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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官伟勋: 林豆豆的三次自杀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1月 18, 2023 10:5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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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豆豆的三次自杀

                ·官伟勋·

◇ 之一

  在毛家湾时期,我跟林豆豆基本上没有接触。

  我只见过她二、三次。一次是图书室初具规模后她来过一次,怯生生的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问我有没有《千家诗》这本书,我说没有。她来去匆匆,像怕什么人看见似的,很快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来。

  那时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以为她经常下部队转,没时间来,“9·13”后才知道,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因为她跟叶群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所以凡是叶群调来帮助工作的人,林豆豆均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免招惹是非。

  另一次见到林豆豆,是林彪接见我那一次,她和林立果都在走廊头上站着。

  还有一次就是间接接触了。

  那是1969年春节前后,我刚进毛家湾没有几个月。有一次,林办秘书李××带着两篇文章到我住的小后院来说:“这是豆豆最近写的两篇文章。你是专家,叶群主任说让送给你看看,请你给提提意见。主任说,处长不要客气,大胆提,还希望你今后多在写作上给豆豆一些帮助。”

  说实在的,我从来也没把自己看成“专家”,也深知林家一女一子当时在我们空军的“崇高”地位。那时候正是“不可分”论最猖獗的时候。所谓“不可分”,就是毛主席跟林彪不可分;江青跟毛主席“不可分”;叶群跟林彪“不可分”。以此类推,林家的子女自然也就跟林彪不可分了。因此,当时的空军首长,空军领导机关的-些部长、处长们,对于林豆豆、林立果都是绝对尊重,不敢妄加评论的。但既然叶群让看,让提意见,而且叶群在找我去上课时,又当面提出让我给林豆豆的作品提意见的要求,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我客气了几句,便将这两篇东西接过来了。一篇是《井冈山人民想念毛主席》,一篇是《最新最美的人》。都是春节前后林豆豆在江西采访时写的,后发表在《解放军报》上,我仔细看了一遍,认为主题好,文字也不错,但人物写得单薄,可能与作者深入时间短,对人物不够熟悉,而又仓促成篇有关。我把这些意见写出来,附在两篇作品后面还给了李××。

  以上就是我在林办一年半时间内,跟林豆豆之间的几次直接与间接的接触。

  然而,由于我的这段特殊经历,由于这之后几次震动中外的大变故,使我,也使林豆豆等所有当年在毛家湾呆过的人的生活道路,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大曲折、大变动。因而当这些人若干年后意外地再次会面之时,产生一些特有的兴趣、情绪与好奇心。当然,也仍有对不幸遭遇心存余悸,因而在偶尔“狭路相逢”之时,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我是属于充满好奇心的一类。我很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虽然报上有了,文件中也讲到了,党的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也出来了。我做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拥护党的决定。但对于一些事件的细节,可能由于职业的习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总想要知道一些,也总想从中探索一些历史的教训。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倡导的思想路线,所以我没有避讳,见了面时,我总想问长问短,想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当然,如果人家不愿意谈,我们就只好尊重人家的意愿,自觉地决不纠缠了。

  1981年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两天前刚下过一场雪,天气奇冷,我的上呼吸道感染,患了感冒,咳嗽得厉害。当时我还住在长椿街北京市卫生局的宿舍,在西郊复兴路61号院,报社临时借的房子中上班。那天下午,我正在带病写时事讲话稿,经济部的一位王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老官,下边来了个同志要见你。”我说:“请他上来吧。”他说:“他不上来,在那里等你。”是谁呢?我放下笔站起来,边想边下到一楼会客室。推门进去一看,从沙发上站起一位身穿陆军棉大衣、棉军服、高个子、黑皮肤、大眼睛的陆军军官,他上前一步伸出手:“你是官伟勋同志吗?”他说话带点湖南口音。“你是?”我握住他的手问。他说:“我姓张,外边有个同志想见你,你有没有时间出去见一见?”他没讲是什么人,看样子他不想讲,我迟疑了一下,便说:“可以。”跟他出了门。一出门,他立即戴上一个几乎捂住半个脸的大口罩。这个动作引起我的注意,我心中就更加嘀咕是什么人要见我了。

  我问:“你从哪里来?”
  他说:“河南。”
  他个子大,走得又快,显然不想与我交谈。出大门来到加油站前的自行车道上,他便在一位个子不高的女同志面前站住了。

  我看了一下这位女同志,她穿一身旧黄色军棉袄,蓝棉裤,黑旧布棉鞋,脖子上围一条长而宽的白色毛线围巾,一直围到鼻子上,只露出两颗乌黑的眼睛。我走到她面前,就是这个人要见我?她是什么人?没等我问,这位女同志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了她的整个脸庞,她淡淡一笑,轻轻地问道:“还认识我吗?”啊?是林豆豆!

