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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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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到“九一三”
舒 云
江青闯到苏州“请尊神”
强加了林彪“委托”的江青《座谈会纪要》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之后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毛泽东给江青“家信”的玄机
究竟谁是“鬼”，谁是“钟馗”？
中央全会本该闭幕了，毛泽东愤然写下《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临时选定林彪接班，林彪在众人劝说下回到北京
毛泽东突然改组中央政治局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赞扬林彪
中央对林彪“五一八”讲话高度评价号召全党学习
毛泽东交代林彪就贺龙问题打招呼，周恩来负责对贺龙进行隔离审查
林彪坚决不让祝他“身体健康”
林彪指示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被中央文革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毛泽东批评军队“不介入”是假的
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
江青提议新党章写上林彪
林彪几次提出删掉“接班人”都遭到否决
林彪挂帅的九大报告被否定
林彪“第一个号令”出台经过
汪东兴故意混淆电话记录和传阅件
林彪紧急指示执行了半年之久
汪东兴传达：毛主席说只有林彪来当国家主席
林彪从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望林彪
林彪赞扬吴法宪抓住了张春桥“尾巴”
林彪庐山会议开幕式讲话事先请示过毛泽东
汪东兴见风使舵推卸责任
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林彪同意吴法宪写检讨
林彪多次求见毛泽东未得答复
叶群的检讨引来毛泽东一顿痛批
毛泽东“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毛泽东要周恩来他们去北戴河向林彪征求再开一次批陈整风会的意见
毛泽东说叶群、吴法宪等的检讨“可以了”
毛泽东要周恩来代表政治局给黄吴叶李邱做结论
毛泽东对叶群说要黄吴李邱宽心
林彪口授给毛泽东的信没有发出
印好的林彪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后讲话的中央文件没有发出
毛泽东通过谢静宜得到空军司令部内线的情报
毛泽东在武汉与刘丰三次谈话
毛泽东让广州军区传达他的南巡讲话
林立果、叶群分别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
三张蹊跷的“林彪手令”
毛泽东在杭州凌晨转移专列
毛泽东突然调回专列离开杭州
毛泽东突然离开上海直驶北京并破例在白天回到北京
汪东兴向叶群透露毛泽东回京
是毛泽东介绍刘素媛认识了叶群
毛泽东赞同告密并布置“特务”监控老帅
汪东兴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没有证据证明林彪授意炮制或知道《“571工程”纪要》
林彪专机起飞前毛泽东转移住地
没有证据证明林彪与黄吴李邱知道“两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差点告别人世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7月10日上报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其中指控林彪：
1.反对九大路线；
2.宣扬“天才论”；
3.提出设国家主席，实际上自己想当主席；
4.分裂党，抢班夺权，密谋武装政变；
5.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妄图杀害毛主席；
6.叛国投敌。
现在看，前三条并无错误，更不能算是罪行，后三条没有证据。可是，“九一三”事件至今快半个世纪了，有关历史真相依然被谎言和谣言覆盖。本文从1966年2月江青“请尊神”写起，回顾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一步步从“亲密战友”到分道扬镳的。
江青闯到苏州“请尊神”
1966年1月21日，正值大年初一，江青打着“主席让我来请尊神”的旗号，闯到苏州面见林彪，提出要在部队召开有关文艺的座谈会。江青没有实际职务，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秘书 ，她最高兴的事是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如果毛泽东说看了她送的材料或文章很好，她就高兴得不得了。 江青秘密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搞了8个月，经毛泽东同意，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它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不过，毛泽东并不十分满意，认为没有打中“罢官”的要害。 江青想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再立新功。而林彪自从上海会议背黑锅 后，情绪低沉，以“身体不好”婉拒江青，谈话不欢而散。
但毕竟是“圣旨”。林彪拖了几天后，1月下旬，他让叶群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人，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确实江青在座谈会上谈了要趁参加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 。当然“醉翁”之意并不在“酒”。
2月1日，在江青座谈会召开前一天，叶群打电话给刘志坚，传达林彪的一番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记完，叶群让他复述一遍，然后交待：“首先要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这番话被放在江青《纪要》的开篇，其中的“改进”、“提高”等字眼，证明林彪并不认为部队文艺有什么“黑线”。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打电话的“昨天”本应是1月31日，而江青是1月21日来的苏州。有人据此认为江青两见林彪，这是不对的。叶群打电话给刘志坚时，江青已经定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 没有必要再请求林彪。如果“昨天”林彪见了江青，为什么不当面说“一番话”，而要第二天让叶群通过刘志坚转达呢？且目前披露的史料并没有江青两见林彪的记载。那么“昨天”是叶群口误吗？笔者认为这是叶群故意把时间说成“昨天”，以表明林彪在江青来访的第二天就说了那些话，显然十分重视。这个细节间接证明林彪执行“圣旨”的矛盾心态。
强加了林彪“委托”的江青《座谈会纪要》
2月2日，江青座谈会如期在上海召开。2月19日，江青宣布“一言堂”座谈会暂告一段落。2月21日，刘志坚为向总政党委汇报，与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整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2月22日下午，刘志坚到济南南山宾馆，给林彪送去一份江青《纪要》。林彪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江青与林彪的态度相反，她没有想到搞出一份文字纪要，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因为座谈会与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样，都是秘密行动。江青在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如果打草惊了“蛇”，她可负担不起。江青没想到毛泽东看后十分重视，3月间三次修改，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内容。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
江青《纪要》与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 几乎同时出台，却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在林彪既无授意、也无增删的情况下，在江青《纪要》的标题和开头分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 林彪怎么可能“委托”没有军队职务的江青呢？显然毛泽东此举，一是让江青非组织活动合法化，二是把林彪拉下“水”。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3月19日，陈亚丁替江青起草给林彪的信，并附上修改后的《纪要》。
3月22日，林彪为撇开“委托”之嫌，在给军委常委的信中坚持说：“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林彪不仅强调《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还强调座谈会是“她（江青）召开的”。林彪不仅不想掠人之美，更重要的是立此存照，免得再背黑锅。
4月10日，江青《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批语：“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江青因《纪要》扬了名，并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委托”的帽子戴了半年多，林彪仍然念念不忘。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主席在今年3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显然林彪不敢反驳毛泽东强加的“委托”，但他又不甘心就范，小心使用了“我们委托”。11月7日，毛泽东审阅，将“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删去，并批注“去掉十一字有利”。 果然10年后“有利”了，“林彪委托”的江青《纪要》成了林彪、江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就这样，林彪为上海会议背黑锅后，再一次因江青《纪要》背了黑锅。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1980年“两案”取证组查到江青《纪要》上有毛泽东修改的墨迹， 所以与1965年上海会议一样，都没有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特检字第一号起诉书中。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之后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赞扬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赫然号召“向中央进攻”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等国，4月20日与会。4月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4月29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次会议为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从5月4日到5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
5月5日下午、5月6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讲了约8个小时，传达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七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它是专门批判《二月提纲》的，并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其中毛泽东添加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8日，林彪据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反复强调他“没有多想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担心政变，并采取了很多措施。林彪五一八讲话在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前，毛泽东审阅过，并没有删改林彪这些话，表示了对其所述的默认。 其实应该说是表示了对林彪所述的肯定。
