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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六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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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11月30日第260期
本期目录
〖庞国义专辑〗
大事记
庞国义 重庆大学文革前期大事记略（1966年5月～196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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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重庆大学文革前期大事记略
（1966年5月～1969年4月）
庞国义 编撰
《昨天》编者按：这是从编撰者多年辛苦完成的《重庆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0万多字原稿中节选的部分内容，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补充。
编撰者庞国义（右图为近照），1948年3月生于重庆市石桥铺。文革爆发时在重庆二中读高中二年级，曾由老师安排参加学校东方红战斗团(属重庆市保守组织赤卫军系列)任一般成员，该组织垮台后成为对文革历史冷静旁观的逍遥派。曾在《炎黄春秋》《老照片》《龙门阵》等杂志发表过有关文革的文章多篇，并在《昨天》发表了《武斗硝烟中的石桥铺场口》（第18期，2013年6月30日）、《文革初期重庆的抄家成果展览》（第24期，2013年10月30日）、《我的非典型“保皇派”经历》（第30期，2014年2月28日）、《文革战争亲历者的可贵反思——读李正权〈青春从文革战火走过〉》（第39期，2014年9月30日）、《文革中几次目睹武斗死难者》（第48期，2015年3月30日）、《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史无前例的重庆大武斗》（第105期，2018年1月30日）、《重庆文革中著名的“八八海战”》（第140期，2019年10月30日）、《重庆市北碚区抄家物资的管理和早期退还片断》（第155期，2020年6月30日），整理的李贞庆口述《从文革亲历者到文物收藏者》（第181期，2021年7月30日）和录入的文革资料《文革中清理外出人员所借钱粮物的两份文件》（第20期，2013年8月30日）、《一个痛失爱子的父亲的日记》（第35期，2014年6月30日）、《文革中重庆市两份更改地名通知》（第49期，2015年4月30日）、《一个中专学生对武斗与“现反”言论的交代》（第57期，2015年9月30日）、《重庆大学〈8·15战报〉目录》（第68期，2016年4月30日）、《1972年8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精神传达报告——周怀瑾工作笔记选》（第78期，2016年10月30日）、《学习班里批“黑手”——周怀瑾工作笔记摘选》（第82期，2016年12月30日）等，并曾热心参与《昨天》的义务校对工作。
编撰者说明
一、本大事记记载文革前期重庆大学及与该校相关的事件、人物及言论。
二、本大事记的编撰工作得到黄顺义、何蜀、胡启等先生的鼎力相助，并获得黄肇炎、叶晓荣、查正理等重大老校友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周孜仁、郑志胜、邹世友、徐光明、蓝允恭等重大老校友提供的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三、望读者特别是当年的亲历者尽量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1966年
5月4日 在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统一部署下，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在全校大会上做批判“三家村”的动员报告。全校师生员工纷纷写出大字报和召开声讨“三家村”的大小会。
5月13日 遵照上级指示，重大成立了由郑思群、刘玉元（党委副书记）、岳崇兴（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玉山（校人事处处长）、邓时泽（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五人组成的党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邓时泽兼办公室主任。
5月25日 《重庆日报》在《本市工农兵口诛笔伐怒斥邓拓黑帮滔天罪行》的报道中，摘登了重庆大学无线电系一年级学生曹鸿英（注：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侄女）“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实行‘霸道’，决不能施‘仁政’”的发言。
5月下旬 校党委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说：“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市都要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二个影响较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大学也要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重大师生员工议论纷纷，大字报的批判矛头开始指向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
6月4日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重大举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并写出大量大字报坚决拥护中央决定。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副书记刘玉元传达省市委的紧急指示，要求紧跟形势，打破旧框框，放手发动群众，横扫牛鬼蛇神，立即掀起文化大革命新高潮。
6月8日 市委派出以张种玉（市委候补委员、重庆市四清工作总团团长）为组长，张海亭（市计委党组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重大，协助党委领导运动。工作组强调“重大不是北大，重大党委的主流是好的”，同时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问题不划框框，不只限于“牛鬼蛇神”，任何人的问题都可以揭发。出现师生写大字报高潮，一周内被点名的党委成员和部、处、系领导干部、正副教授如金锡如（副校长、机械专家、教授）、笪远伦（锅炉专家、热工学二级教授）等达170多人。机械系学生会主席梁经权等20多名党团员贴出大字报要求把机械系年事已高、多年不上课的老教授林宇修、雷闻宇等揪出来示众（所揭发多是历史问题）。还出现学生及教职工之间用大字报相互攻击的混乱情况。
6月11日 当天张贴大字报3600多张。深夜11点，郑思群从成都参加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后返回重大并连夜召开干部会议。
6月12日 郑思群主持召集党委和系、处干部开会，指出，运动要搞，正常的工作和教育秩序也要维持，要大家“稳定两三天，引导群众好好学习”，“做到革命秩序更好一点”。会后，各系、处党总支采取措施，把办公室周围的大字报转移到指定地点张贴。出现了“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大字报和标语。
△冶金系党总支委员、讲师胡新，撕掉张贴在冶金系五舍有关他本人内容的大字报，被学生发现，引发辩论。各系贴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大字报增多。因家贫曾获得郑思群赠鞋的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学生郑志胜与同学陶森林一道挂出大标语：“誓死捍卫校党委的绝对领导！”揭发“问题”的大字报锐减。
6月15日 重庆市委召开大专院校会议，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公开批评了郑思群，提出党委委员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要郑思群开大会向大家承认错误，向市委作书面检讨。
6月16日 郑思群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作公开检查。各系总支也分别召开群众大会作检查。当晚无线电系党总支向群众作检查，一些同学揭发系党总支召开黑会布置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要求一年级辅导员刘××交出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工作组无法控制会场局面，匆忙宣布大会结束。
6月17日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注：当时宣传部无部长，副部长主持工作）专程来校，向正在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重庆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再由校党委领导，改由市委工作组领导。希望广大师生继续帮助揭发党委问题，对给校党委提意见而遭围攻的师生提出鼓励和表扬。
△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中共预备党员）与四名学生干部一道贴出《以郑思群为首的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的大字报，佘国华在学生宿舍三岔路口发表批郑思群的演说遭围攻，要他拿出具体材料。佘谎称48小时内有“钢鞭材料”后逃离。
6月18日 各系分别传达市委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决定，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下午，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报告，其中说到“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当晚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吸收非团员学生参加），由团总支书记高天万传达市委工作组张副组长的报告。部分学生递条子提出问题请工作组成员解答，有学生要上台发言遭拒绝。工作组成员离开后，几名学生自行主持会场，学生们排着长队上台发言，对工作组的报告和一些做法进行批判，认为工作组与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学生，都是黑帮，必须通通打倒、赶走，由学生自己闹革命。会议结束后学生们在校内列队游行，高呼“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揭穿校党委的大阴谋、大骗局”“打倒市委工作组，成立革命学生代表委员会”等口号。后来在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大会上黄顺义代表重大八一五总团所作的长篇发言中，对“6·18”事件的总结是：“我校六月十八日前工作组长在一个报告中对革命同学施加压力，大放其毒，硬把郑思群的问题说成是认识问题。我们认为郑思群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与他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分不开的，是立场观点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完全不同意工作组的报告，起来造他们的反！”
6月19日 校内出现《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暴乱》等大字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与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副组长张海亭召集组员开会，要求“扎住阵脚，不要让事态继续发展”。同时决定：①前后门要堵住，不要让群众上街；②武装部的枪支转移（注：此举使1967年7、8月搞武斗的学生没有在校武装部弄到一枪一弹）；③通知邮电局不要为重大学生拍发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同时，设法搞到“6·18会议”的录音，作为抓反革命的证据。
△清晨在学生到食堂的必经之路旁出现吴庆举（机械系67级、校乐队队长）、周孜仁（电机系66级、校美术队队长）等数十人签名的大字报《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质疑佘国华拿不出“钢鞭材料”背后定有阴谋。
△晚，工作组及党委成员在团结广场开会批斗“6·18事件”参与者，出现学校一部分工人围攻学生现象。
△徐光明（无线电系三年级学生）上成都向西南局、省委反映学校文革情况，被公安局派人跟踪，火车到成都后被成都站派出所扣留盘查。后由省高教局买火车票将其送回重庆。
6月21日 在工作组召开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宣布：鉴于郑思群的错误已经给重庆大学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良后果，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决定郑思群同志停职检查，并决定派余跃泽同志带领工作组领导重庆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余跃泽（重庆市副市长）为组长，钟池（五十四军副政委）、崔成礼（团市委书记）为副组长的第二个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成员共计280多人，其中军队干部60多人。
△崔成礼安排在无线电系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强调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要求对“6·18事件”活跃分子排名单，并肯定其中有坏人。
6月22日 《重庆日报》和《四川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坚决支持广大师生开展文化大革命，决不允许压抑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导语，刊登了中共重庆市委决定郑思群同志停职检查的消息，公开点名批判郑思群，相继被点名批判的还有“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漏网右派”校团委书记刘稚民。
6月23日 工作组组长余跃泽在松林坡礼堂的干部会上强调，“重大的问题是严重的，有很多问题是触目惊心的。我这次来就是摸郑老虎（指郑思群）的屁股的。”工作组副组长崔成礼在动力系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专门揪郑思群这伙黑帮的。”重大校园出现大批揭发郑思群和校党委的大字报，至月底已达数万张。
△无线电系工作组对一天贴出200多张大字报的四年级4班提出表扬，认为该班揭露校党委揭得好，引导学生揭郑思群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以资产阶级老爷态度对待群众运动，二是包庇坏人，没有看到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
6月24日 《重庆日报》报道，重庆市委的决定大大鼓舞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斗志，对郑思群同志压抑革命群众运动的错误言行提出严厉批判。在渝各大专院校师生满怀革命激情，赶写大字报，对准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6月25日 《重庆日报》报道，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重大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继续深入揭发郑思群同志的错误言行。
△下午，无线电系召开党团员大会，系工作组副组长黄启璪作报告指出，揭发校党委的问题还没有完，重大的问题还很多。有人挑拨同学对工作组的关系，把水搅浑。提出要紧紧依靠革命左派，团结95%以上的群众，在工作组直接领导下，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6月底 徐光明从西南局告状回来，揭露他沿途受到的迫害。崔成礼派人调查徐的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余跃泽派人与徐的家乡叙永县委电话联系，要县委将调查结果告知。何正清在听取了汇报后说：“学校将来总要清理千分之二，徐光明不是右派学生是什么？”
△工作组在冶金系和无线电系成立大字报组，组织“左派”学生收集情况，特别留意徐光明、潘中明、卿云康等人写的大字报，准备“秋后算账”。
6月下旬 师生中的党员和工作组中的党员集中在学校小礼堂学习，听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7月初 市委密令市公安局把徐光明列为“专案侦办”，对其进行秘密监视。
7月4日 余跃泽在风雨操场作长篇报告，归纳了学校党委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二是对政治挂帅，又红又专的问题；三是一贯违背党的阶级路线，打击排斥工农干部和学生；四是提拔重用邓时泽、刘稚民，对宋殿宾（原党委副书记）的问题长期不解决而是调出去了事；五是把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捧上了天。余跃泽说，最近有的大字报放毒，我们没有制止，怕影响揭发问题，但大家要注意。目前“参考消息”很多（来自别的大学），有很多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轻信。最高指示是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社论。前北京市委是烂了的，重庆市委是坚决贯彻党的方针的，在前一个时期就挖了牛鬼蛇神，而且数量很大，现在我们还在与这些牛鬼蛇神作斗争。
△余跃泽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秘密会议，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他不是什么托派，而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市委的好班长，是经过全国七千人大会考验的。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
7月6日 《重庆日报》转载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中央文革小组穆欣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该文点名批判中宣部负责人周扬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曾在30年代“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任白戈被《红旗》杂志点名在重庆引起震动，重大师生议论纷纷。余跃泽指示工作组成员对同学们讲“那是三十年代的事”，崔成礼说，揭发任白戈的问题“是号召一切牛鬼蛇神起来向党进攻” 。