  她不是已经得了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了吗?她不是已经死了吗?她不是……一连串的传闻立即泛上我的脑海。噢,原来她还活着!这位当年全国二号人物的掌上明珠,毛家湾大院中唯一的“千金”,走到哪里都被前呼后拥地保护着,当做贵宾接待的人物,如今在寒风呼啸中,穿着一身旧棉袄,立在街头。她虽然还只有三十来岁,但比起当年来,显得更小,更瘦了,干涩的没有光泽毫无修饰的短发,随便结了个短辫贴在脑后,面色憔悴,两颗黑黑的眼珠,深邃而且埋藏着忧伤。

  地上到处是残雪,西下的太阳已毫无暖意,我看着眼前这位当年帅府小姐,孤独而落魄的神情,“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那首旧诗,蓦然涌上心头。

  “你好吗?”我问她,又补问了一句:“身体还好吗?”我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还好。”她似笑非笑地说。
  她见我又看了看旁边的那位自称姓张的同志,便指了指他说:“他就是张清林。”

  噢,我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在北戴河与她订婚,后来在审查期间与她结婚的那位医生了,我伸手再次跟这位张同志握了握手。

  “你现在在哪里?”我问。
  “在郑州。”
  “这次来北京是——?”
  “来看病,顺便办点事。”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一个熟人家里。”

  这个回答显然是有保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谨慎,因而毫不介意,也就不再问了。

  “听说你在《中国农民报》,还看到你写的文章,今天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还好吧?”她说话还是那么从容,冷静。

  我告诉她我在这里很好,并简单地告诉她,我转业到重庆,调回北京的经过。她苦笑了一下说:“你还是不错的。当时我就对王××说,官伟勋这个人还是能看出叶群的一些问题来的,你早早离开了毛家湾,离对了。”

  “你知道你是怎么离开毛家湾的吗?”她问我。我说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审查我的时候,专案组让我交代过你是怎么离开毛家湾的。还就是×××让我交代的。你没听说?”
  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

  “都是叶群搞的,”林豆豆说,“叶群不是让你搞文物来吗?你不愿意给她搞,还跟别人说了,是郭××向叶群汇报的。叶群一听就火了,把你赶走了。我那时候不在北京,回到北京听秘书说了,我就对王××说,官伟勋这个同志不错,他还能看出些问题来。当时我们很想找你谈谈,安慰安慰你。又怕你把我们说的向叶群汇报,就没敢找你谈。这些事都在交代材料里写了。”

  我听她这么一说,很高兴我曾怀疑过,搞文物是导致叶群赶我出来的原因,但仅仅是个猜测,没有证据。今天一听,果然如此,而且她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向组织上写了这份证明材料,所以我不但高兴,而且很感谢她能如实提供情况。“还有个事你不知道吧?你从林办回来后,家里的一些人要抓你。说你一定在上边犯了错误。他们来找我打听,问你出了什么问题?想整你。我让王××告诉他们,说你在那里干得挺好,是因为工作需要回来的,他们才没整你。”

  有人可能趁机整我,我是想到了,却没想到豆豆为我说了话,保护了我。整,倒是没整,对我的使用和任命却受了影响。在“文革”期间,许多人飞黄腾达,扶摇直上,我一直蹲在1960年的任命与级别上,一动未动。但后来看,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所以我对谁都不恨。

  我们三个一直站在马路边上谈着。也不知是因为天冷,我出来时没穿大衣,还是因为突然遇到这位传奇般的风尘孤女,心情激动,所以我感到有些浑身发冷。也快到下班时间了,我还要回去收拾收拾,写完我必须写完的时事讲话稿。林豆豆大约看出我的心情,就说:“再见吧。”我问她还要在北京住多久?她说还要住几天,办完事再走。她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来找我,也没说让我到什么地方找她们。她不讲,我也不好问。我考虑到这次见面后,不知还能不能再见面,也为她今后的前程担心。我想,她难免还会遇到许多曲折与坎坷,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对她说说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希望她对自己的前途,能有信心,希望她能继续坚强地活下去。

  在分手之前,我告诉她:“我看现在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早就该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我们国家只会更实事求是,更民主,更讲法制,这个势头不可能逆转的,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她静静地看着我,静静地听着。她没点头,也没摇头,她是个看问题很敏锐的人,后来我曾猜想,她当时一定在想我为什么突然向她讲这些话。等我说完,就跟我握手告别了。

  时已黄昏,西下的太阳已淹没在一片阴霾中。我望着他们两个远去的身影。逐渐在暮蔼中消失。远了,我才看出,她的脚有点跛,走得慢而且吃力。心中不由泛起一种怜悯之情。她一会儿被说成“9·13”的功臣,一会又被说成“林彪留下来的钉子”。真难想象这个弱小身躯的心灵,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

  不错,她现在过的生活,跟一般群众的生活相比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她的“落差”毕竟是太大了。她是从高空完全被动地被突然掷向地面的,落体加速度,她竟然没有粉身碎骨,而且坚毅地活下来了!这有多么不容易!