6月10日，毛泽东在康生、伍修权、江青陪同下，在杭州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长谈，林彪并不在座。毛泽东说：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的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 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对林彪的特别赞扬。
毛泽东给江青“家信”的玄机
可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人民忽然被告知，早在1966年7月8日，即林彪“五一八讲话”之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就给江青写了一封相当长的“家信”。信中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的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毛泽东与还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按周恩来说法，林彪“五一八”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面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 而按汪东兴说法，毛泽东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7月11日下午和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与周恩来、王任重谈话时，让他们看了这封“家信”。周恩来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同意了。7月14日，周恩来专门飞到大连，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林彪“五一八”讲话主要有两类提法，一类“政变”，一类“吹捧”，毛泽东在“家信”中把对政变的“不安”嫁接到“吹捧”上。周恩来就是从个人崇拜的角度来理解的，他劝说林彪对毛泽东的称颂“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毛泽东这个“不安”林彪是可以接受的，他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一八讲话， 两个多月后，林彪成为接班人，他的这个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时并无修改。
据说毛泽东将这封“家信”原件销毁，只留下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经毛泽东同意，将毛泽东给江青信的抄件作为绝密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文件之五印发。 此时公布这一信件，自然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认识，其实他回答不了过去何以重用林彪这一严肃而尖锐的问题。 反而因为没有原件而引发争论，有人认为该信纯属伪造，有人认为“九一三”事件后有修改。
究竟谁是“鬼”，谁是“钟馗”？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家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有人说毛泽东为了打鬼的需要，是自觉自愿地当钟馗，为朋友们打鬼充当神灵和护身符。
毛泽东是“钟馗”吗？首先要搞清楚毛泽东笔下的“鬼”是谁？毛泽东写“家信”20多天后，他又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原来这个“鬼”是刘少奇。
按毛泽东“家信”所说是“朋友们打鬼”，即林彪要打倒刘少奇。林彪想打倒刘少奇吗？林彪曾对秘书张云生说：“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上是反党。” 林彪还对林豆豆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得很仔细，用红钢笔写了很多批语，全是领悟心得之谈。从这些批语中，可以明显看出林彪曾是这位当时已被打倒的“中国赫鲁晓夫”的敬仰者 。1967年2、3月，叶群告诉林彪：张春桥说主席讲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反马列主义的”。林彪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本书是主席亲自提倡全党学习的嘛！我们一直要求部队党团生活日作为必读书嘛，干部战士都非常喜欢这本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对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很管用嘛！”
林彪、叶群拒绝参与所谓“61个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专案。当叶群把中央专案组编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给林彪看时，林彪只看了一下首页就把它扔到地上，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我就不信！人一垮，什么古怪罪名都安上了！我看主席心里也不信，弄得这个是‘叛徒’，那个是‘叛徒’，难道中国革命是一群‘叛徒’搞的？！”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大声宣布刘少奇快死了，一直不知道刘少奇关在哪里的林彪和叶群听了震惊不已。 种种事实证明，林彪才是“钟馗”，而毛泽东是“打鬼”者。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横渡长江，大讲“向中央进攻”，发动文化大革命，表明他要与“鬼”决一死战了。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林彪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这一次会议，从头到尾，都是主席亲自领导的。” 毛泽东对此也从不隐讳，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及这一事实并加以颂扬。 但在具体史实上，毛泽东却在刻意隐藏自己。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删去“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句话。 他对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博·巴卢库说：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的批判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自比“钟馗”，而把“打鬼”的帽子强戴到林彪头上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时，林彪已连背上海会议和江青《纪要》两个黑锅，当然不想再背第三个黑锅。他是军人，只管打仗，这个文化大革命与他无关，所以林彪口述，由女儿林豆豆记录，给北京写了请假的信。 毛泽东此时还没有让林彪出任接班人的意图，否则他不会让林彪知道他给江青“家信”的内容，更不会准许林彪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中央全会本该闭幕了，毛泽东愤然写下《炮打司令部》
毛泽东号召“向中央进攻”时，中央集体正在筹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仅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在实际上持不同意见。他们在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错误批判和处理中已有切肤之痛，深感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
中央集体的这种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愤怒，他决定摊牌。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刘、邓派工作组，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同日，中央紧急通知三天后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8月1日正式开会 。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并公布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信 。毛泽东选择八一建军节开会，看来并不是巧合，应该与他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穿军装如出一辙。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军装。 临时借来的军装并不合身，但颇有深意，旨在强调有解放军在就不怕天下大乱。林彪看见毛泽东穿上军装，也急忙派人回家取来军装换上。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也都穿上了军装。
毛泽东以为“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 但是8月2日下午、3日上午的大会，仅少数人勉强就工作组问题作自我批评。8月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指责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但一直到8月6日，小组会上仍然没有重要发言——既无有分量的自我批评、批评、评论，也没有对毛泽东8月4日讲话的热烈拥护。 大部分中央委员虽然没有公开为刘邓辩护，也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
8月5日，本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定的闭幕日 ，毛泽东看会议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愤然抓起6月2日的《北京日报》，在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写道：“……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清后，毛泽东再作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周恩来看了毛泽东的大字报，这才明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谁。 他在1966年10月28日的会议上说：“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检讨发到县、团级。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总是难以下这样大的决心。感到我们跟主席总是跟不上。”林彪插话“不敢想” ，可见并非他想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临时选定林彪接班，
林彪在众人劝说下回到北京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正在大连休养，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毫无所知。8月5日晚，毛泽东让周恩来向大会传达他的大字报，后又收回了。第二天晚上再次交给周恩来传达。 毛泽东为什么收回他的大字报呢？原来他需要林彪助阵。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7年，也失望了。现在要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办？周恩来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刘少奇195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1年9月24日下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不满意刘少奇了。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看来毛泽东要废黜刘少奇了。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开始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先为彭德怀的信拟了“意见书”的题目，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然后才招林彪上庐山。而这一次，在林彪未到会前，毛泽东不敢公布他的大字报。北京电令急如星火，催林彪到会。