7月7日 从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些老教师口中传出：任白戈是大叛徒、大托派、国民党战犯叶青（原名任卓宣）的弟弟，更加激起学生们对任白戈的怀疑，不断有学生到图书馆查阅《重庆日报》上任白戈以往的文章，寻找其“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工作组借“上级指示”下令封闭校图书馆资料，凡要查1963年以前的报纸杂志，需经过工作组批准。重大学生揭发批判任白戈和工作组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且多贴在学生宿舍的九舍一带，余跃泽等人称该地段为“西安”；而称工作组控制的团结广场一带为“延安”。
△工作组接待室主任孟凡钧对来访的15位同学说：“这几天，我们接待了三四百人，就是这当中有牛鬼蛇神，看他的脸色，一眼就看得出来……也许在座的就可能有。”使部分学生对批判任白戈产生恐惧感。
7月8日 校内出现大量针对任白戈的大字报，认定任白戈不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些大字报逐条批驳余跃泽对任白戈的评价，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打包票、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党中央的行为。有学生将这些大字报重抄一份贴到市委大院，甚至送到成都，贴到省委、西南局机关。
7月9日 电机系二年级李西平、罗光维、张国华、刘幸生、邓祖善、代荣贵等六学生写出《〈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是一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该文（给重庆市文艺干部和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报告）并寄给《重庆日报》。该报总编辑袁明阮、市委宣传部副处长王庸两次到重大与工作组密商，认为该篇稿子抓的材料很扎实，问题也提得尖锐，写得也不错，但因涉及市委第一书记，报社很不好处理。最后决定做好写稿的几位同学的思想工作，不在报上刊登（注：此文后来刊登在1967年6月3日《8·15战报》第24期上）。
7月上旬 动力系工作组组长骆怀丰（部队干部）在全系师生员工动员大会上说：“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不管任白戈的问题，市委的问题，工作组的问题，都可以揭发。”骆怀丰立即被校工作组调整了工作。余跃泽在后来召开的一些会上强调：任白戈同志的错误是三十年代的事了，当时还年轻，不到30岁。周扬是他的上级，代表党的，叫他写文章他就写了。解放后在重庆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困难时期是顶住了的，能顾全大局。他的错误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重犯，现在看来任白戈同志是值得信赖的。
△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学生贴出《反帝必反修》（即要揪校党委黑帮必须搬掉工作组这个绊脚石）、《论党的领导》《任白戈的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批判》《混世魔王余跃泽》等悚动全校的大字报。
7月11日 无线电系工作组副组长黄启璪在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上讲话说：自6月21日辛（易之）书记讲话以后，学校形势发展很快。余市长的报告后，揭发问题的盖子更加揭开了，大字报的质量越来越高。她推荐介绍了五年级2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后指出，有同学说工作组安排上午学习是在划框框，我们要警惕极个别人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7月14日 连续几天，一部分学生贴出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甚至提出工作组与校党委穿连裆裤，搞阴谋。以熊代富（冶金系69级炼钢专业二班）为首成立了“铁扫把”战斗小组，逐渐成为跨班级的学生组织，矛头先指向党委后转向工作组。市公安局驻重大人员对各系有多少战斗小组，每组有多少人，负责人是谁等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全部记录在案。
7月15日 余跃泽对刚进校的第三批工作组组员介绍情况时说：“‘6·18’是反革命事件，‘6·19’是革命事件，但对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千万不要表态。”
7月19日 工作组在松林坡礼堂召开大型座谈会，黄启璪提出怎样当革命左派的标准：①分清敌我，向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②拥护党的领导，按党的政策办事；③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实际上工作组内部掌握的左派标准是：①对市委的态度；②对“6·18”事件的态度；③对工作组的态度。以此标准在学生中全面排队，开始是左、中、右三类（有的系排的左、中左、中中、中右、右5类），后来改为一、二、三、四类。排为四类的有50多人，如机械系的秦栋梁、陈登富、刘石桥、杜仲文、文玉英、刘代富、雷隆英、陈辰钰等，无线电系的徐光明、卿云康、李锡友、张先荣、潘中明、陆坤、张子康等，冶金系的高玉中、刘在泉、宋云华、张华、杨昇旂、刁本刚、杨登荣、宋美意、史安中等，采矿系的张泽惠、周伯胜等，电机系的陈清强、薛英江等，动力系的倪世华、柴天骐等。
7月中旬 西南局派驻重大的联络员、西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向国灵看到北京市文革办公室简报中有一个“许克敏事件”的声明，说北京林学院蒋书铭等五名学生整理的《与新市委接待站许克敏同志谈话记录》（时称“22个问题”）内容是捏造的。接着又收到西南局发来的有关“澄清许克敏事件”的文件，说蒋书铭等五名学生已经被作为“反革命”在万人大会上批斗，便立即组织力量抄好相关大字报一式两份分别贴到“延安区”和“西安区”，以扩大影响，警告、打击对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
7月21日 余跃泽在重大六教学大楼召开全体工作组组员会议，说：“根据这次市委工作会议的决定，所有的战斗小组，争取在一周内全部解散。管你‘铁扫把’呀，‘钢棍子’呀，都要给我扫掉！”“你们不要出面强制他们解散，要动员他们自己解散。”随后学校解散了大部分刚诞生不久的战斗小组。
△听说西南政法学院用召开革命师生代表会的办法，组织左派队伍，压制右派的嚣张气焰，工作组派出10名干部到西政和建院学习经验后，无线电系指定专人收集“6·18事件”经过，整理徐光明、李锡友的材料。
7月29日 工作组在校党委小礼堂召开有三位正副组长和专案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面对面揭发批判郑思群。余跃泽宣布郑思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里通苏修”等四大罪状，决定将郑思群移居松林坡招待所“监护”检查。郑思群要求与四川省委主要领导谈话，被拒绝。郑要求与妻子吴耕书（市委党校副校长）见一面后再去松林坡，得到同意并把吴耕书从歇台子党校接回重大。当晚，郑思群夫妻彻夜长谈。
△“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消息由北京传到重大，在校内暗传。
7月30日 郑思群由专案组监护人员带去松林坡招待所。
△余跃泽在全校大会上对7月4日以来的揭发情况作了总结，将郑思群的严重错误归纳为：一、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二、宣扬苏修，吹捧苏修；三、推行苏修教学路线；四、顽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重用坏人；五、长期实行家长式统治，拒不执行上级指示；六、压制和阻挠文化大革命等十条。余还宣读了《关于郑思群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初稿）》，要求大家进一步揭发、补充、修正。
△无线电系部分师生不同意工作组“要坚信市委是正确的”观点，被视为反动言论立案调查。
8月1日 下午，工作组正副组长余跃泽、钟池、崔成礼三人集体出面在工作组驻地饶家院与郑思群谈话，让他明白省委不是无缘无故将他停职的，主要问题一是在解放初期派妻子到香港与郑在联合国工作的哥哥见面，要其交代详情；二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仍与曾在重大工作过的苏联专家有书信往来，委托其照顾留苏学习的儿子，“里通苏修”。
8月2日 郑思群对工作组强加的罪名不能接受，在监护地松林坡招待所以刮胡刀片割断颈动脉自杀，被看守人员发现后，工作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光明组织进行了抢救，但因流血过多，郑思群于凌晨5时20分身亡，终年55岁。郑校长突然死亡的消息引起全校强烈震动，不少师生员工写条子质问工作组，饶家院外面到处贴满质问大字报，有的学生写信或发电报去西南局和中央，指控工作组把郑校长迫害致死。下午，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在校党委小礼堂主持重大党委扩大会议，说郑思群虽然被审查，但他还是共产党员。按照党的规定，不管什么原因，共产党员自杀都属于叛党行为。
△下午，上千学生围在校党委办公室周围，有人呼口号：“还我郑校长！”“工作组是杀死郑思群的刽子手！”“把郑思群专案组的人交出来！”一些学生到松林坡招待所现场查勘，寻找郑思群是否被“他杀”的蛛丝马迹。
8月3日 市委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传达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以及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的讲话。重庆大学每班选派三人参加。大会尚未结束，工作组要撤销的消息已传回重大，校内学生立即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晚，机械系吴庆举、电机系周孜仁联名贴出大字报《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引起呼应，矛头专指工作组的大字报如潮而至。
8月4日 因学生们要求看郑思群之死的法医现场勘查报告，工作组允许学生派代表去市公安局看。学生代表邹世友、吴庆举、王太康、陆朝江四人由车队队长楚光辉开吉普车送到市公安局去看了现场勘查报告及相关照片，邹发现物证照片上显示6块刀片少了半块，公安局人员无法说清。回来邹世友以大字报向全校师生员工通报了看到的情况，仍认为“有可能是他杀”。
△晚，市委在风雨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因郑思群采取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自杀行动，市委决定永远开除郑思群党籍。鲁讲完即在一些学生“不是自杀”的喊声中匆匆离去。所有学生被带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对郑思群“自杀叛党”行为进行声讨，连夜组织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但贴出的大字报“杂音”不少，如“我坚决批判郑思群叛党叛国叛人民的罪行（如果他真的是自杀的话？）”“郑思群在工作组监护关押下‘自杀’，工作组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要大吼一声：郑思群事件必须重审！”
8月5日 重大工作组午后接市委紧急通知：中央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向学校派出的工作组，必须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撤出。工作组撤出后，还不能马上离开学校，必须就地接受群众批评，清算错误，求得谅解。余跃泽在市委的紧急会议上与张叶枫（校党委委员）商定，工作组撤出校系以后，全部住进新建的机械系大楼。撤出时，除了自己的行李外，不准带走学校的任何东西。工作组产生的文件、资料，包括专案材料，全部打包带走，不能留下片言只字。六点以前进入机械系大楼后，任何人不能踏出大楼半步，不得接待亲友来访，不得与学校的人接触。违犯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不是党团员的开除公职。军队干部违反如何处理，请钟政委考虑。钟池说：“一律开除军籍。”
△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在市公安局召集重大党委委员张斌武、张叶枫、王仕俊和组织部干事王方琦、冶金系党总支干部吕树先开会，决定由该五人组成重大临时党委，处理学校日常事务，维持校内正常秩序（因此事未对外公开宣布，后被学生们称为“地下党委”）。同时指派市委国防工办主任夏鸿祥为市委联络员（后派重庆军分区副政委徐仁德替换）。
8月6日 余跃泽在风雨操场代表工作组对全校师生员工做检查。
8月7日 徐光明等二人动身到北京串联和上访。
△数百学生聚集在七教学楼前，听余跃泽解答问题。余对学生们提出有关郑思群的问题不作正面解答，学生们很不满意。楼前柱子上被学生们贴上一幅对联，上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下联：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又圆又滑。
8月8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当晚，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内容。
△电机系学生周孜仁与采矿系学生蔡增齐一道秘密走访郑思群夫人吴耕书，希望吴证实郑思群不是自杀。但吴却肯定郑是自杀，因郑思群告别吴耕书时曾说过，他把政治看透了，连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8月9日 《重庆日报》全文登载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大各班组织学习讨论，赶写大字报，表达坚决拥护的决心。
8月10日 无线电系学生李锡友等60人贴出长达131张的《无线电系6·18事件》大字报，高呼“6·18事件好得很”，创该校大字报页数之最。
8月11日 《重庆日报》第三版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通栏标题下，刊登了重庆大学学生谭富世文章《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七教学楼前，一群学生就工作组“在图书馆贴封条”“借63年以前的刊物要经批准”给余跃泽提意见，余未正面回答，只说多提意见，今后认真检查。
8月9日至12日 为贯彻执行“十六条”精神，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各系各科室投票推荐学生黄顺义、刘跃学（电69级）、黄文质（电66级）、查正理、熊代富、覃文绪（机67级）、杜文中（机69级）、邹家栋（采70级）、文大钊（机68级），干部张斌武、张叶枫、王仕俊、彭蓉，教师杨顺昌，工人董□□等为重庆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校文筹”）成员，由校党委委员张斌武担任第一负责人。
8月12日 在第七教学楼前贴出由北大附中学生写的《一封值得一读的造反信》，另外附有传单《造反歌》。晚，校文工团军乐队演奏此曲，引起轰动。在团结广场体育保管室外平坝，有校文工团团员教唱《造反歌》，许多人跟着学唱。也有个别人说，报上没有公布，不能唱。
8月13日 三岔口贴出吴庆举、杨礼仁（机械系67级、校篮球队员）、周孜仁（执笔）联合署名的大字报《致全市大专院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被后来创刊的《8·15战报》誉为“轰动山城的第一炮”），矛头直指以余跃泽为首的工作组和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号召起来造反，得到全校数千人签名响应。
△上午，重大数千师生集合列队前往附近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串联点火，在建院校内游行一圈，在操场上宣读了《致全市大专院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队伍返校后又将邓时泽、刘稚民拉出来抹黑脸、戴高帽，在校内游斗。
△下午，在校文工团戏剧队房间里，由吴庆举主持召开了上午活动总结会，各系派代表到会的有熊代富（冶金系69级）、查正理（冶金系68级）、黄顺义（电机系67级）、周家瑜（无线电系68级，文革中多被写为“周家喻”）等，后来成为八一五战斗团的主要领导成员。
8月14日 《重庆日报》报道重庆大学等院校革命师生举行“最热烈拥护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庆祝游行，还登载了重庆大学无线电系五年级学生胡德辉文章《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
△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组织“轻骑”“排炮”小组派代表唐忠明、彭富永等到重大请求声援。吴庆举、周孜仁参与接待并同意对方要求，校内立即张贴了次日去师专声援的海报。
8月15日 重庆大学数千名师生前往声援师专少数派学生，遭师专保工作组的多数派反对，在师专校内展开大辩论，附近的师专附中（今重庆八中）学生及一些工人、机关干部、居民也带着不同观点前往该校加入辩论，聚集人数最多时近万人，烈日下僵持一天（图为现场照片）。声援大会主席团先后派出多批代表到市委请领导前来参加大会均无结果。最后派出黄顺义以重大校文筹代表身份与先期到达的同学一道找到市委鲁大东等人，鲁才指派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到师专会见群众。辛到师专后，对重大师生要求他承认这次声援活动是“革命行动”拒绝表态。僵持至夜12时，大会无果而终。此即“八一五”事件，后被视为重庆群众造反的标志性事件，重庆造反派一度统称八一五派。
8月16日 沙坪坝、上清寺一带出现重大和六中学生张贴的“辛易之是屠杀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打倒重庆市委”以及批判任白戈等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引发大量人围观。市文革办公室主任王若调动重庆日报社、长安机器厂的摄影人员拍摄了部分大字报内容，以备将来作“反右派”的证据。
△重大与师专造反派学生核心成员商定派代表上京告状，重大周孜仁、王太康和师专唐忠明三人首批出发，吴庆举、周家瑜第二批出发（因形势变化吴、周二人未成行），由学生募捐作旅费。
8月17日 重大两千多名学生在新操场集会欢迎重庆交通学院学生到校革命串联，周家瑜代表重大学生致欢迎词。
8月18日 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的消息刚刚在广播里播出完毕，重庆大学八千多名师生员工立即到沙坪坝大街上游行欢呼。于8月初上京的重大机械系学生秦栋梁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盛典。奉派上京告状的重大周孜仁、王太康、与师专唐忠明当晚到达北京。
8月19日 徐光明从北京返校后在风雨操场给部分同学介绍北京文革情况，读了中央首长在北京各大学的部分讲话和“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
△市六中、二十九中、师专附中、建院等校部分学生到重大串联，希望由重大同学牵头，组织全市各大中学校师生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庆祝毛泽东18日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的大会。后得知市委已决定明日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同样的大会，遂决定组织力量参加市委召开的大会。重大学生公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的代表，最后在黄顺义和梁经权两候选人中，黄顺义以压倒多数当选。
