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一 2月 06, 2023 2:18 p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1月 27, 2022 12:26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779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

舒云


目录

上海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积极批罗
杨成武不同意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
萧华刻意躲避江青的上海座谈会
《纪要》导致军队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萧华在天津养病
第一个被打倒的二级部长史进前
林彪提出军队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
毛泽东对下发萧华讲话不表态
“紧急指示”后北京军事机关纷纷告急
毛泽东明确表态保东躲西藏的吴法宪
军校学生冲进了国防部大院
军校学生再次冲进国防部大院
萧华建议召开大会动员军校学生离京
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二次10万人大会
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组织批斗老帅大会
江青逼迫刘志坚写书面检查
刘志坚成了老帅们的“替罪羊”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萧华不得不冲上了第一线
李圭被军艺造反派强行“软禁”6天
“公主”肖力推翻萧华的“四点倡议”
萧华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群众代表
萧华到军报正赶上叶群宣读林彪信
萧华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
江青责令萧华到10万人大会上检讨
江青谎称从中南海领来“圣旨”
周恩来通知萧华解除了“警报”
萧华从后门逃到叶帅家躲过一劫
江青、陈伯达推卸责任,嫁祸杨勇
周恩来接见军队代表紧急辟“谣”
林彪因萧华问题当面大骂江青
李圭一天遭遇三场“文明”批斗
毛泽东说萧华、杨成武“基本是好人”
“二•一五”总政机关保萧华大会
“三•三”大会周恩来再次力保萧华
萧华以胜利者的姿态组织“反击”
萧华在“三•三”大会后积极工作
“五•一三”事件萧华不知道的背景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态度,立即转向
萧华不同意演出得罪了“老三军”
萧华想见林彪,却连叶群也见不上
萧华再次求见林彪、叶群未果
毛泽东再次保萧华,仍没有保住
肖力传达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
干部部秘书范垂士边哭边控诉萧华
总政治部被群众组织专政了14个月
萧华的秘书们贴出126张大字报
萧华被江青扣上“叛徒”的帽子
萧华没有收到1967年国庆节请帖
肖力宣布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
萧华被定为叛徒集团中的第11位成员
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治部
总政治部“批斗筹备处”四分五裂
军管小组“军管”了总政治部
“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最后三件事
绝大多数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分配外地
王新兰上书,萧华终于被“解放”
作者后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4-2016),前身是1930年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
1964年9月,萧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8月11日被打倒。10月25日,肖力 在总政治部群众组织大会上宣布林彪“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1968年10月25日,毛泽东批准军管小组军管总政治部,销毁大批“死材料”(有关档案文件),遣散绝大多数“活材料”(机关干部)。那么这一段诡异的历史会销声匿迹吗?

上海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积极批罗
1965年12月7日,毛泽东首先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总参谋部副总长)、谢富治(公安部部长)四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 接着他又四次批示,组成了上海会议最初的名单。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通知开会是中央办公厅的事情,为什么毛泽东要亲自上阵呢?而且从这五份批示看,毛泽东是边想边补充的名单,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与会者。毛泽东第一个批示中提到的叶剑英等四人是“倒罗”积极分子,毛泽东要求他们提前一天来上海商谈。萧华此时正在江西九江养病,未能成行。
8日凌晨,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奉毛泽东之命再打电话。王新兰(萧华夫人、萧华办公室副主任)不想叫醒病中的萧华,说他不在。徐业夫停顿一下说:“有重要会议,请萧主任上午8点到上海锦江饭店报到。”萧华只得抱病打电话要飞机。吴法宪说:“九江机场报废好几年了,大小飞机都不能降落,南昌才有飞机。”王新兰打电话找杨尚奎(江西省委书记),通过铁道部调火车,一路不停赶到南昌,此时豪雨如注。上午8点多军用飞机抵达上海,萧华被接到锦江饭店,王新兰被送到另外的宾馆。
萧华在上海会议背对背揭批罗瑞卿,还是相当卖力的。当然,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经验,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很积极。贺龙会前虽一无所知,但他见人就骂“长子”(罗瑞卿)。叶剑英对看望他的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等人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你们受压当然不好,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萧华在北京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工首长,以及部分的师政治委员,共186人参加。会议除研究贯彻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外,主要是萧华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比上海会议高出很多。同时要求各大单位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升级了。 毛泽东审阅萧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报告及会议文件,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6]109号)的名义转发全国。《解放军报》继1966年元旦社论后,连续发表七篇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机关整顿,主要追查罗瑞卿在总政治部的“党羽”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梁必业被扣上“积极支持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以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5月上旬,总政治部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建议撤销梁必业一切职务。6月2日,总政治部通知,将《关于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口头传达到团一级党委。此外,还彻底清算了梁必业“篡军反党的罪行”,将“凡是由罗瑞卿、梁必业签发的文件一律销毁”,有他们名字或讲话内容的“一律涂掉或剪掉”。 之后梁必业被解除职务,关押、劳改8年。
1966年3月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批判罗瑞卿的工作小组会议,中央军委常委、三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共42人到会。邓小平说: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我和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而我将和李富春出巡西北,不参加会议。 当天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由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主持,面对面揭发、批判罗瑞卿。3月17日,增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以及前一段未到会的军队干部共53人。批判不断升温,罗瑞卿跳楼致伤。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包括6个附件: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的发言;罗瑞卿3月12日检讨;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4月24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等。 同日,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下发时萧华5月7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彭真的发言作为附件三。萧华的发言分为四个部分: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表现;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四、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萧华认为他们“是一个反党联盟,是一窝子,几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案子”。 1967年3月17日,萧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钩,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罗瑞卿),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瑞卿)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
萧华在大会上还谈了自己的病情。他说:“现在医生还要观察几个月,肝炎容易复发。我已经反复过一次了,就是批判斗争罗瑞卿时,多少晚上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觉,搞材料,搞发言,组织会议,混在一起。所以把罗瑞卿斗垮了,我这个病又犯了。” 病中的萧华为什么如此积极?邱会作认为:一则他在军委秘书长的事情上不如意,二则他曾被罗瑞卿拉过去半个身子,要和罗瑞卿划清界限。

杨成武不同意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
1965年上海会议后,包括林彪在内,谁都不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以为罗瑞卿和谭政(总政治部主任)一样降一级,哪想到他成了彭德怀第二。这一来军委秘书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邓小平决定由第一副秘书长萧华补位。邱会作说:“中央原则上已定萧华任秘书长,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对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很有气,怎么能让“动摇分子”萧华抢了风头呢?杨成武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我们军队今后能够清除罗瑞卿的影响吗?过去罗瑞卿压在我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换了一个人,叫我怎么工作?”杨成武认为他、刘亚楼、萧华三个人中,他与罗瑞卿的斗争最坚决,起的作用最大,而萧华不仅起的作用最小,还和罗瑞卿沾了边。林彪完全理解杨成武不肯屈居萧华之下,提议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这样可以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初期,十大元帅只有叶剑英坐“冷板凳”,老到这么一把年纪,反倒成了军内最大的“实权派”,进入了中国权力高层。叶剑英在接受邱会作祝贺时,表示很感激林彪这个“情”。 由此,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新的军委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话又说回来,萧华怎么会被罗瑞卿拉过去呢?
1961年1月,谭政降为副主任,萧华准备上台。然而军委内部竞争激烈,林彪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几个人选都报给毛泽东。萧华虽然在刘亚楼、杨成武之前进入军委领导班子,但一直没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所以对总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到基层干部都不满意。毛泽东决定罗荣桓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说:“主席说,萧华同志同罗荣桓同志一起主持总政的工作很合适!罗(荣桓)出场有点古人味,这样很好,梅兰芳在台上,即使不唱戏,台下的人也不会说话的。”毛泽东这番话,显然是嫌萧华能力和干劲都不足。林彪为照顾萧华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语言说的。 萧华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心里并不满意。他担任了十一二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积极反对谭政,最后还是原地踏步,这是罗瑞卿拉动他的原因之一。
1963年9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贺龙、罗瑞卿、萧华等人谈话,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罗瑞卿专程到天津探望养病的萧华,说:“看来,林总的身体不能再坚持工作了,毛主席要贺老总主持工作只是暂时的措施。”萧华说:“贺老总身体也不好,军委的领导责任早晚要落在罗总长头上!”罗瑞卿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吧!”像这样严重的问题,萧华没有向林彪报告,而是他的秘书以后揭发出来的。林彪为了团结大多数,对萧华采取了往里面拉的政策。
1955年授予的上将名单中,萧华虽然排在杨成武后面,但在日常排名中他总在代总长杨成武之前。萧华极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钟爱,尤其是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对萧华的器重更为明显。 不过杨成武并不服气,他曾公开说,影响他的人多了,比如萧克、陈光、王良、刘亚楼、左权等, 却只字不提比他小两岁的萧华。邱会作说:至于杨成武与萧华不和,1959年后的军委办公会议是常见到的,杨成武对总政治部的空头政治也是不感冒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总政治部没有任命主任。1964年2月1日,萧华患肝炎住院。同年9月,他才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文革由总政治部主管,萧华按照“左”的一套来,引起大家不少怨恨。当然萧华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嘛。杨成武对萧华倒台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他有两点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萧华的生活问题不放,亲自布置所谓受害的女服务员写细节并签字划押,把萧华往死路上推,唯恐萧华打不倒。他还在碰头会上向江青汇报,萧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1968年初,在总参谋部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杨成武特别安排批斗萧华。他专门找人用四川方言把萧华糟蹋一通,还把徐立清和袁子钦(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等人搞来陪斗。让人看来很不舒服,他对萧华有幸灾乐祸的感觉。 杨成武当然没有想到,没过几个月他也步了萧华后尘,成了阶下囚。

萧华刻意躲避江青的上海座谈会
1966年1月下旬,李圭(萧华办公室副主任)接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电话,说林彪让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打电话,江青要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人不要太多,最好萧华去。萧华和刘志坚研究,决定由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刘志坚请萧华带队,萧华一再推辞:“我事情很多,这几年有病,身体一直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主管宣传文化,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好。”刘志坚因重感冒住院,他向萧华提出,也不知道座谈些什么,是否先研究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遂约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刘志坚的病房商议。他们一致认为:第三届全军文艺会演 出了一些好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周总理看过,并给予赞扬。因此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萧华说:“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她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都带回来研究。我们不了解地方文艺,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 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提出到总政治部任职,萧华没有理睬,江青不死心,找到总政治部文化部,最后还是因萧华阻挡不了了之。萧华一向对江青没有好印象,尽量不主动接触。 江青说:“萧主任,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啊!”王新兰曾劝萧华,不要在礼节小事上得罪江青。萧华说:“她又不是毛主席,我讨厌她!”
1966年2月2日下午,江青的座谈会开始,至2月20日结束,除观看30多部电影,3场戏外,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8次,全是江青一人说。她有事休会几天,刘志坚返回北京向萧华汇报,认为江青否定太多,许多电影、京剧都说不行。她反对写中间人物,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萧华表示同意,至于“这些问题怎么办,会后再研究”。江青结束座谈会后,刘志坚等人为向党委汇报,追记了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2月26日,江青对陈亚丁说:“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搞就搞吧。” 江青认为汇报提纲“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而毛泽东看后却极为重视,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萧华在党委会上说:“既然毛主席这么重视,等他们修改完,再研究如何传达执行。”
1966年3月中旬,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八易其稿,毛泽东三次修改的《纪要》定稿,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变化,字数扩充到1万多字,标题也被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4月初,萧华批准《解放军报》把《纪要》改写成社论。 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966]211号文件下发。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
邱会作对这个《纪要》很不理解,为什么由军队对党的文艺路线做政治结论?更纳闷不爱管闲事的林彪为什么出这个“风头”?以后他听叶群说,毛主席打电话来,说“小人物”不行,要请林彪这个“神”,要请解放军这个“神”出场。

《纪要》导致军队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
1966年3月下旬,总政治部党委决定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各大军区、军兵种文化部门负责人及军队知名作家、艺术家等249人参加。 会议仿照江青座谈会的做法,观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的68部国产军事影片和12部外国军事影片。江青认为《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等“有小缺点,是好的”,另54部则被扣上“美化阶级敌人”、“渲染战争苦难”、“专写错误路线”等大帽子,并重点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等七部影片。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吴雪(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还晃着二郎腿。听到《纪要》点名有“倾向性问题”影片包括他导演并出演的《抓壮丁》时,他正在晃动的腿立刻不动了,显然他没有精神准备。《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以来的文学艺术,“文艺黑线”矛头直指主持文艺工作的周扬、林默涵等人,而他们却蒙在鼓里,甚至吴雪坐在主席台上才听到对自己的“宣判”, 瞬间由“座上宾”变成“阶下囚”。
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突然袭击。谢镗忠、李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曾郑重宣布,会议“遵循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动员大家大胆发言。陈其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所云平(总政治部文工团剧作家)、冯毅夫(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等人纷纷质疑,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座谈会不是中宣部召开,而是江青个人召开?江青既不是中央领导人,军中又没有职务,为什么让她来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感到《纪要》提出的十条路堵死了九条,剩下一条也是“独木桥”……。空军有10人与会,冯德英(《苦菜花》《迎春花》作者)不同意把某些戏剧捧为“样板戏”,也不同意江青说“不敢斗争”或“逃避斗争”是“修正主义”作品。他十分不满地说:那么《白毛女》中喜儿逃进山里躲了那么多年,又叫什么?他对《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也说过一些不恭之言。 会议初期《简报》如实反映了这些对《纪要》内容不理解甚至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5月16日,林彪批示:“这是反毛主席的,要组织反击。”江青也表示:“恶毒攻击《纪要》,要反击!要反击!”那些“恶毒攻击”以及对众多“大毒草”说过好话,“吹捧”过的人,成了大批判的对象。陈其通、冯毅夫、白刃(《兵临城下》电影编剧)等六人被扣上反《纪要》、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在中小会上被批斗56次。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题为《恶毒攻击座谈会纪要的言论》14条被印发批判。后来批判内容越来越多,艺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早超出了14条的范围。 6月29日,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全军文艺工作者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黑线”。6月30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也有重点报道。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结束,军队各大单位相继召开创作工作会议,揪斗了一大批有关领导干部及编创人员,30余人被打成“黑帮”,李淦(李圭哥哥、济南军区文化部长)、周洁夫(广州军区文化部长) 等数十人被迫自杀,形成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最早的一批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萧华在天津养病
萧华没有在全军创作工作会议露面。1966年3月至4月上旬,他在北京参加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4月中旬,他去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彭真。5月初萧华回到北京,到解放军总医院检查身体,肝病尚未痊愈。5月16日,萧华再到天津养病。当晚他对秘书说:“这次到天津来,以养病为主。总政治部的工作由刘志坚、徐立清负责,让他们放手工作,不要去干扰。有重大情况及时报告。”
5月25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具体布置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萧华多次指示或口头规定,文化大革命“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使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着重抓好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同时规定,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治部设立全军文革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7月上旬,李圭去天津送文件,向萧华汇报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萧华没有表态。8月1日,毛泽东临时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萧华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他请了病假。8月6日,萧华看到李圭送来的全会文件、简报,点名揭批刘、邓,仍未表态,只说病还没有好,准备转到北戴河休养。8月9日,萧华刚到北戴河,就接到叶剑英电话,要他回北京参加中央全会。8月10日,萧华回到北京,当晚要李圭帮他起草发言稿。李圭写到:“两年多来因长期养病,脱离了实际工作,脱离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萧华看后不满意(以后他的检讨比这个说法厉害多了),把唐平铸(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胡痴(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叫来重新起草。
8月中旬,萧华在三座门 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并研究部署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在总政治部党委领导下设立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任组长,谢镗忠、李曼村为副组长,负责处理军队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总政治部机关成立文革办公室,调各部干部约10人,由高七(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处长)兼主任。
8月下旬到9月上旬,萧华分别到海、空军党委扩大会上讲话,并在京西宾馆主持三次驻京各大单位汇报会,研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刘志坚在会上说:“我在8月7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趁便就军事机关能否成立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一事,当面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解放军不就是红卫兵吗?难道是黑卫兵?不要再搞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了。’”萧华和与会者都很激动,认为这是毛主席对军队的最大关怀。 讨论“十六条”草案时刘志坚提出:“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指示进行。”在周恩来、陶铸等人支持下,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被列为“十六条”中的第15条。据此全军文革起草《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主要内容是:军队不能乱,必须保持稳定,要坚持党委领导,不准成立红卫兵组织,军队院校学生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红卫兵到部队串连、搜查。9月上旬,萧华向军委常委汇报了“十五条”的制定及内容,经讨论同意,即用军委名义下发全军执行。这时的萧华哪里想到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第一个被打倒的二级部长史进前
国防部大楼位于北京北海公园西边的旃坛寺1号(与北海公园共用一段墙),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分别占据北、中、南三座大楼,出入证通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大楼分别发了出入证,就不能随意进出了。
8月25日,总参外事局部分群众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杨成武等人,得到总参作战部的支持。8月31日,萧华在总参党委扩大会上讲话,明确表态支持杨成武及总参党委,批评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在大字报上签名是错误的。萧华说:“杨成武有缺点,你们有意见都可以提,但不允许这么搞。”王尚荣、雷英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杨成武说:“此事已经解决,过去了,今后注意团结,搞好工作。”但很快王尚荣、雷英夫被扣上“反党阴谋活动”,“利用外事局事件攻击、颠覆以杨成武为首的总参谋部党委领导”等大帽子, 被监禁8年之久。
8月27日,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也贴出《炮轰总政治部党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指责总政治部党委只动员揭批处级领导,而不揭批本身存在的问题。6月初以来,在总政治部党委统一部署,各二级部党委领导下,总政治部大楼各层糊满了大字报,较有秩序地揭批各二级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少数大字报涉及总政治部党委,也没有指名道姓。史进前这张大字报,是矛头指向总政治部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篇幅很长,三整张纸连起来,从二层栏杆一直垂到一层大厅,十分醒目。此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大楼里的大字报剧增。
9月初一天晚上,萧华到总政治部大楼一层大厅看大字报。他对史进前的大字报极为重视,认真看完,一言未发。两天后,萧华找史进前个别谈话,史进前态度极其强硬。史进前是首都工作组副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跟随叶剑英等人勘察北京地形,调整和加强要害部门的守卫力量,并部署“有问题”的人迁往外地,他深知这场运动的厉害。“罗梁反党集团”的梁必业分工保卫部,作为保卫部长的史进前很难摘干净自己,所以急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萧华在京西宾馆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徐立清、袁子钦、贾若瑜(总政治部秘书长)、谷德(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张伯祥(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刘汉(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13人开会,要大家注意保密;同时让李圭把与会者名单记下来,并要谷德整理史进前的有关材料。
史进前本姓薄,是薄一波(当时已被打成“六十一个叛徒案”中的大叛徒)本家侄子。他在北京读中学时,与阎锡山的中将亲戚有牵连。加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将史进前关在前门外一个独立小院隔离反省,由北京卫戍区一个排看守,同时保卫部发动群众背对背批判。 萧华说:史进前一个人掌握了200个黑名单,他完全是搬用修正主义的肃反路线,搬用苏联这套,……现在把他挖出来了。这也是很大胜利,因为保卫部门,也是重要的专政工具。” 当然,萧华想不到揪出史进前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总政治部造反派先后成立“联络处”,“批斗筹备处”等群众组织,史进前一派的总勤务员芦前安、徐勤全(均为保卫部干事)对专政史进前极为不满,遂成为批斗萧华的急先锋。

林彪提出军队文化大革命不搞“四大”
1966年5月,叶剑英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传达林彪提出的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三点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萧华主持制定了军队文化大革命12条,分别对机关、院校、部队提出了要求。
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向北京大学派了工作组,其他院校也纷纷要求派工作组。政治局常委提出由军队派,叶剑英问军队有没有人,刘志坚说有。当时总政治部掌握着准备参加“四清”的3000多名军队干部,尚未分配下去,就都派出去了。 7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示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7月24日,毛泽东宣布撤销各地工作组的决定。 还没有派出的工作队也就不了了之。总政治部拟就一份电报,规定派往军事院校的工作组也要撤销,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到军事院校去。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8月16日上午,林彪主持中央军委第54次常委会,讨论军以上机关和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体从9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整个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三个阶段。师团机关和连队按照总政规定,进行正面教育。会议纪要记载:军队的情况和地方学校、机关有所不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 军校内部可以贴大字报,但不准上街,不准到地方串连,也不准地方造反派到军队内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时间短,乱的是局部,坚持了党委领导,反对造反派。军队大单位真正以造反派名义夺权成立革委会的,只有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夺了权,炮兵政治委员陈仁麒、副司令员吴信泉、匡裕民、参谋长丁本淳被打成“反党集团”,处罚到农场劳改。这是全军唯一的一个单位,即使像总后机关成了大乱的典型,造反派也并未敢夺取领导权。

