员的暗中支持下，发起了抢夺县武装部枪支弹药的行动。县医院的支韦派出来拦截，双方发生武斗，支韦派伤2人，反韦派红卫兵死1人。这是柳江县武斗以来，且是在周恩来对“四二二”表态之后第一次打死人的事件。
同日，柳江县“联指”在县城成立，并组织了5000多人的环城游行。
柳江“联战”因为头一天抢枪时，没有找到县武装部的武器库，29日凌晨，继续抢武装部的枪。到了白天，“联指”继“联战”之后，也抢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
8月30日凌晨，柳江“联战”在县人委大门外用冲锋枪、步枪对空射击，被“联指”派认为是向他们鸣枪示威。县人武部韦晨钟和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等解放军前来准备制止武斗，韦善图被驻守在人委办公室内的“联指”派韦宗传开枪打死。因闯下这一大祸，中午全县“联指”成员及家属“疏散”撤退到各地乡下，银行文革组长何国祥及“联指”成员“疏散”时带走银行现金7万元。
第二节 联合协议签订后两派武斗升级
9月1日，抢得武装部枪支的柳江县反韦派宣布“兵管”县城，并进驻县文化宫。
9月19日，县支韦派在百朋召开大会，决定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继续“战斗”。“疏散”各地的县直机关干部职工陆续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之前两派赴京代表于7月4日在北京签订的十条协议至今未得到切实的实行。在得知周总理在第五次接见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中肯定了广西“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后，柳江“联战”的红卫兵们为表示对执行协议的诚意，于9月20日主动向人武部交回抢去的枪支。
9月21日（圩日），县两派分别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各自游行。县武装部32名解放军全副武装参加反韦派的游行。以宋吉月为首的柳江县武装部似乎铁了心地支持柳江“联战”了。然而柳江县武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同样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10月24日至30日，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召开三级干部会，会议进行到总结时，两派红卫兵互相抢夺高音喇叭，会议无法开成。两派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北京的消息：柳州铁路系统两派赴京代表又于26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又给柳江县的反韦派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在此之前，柳江县两派虽然明确分属于广西反韦派或支韦派，即“广西四二二”或“广西联指”，但是柳江“联战”等反韦派还未直接以“广西四二二”命名。到了11月2日，县城反韦派针对“联指”派已经于8月27日组成全县统一的“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也就针锋相对地联合各区反韦派组织，组成“柳江县革命造反大军”。至此在县城形成了“柳江造反大军”和“柳江联指”两派的武装对峙。柳江县城的对峙局面同时也影响到了农村各地以反韦或支韦划线，各自有了统一的名称，纷纷成立了相应的“造反大军”组织或“联指”组织。
反韦派在县城召开成立全县“造反大军”大会，到会1000多人，会后环城游行，呼喊“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等口号。会上宋吉月再次表态支持“造反大军”。
11月8日，广西两派在北京又达成了新的十条协议。柳江县城两派开始谈判搞大联合。20日，县城两派分别集会，听取传达广西两派在京达成的协议。
两派在京达成的“十条协议”，从广西“四二二”的立场来说，意味着他们将摆脱被长期压制的政治处境，一旦形成两派大联合，他们便可在“革命委员会”中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而“联指”派有韦国清做后台，在两派的武力对比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文的实力上有党报《广西日报》稳稳地掌控着舆论阵地，他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和反韦派平分权力。
11月22日，进德“造反大军”同本区泗浪公社的民兵（“联指”武装）发生武斗。“造反大军”熊国芳被抓。27日，进德“造反大军”到县人武部“静坐”，各区“大军”声援进德“造反大军”。
在县城两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县下面各区的两派斗争也都在同步升级，但整个柳江县下面没有几个区的“造反大军”组织有实力能与“联指”形成对峙。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唯有三都区的三都圩和里高圩两个以青少年为主要成员的“造反大军”组织，凭着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动，与有强大民兵做后盾的当地“联指”对峙。尤以韦思学为首的三都“造反大军”，凭借着他本村有一个班的武装民兵的支持，以及三都圩上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直公开地与三都“联指”民兵对峙着。（图为作者多年前与韦思学〔右。2018年1月1日病逝〕的合影）