8月20日 重庆市委组织15万群众在大田湾体育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原计划安排重大“校文筹”学生黄顺义发言，因发言稿（周孜仁执笔）内容有揭发批判任白戈、工作组阻扰文化大革命以及“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未能通过审查，其发言资格被西南农学院“校文筹”主任、学生沈远清取代。重大学生当天一早张贴在大会主席台下方的大标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被市委宣传部组织人员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大标语覆盖。在会上散发《革命造反歌》的四名重大学生被以“散发反革命传单”为名抓到派出所“经教育后释放”。会后游行时，重大学生队伍被工人队伍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无线电系一年级学生杰宗正说了一句“这个叫啥子游行嘛”，即被拖入工人队伍挟持到大坪，警告他“你们重大有问题”，强迫认错并被抄下校徽号码后放回。
△重大工作组的军队干部首批撤离重大回归部队。几天后，地方干部分散陆续撤出。除余跃泽、崔成礼外，各系工作组选留二三人组成留守工作队，张忠良（市商业局人事科科长）任队长兼支部副书记，张光明（市人委办公厅秘书）任副队长兼支部书记，移往松林坡住宿，对外称留下来检查执行方向路线的错误，实际上每天到校内看大字报，收集学生活动情况并及时向市委汇报。
△重大与师专造反派学生派出的三个上访代表周孜仁、王太康、唐忠明晚上到人民大学参加陶铸主持的辩论郭影秋问题大会，周孜仁写上条子，要求汇报重庆情况，“哪怕五分钟也行”，被广播请“重庆来的三个同学”上主席台，后陶铸将他们带到后台一房间（跟着去了兰州等地学生代表）听取汇报，但因辩论大会要陶铸去作指示而中断，陶约他们次日去中南海找他再作汇报。
8月21日 《重庆日报》审稿时把市美术公司20日一早拍摄的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标语的全景图片在制版时作了技术处理，把“造反精神万岁”那条标语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标语后刊出。被重大学生发现后到市委找到鲁大东、廖苏华，要求市委领导交出肇事人并加以严办。
△市委大院和附近街道贴满清一色反对重大、六中学生“闹事”的大字报，将原有大字报覆盖。重大采矿系二年级一学生被抓到路边台子接受质问。
△师专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写出大字报《八一五对重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贡献》，逐条驳斥了社会上对“8·15事件”的种种非议，称“8·15事件”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该事件的大会是一个革命的大会、战斗的大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团结的大会。
△市卫生系统干部杨茂林化名“何疑”的两封来信先后被重大学生抄成大字报在校门口贴出。来信对重大革命的红卫兵造反行动给予了肯定，引起人们对作者到底是谁的猜测，有人说是一位中央领导人，市监委书记廖苏华则认为这是操纵学生闹事的“黑手”，指示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进行调查。
△重大学生周孜仁、王太康和师专学生唐忠明与北京外贸学院、西安交大等十多个学生代表一道进入中南海，向陶铸汇报情况，重庆由周孜仁汇报了郑思群之死和“八一五”事件。约半小时后因陶铸去毛泽东处开会而结束。
8月22日 晚，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向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传达了毛泽东近期的指示：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是“怕”字当头，有些地方阻碍群众运动。主席批评重庆实行法西斯专政。廖志高讲，从很多症候来看，重庆是有组织的用工人、居民围攻学生……所有的框框、规章制度都要打破，对于任白戈的问题要快一点放手，让别人揭。所有学校要把门敞开。无论如何不搞法西斯专政，即使把市委的人打死完了，也不能动手。
8月23日 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向李井泉等人汇报重庆市委常委会《今后的十条意见》（拟以西南局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其中第七条说：重大八一五事件，支援文化革命，可以说是革命的行动，但有缺点。如没有和师专大多数群众商量好即去。另方面，师专方面也有缺点，多数表示不欢迎的态度。
△重庆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赤卫军总部成立，负责人有党员学生梁经权（机械系66级调干生）、李长春（动力系66级）等。参加成立大会的有2400多人，许多是学校教职员工。该组织坚持把斗争矛头对准已由工作组决定批判的校、系领导和“一切牛鬼蛇神”，组织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对校、系“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斗会以及校内外的抄家活动。
8月24日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在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上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上批示：（一）八一五事件肯定说是革命的，不是可以说是革命的。（二）实行法西斯专政，太重了。事实上还不是故意组织工农对学生围攻，改成阻碍学生运动恰当一些。
△晚，李井泉由刘文珍、鲁大东陪同，在沙坪坝区委办公室接见了“8·15事件”主席团成员和部分“校文筹”学生，说：“你们是八一五派嘛。你们去声援师专、建院是革命行动，就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马列主义一样。”电机系学生黄顺义当即反驳：“李政委，你的比喻可能不大恰当。我们只是学生，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已，不能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
△重庆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总部成立。
8月25日 重庆市委召开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
△晚，李井泉在市委小礼堂接见重大赤卫军代表。李井泉对他昨天给重大八一五派学生的讲话解释说：“北大‘6·18’事件也发生了一点打人，但是工作组夸大了，作了反革命处理。主席说：‘这是不对的，运动中发生了一点缺点是难免的。’对工作组进行了严重处理。昨天对重大，我支持了革命的行动，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我是根据北大‘6·18’事件不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我的三个小孩都在清华……他们来信说，他们认为工作组是对的，但是毛主席却说‘错了’，他们也要重新认识。形势逼使你要表态。要满腔热忱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有人问我凭什么根据（指肯定‘八一五’）？这就是我的依据。”
△重庆大学造反派师生召开成立八一五战斗团筹备会议，各系代表选举黄顺义为团长，周家瑜、吴庆举为副团长。后按时兴的做法负责人一律不称长而称“勤务员”，战斗团勤务组称总团，勤务员没有一、二号或组长、副组长之分。
△重庆大学赤卫军召开批斗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校团委书记刘稚民的大会，会后宣布将二人交校机械厂群众“监督劳动”并责令检查。
8月26日 上午，重庆大学机五和冶二的杨光华等六名学生到江北区江北城米亭子一处墙壁上贴出“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大标语。下午，该标语被正在下横街小学集训的民办教师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两条标语覆盖。一些暑期返家的附近中小学生和工人对此行为提出质问，展开辩论。
△下午，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风雨操场冒雨召开成立大会。西南局刘文珍的联络员向国灵（西南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重庆军分区副政委徐仁德，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林萍、宏声（王汉东），首都南下红卫兵代表，工人代表（二钢厂袁金梁、甘永富），学校附近的供电局等单位工人和大、中、小学学生近万人参加大会。大会由黄顺义主持，周家瑜宣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宣言》，吴庆举宣读《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章程（草案）》。当选为临时负责人的有黄顺义、周家瑜、杨礼仁、吴庆举、王书云（以上为学生）、蔡增华（教师）、赵海义（工人）。黄、赵、周三人为临时负责人会议主持人。下设秘书、宣传、接待、参谋、纠察、群众来信来访六个组，分别由卿云康、秦栋梁、王振九、回光文、郝战尘、邓起孝、舒正国、丁柳松、徐志成、曹照陆、周天宝（工人）等负责。
8月27日 重庆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李井泉讲话，宣布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罢官。鲁大东代表市委作检讨。
△江北下横街小学一带贴出许多抗议大字报、出现当地群众和中小学生与集训老师对峙、辩论场面。
△因为头天的《重庆日报》被读者发现一组印刷花边内暗藏有“北”“京”“大”“红”“尸”等形似字（注：这是《重庆日报》向上海《文汇报》购来的日伪时期的制版花边图案，图案中有日本地名北海道、京都、大阪、江户和神户，“江”被辨认为“红”，“户”被辨认为“尸”）被群众围攻了一夜。重大赤卫军和八一五战斗团均有人前去重庆日报社兴师问罪，两个系的赤卫军还与其他单位人员一道召开了声讨大会，要求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改组编辑部。
8月28日 深夜，有人从市广播电台往外抬两口箱子，被西南农学院红卫兵校外战斗队和重大八一五对外联络组的卿云康、杨先芬、李孝昌等学生发现，怀疑有问题，将箱子扣下，从旁边总工会跑来的人说箱子里是总工会的机密档案，发生争执。随后总工会组织人员对学生进行了围斗。
8月28日至29日 江北城因覆盖重大学生所写标语引发的矛盾发展到高潮，两派在相互围攻和抓人批斗中发生肢体冲突。此事被市、区党政领导支持下反对造反的干部、群众加以夸张，编造宣传为“8·28惨案”，八一五派学生被诬为“暴徒”“反革命”，还在当地举办了“重大八一五暴徒罪行展览”，炮制出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二班卢永周《我必须退出八一五战斗团》的“自白书”，围剿八一五的大字报和纸张精美的铅印传单铺天盖地（苏联《真理报》对此事件作了消息报道）。许多地方出现对八一五派学生和赞同八一五观点的群众围攻、揪斗、游街、强迫请罪等现象。
8月29日 市总工会派苏瑞祥等为代表，同重大的卿云康、西农的白怀忠等20余名学生谈判解决“档案”事件。
8月30日 在北碚区的红岩机器厂600多名职工到市委和市总工会告状，顺路到重大看大字报，黄顺义、吴庆举代表重大八一五热情接待并做了情况介绍。
8月下旬 徐光明发表声明，说八一五事件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行动，其组织串联声援活动的头头有“右倾”倾向（指请市委领导前来表态要求承认是“革命行动”）。
9月1日 得知位于市中区小什字的罗汉寺在“破四旧”中被砸的消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中南海卫士”写出大字报呼吁全市人民行动起来保护国家文物。
9月2日 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开会商定：重庆师专党委书记要撤职，市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通知各学校派代表参加3日在师专召开的大会。辛易之要到会检查8月15日那天压制群众的错误。
△重大赤卫军一部到市中区至诚巷13号，抄了原银行家杨粲三（已故）、朱明清夫妇的家，并强迫其子给他母亲做高帽子，写上“吸血鬼朱明清，我是反动派”戴到母亲头上。第二天又抄了石灰市“反动军官”家属赵其兰的家，并将其游街示众。八一五战斗团有人到小龙坎派出所提出要参与抄家活动，被派出所人员以“上级不同意”而婉言回绝。
9月3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大会，向山城市民说明“8·28事件”真相，抗议重庆市委、江北区委阴谋制造“8·28惨案”谣言陷害、打击重大八一五和支持重大八一五的广大中、小学生及革命山城群众。
△在师专召开的重庆十二所大专院校代表（重大由赤卫军代表参加）会议上，辛易之就“8·15事件”做检查，被师专八一五战斗团造了反，并将此事通知了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晚上，重大八一五两千多人在黄顺义、吴庆举组织下赶到师专，抗议市委避开“8·15事件”和“8·28事件”的主体对象重大八一五，单方面做检查，态度不诚恳，要求市委停止对八一五派同学和群众的迫害，发还重大工人班同学因参加八一五战斗团而被单位扣发的工资。
△重大赤卫军把早已调离学校的原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和他的妻子张道臻（重庆卫生学校教师）揪回重大，在校内风雨操场召开大型批斗会进行批斗。同时陪斗的还有邓时泽（校党委宣传副部长）、刘稚民（校团委书记）、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副书记）、王德伦（教务处副处长）等十多人。宋、张夫妇遭批斗后被迫离婚。
△得到党政领导支持的一些干部、群众晚上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8·28惨案受害者控诉大会”，斗争八一五派学生。
9月4日 重大八一五学生在师专绝食静坐，要求鲁大东、辛易之、刘文珍到重大赔礼道歉，停止对八一五派学生和群众的迫害。得不到答复，决定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深夜，余跃泽指令原重大工作组孟凡钧等六人联名急电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你报告一个十分紧急的情况，重大八一五于9月3日起，对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中央文革成员、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在师专围攻了三十多个小时，不准吃，不准喝。鲁大东已经昏倒了，经医生抢救后又继续进行斗争。刘文珍已呕吐，支持不住了。请速解决……”
△徐光明到重庆市委大门外贴出《戳穿省委和西南局对重庆市委明轰实保的反革命大阴谋∕舍得一身剐，敢把市委的后台大老板李井泉拉下马》大字报。李井泉得知后令重庆市公安局二处对该大字报进行拍照，并打算将徐抓捕，因徐又赴京串联走了而未成。
9月5日 凌晨，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及其支持者4000余人由黄顺义、吴庆举、沈志清（建院八一八勤务员）带队，从沙坪坝出发北上告状，途经的石桥铺、杨家坪、大渡口（重钢）等地企业单位接到上级通知，说八一五暴徒要冲击厂矿，布置职工手持械具严密守护厂区和家属区。学生队伍步行40华里于上午9时抵达茄子溪火车站。重大总务长林诚毅和校文筹负责人张斌武赶到火车站，送来数万元钱和一些全国粮票（后平均分发给北上告状的师生员工）。下午3时后，告状队伍分两批登上北去的列车。衣衫单薄的中小学生和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师生员工被动员未上车或上车后于途中下车返回市区。最后抵达北京的人员约3200人。此事后被重大红岩公社徐光明评论为“右倾逃跑主义”。
△李井泉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打电话，告知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等三人在师专作检查时被“斗争”约28小时，八一五已去北京告状，请求他在学生到京后做些解释工作，并说八一五组织不纯，作风不好，脱离群众。陶铸答复同意做些解释，“不会加温”。
△重庆师专赤卫军总部贴出铅印传单《8·15事件真相》。
9月6日 由市委工交政治部组织的重庆市工人纠察队（被对立派简称“工纠”）总部成立，重大汽车班班长楚光辉被指定为总部主要负责人。
△重大八一五冶金分团团长乔保诚执笔写了两幅大标语：“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由冶金系几位学生挂上了正搭着脚手架在维修的市中心解放碑。这两句话成为八一五派的誓言，后被中央音乐学院来渝串联的学生加工后谱成歌曲《八一五革命派勇敢战斗》。
9月7日 抢在八一五进京告状队伍之前乘飞机抵达北京的重庆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丁长河与四川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郭伯海，两次到中央办公厅反映“8·15事件”经过情况，告知李井泉和陶铸电话商谈的对“8·28事件”的处理方法。此后丁负责收集八一五在京活动情况，并与重庆市委保持密切通话。
9月8日 李井泉在重庆召开学生座谈会，提出要把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内取得优势，压倒八一五战斗团。会后，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余跃泽、崔成礼鼓励参会的重大学生“要大胆地干，要造成红色恐怖，要接管一切、占领一切，占领广播站、电话总机室、印刷厂、摩托车队等，八一五要印传单，要通过你们批准”。
△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重庆市50多家大中型工厂党委书记会议，布置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造反派红卫兵，说现在重庆的八一五有点像“匈牙利事件”，现在让他们去冲去整，演习演习匈牙利事件，好教育我们。
9月9日 重大赤卫军总部派外出串联归来的黄昌国去辅导重大附属小学支持赤卫军的六年级毕业生（一般是家长参加了保守派的重大教职工子女），将他们组织起来参加赤卫军的宣传活动，并对重大八一五的活动进行捣乱（如撕毁标语、大字报，起哄呼喊“八一五，卖屁股”等），并由赤卫军总部拨款制作了尺寸稍小的“红卫兵”袖章。与此同时，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也派了采矿系69级学生杨新德到附属小学辅导支持八一五的小学生组成“小闯将”。
9月9日至10日 由于陶铸对李井泉“不会加温”的承诺和丁长河的运作，重大八一五赴京后在北京一些高校开会受到阻挠，送到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接待站的材料无回音。煤炭工业部驻重庆办事处的党支部副书记张建中来到八一五赴京人员住地北京展览馆，宣读了他们党支部支持重大八一五革命行动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四川美院教师赵树桐（雕塑系党总支书记、《收租院》主创人员）也来到北京展览馆对重大学生表示支持。