8月6日上午，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把他大字报的内容告诉林彪，通知他一定要来。 周恩来安排专机到大连，而林彪坚持不肯上北京派来等候他的专机。 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林彪不配合，为此休会。江青则四处散布林彪不听主席的话，主席发脾气了。周恩来给林彪打电话：“我现在处境艰难，你不回来我更困难了。” 叶剑英受周恩来委托，也给林彪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向林彪同志报告。林彪听说是叶帅，“哦”了一声，就起身去接电话，他们通话时间不长 。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劝说下，林彪勉强答应回北京。
8月6日10点半，在毛泽东收回《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第二天，林彪专机降落西郊机场，它没有滑到停机坪，而是停在跑道尽头。周恩来和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前来迎接，他们走进机舱与林彪谈话后，周恩来陪着林彪先坐车走了 。吴法宪听见周恩来问林彪：“是不是先到毛主席那里去一趟？”又问：“天气很热，是不是就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因为那里装有空调，并且已经通知他们作了准备。”
看来毛泽东害怕林彪回到北京，仍不到会。1965年12月林彪在上海，却没有在上海会议上露面，所以毛泽东让汪东兴把林彪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以为夜间办公的毛泽东此时正在睡觉，准备先休息再去拜访。不料毛泽东上门来了。 他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群众起来了，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出了这样大的问题，你现在是非回来开会不可了！”林彪说：“主席在家坐镇就好，一切都好办。对当前出现的问题，令人担忧；但在主席领导下，是完全可以对付的。我所担忧的是，主席的身体要紧。现在主席是进入了‘战时’指挥所，希望主席睡好觉，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 看来林彪并不知道他将成为接班人，他以为还是像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来助毛泽东一臂之力。
毛泽东突然改组中央政治局
8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等人商量，在小范围内初步商定了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 毛泽东亲自起草候选人名单，他把林彪排在紧靠自己的第二位。 毛泽东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除了要打倒刘少奇，还要借助军队的力量，这是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王力说：“常委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过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 经过林彪同意了吗？林彪一再含泪“磕头求免”，却被毛泽东骂为“想当不问政事的明世宗”。“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当也要当，不当也要当！” 林彪写了辞职报告，毛泽东批示还让他干。林彪把写有毛泽东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叶群捞出来拼好粘到一块（据说现在中央档案馆）。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上，绝大多数人还是在检查自己的“问题”，仍然没有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毛泽东因为林彪到会，心里有了底，当晚他再次把他的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印发 。8月8日22点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改组中央政治局的重大提议，与会者这才得知毛泽东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中央负责同志。 经过几天讨论，与会者在思想不通的情况下尽量上纲上线，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的大字报都感到突然，不理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拥护的态度。
8月12日15时，林彪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出乎中央第一线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外。 中央政治局由7人增加为11人，顺序调整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降到第八位，他和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的职务没有免除，也不再提及，被不明不白地取消了，而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唯一的副主席。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林彪接着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了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大革命能够重振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 林彪试图说明毛泽东是打“鬼”者，而他才是被借助于打“鬼”的“钟馗”。至于接班人，林彪害怕又是黑锅，要求选举结果不对外公布。果然8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将选举结果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8月18日，林彪站在毛泽东身边接见红卫兵，他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就这样天下皆知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赞扬林彪
8月8日晚，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我们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专题，作为大事，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不少人不能正确评价主席思想，认识主席思想的伟大。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不重视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错误，如同苏联人民丢掉列宁主义一样。” 林彪还是继续他的思路，强调毛泽东是打“鬼”者。他的这个讲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了传达。
此前的1966年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听取编辑毛选五卷的汇报。吴冷西提到在京常委都不同意国内最近的两个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他指定彭真、康生离开武汉时先去苏州当面对林彪说清楚这个问题 。7月25日毛泽东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语言。可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在贯彻毛泽东这一指示的文件中却这样说：“林彪同志提出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非常生动、通俗和鲜明的语言，在群众学习和斗争中发生了积极作用。”“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 就这样，在猛烈批判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全会在称颂毛泽东的同时，对林彪也大肆褒扬，认为他“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等。毛主席的接班人“必须是主席最好的学生”，“这样的人只有林彪，这已是众望所归”。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毛泽东以外的另一个人，这还是第一次。
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几乎全部接受了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值得注意的是，公报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并不是林彪创造出来的，却成了庐山会议的导火索。
中央对林彪“五一八”讲话高度评价号召全党学习
8月11日，作为对林彪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回报，毛泽东一反给江青“家信”中的态度，批准将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全会文件印发。在中央全会上印发毛泽东以外的讲话，这是第一次，足见林彪五一八讲话在当时的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和重视。 同时毛泽东批准将林彪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再次创造史无前例。
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6］502号《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下发全党。《通知》中说：“林彪同志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关于五一八讲话，林彪没有改动，却与毛泽东给江青“家信”中的评价有了天壤之别。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不安”并没有消失。1966年9月，毛泽东推荐林彪看《郭嘉传》和《范晔传》。林彪阅后，口授给毛泽东的信表示感谢，并简谈读后感，由秘书张云生记录并重抄。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的谋士，随曹操征战十余年，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对他甚是偏爱。可惜郭嘉38岁时感染疫病去世。范晔是南北朝时期的宋国重臣，后因参与谋反被杀。两位古人与林彪权位相似，一正一反，一成一败。毛泽东以古喻今，对林彪的“不安”尽在其中。
李雪峰认为，“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彪有权调动军队。”
林彪也颇有自知之明。1966年5月17日，总政治部将林彪5月11日的指示制成文件。林彪说：“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林彪在向毛泽东表态，军队大权仍在毛泽东手中，让毛泽东放心。5月中旬，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林彪对叶群说：“记住，我们在党内的立场和态度必须采取‘三不’政策：不建言，也就是不干涉毛主席的决心，以免自己负责任，落个和他争领导之嫌；不批评，毛主席和主要领导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任何问题；不报坏消息，以免影射之嫌。与此相反，要响应他的号召，要多表扬他的决策和领导，要报一切好消息。 这个‘三要三不要’你可不能违反，违反了就会出大问题。”