由于受到县城造反大军的影响，同时也是受到形势所逼，11月30日晚，韦思学在三都圩韦辉尤家里，和三都圩上的几个群众代表（生产队长）协商后决定于12月2日在三都发起抢夺民兵枪支的行动（在农村没有驻军的枪支可抢），目标是驻守三都粮所新仓库和三都区公所里的民兵枪支。抢枪行动以三都“六六”战团（三都“造反大军”的前身）发起。韦思学为公认的总指挥，但是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及周密的部署，参与的人员也没有明确任务和目标。来参加抢枪的都是些平时与组织有联系的三都圩附近村上生产队的青年社员（农民），三都中学的学生组织“新一中”的学生大部分参与了这次行动。
抢枪过程中，民兵开枪反抗。粮库里的民兵退入一间石屋坚守不出，抢枪的人都是赤手空拳，且没有明确的统一指挥，在遭遇反抗后行动终止。
区府里的民兵则在“造反大军”人员未到达前，就抢占了区府旁边的都鲁山，进入事先准备好的工事内向人群开枪。反韦派观点的三都中学英语老师黄绍林，没有参加此次行动，听到枪响后，从三都中学到区府看究竟，在都鲁山下的公路上，被山上的民兵开枪，子弹击穿他的左肩胛，他成为此次事件的唯一的也是三都的武斗中第一个受枪伤的人。
此次抢夺民兵枪支事件中，三都圩的一些群众也主动加入，支持了“造反大军”的行动，但只有“新一中”几个学生在三都街群众的协助下抢得了一个带枪到三都街上来的民兵的一支枪。还有就是边山村一个民兵班的十支七九步枪和一挺捷克式机枪。民兵机枪手李占奇（共产党员）带枪参加了“造反大军”。民兵所给的枪都是没有子弹的空枪，全凭韦思学事先到县城从柳江“联战”那里得到了一箱从武装部抢得的七九子弹，平均每支枪约有二三十发子弹。
抢枪事件后，三都“造反大军”一度占领三都区公所机关，并挟持了三都区武装部长梁祖练。几天后县武装部来人要把梁带走，“造反大军”要以他作为安全保障的人质，不同意放他走。后来因为梁的老婆是三都大河街人，由大河街群众为他说情，并得到他“不许民兵支持联指”的保证后，把他放走了。放走区武装部长梁祖练后，区府里的“造反大军”受到都鲁山上民兵的冷枪射击更为频繁，不得不从区公所撤出，回到三都圩上，以圩东头瀵仓（地名）为据点与联指民兵对峙。
“联指”民兵占领了区府和新仓库，以都鲁山、屯排山为依托，居高临下控制着三都圩进出柳邕公路的出口通道，三都圩处于四面包围之中。“造反大军”与“联指”民兵形成力量悬殊的武装对峙。三都圩的群众每天都受到“联指”民兵的冷枪威胁，还发生了无辜伤亡：三都居民黄继周早起上公共厕所被新仓库民兵开枪打死，另有一黄姓女孩被区府里的民兵开枪打伤臀部。
这时，获释后的区武装部长未遵守诺言，而是领着全区民兵公开站在“联指”的立场上，和“造反大军”对峙。
早在“造反大军”发动抢枪后占领区府的几天里，忻城县大塘区一个复员军人麦启初，从忻城县去柳州途经三都，被三都民兵抓到板元村虐打半死后，扔下都鲁山腰一个天坑溶洞里。后由县武装部来人下坑把死者的尸体捞上来，死者遗体被铁丝捆绑，全身伤痕累累，面部刀痕横七竖八，惨不忍睹。麦启初和柳江县两派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三都文革期间第一个被“联指”民兵抓住后打死的外乡人，无辜者。自此，“联指”民兵草菅人命已成为常态，只要造反大军的人落到他们手里，就只能是九死一生。
第三节 造反派抢枪与民众抢粮
在三都“造反大军”发动抢枪，并占领三都圩与“联指”民兵对峙期间，成团区大荣公社民兵营也公开地连人带枪站到柳江“造反大军”一边，以他们家乡成团区大荣公社雅中村为据点，与“联指”民兵对峙。
12月15日晚，成团区一带农村发生群众自发抢粮的事件，成团粮管所水灵粮仓一个晚上被群众抢光。16日晚，六道、大荣粮仓相继被抢，共抢走粮食310多万斤，油料12000斤，油脂5000多斤。
群众自发抢粮事件爆发时，由于当时相关管理部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抢粮群众没有受到任何强力制止，类似事件迅速向成团周边各地蔓延，洛满区福塘公社等地粮库也相继被抢夺一空。12月18日，抢粮风潮蔓延三都。成团等相邻区、社的群众挑着箩筐，拿着麻袋，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三都，一路上不断有三都本地群众陆续加入抢粮队伍。他们进入三都粮管所新仓库，打开库门，纷纷用各自带来的箩筐、麻袋等盛装谷物运走。三都“造反大军”当时驻在三都街头的瀵仓，瀵仓里只存有花生没有谷物。三都“造反大军”看到没有仓库管理人员或区政府及民兵出面制止抢粮，便自告奋勇以革命组织维护国家财产的名义出面阻止，并有一个回乡避乱的老干部韦彩然（时任柳州水产公司副经理，三都圩人，1949年前是中共柳州地下党领导的“都宜忻解放总队”三都中队中队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压制）出面配合做群众的说服工作后，抢粮群众自动散去，三都粮所得以保全。抢粮风潮平息后，“联指”民兵趁机以看守仓库为由进驻新仓库。新仓库里的粮食也就成了两派对峙期间，供“联指”民兵随意享用的“军”粮。
三都“造反大军”占领的三都瀵仓没有谷米，里面库存的是带壳的花生，被三都“造反大军”则用花生换成大米解决他们的伙食。两派的行为，从法律的角度评价，无疑都属于侵占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但是，由于毛泽东说过要“从大乱达到大治”，并且把分明是大乱的形势说成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负有支左职责和权力的人武部，面对此类有组织的违法乱纪事件，因为对中央高层的态度不明朗而无所适从，没有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也就等同于坐视此类现象的泛滥。
