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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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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彪一案的若干思考
·余汝信·
1,九大表面上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顶峰,实际是林彪走下坡路的开始。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指名确立党的第一把手的接班人。毛其实是将林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林只得虚名,实权全无。从九大结束之日起,林实际上已经被毛架空。毛自始即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林权力的动作。
2,新军委组成的玄机。
1969年4月28日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军委成员名单,副主席共六人,在世而又未被打倒的六位前元帅: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均为副主席。与林彪为刚当选的唯一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完全不同,林不过是六位军委副主席中的一位,虽然他的名字紧跟毛之后是另列的,但毛并没有如十年前庐山会议后的新军委成立时那样,给予林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重要的是,林未如十年前那样明确地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新军委并未如十年前那样,设立具有实权的军委常委会(如设立常委会,主席、副主席理所当然地为常委),军委办事组行使原军委常委会的部分职能(非全部职能)。军委办事组的一切重大举措,均须经毛、林(实质上是毛一人)同意。在此前提下,毛批准军委办事组可以军委名义行事。这样,毛没有也不可能说出口的意图是:绕过林彪(实际上是架空林彪),直接指挥军委办事组这一日常办事机构,将军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3,“军事官僚专政”。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借日本、苏联人的话讲到“军事、官僚体制”、“军事官僚专政”。所谓“军事官僚专政”,“军事、官僚体制”,将“军事”放在前面,压了“官僚”一头。毛的讲话,虽然是借用苏联、日本的讲法,却有意无意之间表露了毛内心深处对以林彪为核心的军人集团权势日盛的疑心和忧虑,为进一步对军人权力采取限制措施埋下了伏笔。
4,毛长时间离京外出时未指定任何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9年5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到外地,主要住在武汉、杭州,至9月23日方返抵北京,合共在外地时间长达118天。这是文革以来毛离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毛选择在这一时间离京长期逗留外地,与此际全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的紧张备战氛围并不合拍。在离京期间,毛并未有指定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包括“接班人”林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在文革前,毛不在京时通常是指定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毛此期间执意在外地遥控中共中央及军委办事组日常运作。越是晚年,毛与其党内同志的关系就越似是君臣关系。
5,毛审阅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969年6月11日(或12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稿,批示“照办”。该文件针对对毛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七点改进意见,提出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6月12日,该文件以中发[69]33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省、军级,并注明“由省、军级各单位负责传达和处理”。这是文革以来对个人崇拜歪风批评最为严厉的一个文件,对由林彪和军队在文革中率先发起并积极推动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降温,起了显著的作用,却不可避免地严重损伤了不遗余力地推行对毛个人崇拜的林的威望。
6,林彪重上井冈山
1969年8月,在全国战备工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林彪全家突然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数天。从井冈山回到北京后,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称,“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这首反动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一笔勾销,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要翻历史的案。 ”林彪词中“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颇有由头。事缘1930年初,毛曾给林彪写过一封长信,批评过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情绪。此信在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点名批评部分。问题是林彪为什么会在此时重提三十九年前的这桩旧事,为自己打抱不平?这是否与前些时候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事有关联?林彪是否已经觉察到毛对他的疑忌?
7,临战状态下的统帅部。
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后,中苏关系有缓和迹象。诡异的是,毛泽东对外声称并不相信摆在眼前的中苏缓和的现实,相反,认为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10月中旬,根据毛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4日,在全国临战状态下,毛乘专列离京(可以对比一下1941年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与整个苏军统帅部坚守在莫斯科没有疏散到后方)。这是毛在本年内第二次长时间离京到外地。10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毛在此间居留至翌年4月11日返京,离京时间长达179天。与5月至9月同样的是,毛离京期间未有指定任何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0月16日,林彪乘专机抵达江苏硕放机场,下午乘汽车转抵苏州。林在此间居留至翌年4月26日返京。10月中旬以后,“最高统帅”远在华中武昌长驻,“副统帅”战备疏散至华东苏州,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整个临战状态下的统帅部,在中国大地上形成武昌——苏州——北京这样一个大三角形,三个点之间各自相距:武昌——北京1150公里,北京——苏州1150公里,苏州——武昌750公里!这那像是一个处在临战状态下正常运作的统帅部!说白了,武昌决策,北京执行,苏州不过是被晾在一边,可有可无!