毛泽东对下发萧华讲话不表态
8月24日、27日,总政治部两次召集驻京各大单位文化大革命汇报会。萧华在会上提出部队中不组织红卫兵,师以下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之后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军委常委会议,讨论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叶剑英说:“萧华同志最近在驻京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对当前军内运动的形势做了估价与分析,对今后怎么办也提出了一些意见。讲话记录稿已经印发给大家。萧华同志建议军委常委议一下,如果得到同意,就以军委名义印发下去。不知大家看后有什么意见?请讲。”会场出现短暂沉默,与会者纷纷从皮包里拿出打印稿,各自翻看。贺龙首先说,他看了两遍,认为萧华讲的一些问题很重要,也讲得很好,同意转发。聂帅、徐帅也同意。叶剑英最后说:“大家都同意萧华同志的讲话,建议以军委名义转发全军。这件事,还需要向林副主席请示。如果他也同意,就早些把文件发下去。”散会后,萧华对代替叶群与会的张云生(林彪秘书)说:“你回去后,把大家讨论情况向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报告。我的那份讲话稿,已送林办两份。你们看后,给林副主席详细讲讲。我的意思是,争取早一点发下去为好,因为各单位都在催促,军委应当有个态度。”叶群听后说:“萧华那个讲话稿,用不着你给首长讲,我去说说就行了。他们开会都表示同意,有人又评价那么高,首长还能再说什么?首长也不能独自做主,这样的事情应当报告主席。”随后叶群拿着萧华讲话稿去见林彪。很快叶群回来,林彪用红油笔在文件左上角批“送主席阅,林彪”。过了两天,萧华来电话问,叶群叫张云生给毛泽东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徐业夫很快把萧华讲话稿退回林办,文件上多了“已送”两个字,毛泽东却没有划圈。叶群说:“如果萧华再问,就说等主席批示。”以后萧华没有再问。
9月1日上午,中央军委召开第56次常委会,决定军队除总部机关、各军区宣传文化部门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外,总参三部、军队工厂、师以下部队和边海防部队,都暂停文化大革命运动。 叶剑英说:“现在的形势,如脱了缰的野马。”“各地学生搞省委,要打第一书记的,都是北京去的学生串连的。”徐向前、聂荣臻、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在会上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9月3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北京串连”的三条指示。此外,刘志坚主持全军文革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电报,如“关于部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的几条规定”,“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等,对军队文化大革命有若干规定和必要限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

“紧急指示”后北京军事机关纷纷告急
1966年9月下旬,全军文革提出,军队院校师生想见毛主席,希望批准他们到北京参加国庆节,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中央军委讨论时,大多数人激烈反对,主持会议的叶剑英承担了很大的压力。9月底,他撑不下去了,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对军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迫于毛泽东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也不得不点头同意全军文革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拿出具体意见。
国庆节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也是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上海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的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 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商议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4日上午,中央军委召开第58次常委会,讨论“紧急指示”稿,送林彪最后审定。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全党。 林彪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解释:你们批评我们(军委)在这个问题上“失策”也可以,“让步”也可以。按我的想法,就准备这个院校不要了,乱了就乱了,牺牲小的换取大的。丢了院校,换取一个野战部队不受冲击就行。我们只要有了野战部队的稳定,就什么都不怕! 10月7日,林彪在接见萧华、刘志坚、胡痴时,强调“师以下部队,要保持高度的戒备。”10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讲话中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战备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还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但是,“紧急指示”被中央文革塞进“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 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迫使军队文革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邱会作认为这个紧急指示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错误,但这不是林彪搞的,是全军文革搞的,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人把军委往邪路上引的结果。虽然萧华、杨成武、叶帅、聂帅,甚至林彪都没有挡住极“左”的东西,但与“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处是不一样的。“紧急指示”允许军队院校像地方院校一样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
大约一个月内,111所军校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全都垮台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全军院校幺幺幺,的确有妖。”这无疑助长了军校造反派的气势和揪人风头。各地军校纷纷成立战斗队,踢开党委,涌进北京,冲到主管军校的上级机关,最高峰时北京聚集了十几万军校学生,军队机关大乱从此开始。原来按中央军委总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领导,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普遍被揪斗,军队工作全面陷入被动。邱会作认为,军队大乱的主要责任在江青,直接责任是全军文革的刘志坚、萧华、徐向前。江青和全军文革相勾结,把军队搞乱了,最后刘志坚、萧华自己也没有保住,反而先行下台了。

毛泽东明确表态保东躲西藏的吴法宪
军队院校造反派拿着“紧急指示”的“尚方宝剑”,大批涌入北京,冲击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北京军区等。他们占领机关办公大楼,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北京的军事机关几乎都被搞得乱七八糟。
1966年10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冲击国防部,要揪斗哈军工的工作组组长路阳(国防科委副主任)。到11月,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逾10万人。其中少数人带头冲击中南海、国防部。
11月8日凌晨3点,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张云生被电话吵醒。刘志坚电话报告张家口外语学院等院校的600多名学生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冲进国防部,吵吵嚷嚷要揪斗副总长李天佑,指责他前不久到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殴打警卫战士,往一位副团长身上抹浆糊,贴大字报,甚至抬着长木板压在“人墙”上,从警卫战士头上跳进去,然后砸碎窗玻璃,从窗户爬进办公楼。警卫部队下令两个警卫抬一个学生,把他们“请”出去,但还是有一部分学生赖在国防部大院里闲逛。半个小时后,萧华也来电话报告,主张对冲进国防部的学生严肃处理。林彪得知有些惊讶,“啊?冲进国防部了?我没什么,就让他们处理吧。”叶群急了:“他们要抓人,你也默认吗?你不明确表态,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别的事不表态可以, 这个事不表态可不行!”林彪对张云生说:“你告诉刘志坚,他早晨报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楼,但不要抓人。”
西安空军通信学校、空军技术学院、空军机务学院的造反派冲进空军大院,要揪出吴法宪、余立金、成钧。他们在吴法宪家门口的马路上,贴出“打倒吴法宪”的大标语,一个字足有几平方米。吴法宪不得不向杨成武求援。杨成武此时为避开造反派揪斗,躲在总参管理局第五招待所,他让吴法宪去西山找叶剑英。叶剑英让吴法宪住到他家里,周恩来也表示同意。可是,空军机关乱成这样,身为司令员的吴法宪放心不下。他在叶剑英家住了三天,刚回到空军大院,就被通知到营建大队礼堂参加批斗会。造反派准备了痰盂充当高帽,还准备了涂脸的墨汁,剃“阴阳头”的剃刀。很多人劝吴法宪不能去,万一局势失控,很可能回不来。叶剑英要吴法宪立即离开空军大院,以免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并让军委办公厅在京西宾馆给吴法宪开一间房。于是,吴法宪带着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开始“逃亡”,时而在空军指挥所,时而在西郊机场,时而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流浪”持续了两个月,搞得他精疲力竭。造反派找不到吴法宪,晚上越墙闯到他家中,往往一夜要来几趟,每次都要把各个房间搜查一遍。吴法宪最小的女儿才6岁,被吓得哇哇大哭。有时一觉醒来,她就会吓得大喊:“妈妈,他们又来找爸爸了。”
林彪指派关锋四次到空军大院,徐向前也通知王新亭(副总参谋长)保吴法宪,效果都不大。空政文工团团员刘素媛、邵锦辉在与毛泽东跳舞时问:“对吴法宪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要打倒。”林彪立即让叶群转告江青:“毛主席指示要保吴法宪。空军的飞机不能出问题,机关也不能乱,必须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江青表示:“吴法宪可以保,但是要写一个比较好的检讨。”叶群对吴法宪说:“检讨写了,就可以过关了。”
吴法宪很快写了一个检讨给江青,江青说“可以了,就这样吧”。吴法宪连续三次在空军大院检讨加批斗,实在支持不住,造反派才允许他坐在地上。 因为有毛泽东保,吴法宪免遭牢狱之灾。当然,福祸还真说不准,如果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像杨成武一样深陷囹圄,他怎么可能成为“九一三”事件的重点人物呢?

军校学生冲进了国防部大院
“紧急指示”给军队造成了极大混乱,是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后的第一次得手。滞留北京的10多万军校学生,不断地冲击军事机关,且越演越烈。他们要求接见、回答问题,否则就静坐、绝食、写血书,甚至借口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抬出装有文件的铁柜,还把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崔田民(铁道兵政治委员)等军队领导揪到国防部大院外批斗。
1966年10月前后,军队负责人经常“自由结合”到叶剑英那里骂造反派。叶剑英开始只听不说,甚至脸上没有表情。但很快运动就波及到叶剑英头上了,有一次他回西山的路上中了造反派的埋伏,差点当了俘虏。他在军事科学院的家也被总参测绘学院的造反派给抄了,北京大街上,特别是三座门、军事科学院一带贴了不少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有的还是丑化他的生活作风问题的。叶剑英很快“醒”了,也开始痛恨造反派,甚至想抓人。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叶剑英命令两个连隐藏在后院,观察了头头是何许人,准备下手。陈伯达不同意武力解决,说“我们千万不要小题大做”。他和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毛泽东那里开会,提到军队要动手。毛泽东说:“三座门的事放在那里不去管它,让他们把房子掀翻了也不怕,无非再新建一座。”事后叶剑英对邱会作说:“若不是陈老夫子多嘴,我早把造反派头头抓起来了。”
10月21日11点,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的100多名学生要求路扬(军委办公厅秘书长,哈军工工作组组长,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接见,澄清问题。他们先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后以搜查工作组成员笔记本和“黑名单”为由,不顾警卫阻拦,冲进国防部大院,又冲进国防科委办公大楼,一直冲到大楼顶层,开了冲击解放军总部机关的先例。萧华、刘志坚迅速报告叶剑英、聂荣臻。国防科委领导按照聂帅指示,再三劝说学生退出国防部大院,均未见效。当晚,叶剑英、聂荣臻出席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保障党中央、国防部等要害部门所在地安全的指示,决定写一个简要讲话稿,学生不能进入国防部大院,必须立即退出,由张春桥、刘志坚等向学生宣布。10月22日,叶剑英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写信,要求他们停止冲击国防部、国防科委办公大楼。 凌晨1点,军校学生全部退出国防部大院。
11月17日,周恩来接见哈军工“八八团”和“东方红”代表,批评“八八团”冲国防科委,抓路扬的行为是错误的。同日周恩来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等11个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军校学生再次冲进国防部大院
1966年10月30日,萧华在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中提出,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11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退林彪”。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1月初,经萧华、刘志坚建议,军队驻京各大单位领导人汇报会在北京西山召开。与会者纷纷反映无法工作,没有时间看文件、电报,连吃饭、睡觉都没有保证。叶剑英指示萧华、刘志坚,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主要精神是制止混乱,保证部队正常指挥,“未经军委许可,主要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林彪批发后,转给中央文革,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全军文革根据叶剑英指示,又连续起草五份电报,还是被陈伯达扣压。在中央文革会议上,陈伯达对刘志坚说:“你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扣留了。”
11月7日晚,张家口工程学院学生在国防部北门外静坐,认为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到该院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与他辩论。全军文革派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总政青年部部长、全军文革办主任)多次劝说未果。8日凌晨3点,600多名军校学生在国防部大门外发动大规模冲击。排成人墙的警卫战士被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伤了几十人。维持秩序的副团长不仅挨了打,身上还被抹浆糊,贴大字报。军校学生打破玻璃,将木板一头搭在窗框上,一头搭在警卫战士身上,踩着木板冲进国防部大院。总参、总政大楼有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营守卫,他们没有冲进去。凌晨4点,李圭接到全军文革办公室的电话,立即报告住在西山的萧华。叶剑英、萧华、刘志坚紧急商议,拟出五条。主要内容是:重申国防部大院是重点保护目标,不能冲击,命令所有进入国防部大院的学生立即退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谈判解决;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刘志坚电话向林办值班秘书张云生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请及时告诉我们。”萧华也给林办打过电话,主张严肃处理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军校学生。8点前李圭到国防部大院上班,北门里的马路及北楼前后,遍地碎木板和纸片。警卫战士排成人墙,挡在办公大楼入口处。冲进大院的军校学生大多坐在地上,少数学生四处游走。李圭来到总政大楼七层的全军文革办公室,桌上有几件警卫战士带血的军衣、军帽,李曼村等人正在焦急地等上面指示。
这时,林办秘书还没有报告林彪。林彪有规定,他睡觉时不能叫醒他,起床后乃至吃饭后半小时也不能报告,否则他会“出汗”。快到中午林彪才得知,他显得有些惊讶,“啊?冲进国防部了?”张云生说:“萧华、刘志坚研究后提出几项措施,希望得到林副主席指示。”林彪说:“我没有什么,让他们去处理吧。”叶群在一边急了,“那怎么行?他们要抓人,你也默认吗?他们向你报告了,你不明确表态,别人就会说他们胡来都是经过你同意的。那样,中央文革就会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别的事不表态可以,这个事不表态可不行!”“那就给刘志坚回个电话吧,”林彪向张云生交代:“你告诉刘志坚,他早晨报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林立果在一旁补充说:“也不要叫学生们写检讨了,要保护学生们的积极性,不要和他们对立。”叶群说:“老虎(林立果)不愧是红卫兵,对红卫兵造反很有感情。”
张云生向萧华传达林彪指示:“早晨报告的情况知道了。学生冲击时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送上门来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也不要叫学生写检讨了。”萧华、刘志坚十分为难。冲击军事首脑机关,这本是严重的违法乱纪,应予严肃处理,这怎么成了“送上门来的政治思想工作”了呢?

萧华建议召开大会动员军校学生离京
国防部大院连遭两次冲击后,萧华、刘志坚和全军文革反复研究,既不能抓,又不能检讨,那就只有动员军校学生离京返校,才能避免更大的混乱。但是,滞留北京的10万军校学生强烈要求接见,不接见不走。萧华建议召开一次10万人大会,请几位老帅出面讲话。
11月6日,总政治部召集会议,萧华、刘志坚通报全军院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认为目前冲击国防部,冲击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像地方红卫兵造反的情况,严重影响到首脑机关的正常工作甚至作战指挥。萧华请示叶剑英,建议把来京的10万军校学生集合起来,开个会进行教育。其他几位老帅也都同意开会,并报告了林彪。
叶剑英给林办打电话,说来北京串连的10万军校学生强烈要求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不满足就不离开北京。这都是些不大懂事的娃娃,需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又要对他们做工作,军委几位同志决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校学生大会。主席已经连续接见红卫兵,不必再去惊动老人家,最好林副主席亲自到场指示。我们想,考虑到林总健康,如果他不能到会,由我们几个老帅讲几句话,也就可以了。请报告林总,看他有什么指示?张云生立即向林彪报告,林彪只是点点头,说“我不参加”,没有任何指示。
徐向前回忆:11月间,萧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我说,你们起草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军委讲讲就行啦。强调一下军队担负着备战任务,军队要稳定,不能乱。他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这样更好些。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会前,萧华来我家一趟,送来了讲话稿,我看后略作修改,加了点加强战备的话。
11月13日下午,报林彪同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校革命师生10万人大会,萧华和刘志坚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带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出席,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也悉数到场。为满足学生要求,萧华特意邀请周恩来、陶铸和几位老帅绕场一周。周恩来、陶铸、聂荣臻离去,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留在主席台上。 萧华首先说:同学们、同志们,首先让我代表各总部、各军、兵种热烈欢迎大家。在这里我还要转达林副主席对同志们的问候。今天除了周总理等接见,陈毅副主席还要讲话。
陈毅扔开讲稿,即席发挥:亲爱的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军校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和同志们见面。萧华同志让我来讲话,讲什么呀?没有准备。……今天我在这里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讲了别人就要到外交部把我揪出来。马上大字报就贴出来了。我不是“我”字当头,不是“怕”字当头,如果“怕”字当头就不讲,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我们解放军是模范,不要跟他们去闹。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话有些不好听,但是我要讲,闹我是不赞成的。我是完全欢迎作路线斗争的,十分必要,但是不要乱搞,不要作错误斗争。……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是有意思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是栽过大筋斗的,我作过路线斗争,犯过大错误,吃了不少苦头。……你们也许会说,陈老总你是不是给我们泼冷水?我说有时热过头了,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那天,有的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们不怪大家,以前没讲清楚,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讲清楚了,希望今后不要发生这事。你那个单位再重要,能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不要夸大本单位的重要,把局部夸大。打解放军,打干部,都是解放军,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痛心的了。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要顾大体,识大体,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冲进国防部,占领大楼,剪断电话线。……什么“罪魁祸首”、“滔天罪行”,“刽子手”,没有什么意思。11月14日,陈毅在解散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很不自觉,很不理解。什么“罪魁祸首”,什么“滔天罪行”,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外交部有些大字报里写什么“罪魁祸首”、“刽子手”、“滔天罪行”等,这不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的讲话引起不同的反响,有掌声,也有议论声。
贺龙第二个讲话,他完全照稿子念。这时毛泽东已经点了他的名,弄得很紧张。萧华报请叶剑英同意,让贺龙在大会上讲话,缓和气氛,平息谣传。在这种情况下,贺龙的讲稿决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马上就会被造反派抓住小辫子。萧华、刘志坚绞尽脑汁,让贺龙推荐空军17航校提出的“搞好革命大串连的10点建议”,叶剑英、贺龙都同意了。贺龙很快念完,离开会场,无人起哄。
徐向前讲话也很短。他说:同志们,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向你们问好。……军队的领导同志要检查自己的缺点。同志们,你们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提批评,要解答问题,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都坚决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你们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从大局出发,考虑到他们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你们要很好地安排找他们的时间,使他们能很好地指挥部队,进行正常工作,你们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你们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缠住他们,这怎么得了!国家的安全怎么考虑!领导机关怎么领导你们!要考虑国家的安全,你们照顾他们的工作、作战的任务。他们都是老家伙,都五六十岁了,有的还有病,要照顾身体。你们要照顾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我们军队院校要做文化大革命的好榜样。希望同志们不要做坏样子,不要做有损于我们军队荣誉的坏样子。过去发生错误是难免的,不责怪大家。我们没有很好领导,没有很好诱导,我们也有缺点,应该向你们作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
叶剑英最后讲话,他的讲话稿也是全军文革小组提供的。但他看着会场气氛,就脱离讲稿说:“刚才军委副主席陈毅、贺龙、徐向前向同志们讲了很多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我、对同志们都有教育意义。我完全拥护。现在,我向同志们简单讲几句。在座的都是院校的工作人员、革命学生、教师。这几年,我在军委管院校工作。去年搞了一年整风,整过一些领导,也整了一些行政干部和教师的不良作风。整风没有搞好,不是没有一点效果,但没有把院校的很多方面搞好,没有把院校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整顿过来,我以后要向大家检讨。……我们军队院校要做好榜样,……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了谬误。“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同志一次、两次、三次承认错误,挨打挨斗。有些单位,我们应该指出,如二医大做得过分了,变成了错误。……我们军队内有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还不让人家走,我对这件事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以后,我们要注意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同志们,不要受坏分子的利用。……以上讲话,个别人听了会愤恨,会报复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我的,会理解我的话的。
这时有学生用一整张纸写一个大字,拼成“陈毅和叶剑英的讲话是错误的,必须批判”。还有人从台下递上来一个条子,辛国治交给李圭,李圭交给主持大会的萧华。叶剑英讲话快结束了,萧华把条子递给他。 叶剑英看后气愤地大声说:“同志们静一下,……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不是医人是医马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李基才写条子问萧华主任,今天开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同志们,他怀疑我们这个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许多人大声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他下面还有问题: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越说越气愤:我告诉同志们,我们四个人讲话不仅他个人看过,而且是集体讨论通过的。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除李基才之外的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毛主席教育我们,现在是“子教三娘”,多数教育少数,儿子教育老子,你们青年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李基才,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李基才大胆怀疑,李基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他想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同情。我按照他的意见办了。从口号声和掌声看来,同情他的很少。李基才你听见了吗?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教老子,教爷爷。多数教育少数,像李基才就需要多数帮助。……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帮助了谁?会场响起“帮助了敌人”的喊声。叶剑英大声说:“对!帮助敌人!”
在座的军队领导干部中不少人对军委接见学生很不满意,对叶帅的讲话也不满意。邱会作、许光达、萧劲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议论说:“今天叶帅的高兴,就是我们明天的灾难,也许包括他(叶帅)本人在内,都是要受难的!” 此话一语成谶。