△由电机系69级学生洪星牵线，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原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等人两次到北京展览馆，希望重大同学帮他们把冤案申诉材料转送给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接待人黄顺义认为文革之前的问题应该留在运动后期解决，加之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答复“你们还是自己去反映情况”。刘结挺虽然失望还是希望重大同学到宜宾去点火。
9月10日 64名由重庆赴四川南充地区串联的北京南下学生（其中有部分不敢暴露身份的重大学生），在南充车站受到南充市数千名工人、农民、学校师生围攻，围攻者高呼：“八一五暴徒滚回去！”南充地区某厂办公室张贴的“本周学习安排”第三项《参考文件》中包括《八一五战斗团和南下学生一天内干了些什么？》《“八一五”一小撮人在重庆的罪行见闻录》等。南充市贴出以“工人红卫兵”署名的铅印传单《愤怒声讨南充医专一小撮右派分子的反革命叫嚣》，文中称“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是个法西斯反革命暴徒组织”。
9月上旬 南充市新生五街居民姜治群的二女儿毛素华是重大冶金系学生，参加了八一五战斗团，其姐所在的南充丝厂派人到重庆调查回来说“八一五坏得很”，姜被认为是“反革命家属”。毛素华写信给母亲，告知“8·28惨案”是反革命的造谣，自己不是反革命，她决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重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大搞“红色恐怖”，对一些干部和教师“抛档案”“揭老底”的批判中，连续发生机械系主持工作的党员副主任黄惠荣等几起领导和教师遭迫害自杀事件。
△针对“8·28事件”，重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赤卫军贴出《敦促八一五投降书》《勒令八一五战士悔过》等大字报。
△工作组副组长崔成礼通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牟光灿到七教学大楼，对他说：“就是犯错误，也要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要干几桩打得响的事情，八一五就会干这一套。比如这个七教学大楼，能不能命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楼’，把这个大楼占领起来，总部设在这里。”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赤卫军来给大楼命名时，受到外地学生和八一五战斗团强烈抗议，引起纠纷而未果。
9月11日 重大八一五赴京告状队发出《给首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叙述重庆“8·28事件”真相，争取北京市民的同情。同时将周孜仁在赴京火车上写成的《急急急 急急急 急急急 十万万万火急！重庆市反革命大反扑的宣言书——评“重庆十八中红卫兵总部”的〈第一次告全市同胞书〉和叶向东等人的传单〈“八•二八”惨案受害者致革命群众的信〉》以铅印传单发出。
△外地赴渝师生“8·28事件”调查团在江北下横街街道办事处门前举行调查汇报会，揭露所谓“8·28惨案”真相。
△八一五战斗团在校人员揪余跃泽、崔成礼去作检查，工作组20多名留守成员以余“生病”为由阻止将二人带走。后余多次以“心脏不好”为由逃避检查。
9月13日 自8月31日深夜重庆十八中《第一次告全市同胞书》、9月3日《第二次告全市同胞书》后，经官方批准又大量印发了以重庆十八中、十六中、十四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斗团联合调查组名义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对开铅印道林纸传单，诬蔑重大八一五“一小撮反动分子”在江北城制造流血惨案。
9月14日 得到市委支持的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召开誓师大会，重大学生李长春任总指挥，代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并发布《动员令》。
9月15日 八一五战斗团赴京告状人员参加了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在赴天安门广场途中，八一五战斗团等三千人在铜管乐队吹奏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等行进，引起轰动。接见开始前，因重大八一五队伍离天安门城楼较远，大家拼命往前靠，大旗、横幅很醒目，大会主持人在广播里高喊：“重大八一五你们不要往前挤！”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黄顺义并作了报道：“来自山城重庆的广大红卫兵和师生员工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在重庆的重大赤卫军和部分八一五战斗团成员一道乘火车离渝赴京串联。
9月16日 市总工会为8月28日深夜在广播电台门口发生的事件以“总工会革命职工”名义写出《最最十万火急：揭露八一五战斗团和西农红卫兵校外战斗队的一小撮人合伙企图抢劫国家机密档案的大阴谋》大字报并印发铅印传单。
9月18日 市中区建筑修缮联社第二（上清寺）建筑修缮社二十多个工人（大多为年近六十的老工人）联名写出大字报《为八一五急呼不平》（并同时刻印成传单散发），讲述了他们8月15日在师专图书馆大楼进行大修工程时亲眼所见的“八一五事件”经过，驳斥了诬蔑攻击重大学生的流言。为这些老工人代笔写出大字报的施工员朱登明被市中区区委书记亲率的工作组认定为“反革命黑手”隔离审查。朱被迫逃到重大找到吴庆举、查正理，得到支持鼓励并安排他住下，后参加北上告状回来成为工人造反军一支队主要负责人。
9月19日 重庆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指挥李长春在北京给重庆的“总辅导员”韦统泰（五十四军军长）、梁大门（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发回电报称：已于18日到京，八一五在京没有气候土壤，不受首都群众欢迎，在斗争形势上它处于劣势，决定返渝一举攻之。
9月20日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按市委授意将日益倾向八一五派观点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强行合并，改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此后被群众讥称为“思想兵”），仍由重大学生李长春任总指挥。
9月21日 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集重庆市委书记处几个书记和重庆警司首长开会，鲁大东、辛易之汇报了如何打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情况。辛易之谈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黄顺义是个极右分子。李井泉批评鲁大东“没有政治家的风度”，就“团结、教育、争取、分化（后改为‘转化’）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问题作了指示，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作了补充，具体由市委召集机关、工厂和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动员部署，大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员的家属工作；由燕汉民负责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小组。
△丁长河在四川省驻京办事处召开重庆各大专院校赴京串联领队会议，告之八一五在京告状“不受欢迎”“处处碰壁”的情况，要求各大学自己组织力量，分上、中、下三层安排，做好少数派的工作，指示各校把所带来的传单贴在八一五贴过大字报和传单的地方，起到“对比”“消毒”作用。
△晚，“研究八一五小组”组长燕汉民与向国灵（西南局教育处处长）、冯亚先（省委工交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夏鸿祥（重庆市委国防工办副主任）、陈××（市委国防工办政治部秘书）、牛星照（市公安局二处处长）、张斌武（重大党委委员、校文筹负责人）、胡真（重大保卫科科长）等八人在沙坪坝区人委办公室开小会，传达贯彻李井泉和市委定下的对八一五“团结、教育、争取、转（分）化”的八字方针。
9月22日 晚，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上京告状的大部分师生由黄顺义、沈志清带队回渝，下火车后拒绝乘坐市委安排的车辆，列队从下半城绕道储奇门、解放碑、一号桥、牛角沱等地游行一圈至深夜，乘人交公司二总站客车返校。
9月25日 深夜，在京的重大八一五留守人员吴庆举等与外地学生一道，参加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王力在政协礼堂的接见活动，吴庆举汇报了重庆市文革情况。陈伯达在讲话中说：“现在你们来到北京，经过斗争克服困难，受到阻力，这一点你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气概，我向你们致敬！”
△以重庆市十八、十九、十六中学和华新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及革命教职工署名的大型（全开）铅印传单《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到处张贴，该传单逐一列举了重大八一五在8月25日至9月14日期间的造反“劣迹”，其中把一贯反对八一五的徐光明也列为八一五成员。
9月28日 针对前几天各区出现以迎接国庆为名打扫清洁卫生，用水龙头冲洗掉大字报的情况，市委发出通知，不准撕毁已经张贴的大字报。
9月29日 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更名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大田湾体育场宣告成立，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先派秦安全出任该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后换成周家瑜。
9月30日 市委常委、副市长段大明在市公安局主持召开国庆节游行安全工作会议，公安局、公用局、市级机关、各大型厂矿负责人参加，主要研究如何应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群众组织参加国庆游行的方案。
9月下旬 余跃泽得到一份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组织机构和各级负责人名单，其中有三人小组、十一人委员会（注：详见8月26日条记），各分团、组和“幕后人”，立即与市文革办公室主任王若联系，要整理这些负责人的材料，先整十一人委员会的材料，说：“工作组撤销后其他事情干不了，把这些材料搞出来送给市委，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10月1日 重庆市举行国庆游行。市委安排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等组队参加游行，不同意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组队参加游行，并调动工人纠察队等提前占据位置，造反派队伍被挤压在后面，当造反派队伍从上清寺、两路口走到观音岩、七星岗一带时，游行大会即宣布结束，市委领导鲁大东等从解放碑主席台匆匆撤走。造反派队伍坚持进行了没有领导“检阅”的游行。重大八一五用于开道的摩托车队和奏着《造反歌》的铜管乐队以及肩扛的大字报“排炮”模型、油印机木框等道具引人注目，有围观市民高呼：“八一五好得很！”
△在京的重大赤卫军和八一五战斗团成员参加了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活动和首都国庆节游园活动。重庆大学的周家瑜（八一五）、吕保科（赤卫军）等受邀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10月初 赴京告状和串联的人员返渝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和扩充，各系分别成立分团，总团设立勤务组和核心小组，成员有：黄顺义、熊代富、吴庆举、查正理、秦安全、周家瑜、蔡增华（以上为核心组成员）、杨仁义、赵荣生、杜宗文、黄明远、潘继涛、崔逢民、刘居汉、杜有义、代水生、秦栋梁、向孝胜、郭金良、郑平生、冉隆品、王书云、贺尔金。
10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发〔66〕515号），其中要求工作组整理学生的材料应经本人和群众同意，当众销毁。文件发下后，重庆市文革办公室主任王若指使工作人员将重庆大学的材料转移到市党校。由余跃泽布置人员在党校内烧毁两大麻袋工作笔记。几天后又烧毁一批学生的人头材料（未经本人和群众同意）。来不及转移的工作组简报、报告、讲话记录、讲稿等，在市文革办公室内烧毁。
10月8日 刚返渝的赤卫军负责人梁经权在重大风雨操场向赤卫军成员汇报了北京之行后布置战斗任务：全市出动，继续抄牛鬼蛇神的家。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文革运动初期，全市共有13160户“牛鬼蛇神”被抄家。
10月上旬 重大工作组留守人员将在国庆节期间整理的熊代富、徐光明的材料交余跃泽审查修改，各打印20份，报市文革办公室12份，其余自存。后在11月初（市三级干部会议期间）烧毁。
10月12日 因重庆市总工会9月16日发出所谓重大八一五和西农红卫兵校外战斗队抢总工会机密档案的传单，引起学生遭到围斗一事，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杨明正宣布市委决定：市总工会副主任刘宗林停职检查。
10月14日 重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在松林坡礼堂开会，何森明作赤卫军总部和红卫兵团部要开展小整风的简单动员之后自由发言，大家争先恐后排队上台发表意见，认为总部头头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很不得力，犯了右倾错误，要李长春作检查，罢他的官。有人发言，八一五把赤卫军骂够了，欺人太甚。我们今后要硬起腰杆，针锋相对。
10月15日 针对八一五说“8·28事件是造谣”的言论，赤卫军一大队两位学生在风雨操场汇报了“8·28事件”调查报告，认为“8·28惨案”是不可否认的，只是现在不要去辩论，但今后是一定要进行大辩论的。当晚，赤卫军继续昨天的整风会议，认为赤卫军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太软弱了，要求强硬起来，经受八一五掀起的12级台风，坚决向“八一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有的“人在赤卫军，心在八一五”，要他们滚蛋，开除他们，重新登记赤卫军。会后，2000多名赤卫军列队向八一五总团（四教学楼）出发，高呼“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还别出心裁地唱起《造反歌》，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口号。四教学楼的八一五广播号召赤卫军战士造其混蛋总部的反。
10月16日 无线电系殷光远、黄丕兴、黄世康、杨秀全、马仲学、尹德伟、杰宗正发表《郑重声明》，宣布退出赤卫军。
10月17日 《重庆日报》以“本市赴京进行革命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学生畅谈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体会和收获”为题，发表一组文章，作者包括赤卫军梁经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李长春、八一五战斗团周家瑜等重大学生。
10月18日 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召开勤务员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由各勤务员带领各分团在指定位置，分头对学校要害部门进行“夺权”。
10月19日 上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采取突然行动，封闭校门，包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总部，对学校广播站、印刷厂、电话总机、校长室等要害部门实行夺权，事成后立即发布《我们为什么要夺权》的《通令》《声明》《和各组织商议》（要求“立即解散非法的临时筹委会”“由革命的群众组织成立临时的共管委员会管理学校”）、严令在校办公室管理校印的“郑思群的忠实走卒”曹万华交出校印的《勒令》等告示、传单。重大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等则发出《重大告急》《联合呼吁》《最最强烈抗议！最最紧急声明！》等传单，宣告“从今日上午10点半钟开始，凡盖有‘重庆大学’印章的一切公函、文件等全部无效；凡使用‘重庆大学’印章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概由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完全负责”。
10月20日 已宣布退出赤卫军的殷光远、黄丕兴、马仲学、杰宗正贴出大字报《坚决支持10·19的革命行动》，支持八一五在校内夺权。
10月中旬 有重大八一五学生寻找《重庆日报》的“反革命证据”，透过光线对照，发现1966年1月21日第二版上的一张解放军大炮照片，正对着第一版上毛泽东肖像的胸口，立即贴出大字报进行声讨。
10月23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数万人参加。当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作检查时，北京南下红卫兵在主席台对面打出标语“重炮猛轰重庆市委”“坚决支持八一五的一切革命行动”“坚决要求重庆市委给八一五彻底平反”“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等，引起摩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驻京联络站梁双成打电话回重庆，反映总部政委刘桂兰（重庆医学院68级学生）、副政委孟军（重庆医学院67级学生）在北京与北航红旗和重大八一五打得火热，打算成立红色造反团造总部的反，希望总部立即组织清查内部的动摇分子。刘、孟返渝后，到重大八一五总团与黄顺义见面，黄顺义表示支持他们“反戈一击”起来造反。
△重大八一五吴庆举、周孜仁、蔡增齐联名贴出大字报《重庆市委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的突出实例》，列举了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徐正身、茄子溪肉联厂党委副书记魏祥谦、三八商店钟表修理工郑世稀（女），因支持八一五的革命行动遭迫害的事实，其中郑世稀被迫跳楼身负重伤。
10月28日 解放军后字242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罗徳羡、李汉芳等13名学员写出大字报《警备司令部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揭发国庆节时警司要求该校挑选100名学员保卫解放碑主席台，诬蔑说重大学生要冲主席台；组织重庆各军事院校以“助民劳动”为名向学生搞变相游行示威等。
△第七军医大学学员温桂荣、王井玉写出大字报揭发该校曾奉命组织学员以外出“劳动”为名到重大等学校外变相游行示威。