◇ 之二

  没想到,五年半之后,她又来到了北京。1987年7月14日,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我刚从东郊报社开完编委会回到家中不久,为去北戴河参加一个会议做准备时,她突然来访。我没想到,这位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来无影去无踪的传奇式的人物,居然知道我的新居。

  她穿一件普通的的确凉白上衣,蓝裤子,黑色圆口布鞋,那天正下雨,她的鞋和袜子都湿透了。进屋后,我爱人找出一双布鞋给她。这位当年的帅府千金,在接受别人馈赠照顾时,纯朴得从不知道说句什么客气话。我从北戴河回来后得知她是重感冒卧病在床时,曾送去些点心饮料之类,她也没有一句客套话。

  她告诉我,她这次来京是为了治病并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分配适当工作的。她说有希望解决。从神情上看,比五年半前相见时,已经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她说话比较流畅了,偶尔也有点笑容。从初步交谈中,我获悉她曾得到不少老同志的关怀帮助。她这次能在中央某机关招待所住下就是某位很有名望的老同志关照的结果。从她的谈话中我还知道,中央某机关对她的态度还是不错的。虽然还没有考虑接受处理她的问题(像她这样的人物没有高层领导的指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是不会过问的,这虽不能说是正常的,却是可以理解的),能让她在这里住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林豆豆告诉我,她上次来京时,亲戚朋友都不敢见她,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这次好多了,许多人不再像上次那样害怕了,敢见她了。这是些小小的变化,但决不可小看这些“小小的变化”。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就使她具有一种政治气候测试仪、温度表的作用,她的环境、处境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理智与健康的新趋向。

  还好,她这次来京奔走、申诉,终于有了结果。她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信,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做了指示,指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找她谈话,帮助她解决问题。现在,她和她爱人张清林的工作问题,他们迁回北京的户口问题,都已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怀下,基本得到了解决。由于她在奔走期间,恰好多次经过我所在的地方,所以使我有机会了解了若干我一直不了解的问题。她谈的一些情况由于都是第一手材料,是亲闻目睹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把它记录下来,对于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许不无用处。

  ◆ 罕见的母女关系

  1974年“批林批孔”一开始,林豆豆服药自杀,对于这个刚刚30岁的帅府千金来说,谁也难以想象,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自杀,第三次死而复生了。在这之前林豆豆已“死”过两次,一次在1964年,一次在1968年,这两次都是与叶群有关,尤其是第二次,是由叶群一手逼成的。

  1964年林豆豆整20岁,又是名牌大学“北大”的学生,这本应是一个人生命旅程中最充满活力最富于美好幻想的时期。然而,回到家便被圈在高高围墙之内,在母亲严厉管教之下,长期处于与人世隔绝状态,没有朋友,没有常人所有的社交活动,尤其在听了父亲对党和国家所发的一些令人沮丧的议论后,这位正在妙龄的少女却第一次萌发了轻生的念头,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由于发现及时,因而使她的生命得以延续下来。

  1968年这一次,叶群将林豆豆毒打得最惨,打得死去活来。由于豆豆从小性格内向,倔强,不肯屈服,又不肯讲话,叶群就更加恼火,越打越很。狠到先是拳打脚踢不过瘾,不解气,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头发。把林豆豆关在黑屋里,一关三天,不给吃的。这些情节,不仅豆豆自己跟我讲过,原林办秘书也给我讲过,说:“叶群心狠手辣,在养蜂夹道打豆豆那一次,把豆豆的头发都揪下来了,一把一把的,豆豆指着地上的头发给我看,我抓起一把看,上边还带血,我都哭了!”

  这是1968年夏天的事。就在这次毒打之后,叶群又来找林豆豆叫骂,让豆豆开门,不见开门,叶群又歇斯底里大发作,在门外用最脏最下流的语言撒泼地骂,边骂边砸门、踢门。骂了很久,不见任何动静,她感到有些异样了,急忙命人砸开门,进去一看,豆豆已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她这才发现豆豆已经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急急忙忙去医院洗胃抢救。豆豆住院期间,叶群对豆豆自杀一事采取严密的封锁措施。除了在场的人以外,严禁向任何人传播。更禁止向林彪透露。