毛泽东交代林彪就贺龙问题打招呼，
周恩来负责对贺龙进行隔离审查
林彪对位高权重的危险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笔记中写道：“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 在《曹操》一书曹操当宰相后成“骑虎难下之势”旁，林彪批注“不要轻易骑上去”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再三哀求免任，并按毛泽东定的军委副主席名次，提议贺龙出任国防部长。毛泽东大为发火，指着林彪说：“你就是怕承担责任！什么身体不好，就是装病！”“不当也得当！”说完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就走了。林彪回来长叹不已。……1962年毛泽东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林彪又多次提出辞职，提议贺龙接替。 在林彪长期病休的情况下，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他没想到贺龙与罗瑞卿搞到一起，又与刘少奇关系密切。1965年12月，毛泽东果断拿下罗瑞卿，贺龙的问题也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
1966年8月12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说：“主席交代我和总理分别召开两个小会，把贺龙同志的问题通个气。总理那边会已经开过了，向主席汇报说效果很好。我按主席的交代和大家说点贺龙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的动态，一是有些不安和异常；二是到他那里的人很频繁，是个‘政治俱乐部’；三是他把枪随身带，警卫人员揭发他带着枪去见主席。为了此事，公安部长谢富治要去质问他，主席没有同意，委托总理亲自管这件事。我们要注意到问题的严重，听从主席安排和指挥。” 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贺龙谈话，并把吴法宪等人揭发贺龙的信交给他，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同日召集林彪、周恩来等人开会。
9月6日，林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元帅除贺龙外都来了。林彪说：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一个招呼， 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到会老帅纷纷表态，拥护毛泽东的决策。
9月9日晚，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9月10日，贺龙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与林彪谈话。因为是毛泽东让贺龙来的，叶群不好阻拦。她怕贺龙带枪，躲在幕后充当“指挥官”，率众多警卫，准备随时冲出去保护林彪，直到贺龙离开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高级将领中一些人喜欢玩弄小手枪，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而毛泽东在为贺龙平反时竟还提到这一点，可见其对贺龙戒备疑惧之心有多么深重，也从侧面证明了当初打倒贺龙确是他为了“防政变”而采取的措施。
1967年1月，毛泽东决定隔离贺龙。他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专门研究，并要周恩来亲自去落实。周恩来要贺龙交出手枪，然后命令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山区。 那里叫象鼻子沟，因埋葬皇宫豢养的缅甸大象而得名，修有国务院的战备工事。监护贺龙夫妇的平房院落建在半山腰，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1967年9月13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专案组组长由周恩来兼任。 林彪在贺龙问题上，除传达毛泽东指示外，没有多说一句话。邱会作回忆：九大时，他才第一次听到林彪讲贺龙的不是，虽然只是几句话，林彪说话还有些呜咽。 1969年林彪、叶群看到贺龙病危的报告，要求尽一切努力大力抢救，并急报毛泽东。8月9日，贺龙在解放军总医院病逝。林彪得知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也不开了？我们这些人也快了！”
“九一三”之后的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人员，说贺龙要翻案，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 既然是林彪搞的，为什么直到林彪死后三年，1974年9月29日才给贺龙平反？在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得很清楚：“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 事实证明打倒贺龙与打倒罗瑞卿一样，均与林彪无关。至于杨余傅事件，是毛泽东亲自召集了四次会，林彪按毛泽东的要求在大会上讲的话 。1980年审理“两案”，查到这是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专门与杨成武谈了五个半天，最后确定，打倒杨余傅的确与毛泽东有关系， 所以没有写入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中。
林彪坚决不让祝他“身体健康”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让林彪成了接班人，并责令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当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的智慧，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中央会议就又撂了挑子，以后一直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伴君如伴虎，林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发现传阅件上出现“永远健康”的口号，立即让“划掉”；选送给毛泽东的文件，他也要求秘书用红油笔把“永远健康”都划掉。1966年底，林彪转车发现天安门城墙贴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大标语，回到毛家湾立即让林办工作人员去撕，不能漏掉一条。撕标语在那时是反革命行为，马上有人盘查，得知是林副主席叫撕的才作罢。
1967年3月20日，叶剑英主持军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说可以请林彪到会讲讲。林彪在长篇讲话的最后说：“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林彪指示《解放军报》要突出毛主席，那一时期《解放军报》第一版，基本上都是毛泽东的大照片，偶尔有林彪，也是被挤在角落里。
林彪的忧虑不无道理。6月16日晚，林彪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上海京剧院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是林彪指挥东北解放战争时以“剿匪”为素材的现代京剧。演出前，报幕员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毛泽东转过头对林彪说：“你听，喊你呢！”林彪没有说话。 他回到毛家湾，立即口授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强调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林彪这封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202号下发。
12月13日，林彪致信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再次提出不要宣传他的问题。“特重新提出以下各点，盼同志们严格注意：一、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崇高威望’的口号。二、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有叙述我的革命历史的事迹。四、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口号。五、最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词均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六、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完全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必落实。” 林彪叫秘书张云生把这封信拿到中央办公厅的印刷厂，火速印几千份，他对李文普说：“只要人民大会堂有集会，就分发这封信，叫他们必须照办。”
林彪指示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没有回北京。林彪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毫无精神准备，不知道毛泽东下一步的打算，他到大连疗养前，指示全军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其中第15条规定，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去向林总请示今天开会的问题。林总有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动乱在7、8、9月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全国掀起揪斗领导干部的高潮，军队高级干部甚至军委领导都感到有些紧张。林彪说：“不介入就不紧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仍然强调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一贯认为军队不能插手地方事务。1960年11月，罗荣桓认为“军队有一些人不太关心地方工作”，这是群众观点问题。林彪则有不同意见，11月10日他向毛泽东报告，表示不同意，认为“军队对地方的意见只能向军队政治部反映。” 11月15日，毛泽东批示：“请（李）富春告萧华，照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理。” 但以后毛泽东又改了口，1962年、1965年毛泽东在武昌两次与谭启龙等人谈话时说，“我就不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说军队干部不能向地方同志提意见，为什么不能提呢？”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被中央文革加进了
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 8月31日，总政治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全军军以上机关原拟从9月份起，以两至三个月的时间开展文化大革命。鉴于不少省市的领导班子已经瘫痪，有些省市领导干部向部队告急，要求军队派人帮助，这时如部队各级同时进行大烧大整领导机关，一旦地方有事，则部队无人控制。为了使军队能够担负起保卫国防和保卫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决定各大军区和驻大中城市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等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暂缓进行，待地方文化大革命稳定以后，再继续进行。毛泽东批示“照办”。