10月30日 重庆造反派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瑜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黄顺义作题为《彻底批判重庆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长篇发言，回顾了他们从反郑思群到反工作组、反市委、反李井泉的“战斗历程”。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廖苏华到会接受批判。
10月下旬 已在重庆市文联建立红卫兵战斗组宣布造反的长篇小说《红岩》主要作者罗广斌，约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勤务员黄顺义到文联附近两路口坡下一路边见面，表示支持八一五的革命行动，也希望八一五支持他的造反。后因听说“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情况复杂”，重大八一五对罗广斌的造反未热烈支持。
△中央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会议后，重大八一五在校内揪斗抓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校、系干部和教师。采矿系分团将校总务处副处长程地全（原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采矿系教授任德惠等编入“劳改队”监管，进行了体罚、殴打，罚唱《牛鬼蛇神队队歌》等。
本月 以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一班学生孙德沛为首成立了30多人的“重庆大学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赞成八一五的过激行为，不赞成打倒市委，但赞成“炮轰市委”。该组织仅存在一个多月即自动解散。
11月7日 以徐光明为首成立重大红岩公社，初期有陈恕、徐光华（徐光明之弟）、王玉华、张泽惠、杨制法、廖先玉、项克万、倪世华等人，陈恕起草《成立宣言》。该社既反对保守组织赤卫军，又反对八一五战斗团的“右倾”。
11月11日 李井泉在检查发言稿（铅印发出）中写道：我郑重宣布，责成重庆市委在“8·28”事件和其他问题上给八一五战斗团平反，并在全西南公布：一、宣布对八一五战斗团扣的一小撮“暴徒”“反革命”政治帽子一律无效；二、市委要向被斗、被戴了高帽子的八一五战斗团的成员赔礼道歉；三、对八一五战斗团成员的家属和支持八一五派的革命群众无故进行斗争，甚至调整职务，克扣工资，应宣布作废，并向本人赔礼道歉，补发被扣工资，恢复原来职务。
△周家瑜、郑全体率重大八一五采矿、机械两个分团部分成员和铜管乐队组成600多人的队伍，到成都参加李井泉、廖志高做公开检查的群众大会。
11月12日 重庆市委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做了《中共重庆市委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其中承认在对待八一五的问题上有错误。
11月13日 红卫兵成都部队主持召开的由李井泉、廖志高向群众公开检查的大会，被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蓉联络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造反，引起混乱。应邀坐在主席台上的周家瑜代表重大八一五发表声明支持对大会的造反。李井泉在混乱中被公安人员假扮红卫兵转移。大会后重大留下一部分人员，由采矿分团团长郑全体任队长，机械分团副团长张正茂任副队长，组成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
11月16日 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相继发出（66）171、172号通知，要求各单位搞好平反工作，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作检讨，并支持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群众组织成立的平反监察委员会开展工作。这个平反监察委员会由重大八一五周家瑜和中学生红卫兵曾维才（建材学校学生）具体负责，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周炳林与之联系。
11月20日 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刘桂兰代表她和副政委孟军在人民大礼堂的造反派集会上作题为《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长篇发言，揭发了李井泉和市委操纵利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反对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许多事实。
△由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发起的“西南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造联”）成立。该组织对四川省委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三干会”（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进行了干预，在24~30日七天的会议期间插入揭露控诉西南局、省委和部分地方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内容。会后，由黄肇炎（机械系67级学生）执笔写了《关于在四川省委三干会上插入革命造反派揭露和控诉部分地方党委镇压群众运动内容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报告》，复写三份，邮寄北京。
11月25日 下午，重大八一五等在解放碑召开“就所谓‘8·28惨案’同西南局、省市委对质辩论”大会。一些所谓“8·28惨案受害者”反戈一击，上台揭发工作组如何操纵他们诬陷重大八一五的事实真相。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江北区委书记郑天明等被拉到会场参加“辩论”（实际是接受批判）。
11月底 重庆工人纠察队总部在重大开会，决定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并定于12月4日（星期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12月3日 上午，针对“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由工人纠察队更名）12月4日召开大会的海报，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会议，制定出到该大会造反的行动方案。下午和晚上，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制定出另一套采取暴力行动造反的方案。
12月4日 重庆工人战斗军（即原工人纠察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及新成立的文艺革命军等约十万人，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尚未正式开始即遭造反，重大八一五周家瑜、黄顺义等上主席台抢话筒被大会纠察强行拖走。工人造反军、二七战斗团等大批人员及数辆造反派宣传车高呼口号强行冲击会场，引发激烈冲突。双方参与打斗者上万人，数百人受伤，并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马上被造反派宣传为“12·4惨案”，成为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
△晚，造反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和重大八一五周家瑜任负责人。
12月5日 重庆及外地赴渝造反派师生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12·4惨案控诉大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瑜和长篇小说《红岩》主要作者罗广斌等做了控诉发言。会后，在罗广斌力主下，部分外地来渝红卫兵和二七战斗团、工人造反军等四处拦截检查过往车辆，接管火葬场，找寻被“工纠”打死的造反派“烈士”尸体，并从火葬场抢来4具尸体进行了“尸展”“抬尸游行”等活动。重大八一五不赞同罗广斌及首都三司联络站等的一些过激做法，双方分歧加剧。
12月6日 重大八一五、西师八三一和一些外地赴渝学生成立“12·4惨案联合调查团”，设于市委附近的人民小学内，重大八一五熊代富任团长。
12月7日 由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伍玉生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负责人郑全体主持在成都市体育场召开“强烈谴责重庆保皇派挑起大规模武斗，愤怒声讨重庆市委镇压群众运动新罪行大会”。会后对200多个花圈无法处置，赴蓉挺进纵队找省长李大章签字安排由省汽车运输公司派20辆卡车运回重庆。
12月9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铅印小报《8·15战报》创刊，第一期主要登载了周家瑜、罗广斌等在5日大会上的发言及现场见证人控诉等有关“12·4惨案”的文章。
12月11日 重大冶金系赤卫军成员黄昌国以“1018红兵”名义，贴出大字报《12·4的罪魁祸首，戚本禹算一个》，被八一五派作为“炮打中央文革”的恶性事件追查，两次在《8·15战报》上点名抨击。1968年1月戚本禹垮台后此事不了了之。
12月15日 以重大八一五熊代富为团长的“12·4惨案联合调查团”，遭西师八三一等成员炮轰，批判其“右倾”。在后来召开的第二次炮轰团部右倾思潮大会后，熊代富等重大人员撤走，调查团由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等控制，调查团驻地后成为反对重大八一五一派的联络站。
12月17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勤务员黄顺义、秦安全、周家瑜、赵荣生、杜宗文、杜有义等与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廖苏华等对话，要求市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由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对干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勒令市委和公安局交待‘12·4惨案’的前后活动”。
12月中旬 重大采矿系安排本系教职工“文革形势座谈会”，由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结合四川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及全国形势，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在座谈中，采矿系总支书记卿光德、副书记周开富都声泪俱下发言，称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今后一定要跟上形势”。
12月中旬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局长刘汉山被北京来渝学生抓走一周不知下落，重庆市公安局侦知刘被秘密关押在重大某教学楼底层某教室，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斌、秦世杰指示技侦处处长王成林持公函去重大接洽放人。王成林到重大八一五总团见到勤务员赵荣生，赵表示：如果真有其事，一定马上放人。随后与王成林一道去公安局已经侦知的关押地点，果然见到刘汉山，赵当即下令放人，并向王成林和刘汉山表示歉意，说一定要追查随便抓人者的责任。
12月下旬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黄顺义、许洪凯等在七教学楼向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要求：宣布“工纠”等组织是“黑市委”组织的保皇组织，勒令解散。
△一天夜里9点多钟，重大八一五总团秦安全带几个红卫兵到市公安局反映他们所了解的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刘红是“阶级异己分子”（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劳改犯），刘红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干了许多坏事（聚众冲击中南海、冲击天安门金水桥、殴打值勤战士等），要求公安局将刘红逮捕。接待他们的公安局副局长罗让和技侦处处长王成林则表示，按《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重申的：在文革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其他问题按“十六条”规定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最后罗、王提出请重大八一五把刘红的问题整理成材料交公安局，以便运动后期处理时参考。
年底 一些重大学生（包括八一五成员和原保守组织成员）响应中央提倡步行串连的号召，自愿组成若干串连队分赴各地串连。
1967年
1月2日 晚，因得知工人战斗军等保守派组织将于4日在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在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召开会议，提出在1月4日到体育场召开纪念“12·4惨案”一周月大会。以重大八一五为首的许多造反派组织不同意这样做，认为此举必然会引发新的冲突，导致新的流血事件。经过激烈争论，决定不召开“1·4”大会。
1月3日 国营长安机器厂召开干部大会，学习元旦社论，在该厂劳动的重大学生一道参加。学习会上，黄顺义受厂党委书记张汝声邀请代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言，他联系该厂部分干部文革以来的表现，结合元旦社论精神，指出错误所在，希望这些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场的一些保守派愤而退场。
△得知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黄廉等人违背不开“1·4”大会的决定，贴出了召开1月4日“12·4惨案”一周月纪念大会的海报，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六中32111战斗团约两百多人下午到文化宫茶园找山城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黄廉、周家瑜对话，坚决反对召开“1·4”大会，并要求解散这个并不代表广大八一五派的“联合指挥部”。随后二十九中学生将该指挥部的牌子取走。
1月7日 原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刘红因“家庭出身”和在北京上访期间多次聚众“冲击中南海”等问题被二七总部开除后，另立二七革命造反委员会继续活动，重大八一五鼓动二七战斗团总部组织人员将刘红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扭送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副局长罗让与处长王成林说明不能接收的理由后，双方争执、僵持到次日凌晨5时，罗让等被迫答应将刘红暂押公安局。
1月8日 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贴出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思潮”的声明。
1月上旬 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揭发交代了曾经按照李井泉和市委的意思，去调查了重大八一五负责人黄顺义、周家瑜和骨干覃文绪等人的家庭出身背景等情况。
1月12日 首都三司北京师院东方红“红雷”“小八路”分队写出长篇文章《对以周闯、周家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认为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鬼见愁”周闯和重大八一五周家瑜一伙人抵制工人造反军4号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的纪念“12·4事件”一周月大会并造大会的反，与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讲团结、讲策略”“避免发生冲突”是修正主义货色的论调，要开展对以周闯、周家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1月14日 长安机器厂召开批判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造反派在驻厂重大八一五学生支持下接管了广播站、印刷所等部门。
△当天出版的《8·15战报》登载《答群众问》称：“‘山城八一五联合指挥部’是一个不符合‘十六条’，也不受群众拥护的组织，应该砸烂，必须砸烂！”
△重大八一五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造反派一道夺了该台的权，将该台改为“重庆人民红色造反广播电台”。
1月16日 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工人造反军总部、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19个群众组织响应上海工总司等32个群众组织的《紧急通告》，联合发表类似的《紧急通告》。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抄砸和接管了设在重大校内的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并接管了校内所有行政部门的权力，成立了政治部、教务部、后勤部，由秦安全、查正理、贺尔金分别任主任和部长，吴古孝等负责财务监督工作。
△余跃泽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采矿系分团做检查交代。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出《通令》，勒令重庆市委、市人委领导人于18日晚12点钟以前到重大报到，听候处理。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从西南局造反派处获知李井泉在上海“养病”的消息，与西南局造反派一道商定去上海抓李井泉回川批斗。
△重大八一五发出《通令》和“敦促投降书”，强令赤卫军投降。不少赤卫军干部承认错误，原思想兵负责人牟光灿写出检查。
1月17日 晨，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队员吴成金（电机系学生）、赖明国（机械系学生）与西南局相关人员共七人，从成都双流机场乘飞机去上海，执行抓李井泉的计划。
1月18日 重大八一五和其他单位造反派共万余人在风雨操场召开斗争原工作组组长、副市长余跃泽大会，给张叶枫（校党委委员）、崔成礼（工作组副组长）、孟凡钧（工作组接待办公室主任）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陪斗。余跃泽做检查时被收缴发言稿，令其脱稿检查。会后四人被押上卡车，到沙坪坝、小龙坎等地游街。
△重大八一五给市委、市人委领导人的《通令》发出后，市委书记处书记、监委书记廖苏华，书记处候补书记丁长河，副市长段大明和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在规定时间内到重大报到；书记处书记岳林在报到后因处理綦江某事件请假离去；书记处书记辛易之被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提前带走未能到重大；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在北京开会，24日返渝后，于26日到重大报到。