  林彪在他这一家的三个人中,最喜欢的是林豆豆。他认为只有豆豆还能给他讲点真话,谈得来。时间一久见不到,他就想他这个唯一跟他谈得来、能给他带来一些愉快的女儿。他几次问豆豆哪去了?得到的回答是“到外地去了”。林彪是容易骗的。问过的事,过一会儿他就忘了。这正是叶群肆无忌惮地指使办公室人员一起说谎骗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豆豆出院后,叶群把她关在毛家湾,让她“好好休养”。豆豆想见林彪,叶群怕她见了林彪泄露出她挨打自杀的事,不让她见。说林彪“又出汗了”,等林彪好了再说。豆豆虽有怀疑,但也无可奈何。

  骗林彪的“理由”说得太多了,林彪也不太信得过了。“为什么出去这么久,也不回来看看我呢?”内勤发现,林彪这位全国的第二号人物。“最高副统帅”,想女儿想得竟然拿着女儿的照片掉眼泪。叶群只好再编谎言,说豆豆已经回来,但得了肺炎,怕传染“首长”,所以现在还不能见,等她好了就来看他。

  几个月过去了,叶群看豆豆恢复得差不多了。她估计不会出现什么难以驾驭的 意外事故了,才决定让豆豆去见林彪,但这次见林彪,却由她自始至终陪伴着。林彪能见到林豆豆,已经非常高兴,很放心了,还没说几句话,叶群便以两个人身体都不好,都应当注意休息为由,结束了这次见面。而且,即使在这短短的会面中,林彪问了几句话,大都还是叶群代答的。

  “关于这次自杀的事,林彪一直不知道吗?”我问。
  “不知道。一直到他死,也不知道。”

  使我惊奇的不仅仅是她父亲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曾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还有林豆豆在讲起这件事时的冷静。她缓缓而谈,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激动。我不由地想,是不是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还是她那已经饱受12级摇憾震荡的心灵,已经不再能由常情激起波澜了呢?

  叶群为什么对她那样狠?叶群这个人,虽然没有曹操的胆识、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但在学习曹操的“人家哭时他能笑,人家笑时他偏哭”,以及瞪着眼说假话这些方面,倒学得很像。

  我进毛家湾不久,在一次讲课时,叶群听着课,便又随意瞎聊起来。她忽然问:“你看豆豆长得像不像我?”“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长。”“是嘛,人家都说她长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怀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让'坏人'挑拨的!”这个刚刚还唉声叹气的女人。忽又“咯咯咯咯”地笑起来,说:“到现在还是个黄花闺女哟!结婚是怎么回事,她还不知道呢!”她突然转过头看着我问:“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合适的?给豆豆介绍一个?”我迟疑了一下,说还没发现。她叹了口气,说“做个母亲不容易。她是我在战争年代生下来的。那时候条件很苦,生下来才三斤半重,没法带,送在老乡家里养着,后来听说那家成份不好,吓得赶紧又要回来了。没想到能把她养活大。现在又为她的婚姻操心。我们看上的,她看不上。她看上的,我们一了解,又有病。一家子尽是病号怎么行?唉,为了这些事……”为了这些事怎么了?她没说下去。

  那天上课,她为什么突然谈起这些?直到“9·13”事件过去多年以后,在我见了原林办的秘书和林豆豆时,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她一方面是为了察看她毒打林豆豆,导致林豆豆自杀的事,是不是泄露出去了?一方面是为了在我们面前掩饰并歪曲她之所以对林豆豆下毒手的原因。她把她们母女之间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在闲聊间说成是为“找对象”有不同的看法引起的。

  林豆豆和叶群的根本矛盾是政治上的矛盾。

  叶群学生时代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家境比较清寒,那时她还是比较用功的。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全国解放后回到北京。林彪一直有病,正如她经常叨唠的,她和林彪实际上只 不过是“政治夫妻”,生活几乎根本不在一起。这对于一个养尊处优年华正盛的贵夫人来说,自然是难以忍受的。

  不仅如此,这个从小就争强好胜、不甘寂寞、充满虚荣心的女人,见当年的同学一个个赢得了更高的荣誉,更大的名声,她为自己一直是个十一级的干部,充其量不过是个办公室主任,而深感“不平”,耿耿于怀,难以忍受。她渴望出风头,渴望获取更大的权力。然而,她的强烈欲望却受到了林彪的压抑。林彪自从进了城,不仅一直在病中,而且一直反对“串门子”,反对交往应酬。他自己闭门索居不肯交游,也不许叶群出去“活动”。这就更使叶群感到“有志难伸”,增强了满怀的“生不逢时”的愤懑情绪。好!机会来了。自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地位日益显赫之后,水涨船高,狐假虎威,叶群的地位也开始日渐升腾。人们想见林彪见不上。就是个别能见上的也不能不通过她这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她竟趁“大动荡”、“大分化”、“大折腾”、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之机,青云直上,达到了她尽管素有野心但也未欲想象的高度,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的成员。叶群“既得陇复望蜀”,贪得无厌往上爬时,经常会遇到一个障碍、干扰,就是林豆豆。