1966年国庆节，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林彪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 。10月5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提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紧急指示的文件草稿基本点是坚持党委领导。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看后，认为这个草稿在很多地方不行，他们逐字逐句修改，并且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提出异议：“取消党委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但无人理睬。
10月30日，萧华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其中提到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11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毛泽东批示“同意，退林彪”。
毛泽东批评军队“不介入”是假的
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直到这时，军队仍恪守规定，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分别向毛泽东和林彪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省军区提出，1月22日至23日在合肥召开15万至20万人大会，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否则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限安徽省军区于1月21日14时以前答复。毛泽东在林彪呈送前就有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林彪对毛泽东“不介入”的批评反应很快，他立即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方针，全军必须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请（徐）向前、（叶）剑英迅将主席批示转发全军照办。”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除毛泽东关于“介入”的指示，还多了一句“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专门讲了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林彪说：“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子搞，至少17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17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看得出来林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不愿意军队“介入”地方，但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他又不得不执行。因为“三支两军”是过去17年从未有过的“介入”，林彪非常害怕自己管理的军队犯错误。
毛泽东批准林彪口授的“军委八条”
按照毛泽东设想，文化大革命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可是1966年冬，不仅没有“天下大治”，反而越乱越大。林彪同意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一个电报，地方党委受到冲击时，第一书记可到军队来暂住，绝密档案亦可送军队保存。由于军队保护了一批地方领导干部，被康生、江青等指责为“军队已经成了走资派的防空洞”。 这样，地方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军队，冲击大军区机关，揪斗军队负责人。
1967年1月上旬，为保护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林彪建议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委托叶剑英主持，周恩来也常来参加。林彪没有与会，但他每天都要听叶剑英汇报，并规定不经过他和叶剑英、徐向前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单位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 会议首先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军事机关 。2月至4月，中央军委连续发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及《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等十几个文件，体现了林彪稳定军队的指导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军委八条”。
1月26日，新疆石河子发生流血事件，听说有部队官兵被打死打伤，林彪闻讯如坐针毡。1月27日下午，他让秘书打电话请叶、聂、徐几位老帅和杨成武来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稳定部队是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 林彪根据众老帅的意见，当即口授9条，主要内容是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第二天叶剑英来电话，说“昨晚钓鱼台的联席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一条一条地吵，最后还不错，通过了七条。”
1月28日17时，林彪、徐向前到中南海，将最后定稿的《中央军委命令》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亲笔加了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并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2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认为“军委八条”很好，除第七条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规的重要措施。通知要求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委八条”下达后，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突出，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党内上层、军队上层的抗争受到了指责。毛泽东指出从上到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文规定“不准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为此，林彪按4月1日的中共中央文件口径，口授了另一个《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4月6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同日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下达。“军委十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 庆幸的是，在林彪等人的坚持下，军以下单位始终保持稳定。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
1968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毛泽东看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不能让他人生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付之东流。
林彪为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力挺文化大革命。林彪这个讲话没有稿子，提纲也是东一张、西一张，他按自己的思路尽情发挥，一口气讲了近四个小时。他别出心裁地从世界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人类历史上有四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第二次是欧洲文艺复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第四次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前边三次“一个是奴隶主的文化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如果同中国这一次的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比较起来，那末，规模、深刻性小得多。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中国这次这种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历次文化革命中最大的一次，而不是同它们一样大，更不是比它们小，也不是比他们稍微大一点，而是极大、最大。不仅仅是七亿人口中广泛流传，而且是几十亿的地球上的人口、劳动人民乐于流传，乐于接受。”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在公开场合的讲话，奉命代表中央照本宣科的稿子几乎都是由中央办公厅或中央文革起草，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林彪发表真正代表他自己的意见，如军队不要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加强军队训练的讲话等，以及这次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的讲话，几乎不是遭到否定就是挨批。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相比，本意在赞扬文化革命的“史无前例”，江青却不高兴了，因为她是文艺革命的“旗手”，文艺这块“领地”是她的，林彪的讲话事先没有与她商量，江青听得不耐烦，她一直吊着一张脸子，很显然是心中有气。
江青对林彪早就有意见了。江青要搞掉杨成武，林彪说“这样的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决定权”，把江青顶回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江青直接向林彪提出：“要考虑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林彪说：“大事都要毛主席定，我们不议。”
林彪得知江青对他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有意见，说：“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不过，看来并不仅仅是江青对林彪这个讲话不满，因为中央没有再像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那样加上高调赞扬的按语号召全党学习了。
江青提议新党章写上林彪