在当时情况下的群众心理，是由于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对老百姓起到了强烈的政治威慑作用。人们都害怕被摊上个“现行反革命罪”，犯事者个人坐牢杀头是一回事，而且将连累整个家庭一生一世的前途和命运。再者对“反革命罪”的罪行界定很模糊，往往因为一句话，一段文字，或者一个动作一个手势，甚至一个表情，就可以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外加还有更为宽泛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只要发现你历史上留下的文字或器物，如军用刀具和枪支，都可以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将人入罪。持有枪支，尤其是抢夺枪支的行为，更属当然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其他的刑事罪名，如抢劫、杀人等，在群众心中都有自我约束的意识，都知道抢劫国家财物是重罪。所以，在三年大饥荒的年代里，尽管一些人被活活饿死之前，知道国家粮库里存有大量的粮食，也没有人敢打主意去偷去抢。抢国家粮库是“抢劫罪”，而且还可以加上“反革命罪”并罚。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炙手可热的江青等文革派肯定的“文攻武卫”口号的纵容和鼓动下，两派武斗频频发生，甚至发展到真枪实弹的相互残杀，也没有被追究罪责。抢枪这样的行为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竟成为革命行动，而两派武斗割据时吃的都是国家粮库的粮食，也没有人管。这种现象无疑在农民群众的心理上起到了误导的作用。而农民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桎梏下，特别是经过几年的大饥荒，粮食一直是农民的命根子。成为农民起早贪黑劳动一生所争取的根本目标。吃饱饭成了农民的最高追求。粮食成了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之间最斤斤计较的东西。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敢动抢夺国家粮库粮食的念头。然而在两派武斗期间，党政机关都处于瘫痪状态，农民的生产也都处于瘫痪状态，农民家庭每年分得的粮食本来就不够维持当年的口粮，断粮断炊一直成为所有人需要面对的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用人去鼓动、号召，自发的群众抢粮便随势而起了。柳江县县志在文革大事记中，对此只有一些表面数据的记载，并没有那些场面的描述。即使是如此简单的记载，恐怕也算是全国的独此一例。其他省份县份在文革中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不得而知。
而三都的群众抢粮事件，由于有三都“造反大军”的出面阻止。加以那个老干部“共产党不会不管，谁抢了都要承担责任的，大庭广众之下做的事情，一个也跑不掉”的一句话，倒是很有成效，最终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给制止了。
同一时期内，同属三都区的里高圩“造反大军”，以覃贵成为头头，共30多人，凭着里高大队民兵的两支七九步枪，外加两支从忻城县大塘派出所抢得的手枪（五四式、五一式各一支），在里高圩与“联指”民兵对峙。
随着柳州市内两派斗争的不断升级，柳江县的两派武斗也越来越频繁、激烈。12月23日，县城两派群众组织上街（圩日）宣传。双方从口头辩论发展到动手打人，再接着用石头打，直到动了刀枪。“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联指”的靖国衡被“造反大军”抓到文化宫后打死。
在同一时期的三都，“联指”派三都中学“617”的6个女生到“造反大军”占领的三都圩上贴大字报，被“造反大军”的人抓到瀵仓据点里，受到审讯和轻微殴打，当天晚上在瀵仓里关押了一个晚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乱抓乱打的行为，在“造反大军”内还是有所顾忌的。第二天，“联指”民兵抓住大路村“造反大军”人员的家属，作为交换条件，双方被抓的人全部释放。
12月24日，县委书记韦日荣和县人武部的韦晨钟等人到成团查看粮所、商店被抢情况，韦日荣被“大军”扣留在成团区府。
12月25日，县城两派到柳州开会谈大联合。31日，柳江两派常委在县城开会谈大联合，因双方争坐左边席位以示自己是“左派”而引起纠纷，协议没有达成。
两派在北京签订的所有协议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大联合只是“造反大军”的一厢情愿。本来在“造反大军”已经主动表达了大联合意愿的情况下，支左部门如果真有诚意，做好两派的工作，广西文化大革命就此圆满收官不是不可能。但是，广西的两派，是以反对韦国清或支持韦国清来划线的，两派的胜负就是韦国清的胜负。韦国清的支持者们对“造反大军”的停止武斗、上缴武器、示好联合等等动作，一概不予理睬。而是继续调动民兵，集结力量，进行围攻歼灭的准备。广西的整体形势就是这样，韦国清的支持者们连一点故作姿态的附和都不屑，而是干脆置之不理，一味地向“造反大军”施加武力威胁，加速形势的不断恶化。
12月27日，成团供销社，六道、大荣供销点被抢劫一空，约损失40余万元。紧随其后的29日晚，三都供销社也被偷抢，三都“造反大军”发现后，派去制止的部分人也参加抢拿东西，导致失火，经以水扑灭后，再度复燃酿成火灾，经全力抢救，未殃及民居，供销社物资除被抢走之外，被火烧得一片狼藉，只剩下部分被烧得残缺不全的物资，被“造反大军”收拾后向群众拍卖，得款9000余元，充作活动经费。这些恶性事件，本属民众的自发行为，无疑地成为“四二二”派“造反大军”一伙的罪行，成为当权派向上汇报的材料。其后的历史证明，三都供销社被偷抢事件的发生，存在供销社内部人员的监守自盗所致，甚至有更深层的阴谋贯穿其中。