△重庆市领导干部被勒令到重大后，由黄顺义代表八一五战斗团“训话”，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文章，责令老实交代“罪行”和揭发省、市委有关“问题”。八一五战斗团还分别成立了任白戈等人的专案组。因原校长郑思群自杀的前鉴，重大八一五按“政治批判从严，生活安排从宽”的原则，安排电机系、机械系、无线电系学生分别对这批干部尽心看护。
1月19日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郑全体等在西南局、华东局和上海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相关人员配合帮助下，在上海瑞金路招待所抓到李井泉，随即用飞机押送回成都，连夜转车押送到重大交给八一五总团监管。此后，《山城红卫兵》《2·7战报》等分别登载了《智擒李井泉》的纪实报道。
△下午，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告之重大同学带他到上海把李井泉抓回成都了。
△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对被赴蓉挺进纵队抓来的李井泉训话后，安排采矿系学生袁守经（袁野）、王永彬、周兴庭、伍德辉等组成的监管小组监管在六教学大楼401室。当晚即安排校医殷德军为李井泉检查身体，看病。监管期间，王永彬等对李井泉尽心照料，李十分感激。后来离开时，李井泉送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和一本《毛主席语录》给王做纪念。
△重大八一五驻万县联络站成员谭英明（动力系70级）被万县地区保守组织红色贫下中农兵团、红色工人兵团绑架、拷打。次日，与同时被抓的13名当地造反派成员一道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1月20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发出《通告》决定：校内外战士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
△下午，重大八一五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赵姓工作人员接听）汇报：李井泉已被带到重庆，同行的有李井泉的秘书、警卫、大夫各一人。晚上再次通话，告之已勒令李井泉写检查交待。
△重大八一五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指挥李长春、赤卫军总部负责人梁经权披上用思想兵、赤卫军袖章连缀成的袍子游街示众后编入劳改队强迫劳动。
1月21日 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召开“开门整风”大会，提意见的人排队依次上台发言，有的提出建议性意见，有的提出激烈批评。下午一位重大工人（原保守派成员）上台对八一五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意见后，《红岩》作者罗广斌不守次序上台抢过话筒发言，并且说“我认为八一五让刚才这个保皇派上台放毒，简直是敌我不分……”全场哗然，随即将罗广斌轰下了台。当罗与杨益言一起离开会场时，还有十多个八一五成员追上去同他辩论，最后罗、杨在一片反驳、指责声中上车离去。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将于次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重大八一五连夜向全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集全市各群众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1月22日 由重大八一五主持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晚上邀请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八一兵团、红建工造反兵团、邮电八一五、二轻兵团、红农八一五、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卫生系统八一五、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重庆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等37个群众组织开会，商讨按照《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联合夺权问题，并决定按系统分工，于24日开始进行夺权。
△晚，重大八一五打电话向总理秘书周家鼎汇报，李井泉仍住在重大，等待总理指示，如总理没有意见，将与有关组织商量安排斗争大会。李井泉在重大监管期间，重大八一五“打倒李井泉战斗队”多次“提审”让其交待“问题”。李井泉写下了所犯“三反罪行”材料，以及“揭发”邓小平、彭真、贺龙、陶铸、任白戈等人“问题”的材料。八一五将李井泉所写材料十余份分八次邮寄给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监管期间，除市内造反派组织前来“提审”外，省内外先后有成都65厂造反派、江津地区“专攻崔大田指挥部”、云南省委机关联总、武汉市机关造反派、中央统战部民委革命造反委员会、泸州化工厂革命造反派、山西省太原市革委会、总参谋部、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等来重大“提审”李井泉。
1月23日 曾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重大赤卫军成员吕保科被八一五战斗团批斗、游校示众。冶金系谢上芬因收集八一五成员名单、搞记录八一五活动的“一月大事记”，被该系八一五派称为“女政治扒手”，宣布“驱除出党”。
1月24日 因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重庆驻军首长韦统泰、谢家祥、蓝亦农、刘润泉、马骏容、唐兴盛等召见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黄顺义、吴庆举、秦安全、周家瑜、熊代富、查正理、潘继涛、杜宗文、代水生、贺尔金、郭金良等十余人，表示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联合全市造反派组织夺重庆市的权。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按照22日37个群众造反组织商定的原则和23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会议的分工，到市委组织部和办公厅夺权。
△由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主办的《冲锋号》重庆版创刊，登载了原来准备于1月9日八一五派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的发言稿《向以重大八一五总团某些人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猛烈开火》。在其“编者按”中写道：我们是在肯定重大八一五的前提下来提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的。我们和重大红岩公社所代表的那种“貌似公正，唯我最正确”的所谓“第三种势力”的观点是泾渭分明，丝毫没有共同之处的。在革命的进程中，这种“第三势力”必然会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红岩公社自成立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月26日 42个群众组织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开会商讨夺权后如何掌权事宜。
1月27日 重大八一五《8·15战报》出版第8期后休刊。
1月28日 重庆驻军2000名指战员举行“坚决支持重庆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夺权行动的公开支持。
1月底 罗广斌从市文联乘车去北碚西南师院途中专程到重大找八一五总团勤务员“作最后一次谈话”，受到冷遇。下午在西师给八三一纵队做报告。
本月 重大保守组织垮台后，一批参加过工人纠察队、思想兵、赤卫军的骨干或同情支持他们的中共党员、预备党员,如王青山、梁经权、李长春、佘国华、谢上芬等被重大八一五基层组织宣布“驱除出党”并用大字报公示。
△留守重大的工作组成员张光明、张忠良等为尽快离开重大而不遭学生纠缠，请示市委秘书长王若同意后假“造反”，成立了“重庆大学工作组八一五战斗团”（后改名“重庆大学工作组员红色造反团”），张忠良任团长，张光明任政委。向黄顺义汇报后得到支持，由重大八一五为他们印制袖章，重大广播站广播了工作组造反的消息。他们以到处摘抄的大字报内容拼凑写出一批“揭发批判”原工作组正副组长余跃泽、崔成礼的大字报。黄顺义应邀观看后表示鼓励，并要求“把大字报贴到黑市委去”。他们这才获准离开了重大。
2月1日 工人造反军总部、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反对重大八一五的4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人民小学联络站通过《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急电》，称“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重庆12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造反组织，单方面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已由八一五派掌权的重庆市邮电局拒绝发送该电报，电文只好在2月9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报重庆版创刊号上刊登。
2月3日 西师八三一勤务员岳朝亮在分团以上勤务员会上说“重大八一五是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和重大八一五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要踢开八一五，自己起来闹革命。”
2月5日 本月初，刚成立不久的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获知西师八三一校外战斗队突袭了八一五的一处联络站，抄获一批材料，其中涉及《红岩》作者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他们认为此问题很复杂，弄得不好会影响一些群众组织。军校联络站商量后决定：一方面将有关罗广斌历史问题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一方面将罗广斌控制起来防止出事。本日军校联络站与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一起到重庆市文联将罗广斌从家中带到建工学院，次日转移到军校联络站驻地马家堡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三楼上。
2月6日 周家瑜和西师八三一冒雨在解放碑展开辩论，阐述各自对重庆市夺权问题的观点。八三一抓住重大曾经写过的一个通告中有句“重大八一五夺了市委的权”，认为是排斥工农，是学生夺权。周家瑜承认这是一个笔误，但不影响群众组织联合夺权的真正事实。双方各执己见，难分胜负。
2月7日 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致驻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公开信》称：以重大八一五总团周家瑜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害怕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沉醉于圆桌首脑谈判，使山城的文化大革命有夭折的危险。呼吁解放军要支持山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2月8日 “1·24夺权”建立的“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发布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新重庆报》公布了参加酝酿、协商、建立革联会的群众组织名单。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即五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王绍川（财贸八一五）、熊代富（重大八一五）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革联会第一号《重要通知》决定，于2月12日上午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
2月9日 首都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重庆版创刊，该报除了全文登载重庆反革联会一派给中央的急电外，还称1月29日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主席台上，有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的站岗，是“枪口下的大联合”。
△晚，供电八三○、重纺八一五、重大八一五等数百人，抄砸了设在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
2月10日 被软禁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三楼的罗广斌早晨跳楼自杀。周家瑜得到消息后先怀疑是被谋杀灭口，到现场听取看管罗广斌的建院八一八学生介绍情况和公安人员介绍现场勘验情况后，确信是自杀。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与北航、清华、西安交大、空字028部队、新华社四川分社等单位造反派发起筹备成立“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促进会”。12日召开了有成都地区两派216个基层组织参加的“大联合促进会”成立大会，14日召开勤务组会议，推举郑全体为勤务组召集人。促进会出机关小报《征腐恶》一期。但随着“二月镇反”开始后的形势变化，该会自动解散。
2月11日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主办的《红岩》报第13期刊登《老虎屁股真的摸不得吗？》和《给重大八一五的公开信》。公开信说，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八一五战斗团最忠实最可靠的战友，我们批判以周家瑜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为了永葆八一五可贵的造反精神。
2月13日 首都三司发出《司令部警告》，针对在重庆支持重大八一五的“首都三司驻渝红色联络站”宣布，“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渝红色联络站”与重庆一些右倾投降分子打得火热，决定将其“踢出”三司。
2月14日 首都三司宣传部主办的《首都红卫兵》报第29期发表《打倒重大八一五总团的右倾机会主义，将重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月15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就当前社会上一些对他们的攻击发出《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永远当革命人民的小学生——给山城革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称当前挑起造反派内战的是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等一小撮走资派，罗广斌、刘红、黄廉等一小撮牛鬼蛇神，西师八三一、川大八二六、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一小撮野心家。这一“内战”是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2月16日 《人民日报》登载重大八一五战斗团造反战斗小组文章《勇于造“我”字的反》，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就是改造灵魂的大革命，就是大破剥削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所属成员单位辩论会，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与重大八一五就夺权问题进行辩论。
2月17日 重大八一五《8·15战报》复刊（总第9期），编辑部在《告读者》中称：“从《8·15战报》休刊以来，某些人利用报纸这一阵地歪曲事实，借题发挥，向重大八一五和‘革联会’发起进攻……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运动的大方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应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报决定从本期起暂行复刊。”
△四川开始大规模抓捕造反派的“二月镇反”。据后来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说，在各地支持造反派的重大八一五成员“二月镇反”中被抓48人，都是英勇斗争、坚强不屈的。
2月19日 革联会在珊瑚坝召开有60万人参加的批斗李井泉大会，刘文珍、鲁大东、廖苏华陪斗。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及市委监委红色造反者在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
△反革联会一派三万人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大会，声称要“踢开重大八一五”，大会进行了26分钟，被拥护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六中32111战斗团、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冲突。会后反革联会一派游行到解放碑。
△就《首都红卫兵》报第29期登载的《打倒以重大八一五总团一些人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将重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三篇文章，《8·15战报》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极大的愤慨，提出强烈抗议并保留回击和答复的权利。
2月20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出《关于全团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全团每个同志必须每天自觉学习1~2小时的毛著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半个月以战斗队（战斗小组）为单位开一次主席著作学习讲用会。
△面临成都地区日趋紧张的镇反局势，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人民南路等地张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坚决支持兵团、八二六”以及支持红成、红卫东的大标语。后又写出《告别蓉城——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与南下红卫兵一起发表了《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八二六派战士的公开信》，指出，目前局势是暂时的，光明即将到来。这两篇文章被成都军区和保守组织产业军列入“三大毒草”之中。