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出一份筹备九大的通报，其中提到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和之后，为“大树特树”林彪这个“接班人”的权威，由毛泽东发起，对林彪进行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吹捧和炒作。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破天荒地在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上公开赞扬林彪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等将昨天中央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讨论并修改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上报毛泽东审阅。其中有“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毛泽东删去“和好学生”四字，并请林彪阅。林彪看到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中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11月25日，林彪办公室整理电话纪录稿称：“林彪同志电话交代，他主张把这一段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毛泽东当天批示：“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 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他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叫到人民大会堂，说：“雷英夫啊，准备要林彪接班，但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还不够，你写篇东西，提高提高他的威望。”1965年9月3日，由林彪署名发表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雷英夫是执笔作者之一。因林彪不配合，雷英夫这篇文章没有写成。
1968年10月17日，江青在讨论时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一定要写！” 江青在京西宾馆座谈会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止是一个人，这个问题，在文化革命中已经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江青讲话后，姚文元直截了当地提出：“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张春桥在起草新党章时，打算写上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被康生制止。而江青的名字没有写进党章，她是很不满意的。
林彪几次提出删掉“接班人”都遭到否决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批示的新党章草案，第一稿就有“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字句。林彪看到后甚为吃惊，他在会上提出：要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但是会场上的呼声一边倒，没有什么可谈的。
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并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新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党章草案把提到他的那一段话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话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应当写入党章。”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在新党章提交九大通过前，林彪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把接班人的字句删去。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在会上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显然主席就是要林彪不要再提出在党章上删去接班人的字句了。从此以后，林彪就再不提意见了。 于是，九大党章总纲史无前例地写上了接班人林彪的名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周恩来在九大全体大会上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40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新党章明确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从林彪40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林彪站起来打断周恩来的发言：“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
林彪挂帅的九大报告被否定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1967年“适当时候”召开九大。之后不久，曾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1969年春节后，毛泽东叫陈伯达来谈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对这个问题，现在就得做准备了，凡事赶早不赶晚嘛。” 在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政治报告的起草。2月7日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提出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2月20日搞出初稿，报告写出来后才好开会。2月19日下午，毛泽东让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找林彪谈一下，说九大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 。林彪对秘书张云生、李春生说：主席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准备最近召开九大，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政治报告不用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但到了最后一刻，林彪决定不讲了 。因江青揪住林彪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口头讲话不放，似乎让他心有余悸。
林彪对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也很重视。他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克己复礼” 的思想就很重了，毛泽东把刘邓和彭罗陆杨这些人打倒了，应该满意了，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确实搞得很乱，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全国上上下下搞夺权、搞武斗、搞派性，经济形势不好，应该“复礼”了，全国应走上正常秩序，注重生产，发展经济。 林彪曾亲笔写道：“理论、政治、军事……一切从改善人民生活需要出发，最普遍最日常最大量的问题。”“人民的民生需要出发。”“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为生活资料之增长而奋斗，而改善其谋得之诸方式诸条件。” 这样的话林彪写过很多，他和周恩来均主张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产和备战。
2月下旬，林彪把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招到毛家湾，商量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谈了不到一小时。张春桥临走时，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 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思路，很快拟出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还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和林彪商量后，改成总题目下十个小题目，然后由秘书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报告，附上提纲呈报，主席很快圈阅退回。
3月3日晚，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拖延。3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让林彪挂帅写九大报告，看来他怀疑林彪和陈伯达搞到了一起。1973年8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如此说来，林彪“反九大路线”的罪名岂不是正确的吗？
毛泽东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对他们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康生借口生病没有参加，一个多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便拿出了初稿。不久，陈伯达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毛泽东认为张姚稿大体可用，但要做较大修改。 从3月中旬至31日，毛泽东审阅张姚稿，并多次批示请林彪审阅， 而把陈稿搁置一边。林彪则对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叫秘书念了毛泽东修改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政治报告改用张姚稿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念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林彪听吴法宪等人转告后说：“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
林彪“第一个号令”出台经过
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8月，苏联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设伏，我边防官兵30多人全部遇难，中苏边境局势急剧恶化。8月底，中国获知比较准确的情报，苏联军方正在积极谋划对中国实行一次突然性的核袭击。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甚至透露得更加真实而具体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与周恩来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谈，商定近期举行中苏边界谈判。9月26日，柯西金建议自10月10日起在北京谈判，中国政府则提出改在10月20日。 在如此剑拔弩张的背景下，苏联却对边境谈判如此积极，不能不让中国高层心生警觉。在此前的1968年8月20日晚，苏联一架军用运输机飞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上空，借机械故障紧急迫降。苏军70多名荷枪实弹的特战队员跳下飞机，迅速占领布拉格机场，接着又飞来数百架苏联军机，卸下苏军17个师，短时间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会不会对中国故伎重演呢？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这个仗八成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
1969年10月1日10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20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表面一切如常，但实际上内紧外松，天安门城楼北侧停着一架直升机。一旦遇袭，可以将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迅速转移。国庆节平安过去。
10月14日18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根据当前形势作出在京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的决定，并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当天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武昌。