1968年2月6日，县城两派谈判达成制止武斗四条协议。这个四条协议和两派代表在北京签订的所有协议一样，不过都是个过场而已。就在这个制止武斗的协议刚在县城达成的第三天，即2月8日（农历正月初十日）的三都区，结乐村青年韦如碧、韦如星结伴从家到三都赶圩，在公路上被“联指”民兵拦截，韦如碧（地主子弟）认为自己没有参与任何派性组织而没有逃跑，被“联指”民兵抓住后，枪杀在路边山脚下。与死者同行的同村青年韦如星是复员军人，因持“造反大军”观点，见“联指”民兵抓人，便朝收过稻的田中逃跑，被几个“联指”民兵开枪追击，追到边山村前，正在边山村里吃饭的“造反大军”覃鸿志开枪阻击，一个追在最前面的民兵被打死。
当晚，“联指”民兵为夺回死者的枪支和尸体，“造反大军”为抢夺死者的枪支，双方在边山村前田野间交战。“联指”民兵二三十人枪，以一挺机枪占据虎山制高点掩护；“造反大军”参战者仅有五人枪，一人在村边掩护，四人分两组出击，双方都向死者所在的田头运动，由黄昏到黑夜在田间短兵相接，“联指”学生一人被“造反大军”人开枪打伤，“造反大军”夺得死者的枪支后，撤出战斗。“联指”民兵也自动撤走。第二天，“联指”民兵通过群众出面谈判，征得“造反大军”同意，由群众徒手前来收尸。
其后，“联指”民兵夜袭瀵仓的“造反大军”，被地雷炸伤。“联指”民兵炮轰三都瀵仓的“造反大军”据点，“造反大军”一人被炸成重伤。
2月10日，县城“联指”在成团龙山大山脚伏击县城“造反大军”，抓得县城“大军”6人。2月13日。经两派谈判同意，在渡村桥交换被抓人员，之前被县城“造反大军”扣留的县委书记韦日荣获释回县。
第四节 柳江县城“二一四”大规模武斗
1967年8月30日，柳江县“联指”武装人员韦宗传在县府大院开枪打死前来制止武斗的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迫于“造反大军”要“联指”交出打死解放军的凶手，“联指”武装人员于当天下午撤离县城。经县人武部做双方的工作，“联指”于9月20日回县。在人武部主持下， 两派开始谈判大联合，9月20日“造反大军”率先向县人武部上交枪支，21日“联指”也将子弹和自制的手雷、长矛、短刀等上交人武部。27日两派通过谈判达成大联合5点协议。大联合的气氛虽然逐渐形成，但双方并未因此失去戒备，县“联指”以“保护国家财产”为由，把本派的泗浪武装民兵“请进”县银行和粮食局，又调本派的黄岭、百朋武装民兵进驻排灌站和县委大楼，明里暗里建立武装据点。“造反大军”上交武器后失去武装，深感受骗，随即也派员下到大荣等地集中本派民兵的武器弹药。双方都因收缴对方的零星武器而发生冲突，矛盾日趋扩大。双方向县城集结武装，县城的气氛日趋紧张。
1967年11月8日，县城“造反大军”到饭店面前写标语，被饭店“联指”人员覃崇武制止和干预，争吵中覃崇武被“造反大军”抓进文化宫。“联指”闻讯组织数百人冲击“造反大军”驻地文化宫，要求释放覃崇武，双方发生石头仗。经县人武部前来制止并做工作后，“造反大军”释放覃崇武。12月15日蚕种场“联指”成员韦秀梅上街贴攻击“造反大军”的大字报，被“造反大军”撕毁，“联指”前去阻拦，双方发生斗殴。“大军”把“联指”一人抓到武装部“说理”。12月23日“联指”组织队伍上街宣传，布置大量人员埋伏在周围，暗藏短棍、铁器以应付突然事变。当“联指”的宣传队对“造反大军”进行攻击性宣传时，“造反大军”前去质问和辩论，双方发生斗殴，并在十字路口开展石头仗。由于“联指”事先有准备，加之人多势众，“造反大军”伤14人，“联指”伤4人。当文化宫里的“造反大军”赶来增援时，“联指”已撤离。“造反大军”队伍从县食品公司经过时，发现该公司干部、“联指”观点的靖国衡在办公室里，“造反大军”以靖国衡是污蔑攻击自己一派的“08号”观察员为由，把靖国衡抓进文化宫。下午4时，刚从学校分配来的“造反大军”观点的龙汉岭林场技术干部韦贵传在未建成的百货商店阳台上玩时，被“联指”开枪击中，从阳台上掉下当场死亡。文化宫里的“造反大军”胡兆刚等人闻讯拿来担架准备抬走抢救，但刚走出文化宫大门，胡兆刚又被“联指”从老法院射来的子弹击中死亡。靖国衡被抓进文化宫，在审问中被打伤，后放在阳台上受冻，24日早上死亡。从此县城武斗从拳打脚踢升级到真枪实弹，从打伤人升级到打死人。
11月22日，泗浪大队“联指”武装袭击进德“造反大军”，进德“造反大军”4人被打伤，“造反大军”头头熊国芳等2人被抓，23日县城“造反大军”声援进德“造反大军”，并发表“一一·二二”声明要“以血还血”，要求立即释放熊国芳等2人。当天中午12时进德“造反大军”到县武装部静坐，要求县人武部收缴泗浪民兵的枪支，立即释放被抓走的熊国芳等2人，立即交出“一一·二二”事件主谋和凶手。由于人武部没有立即答应上述要求，24日静坐人员增多，各区“造反大军”相继声援进德“造反大军”静坐，外地“造反大军”并为静坐人员进行慰问演出。当日进德“造反大军”抓走“联指”2人，随后经人武部做工作，双方释放被抓人员。12月5日结束静坐。
12月14日“联指”在排灌站据点拦截柳州“造反大军”路过汽车一辆，汽车翻下河，车上3人被抓。12月16日泗浪大队武装人员韦有干被进德“造反大军”抓走。12月21日柳州“联指”一人在塘头被“造反大军”抓走。12月21日县城“造反大军”和“联指‘百万雄师’”发生武斗，“百万雄师”的韦仁辉中弹受伤。12月29日韦仁辉因伤重医治无效死亡，遗体运回县城，“联指”在农历年初一为韦仁辉开追悼会，连日播放哀乐，并发表要为韦仁辉报仇的声明。双方加紧备战，整个县城笼罩在战斗气氛之中。