2月21日 重大八一五驻京联络站被首都三司抄砸。
△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袁昌福等来重大，将李井泉“借”去贵阳“接受贵州人民批判”。
2月22日 重大八一五由周家瑜带队，出动20多卡车人员到北碚区抄砸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重大动力系“地下党总支委员”、重大工人纠察队指导员王青山被八一五动教战斗队召开大会批判。
△欲上京告状的重大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在沙坪坝电车站等车（去火车站）时被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的人碰到，将其作为附中对立派的后台扭送沙区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电话请示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后，将徐关到沙坪坝杨公桥看守所拘留，关押13天至3月7日释放。徐光明获释后即赴京告状，并在4、5月份以反革联会一派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及重庆问题的会议。
2月23日 首都三司、一司、清华井冈山、北地东方红等驻渝联络站和外地师生红色造反团等30多个组织联合发表《外地革命师生赴渝造反兵团公告》称：以重大八一五总团周家瑜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最大障碍，是革命组织内部最危险的敌人。宣布不承认革联会，要坚决造它的反，一反到底！
2月26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出《整风通告》，决定从28日起，边战斗，边整风。
2月27日 下午，按驻军准备“解放”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的安排，革联会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李友、郑祥文、段大明、辛易之等前市委领导干部上台亮相，揭批鲁大东。
△嘉陵江涨春水，三千多名重大师生赶到中渡口嘉陵江边抢运附近红岩造纸厂堆放在沙滩上的造纸原料。
2月28日 重庆师专八一五、建院八一八、重大八一五和市公安局前哨革命造反兵团等单位在建院召开批判市监委书记廖苏华和公安局负责人孙斌、秦世杰、甄治中、刘逞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市公安局二处与市建工局第一建筑材料厂保卫科在7803部队协助下，将该厂造反派头头和骨干30多人抓捕集中关押，其中包括重大八一五驻该厂的联络员张善清（采矿系70级），张于次日游街示众后释放。
本月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派往四川专县活动的许多学生在“二月镇反”中被抓，孙世久（电机系67级）因支持四川内江地区歌舞团造反派（孙的女朋友为该团造反派头头），孙与该团头头先后被抓，关押两月后释放。陆主民（电机系66级电力二班）在四川富顺县支持当地造反派活动被富顺公安部门抓捕。
3月3日 因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已于2月22日成立，本日晚11点，原首都一司、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以“首都红代会驻渝联络站”名义向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周家瑜、熊代富、黄顺义及前市委领导人辛易之、段大明等发出《挑战书》，要求在解放碑辩论重庆革联会问题。
3月4日 首都红代会驻渝联络站与重大八一五在市中心解放碑冒雨辩论革联会问题，重大八一五派出“专业”辩论组织101部队（该“部队”中有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贺荣伟、王显乾等理论骨干）“杀鸡焉用牛刀”小组（组长柴天骐、动力系67级）出辩，双方各执己见，辩论会最后在八一五派成员“革联会好得很”的口号声中结束。
△在重大八一五等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从西师八三一中拉出的十多个战斗组发表《红色造反宣言》，组成了支持重大八一五的西师春雷造反兵团。
3月5日 重大八一五勤务员秦安全在全校大会上说，把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作为“三结合”干部是警司提出来的。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与成都产业军公开辩论。辩论进行中，被产业军和公安人员涌上殴打，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和队员陈雷、鄢家猷等三人被抓到公安局，关入成都大慈寺牢房。赴蓉挺进纵队大部人员于3月中旬撤回重庆，部分人员留在成都做营救工作。
3月5日和7日 重大八一五在校先后斗争了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指挥李长春和赤卫军负责人梁经权。
3月7日 八一五派在解放碑举行“肃清救世主流毒群众大会”，市一中八一五、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财贸八一五、一轻兵团、重大八一五发言揭发批判三司驻渝联络站、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反革联会”的言行。
△前重大无线电系工作组副组长黄启璪、张光兴在该系作检查。
3月8日 西师八三一的一些成员为了保住组织和在校内掌控的权力，于7日晚宣布对原总部进行“夺权”并表示与总部的错误决裂，但被八一五派认为是“假夺权”。本日凌晨1时，西师春雷造反兵团在重大八一五等驻北碚人员的协助下，夺了西师八三一掌控的校内大权。随后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师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取缔“反动组织”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
△重大师生员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重大工作组员红色造反团全体成员29人做了揭发控诉发言。
3月11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3月12日 五十四军领导人两次与重大八一五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研究“三结合”问题，竭力说服他们同意结合辛易之。
3月14日 本来支持革联会的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一○五红色造反团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支持革联会文艺演出，被重大八一五、六中32111、《山城红卫兵》报编辑部等以节目内容“有毒”为名上台造反，并逼“一○五”人员当场消毒，向毛主席请罪。此后七医大一○五被逼站到了反革联会一边。
3月15日 五十四军召开工、农造反派代表座谈会，研究“三结合”问题，再次与重大八一五交谈“三结合”问题。
△师专八一五、师专附中八一五、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在师专集会庆祝“8·15事件”七周月，师专附中八一五兵团宣传队演出文艺节目。
3月16日 重大八一五在校学生举行“军政训练誓师大会”，会后演出文艺节目，欢迎解放军到重大指导军训。
△重大八一五《8·15战报》出版总第13期后再次停刊，编辑部的《致读者》中说：“现在革联会为了能够保质保量地印刷生产革命人民急需的宝书——毛主席著作，以及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我《8·15战报》坚决执行革联会的正确决议，决定从下期起停刊。”
3月17日 市委机关总部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召开6000人的“辛易之亮相会”，重大八一五在会上作了内容不同的两次发言。
△北碚区在解放台召开斗争会，在“镇反”运动中被捕的西师八三一主要勤务员周荣、周德英（女）等七人全部戴着手铐接受批判。在场的重大八一五学生感到“不是滋味”，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革命小将，大家一起愤然退场。
3月23日 上午，沙坪坝区大中学校冒雨在重大八一五广场召开“揭发、批判辛易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就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所犯的错误作“亮相”前的检查。重大八一五代表黄顺义的发言题目是《欢迎辛易之和我们并肩战斗》。
3月26日 由重大校刊编辑部主办的铅印小报《重大八一五》创刊。负责人周心福（动力系67级），编辑何国光（电机系66级调干生），仅出版两期。周心福、何国光转入加盟《8·15战报》编辑部，原编辑刘福、周孜仁到革联会办《山城战报》。
△被关在成都大慈寺狱中的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郑全体、鄢家猷（陈雷关在另一牢房）写了《给人民公安负责同志的急条》，说：“我们本着主席顾全大局的指示和《红旗》杂志五期社论精神，在这里已达22天了，我们要说的一切也已说完了，要写的也写完了，我们认为对我们这样处理是不当的。我们要求马上取消对我们的专政，立即恢复我们的政治权利。故今天发的表（即《坦白交代登记表》）我们不能填了。”他们几乎每天都写的要求释放条子无人理睬。
3月28日 驻重大军训分团召开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八一五吴庆举、陈登富、郑健恢，原“思想兵”柳洪珍、韩宝林等在会上做了控诉发言。
3月30日 八一五战斗团安排原校党委副书记刘玉元、人事处长刘玉山在学校作检查，为“三结合”做准备。
△由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报编辑部主办的《井冈山》26期（专刊），在第三版全版刊载其驻渝联络站提供的文章《山城在浓雾中》，文中提到1月“17日深夜，在市委交际处，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公安局长孙斌和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周家瑜、熊代富、黄顺义密谈。继后，市委和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一系列会议，密谋了夺权计划。”
3月31日 有大字报传出小道消息：“周恩来说，重大八一五变了”。五十四军、革联会、重大八一五一致认为是砸派造谣。
△上午，应重庆医学院“冲锋号”战斗队邀请，重大八一五黄顺义带领同班同学曾祥豹、陈立中到重医阶梯教室，与“冲锋号”战斗队辩论“革联会是不是怪胎？”并解答所提的问题。黄顺义用革命导师对新生事物的态度，要大家像呵护新生婴儿一般对待革联会的缺点错误，要帮助它健康成长。会后重医兵团勤务员黄开华陪同黄顺义等在学生食堂共进午餐。
本月 八一五战斗团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重庆大学临时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校临委），作为学校临时权力机构，在八一五战斗团勤务组基础上吸纳了部分学校职员作为办事员参与学校管理。因周家瑜常驻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熊代富常驻市革联会，校内日常工作由黄顺义、秦安全等牵头处理。
4月1日 北京传来“反复辟”的风声，重大八一五召开全团大会，辩论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态度，大多数成员不顾周家瑜反对举行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游行。重大校园中展开了对革联会是“砸”还是“保”的辩论。
△在成都被关进监狱28天的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郑全体、鄢家猷、陈雷获释出狱。事先已经得到消息的赴蓉挺进纵队留守人员在监狱门外迎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22期，在第二、三版刊登了《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称重庆是“假造反，真偷权”，“黑市委”控制和收买了重大八一五头头搞“和平过渡”“改良主义”，搞“反革命的三结合”等等。
4月3日 八一五战斗团在风雨操场再次展开辩论，普遍认为重庆市存在“资本主义复辟”，“镇反”有问题。
4月4日 革联会召开向刘少奇开火的誓师大会，有重大八一五成员在会上打出“警惕山城和平演变”“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联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大标语。重大八一五成员在上清寺贴出对召开“工代会”的质疑，迫使革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决定无限期延期召开工代会。
4月5日 下午，经过全团辩论后，率先统一了“坚决保卫革联会”思想的建院八一八战斗团，列队进入重大校园游行，带动仍在继续进行革联会问题辩论的重大八一五学生一起到师专八一五广场集会，与闻讯而来的一中、三中、师专附中等八一五派中学生一起高呼“保卫革联会”口号游行至深夜。
4月6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表67-3号《重要通告》，称“镇压反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又呼吁革命造反派提高警惕，不准任何人以镇反为借口，打击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私自解散革命组织。
4月7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形势发表《严正立场》，改变了对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组织的看法，称他们“决不是右派组织，他们的错误是革命小将在前进路上所犯的错误”。
△在市革联会派出的六中32111战斗团、三中抗大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以及毛纺厂红岩战斗队支持帮助下，“镇反”中被压垮的重棉六厂纺织兵团重新夺回被该厂“二七分团”（其中大多数成员为原工人纠察队队员，被认为是“工纠变种”）夺去的全厂党、政、财、文大权。4月16日出版的革联会机关报《山城战报》以《纺织兵团六厂战斗团痛击反革命逆流》为题作了详细报道。
4月8日 鉴于八一五派内部反革联会情绪高涨，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数百名代表被专车接到重庆警备司令部小礼堂，五十四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参谋长耿志刚讲话进行劝导，让他们坚定支持革联会的信心。
4月9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体育场召开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五十四军副政委蓝亦农到会讲话。八一五派中要求砸烂革联会的市工业校红岩兵团等学生冲主席台造反。
4月12日 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再次举行全团辩论大会，定下“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的基调。
△重大八一五《8·15战报》再次复刊，出版总第14期。
4月14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形势发表《再次严正立场》，称革联会是比“十月革命”更伟大的“一月革命”的产物，绝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重申67-3号重要通告以及4月7日《严正立场》仍然有效。
4月15日 面对社会上日趋强烈的“砸烂革联会”的呼声，《8·15战报》刊登编辑部文章《捍卫红色政权》和“红旗”战斗组在全团辩论会上的发言整理稿《革联会必胜》，以及“鹰击长空”的文章《正确对待革联会的错误》。
4月16日 革联会在珊瑚坝召开20万人参加的“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彻底批判《黑修养》群众大会”，李井泉、任白戈、鲁大东、廖苏华、余跃泽被押上台批斗。
4月17日 重庆市交际处八一五造反兵团“丛中笑”战斗组发出铅印传单《紧急辟谣——所谓1月17日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与重庆市黑市委头头密谈真相》，就清华《井冈山》报（3月30日）和北地《东方红报》（4月1日）所载“妖雾弥漫嘉陵江……”一文中编造的“黑市委”收买了重大八一五总团头头双方“密谈”一事，公布调查后的当时市委领导人各自在哪里，而重大八一五的周家瑜、熊代富、黄顺义等头头当天一直在校内的真相。斥责“妖雾”一文“纯属捏造，恶意中伤，上骗中央文革，下欺广大群众”。
4月19日 在《山城战报》第10期上刊登消息报道《纺织兵团六厂战斗团痛击反革命逆流》的作者、原《8·15战报》主编周孜仁在《山城战报》编辑部（设革联会内，原市委大院）遭该文中批判为“老保变种”的重棉六厂二七分团数百人围攻，要求给他们“平反”并欲将其押回工厂“说清楚”，周孜仁虚与委蛇侥幸逃脱。该二七分团成员上千人到革联会静坐三天要求平反无果后加入了砸革联会的行列。
4月中旬 重大八一五吴桂伦、钟志芳等三位女生，以“偏在寒中俏”战斗组名义写出《革联会的大方向错定了》的大字报。该战斗组与“欢喜漫天雪”战斗组一道从八一五中杀出，组成反革联会的重大“东方红纵队”。
4月21日 北碚地区八一五派在解放台召开“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十三中九八等冲击会场造反，把重大八一五宣传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全部砸烂。
4月22日 重大八一五等在市中心举行“抗议砸派挑起武斗”示威游行，沿途展示被西师八三一等砸烂的宣传车、广播器材和铜管乐器。
△就北地《东方红报》、清华《井冈山》报接连刊登反革联会文章和发表首都红代会对渝“声明”，《8·15战报》编辑部受权发表《严正声明》，提出强烈抗议，保留答复的权利，暂时不予回击。
4月24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成立“打倒李井泉战斗队”（简称“打李队”，并以成立时间命名424部队，负责人采矿系机电专业68级王永彬、黄仕荣，冶金系熊光琼），专门调查、收集、整理、出版、发行打倒李井泉的材料，从1967年6月16日~12月25日共出版《打倒李井泉》专刊15期，每期铅印1~3万份。
4月26日 李井泉被结束在重大的拘禁，转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
4月27日 重大八一五赴京汇报团就首都红代会（北地东方红）对重庆八一五派汇报团成员和物品采取打、抄、抢行动，发出《告首都人民书》，呼吁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制止这种践踏“十六条”的恶劣行为。
△刚转变观点，由保革联派变为砸派的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到重庆大学校内示威游行，与重大八一五发生冲突后被赶出。次日，政法兵团到革联会大院（即市委大院）内静坐抗议，引起其他砸派前往声援。