  林彪出于自己的官场经验,出于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叶群却千方百计想骑上去。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毛泽东的安排(很难说是真是假),毛泽东说,重要会议你来参加,一般会议可让叶群代你参加,林不赞成,叶却求之不得。在所有这些方面,林豆豆都站在林彪一边,叶群为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叶群为此大动肝火,臭骂了林豆豆一顿。从此,她更把林豆豆视为她往上爬的“丧门星”、“眼中钉”。处处限制,事事挑剔,而且,特别在两个方面下力气:一是包办林豆豆的婚姻,硬是要找一个自己满意的,认为可以协助她操纵控制林豆豆的人;二是严格限制林豆豆跟林彪的接近,以免林豆豆向林彪透露叶群封锁林彪的、不想让林彪知道的东西。

  “我很想多给他讲些情况,开始还可以,后来越来越不行了。”林豆豆回忆起往事,安静地、不动声色地谈着:“一是叶群限制的越来越严,再是林立果知道了也不高兴,所以我有时去北戴河看他(林彪),都不敢在那里多住,多住几天,李××他们就催我走,说再不走,林立果有意见。”“还有就是,你给他讲什么,过一会儿他就忘了。忘得干干净净。有一次我告诉他一件事,我嘱咐他,千万不要跟叶群讲。我刚走,他就忘了。忽然又想起这件事,把叶群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叶群一听就知道又是我给他讲的。下来又是骂又是打,把我整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就更不敢给他讲什么事了。他记不住。”

  在这母女之间还发生过一件更难令人相信的事。

  1962年,林豆豆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她对我们党的领导,对全国形势,尤其对毛泽东本人,由于受林彪的影响,都有了一些否定性的看法。“我把这看法写在日记上,关光烈看了我的日记,非常害怕。对我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让叶群知道了。1966年,叶群趁我到外地去的时候,让郭××把日记翻出来拿去给她看。只她一个人看,别人谁也不让看。她看后,从中选了一些,让郭××找人拍照。拍后,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了,然后便把我所有的日记和我的皮包,统统放进厨房炉膛里烧掉了。”她苦笑了一下,摊开双手:“多可惜!那年我18岁,你现在让我再写,也写不出当年那个样子来了。多可惜!现在就看等到哪一天,看看能不能把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些照片找到了。”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要是能找到再看看,该多好啊!”“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参加了骗林彪。有一次,叶群参加政治局会议去了,林彪问她哪里去了,老保姆王淑媛不小心说了真话,惹得林彪大发脾气,叶群回来把王老太狠狠骂了一顿,还说要赶走她。”

  在对待“最高指示”的态度上,母女也是冰炭不容、背道而驰的。

  1968年,林豆豆到青岛采访,写了篇《三下九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毛泽东看到了,因署的名是个化名,毛泽东便查问是什么人写的,当知道是林豆豆写的后,毛泽东很高兴,在政治局开会时,表扬了这篇报道,叶群当然高兴,认为给她露了脸。当毛泽东看到林彪时,又提起了这件事,林彪不知道这回事,弄得很尴尬。回到家里就发了脾气。问叶群是怎么回事?叶群才把林豆豆写东西的事告诉了他。他仍很不高兴。

  毛泽东表扬了林豆豆后,江青醋劲大发作,亲自跑到毛家湾来找叶群,说什么林豆豆那么能干,是不是让林豆豆(代她女儿)去主持《解放军报》算了?叶群当然赶紧表示,林豆豆还是个孩子,她怎么能跟李×比?毛泽东自从看了《三下九厂》后,通过W传达说,要林豆豆以后每隔二个月就写一篇像《三下九厂》这样的文章。叶群受宠若惊,林豆豆很不愿意写,叶群却正好相反,坚持让她写,写了就给安排发表。这样一来,既可表示她在“紧跟”,她对伟大领袖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又可把林豆豆支开,减少她接近林彪的机会。

  ◆ 九月十二日,那个难忘之夜

  关于“9·13”的报道,已经发表很多了。有的比较真实、有的虚实参半、有的纯是云山雾罩恣意胡想胡写。但是,关于林豆豆在这个神秘夜晚中,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基本态度,报道还是比较一致的。的确是她在发现叶群、林立果阴谋活动后,首先通过“八三四一”部队向中央报告的。她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的阴谋不能得逞,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四条措施:一、调一辆大卡车来,把公路堵死;二、砍掉一棵大树,把路挡住。大家知道,双峰山的公路不宽,两侧有的是参天巨松,砍一棵很方便;三是调二十名警卫战上拦截车辆通行;四是封锁机场道路。

  据林豆豆讲,她提出这一方案后,当时警卫部队的负责人认为是切实可行的,都同意了。但是,当林立果、叶群、林彪即将出来上车的紧要关头,不知什么原因,这几条措施却十分意外地没有付诸实施。当部队负责人向北京请示时,迟迟得不到答复。当豆豆抓过电话,亲自报告情况紧急时,却从听筒里听到一个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指示”,她一听,气得把听筒摔了。这时外头的枪声已经响了!