1968年2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县文化宫里的“造反大军”正在开饭，炊事员韦柳生在食堂前面的地坪上，被“联指”从税务局方向射来的子弹击中死亡。由于韦柳生为人诚实和蔼，工作勤恳踏实，深受大家喜爱，突然无辜被“联指”开枪打死，人人痛哭流涕，发誓要为韦柳生报仇。当即“大军”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攻打“联指”，并派出韦云哉去柳州找“造反大军”头头董凤英求援，又派人去成团、福塘等地要各地“造反大军”派兵增援。柳州“造反大军”来了一百多人枪，成团“造反大军”来了20余人枪，龙怀“造反大军”来了十多人枪，建都“大军”来一百多人只有十多支枪。13日“造反大军”召开常委会，参加常委会的有罗乐民、韦云哉、潘国居、覃应勋、黄建贵和柳州的董凤英等人。会议决定分兵三路攻打“联指”据点，第一路攻打“联指”的县委、人委据点，由柳州“大军”主攻，约100人，由刘嗣元带路；第二路攻打“联指”的交通大楼据点，由“联战”主攻，约20人，韦云哉指挥；第三路攻打新华书店，由拉堡“工总”主攻，指挥员黄建贵，有30人。
2月14日凌晨4点，韦云哉带领的第二路首先攻打交通大楼，遇上电网，放了一个炸药包，炸塌一个墙角，“联指”杨秀禄当场被炸死。“造反大军”攻击不下，撤离战斗。第三路攻打新华书店，“造反大军”又放一个炸药包，炸死“联指”赵文全，活捉练春发等3人，新华书店被攻下。接着“造反大军”冲进监狱抢枪，大部分枪支没有枪机，得了不少子弹。“联指”组织兵力从供电所方向压过来，混乱中人武部科长莫英被手榴弹炸死。“造反大军”撤离并驻守拉堡街工总据点。
当日下午柳州“造反大军”抢得枪后就要回柳州，因分枪不匀发生内讧，县“造反大军”副总指挥韦云哉抱着炸药包冲进人群，威胁不放下武器就同归于尽，扬言“宁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不愿死在‘联指’的枪口上”。柳州“造反大军”只好放下武器，开会协商武器的分配和继续留下坚持战斗的问题。
2月14日武斗打响后，“联指”指挥王文彬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向柳州、百朋“联指”求援。由于柳州“地专联司”主力已去融安支援武斗，当天“地专联司”沈善泽等人只带领一百多人来柳江援助，并进监狱抢枪和子弹，15日下午返回柳州。16日支援融安武斗的柳州人员回来后立即来柳江支援。
百朋方面“联指”常委韦祖利带领一些武装人员乘车行到龙山大山脚时被成团“造反大军”伏击，汽车被炸，韦有英和孙荣福二人被打死，司机陆喜才、干部林新文等3人被打伤。百朋“联指”武装人员到县后进驻水电局据点。2月15日，县城“造反大军”攻打“联指”税务局据点，用炸药包炸开一个缺口，“联指”唐定富受伤，“大军”攻进税务局和银行宿舍。“造反大军”为防“联指”再度占领未建成的新百货大楼、居高临下威胁文化宫，于15日中午将百货大楼炸塌。15日下午“大军”被打死一人，天黑时“大军”从银行宿舍和税务局撤走。2月16日早上，县“联指”进驻银行宿舍和税务局等据点。2月16日下午，柳州“联指”500余人乘汽车增援柳江“联指”，带来一个机枪连、两门三七战防炮，带队的有汽车制造厂姚炳棋、五建公司张林、柳州钢铁厂蒙志恒、柳州空压机厂金科长、柳州拖拉机厂史老头、“地专联司”吴希义、沈善泽。晚上在县工会开会研究，决定分兵三路向“造反大军”外围据点的柳江中学、拉堡老街、商业宿舍、糖包厂等外围据点进攻。（图为在文革武斗炮火中幸存的柳江县人民文化宫。浩劫过后，当地曾经有过拆除该建筑的动议，因受到众多老干部和群众的反对而作罢。现为天逸国际影城以及老人们的活动中心。）
17日凌晨刘尚扬炮楼首先被“联指”炸塌，中午“联指”分三路同时向“造反大军”驻地发起攻击，整个战斗在和睦村、拉堡中学、小学一带激烈进行。“造反大军”韦云哉带领小分队四处出击，“联指”因地形不熟，进攻受挫。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4时左右，柳州“联指”带队的空压机厂金科长等6人被打死，伤3人。随后三天“联指”处理后事休整，调兵遣将等待柳州增兵。
2月19日，柳州又增派柳钢、柳州财贸、西峨、柳城等“联指”武装近千人支援柳江。2月20日“联指”在县工会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决定攻打县城“造反大军”中心据点文化宫。
2月21日双方战斗仍激烈进行，“联指”晏进华在湖南街口被打死，晚上各路队伍进入阵地准备进攻。这时县武装部派人通知“联指”前线指挥部，说柳州“造反大军”已全部撤走，各区“大军”已先后回去，文化宫只剩下“联战”红卫兵几十人，希望“联指”考虑攻击。“联指”前线指挥部决定把布置在文化宫后面从印刷厂向文化宫进攻的柳钢连撤回公交大楼，正面用三七战防炮对准文化宫轰击。何国祥、杨达兴又在人委食堂后面指挥曾奇用自造的土炮向文化宫攻击，2月22日战斗继续，晚上第四路人员从百货门市部向文化宫南楼发起进攻，用炸药包炸开文化宫围墙和炸塌文化宫南楼的一个角，为进攻文化宫打开缺口。
文化宫里的“造反大军”经过分析，认为“联指”人多装备优良，自己实力不足，因此于“联指”大举进攻之前的23日凌晨2点左右从文化宫全部撤退。撤退时“大军”名叫肥仔（后已死）的红卫兵把21日抓到的“联指”卫生兵、县医院护士黄丽打死在文化宫后楼。2月23日天亮“联指”占领文化宫。
县城“造反大军”从文化宫撤出后，于2月25日转移到三都。
这就是该县“二一四”大规模武斗的简况。据不完全统计，武斗十天时间里，双方集中武装人员和后勤人员2000余人，生活开支近十万元，双方在武斗中打死23人，重伤6人，人武部被炸死一人，炸毁公私房屋7间，损失国家物资约20万元。武斗过后，柳江县城“造反大军”被迫离开柳江，及至县内各区“造反大军”陆续被赶出柳江县，县内形成“联指”一派独大局面。1968年4月27日由“联指”一派掌权的县革委会成立后，把“二一四”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造反大军”组织作为反革命组织对待。
第五章 自治区革筹对反韦派群众组织的军事围剿
第一节 广西解决“派斗”的原则方针