10月17日，林彪、叶群乘专列到达苏州。10月18日17时许，林彪对秘书张云生口述指示，中心意思是在苏联谈判代表团来之前，部队要疏散隐蔽。叶群与张云生约好，两个小时后张云生将林彪指示传给黄永胜，叶群负责向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报告 。1980年审判“两案”时，张云生关于“第一个号令”有两次交代，叶群要张云生在林彪指示下加上一句（大意）：以上几条，已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主席指示为准。以后张云生听叶群讲：汪东兴曾给她回过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彪指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数月后，林彪回到毛家湾，张云生将苏州带回的电话记录稿存档。保密员李根清看原稿较潦草，且无日期，便誊抄了一遍，将日期误写为10月17日。为便于调档，将原稿标题《首长让给黄总长去电话》改为《首长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72]24号文件影印了李根清抄稿，以及总参作战值班室的值班记录。值班记录第一行标题《林副主席指示》，第二行标题（第一个号令）， 以此算作林彪的罪名。因为张云生原稿注明报告过毛泽东，所以没有影印。1980年总政“两案”取证组查到林彪向毛泽东报告的记载。可是，周恩来当面问过毛泽东：林彪在发布“第一个号令”前，是否曾向主席作过报告？毛泽东说：“我不知道什么‘第一个号令’啊。” 也难怪，叶群电话报告的是林彪紧急指示，并没有冠以“第一个号令”。而这个“第一个号令”，让毛泽东以为林彪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根据总参作战部的值班日记，21点30分前，林彪秘书张云生用电话传给在北京西山的总参谋长黄永胜。21点44分，总参作战部值班室接到前指通知。 黄永胜是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后被招到北京的，本来林彪让他像杨成武一样代总长，毛泽东划掉“代”字，于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总参谋长。3月28日，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对黄永胜等人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黄永胜口头向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转述了林彪紧急指示，实际上这不符合总部机关的工作程序。换句话说，上传下达一定要有书面文字，否则口说无凭。与黄永胜一样，阎仲川也是四个月前从广州军区参谋长的位置上调来的，他同样没有总部机关工作经验。林彪紧急指示经他整理后，基本精神未变，文字却有了不小的变化，由原来的四条变成了六条。“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零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阎仲川考虑林彪紧急指示是前指开通后的第一个指示，即按内容编为四个命令，除“第一个号令”外，还有第二、三、四个号令。以后第二、三、四个号令不再提及，只提“第一个号令”了。下达前阎仲川本想让黄永胜审查，可是黄永胜已服安眠药睡了。阎仲川又让作战处副处长王宪志将“第一个号令”上报林彪办公室，没有收到新的指示，就向下传达了。 值班参谋用电话将四个号令传达到11个大军区和海、空军，以及北京卫戍区。阎仲川哪里知道林彪每天只听秘书讲半小时的文件，像“第一个号令”这样的电话请示根本报不到林彪那里。
1969年10月20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紧张的一天。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预计中午到达北京，林彪担心苏联飞机运来空降兵或使用核武器。1941年6月，德国军队偷袭苏联时，林彪正在莫斯科治病，印象极为深刻。平时林彪都是12点午睡，但这一天他却毫无睡意，通过秘书不间断地与总参作战部联系，询问苏联代表团几点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几点飞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几点进入中国的边境小城二连浩特。直到苏联谈判代表团成员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林彪才放心去睡午觉。
几天后林彪秘书张云生看到军委收电，才知道“紧急指示”成了“第一个号令”， 而林彪始终不知道他的“紧急指示”变成了“第一个号令”。
林彪至死也不知道什么“第一个号令”。
汪东兴故意混淆电话记录和传阅件
汪东兴这样说：1969年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他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他还要烧传阅件的信封，被我拦下来，说以后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主席这才作罢。当晚，周恩来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没有？”我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按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是通过“急件传阅”才知道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的，所以毛泽东很不高兴，烧掉了。在汪东兴貌似合理的讲述下，就形成了林彪擅自向全军发布“第一个号令”。其实，汪东兴的谎言是很容易拆穿的。10月18日叶群的电话报告和10月19日的“急件传阅”本是两回事，被汪东兴故意混为一谈。“急件传阅”是各地向中央的报告，因印数少只能形成传阅。1967年北海舰队向军委报告青岛两派为庆祝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式发生武斗，就形成传阅件。 而叶群10月18日晚打电话给汪东兴，请他将林彪紧急指示转报毛泽东，不可能形成套在信封里的“急件传阅”。同理，总参作战部下达的电话命令也不可能形成“急件传阅”。那么“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是怎么形成的“急件传阅”呢？原来有的军区收到“第一个号令”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地方革命委员会主任，就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传达了。其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连夜上街贴大字报，引起部分群众惊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甚。这个情况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上来，形成传阅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到传阅件上“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大为惊讶。10月19日晚，他把黄吴李邱以及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提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第一个号令”？周恩来对军委办事组、尤其是黄永胜关于文件编号提出了批评。
当晚22时，黄永胜质问阎仲川，昨晚那个电话稿为什么叫“第一个号令”？你们为什么不提醒下面，不要把林副主席指示向地方传达呢？10月20日下午，军委办事组在西山召集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黄永胜特意对林彪紧急指示的编号问题作了说明，并批评一些单位缺乏保密和组织纪律观念，随意把林彪指示扩散到地方。叶群插话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密观念才强哪。他老人家听了我们报去的林彪同志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便说很好，烧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看来叶群在毛泽东烧“急件传阅”信的当天或第二天就知道了，从她的谈吐看，她并不认为这个“急件传阅”与林彪有关。如果按汪东兴谎称，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那叶群怎么可能如此淡定呢？更何况“第一个号令”并没有撤销。
林彪紧急指示执行了半年之久
“第一个号令”一直持续到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才下令疏散部队和重型装备返回营区。在执行的半年时间里，疏散陆军约90个师，520个团，海军430艘舰艇，空军4100余架飞机。
看来毛泽东对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没有异议，否则他早就撤销了。但他为什么又让汪东兴采取了行动呢？汪东兴向中央警卫团传达时说：“有人要调动军队，想干什么呢？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要求警卫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毛泽东警卫一中队中队长陈长江回忆：我们对战士仍然坚持正面教育，在应变方面多有几种准备。同时给部队配发了手榴弹、小铁锹和十字镐等野战作业方面的器械，做了随时准备可以投入战斗的准备，并加强了军事训练。往日我们随毛主席外出，主要是值勤站哨，很少或是就没有搞过军事训练。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不但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在驻地一些重要部位，构筑了简易工事，对付突发变故的准备也比较具体。这在我随毛主席多次外出中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第一个号令”被批为“擅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甚至把老干部疏散外地也算在林彪“第一个号令”中。“九一三”事件后阎仲川被隔离审查7年半，直到1979年4月才解除监管，而审查结论却没有提“第一个号令”。1980年在总参作战部的坚决抵制下，总政“两案”取证组核查了总参作战部的值班记录，结论是正常的作战行动 。所以林彪“第一个号令”没有被列入“两案”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
汪东兴传达：毛主席说只有林彪来当国家主席
1970年3月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信和宪法修改草案提要，要汪东兴马上从武汉赶回北京，传达他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 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务。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式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汪东兴在回忆中只谈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却故意“省略”毛泽东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见。3月8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林彪在苏州，叶群出席了。汪东兴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汪东兴传达毛主席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宪法修改小组。这里必然涉及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时，周恩来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东兴。汪东兴说到“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时，周恩来的表情有些欣慰。散会后，汪东兴说时间还早，邀请叶群和黄吴李邱到他家坐坐。在汪东兴家，吴法宪又请汪东兴核实他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 汪东兴要叶群尽快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给林彪。 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么大的事情毛泽东为什么不当面与林彪商量，却让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汪东兴应该是摸到了毛泽东的底，否则他怎么敢在庐山会议华北组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热切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彪从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