北京工人体育场第二次10万人大会
陈毅、叶剑英的讲话,是第一次最直接、最尖锐的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但却与萧华和全军文革的初衷背道而驰。会后几位老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开来,有的学生认为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精神。北京街头出现“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火烧陈毅”、“炮轰叶剑英”的大标语。“军队院校部队文艺工作红色造反者”迅速成立“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准备批斗叶剑英等几位老帅。
这给萧华和全军文革出了一个棘手难题。为稳定局势,经萧华和全军文革建议,11月29日,萧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第二次10万人大会。这次大会的气氛更加紧张,会场上贴满了大标语,还有“炮轰”、“火烧”之类。 军校学生们声称陈毅、叶剑英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陈毅首先讲话,要学生“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人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我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有人要批判我,要我参加,只要我有时间,我愿意去。但是我把你们批倒还是你们把我批倒,还很难说。”
陈毅讲完,刘志坚说:“叶剑英、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所以我在这里按他们拟的稿子讲。”他把叶剑英、徐向前的讲稿念完,叶剑英说:“我本来不准备讲话的,萧华同志叫我讲一讲。大家冷得要死,我也很冷,下边递了很多条子,我简单地说一说。”他首先念了几个台下递上来的条子,其中有一张“要求为李基才恢复名誉”。叶剑英说:“这不好办,怎么恢复名誉,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行。我也不能向他道歉,因为是他自己要求我宣布的,我是按他的意见办事的,恢复什么名誉呢?”叶剑英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冲我们最高统帅部,冲我们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错误吗?这种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你们这里有很多标语,贴尽管贴,讲我们还是讲。你们绝大部分是好的,可是有小部分人不好。例如有人坐火车把门一关,不让红卫兵上车,红卫兵就把玻璃窗砸烂,说‘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能学习’。这不是批评几个解放军,而是批评全军。这是一小撮老鼠败坏了军队名誉,……这一小撮人说好听一点,就是不明事理的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不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教育大家,我们不算共产党员,这是不容许的。要细算,我们犯错误还有比这更错误的吗?要把国防部当作敌人,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
会后不久,军委办公厅将会议文件送到林办。林彪问:“他们都是照稿子念的吗?”张云生说:“不全是,叶帅和陈老总是临时发挥,而贺老总和徐帅是照稿子念的。他们的讲话各有特点。”林彪对“特点”产生了一点兴趣,脸上露出笑容,“什么特点?你讲讲看。”“共同点是……”林彪打断:“不同点呢?”“不同点是贺帅和徐帅的讲话内容显得很平稳,很慎重。叶帅和陈老总的讲话很直率,很活泼。”叶帅要和写纸条的人辩论,等了一会儿不见应战,叶帅说:“他不敢当面和我辩论,说明他心虚。这样的人,我看他是不敢见阳光,只是个小老鼠!”林彪哈哈大笑,还重复一句“小老鼠”。
徐向前借口头痛加剧,没听完陈毅讲话就提前退出了会场。以后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索,招来了麻烦。觊觎军队的江青一伙,趁机叫嚣军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文革”。 江青指责“军队这些意见,是镇压群众。” 这话相当厉害,等于给几位老帅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
11月30日,萧华奉中央军委之命,带李曼村、胡痴等人乘军用飞机飞赴沈阳,解决沈阳军区造反派批斗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沈阳军区政治委员)的事件。这一段时间,陈锡联、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等都亲自给萧华打电话,报告被围困的窘况,请示解决办法。萧华和刘志坚提出方案,报叶剑英、周恩来同意,然后用保密电话,或发加急电报通告。相比之下,沈阳军区的情况比较严重,军区政治部两个部长带头围攻批斗陈锡联、曾绍山,要夺沈阳军区的领导权。萧华在沈阳军区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这两个部长的夺权行为是非法的、错误的。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提,也可以写大字报,但在军队中决不允许批斗、夺权的行为。经过几天的工作,总算平息了沈阳军区的夺权风波。
12月7日萧华回到北京,12月8日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13所军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两次10万人大会后,江青对陈毅讲话极为不满,认为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同中央文革闹对立,是在另外组织一个司令部,是“在唱对台戏”。 所以虽有相当多的军校学生接受劝说,返回学校,甚至退出造反队伍,但在中央文革煽动下,仍有40多所军校学生滞留北京。他们认为陈毅、叶剑英的讲话有严重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横加指责,品头论足,往革命群众头上泼冷水。要到群众中检讨,接受群众教育。”
12月13日,周恩来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责令冲进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三天之内撤出来,否则要派卫戍区部队徒手把他们拉出来。 事情越闹越大。毛泽东指示:陈、叶“检讨一下,了此一案。”按照毛泽东指示,萧华让刘志坚为叶剑英准备一个检讨稿,检讨前几次接见时的讲话。刘志坚和全军文革为叶剑英起草了一个简短的检讨稿。
12月31日,萧华主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他没有提叶剑英检讨,而是在新年献词后说:“下面请叶副主席讲话。”叶剑英开始也没有说检讨,而是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今天在京西宾馆、政治学院礼堂、总后礼堂、后勤学院礼堂、海军礼堂、总政排演场也有我们的同志、同学在那里一起听我们讲话。今天是元旦前夕,1966年完结了,快到新年了,我们向在座的全体同志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现在,我来讲讲我的意见。同志们、同学们!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紧急指示”发布以后,就是说10月5日我们第一次接见第一批来京的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传达了这个指示以后,大家都欢欣鼓舞,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志们!你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你们这种坚强的战斗意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对你们表示坚决地支持!(鼓掌)
我们在11月13日、29日又连续两次接见来京的军队院校的革命师生。在那两次大会上,我都讲了话。由于自己在思想上面没有跟上毛主席的思想,没有跟上林副主席的思想,对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了解得很少。这里面附带说明一下,这个时期我和萧华同志主要搞些什么呢?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个军区,13个军区现在开展了6个军区,还有7个军区远没有开始,这就是主席讲的分期、分批开展,军队师、团、营、连不搞四大,搞正面教育。院校文艺团体将来还是同地方一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院校这些部门,我同萧华同志、刘志坚同志、谢镗忠同志是有分工的。他们专门管院校,我们管机关,就是说要到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去了。因为指挥机构如果瘫痪了,一旦天下有事就不能指挥。我自己也没有觉悟,院校也是个重要部门,应该抓,这个问题基本情况了解得少,对院校了解不够,因此有些讲话不完整、不正确,特别是我离开讲稿讲话的时候。我两次讲话都是准备了稿子的,但是有许多话离开了稿子讲,所以离开稿子讲就没有谱了,有些讲过了头,有些话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话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压制革命左派,挫伤群众革命热情,同时起了保护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的作用。在军队内,同时也在军外去到处印发,散发的很广,因此也就起了很不好的影响。这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的思想上也是有影响的。……在这两次大会以后,有些机关、院校的领导人,利用了我那些错误的话,来保护自己,压制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呼口号)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出现的这次反复,是与我们两次讲话有直接关系的,我是有责任的。
“紧急指示”下达以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本来是很好的,刚才讲过了,发生了个别过头的事情,也是难免的,这不是主流。而我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了,怕不讲政策,不讲策略,做过了头犯错误,我就急急忙忙出来“纠偏”,结果就必然形成了训、压。这两次大会以后,我虽然觉察到了讲话中有错误,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并没有挽回这种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向你们作公开的检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批评指出。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认为(叶剑英检讨)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而部分学生对叶剑英的检讨却很不满意。据吴法宪回忆:叶帅检讨还没有念完,下面一些人就按中央文革的事前布置“轰”起来了,只见一排排学生手持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见到这种情况,刘志坚和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赶紧保护叶帅从后台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
叶剑英还没有念完检讨稿,一些学生就按中央文革的布置,举着大字报冲向主席台,准备对叶剑英有所动作。刘志坚保护叶帅赶快从后台走了,各军兵种负责人也都陆续走了,会议就这样散了。林彪得知会议情况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他事先不知道,“一定要追查”。中央文革和江青推卸责任,说“这个会议是全军文革刘志坚搞的”。
一些军校学生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贴遍长安街。军队越来越乱,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组织批斗老帅大会
军校学生组织的“批资筹备处”密谋召开第三次十万人大会,准备狠狠批斗叶剑英、陈毅等军队负责人。经中央文革同意,他们散发通知,定于1967年1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 大会请柬分红白两种,叶剑英等人收到的是给批斗对象的白色请柬。
1月3日,周恩来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商量,劝说“批资筹备处”不要开批斗会。“不能让陈、叶两位老帅到大会上作检查,受批判。这不仅是有关老帅的个人威望,而且是关于军队剑英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他主张去,看学生的威望与稳定的问题。”1月3、4日晚上,周恩来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1月5日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大会,并一再强调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反动代表,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 但江青不依不饶。
叶剑英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他主张去,看学生们究竟有什么名堂。吴法宪等人劝叶剑英和陈毅不要去,去了肯定挨斗,还可能有各种体罚,甚至人身侮辱。叶剑英又不同意大家替他们挨斗。从下午3点一直研究到次日零点,也没有研究出结果来。中央文革几次来电话催问,叶剑英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打电话请示林彪,林彪吃安眠药睡了。他又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并指责江青“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毛泽东干预,江青不得不取消批斗大会,造反的学生白挨了一天的饿,火冒三丈,回去就写大字报,“炮轰”、“火烧”几位老帅。
中央文革也没有善罢甘休,准备拿刘志坚开刀。

江青逼迫刘志坚写书面检查
刘志坚有苦难言。江青早就对他没有好印象,批他“擅自”整理《纪要》后,就处处找茬。刘志坚出任中央文革第三副组长三个多月后,又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四个多月,安排他在钓鱼台2号楼办公。为躲开江青纠缠,刘志坚搬到西山办公。在老帅支持下,他当面与中央文革交涉,不同意他们在“紧急指示”中加上“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江青不仅不理睬,反而增加了对刘志坚的恶感。
刘志坚在天安门城楼当着张春桥的面,批评陈伯达没有将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事情报告周总理,“军队院校的事应该让军队领导出面处理,否则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江青干脆说:“有刘志坚在,军队的事就难办。”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质问刘志坚:“为什么军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是批不下去?你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作为全军文革组长,究竟干了些什么?”
11月13日,中央文革宣布《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12条指示(草案)》。刘志坚对关锋、王力说:“工厂的事情我就管不着了,军队的事情我要集中地管好。”江青生气地说:“最好你什么也不要管,你那个臭水平,你能管好什么事情?现在军队院校的造反派给我来信告你的状,说你把一些老帅抬出来压制群众运动。你要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12月12日起,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内部点刘志坚的名,几乎是开一次会,就点名批他一次。12月14日,刘志坚在江青勒令下被迫写书面检查。江青看后说:“你那个检查根本不行,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还要写!”江青在会上当面指责刘志坚:“你为什么要把四个老帅抬出来压制军队院校的文化革命?他们的讲话归结到一点,就是给运动泼冷水,这个你知道吗?这些会议是你组织的吗?”陈伯达则大发雷霆:“你胡闹!你说四个老帅的讲话是谁给他们搞的?”刘志坚说:“是我搞的,是我根据萧华主任指示给他们准备的,但是他们讲话并没有完全按照讲稿去讲。”江青说:“好啊,你背着我们另搞一套!你严重地无组织无纪律!”

刘志坚成了老帅们的“替罪羊”
1967年1月4日晚。周恩来利用会议休息,私下对刘志坚说:“是否由全军文革主动承担些责任?”周恩来想通过批评刘志坚工作上的错误,保护老帅过关。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江青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志坚是“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要“改组全军文革”。刘志坚倒台牵出萧华,最后砸烂总政“阎王殿”。当然,如果老帅们倒了,萧华、刘志坚也一样跑不掉。
周恩来在会上讲完话,示意刘志坚讲几句。其实,刘志坚主持第一次十万人大会是萧华建议,经叶剑英同意,并报林彪、毛泽东批准后召开的。但是刘志坚还是违心检查说:“我是全军文革组长,有些情况及时向叶帅、陈老总汇报反映不够,他们对有些情况不太了解,因此讲话中难免有某些不妥当的地方,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
据当时的传单,刘志坚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讲话。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中主义,和稀泥。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不好。六、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工作中很不民主。
刘志坚检讨到“我有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康生站起来拍着桌子喊:“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顿时全场响起“打倒刘志坚”的吼声。造反派一哄而起,连夜抄了刘志坚的家。
1月5日,5000多名军校学生涌到国防部大院,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刘志坚给叶剑英打电话,表示去国防部大院见学生。叶剑英说:“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果然刘志坚陷入重围,在震天响的“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中,他被扣上高帽子,扯掉帽徽、领章,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也被撤销了。当晚他被押上一辆大卡车,关进一间空房子,几天后被转押到北京卫戍区顺义营区,大会小会批斗,他头上的“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等帽子越来越多。
1月6日,萧华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时说:“军队内特别是以刘志坚为代表的刘邓路线,没有彻底肃清。那时候还没有把他挖出来,没有揭开盖子,所以这里头阻力还是很大的,院校里头阻力很大,有一些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还有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或者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这样毒素还没有完全肃清。……至于现在我们的中心问题还是抓两条路线斗争,首先是抓刘志坚的问题。我想刘志坚这个问题是坏事,但坏事也可变好事,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会来个大的促进,……”“总参揪出王尚荣,总政揪出梁必业,现在又揪出刘志坚、史进前。……”
1月上旬,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刘志坚问题发表长篇讲话,称“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2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陈伯达说刘志坚是叛徒。徐向前质问:“这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他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干部跟我们作战这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受伤被俘。第二天敌人押解途中被抢回,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此时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刘志坚被关押7年9个月,直到1974年9月才解除关押。

江青推荐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后,江青去找林彪,说全军文革这个机构很重要,没有组长不行,必须找一个有声望的、能压得住的老帅来担任。她提议由徐向前接替,并说已经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江青还建议,由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林彪只能同意,但他不能肯定这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于是他直接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
1月6日,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泽东指示,由他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他来挑。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徐向前更加莫名其妙:“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毛主席吧。”徐向前与夫人黄杰反复琢磨,江青忽然提议,不知出于什么用心?徐向前平时与她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毛泽东找徐向前谈工作,江青极少在场,她那时只是照顾毛泽东生活。后来徐向前当面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毛泽东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徐向前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到三个月,焦头烂额,每天抽两包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以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解放军报社“小将”掌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出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相继受到猛烈冲击,领导干部被揪斗的事件越来越多。全军文革被造反派包围,有的组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上访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200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徐向前家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徐向前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头痛经常发作,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恩来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以后徐向前就采取这个对策。
1月8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集军委常委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林彪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重新组成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以徐向前为组长,余立金和王宏坤(海军副政治委员)为副组长,负责全军的文化大革命工作。”林彪还宣布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解放军报》。 这样,江青和中央文革终于在军队中有了一个耳目。不过很短暂,很快林彪就醒悟了,不再让关锋插手军队事务。

萧华不得不冲上了第一线
刘志坚倒台,导致总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三个剧烈变化:首先是机关出现第一个战斗队。全军文革由总政二级部抽调的正副处长、干事组成,负责秘书组、院校组、文艺组。近半年来在刘志坚领导下,废寝忘食,日夜值班。现在刘志坚被揪出来,岂不是辛辛苦苦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吗?那时的逻辑是你不揭发,你就和被揭发者是一伙的。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不害怕被牵连?为表示坚决与刘志坚划清界限,全军文革成员率先造反,封了全军文革办,扣押了袁子钦、彭飞(总政副秘书长),贴出揭批刘志坚的大字报,打出总政治部机关第一个造反派 “一·四”战斗队的牌子。之后机关各二级部都纷纷成立战斗队,办公大楼各层墙壁贴满了大字报。
第二个剧烈变化是萧华不得不冲到了第一线。 “紧急指示”后,萧华在总政治部党委会上对处理军队院校问题划了四条线,第一线是各军区、各军兵种党委,第二线是全军文革,第三线是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第四线才轮到萧华和叶剑英。所以近半年里除大的集会,萧华从未与造反派单独见面。而随着刘志坚倒台,“二月逆流”徐向前等老帅靠边站,一、二、三线都垮台了,萧华作为全军文革第一副组长不得不亲临第一线,整天处于内外夹攻之中。
总政治部群众组织代表在机关大会议室集会,面对面质问萧华,你是不是刘志坚的后台?他们认为,刘志坚经手的许多文件都由萧华批发,刘志坚犯错误,萧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会议还算“文明”,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高呼口号,许多人仍尊称萧华为“萧主任”。会议开了个把小时,萧华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1月5日,各地军校的十几个战斗队代表强烈要求萧华接见。当晚7点,萧华来到军事博物馆东侧的军人俱乐部。500余名军校学生挤得满满的,冲着萧华念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补了一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接着就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并质问萧华:“刘志坚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为什么敢于镇压军队院校的革命行动?他的后台是谁?”萧华回答:刘志坚个人犯了错误,并不代表全军文革和总政治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总政治部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由于我们工作繁忙,问题复杂,对某些情况了解不够,处理上有不妥当之处。“关于刘志坚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准备材料,现在所了解的情况,昨天他的检查,可能也谈过了,如果同学们要了解详细的经过情况,8月份以前的情况只有李曼村同志他清楚,因为他自始至终在文革小组里同他一起工作,当时我在外地养病,不在北京,回来的比较晚,……直到不久前才回北京,所以同学们要了解刘志坚在前一段怎样执行刘邓路线,怎样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的情况李曼村同志比我清楚,可以由他向同志们讲一下。”
军校学生对萧华强调养病的回答并不满意,不断插话、质问,一再追究刘志坚的后台。乱哄哄闹了三个多小时,萧华示意李圭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以求脱身。李圭刚出门,就被军乐团战斗队的十几个人围住,质问“萧华是不是刘志坚的后台”?李圭一再解释:“萧华很小就参加红军,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李圭好不容易甩开他们,找到电话,却打不通周办,他只好打电话给萧办,然后回到会场。萧华大声说:“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我去参加紧急会议,今天见面就到这里,你们有什么问题,以后可以再谈。”说完,萧华匆忙“逃”出会场。军校学生仍在吵吵嚷嚷,不肯散去。

李圭被军艺造反派强行“软禁”6天
李圭陪萧华在军人俱乐部接见军校学生后回到地安门家中,已将近零点。刚入睡不久,他就被砸门声惊醒。来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战斗队的一男三女,他们质问李圭:“谁是不是刘志坚的后台?刘志坚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军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等李圭解释,他们强行命令他“跟他们走一趟”。李圭考虑如果反抗,恐怕要吃皮肉之苦,就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拿上牙具袋,跟他们上了一辆吉普车。
之后,李圭被关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整整6天。萧华办公室几次电话要求“放李圭回来,办公室很忙”,而造反派借口“澄清”什么问题,拖着不放。他们想从李圭这里打开缺口,逼问“刘志坚和萧华是什么关系?老实交代萧华是怎样支持刘志坚,在军队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1月10日是李圭被关押的第5天,晚饭后他被造反派押到军艺礼堂陪斗。魏传统(军艺院长)、贺长清(军艺副院长)被反剪双手押上台,台下响起“打倒”的口号声。魏传统戴着一顶高帽,尖顶及四周有花花绿绿的小穗子,正面有黑笔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魏传统”。有人高喊“叫李圭上台交代”,马上过来三两个人扒下李圭的大衣,摘下他的军帽,把他押上了台。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伸出手,“嚓嚓”两下,熟练地把李圭棉军衣上的两个红领章扯下来,要他交代“萧华是怎样支持魏传统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李圭回答:“萧华没有支持他推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又有人大声质问:“你老实交代,萧华是怎样支持魏传统镇压革命群众的?”李圭还是否认。这时有人临时用报纸卷了一个高帽,扣在李圭头上,并要他低头。李圭一低头,高帽掉在地上,立刻有人喊:“拣起来戴上!”李圭弯腰拣起高帽重新戴上,他看见上面写着“打倒李圭”四个字,但是未定性。李圭再次低头,高帽再次掉在地上,反复三四次。有人喝道:“自己用手拿着!”李圭用手提着高帽。又有人用报纸写上“打倒李圭”,让李圭用双手拿着。李圭悄悄把高帽扔到脚下,他正在想为什么魏传统、贺长清的高帽掉不下来时,他的一络头发垂了下来,有人立即用剪刀“咯嚓”一下剪下来,李圭暗暗叫苦,恐怕要被剪阴阳头了,幸亏那把剪刀被另外的手推开。纸高帽虽说不重,但时间长了也举得两臂发酸,李圭试着把大臂靠在胸前,这样就轻松多了。因为萧华光环还在,李圭没有“享受”皮肉之苦,也没有被“喷气式”,只“损失”了一络头发。
刘志坚倒台后第三个剧烈变化是由江青操纵改组了全军文革。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徐向前担任组长,萧华担任第一副组长。1月12日,李圭在囚禁第7天上午被释放。下午他回到办公室上班,当晚他到萧华家,萧华说:“回来了就好,你也经受了一次考验嘛!这几天特别忙,很多战斗队要求接见,中央军委的会议又多,回来了好好抓工作。”