继柳江县城的“造反大军”被赶出县城后的同月28日，在柳江县三都区里高圩，发生了影响全广西文革走向、动用军队“解决”问题的标志性事件。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的3月7日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谈到融安和凤山问题时说“可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看看需要多少部队”。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2月29日命令6984部队派24辆卡车全副武装人员，到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缴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
所谓“里高办法”形成于1968年2月28日发生的“里高事件”。据里高“造反大军”头头覃贵成就“里高事件”全过程作了如下叙述，虽与《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存在局部细节上的出入，其总体脉络是清晰客观的。该事件所包含的政治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
覃贵成说：我们里高“造反大军”基本上是由里高圩上的青年人组成的。有1965年下乡插队的“插青”（文革前知青——笔者注）和在校的中小学生，还有生产队的历届回乡青年，大队的支书韦以松也和我们一边（派）的。我们的组织从成立到两派武斗，只有本大队民兵的两杆七九步枪。后来，我们去忻城县大塘派出所抢得了一把五一式和一把五四式手枪。其间三都圩韦洪平拿一把坏的驳壳枪给我们修，修好了就留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全部武装就这些。我们被解放军围剿的经过，是1968年2月28日下午大约两点，从大塘方向开过来两辆军车，车门上印有‘一○四部队’的字样。车到里高圩边的公路上停了下来。我们当时正在街边，看到有军车停在路边，我们一帮人就跑过去看，见车上装的是药品，而我们组织里的覃祖宽头天正好因为玩枪走火，被伤了手，正愁没有药，我就出面问车上的解放军要一些消炎药，而车上又正好装有消炎药“西林油”，但是解放军不给。我们就决定抢要。我爬上驾驶室，把那个驾驶员拉下来，那驾驶员也不反抗，任由我把车开回到街上的税务所门口停下，我们的人把车上的药卸下来，放在税务所里，一共是八箱药。当时在车上跟来的有一个戴眼镜的军官模样的解放军，见我们卸完车上的药了，他也就下了车，跟着我们进到屋里，我们招呼他坐在一旁。当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说他肚子饿了，我叫人买来一只鸡杀了招待他。他对我们一直很和气也很配合。我们抢了药过后没多久，又来了两辆车，载有大约一个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一色的五四式冲锋枪，说是要收回我们所抢的药品。当时我们的人也都全部在路边跟他们对峙着进行辩论。不一会儿，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轻而易举地，就把所有解放军的枪全都抢到手后，全都回到街上去了。听参加抢枪的人说，根本不是抢，那些解放军都很配合，我们一动手，他们就主动地把枪和子弹袋等装备，从身上摘下来给了我们。有些人还猜测说，这帮解放军大概是支持我们“四二二”的6984部队的吧？当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解放军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就朝大塘方向开车走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回哪里去。当天晚上，那个戴着眼镜的军官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到了第二天（29日）清早起来，我们发现整个里高圩都被解放军大部队包围了。据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因为找错了地方，跑过里高到长洞去了，天亮了才从长洞赶回来把里高包围起来的。当时我们一个叫周丛生的人在路边被八个解放军摁在地下，我跑过去把他们拉开，想把周丛生救起来，结果那些解放军就把我也一起抓起来，这时那个戴眼镜的军官过来把那些解放军叫开，帮我把周丛生拉了出来，他还示意让我赶快跑。我们就从拉仁那边朝大塘圩（大塘圩是邻县忻城县的一个区政府所在地，是柳州联结南宁、河池交通的三岔路口上）方向跑。我们跑到大塘后才知道，大塘早在28号之前就已经被“联指”民兵全部包围，因为有解放军来了，他们才不敢发起进攻。“联指”民兵把大塘周边的山头全都占领了，要是没有解放军，大塘“造反大军”早被消灭了。我们到达大塘的时候，还准备进到大塘街上去找大塘“造反大军”的人，却被那些解放军拦住不让我们过去，他们用喇叭阻止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不要再往前去了，前面是你们的敌对组织。”当“联指”民兵在山头向我们开枪的时候，解放军就用机枪向他们鸣枪警告。据大塘的人说，28日我们抢的那车药和枪，是解放军给我们下的套子，本来他们想通知我们不要抢，已经来不及了。我们进不了大塘，当天晚上就连夜赶回里高。3月1日，我们回到里高，解放军大部队也跟着到了里高，把里高团团围住，逼着我们把所抢的枪全部交了，才把我们29号被他们抓到大塘去的人放了，只把周仁生、周南（周仁生他叔，原国民党宪兵，“联指”说他是我们的后台）、梁云飞，还有韦以松等四人，抓到柳州送柳城县关押。 这就是“里高事件”的全过程。