4月29日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鬼见愁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继续支持革联会，坚决和重大八一五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4月下旬 郑全体、张正茂率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恢复活动。
本月 重大八一五勤务员吴庆举到谢家湾地区的机制校、二十中、三十五中等校作形势报告，使这些学校的多数学生坚定了支持革联会的信心。
△重大八一五总团派出六个同学组成小分队，持重庆警备司令部和重庆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到南充火花公社调查李井泉在该公社“蹲点”的情况，6月底，与南充地委机关革命造反团合编写成《西南的“桃园”》印发。
△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师专八一五联合翻印的《学习毛主席四篇哲学论文辅导报告及问题解答》（陈伯达、艾思奇著），重大八一五资料室（负责人杨天基、无线电系66级）编印的《西南的土皇帝——李井泉》《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典故》大量印刷发放。以后，重大八一五又陆续编辑印刷了《李井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200条》《李井泉罪行录》（上下册）《毛主席诗词》《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上流传的未经发表的毛泽东文章、讲话）、《中央首长讲话》（包括一些文件）和周孜仁著、画的章回体《李井泉鬼魂东行记》等书刊资料发放。
5月1日 新上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京西宾馆接见重庆八一五派代表。由重大八一五郑全体汇报关于李井泉的问题，周家瑜、吴庆举汇报重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5月2日 革联会调集大批人员（包括重大八一五一千多人）将在革联会大院内静坐抗议的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等砸派强行驱逐，砸派组织人员前来营救，两派武斗，伤上百人（包括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
5月3日 重大机械厂职工召开“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的批判大会。连日来，八一五各教工战斗队纷纷集会，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5月4日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成员、机械系学生黄肇炎（机67）率王益富（机70）、刘星权（动69）抵达成都，奉命负责编辑《8·15战报》成都版。6月，校本部战报主编周孜仁来蓉支援工作一段时间。《8·15战报》成都版前后出版7期，后因武斗升级于8月底停刊。
5月5日 为对付杨益言（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等人和首都红代会北地东方红等在北京控诉重庆革联会“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谋杀罗广斌”等宣传活动，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组成“罗广斌专案组”，调查收集有关罗广斌历史问题和与文艺界“黑帮”“黑线”关系的材料，筹办“叛徒罗广斌罪行展览”。本日在重庆市文联召开工作会议，重大八一五黄志良、尹红科出席。
△《8·15战报》在“六十年代的‘一千○一夜’”通栏标题下，转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第22期刊登的文章《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作为“反面教材”。
5月7日 毛泽东在阅山东省军区的一则电报时批示：“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注：梁：梁兴初，张：张国华，甘：甘渭汉，韦：韦杰。）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结束，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发〔67〕147号，时称“红十条”），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否定了四川的“二月镇反”；决定组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张国华（成都军区政委）任组长，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刘结挺（前宜宾地委书记）任副组长，张西挺（前宜宾市委书记）为组员。周恩来宣布重庆问题专案解决。
△重庆两派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的代表，在原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正式代表各10名基础上增加为各20名。重大八一五代表有周家瑜、秦安全、吴庆举、郑全体；重大砸派代表有红岩公社徐光明、东方红纵队邹世友（电机系69级）和秦栋梁（机械系），邹、秦二人先后参加了解决重庆问题的两次会议。
5月10日 重大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完成《关于重庆8·28政治迫害案给毛主席的报告》3万多字，用大量事实揭露所谓江北“8·28惨案”是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一小撮“走资派”镇压重大八一五和山城革命群众的政治迫害事件，李井泉就是炮制者和幕后策划者。
5月13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肖华、杨成武、王力等接见重庆赴京代表，听取重庆双方代表汇报情况。
5月14日 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在北京西苑旅社就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意向给八一五派代表“吹风”，代表们对中央未承认革联会无法理解，一哄而散。
5月16日前 八一五派某驻京联络站发回一条《北京来电》，根据不准确的消息称周恩来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赞扬了重大八一五代表周家瑜是“高水平，高姿态，高风格”，很快即被证实周恩来无此说。但此后“三高”即成为两派对周家瑜戏称的外号。
（图为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代表1967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展示他们献给毛主席的锦旗，左边由下向上依次是王玉华、邹世友、刘永珍、张泽惠，右边由下向上是钱应璋、刘平治、吴桂伦、熊朝璧，旗后中间前排二人左起徐光明、杨得中，后排二人左起高智科、陈翠然。）
5月16日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中发〔67〕159号，时称“红五条”）。《意见》既肯定五十四军“支左”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又批评“他们的缺点是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求“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意见》对造反派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采取了回避态度，既未予以承认，又让原领导革联会的五十四军派出更高级别的领导（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担任革筹组领导。
5月17日 对“红五条”大失所望的重大八一五上午在阶梯教室、下午在风雨操场展开辩论，多数人表示不理解，想不通。下午八一五各组织负责人在重大召开会议，对中央五条的许多内容强烈不满。有人在校内贴出“处理重庆问题的五点意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军号”“周总理是最大的折衷主义者”“革联精神万岁”“向北地东方红学习，不打不成左派，打砸才是左派”“谁要砸烂革联会，先拿狗头来”等对中央表示不满和抗议的标语、大字报。
△晚，八一五战斗团冒雨召开全团大会，坚决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六中32111战斗团、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八一兵团、421部队红总、财贸八一五红岩分团等数十个群众组织参加大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局势发表《严正立场》，坚称：革联会必胜，砸派必败。
5月18日 下午，八一五派在市内召开“誓死保卫革联会”的大会，会后游行，重大八一五的队伍前面由一群重大体育队的大个子手提皮带簇拥着巨幅标语“强烈要求张国华、梁兴初到重庆答疑”，高呼“要革联会，不要革筹组”。
△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经过激烈辩论，最后一致通过给毛主席如实汇报反映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全体成员对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五条意见的看法和意见。其后，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后字242部队）文筹、市公安局公安总部等单位也相继向中央写出了对“五条”看法的汇报材料。
5月19日 上午，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在市委小礼堂传达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经过情况。黄顺义代表重大八一五发言说，17日我们全团辩论会一致决定撤销周家瑜在北京的表态。周家瑜和警司一伙人在北京表态是拿原则做交易，我们不承认。并说重庆革联会的问题不解决，四川的问题也不能解决。
△深夜，五十四军领导人在军部礼堂接见重大八一五分团以上负责人，传达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精神，做正确对待“红五条”的思想转弯工作。
△深夜，三中抗大兵团勤务员孙金兰（女、高66级八班），对重大八一五学生不理解“红五条”而产生的悲观、抵触情绪十分担忧，打电话给五十四军军部，说重大八一五是山城的一面旗帜，决不能倒下，哭着恳求首长们给重大学生做思想转换工作，要执行五条意见，我们三中抗大兵团都看着他们。
△在泸州的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泸学习队、红卫兵成都部队赴泸挺进纵队发表对泸化兵团（国防企业泸州化工厂的红联站派组织）看法的《严正声明》，称其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宣称将一如既往不与任何保皇组织发生联系，并正告“麻联站”（对红联站的鄙称）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但半年后重大八一五和红成均与泸州红联站结成“打刘张”的同盟军。
5月20日 上午11时，五十四军领导人除谢家祥（政委）在军部值班外，韦统泰（军长）、蓝亦农（副政委）、白斌（副军长）、韩怀志（副军长）、董占林（副军长）、雷远高（副政委）、耿志刚（参谋长）以及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一起到重庆大学风雨操场，与正在举行辩论大会的八一五战斗团全体成员和前来参加大会的其他八一五派组织代表见面并发表讲话。白斌首先证实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周总理和康生对重大八一五的批评说明了对重大八一五的信任。蓝亦农在讲话中举当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为例，说我军将缴获印军武器全部交还印军，开始大家想不通，但一听说这是毛主席指示的，指战员就坚决执行。革联会过渡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更上一层楼，五条意见中对五十四军的批评是我们有缺点、有错误，中央首长的批评是爱护我们，鼓励我们。山城八一五派是左派，真正的左派要起表率、模范作用。经过驻军领导人苦口婆心的开导，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转变态度，发表《再次严正声明》，表示最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5月21日 八一五派25万人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群众大会”，会场上写出 “革联会好，革筹组更好”“革联会是我们的，革筹组更是我们的”“欢迎砸派参加革筹组”“停止内战，团结对敌”等大标语。红卫兵成都部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鬼见愁”、北航红旗原驻渝联络站、西安交大510支队、北京外贸学院东方红、首都红卫兵八一五兵团代表先后发言。五十四军副军长、重庆市革筹副组长白斌在会上讲话。会后游行。
5月22日 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秦安全在做赴京情况汇报时说：“砸派在北京大造舆论，并控制了向中央汇报的五条线……在北京很多人不支持我们八一五了，因此，我们向中央汇报材料是很困难的。”
△17日以来砸派到处写出“重大八一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坚决揪出重大八一五炮打中央文革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等大标语。本日首都大、中学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一百多人到警司递交《公函》，要求严惩重大八一五中“炮打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在得不到答复时静坐示威至次日凌晨1时。
△因社会秩序混乱，加之重大学生经常外出参加劳动或集会游行，重大校园内小偷活动猖獗，屡屡发生学生衣物等被盗事件。当天学生抓住三个撬门入室盗物的小孩，并将其招认的“幕后指使者”何子笃（外号何二，社会青年）、虞文学（外号肖飞，社会青年）从沙坪坝正街抓到学校拷打致死，经法医鉴定为“经钝器多次打击，损伤疼痛引起休克死亡”。
5月24日 新上任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在成都军区接见包括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在内的群众代表。
5月26日 下午，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秦安全做赴京情况汇报，其中讲到：杨益言、胡蜀兴（罗广斌夫人）在北京大肆放毒，说罗广斌是被谋杀的，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舆论一边倒，如广州、上海、内蒙等地，说重大八一五是叛卖集团，是保皇派。我们挨北地东方红的打，挨了三次。第三次挨打后，我们到他们校内游行抗议。我们有30多人被打得住了院。八一兵团一战士冒充是周家瑜，替他挨了毒打。
5月27日 八一五派“罗广斌专案组”决定组成“征腐恶战斗队”赴北京调查罗广斌问题，本日下午在重庆市文联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勤务组组长为重大八一五刘叔宝，副组长：庄玉洁（建院）、刘德宁（西农），内勤：陈大泽（建院）、王永文（西农）、尹红科（重大），秘书：杨世元（市文联）。
5月28日 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队长郑全体向张国华、梁兴初提出，省革筹办公室人员组成应有重庆八一五代表。张国华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不仅工作人员要有，而且筹备小组也要有，光靠我们四个人怎么行呢？”
5月29日 重大八一五动力分团和采矿分团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杀出来的西师‘春雷造反兵团’的一切革命行动”。
△砸派召开“彻底粉碎炮打中央的反革命逆流大会”，高呼：“重大八一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谁反对红五条，就砸烂谁的狗头！”“重大八一五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5月30日 连日来砸派河运校航锋、工业校红岩兵团等与八一五派石油学校石油兵团、大庆公社武斗。23日，19岁的石油兵团学生邹茂林头部遭棒击因颅内出血抢救无效于24日在重医附一院身亡。本日重大学生郑志胜受重大八一五驻石油校联络员李盛品委托，到重医附一院侦查到邹茂林尸体停放处，画了草图。石油校石油兵团晚上将邹的尸体抢运回校。
5月31日 重大校临委、八一五总团、各分团、各战斗队部分人员，举行关于社会斗、批、改和校内斗、批、改相结合的座谈会。
△《8·15战报》编辑部《致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制止武斗，揪出挑起内战和武斗的幕后操纵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八一五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重庆武斗死亡第一人、石油学校石油兵团邹茂林追悼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给石油学校石油兵团、大庆公社的慰问信中呼吁：“向5·22、5·23、5·24血洗石油校的幕后指挥和杀人刽子手讨还血债！为死难烈士报仇！”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主办的《8·15战报》第23期第5版（照片专版）以“愿将七尺还天地 誓以碧血染红旗——宜宾五月反革命暴乱照片选登”为题，刊登了一组宜宾武斗照片，声援红旗派，声讨“叛匪”（红联站）。
5月下旬 “红五条”下达后，原革联会主任刘润泉等军人撤出革联会返回部队，革联会由重庆市临时权力机构改为八一五派群众组织，其常委由重大八一五熊代富任班长。
△参加了中央解决重庆问题会议后返渝的重大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在重庆剧场和望江、建设、空压等多家军工厂宣讲“红五条”精神。徐光明某日返回重大，被八一五的人发现后抓到某学生宿舍二楼阳台上“亮相”示众。
△由一些大、中学校反革联会师生组成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在市中区五一路川煤总部开会，推举重大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为井冈山红卫兵一号勤务员。
本月 以徐光明为首的重大红岩公社（7人）与4月中旬从八一五战斗团中分裂出来的东方红纵队（40多人）及部分思想兵、赤卫军人员组成的井冈山兵团等联合组成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加入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赴宜游击纵队印发《宜宾的“二月黑风”——在工厂、学校、地专机关、市政机关》，揭露当地对造反派（红旗派）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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