“公主”肖力推翻萧华的“四点倡议”
1月13日上午,李圭到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位秘书约定,根据这几天的情况,我们应做到三件事:一、萧主任外出或接见造反派,必须有一人跟随;二、绝对保证萧主任的安全;三、遇有重大情况及问题,要及时报告。然后他翻阅这一个星期的重要电报。这时解放军报社打来匿名电话。说今天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贴出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指责军报“在刘志坚反动路线的直接影响下,报纸的宣传和文化大革命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歧途。”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早在1966年8月就被打倒,大字报点了吕梁、冯征、张秋桥(张春桥弟弟)三个副总编和王焰(总编室主任)的名字,没有点胡痴(代总编辑)的名。匿名者在电话里问:“这张大字报是不是要夺权?”并迫切要求萧华接见。李圭立即与解放军报社总编室联系,情况基本相同,并被告知:“现在报社内部很乱,楼里各处都有激烈辩论的人群,严重影响报社的工作,希望萧主任和总政党委赶快设法解决。”
刘志坚倒台前,总政治部各二级部及直属单位在党委领导下统一展开运动,不允许成立战斗队,只有解放军报社成立了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等一二十个战斗队。1967年初,在全军文革示意下,煽动全军搞“四大”的社论都排上了版面,被林彪、叶剑英等人下令立即撤版。 萧华出于对江青的“敬而远之”,又因为工作特别忙,报社又无肖力的任何反映,也就没有过问军报的事情。现在肖力另辟蹊径,以她为首的战斗队贴出造反的大字报。萧华不得不非常重视,决定当晚在三座门接见肖力等人,听取意见。
1月13日晚,李圭随萧华来到三座门小会议室,胡痴、吕梁、张秋桥到了,宋维(文化处编辑),楚汜(理论处编辑)、邵华泽 、吴之非(评论处)等几个群众代表也陆续到了。萧华让胡痴讲一讲报社的情况,胡痴刚讲几句,有人提出:今天报社发生的事(肖力等人的大字报)与胡痴同志有关,他参加这个会不合适。萧华同意胡痴回避一下,胡痴只好退出。宋维接着发言,讲了报社今天早晨贴出三张大字报,并简述了大字报的内容,及报社群众的不同看法。几个群众代表也都讲了看法、要求,吕梁、张秋桥则一言不发。
萧华明确表态:一、不同意说“胡痴阴谋策划夺权”,胡痴本来就是报社代总编辑、党委书记,他还能“胡”夺“胡”权吗?他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要“一烧二保”;二、报社的工作很重要,每天都要出报纸,在全军、全国影响很大,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乱;三、要抓革命促生产,军报是军委机关报,一定要办好;四、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协商,提出报社新的领导班子名单,报总政党委和军委批准。与会者认真做了记录,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晚10点左右会议结束。解放军报社的群众代表回到报社,连夜将萧华的“四点倡议”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1月14日,解放军报社召开会议,传达萧华的“四点倡议”。肖力质问:“你们是以什么身份去见萧华的?是以造反派的身份,还是以他部下的身份?”“你们对萧华讲话是怎样的看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群众代表回答后,肖力又质问:“你们在‘四点倡议’的大字报中,依据萧华指示,提出酝酿成立军报新的领导班子。请问,在阶级路线现在还不明朗的情况下,酝酿成立班子的群众基础是什么?”
肖力带头贴大字报造反后,军报内部才传开她是毛泽东、江青的女儿,纷纷表示拥护她。在肖力示意下,军报造反派到钓鱼台中央文革,揪回宋琼、和谷岩、栾保俊,把他们和胡痴都关在报社办公楼里,让他们交代成立新领导班子的“阴谋”。
军报各战斗队代表一致认为,1月13日晚萧华接见的那几个人代表不了军报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强烈要求萧华再次接见。萧华那几天正忙于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他同叶剑英、徐向前为稳定军队而日夜焦虑。但考虑到解放军报社的复杂情况,萧华表示同意。

萧华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群众代表
1月16日,萧华在李曼村、辛国治陪同下来到三座门会议室。再次接见解放军报社的群众代表。萧华说:“听说报社同志们这几天有很多意见,我和李曼村部长、辛国治部长今天就是来听取大家意见的……”有人站起来打断,说:“萧华同志,报社的胡痴等人阴谋夺权,报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为什么还要对他‘一烧二保’?”没等萧华回答,与会者争先恐后发言。无一人称呼主任,多数称萧华同志,也有人直呼萧华,甚至有人指着萧华责令他答复,完全没有了1月13日晚上的心平气和。他们质问和要求答复的问题大致是:一、军报长期由刘志坚负责领导,是否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萧华对军报的运动是何态度,支持还是反对?三、在当前复杂混乱的形势下,军报怎么办?四、对胡痴等人为什么要保?应对他们隔离审查。五、强烈要求萧华到军报来看大字报,了解军报运动的发展情况和群众的真正呼声。
会议持续到近午夜,萧华要李圭给北京卫戍区打电话,派人来隔离胡痴等人。不到半个小时,北京卫戍区刘副参谋长赶到,萧华到会议室对面的电话室,单独对他说:“在北京卫戍区找个地方,把胡痴等人先隔离起来,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让军队或地方的红卫兵揪斗,生活上也要给他们适当照顾。”刘副参谋长连夜派几辆吉普车,把胡痴、宋琼、和谷岩、栾保俊、韩犁带走了。萧华还答应第二天来军报看大字报。各战斗队代表看到他们的要求都被答应了,这才同意萧华接见会到此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报造反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大冤假错案,加上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面竟占军报干部总数的64%,其中敌我矛盾占36%。案件最重的是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罪名是胡痴等人1967年1月13日贴出“反革命政变大字报”,拟出军报的“组阁名单”,妄图篡夺军报领导权。这一假案牵连的几十名干部,有的进了看守所,有的进了牛棚,有的因不断残酷批斗而精神失常。胡痴吞服安眠药自杀,他将遗书写给萧华,称“没有脸再见总政首长”。好在他被救活了。 笔者与晚年的胡痴同住一栋楼,曾问过他军报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说不清楚”推掉了。

正赶上叶群在军报宣读林彪复信
1月17日晚,李圭陪同萧华来到军报。宋维将他们领到报社办公楼一层大厅,只见墙壁上糊满大字报。这时海军某战斗队的两个人来报社印材料,李圭怕他们纠缠萧华,就带他们去找吕梁。等李圭回来萧华却不见了,各楼层都空无一人,只有五楼会议室人声鼎沸。地上、椅子上、桌子上,形成三层立体人墙,会议室大门被堵死,李圭只能站在门外。他隐约听见徐向前、叶群、关锋讲话,还断断续续听到萧华讲话,提到刘志坚,立即有人打断“刘志坚不是同志”,接着是一阵“打倒刘志坚”的口号。
这个会是临时召开的。肖力等人贴出大字报的第二天,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1月17日,林彪复信:“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毛泽东在林彪复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当晚叶群到解放军报社宣读林彪复信。如果不是“公主”的面子,林彪复信、毛泽东批示,以及叶群到报社宣读怎么可能发生在同一天呢?萧华在肖力大字报后的五天中,连续三次过问解放军报社,显然也与肖力的身份有关,连林彪都亲自给军报写信,萧华怎么敢不亲力亲为呢?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就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领导核心。
林彪复信是关锋(1967年1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按照林彪意思写的,强调“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军报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
叶群很快念完林彪复信,这个临时会议也就散了。萧华约关锋到报社三楼会议室,同十几个战斗队的代表研究报社的领导、评论、版面等问题。萧华介绍说:“关锋同志是我们总政治部副主任,他搞宣传是内行,以后报纸的宣传、社论,可以直接请示关锋同志。”关锋一面用手抠着鼻孔一面说:“报社的工作是由萧华同志统一领导嘛!”这个小会持续到凌晨1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军委常委通过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命令稿也到了林办。叶群到钓鱼台,偶然听见江青对关锋说:你到军队去工作,你是打先锋的,去了要把工作做好,后面要去的人还有的是。林彪得知,立即取消了关锋的任职命令,他在军委会上不说抵制,只说“我们不需要(关锋)”。萧华被打倒后,总政治部主任空缺三年。有一次江青对叶群说:“林总主张突出政治,连个总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怎么办呢?我决定叫(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叶群火急火燎借故回去向林彪报告,林彪也着急了。他考虑片刻,让李德生堵这个位子。林彪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任命李德生命令就发出了。林彪对江青筑了一道不成文的防线,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工作,不许中央文革的人进入军队,坚决不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
大概是林彪推荐的原因,毛泽东对李德生并不放心。1971年1月20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关于华北会议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人选问题,其中建议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调张才千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批示“照办”。 但是李德生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1973年底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被调到沈阳军区,他的党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也和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一样被“自然”抹掉了。

萧华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
解放军报社“一一三”事件暂时平息了,总政治部机关又闹了起来。起因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萧华的名,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治部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萧华。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徐向前等人以为这事平息下去了,便未再追究。
总政治部文革办公室每天都要把机关大字报整理出摘要送到萧办。大字报内容主要是针对各二级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有一部分直指总政治部党委,甚至点名质问萧华,主要集中在萧华是否支持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政治部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否正确等。宣传部、保卫部、组织部等几个战斗队多次要求萧华去看大字报,并尽快接见他们,听取意见,回答问题。
1月18日晚,萧华在三座门楼下大会议室接见总政治部机关各战斗队代表。会场五六十人中,李圭注意到林彪秘书张云生坐在大门内南侧。他有些奇怪,没有通知林办,张云生怎么来了?会议由新任全军文革常务副组长的徐立清主持,他说萧华主任和党委成员来听取同志们对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话音未落,杜嘉(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就站起来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然后他质问:“总政治部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刘志坚为什么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总政治部党委和萧华同志对此负有什么责任?”杜嘉是机关老干事,口才好,嗓门大,他列举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很不得力,甚至镇压群众运动的情况。接着徐勤全、吴同斌(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于建勋(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等先后发言,列举各二级部压制群众的例子,声色俱厉,言词激烈。他们没有称“萧主任”,多数称“萧华同志”,甚至站起来直呼“萧华”,要他当面回答。总政治部党委在运动中到底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萧华你到底举的是什么旗?这些质问,比解放军报社战斗队的质问有过之而无不及。
萧华完全没有料到这种场面。面对连珠炮式的逼问,他脱口而出:“我举的是灰旗。”顿时全场安静下来,徐立清立即宣布:“休息十分钟。”萧华一脸沮丧,与徐立清来到北侧小会议室。李圭对萧华说:“你怎么能说举的是灰旗呢,应该说举的红旗,但是不高。”萧华一言不发。以后被在场秘书揭发,成了李圭死保萧华的一条重要罪状。
复会后,萧华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工作繁忙,身体又有病,对毛主席的一些指示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件,学习、理解不够,在执行中确实有一些缺点、错误。机关同志们都是从全军选调来的优秀人才,都有较高的水平和较丰富的部队工作经验。因此,欢迎同志们对我个人及党委的批评,也希望同志们对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意见。萧华宣读了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会场气氛缓和下来,没有人再发言。徐立清说:“今晚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党委要认真加以研究,而后再正式答复,散会!”
这时已近零点,萧华无论如何想不到,江青正在酝酿针对他的一场更大灾难。

江青责令萧华到10万人大会检讨
1967年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昨今两日中央文革同志提出关于萧华是否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问题,如果不能担任由谁继任这一问题,我转请主席考虑和指示。” 毛泽东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予指示,而是拖了两天,这中间就发生了江青幕后操作的“故事”。
1月18日午夜,萧华正在接受机关干部“批斗”时,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叫谢镗忠、李曼村来钓鱼台17楼,汇报两次10万人大会的情况。还没等谢镗忠、李曼村坐下,江青就训斥道:“萧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许了你们什么愿?为什么你们一点情况也不向我们反映?”谢、李半夜突然被叫到钓鱼台,本来就一头雾水,此时面对一脸怒气的江青更加忐忑。陈伯达说:“贺龙有问题,搞阴谋,萧华明明知道,还要他参加11月13日的大会,还在会上讲话?”谢镗忠讲了为贺龙起草讲话稿的情况,李曼村补充几句。江青大发脾气:“萧华明明知道毛主席点了贺龙的名,还要贺龙到群众大会上讲话,这不是阴谋吗?”“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谢镗忠!你回去给叶帅打电话,就说我讲的,叫你们明天参加军委碰头会,在会上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你们要认真揭发萧华,如果不揭发,明天就叫造反派把你们抓起来!”谢镗忠、李曼村陷入两难境地,即不能违背江青的意志,又不能把萧华推到“阴谋”之中,这分寸如何掌握?他们回到三座门全军文革办,连夜商议如何发言。
1月19日下午,徐向前在京西宾馆主持中央军委碰头会,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40余人出席。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争论起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认为军队不能开展“四大”,应邀到会的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则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双方僵持不下。陈伯达首先在会上发言,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清规戒律太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原来“阎王殿”不是林彪首创,毛泽东、陈伯达早就提到了)。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总理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10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做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在座的绝大多数军队干部都感到愤愤不平,萧华脸上一阵阵变色,最后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说:“我们不愿意听你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
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刻极为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吴法宪认为徐向前的本意也许是为了缓和会场气氛,但两位老帅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给了与会者很大的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
江青说“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 围绕要不要开展“四大”,叶剑英等老帅与江青展开激烈争论。双方僵持不下。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倒台”记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1月 27, 2022 12:28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779
江青谎称从中南海领来“圣旨”
江青甩手离开会场,到毛家湾面见林彪。此前江青在萧华问题上已经在林彪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所以她不说自己是从京西宾馆会场来的,谎称她从毛主席那里来。
毛泽东一向奉行“替罪羊”和“翻云覆雨”的策略,在萧华的问题上,他又拿出罗瑞卿事件、江青《纪要》,及以后李讷“砸殿”的手法,想让林彪当“替罪羊”。此前由江青出面给叶群打电话,说萧华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林彪把萧华的总政治部主任拿掉。这样打倒萧华就成了林彪的意见,而林彪并不想当“替罪羊”,更不想当“枪”。叶群回答:“我曾向林彪同志转达过江青同志的建议。林彪同志认为,拿掉萧华必须经过毛主席批准。林彪同志不好向主席提这样的建议,是否请江青同志面见主席时提一提?” 江青为让林彪“冲锋陷阵”,谎称从毛主席那里来,毛主席同意批斗萧华。当然她也可能早从毛泽东那里拿到“令箭”,否则她也不敢坚持要萧华到批斗大会上检讨。即便是江青假传圣旨,抑或是毛泽东出尔反尔?林彪都不得不相信,不紧跟。
叶群送走江青,对张云生说:“要打倒萧华啦!首长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萧华的,但现在的想法变了。11楼 说刚从一组(毛泽东)那里来,说一组同意批斗萧华,所以首长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京西宾馆正在开(萧华)小型批判会,今天晚上(萧华)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批斗大会上检讨。快给我叫车,我要马上去京西宾馆一趟。”叶群一边收拾她的手提文件包,一边嘟囔,“好小子,这回姑奶奶可要找你(萧华)算账了!”叶群考虑打倒萧华后,谁来当总政治部主任?途中她让司机拐进钓鱼台,想拉陈伯达助阵(其实陈伯达已经在会场上了)。叶群回到车上自言自语:“批萧华,我发言时讲点什么呢?”
江青从毛家湾返回京西宾馆会场,质问萧华:“你是总政治部主任,发文件把总政治部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萧华你是资产阶级政客,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你是刘志坚的黑后台,是军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陈伯达又说:“萧华像绅士,要把解放军带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叶群从口袋掏出稿子念起来,“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谢镗忠、李曼村也拿着发言稿分别发言。萧华站起来反驳:“我12岁参加革命,还是毛主席带出来的,我自认为几十年来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如果说我工作中有错误可以,但是说我是三反分子不行。”江青不允许萧华申辩,她拍着桌子喝道:“有本事到10万人大会上去讲!” 江青显然是想从萧华这里打开突破口,矛头直指老帅。聂荣臻十分气愤,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会议中间,毛泽东叫走了周恩来、叶剑英。大约晚7点,大部分与会者散了,少部分到人民大会堂等待继续开会。江青快步走出会场,萧华跟在她身后,想讲什么。还没等萧华开口,江青就气势汹汹地说:“你这个人有民愤,批你活该!今天晚上,你必须到10万人大会上检讨!”萧华被江青批得面红耳赤,一脸绝望,坐车回到景山公园东北侧吉安所右巷的家中。
叶群在汽车上对林办秘书张云生和赵根生说:“总理和叶帅被主席叫去了,说不定和我们这个会有关,所以会议暂停了。总理让我们先去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等候,下一步怎么办,等传达了主席的最新指示再说。”张云生跟着叶群走进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与会者明显减少,除中央文革成员外,军界只有徐帅、杨成武等少数几个人。没过多久,周恩来、叶剑英回来了,会议很快散场。叶群说:“主席指示,对萧华还是要保,不能批。”江青气得乱摔文件,不满地说:“都是总理多事,捅到主席那里,让我们怎么收场?”康生则说:“萧华躲得了今天,还能逃得了明天?”叶剑英搭叶群的车到毛家湾,向林彪传达毛泽东“保萧华”的指示。 林彪什么也没说,是老人家翻云覆雨,还是那个女人假传“圣旨”?日后江青登门拜访时他火冒三丈,大发雷霆。

周恩来通知萧华解除了“警报”
李圭匆匆吃完晚饭,为防备抄家,他把江波、崔逢贵、徐凯、牛锡佳等秘书都叫来,把存放在萧华家里的绝密电报、文件,马上清理装箱,存放到国防部大楼萧办保密室。同时在办公室值班,与周办、叶办、全军文革保持联系。李圭布置完,立即赶到萧华家。
萧华脸色苍白,躺在大沙发上,夫人王新兰坐在他身边哭泣,他们还不知道毛泽东下令保他。此时李圭也不知道情况有变,他汇报了应急措施,建议王新兰把楼上文件柜赶快清理一下,把必须保存的珍贵资料转移到萧办保密室。王新兰上楼清理文件去了。李圭请示还有什么需要做的,萧华沉默片刻说:“今晚怎么写检讨啊?”李圭说:“准备个简单的检讨稿。”萧华说:“你写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由于身体有病,工作繁忙,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中央的重要文件,学习不够,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支持了刘志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李圭说:“不能说贯彻不力,更不能说支持了刘志坚,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你自己这么说,那不等于承认是刘志坚的后台吗?这不是给要打倒你的人提供借口吗?”萧华犹豫起来:“那该怎么讲好呢?”
正为难时,秘书徐凯报告:“刚才接到李曼村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让他转告,‘告诉萧华,没有我的命令,自己不要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群众大会,也不要离开家。’”同时周恩来告诉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萧华如释重负,紧张的情绪顿时缓和下来,也不再写检讨稿了。这时已是21点多,他到楼上帮助王新兰清理文件,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讲话、照片,以及可能引起嫌疑、株连的文件都抱到楼下锅炉房烧掉了。
假如萧华去了十万人批斗大会,结果会怎么样呢?邱会作“观摩”了这场批斗大会。1月19日晚饭后,正在西山“避难”的邱会作接到徐向前命令,不得不回到总后勤部。他还没有进家门,就被100多个手持棍棒的造反派包围了,连推带搡塞进一辆大轿车,拉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最前排“观摩”。在造反派的震天喊声中,“黑帮”们挂着“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的牌子被押解上场。刘志坚个子不高,腿有残疾,沉重的木头牌子用细铁丝套在脖子上,被压得更矮了。造反派揪着他的衣领往上提,看样子他几乎喘不上气来。罗瑞卿有脚伤,被用大筐抬上来。造反派代表轮流上台发言,说到某“黑帮”“罪行”时,打手们就反扭住他的双臂搞一阵“喷气式”。“黑帮”的脸变了形,嘴里流出血和粘液,仍被拳打脚踢,倒下去揪起来再打。坐在大筐里的罗瑞卿也不能幸免,被打手们用脚狠狠地踢,他咬紧牙关,坚持几小时不吭一声。 如果萧华在场,不仅惨遭毒打,还会被立刻监禁起来。
萧华侥幸逃过一劫。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萧华从后门逃到叶帅家躲过一劫
1月20日凌晨,战友文工团各战斗队得到消息,要打倒萧华了。他们联络总政、海政、空政文工团的造反派,加上总政机关部分干部,兵分两路,一路沿长安街刷“打倒萧华”的大标语,另一路去抄萧华家。王文浩(战友文工团“老燎原”战斗队勤务员)提出先把萧华的文件拿到手,转给中央(当然这是他后来的说法)。于是五六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先行出发,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乘两辆卡车随后。
零点20分,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战斗队不约而同也来抄萧华家。萧华家在聂荣臻家北面的胡同深处,聂家大铁门正对景山后街和景山东街的夹角,站在马路边就能看到。造反派误把聂家当成萧家,猛砸聂家大铁门。周均伦(聂荣臻秘书)被惊醒,他听见有人大喊“翻墙”,还有人问“萧华在家吗”?门里警卫厉声说:“快下去!这不是萧华家,再爬墙我就要开枪了!”又有人喊:“弄错了,弄错了,是北面那家。” 如此一闹腾,给了萧华离家出逃的时间。
萧家门口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造反派剪断萧家电话线,搭人梯爬上墙头,包围了警卫排。萧华司机许世庆叫萧华快逃走,因为周恩来不让萧华离开家,萧华并不想走。但毕竟好汉不吃眼前亏,警卫参谋拿来后门钥匙,许世庆不由分说拉着萧华冲出后门,去徐向前家求救。无奈徐家门口停着两辆卡车,还有一群人,他们只好抄小路转到后海傅钟家。司机许世庆谎称车坏了,借傅钟的车把萧华拉到西山叶剑英家,这时已是后半夜。叶剑英连说几句“胡闹”, 毛泽东当面对他和周恩来说保萧华,他理所当然收留了萧华。萧华暂时安全了,而放在家里的文件却被洗劫一空。
王文浩率小分队进了萧华家,他问萧华的两位秘书:“萧主任在家吗?”一位秘书说:“没有在家,不知去了哪里。”王文浩说:“抓萧主任的大队人马很快就到,你们是不是把重要文件、材料装起来,交给我们,给中央送去,这样就安全了。”两位秘书商量了一下,打开保险柜,把重要文件装了两麻袋,几个人又脱下军大衣,把一些笔记本、材料包起来。还没有收拾完,后面的大队人马来了,堵住门口大喊大叫。王文浩等人把麻袋和大衣包塞进吉普车,跳上车冲出大门,直奔中南海北门。经与成元功(周恩来卫士长)、赖奎(中办机要室处长)商议,由赖奎接收,给萧华秘书打了收条。 萧华秘书徐凯是另一种说法,战友文工团造反派逼他交出保险柜钥匙,抢走了里面的机密文件。中央文革接到他的电话报告,叫他到钓鱼台领取。江青、杨成武严厉批评徐凯后,才叫他取走机密文件。
1月20日天亮后,聂帅秘书周均伦特意到萧家查看,保险柜门大开,照片、刊物撒了一地。聂荣臻说:“这还了得,是谁干的,必须追查!” 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讲了萧华家被抄的情况,强调要严肃处理。江青说:“这要怪萧华秘书,这个秘书是胆小鬼,要是我,死也不能让他砸保险柜,要保卫国家机密的安全嘛。” 这印证了萧华秘书的说法。
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没有抓到萧华,把王新兰带走作为人质。因为毛泽东保了萧华,很快王新兰也被释放。