至于《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的抓了60多人押解到柳州关押一事，据覃贵成说，只知道里高“造反大军”有以上4人被押往柳州，后来转送柳城县监狱关押。其他人应该是忻城县大塘“造反大军”的人，但是一共多少人却无法查证。据亲历者所回忆，当时来到里高圩的解放军，装着药品的军车车门上印有104部队字样。而在里高被抢枪的部队番号并不明了，当时里高“造反大军”所抢得的都是五四式冲锋枪，后来包围里高收缴枪支的部队装备的也全部是五四式冲锋枪，所以他们一直认为那支部队是刚从越南回国的6886部队。这些部队都是从大塘过来的。大塘“造反大军”先于里高“造反大军”被包围，却几乎同于3月1日被解放军缴械抓人。大塘“造反大军”和里高“造反大军”分属忻城县和柳江县。作为同一观点同一派别的两个组织，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的统一策划下派出的解放军部队于同一天解决了，至此不复存在。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所记载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派6984部队到柳江县的里高圩解决里高“造反大军”的问题。而据里高事件的亲历者的记忆，却是6886部队所为。其中有何玄机无从证实。至于6984部队和6886部队在当时广西两派斗争中，都负有支左的责任和权利，6984部队是支持“四二二”的，6886部队是支持“联指”的，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由于6984部队“支持四二二”的立场，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调走，以图削弱广西“四二二”获得军方的支持。广西当局的此一意图，曾经引起“四二二”派的抗议，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件。而6886是柳州驻军中支持“联指”最坚决的部队，他们曾教授柳州“联指”使用小炸药包抛送大炸药包的办法，轰炸柳州“造反大军”据点。
两派群众组织背后军方势力的斗争既是公开的，又都是平常百姓所不能知道的军事秘密。即使是在后来的“处遗”工作中，作为“军事秘密”，由于广西一直处于坚持“两个凡是”外加广西“一个凡是”，且一直在韦国清权力羽翼下的一派掌权，就算是处遗工作组也很难接近事件的真相。“里高事件”中还有多少秘密，多少真相被刻意隐瞒？人们无从得知。
第二节 缺乏史实记载的“里高事件”
里高“造反大军”不是因为有什么惊天壮举而得以载入史册，反倒是因为其覆灭而留名。因为该组织的覆灭是广西最高当局——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重大决策结果。导致里高“造反大军”覆灭的“里高事件”曾经被称为“里高圩的办法”，并以此办法为范本，确立了动用军队解决“派斗”的“原则方针”。
但是，在广西文革史上，并没有找到关于“里高事件”的专项记述。笔者遍查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当代广西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宋永毅先生在美国主编出版的《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以及《柳州地区文革“大事记”“大事件”》《柳江县志“大事记”“大事件”》《柳江县“处遗”资料》等相关档案资料，都找不到有关“里高事件”的完整记载。只是在《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第212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72页以及《柳江县文革大事记》中，有寥寥数语的一笔带过。严格说来，这些记叙够不上完整的表达，让人看起来不得要领。这让读者感觉到其中似乎有一种刻意的隐瞒或回避。
那些在这个事件中被抓被关的人，在文革后期又糊里糊涂地放了回来，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有罪或者无罪的定论。尤其是那些受此事件的牵连而惨遭屠戮的无辜者，也都是糊里糊涂地死了，他们的家人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张内容和格式都一样的所谓“非正常死亡结论证书”或“平反证书”。而这些证书的内容语焉不详，还都把责任推给了对事件毫不知情的林彪、“四人帮”。
里高“造反大军”不是在武斗中被对立派“联指”所消灭，而是在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直接决策和指挥下，动用部队武装剿灭的。这在广西是首例，也是全国首例。
文革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高“造反大军”的覆灭，曾经影响了整个广西文革运动的进程和走向，笔者对此事件早就心存诸多疑惑，曾试图探寻事件个中奥秘，还历史以真相。但是，遍查所有可能得到的相关文字记载，始终未能如愿，只能让“里高事件”的起因及其策划过程的真相付之阙如。事情过去已经50多年，当年亲历那个事件的人多已作古，当年有幸如笔者得沾文化大革命之“光”的“红小兵”们，也都已经年届古稀，再过些年，想再找一个“里高事件”的亲历者，恐怕就更难了！此时，笔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寻访该事件的亲历者，求得对整个事件的形成过程有个粗略的了解，能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做个大概的还原，为后来者们留下一缕线索。但求通过笔者所为，能对广西文革史的研究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第三节 里高圩“造反大军”
在柳江县三都区出现两派斗争后，同属反韦派观点的组织有：三都“六六战团”，三都中学的“柳江新一中”两个组织，里高圩则有个“血战南疆”和里高“农总”两个组织。四个组织虽同观点，但互不相属，各自独立。后来两派发展到武斗割据时，三都的“六六战团”与“柳江新一中”合并后统称“三都造反大军”。里高圩的两个反韦派组织仍然游离其外，自成一统。里高圩没有两派组织的割据和对垒，也不存在据点，同派的两个组织只是相互呼应和协作。