8,引致毛“一脸不高兴”的《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在刚抵达苏州后的第二天,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口述了四点紧急指示。18日晚,已疏散到西山的新组建的军委前进指挥所,由阎仲川经手,将林指示根据黄传达整理后,未经请示已经入睡的黄永胜,即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标题,以前指名义下达全军。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引起毛极度不悦,下令“烧掉”。此事毛为什么会“一脸不高兴”?推测起来,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一、该事涉及调动军队权限的敏感问题。军委办事组确实在1968年4月26日下发过《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阎所拟“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内容在军委办事组上述规定范围内,理应在下发前征得毛林两人的批准同意(林没有独立于毛之外任何一个等级的批准权限)。前指尤其是阎没有依规定执行,在程序上确甚为不妥。阎作为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如果说他不了解有关军队调动的必要程序,恐怕很难说得过去。二、更重要的是,毛将林放在苏州,本身就有将林冷落一旁,自己直接指挥北京的考虑。没想到林一到苏州即对战备发出指示。林这种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显示存在感的举动,有违毛的意图,因而毛有不寻常的“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这样强烈的反应。
9,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林彪的位置之疑
1969年7月3日,周恩来将政治局有关成员会议上商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书面报告毛。其中,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九人组成。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为总理、副总理级别。如拟议中将要召开的四届人大需要设副总理,除周之外的八人都可能成为副总理人选。惟军委办事组核心成员黄吴李邱均非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可能毛泽东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在国务院系统中尽量排除林系的军人。在1970年6月的国务院机构精简、改革方案中,保留了实际虚设的国防部,并明确将其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的,除国防部之外的六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均任命了新的负责人,惟国防部部长名义上还是林彪。这样,在党内排名第二的林,在政府系列仍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之下,显然不合常理。本来,趁着这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让林彪卸任国防部长一职,应该是一个适当时机。国防部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后,逻辑上其部长似应由黄永胜担任为宜。否则,以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却在国家政权体系中仍为周的下属,以林彪的元帅身份却与大校、少将级别的其他部委负责人相提并论,都是极为不妥的。但只要毛不明确表态,林的此一尴尬状态,就一直不会改变。
10,毛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的本意。
毛为什么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并对此事如此上心?后来说法甚多。惟至少有一点不可忽视,此时毛林之间存在的嫌隙已日益扩大。如果设国家主席,按林彪作为党和国家、军队二把手的地位,他至少可以任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那么就在林彪一旦卸下“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后,封死了林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更高位置的可能性。然而,即使这样一个徒具象征意义的角色,毛自己不要也不许林彪要。毛对林这位“接班人”实际上的制约和防范,在此表露无遗,汪东兴说住在苏州的林,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如果林真的作过这样的表态,是否说明了林其实已经看透了毛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用心而作的一种抗争姿态?按汪东兴的说法,到了1970年7月,毛已第四次明确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此后,林没有再为这一问题发声。但在8月22日对宪法修改稿讨论时,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是说:“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大概几位同志,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主席说,那是个形式。(康生:主席还有句话,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到最后一刻,周、陈、康还是想为林说说情,解决林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没有位置的问题,被毛以“那是个形式”一口回绝。我认为这体现了林一种独特的个性,直至不顾名节的强行出走,认为自己对的就坚持到底不惜“犯上”。从来不作检讨不折不屈。
11,九届二中全会。
九届二中全会本质上是林彪一系对林接班人地位的保卫战。陈伯达、汪东兴也自愿参战。这场战斗导致九届二中全会的最终结局是:陈伯达被清洗;李雪峰、郑维山受牵连相继倒台;汪东兴检讨过关;江、张、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林彪一系从此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这场仗无论打还是不打,都阻止不了林一系衰落的历史趋势。
关于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中的表现,敝人在15年前的一文附后,可供同好参考。对于毛家族而言,毛在九届二中全会后最大的政治性错误,是放过了汪东兴,而这对中国而言却是天大的幸事!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与其说是继承了毛的遗志,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失败者林彪的遗志!
12,吴法宪、叶群检讨
1970年10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叶群与吴法宪一样,不得不向毛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毛对叶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示。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她的丈夫林彪面子吗?!毛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叶表面服从,惟对毛的怨恨,必然悄悄在内心滋长。
13,毛再次明确声称“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2月18日上午,毛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称: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英文),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再一次在外国人面前明确声称“四个伟大”“讨嫌”!再次在外国人面前不点名地羞辱了林彪。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明示省军级以上地方及军队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将“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14,对军委办事组的严厉批评及定性。
在1970年11月至次年1月间基本解决了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问题之后,毛立即将矛头转而集中对准了林彪一系尤其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诸人。1971年3月21日至22日,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就本人在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分别给毛写了检讨报告。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时,为黄、吴、叶、李、邱五人定性称,“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五位同志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15,关于1971年“五一”晚上林彪的表现。
此一问题,争议已久。在这天晚上的现场视频播出后,应可有一正确结论。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人的事隔多年后的回忆,都是不可靠的。此外,朋友张光渝(张霖之之子)有关此事的文章亦甚佳,亦附后供同好参考。〔见张光渝:“最后的晚会——1971年五一节晚会史料辨析”,载本刊800期(zk1411d),2014年11月18日——编者〕
16,林彪1971年5月给毛的信。
在周恩来为军委办事组五人定性之后,5月23日,林彪向秘书口授了给毛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信的内容请参看余汝信:“‘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载本刊第728期(zk1305d), 2013年5月21日——编者〕这一份已经誊清的信稿,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九一三”后从毛家湾林住处抄出。经与信稿经办人李根清、于运深见面座谈后笔者推测: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而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手中,林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5月20日,林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加上23日的信很可能已送到毛的手上,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惟毛不仅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促使他进一步加紧了最终彻底解决林问题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林在信中用上了“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剌激性的语言。林信中还“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17,毛南巡吹风促使林彪外逃出走。
一言以蔽之:林彪不检讨的宁折不屈的态度,导致了毛的南巡;而毛的南巡,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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