江青、陈伯达推卸责任嫁祸杨勇
1月20日,中央军委碰头会继续举行。江青看见萧华不在,故意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叶群说:“总政治部主任为什么怕见群众?”“各大军区的革命群众对总政治部很有意见,萧华躲是躲不了的!必须正面回答。”陈伯达说:“这个萧华岂止是怕见群众啊!军队文化大革命,总参谋部搞了,总后勤部搞了,就是总政治部搞不起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央文革不想把对抗主席和中央的罪名加到萧华头上,但是,军委也要考虑怎样揭开总政治部阶级斗争的盖子。”陈伯达罗列了萧华的多条罪状,要求军委讨论撤换总政治部主任。
聂荣臻气愤地质问:“总政治部主任是主席任命的,要撤也轮不到你来说!萧华当不好主任,难道让造反派来当?”江青马上说:“造反派怎么了?萧华有什么了不起!蒯大富可以领导几十万红卫兵,萧华行吗?”
这时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吞吞吐吐汇报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生气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边说边拍桌子,茶杯盖子掉在地上摔碎了。坐在江青右边的叶剑英极为愤慨地说:“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也用手猛拍桌子,伤及右掌。 会后,叶剑英、聂荣臻相约,向林彪汇报这两天会议的情况。
1月20日,毛泽东复信林彪关于萧华问题的请示:“应有一段时间考察一下,并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思索和检讨的机会。”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萧华问题的指示:一、(1月19日)传达和记录一律收回烧毁。二、凡是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传单都盖起来。三、萧华同志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因为他是总政治部主任,有国际影响,中央未定性质。四、向外传达了的,告诉他们不要相信。五、中央文革准备发声明,对陈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有很大的歪曲和造谣,传到哪里,从哪里追回。” 江青亲自召集战友文工团开会取证,把抄萧华家的责任推到“泄密”的杨勇和袁子钦头上,进而成为打倒他们的借口。陈伯达则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传给叶剑英,解释1月19日下午开会,他安眠药吃多了,收回“萧华是绅士”这个话,并要当面向萧华道歉。王新兰对工作人员说:“都传到外面去了,家也被抄了,他收得回来吗?”

周恩来接见军队代表紧急辟“谣”
1967年1月21日清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队代表900余人,说昨日街上流传的“……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一说,是一个大谣言,是一个大诽谤,我们千万不要上一小撮人的当。“陈伯达同志没有讲这样的话,也不可能讲这样的话,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对毛主席的思想发挥得最好,我听到了这个话,感到很难过,你们也很难过,你们有些同志相信了这个话,我就更难过了。这完全是有人造谣、诽谤,昨天大街上就出现了诽谤我们党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毫无疑义,这是破坏解放军威信,破坏中央文革的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消灭诽谤。” “(萧华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军委内部的问题。内部问题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为什么要把党内没有公开的问题传到外面去呢?有的人泄露党的秘密和军队秘密,这是绝不允许的。”
同日,北航红旗战斗队关于萧华问题请示中央文革。周恩来指示:不是萧华个人可贴不可贴(大字报),因为还是内部矛盾,不宜公开,扩大化,是因为传单是别有用心的歪曲,有很多是造谣。”江青指示:“把这个批示传达到每一个红卫兵战士。” 陈伯达明明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怎么就成了谣言呢?以后在萧华问题上还有更诡异的事情。

林彪因萧华问题当面大骂江青
1月20日上午,叶剑英向林彪汇报1月19日下午的会议和当晚抄萧华家的情况。林彪听后勃然大怒,当即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到毛家湾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了,她刚想向林彪解释,不料林彪不等她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般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治部,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一直想解释,总插不上嘴。终于等到林彪稍一停顿,江青立即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的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江青回答:“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些话确实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不过陈伯达对总政治部,对萧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林彪一听更加冒火,他猛然把身边的茶几掀翻,质问道:“什么叫清规戒律?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林彪高声叫警卫参谋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叶群进来了,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现在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赶快拦在他们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他们不要吵。她事后对吴法宪说: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即使见了毛主席,也不会冷静下来,可能会闹出大乱子来。没有办法,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叶群说:“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种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互相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个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接着叶群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注意力。”江青向林彪解释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叶群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江青软了下来,林彪也不吭声了,坐到沙发上喘粗气。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到沙发上,说了许多好话。然后又陪江青坐车回到钓鱼台。吴法宪说,据他所知,敢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吴法宪并不是林彪骂江青的亲历者,他是听叶群转述的。叶群也不在现场,她为吹嘘自己有夸张的成分。林办秘书张云生是唯一的目击者,不过他也没有看到全过程。据他回忆:江青来到毛家湾,找林彪谈话。叶群不像以往一样在场,而是避开了。张云生正在向叶群报告当天急需处理的中央文件时,忽然听见林彪大吼叶群,他急忙放下文件跑出去。只见林彪站在走廊尽头,脸气成紫青色,身上一阵阵发抖,两道目光凶得吓人。平时林彪很少露出笑容,但在工作人员面前还比较平和,张云生来林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从未听说更没有见过林彪发这么大的火。张云生问:“首长,怎么了?”“叫叶群!”林彪的火气还是很大,“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不知所措,这时叶群赶过来了,他赶紧回避,但还是听到江青的声音。“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与林彪的暴跳如雷相反,江青的声音比较平静。张云生不明白林彪怎么与江青闹翻了呢?这是不好惹的一对。若是换了旁人,用这种态度不管是对待江青,还是对待林彪,都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江青走后,叶群立即把张云生叫去“消毒”。她说:“首长和11楼(江青)都有自己倔强的个性,他们刚才由于一点小误会,首长性子急,就火了。我进去后说了说,双方的误会都已消除。11楼(江青)走的时候,她和首长又都笑了。”“无论如何,刚才你看到的情况,不能向外人传。因为你在场,我不能不向你做些解释。我们相信你。话到此为止。”以后叶群透露,林彪是为萧华的事与江青发火的。自此林彪严格约束叶群,不准她往钓鱼台跑。江青也还以颜色,表示她不愿意再看军委送去的文件。毛家湾与钓鱼台的紧张关系由此拉开了序幕。
林彪在萧华问题上对江青很有意见。本来他不同意打倒萧华,江青打着毛泽东旗号,他不得不同意,叶群还在会上念了打倒萧华的发言稿。而会议中间毛泽东却保了萧华,林彪小心再小心,还是被装进去了,他怎么能不生气呢?林彪专门在碰头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今后中央的同志,凡是毛主席没有交待的,我们不能代表毛主席说什么话。”这是针对江青说的,江青哭得好伤心呀!

李圭一天遭遇三场“文明”批斗
1月20日凌晨,萧华逃出家门后音信全无,李圭到处打电话寻找。5点得知萧华在西山叶帅处,他放下心来,电话报告了周办。折腾一夜,李圭正想睡觉,忽然从窗户看到秘书处的三个人拿着封条走过来。萧华家被抄,这三个人很可能是来抓他的。李圭本想躲一躲,再一想周总理昨晚说毛主席保了萧华,而且这么多年来自己尚无大错,何必躲呢?秘书处的三个人敲门进来,很不客气地说:“李圭,萧华被打倒,你必须跟我们去,交代他的罪行。你家里电话、办公室都要封起来,不准随便动用。”他们把李圭的电话、抽屉、书柜贴上封条,然后把李圭押到国防部大院。
刚进北门,李圭就被从未见过的情景震慑住了。墙壁、地面到处都是“打倒萧华”的大标语,马路上的每一个字都有两平方米大,“萧华”二字还打上巨大的✕。两辆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大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震耳欲聋。总政大楼南门前,一群人争相高呼:“我们要李圭揭发萧华!”正争抢时,李圭看见高七戴着“打倒高七”的白色高帽,正被一群人围斗。
几个战斗队终于达成协议,把李圭押进大楼,三层青年部楼道里,贴着八个一平方米多的大字:“打倒萧华,踩死李圭!”不容李圭细想,他被押到五层会议室,里面坐着各二级部、解放军报社、总政文工团的100多人。他们还算客气,叫李圭坐下,揭发、交代萧华支持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这一天安排了三场李圭批斗会,下午是秘书处批斗,都是熟人,也比较客气。晚上安排到解放军报社批斗,因当晚清华大学蒯大富率造反派冲了解放军报社,批斗改到总政话剧团。批斗会一场比一场“文明”,之后李圭被放回了家。
1月21日上午,李圭到萧华家,依然是被抄家的惨状。墙上有几处涂着“打倒萧华”的大标语,字画被打上✕,书籍、衣物,打碎的瓷器散落在地上,衣柜、书柜门开着,里面翻得乱七八糟……当晚李圭和几个秘书一起去西山看望萧华。大家都很激动,萧华紧握李圭的手说:“这真是一天等于20年!”李圭说:“应该说一天等于40年!你参加革命近40年,什么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以后被在场秘书揭发,这句话成为李圭死保萧华的罪状之一。

毛泽东说萧华、杨成武“基本是好人”
1967年1月28日,经几位老帅努力,林彪亲自起草、毛泽东修改并批示“很好”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发,要求外出串连的军校师生迅速返回本单位。“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如果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1月29日凌晨,周恩来接见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污辱。当权派也有好的,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得知造反派不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时,周恩来说: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歌子也不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萧华同志犯错误,是内部矛盾,解放军建军他是有功的,他是个红小鬼上来做总政治部主任的,养病几年,刚回来工作,有错误主要作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棍子打死,萧华与刘志坚不同。你们文工团600多人,团结起来力量不小。你们做了几件好事嘛:你们演《长征组歌》,萧华同志一家和你们是有感情的,是无产阶级的感情。马国光(战友文工团独唱演员)说:“那天我去他家,萧华同志的爱人是我捉的,我当时是保护她的,我们还给她念语录。”周恩来说:她是个红小鬼,不是敌我矛盾。马国光说:“我们去是受骗,我们对萧华同志也是有感情的,把他家抄了。”周恩来说:不应抄,既然抄了也有好处,她也有点娇滴滴的,有骄娇二气。把东西翻出来,不要去展览。
2月3日17点20分至19点,毛泽东在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王树声等人陪同下,会见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巴卢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毛泽东说: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员,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虽然有些⼈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有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
当晚,萧华十分激动地对秘书们说:“今天毛主席当着外宾的面讲,萧华、杨成武他们基本是好人。”秘书们听了也很高兴,按萧华要求立即把毛泽东的话记录在案。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2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的报道及合影中都有萧华。中央军委发出一系列文件,2月8日《关于外出串连的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2月11日《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其中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可惜这些命令形同虚设,各地仍不断报来冲击军队,揪斗各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总政治部大楼内外,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仍日益增多。机关各二级部不但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还成立了总政治部机关造反联络站,每天交换“情报”,大有“揭竿而起”之势。总政治部秘书处“星火”战斗队由文电资料科的大多数人员组成,贴出《揭穿萧华一贯正确的幌子》的大字报。“联络站”派人去找“死老虎”梁必业,请他回来工作。梁必业表态同总政治部机关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联络站”录了音,到各二级部轮流播放,并整理成大字报张贴出来。被隔离的史进前得知萧华被抄家,总政机关成立战斗队后,就不停地在烟盒背面写“支持造反派,隔离我是错误的”,然后折成三角,从院内临街厕所的墙头扔出去。警卫战士拾到后,多半送到萧办,秘书们也让萧华看过。
总政治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没几天,中央军委下令撤销。 但总政治部党委仍处于半瘫痪状态。萧华为避开造反派干扰,搬到京西宾馆“打游击”。他分别找二级部正副部长到家中或京西宾馆谈话,给他们讲毛主席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精神,以便统一思想,稳住阵脚。

“二·一五”总政机关保萧华大会
1967年2月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每两三天开一次会。其中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保萧华。也就是说,中央首长保萧华的表态,是引起“二月逆流”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由头之一。
周恩来和老帅们认为,总政治部要恢复正常秩序,关键是要保住萧华。他们征得林彪同意,2月15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大会议室召开总政治部机关中层干部会议,由徐立清主持,二级部副处长以上干部及战斗队代表参加。这个会议规格很高,江青、陈伯达、叶群到会讲话。肖力也来了,她不认识总政治部的几位副主任,还向周围的人打听。
江青首先讲话,说她在中央文革很忙,全国运动都要管,所以她虽是全军文革顾问,但顾不过来。希望总政治部尽快恢复正常工作,把军队运动管起来。讲完她就走了,没有一个字提到萧华。接着陈伯达讲话,同江青讲得差不多,他的闽南话很少有人听懂,讲完他也学着江青提前退场。
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讲话,与他们在京西宾馆第一次保萧华的调子一致,怒斥了抄萧华家的行为,重申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同时强调,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随便打倒,总政治部机关必须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等。徐向前特别表态:萧华有缺点错误,但是他肯定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叶群最后讲话,与她上次讲的完全不一样,说林总讲了,“萧华同志是建国以来几届总政治部主任中最好的一个,”“有人把整萧华同志的几麻袋黑材料送到我们那里,林总看也不看,就都叫销毁了。”还说萧华是支持林彪“活学活用”提法的,因此应该保护他。会后,李圭立即将六人讲话整理打印,送叶群审阅。叶群火了:“这些话只能当场讲讲,怎么能整成文字记录呢?”她收走了全部的打印稿。李圭留有一份底稿存在萧办,以后萧办被查封,这份底稿也再无下落。
2月16日上午,萧华指定刘西元(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贾若瑜,每天下午在总政治部大楼七层会议室,召集各二级部长汇报对“二·一五”讲话的反映,并据此分析各战斗队的情况。机关多数战斗队虽然基本肯定几位老帅和叶群的讲话,但还是对萧华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能否定萧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特别是江青、陈伯达并没有明确表态,所以机关多数战斗队还是强烈要求萧华必须认真检查,彻底承认错误。
萧华则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局面会很快扭转,正常工作会很快恢复。他采取了几个行动:一、到宣传部、文化部、干部部听取群众意见。各战斗队代表纷纷质问,有的气势汹汹,有的虽然平和,但也充满火药味。主要集中到总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执行了一条什么路线,对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持何态度,有何责任?萧华解释他因病休养,刘志坚的错误与他无关。各战斗队并不认可,要求“萧华必须做认真检查,承认错误”。
后来,萧华把组织部、联络部、群工部、青年部的群众代表,分别约到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听取意见,答复问题。他还把几个二级部领导请到家中,或在京西宾馆,向他们传达毛主席保他的谈话,以及军委有关指示。秘书整理了萧华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1966年春批判罗瑞卿、彭真等五个发言,编成一本小册子,以军委办公厅的名义写了一个通知,由战士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前身)连夜赶印了1000多份,发给各总部、院校、军兵种机关。
按说有“萧华基本是好人”的最高指示,萧华的“乌纱帽”应该保住吧?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刘志坚倒台后,萧华为了过关,费尽心机,他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想保住自己,以便稳住总政治部。但收效甚微,总政治部党委仍难以恢复正常工作。各二级部战斗队对萧华的批判越演越烈。萧华非常苦恼,几位老帅也十分焦虑,多次向周恩来、林彪反映。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面,召开总政治部全体干部大会,再一次保萧华过关。经毛泽东批准,大会定在3月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三·三”大会周恩来再次力保萧华
此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时对萧华说:“萧华,你写个简单的检讨,我给你批一下,就没有事了。”萧华听后很高兴,连声说好。不曾想他这个检讨一写,造反派更加揪住他不放。于是,毛泽东又让萧华写了第二次检讨。 萧华明白他必须拿出一个群众通得过的“好检讨”,才能过关。他把郑汉浩(原萧办主任)、夏治行(军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等人叫到西山,帮助他起草检讨稿。李圭和秘书江波有时也参加讨论。 经过反复修改,多次送审,最后审定的萧华检讨稿不到1000字。
3月3日,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严厉批评冲击萧华、冲击总政治部、冲击军队的恶劣行为,明确提出要保萧华。当晚20点,萧华检讨会正式开始。总政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共有干部、职工6000余人,到会5000余人,除支左或有特殊情况都来了,这是总政治训前所未有的一次大会。为保证萧华“过关”,除周恩来讲话外,叶剑英、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有讲话。叶剑英主持,他首先宣布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共同来听萧华同志的检讨发言”,“在萧华同志检讨发言之前,我先作一个简要说明,目的是帮助同志们对萧华同志的检讨,对萧华本人以及他的一生,有更正确的理解。”叶剑英肯定萧华在历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并说明萧华的检讨稿,中央同意,甚至林总、主席都看了的,今天才来到同志们面前作检讨发言。接着他讲了当前军队担负“三支两军”任务,急需总政治部的领导。今天,就是要萧华同志把文化大革命一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向同志们交待。当前“需要萧华同志把总政治部的全部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叶剑英的讲话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萧华首先检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总想保住军队的稳定,而未能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做了一些不完全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并表示一定要认真改正错误,相信群众相信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总政治部的同志们一起,把中央军委交给军队的任务完成好。萧华念了不到10分钟,大多数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也有一些人冷眼旁观,他们不相信萧华的诚意,而萧华并未意识到。至于将来运动怎么发展,会遇到什么矛盾,他也没有多想。总之他的思想准备不足,后来运动的发展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陈伯达讲了六七分钟,他的闽南口音很重,由王力翻译。陈伯达说萧华检讨“是诚恳的”,历史上“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萧华“由于长期有病,直到8月10日才回来,在一段时间内犯了些错误。但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相信,萧华同志在继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一定会把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做好。”“有的人想利用一个同志的一时错误,就要‘一棍子打死’,那是很不对、很错误的。革命的同志千万不能上当。”陈伯达讲完笑着把讲话稿给了萧华。康生讲了10分钟,说他同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全体同志一样,认为“萧华同志的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改正错误,改造自己的。”康生列举了萧华在建国后几次党内大的路线斗争中,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士。”“萧华同志在与罗瑞卿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在去年4月和5月都与彭真作过坚决斗争。”“萧华同志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是能够改正错误的。”
周恩来最后讲话,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他针对萧华的检讨明确表态,同意刚才伯达、康生对萧华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萧华同志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并进一步指出:萧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为什么“竟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周恩来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有时候一种说法的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二是把萧华同志所检讨的错误,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看他的整个历史;三是最主要的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的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总政治部主任都这个样子了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嘛,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动起来,实质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是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的心里是透亮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两次10万人大会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向了国防部大院、三座门(军委)、三总部、各个军兵种,然后转向各大军区、省军区。”周恩来告诫大家不要把矛头对错了方向。到现在的统计,差不多将近20个单位,都是我们部队内部,把自己矛头对着自己。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那么解放军自己都忙不过来了,那怎么能够抽出领导的力量,来保卫我们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呢?有人在后头挑拨,要把我们解放军搞乱。周恩来说:“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当萧华很年轻的时候,当青年干事时我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上来的。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有时轻率一些。萧华写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传神之笔嘛!如果对毛主席、对红军长征没有深厚感情,能写得出来吗?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就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有些人连《长征组歌》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希望萧华“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因为他今天领导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我们全国人民都学解放军。如果政治工作像过去两个月都瘫痪下去,我们大家都不安。所以萧华同志这一次检讨,我们在座的总政的同志,应该兴奋起来,大家负起这个责任来。要把作为我们全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更出色。”周恩来严厉斥责了抄萧华家的行为,“随便抄家也不行啊!萧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嘛!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过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这怎么行呢?!”“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后,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 周恩来讲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赢得全场数十次的热烈掌声和高呼口号,对保护萧华顺利过关,扭转与稳定总政的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2点许,“三·三”大会顺利结束,萧华满怀喜悦坐车回家,连声说:“周总理讲话太好了,真使人感动!”他要李圭明天到大楼看看有什么反映,并定于明天20点在三座门二层会议室召开总政治部党委会,各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列席。
3月4日上午,李圭刚走进国防部大院北门,就感到面目一新。一夜之间,打倒萧华的标语和大字报都不见了,彩纸上是“萧华同志的检讨是实事求是的……是严肃诚恳的”,“萧华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各楼层也贴出类似的标语,还有几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路上相遇,人们对李圭都很客气,称“李圭同志”或“李主任”,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李圭向萧华报告,并嘱秘书们注意“三·三”大会后的动向与反映,来电话尽可能详细记录,并将重要情况报告周办、叶办。