  后来以谢静宜为首的专案组在审查林豆豆时,林豆豆曾讲到这一情况,并追问当时电话上为什么那样回答?专案组警告她,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林豆豆是个守纪律的人,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但,有的时候在有些事情上,要求“两全”还是困难的。拦截计划为什么没能实现?的确是个谜。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负责处理具体问题的人,对林豆豆说的话,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是不是她们一家子在闹什么矛盾呢?”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人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当林彪的车子开出之际,警卫部队还是开了枪的,以乎又说明是相信林豆豆所说的话。

  美籍华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讲过一段话:“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黄先生对中国的许多见解都是很深刻的,这一见解也不例外。不过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总路线一直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事物本身有它的复杂性,再加上主客观其它方面的一些原因,彻底搞清需要时间,需要条件。关键在于尽可能保留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对于我们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建设更高层次更理想的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 从“天上”掷到了地上

  “9·13”这一天,对于林豆豆来说,是她一生道路发生天渊之别大转折的一天。27年倍受宠爱、“敬重”、羡慕的优裕生活,从这一天开始结束了。从此开始了她欲做常人而不可得的非常时期。

  不过,这一转变,总的说来是极其骤然的。但具体看来,还是有个小小的渐进过程。“9·13”后约个把星期,林豆豆和张清林从北戴河转移到北京玉泉山,林开始接受专案组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静宜。开始主要让她交代的问题是林彪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各位老帅的关系。

  不久又把林豆豆和张清林转到北京卫戍区×师师部驻地。

  林豆豆开始受审查时,拒绝交待任何问题。受到反复批判之后,她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大量“交代”林彪说毛主席的一些“坏话”。这些东西送上去之后,专案组受到了批评,林豆豆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说她这是有意“放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不许她再交代这类问题。

  专案组在开始阶段,一般还保持了“讲政策”的姿态。伙食也比较好。自从她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林豆豆的身份由“9·13”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专案组态度更凶了,看管更严了。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小灶”而“中灶”而“大灶”。

  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林豆豆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跟毛主席谈话。毛主席把信批给了周总理。不知为什么,周总理一直拖了八个月,才决定找林豆豆谈话。而且不是像林豆豆要求的”个别谈话“,而是地地道道的集体谈话。除总理外,参加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以及谢静宜等。时间在1972年8月,谈话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林豆豆进去时,上述各位都已坐好在那等着。

  总理一见林豆豆就首先开腔:”你一个小孩子家,胡写了些什么?我都看不懂。“总理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让我找你谈。我拖了八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总理还说:”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林立果搞了个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两个一切”,不也给你搞了个'五条'吗?说什么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要向你学习!“

  林豆豆说:”他们搞那个'五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那个五条的。“总理问到会的其它同志,是不是有这回事?有人说有,总理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嘛!“

  就是在这次谈话时,由李德生宣布,毛主席同意让林豆豆回空军“参加运动”,“接受再教育”。同时宣布林豆豆曾担任副总编的空军报社,由于执行了林彪路线,停刊两年检查。

  谈话结束时,总理站起来跟林豆豆握手,其它人也站起来一一握手。林豆豆觉得在这次谈话时,纪登奎和谢静宜的态度“特别凶”。便没跟纪登奎握手,转身要走。这一细节,被洞察秋毫一丝不苟的总理发现了。总理十分严肃地说:“还有一个呢!”林豆豆转回身来,跟纪登奎握了下手,走了。

  豆豆和张清林被分开了。豆豆转去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张清林转去西山。都由专案人员看守。专案组也换了一批人。要求林豆豆揭发专案组认为有问题的人。林豆豆不肯滥咬乱揭,被扣上了“对抗运动,保护被揭发人”的帽子,遭到大会小会批斗。

  这一切只不过刚刚开始。

  对于林豆豆来说,虽然从“9·13”以来一直处在“每况愈下”的总趋势中,但真正极度的转化,发生在1974年2月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后。