1970年3月中旬，四届人大宪法修改小组开始工作。因为有汪东兴传达的毛泽东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设国家主席；而康生、张春桥则主张不设国家主席。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提出在宪法上写“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吴法宪打电话向叶群通报情况，叶群回话：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会引起世界人民怀疑。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根据毛泽东让他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让秘书打电话给毛泽东秘书：“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毛泽东答非所问，似乎在鼓励林彪坚持他的意见。
1969年4月1日17时，毛泽东主持九大开幕式，宣布选举大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说：“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立即说：“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还是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紧接着林彪说：“全体一致通过。”这时毛泽东说：“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一致举手通过。无独有偶，1971年3月24日15时，为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卧室召见黄吴李邱等人。他拿着邱会作的检讨报告说：“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把“主席”随便送，表面看很随意，但实际上是一块试金石。
如此说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是坚决的，而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他网开了一面。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人士说，毛泽东在1969年8月、11月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国家还要有个头，要设国家主席，他自己只当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产生。 毛泽东除了推荐林彪，还提过董必武、陈永贵当国家主席，甚至说让工农兵当。
1970年4月9日晚，黄吴李邱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后已是4月10日2点，汪东兴把黄吴李邱叫到中南海家中，一直待到6点30分才离开。汪东兴对他们说：“还是要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4月11日23点30分，林彪让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正在长沙的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转达他的三条建议：“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回避了毛泽东让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只说自己不当国家副主席。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三条意见。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没有异议。江青表示：“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毛泽东在周恩来会后的汇报信上旁批：“此议不妥，我不宜再做此事。” 毛泽东机要秘书高碧岑却是另一种说法。毛泽东听了高碧岑的转报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林彪相当重视，让于运深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并明确表示：“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当国家副主席。” 林办工作人员中没有人听林彪说过要当国家主席。叶群那句著名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其实是汪东兴说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重大问题的表态与毛泽东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也没有与毛泽东“唱反调”。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当黄永胜等人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这个虚职硬塞给林彪，却说“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 林彪早有预见，他在笔记本中写过：“他（毛泽东）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生存呢？林彪亲笔写道：“有个永不犯错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邦。……是非（错误）只因先开口。”“避对台戏，自以为是，驯的习惯，顺的习惯。” 林彪1958年曾批“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对毛泽东发动的反修斗争，林彪认为“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对毛泽东本人，林彪批为“言行不一”。 但这都是林彪的“私房话”，从不拿到桌面上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林彪总是与毛泽东保持适当距离，同时又力求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望林彪
1970年4月25日上午，在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十余天后，毛泽东在张春桥、马天水和上海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等人陪同下，从上海乘专列专程到苏州看望林彪。叶群腾出了房子，请毛泽东到南园来下榻。毛泽东并没有领情，而是把林彪、叶群召到专列上，当着林彪的面问张春桥：“林彪在苏州，你们怎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张春桥说：“他是保密的。” 自1965年上海会议后，林彪就再也没有去过上海。1969年10月，林彪、叶群到苏州。叶群宣布，必须对外严加保密，特别是对上海，千万不能让张春桥知道 。1968年春，江腾蛟给叶群送来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叶群修改后退回江腾蛟重抄，一式两份，由林彪批示后，一份送毛泽东，另一份由叶群亲自送给江青。不久，上海出现“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 林彪为阻止张春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宁愿空缺三年，之后他向毛泽东提议李德生担任。 毛泽东知道林彪对张春桥有看法，他故意问：“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林彪不语。毛泽东又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林彪仍不语。毛泽东再问：“你看小张（春桥）怎么样？” 林彪借怎样防止修正主义的话题，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红小鬼，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毛泽东邀请林彪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同意了。 毛泽东询问林彪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时，林彪说：“文革”搞了三年多了，一些老帅、副总理还没有解放，是否请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过去他们跟随主席南征北战，今后搞社会主义建设还需要他们。毛泽东说好，上（庐）山后我们一起办这件事。叶群将这次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先传达给林办工作人员。5月10日下午，叶群在三座门军委办事组召集的会议上传达，其中说到：“我们党之所以不变修，是因为有黄吴李邱这样的老干部。”“跟毛主席跟定了，不搞修正主义。”
在这次“和谐”谈话中，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谈到国家主席这个话题，但是毛泽东摸到了林彪的“脉搏”。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赶快结束，“克己复礼”，恢复正常秩序。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并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正是出于“克己复礼”的考虑，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林彪的“反党纲领”？
林彪赞扬吴法宪抓住了张春桥“尾巴”
1968年10月26日，毛泽东审阅党章草案，删去“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这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被毛泽东删去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都没有再使用。张春桥注意到了，而林彪、吴法宪都没有留意。
1970年8月13日下午，康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吴法宪主张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康生、张春桥反对，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张春桥说：“有的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吴法宪质问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备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谈争吵情况，并报告了周恩来，又与正在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请她转报林彪。叶群作了电话记录。一个小时后叶群向吴法宪传达林彪的意见，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当晚，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请他准备关于天才的语录；准备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同张春桥斗争。没想到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一言不发，宪法草案顺利通过了。林彪听吴法宪报告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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