萧华以胜利者的姿态组织“反击”
3月4日晚,萧华亲自主持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这是“一·四”事件以来总政治部最重要的会议,40多人参加。萧华首先说明“三·三”大会的重要性,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对总政治部的关怀与期望,党委和全体干部都应认真学习、讨论,重点研究下一步总政治部运动的安排。萧华明确提出:总政治部党委和各二级部党委要立即恢复正常工作,对前一段时间不听党委招呼,带头造反的重点人物,要进行批判。严重的还要停职检查。萧华当场点了刘汉的名,他气愤地说:“刘汉!你也写了我的大字报。你要不要写个检讨?你要不写,我也可以写大字报嘛!”萧华又点了朱光(干部部副部长):“朱光!造反派对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呀?你有没有要检讨的?”萧华连点了两位副部长,在场的正副部长人人自危,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随后,会议确定了不听党委招呼,带头造反的黄涛(宣传部大校处长)、李思恭(干部部大校处长)、范垂士(干部部秘书) ,以及各战斗队4名勤务员,杜嘉(宣传部干事)、徐勤全(保卫部干事)、吴同斌(组织部干事)、古一清(青年部干事)等7人停职检查。
总政治部大楼内外,贴出一大批大字报。据总政治部机关群众组织“批斗筹备处”统计,被大会或大字报点名批判180人,不仅有干部,还有战士、职工。黄涛、李思恭是“大重点”,不准回家,关在办公室写检查,接受批判,并负责打扫走廊和厕所卫生。各二级部确定的几十个重点批判对象是“小重点”,在本单位支部和小组会上检讨过关,等待运动后期处理。有人揭发徐文烈(副秘书长) 有“叛徒”嫌疑,他是贴萧华大字报的文电资料科“星火战斗队”的后台,因为战斗队中有他的秘书。大字报给文电资料科的人扣上“剥削阶级出身”、“社会关系复杂”、“反党分子秘书”等大帽子。萧华指示从编制上砍掉文电资料科,似乎等不到运动后期就将他们扫地出门了。
这一段时间萧办的秘书特别忙,各二级部战斗队争先恐后送材料,有的是自己的检讨、请罪,有的是批判萧华及总政治部党委的大字报底稿;文化部一个战斗队还把1月18日晚江青对谢镗忠、李曼村谈话,及谢镗忠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批判萧华的记录稿也送来了。
3月下旬,总政治部党委在三座门召开扩大会议,徐立清主持,机关副处长以上干部200余人参加,由傅钟、袁子钦、李曼村、谢镗忠检讨。傅钟主管文化部,他是老资格,早年与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四方面军时,曾“执行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傅钟的检讨比较短,主要讲自己年老多病,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等。李曼村、谢镗忠检讨他们在1月19日京西宾馆会议的违心发言,错误批评了萧华。袁子钦检讨记录本被造反派偷看,导致军艺“星火燎原”战斗队抄了萧华的家。他们都表示向萧华和总政治部党委请罪。
会议结束前,萧华让李圭宣读2月3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讲的那段保他的话。最后萧华说:“同意四位同志的检讨,我们在工作中都难免有缺点、错误,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难以避免。我自己也一样,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有错就改,改了就好’。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把总政治部的运动,以及对全军文革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处理,做得更好些。”经过各二级部讨论,一致通过四人检讨和萧华讲话。 从后来的运动走向看,萧华的这些做法也不能说不对,但他过低估计了造反派的潜在力量。如果有些措施不是那么过猛过急,或许可能缓冲一下同群众组织的对立?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萧华的政治命运并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被批得非常厉害。4月2日,造反派在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的大标语,叶剑英的家被抄。 这之后,叶剑英不仅大会不再讲话,私下聊天也坚决闭嘴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江青等人试图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周恩来叫他们请示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认真检讨。”这次批判的调子和规模超过此前。 邱会作认为,像陈毅、叶剑英这样的人,没有毛泽东的态度,谁敢去打击他们?又有谁敢去保他们?要保也保不住呀!别说他们,就是地位低一级的高级干部最后怎么处理,也要毛主席亲自点头才行。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对待,是否要整一整,如果要整的话,整到什么程度,然后怎么收场,怎么安置,这个大框框是毛主席自己把握的。虽然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能在情节上加火添油去坑害人,但总的分寸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而且毛主席又是非常善于掌握这种分寸的人。

萧华在“三·三”大会后积极工作
“三·三”大会稳定了摇摇欲坠的总政治部,恢复了党委和各二级部的正常工作。1967年3月9日至25日召开军级干部会议,3月17日萧华在会上发表长达1.6万字的讲话。3月21日萧华在总政治部直属单位大会上做报告,也有5000余字。这两次讲话,萧华都狠批了邓小平。
萧华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诬蔑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于林副主席领导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并咒骂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庸俗化”。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他同刘少奇一起刮黑风,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一同提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他主管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邓在中央许多部门,在我们党的重要岗位上,安置了许多叛徒,许多坏人。旧中宣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部;旧中央组织部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他包庇篡军反党野心家罗瑞卿。1965年11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3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的态度一直是保护罗瑞卿的,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啊,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的老婆还跑到罗瑞卿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所以,斗争罗瑞卿、以后斗争彭真,实际上是打在彭罗的身上,痛在刘邓的心上。刘邓就是彭罗陆杨的后台,就是他们的祖师爷。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那一伙人,都是他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连理发工人都看不过去,说:“我们这个总书记怎么搞的呀,现在都在批判吴晗,他还和吴晗打牌!”
在历史上他也是不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7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1700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急的关头,身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百团大战,邓是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在庐山斗争彭德怀时,他的态度非常消极。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却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要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同志是战功最大的,而他的态度却那样谦虚。可是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战役方针到每一个具体部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邓小平也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反修的“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以至于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邓账上。
萧华在总政治部直属单位大会上说:要剥开刘邓的画皮。……邓小平一贯犯错误。在红7军他是政治委员,打仗是他领导的,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给警卫员的信,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骅,他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罗瑞卿告发了,邓把莫打成反党分子,他怎么反党呢?邓小平长征时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还不是中央委员,这个人爬得很快。从来没有在第一线。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有两个统帅、副统帅。刘少奇说中央没有斯大林,有两个主席,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会议)小组会上,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他不发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才清楚,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印了1000万份,军队用了以后,然后送到地方上,那时候发语录是走私的。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1964年喊“两个主席万岁”的事,有人加在我头上,是造谣,可耻。那时我在医院休养,这种人没有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批判吴晗时,邓小平的警卫员曾反映过,全党都在批判吴晗,而总书记(邓小平)把他请来打桥牌。可见立场到哪儿去了。
3月24日,全军文革小组确定由萧华主持。徐向前连说“真是谢天谢地”,“不干这差事,正合我意”。他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
3月中下旬,总政治部党委连续召开党委会议,继续为稳定落实“三·三”会议精神,稳定总政治部局势,正常开展工作而努力。萧华亲自处理了三件事,涉及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后来都成为萧华反对“砸殿”的重要罪证。一是3月7日下午,萧华在钓鱼台13号楼,同中央文革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等把隔离一个多月的胡痴、宋琼找来,想“解放”他们,让他们主持解放军报社的工作。陈伯达不表态,关锋、戚本禹则反复强调“恐怕报社的小将(肖力)通不过”,这样胡痴等又被送回北京卫戍区,暂时住在招待所,解除隔离。萧华被重新打倒后,胡痴也被立了专案,重新关押,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二是萧华被抄家的当天,谷德(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也被关起来。“三·三”后萧华提出恢复谷德的工作,要干部部考虑让他到河南省军区任副政治委员。但被人密报,谷德被扣上贺龙“二月兵变”策划者的帽子,重新被关押,多次受到毒打,直到1978年才恢复工作。三是总政治部党委召开副处长以上的党委扩大会,由副主任傅钟、袁子钦、李曼村、谢镗忠检查。萧华想“一箭双雕”,保他们过关,由此证明萧华领导的基本正确,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
3月30日,毛泽东同意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国防部副部长)为中央军委常委。 萧华拖着病体,积极努力工作,频繁出席会议。据不完全统计,4月3日上午第62次军委常委会议;4月4日陪徐、聂、叶帅、中央文革等与福州军区负责人谈福建问题;4月11至13日军委扩大会议;4月16日上午第63次军委常委会议,同日在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会上讲话;4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4月19日上午第64次军委常委会议;4月21、24日军委扩大会议;4月27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讲话;4月28、29日、5月3日第65至67次军委常委会议;5月7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讲话;5月10日在接见张家口、宣化地区军事院校造反派代表讲话;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测绘学院“红总”、清华大学、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接见前杨成武接到周恩来电话,简单讲了几句,他和萧华就走了。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因“二月逆流”靠边站后,很多重大问题萧华只能直接请示周恩来,并与中央文革研究解决。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萧华哪里想到,“五·一三”事件正在张开大网在等着他。

“五·一三”事件萧华不知道的背景
196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接见战友文工团两派代表,萧华、杨成武、吴法宪以及海军、北京军区负责人在场。周恩来说:“两派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演《长征组歌》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去看。” 总政治部文化部召开驻京各大单位文化部长会议传达,并进行了布置。5月2日,周恩来观看战友文工团联合演出的《长征组歌》。
1967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老三军” 的刘素媛(空政文工团合唱演员)在与毛泽东跳舞时,提出为纪念《讲话》演出。毛泽东让她“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专门到毛家湾,当面给叶群打招呼。叶群马上在京西宾馆约见刘素媛,支持“老三军”演出。她对黄吴李邱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解放军还是要造反派?他认为主席要解放军,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通过演出的方式表明他和军委的态度,以达到迅速稳定军事机关和各大军区的目的。
战友、海政、空政、二炮文工团的“老三军”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新三军”得知,认为“老保翻天”,他们联合清华大学“井冈山”等造反派放出话来,如果胆敢单方面演出,就要冲击、砸烂会场。
5月9日,战友文工团“老三军”通知谢镗忠,准备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览馆联合演出,但“新三军”要冲他们,要求给予支持。谢镗忠当即指出:“你们要执行周总理关于‘联合演出’的指示,否则总政治部和全军文革不会支持你们。至于是否有人要冲击,我可以了解一下。”当天谢镗忠了解情况属实,立即报告萧华。萧华感到情况严重,之前“新三军”要求演出《长征组歌》,萧华没有同意。他反复对全军文革文艺组强调:“鉴于两派严重对立的形势,一是暂时不要演出,二是要演出就必须联合演出。”全军文革办随即转告海、空军和北京军区文革办,要他们采取措施,执行周总理“联合演出”的指示,并分别做两派的工作。从5月10日到13日,文艺组每天碰头研究,王济生、吴金凤等人分别做两派的工作,但“老三军”坚持一派演出,“新三军”则表示要冲击。
形势越来越紧张,萧华电话指示全军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文工团不能一派演出,以免引起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
5月13日,全军文革办两次接到“老三军”演出的请示,仍表示不同意,理由是防止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冲击,发生武斗。萧华坚决执行周恩来“联合演出”的指示,绝对没有错,但他却不知道“老三军”之所以坚持演出,背后是毛泽东支持的。林彪指示:“不要听萧华的,你们演你们的,为什么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诗词、语录歌?有什么可非难的呢?”林彪命令北京卫戍区保护“老三军”演出。
同日下午,李作鹏(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在家中召集萧云(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范丕忠(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海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李凯(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开会,王宏坤(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张秀川(海军副政治委员)在座。李作鹏一直在思考,林彪和全军文革对演出的不同态度。他首先说:“萧华不同意一派演出,如果我们坚持演出,对立面可能要冲,以致发生武斗。如果我们不演,对立面就会骂我们是老保,看大家的意见演还是不演?”海军党委形成支持演出的决议。李作鹏又听取了空军、北京军区、二炮等单位领导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对稳定部队和驻京机关有利。如果演出成功,可以团结“新三军”,实现大联合。演出门票和海报均发出去了,仍按原计划演出。同时准备好人员、车辆,一部分人在现场,一部分人在海军大院待命,做好应付冲击演出的准备。 傅崇碧带着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来了,李作鹏、萧劲光、张秀川、余立金也来到演出现场。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态度立即转向
“老三军”演出开始不久,军艺“星火燎原”一些人联合清华、北大造反派组织开始冲击。李作鹏命令萧云马上带人支援。等到造反派聚集上千人时,李作鹏下令反击。双方激战,刘素媛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说“老三军”胜利了。毛泽东说:“你高兴个屁,过一会造反派会翻过来。”周恩来也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更不知道林彪要打击造反派的用意,他根据萧华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做两派的工作,要求联合演出。这时周恩来听了张秀川转告的内情,又听刘素媛讲毛主席支持“老三军”演出,立即严令造反派停止冲击。人民大会堂现场乱哄哄的,没有什么效果。周恩来急了,他站在椅子上高喊:“不许冲击演出会场!再冲就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造反派听到这么严重的话,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散了。武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双方共有50多个伤员。周恩来叫陈伯达、萧华到现场处理,对他们说:“这不是演出,是斗争。今后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根据周恩来指示,全军文革副组长李曼村派工作人员王承化到医院慰问双方受伤人员。然后李曼村向周恩来写了报告,汇报“五·一三”事件的经过和慰问的情况。
5月14日4点至6点,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萧华等分别在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展览馆剧场接见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新三军”武斗的错误行为。陈伯达要求他们“不要成为在人民内部专门打架的专家”,萧华插话:“要打架到越南前线去打。”邱会作则说:总理真是太智慧了,他知道主席和林总的态度后就立即转向了,陈伯达和萧华并没有所悟,仍然批评“老三军”不应演出,这样就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
5月14日下午,林彪派叶群、李作鹏、吴法宪、关锋等人到海军、空军总医院慰问“老三军”伤员,并代表林彪赠送《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公开表态支持“老三军”。 “老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舞台演出,连续演出多天,声势浩大。5月23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讲话》25周年演出,叶群前往观看,林彪派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保护现场。6月9日晚,“老三军”演出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演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驻京三军负责人观看,没有邀请萧华和全军文革。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发了照片。

萧华不同意演出得罪了“老三军”
“五·一三”事件后,“新三军”受到沉重打击,纷纷瓦解,除军事博物馆和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两个“白色堡垒”,以及少数转入地下的骨干分子外,驻京军事机关造反派的公开活动基本不存在了。这对萧华来说本是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支持“老三军”演出的态度后,立即转向,而萧华却没有及时领悟,仍当面批评“老三军”:“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老三军”对萧华不批准演出本来就心中有气,认为受到了压制。现在演出被冲,演员被打,还受到指责,更加不满。他们反问萧华:“我们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讲话》,难道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对了?”至此“老三军”对萧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此种下了萧华被打倒的祸因。 以后杨成武也抓住这一点,萧华的厄运很快就来到了。
在“五·一三”事件前一个月,叶群就对萧华一肚子火了。她从京西宾馆回来,对秘书们说:“全军文革开会,总政文化部一个副处长在会上顶撞我,谢富治、关锋立即批评了他,而主持会议的萧华一声不吭。我在困难的时候,他看我的笑话。咳,对人真没法看透,我要知道他这样忘恩负义,当初就不该保他!”萧华哪里敢“忘恩负义”,他当然知道叶群不好惹,但他更怕总政治部机关的造反派,所以只好不吭气。让萧华没想到的是,叶群的报复心如此之强,她通过异军突起的“老三军”,把“萧华是‘五·一三’事件的罪魁祸首!”“打倒‘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萧华”的大标语贴到北京大街上,一直贴到天安门广场。他们还组织了规模浩大的摩托游行,散发传单,并到各军队大院游行示威,声讨萧华。他们只字不提“五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只把“罪魁祸首”的大帽子扣在萧华头上。海军直属机关召开群众大会点了萧华的名,总政治部机关战斗队积极响应,在国防部大院贴出大批的大字报,有关萧华的罪名多达数百条。
张云生曾试探地问叶群:“北京大街上打倒萧华的大标语,署名‘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口径一致,行动一致,好像有人在幕后统一指挥,这是谁干的呢?再说,指责萧华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有什么根据呢?”叶群说:“那都是群众自发搞的。首长说过,群众运动是天然的合理的。至于什么根据不根据,群众总是抓到点影子……”这时魏球(空军党办秘书)来电话,请张云生转告叶群,根据她的指示,“已经把大标语贴到长安街、天安门附近去了。贴出后震动很大,围观的人特别多。叶主任真高明!主任还有什么指示,我们一定坚决照办!”
5月21日0点48分至4点,萧华陪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单位代表。与会者要求批判萧华,周恩来没有同意。萧华非常委屈,他说明了一些具体情况。“有人说我是‘罪魁祸首’,如果是,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早就该罢官了,那里还有共产党员的党性。”“我是支持你们‘老三军’演出的。我听说你们在天安门广场演出,马上派人去保护。我派人保护演出,这还是第一次。有些情况我不知道,有的是不是传错了话?但是,对于‘冲’的问题,我们一直是不同意的。那天我们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我和杨代总长分别到处打电话,谁去冲谁就要犯错误。我怎么会鼓励他们去冲呢?你们都是我的战友,都是我的同志,都是我领导下的文工团员,我怎么会搞这样的东西,这样连一点共产主义的气味都没有了,能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吗?”萧华讲话时,董崇泉(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干事)拍了桌子。周恩来很生气,问了他的名字和单位,当即写条子要张秀川严肃处理。
6月22日下午,萧华在京西宾馆接见军艺“星火燎原”时讲话:“五·一三”的事情你们冲了三军演出,搞打砸抢,是严重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解放军艺术学院是总政治部直属单位,我是总政治部主任,对你们教育不够,我应该负责。首先没有有效制止,事后也没有严厉批评,这是我的错误。三军造反派对我的批评贴我的大字报,是对我很大帮助,而你们却贴出针锋相对的大字报、标语,提出错误的政治口号,这是错误的,你们有些人搞打砸抢,是要提出批评的,1、2月还冲击了七个军区,在全国出了名,出了坏名。对已查明的个别打人凶手,要实行纪律制裁,当众公布纪律处分扣留,由北京卫戍区执行,目的是为了教育他们。

萧华求见林彪,却连叶群也见不上
“老三军”从保萧华转变成打倒萧华的主要政治力量,他们把萧华拉到京西宾馆持续批斗一个星期,萧华稍不便回答或回答得不如意,就让他坐“喷气式”。一些运动员人高马大,动手动脚,搞得萧华疲惫不堪,苦不堪言,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萧华迷惑不解,他只是在两派可能发生武斗前“和稀泥”,哪有胆量劝阻钓鱼台宠爱的“冲派”去冲?萧华几次想找林彪讲明真相,请求谅解,无奈中间隔着叶群,叶群总是让秘书回答“不在”。1966年8月,萧华到人民大会堂请林彪或叶群参加会议。叶群安排秘书张云生参加会议后说:“既然萧华来了,我不见不好。”送萧华出门时叶群说:“萧主任,我看这样就行了。林彪同志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而仅仅一年之后,叶群就换了面孔,显然这与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有关。
萧华走投无路,他干脆带着妻子王新兰硬闯毛家湾。警卫不知所措,挡首长无礼,放首长又怕惹恼叶群,只好把萧华安置在东院警卫值班室,同时向林办秘书报告。正在接电话的叶群一听萧华来了,脸色很难看,她让张云生出面,说“我不在,他自作自受”。张云生来到警卫室,萧华说:“张秘书,我最近处境很困难,但我又弄不懂到底为什么。我心里难受,想找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交交心。我委屈,我搞不懂,我心里难受……”萧华说着,竟眼圈发红。哽咽着哭了起来。“你看你,”王新兰坐在旁边推了萧华一下,“当着张秘书的面,你这样多不好。”萧华也发现自己确实有些失态,赶忙掏出手帕,擦擦眼睛,恢复了平静。他站起来,和张云生握手道别:“请张秘书转告林副主席,就说萧华来过了,因为怕影响他休息,就不打扰他了。”他没有提转告叶群,看来萧华明白叶群在躲着他。张云生没有报告林彪。因为叶群交代,不要什么事情都告诉首长,特别是萧华的事,以免首长“出汗”。
叶群为躲萧华的“纠缠”还闹过一次笑话。一天傍晚,叶群正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听张云生讲文件,临时帮助工作的警卫参谋王基山报告汪(东兴)主任来了。他一口山东话,叶群误听成萧华妻子王(新兰)主任,紧张地站起来摆手说:“我不见,你们就说我不在。跟这种人见面,我从心里就烦。”她叫张云生去挡一挡。
张云生把汪东兴领到浙江厅外。汪东兴说:“有个事情,我们想当面请示林副主席,七一前夕,军内一些文艺团体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研究出席名单时,对萧华是否可以参加有不同的意见,大家最后推举我们来请示林副主席。”虽然叶群早有规定,不管谁见林彪都必须经过她允许,但既然她“不在”,张云生就径直把汪东兴领进林彪住的浙江厅。林彪不同意萧华出席七一晚会。事后,叶群对王基山“汪、王不分”非常生气,很快把他打发回原单位了。