里高“造反大军”中，里高“农总”的人大多都是圩上生产队的农民。参加组织的人员，大多都是成年人，要挣工分养家糊口，不可能停工停产闹革命。但是那年头政治第一，且农村历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农民也要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各行各业都成立群众组织的时候，街上生产队的农民也就凑合了起来，打起了“农民造反总司令部”的旗号，简称“农总”，也要表现一下农民紧跟毛主席参加革命和造反。但是，他们只能是个业余团体，除了饭后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着各自听来的关于文革的小道消息，别无其他作为。
里高“血战南疆”与“农总”不一样，“血战南疆”都是一些十多二十岁的青少年，尤其是一些家里是非农业户口的，他们的父母原来都是生意人、手艺人，组织起来就成了一个集体单位，叫工商联社。他们有国家定量供应的口粮，父母在工商联社工作，尽管所得工资微乎其微，但是一家人购粮证里的口粮指标，国家牌价不到一角钱一斤的米，家里还是买得起的。小学中学毕业后没有书读的，都在1965年被组织起来下放到乡村生产队插队，成了“知识青年”。文革开始后，城市里的知青都回到城里去参加文革，里高圩的知青也一样都回了里高圩家里来，参加了本地的文化大革命，以图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争回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既不乐意被赶到乡村生产队去当“知识青年”、去当农民，但他们又不能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只寄希望于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表现自己，争取因此而改变命运。他们与还在读书的在校学生一起成立了“血战南疆”，成为里高圩上文革的先锋力量。到了柳江县也出现支韦派和反韦派的分化时，“血战南疆”和“农总”就一起选择了反韦派的观点和立场。
三都区支韦派只在三都中学里，有一个在文革初期由文革领导小组发起组织的学生红卫兵组织“617战斗队”。后来出现两派斗争时，他们自然也就像城市里机关单位中的“赤卫队”一样，自认为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守护者、接班人，一切服从于上级，跟着当地的权势部门选择了支韦派的立场，名称也就自然转化为柳江县联指“三都617战斗队”了。除此外，三都农民没有专门的支韦派组织，他们都听命于正统的权力部门。而当时的权力部门就是“文革领导小组”，而各级“文革领导小组”又都是听命于各级党支部书记。在三都区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绝大多数都属支韦派观点，单位就是他们的组织。有个别持反韦派观点的，在单位里也就成了少数派被孤立起来。
韦国清当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广西军区政委，是广西党政军一把手。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广西从上到下各级大小干部许多都选择追随韦国清，是很自然的。韦国清代表党、代表政府，他们自认为应当维护党的领导，服从政府的领导。他们很清楚，保住了韦国清，就是保住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更何况在出现“支韦”和“反韦”两派斗争时，韦国清照样得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信任，被委派为广西军管小组组长、广西壮族自治区革筹小组组长，表明韦国清在毛主席、党中央眼里的权力和地位是稳定的。所以，支韦派就更认为韦国清就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保韦国清就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就是革命派。
支韦派在农村中的基础力量是民兵。民兵是政权在农村中所依赖的力量、专政的工具。他们相对于普通民众具有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对那些被专政的对象来说。
近乎赤手空拳的里高“造反大军”，随时处于周边乡村民兵的包围之中。他们没有能力挑起武斗，更不可能想过要通过武力去夺取共产党的政权。至于搞什么批判、夺权的斗争，省（自治区）里、县里的“走资派”也轮不到他们去揪斗、去夺权。本公社的支部书记韦以松是里高圩上人，和他们一个观点，站在他们一边，连圩上最小的“当权派”——生产队长，也都是他们一派的。那些一直被管制的，本圩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早就被管制得服服帖帖，更不敢与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对。他们想找一个斗争的对象都没有。“打倒韦国清”这样的口号，绝对不是他们自己能喊得出来的，他们不过是出于自己的判断而拾人牙慧而已，他们认为喊这个口号是对的，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覆灭的命运竟然在一夜之间最先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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