  所谓的“批林批孔”,实际上是为了“批周公”。“批周公”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阴谋通过揭发所谓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搞到“周公”的罪状。没有怎么办呢?于是,“发动群众”猛批,肆无忌惮地“逼供信”等等都来了。一些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优秀领导人,像叶剑英、李德生等都受到了攻击诽谤,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林豆豆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终于,她第三次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再次找机会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但她的”理想“并未实现。在抢救的时候,由于她拒绝回答服了什么药,医生只好用扩张器硬把她的嘴撬开,插管子抽胃液化验,把她的喉咙都戳破了。“三〇一”医院再一次从死神手里把她拖了回来。自杀就是“叛党”,就是“公然对抗运动”,因此,林豆豆回到东交民巷招待所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更严厉更严密的批斗与“管护”。她住的房间窗户全被封死,她深感浑身缺钙,要求晒太阳。看守人员回答说:“你晒什么太阳,毛泽东思想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阳光!”晚上,看守人员吵吵嚷嚷说说笑笑,下棋打扑克,使得这个本来就有那么多的问题想不开的孤女,更加彻夜难眠。

  后来,由于天气转热,看守人员也受不了了。便允许在糊有报纸的纱窗上挖了两个洞透透气。林豆豆每天靠这两个洞晒晒胳臂,补充身上需要的钙。到了晚上,蚊子也利用这两个洞飞了进来。没有蚊帐,蚊子“不分敌我”,谁都咬,看守也受不了了,便在地上洒敌敌畏,天天泼。泼在地上蒸发时,看守人员躲出去,大量毒剂侵入她的肌肤,吸人她的肺腑,二十来天后,她全身出荨麻疹,眼鼻口都肿得张不开,全身开始糜烂,后又发展到腹泻,憋气,胃也开始疼痛,并留下了至今尚未痊愈的过敏性结肠炎。在这两年的审查过程中,30岁的林豆豆,体重只剩下了30多公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6颗牙齿。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再这样下去她就全毁了。而在当时,像她这样的问题除了毛主席,也没有人敢再为她说话了。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政治局也做了决定,送她去农场劳动,并把张清林调往空军。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决定”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结婚,则豆豆去开封,张清林去嫩江,二人永远不准再见面。面对这一无可选择的选择,二人只好“同意”结婚,双双来到空军开封××师农场,养猪,做酒,干零活儿。在这里已不再像在专案组时那样天天开会受批判了。但由于接触农药,使她的过敏症又进一步加剧。

  1975年10月,是林豆豆一生中的又一转折。这一转折,使她被迫脱下她从小就看惯穿惯了的军衣,换上了便服,此脱离了生她养她、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还亲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局为她做的转业决定说:“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空军领导机关在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林豆豆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十月三十日停发工资,粮票”。这个从来难得落泪的孤女,大哭了一场。其实她还不知道,当时原在部队工作的所有受林彪牵连的人,统统被转到地方,而且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处理。

  有关部队就林豆豆转业地点,提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他在这三个地点中,圈了郑州这个交通最方便也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仅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到邓公的厚道。

  林豆豆到了郑州,在一个汽车厂当了副营级的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她没有子女,而且表示不愿再生子女,所以分工她管计划生育工作。但由于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因而没有常人所有的购粮本、副食证,也领不到工作证,实际上还是个“黑人”。但比起专案组时,已大不相同了。好景不长,1976年5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起,由于她来郑州是邓小平圈定的,“城门失火”,再次殃及这条病鱼,说她是翻案风的残渣余孽,她的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被剥夺了,下放到车间当了工人。她从小上学读书,长大之后摇笔杆,本来就弱不禁风,加上这几年得的一身疾病,体质更弱了,在劳动中,力不负重,不幸又把右脚四根趾骨摔断。同时,由于她住的破漏小屋紧靠着一家农药厂,农药厂不断排放出来的药味,使她的药物过敏症更加严重。一闻到药味就周身红肿,奇痒难受,腹泻不止,终于并发成为过敏性结肠炎和十二指肠滞泻症。她的病天天发作,身体衰弱不堪,都一直得不到一定的治疗。一直到1984年2月,实在不行了,才把她送进医院。

  由于林、叶的罪行,她家被抄。在她离开毛家湾时,什么东西都不许带,连她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在查封之列,只派人给她送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可以说,她现在是一贫如洗。每月只有76元工资,她还要用这点微薄的收入,负担张清林寡嫂遗留下的七个孩子。另外还有个改不掉的老习惯:买书。然而,比疾病和贫穷更使她痛苦难忍的,是一些无聊”文人“和无聊小报,仅仅为了嫌几个昧心钱所强加给她的一些莫须有的荒唐事与可怕的罪名。这位善良、清白、正直,已被别人(包括她自己的亲生母亲)折磨得死过三次的无辜女子,被人描写成毒蛇、杀人凶手、恶魔,她几经投诉,却无人敢于为之说明事实真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春日的阳光照耀到林豆豆身上的时间却来得特别晚,但终也照射到了她的身上。