萧华再次求见林彪、叶群未果
6月14日,芦前安是史进前的“铁杆保皇派”,他在海军“红联总”支持下,在总政治部大楼外墙贴出“揪出萧华、解放总政”的大字报,点燃了总政治部内部打倒萧华的烈火,已经偃旗息鼓的总政治部各战斗队再次揭竿而起,尤其是“三•三”大会后受到批判的干部纷纷响应,贴出大批揭露、批判萧华的大字报。
萧华约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到京西宾馆,向他们检讨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对有些问题处理不当,表示主动承担责任,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李作鹏等人表示:萧主任风格高,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回去尽量做工作。萧华认真写出检讨,送毛泽东审阅同意,并在总政和三军代表会上公开检查。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在京西宾馆被连续揪斗多次。
6月中旬一天下午,萧华得知林彪入夏以来住在有冷气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再次“闯宫”。张云生报告萧华想见首长或主任。叶群说:“首长不能见,我也不想见。”林彪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张云生问:“萧华在北门等候,我怎么对他说?”叶群说:“你就说首长有汗,不能会客。他要见我,你就说我不在。”萧华对叶群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他只想让林彪知道他目前的处境,“我就和张秘书谈谈吧?”张云生难以拒绝,他把萧华领进新疆厅。“萧主任,你和我谈有什么用处呢?”“怎么会没用,”忧虑、沮丧的萧华勉强一笑,“我和你谈谈,你能把我的心里话传给林副主席就行了。林副主席是了解我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会关心我的,是会帮我想些法子的。”张云生拿出纸笔记录,感叹这位久经战火考验的老革命,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活,却显得过于天真。
萧华说:“一些人在大街上贴标语,说我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这是毫无根据的。那次北京展览馆演出冲击前,我是向双方都做了工作的。我只是怕演出时引起两派纷争,才代表全军文革前去劝说双方,让演出人员最好暂时不要演出,让放风要冲击的一方不要激化矛盾,对演出有意见,可以向全军文革反映。但是两派都不听,一派坚决演出,另一派坚决冲击,结果发生了武斗。这是不应该的,但我对这个事件的发生有什么责任?他们说我是‘黑后台’,没有任何根据嘛!我心里有底,所以并不害怕。现在的问题是,军内一些群众组织整天和我纠缠、辩论,让我回答他们的问题,接受他们的批判。近些天,他们不再提‘五·一三’事件了,又升级说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我也不怕,他们让我去接受所谓批判,我也去了……”张云生插问:“他们让你到哪儿去?”“他们在京西宾馆大会议室开批判大会,要我保证必须随叫随到,我不怕,叫我去我就去。我已经去了几次。但是在这个会上,他们根本不让我讲话,实际上是向我起哄,对我进行人身污辱!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搞臭、搞垮。”“你不去参加不行吗?”“那就成了我对抗群众组织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他们提出问题我可以答复。我有缺点、错误他们可以批判。但要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可以讲,也应当允许我讲话。不能无理取闹。另外,他们天天揪住我不放,我也吃不消。作为总政治部负责人,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其他几位副主任都难以工作了。我再不工作,总政治部就瘫痪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眼看总政治部无力而使全军工作受到损失,怎么交代啊!……”萧华讲到这里,情绪又很激动。他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他面对的是林办秘书,又不能不克制自己。
“萧主任,你说的话我全都记下了。我一定向首长如实汇报。”张云生抬头望着萧华,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我有几点希望。”萧华说,“我希望林副主席能有所指示,像京西宾馆批判会,我是否可以不参加?如果参加,是否让他们选几位代表,我再面对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而不要采取人多起哄的办法。再是,……”萧华想了一下,才说:“如果叶群同志能抽出空来,最好能约见我一次,因为我还有好多话想对她说。”萧华谈到这,不想再多说了。
萧华走后,张云生向叶群报告了萧华讲的大概内容。叶群很不耐烦地说:“你简单点,我还有事呢。”听张云生说还要报告首长,她脸一沉:“萧华的事我不管,你也不用报告首长,首长那里由我去说。对萧华的问题,首长的态度和我的态度一致!”“萧华再来电话,首长对他报的情况怎么指示,我怎么答复?”“你就说首长最近有汗,讲不上去。”以后,萧华再无电话。
全军文革垮后,萧华仍然住在京西宾馆他原来住的地方,并没有对他采取组织措施。有一次萧华在电梯里遇到邱会作,他忘了他曾要把邱会作打成罗瑞卿分子,诚恳地请邱会作转告林副主席,希望能把他的问题尽快查清,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他还是很有信心的。邱会作知道,萧华受中央文革和江青愚弄,等大家对军内造反派的气消一消,林彪自然会用他。叶群也向邱会作透露过这个意思,林彪并不想打倒或借别人的手打倒萧华。他起初让杨成武、吴法宪接替叶帅管事,有意没叫萧华参加,是怕他有小辫子难以开展工作,也怕江青伸手。后来林彪又把萧华“不明不白”地放在一边,先躲一躲再说,是他和叶剑英、聂荣臻商议过的,是对萧华的特殊保护法。

毛泽东再次保萧华,仍没有保住
等不到林彪指示,萧华万般无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很快批示:不要再搞了,萧华身体本来不好,让他休息几天。若真有问题“书面检查,以了此案”。 毛泽东再一次保了萧华。
1967年7月1日,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萧华检查的通知。“萧华同志的自我检查,已经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批准,现印发给‘五•一三’事件的双方阅读,此件不得外传、翻印,限一星期内收回。”7月9日,军委办公厅下发关于萧华检查的通知。“经过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审批的萧华同志的书面检查,在7月1日发出以后,收到不少单位的反映,都认为份数太少,限期太紧,范围太窄,难于进行传达。现奉命由军委办公厅召开有关方面会议。审定新的分发份数和传达办法,限期延长到8月底收回,并在各大单位保留35份,以便查阅。7月1日通知中其它限制一律取消。
7月中旬,总政治部机关几十个战斗队秘密串连,由芦前安等勤务员联名向总政治部党委写报告,要求成立“总政治部机关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刘志坚、梁必业大会筹备处”。7月下旬,萧华、徐立清承认并接见“批斗筹备处”代表,但明确规定要在总政治部党委领导下组织批斗大会,会后立即自行解散。
“批斗筹备处”得到总政治部各战斗队和大多数机关干部拥护。它与地方群众组织不一样,归军委办事组领导,各项工作计划和活动,都及时上报。萧华没有料到,这个“批斗筹备处”成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总指挥部,最终导致了他倒台。

肖力传达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随之而来揪“军内一小撮”,对萧华和总政治部机关造成更大冲击。
7月25日下午,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首都百万军民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欢迎从武汉返回北京的王力、谢富治。就在这次大会上,林彪对肖力说“砸烂总政阎王殿”。林彪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从不会主动寒暄,怎么会突然对肖力说“砸殿”呢?据知情人说,肖力以解放军报社负责人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林彪汇报军报的运动情况,并介绍她的战斗队成员。林彪问:“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肖力回答:“叫造反突击队。”又说“总政‘阎王殿’还没有砸烂”。借肖力的话头,林彪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
至于“阎王殿”这个词,那是毛泽东的“创造”。1966年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同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中,指责中宣部“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8月13日,后一句作为毛主席语录在《人民日报》发表。 1967年1月19日下午,陈伯达说“总政是阎王殿”,“军队已经资产阶级化了”。 所以,肖力给总政治部安上“阎王殿”的罪名并不奇怪。这不禁让人想起江青《纪要》的诞生,明明毛委托,却硬要冠以林“委托”。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毛泽东不点头,林彪说一千遍“砸烂”,也是不可能砸烂总政治部的。林彪没有让肖力公布“砸殿”,这时他仍然想保萧华,他叫萧华暂时住在西山不要出来,等过一段时间,“老三军”气消了,再出来工作。谁知道萧华自己在西山犯了错误,被海军造反派“红联总”直接向毛泽东递了一份材料。毛泽东说:“萧华是个扶不起的天子,我不保了。”这句话一传出来,萧华立刻就被打倒了。

干部部秘书范垂士哭控监狱生涯
8月10日晚,“批斗筹备处”主要负责人芦前安、徐勤全等率40多人到京西宾馆,面对面批斗萧华。其中不少熟悉公检法程序的保卫部干部,他们迫使萧华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在他们事先写好的释放范垂士的纸条以及“保证书”上签字。纸条的内容是:“总政治部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镇压了总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范垂士抓起来,押到北京军区看守所,隔离反省时间已达五个月。在总政治部无产阶级革命派(筹)的强烈指责追问下,我承认:我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抗拒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五•二’军委发电。我承认错误,立即释放范垂士。萧华(签字)”保证书内容:“我保证在今天上午10点按时到总政治部本部礼堂听取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筹),以及革命群众的意见,如不按时到会,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萧华(签字)”
萧华下令抓范垂士是这样的。2月15日保萧华会议后,安培里(总政治部干部部秘书)给总政治部党委写信,反映范垂士在干部部会议上批评萧华和总政治部党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萧华要张伯祥(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查一下范垂士的家庭背景。范垂士出身地主家庭,台湾有一个当国民党军官的大哥。3月4日,萧华让狄风(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把安培里叫到三座门说:“现在决定公布你的信,当时没有公布主要是考虑时机问题。昨天开了‘三·三’大会,你们都参加了嘛!中央负责同志讲得很清楚了,他们就是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嘛!”萧华要安培里将信改写成大字报,题目就叫《揭穿范垂士的真面目》。贴出后在机关引起强烈反映,马上有人写大字报响应,说“范垂士是反革命”。3月10日,萧华在京西宾馆召开党委会,决定对范垂士采取措施。3月11日,萧华下令逮捕范垂士。即便按当时的政治氛围,范垂士也够不上进监狱的资格,显然萧华有“胜利者”的报复情绪,反映出周恩来批评他“轻率”的缺点。萧华被打倒后,这一段被批为萧华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
芦前安等人拿着萧华批条,连夜到监狱接出范垂士,并在总政治部大楼外墙及地面糊满大标语和大字报。“总政治部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军内的黑分店!”“打倒萧华,解放总政治部!”“揪出总政治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毛主席说:萧华是扶不起的天子!”“林副主席指示:总政治部很需要革命,很需要改造!”……。
8月11日,“老三军”数十人高举红旗,喊着“萧华是总政治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口号,来到总政治部礼堂,参加总政治部机关第一次批斗萧华大会。上午10点,萧华、傅钟、刘志坚、徐立清、袁子钦、李曼村、谢镗忠、金如柏(军事法院院长)、张梓桢(联络部部长)、鲍奇辰(群工部部长)、杨斯德(联络部副部长)、刘汉、狄风、彭飞、高七被押上台。
批斗会持续近两小时,会场上“打倒萧华,解放总政治部”的口号此起彼伏。陪斗者有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有的态度强硬,不肯低头“认罪”,被扭成“喷气式”。有人跑到台上把萧华扭成“喷气式”。很多人质问:为什么“三·三”大会后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萧华大多推说不知道,或者沉默。与会者除总政治部机关干部外,还有不少部队文工团的男女造反者。有人揭发萧华“下面”出了问题,空军文工团一个女团员指着萧华的鼻子说:“萧华你说你是不是个大流氓?”萧华当然无法承认,而那位女造反者却穷追不舍,非逼萧华承认是大流氓不可。 范垂士在台上声泪俱下,说他参加文化大革命,本是革命行动,却被萧华以“反革命罪”逮捕关押了5个月,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他妻子也在一旁哭诉,会场掀起打倒萧华的高潮。

总政治部被群众组织专政14个月
“8·11”事件在总政治部文革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萧华被打倒,总政治部党委全面瘫痪,进入以“筹备组”为主的群众专政时期。
8月17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在接见总政治部“批斗筹备处”的芦前安等人,传达了中央碰头会的精神。吴法宪等人负责军内文化大革命,直属中央文革领导。全军文革封闭,总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走了弯路,要重新搞。当前主要搞“四大”,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萧华)中央一保再保,还救不过来,越滑越远。要依靠总政治部的造反派,关起门来搞。总政治部究竟谁是什么人,一定要搞清。对萧华要揭开来,将来揭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三军支持总政治部以芦前安为核心的造反派。当前总政治部界线还不清,要重新排队。萧华自己安排的检查不算数。搞萧华的问题,大行动都对,细节不要追。江青指示吴法宪等人:“看着他们点,不要搞偏了。”
至此,总政治部各二级部都停止了工作,正副部长和多数处长被打倒、批判、隔离、专政,总政治部党委全面瘫痪,由群众组织“批斗筹备处”领导,直到1968年10月被军管。总政治部被“群众专政”了整整14个月,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萧华秘书贴出126张大字报
1967年8月16日,正在北郊执行军管任务的李圭被“批斗筹备处”逄锋锐等三人叫回来,要他“澄清”一些问题。国防部大院再次贴满了“打倒萧华”的标语和大字报。李圭考虑毛主席、周总理多次保过萧华,这次萧华被批斗,他们是什么态度?还保不保萧华?这直接关系到如何揭发,揭发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金涛(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对李圭说:“我正想找你商量揭发萧华的问题,或小范围集体谈,或个别来谈。”“现在看来,萧华的问题很严重,你们要大胆揭发,不要有顾虑,不管中央如何处理,该揭发什么就揭发什么。”李圭判断,金涛也不清楚毛泽东是否继续保萧华,揭发还是要揭发,但要实事求是,每件事都要有根据。
9月1日,李圭回到萧办。此时,萧办的五个秘书分两拨,江波、徐凯和“临时工”郝铖昆在京西宾馆陪软禁的萧华;崔逢贵、牛锡佳在萧办值班,收转电报、文件、群众来信等。文件少了许多,但还有一些,也还能收到部分中央、军委的电报。
9月上旬,金涛主持李圭揭发会,这样的小会开了两次,各老帅支部负责人共八九人参加。李圭主要讲了“三·三”大会后的情况。许多人质问李圭:“为什么还不表态?对萧华抱有什么幻想?”金涛让李圭以萧办名义写大字报,注意内外有别。从“八·一一”大会后,毛泽东、林彪始终没有再保萧华,可是李圭实在找不出有力证据证明萧华“疯狂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和江波等人商量,决定先写一批大字报,总题目是《彻底揭发总政治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萧华的严重罪行》,分几部分陆续公布。第一部分是“萧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根据多为人知的重大问题,分工写出“关于‘五·一三’事件”、“关于支左问题”等90张大字报,一直忙到零点。次日上午,五个秘书贴了3个多小时,才贴在国防部大院马路东侧靠北海的墙上。立即有许多人围着观看,也有人抄。两天后,总政治部宣传部“红色造反派”在大字报旁贴出“火线评论”,题目是“流水账还是罪行录”,“姗姗来迟……不像知情人揭发的样子”,“知情人的通病都是搞流水账”等。萧办的秘书们接着写了第二批大字报,揭发萧华关于党内、军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关于干部问题等,共计36张,仍贴在国防部大院东墙上,也仍有不少人边看边抄,但“火线评论”却沉默了。

萧华被江青扣上“叛徒”的帽子
1967年8月初,吴法宪突然问邱会作:“你与萧华的关系怎样?对于总政治部的问题是什么态度?”邱会作说:“我与萧华个人关系还可以,但对总政治部全军文革造反派那伙人恨透了!”吴法宪说:“今天晚上你去钓鱼台16楼(中央文革办公地)开个会,昨晚已开过一次,你今天也增补进去。”这个会又开了三天,由周恩来主持,宣布继续谈总政治部和萧华的问题。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到场,军队去的人还有王辉球、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会上大家谈了总政治部三方面的问题:1、文化大革命前整了一批高级干部,总部各军兵各军区都有,他们整到哪里,哪的领导班子就不团结。2、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大家列举了许多实例,说到残酷武斗邱会作时全军文革有人竟在现场观看,激起会上不少人的气愤。3、军队并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全军文革依次仿效地方打倒刘少奇的方法,搞神秘化活动,扶植一派人揪人武斗,军队领导干部个个感到恐惧。这样的总政治部已脱离了全军,脱离了高级干部。而中央文革几个人对萧华的批判就厉害多了,甚至人身攻击,涉及他生活的事也抖露出来,好像马上就要打倒似的。周恩来对萧华一向很器重,很注意听他的意见。听了大家发言后周恩来说:“萧华从小参加革命,现在竟成了这个样子,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哇!萧华的问题由汪东兴、叶群向主席、林副主席简要报告以后再处理。”会议结束前江青从楼上下来,突然问了一句:“萧华变节的问题怎么样了?”叶群说:“林总说要保,已与毛主席说好了,维持山东分局的原案不变。”
抗战中期冀鲁边地区局势复杂,经常出现变化和反复。萧华曾被伪军俘虏,党中央批准山东分局通过地下党把他要回来,并备了案。但萧华向敌伪方写了些文字却没人知道,文化大革命一乱,敌伪方面的原始材料被造反派找到,转而落到江青手中,成为她要挟萧华的把柄。林彪去找毛主席说:“萧华的问题,仍维持山东分局原案暂不过问为好。”毛泽东同意并委托林彪与萧华谈一谈,并与林彪商定维持原结论不变。萧华告诉林彪,江青与他谈过,并给他看过原始材料。此事引起林彪对江青的相当不满,认为江青抢在前头插手此事,是在干涉军队事务。而江青本想利用萧华插手军队,达不到目的时,便把萧华这些材料拿来无限上纲。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的会上说:萧华是有问题的,他在山东的问题现在是红卫兵搞出来的,原来中央知道的不是那回事,叛徒是肯定的。杨成武也有问题,不过他没有历史问题。
8月14日,国防科研系统千余人要求批斗萧华,周恩来批示:“批斗可以,批斗后还让他回去,不能揪走。” 从9 月开始,萧华除在总政机关被批斗外,也被押到驻京军队各大单位批斗,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李曼村、谢镗忠等人陪斗。萧华批斗会的规模有大有小,大到上万人,小到数百人,小批斗会多一些。内容大体分四部分:一、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二、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三、镇压革命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与“黑线”人物的关系。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也被批判过。造反派对萧华的回答不满意,“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
“批斗筹备处”为要李圭“接受教育”,进一步揭发,让他参加总后大院的萧华批斗会。广场上黑压压站了几千人,两个彪形大汉按低萧华的头,反剪他的双臂,推到台中间,两边是陪斗者。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喊:“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打倒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萧华!”。发言者也边喊口号边揭发,讲到愤怒处,押解的大汉就把萧华的头压得更低,搞一阵“喷气式”。萧华多半沉默,有时回答一两句。人声嘈杂,李圭站在人群后面听不清楚。斗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萧华等人押下台。
9月中旬,“批斗筹备处”在京西宾馆召开二三百人的中型会议,李圭、江波、徐凯被指定参加,逐个澄清问题。9月下旬,“批斗筹备处”在京西宾馆组织了一次批判《长征组歌》,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萧华穿着被撕掉领章的军衣,站在台上,起先他还解释、答辩几句,很快他就明白了,越辩解,批斗越凶,甚至人身侮辱,搞几下“喷气式”,后来他就完全沉默了。

萧华没有收到1967年国庆节请帖
9月30日,李圭到京西宾馆8层办公室,并让王新兰准备好观礼军服,通知司机许世庆检查汽车,随时待命。这时李圭还抱有幻想,如果萧华能参加国庆节,他就不会被打倒,萧办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可是一直等到9月30日晚上,仍未收到国庆观礼的请帖。李圭仍不死心,10月1日清晨或许能收到?“五·一三”事件前,萧华的名字、照片还能见报,且排在江青、杨成武之前。“五·一三”事件后,萧华名字排在江青之后,且大幅度减少。8月1日萧华出席国防部举办的建军节40周年招待会,名字见了报。8月7日,周恩来、中央文革接见北京卫戍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萧华参加接见并合影,这是他被关押前最后一次露面。第二天见报的合影中有萧华,站在左边第三个,手举毛主席语录,但报道中却没有他的名字。现在就看国庆节萧华能不能出席了,只要出席就说明还有希望。
10月1日5点李圭就起床了,焦急地等待电话和请帖。萧华一言不发吃完早饭,换上军礼服,一会儿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会儿又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9点钟广播“首都50万军民欢庆光辉节日,毛主席、林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萧华沮丧、绝望地仰倒在床上,王新兰坐在床边掩面啜泣。