  当五年半后我再次见到她时,我已感到这和煦的春光在她身上发生的作用。她不像过去那样沉默了,呆滞了,绝望了。她的问题已经直接受到中央的关怀,工作问题、户口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她被分配在中国社科院,她爱人张清林分配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她们分到一套三间一个单元的房子,不过,在她尚未搬去之前,”林彪的女儿“将搬到这里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来访“者跟踪而至。她们是不是能在这里”安居乐业“,看来还是个问题。她的生活依然很拮据,她的收入十分微薄,但需要她资助的人却太多。她自己一如既往,既不讲究吃,也不讲纪穿。“你不会再轻生了吧?”自从在北京再次见到林豆豆之后,每当看到她那憔悴疲惫的样子,我都有个问题想问她,但一直张不开口。但我是个憋不住话的人,终于有一天,我见她精神还好,谈兴正浓,便突然问起了这个问题:“你经过千难万险、千锤万击的锤炼,今后不会再想到轻生了吧?”她迟疑了一下,她那迟疑的神情给我一个感觉,她是在考虑是不是如实回答我。她很快做出了决定,说:“我一直保存着一些药,有时候还是很想吃的。不过不能吃,”她叹了口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象羽绒服的领子卡得她呼吸困难,她用手把领子扒开一些,说:“1981年我回来时,亲友们都不敢见我,怕我再牵连他们。现在变了,都来找我,有人还托我给他们办事,帮他们解决问题。我有个伯父,‘9·13’后一家受到牵连,都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了。我的一个侄子也在那里。中组部很帮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先把他的户口从农村弄到郑州,再从郑州转来北京。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张清林的几个侄女,我也要一个个给跑,大的跑工作,小的跑学校。张清林还有个弟弟,过去也受到牵连,想回他原单位,来找我,我给吕××写了封信。我虽然从‘9·13’后一直没见过这位老同志,可这位老同志收到我的信,两天就给批下来,把问题解决了。我过去的保姆王老太太来北京看病,我也得管。还好,我带她去医院,医院还很帮忙,听说是我的保姆,找最好的大夫给她看。另外还有些同志,在‘文革’期间,跟叶群、林立果他们根本没关系,仅仅因为陪伴过我,也受到了牵连,现在生活很苦。我也很想尽可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原来她一天到晚到处跑,是在跑这些事。

  有些搞新闻出版工作的人也在找她,为了避免制造新的麻烦,也为了不给负责为她落实政策的单位出难题,她尽量回避,有时不得不东躲西避,苦不堪言。

  “你是不是非常痛恨叶群呢?”她的许多沉重悲剧都与叶群有关,有的就是叶群一手造成的。然而她的回答却使我深感意外。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却从叶群遥远的过去谈起,她说:“叶群也是很不幸的。她上学时功课还是蛮不错的。考试成绩挺好,她还给别的同学打过小抄。她们到延安时,是个很有名气的‘集团’,眼眶都很高,追她们的人很多。她和林彪的结合,是毛主席和朱德说合的。所谓‘组织动员’,实际上就是‘包办婚姻’。她在结婚之前,不知道林已结过婚。林受过伤,身体不好,病愈来愈重,全国解放后她们就分居了。可以说,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

  这些见解是出于母女情,还是出于客观冷静的分析呢?她谈这些,只不过说明她是就自己所知,在多方位多角度地谈论叶群这个人,丝毫不意味着她在为叶群辩护。就我所知,她一直对叶群的野心,对叶群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与罪恶,有着客观公正的评价。

◇ “林豆豆现象”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把林豆豆的经历,特别是她在“9·13”后的经历写出来呢?因为我认为通过林豆豆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的典型缩影。了解这个缩影,分析这个缩影,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足有好处的。有人可能会说,她这点遭遇算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多啦!有些人的遭遇不是比她惨得多吗?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的同志的确多得很,在“文革”前遭迫害的也不少,“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哪一次政治运动也没少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同志。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一事实?是无休无止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接受教训,建立法治,尊重人权,实行民主,一切按宪法办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呢?显然应是后者,而不应是前者。

  林豆豆的问题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不在于她本人命运如何,而在于她的经历所反映出来的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弊端。

  林豆豆不仅不是所谓的”两谋“参与者,而且是叶群、林立果一贯阴谋活动的反对者。

  林豆豆不仅不是“9·13”叛逃事件的支持者,反而是这个事件的坚定反对者。不错,她所提出的拦截方案都没能实现,但这责任在谁呢?至少可以说,完全不在林豆豆。我刚参军时,连长给我们讲纪律条令第一课就是教育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但他同时又教育我们,如果发现你的上级要投敌或命令你投敌时,不但不能服从,还要开枪击毙他!在9月12日那个不平凡的夜晚,林豆豆的表现,应当说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表现。对于这样一位同志,为什么又要让她过那么多年悲痛的生活呢?

  回顾过去是为了将来,我们应当努力探索的是,如何使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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