肖力宣布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
1967年10月20日,肖力召集总政治部机关各战斗队的头头开会,传达3个月前林彪“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指示。 林彪对肖力说“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本身就很奇怪,肖力到总政治部传达“砸殿”就更加奇怪。肖力是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解放军报社是总政治部直属单位,肖力的“光环”再大,她也只能“照耀”解放军报社,有什么资格到上级单位来发号施令?更加荒唐的事情还在继续。
10月25日,“批斗筹备处”在总政治部礼堂召开大会,机关战斗队的头头们簇拥着肖力入场,由她向总政治部机关干部传达林彪的“砸殿”指示。匪夷所思的一幕再次出现了,1966年江青《纪要》不也是打着林彪旗号吗?只不过现在“老婆”换成了“女儿”。肖力走上主席台,与会者像见到“红太阳”一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大会甚至拥戴肖力为总政治部造反派的头头,被她“理智”地拒绝了。
这之后,“阎王殿”不仅是中宣部的代名词,也成了总政治部的代名词。“批斗筹备处”立即把萧华定为“大阎王”,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袁子钦、刘西元、傅钟被依次编为二至七阎王。二级部正副部长是“判官”,处长是“牛头马面”,干事是“小鬼”,秘书部门是“阎王殿”的黑心脏,保卫部“保卫蒋介石”“专无产阶级政”,联络部“联络敌人”,干部部“推行腐败的干部政策”,“配黑班子”,文化部“文艺黑线专了政”,宣传部“造反革命舆论”,解放军报社是“阎王殿的缩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烂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等,总之“阎王殿”里没好人。
1967年12月,总政治部“关门闹革命”四个月后,“批斗筹备处”炮制出一份长达217页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罪行录》,分为八个方面,共计505条,绝大多数是无中生有,或颠倒黑白。12月20日,“批斗筹备处”向毛泽东等上报《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其中说:总政治部长期由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萧华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经过他们苦心经营,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一个刘、邓设在我军的黑分店,一个大阎王殿。“萧华盘踞总政治部长达17年之久,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的6个副主任,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袁子钦、刘西元、傅钟,是清一色的三反分子。在51名正副部长中,初步查明,有叛徒和叛徒嫌疑的9名,假党员和入党无证明的4名,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4名。还有蒋匪军政训处主任,军统外围组织学行社分子,伪乡保长,训练班中队副,严重特嫌分子以及写诗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阎王殿里,只有萧阎王的绝对权威,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报告》提出对萧华的五条处理意见,一、请中央对萧华做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二、把萧华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反省;三、驻京大单位召开批斗大会,坚决把萧华批深批透,斗倒斗臭;四、将萧华的罪行向全军公布,发动全军各级领导机关深入揭发他的罪行,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教育,并请中央考虑适当时机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彻底肃清他的流毒;五、重建总政治部党委,彻底改组总政治部。

萧华排在叛徒集团中第11位
萧华被秘密隔离到前门外松树胡同一座小院,由北京卫戍区一个班看守。5平方米的北屋,窗户被铁板封死。屋里日夜亮着100瓦的大灯泡,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监视,睡觉必须脸朝外,不许随意翻身,大小便有卫兵跟随,上下午各放风15分钟,每个月包括日用品在内只有8元,而当时战士的生活标准是15元。早饭半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粥;中晚饭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萧华全身浮肿,鼻孔经常出血。他拒不认罪,经常被殴打,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1968年2月5日,中央文件点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萧华等11人,说他们“结成了叛徒集团”。 因为萧华排在第11位,有大字报丑化他为“萧十一”。
此时,总政治部已被停发中央文件,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特意把这份中央文件送到“批斗筹备处”,并传达林彪不久前指示总政治部“点名,揭盖子,打破僵持局面”。“批斗筹备处”立即掀起“打倒叛徒萧华”的高潮,除张贴大字报造声势外,还加紧对知情人审讯,以取得口供。
萧华升级为叛徒,在总政治部“批斗筹备处”立案的几十个部处长也随之升级,其中一些人升级到中央二办,另一些人晚上本可以回家,现在也整天关在“牛棚”里。2月13日上午,“批斗筹备处”负责人徐勤全把傅钟和几十个专政对象召集到会议室训话,“不要以为我们是‘群众专政’,没什么了不起,不对!我们是大有来头的。从现在起,要对你们分别包围,各个歼灭!”
李圭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后,沈辰(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干事)向他宣读萧华是叛徒的中央文件,要他不要抱幻想,彻底揭发。“你跟萧华12年,要痛下决心。”李圭反复考虑,萧华怎么成叛徒了呢?有什么真凭实据?过了几天,沈辰特意“提醒”,1938年萧华在冀鲁边地区。李圭想起萧华多次说过,他任冀鲁边地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时,为做统一战线工作,会见沈鸿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他带一个骑兵班进了惠民城,沈鸿烈派的迎接的人还在城门等候。1964年春,萧华在杭州疗养时,与周贯五(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谈起这个故事,大家哈哈大笑。
孙佑武(中央二办萧华专案组长)是老八路出身,原在军事检察院工作。他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萧华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张瑶(萧华专案组成员)找到当年萧华警卫员王定烈(空军副司令员)。据王定烈日记,那一天萧华正在机关上政治课,不存在叛变的问题。于是萧华专案组向中央二办写报告,否定扣在萧华头上“已定性”的叛徒帽子,并及时增加萧华关押期间的伙食费和子女生活费。但中央文革不置可否。以后周恩来查问,得知“萧华当年警卫员称,好像没有那回事。”周恩来气得拍了桌子,质问“为什么不报告”?

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治部
罗瑞卿、贺龙等人被打倒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由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之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靠边站,萧华被炮轰,杨成武随毛泽东南巡,“三人小组”名存实亡。1967年8月17日,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指示,成立以吴法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内称军委看守小组,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为组员。办公地点设在京西宾馆。 9月23日,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令杨成武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增加李作鹏为组员。
杨成武不想与萧华那个总政治部有什么牵挂,对总政治部的机构和人员一个不要,使总政治部“熄了火”。11月21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以刘锦平(民航总局政治委员)、王宝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组成的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和军报组。 邱会作认为,杨成武敢于对萧华那样做,前面说过有他个人的因素,他看不起萧华。当然没有毛泽东点头,没有中央碰头会召集人周恩来同意,也是不可能的。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后,沿用了杨成武的办法。
12月8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委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和军报组。林彪批评说:“过去的总政治部,文艺部门和报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都垮了,垮得好。原因是方向不对头,立场不稳,不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能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中掉了大队,掉得很远。”周恩来说:“不要恢复总政治部那一套什么都管。”林彪说:“我看是对的。一是管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管干部。”林彪宣布:今后文艺组多找江青,军报组多找陈伯达、姚文元,政工组多找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对军委命令说明后,强调各组的任务和作用,江青、姚文元也讲了话,周恩来表示赞同。
1968年1月3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上报《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并提出今后要抓好的几项工作。重要的一项是:“指导总政治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帮助总政治部机关革命派搞好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坚决斗倒斗臭总政机关党内一小撮走资派。”1月19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团以上单位批转了这个报告。 这实际上是向全军宣布政工组取代了总政治部。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3月24日,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宣布。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接见总政“批斗筹备处”的芦前安等人,传达林彪关于“要反右”的指示,“不许老保翻天”,“要反对形左实右”,“不能利用杨成武问题来反三军造反派”、吴法宪等人强调:“总政治部是萧华经营多年的黑基地,基础很深,必须大乱特乱,才能真正揭开盖子。”“‘批斗筹备处’成立后,总政治部干部一下子都进来了,对立面也进来了。因此,盖子揭不开来,必须把混进来的保萧(华)势力搞垮。”
3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新任军委办事组长的黄永胜。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在手里,“军委办事组要定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际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问:“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

总政治部“批斗筹备处”四分五裂
1968年4月7日,“批斗筹备处”勤务员奚博铨(联络部干部)写大字报,联系总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点了所谓“保派”的一些人。4月14日,芦前安回应,批评奚博铨“形左实右”。同日“批斗筹备处”召开各二级部战斗队勤务员会议,保卫部有人喊出“打倒奚博铨”的口号,引起会场混乱。以干部部为首的众多战斗队指责这是不负责任分裂“批斗筹备处”的行为,甚至有战斗队代表在会上痛哭流涕呼吁团结,不要分裂,得到相当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批斗筹备处”还是分裂成三派:以保卫部战斗队为主,有六个战斗队参加的“六家”;以干部部、宣传部为主,有八个战斗队参加的“八家”,以青年部为主,有五个战斗队参加的“五家”。
“五家”的形成是这样的:青年部多数人参加的“霹雳”战斗队认为辛国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一派打一派,整了群众,应该打倒。而只有5人的“红色轻骑兵”战斗队则认为,辛国治少年从军,立过战功,培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典型,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三反”问题,不应该打倒。秘书处、群工部、管理局、宣传部的四个战斗队观点相同的人加入进来,形成“五家”。
“批斗筹备处”分裂后,各战斗队拿起大字报的“武器”打起“内战”,你揭我,我批你,指责对方有“黑手”,有“坏人”。“八家”人多势众,自封“左派”,指责“六家”是中间派,“五家”是“铁杆老保”,上保萧华,下保辛国治,要捂“总政治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五家”面对“摧保战役”毫不惧怕,贴出长篇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支持“八家”的黄涛(“批斗筹备处”顾问),指责他“猖狂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为刘邓黑司令部效力”,“破坏总政治部文化大革命”,“为‘五·一三’流血事件翻案”等。青年部“红色轻骑兵”点名宣传部黄涛、杜嘉和联络部奚博铨都是“批斗筹备处”的“坏人”,提出“打倒黄杜奚”。宣传部战斗队把黄涛拉到国防部大院游斗,并对他实行“群众专政”。
7月4日,联络部“起风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把钻进“批斗筹备处”的小蛆虫奚博铨揪出来示众》。同时,“在险峰”战斗队贴出“郑重声明”,反对“起风暴”战斗队的大字报。 “批斗筹备处”三大派各成体系,“闹革命”,“打派仗”,谁也不服谁,难以再组织统一行动。这样,继总政名存实亡后,以战斗队联合起来的“批斗筹备处”也名存实亡了。
1968年9月,军委办事组提出过渡办法,成立总政治部领导小组,并拟出27人的名单,由刘西元(1967年6月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10月下台)牵头,包括被“批斗筹备处”解放的林谦(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辛国治、萧麦平(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朱光等。刘西元首先不同意:“我们这些人压不住台,收拾不了总政治部这个烂摊子。”这个过渡办法夭折了,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的指示,干脆拿出文化大革命的“杀手锏”——“军管”总政治部。

军管小组“军管”了总政治部
1968年10月,军委办事组上报林彪,并经毛泽东批准,向总政治部派出“军管小组”。组长王宏坤,副组长刘江亭(21军副军长),组员刘维成、赵天元、潘德田。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交代军管总政治部的五大任务:清队、整党、大批判、人员分工、档案材料处理。并指示要以林彪的“砸殿”指示为纲领,“狠揭总政治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总政治部坏人很多,整了很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你们要严加管理,防止毒素扩散。”
10月25日上午,王宏坤手捧军委办事组颁发的军管小组任命状走在前面,刘江亭等人跟随。总政治部机关一些干部在办公大楼前列队迎接,场面不冷不热。王宏坤讲话:“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是林副主席的决定。搞军管是个过渡,通过军管,把总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搞好斗批改,健全组织机构。打铁先要本身硬,只有把总政治部改造好,才能领导全军的政治工作。”接着他宣布军管的具体措施,所有干部都住在办公室,不准回家,认真学习有关文件,揭批萧华和“二月逆流”。
11月上旬至12月,刘江亭几次向黄永胜等人汇报。主要内容是:一、总政治部人员组成情况,二、总政治部的案件,三、总政治部群众思想反映。黄永胜说:军管小组原则上由王宏坤挂帅,刘江亭主持具体工作。总政治部是“一筐烂梨”,要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头脑不能太简单。要依靠“批斗筹备处”的芦前安、魏建群,“辛国治、萧麦萍、林谦、朱光等人是好干部”,强调“依靠这些人,重用这些人,找他们了解情况”。军管小组按照军委办事组指示,先找“批斗筹备处”的几个头头了解情况,然后布置各二级部进行斗私批修,消除派性,促进大联合。同时责令各二级部写大字报或开中小型会议,进行揭发批判,重点是萧华同“二月逆流”的关系,关于“五·一三”流血事件问题,各二级部领导与萧华的关系等。
中央文革认为总政治部军管小组“右倾”,王宏坤任军管小组组长不合适。军委办事组议论了几次,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军委办事组又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依然束手无策。散会后,吴法宪对叶群派来参加会议的秘书说:“这个事我们真为难哪!总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边站了,副部长以上干部80%以上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还说是右倾!解放军报社也是这样,站住的人没有几个了,还是右倾吗?我们确实不好说,得林副主席说句话,不然我们确实顶不住!”此事经叶群斡旋,才算敷衍过去。
12月中旬,军管小组提出人员太少,忙不过来。黄永胜决定从兰州军区调60名干部,从21军调“兰州军区好八连”。说是“掺沙子”,实际上是负责监管。12月25日,黄永胜在听取军管小组汇报时说:“你们要交代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深挖一下,对干部要排排队,”“总政治部是水浅王八多,”“情况复杂,是阎王殿,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是阶级斗争的地方。”
196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住处听取军委办事组汇报时说:“对总政治部就是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他们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1月29日,林彪对总政治部军管小组说:“对,就是要按主席指示办。你们要向总政治部传达主席这几句话。总政治部有些人过去都是从部队拔来的尖子,不能看成一锅黑。头头与群众要区别,头头不好,群众多数是好的,当然有个别的叛徒、特务。清华的五条 要给他们看看。”

“砸烂总政阎王殿”的最后三件事
军管小组最后阶段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打倒“阎王”。总政治部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长被定罪;76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其中“群众专政”了164人。袁子钦、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元旦后,李德生接到军管小组负责人送来的几大本总政治部“阎王殿”的罪行材料。他在小范围内组织几个人阅读研究,觉得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没有事实根据,按这套材料开路,今后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就很难把握了。李德生没有退还罪行材料,也没有组织批判,而是压了下来。
第二件事销毁“死材料”。军管小组查封了总政治部的所有文件、资料、档案,收缴了各二级部文件柜、办公桌钥匙,个人手中的工作记录本,指定可靠人员看管和清理。1969年12月初,军管小组清理出将近3000份“有毒”材料,并写了报告,要求“凡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烧毁”。批件送到新任命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田维新手里,他们认为,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什么是黑材料?档案材料不能随便处理。李德生批示:“……应按以往规定办理。”报告送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批示:“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自行处理。” 军管小组把与空军、海军、总后有关的材料分送黄吴李邱,其余材料由鲍奇辰、徐元亮、邱水裳等人负责销毁。鲍奇辰等人不干,1970年1月中旬,刘江亭只好自己去北郊销毁。
第三件事分散“活材料”,一波三折。1969年2月,总政治部机关除被专政人员外,处以下干部还有近千人。为避免他们与军内外造反派勾结,专心“关门闹革命”,军委办事组考虑把他们“连锅端”到山西高显总政治部五七劳动学校。但这样做,人数庞大,留下的家属子女不好管理,上下联系,请示汇报、查阅资料,也都有诸多不便,遂决定在北京西北郊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办总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采取班排连的军事编组。 刚开始不仅专政对象,就是一般机关干部也不许回家,不准串连,并切断了电话。

绝大多数总政机关干部分配外地
1969年7月,李德生被调到军委办事组,分管政治工作,10月他着手恢复总政治部。11月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总政治部原编13个部、院,除干部部不动,秘书处、政治工作研究处、管理局、直属政治部合并,称总政治部办公室,组织部、青年部合并,宣传部、文化部合并,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合并,群众工作部、联络部合并,共设一室五部。
12月经林彪推荐,毛泽东点头,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命令于1970年4月30日公布。李德生认为总政治部停止工作两年多,现在是“恢复办公”,不是重建,如果分为“新总政”、“旧总政”是割裂历史。12月29日《解放军报》刊登总政治部1970年新年、春节拥政爱民通知,实际上宣告被砸烂的总政治部“恢复办公”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后,总人数不能超过200人,当前主要做好“承办、批转”工作。李德生考虑,大体上按原总政治部干部、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机关、军师机关和团营各五分之一。 按照这个选调原则,原总政治部干部最多只能留下50人,可是,有近千名总政治部干部在红山口“学习”,如何处理?军管小组提出“扫地出门”,把总政治部干部及家属“一锅端”到晋南农村“安家落户”。但到干部家属单位协调时,普遍遭到抵制。家属又不归军队管,凭什么连家属一块“流放”?时间一久,有人向上反映他们无人过问的处境。林彪对李德生说:“要把老总政中绝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总政治部的干部还是要分配工作的”的批示,李德生说:“总政治部待处理的干部有近千人,经过学习改造后,大部分到部队去。”林彪点头同意。
为此,军管小组制定“分散、副职、长期考察”的分配原则,19级以下的干部转业或复员,团以上干部下放部队。同时还有几条不成文的内控条款:不能当主官(不许掌实权),不能到要害部门(担心涉密泄密),不能到海边防一线(防止外逃投敌)等。军管小组审查每一位总政治部干部的档案,写出鉴定,提出分配方案。
1970年元旦后,95%以上的总政治部机关干部被分散到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军事单位。有人编顺口溜:“总政干部都姓副,军分区、武装部,医院后勤看仓库,生产兵团去落户。”还有人说:“以后走到全国各地,都不用带粮票,到处都是‘阎王殿’的人。”胡奇被分配到四川省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而他任正师职已经6年。总政文工团作曲家、著译家秦西炫分配到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干事,比他的顶头上司高三个级别。八一体工大队足球教练分配到阿坝军分区,他无奈地说“在大山沟里怎么踢足球啊”?分配下去的总政干部普遍感到使用不当,且审查仍然没完没了,政治上受歧视,精神上受压抑。
1970年2月,“活材料”处理完毕,总政治部“阎王殿”终于被彻底砸烂了,军管总政治部15个月的军管小组“寿终正寝”。4月17日,李德生接见军管小组和总政治部“专案组”,接管“专案组”148名“犯人”,其中15人是“二办”下放的,属于敌我矛盾的52人,内部矛盾50人,未查清的46人。为加快专案组工作进度,李德生抽调人员加强专案组的力量,并将分散在黄寺大院的审查对象搬到广安门内白广路1号,继续关押。

王新兰上书,萧华终于被“解放”
萧华被软禁在京西宾馆时,他的妻子王新兰也被抓走,关在总政黄寺大院。江青对造反派说:“你们总政治部主任那个老婆,傲得很,年纪小小的,资格老老的,级别高高的,得好好触及她的灵魂。”“她算什么长征干部,是让人背过来的。”王新兰被关押3年,受尽折磨,未作任何结论,莫名其妙放了,她的五个子女都去了外地。儿子萧云是老二,在清华大学读书,战备疏散到四川绵阳清华分校,毕业后分配到张家口某机械厂。三女儿萧霜、四女儿萧露到山西原平县小河沟村插队,大女儿萧雨196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因父母问题分配未果,她为照顾两个妹妹,也去了山西。小女儿萧霞14岁,到黑龙江扶余县插队。
萧华与外界隔离,除专案组提审,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当时社会上传闻很多,有说萧华自杀了,有说他病死了,甚至有人说他被打死了。王新兰不知道萧华是否还活着,她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对于萧华,我想您是了解的,我不清楚眼下发生的这一切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他被打成三反分子,毛主席,说萧华反对您,您相信吗?他是您看着从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一名共和国将军的,您应该了解他。伟大领袖毛主席,此时能救他的,只有您了。眼下萧华生死不明,流言甚多。作为他的妻子,我度日如年,无奈之中,只有给您写信,请主席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萧华的案子。” 王新兰把信交给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送到毛泽东那里。据说毛泽东在信中批示:“王新兰说萧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此事再无下文。
1971年开春,总政治部一位老水暖工告诉王新兰,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过萧华。萧华还活着,王新兰高兴极了。
1973年,王新兰给周恩来写信:“在我死之前,我只有一个愿望,见萧华一面,问一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萧云把信交给周家鼎(周恩来秘书),周恩来很快批示让王新兰见萧华。专案组约法三章:1、不准说社会上的事,2、不准哭,3、不准谈政治问题。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允许王新兰探视一次。
1974年国庆节前,毛泽东审定王洪文报送的国庆招待会和国庆节联欢活动并拟见报的名单(草案)。王洪文报告说:政治局9月26日讨论了国庆节的见报名单,……规模约4200人,在这个名单中有近几年来没有出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同志42名(当然可能还有机动)。现呈上全部见报名单,为了节省主席时间可以只看42人名单,如有遗漏或不妥之处请主席指示、批评。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了全部名单,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萧华、侯宝林(著名相声演员)等,提出把他们加到名单中去。稍后毛泽东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
被关押近7年的萧华终于获得“解放”,但他并不急于出去,质问专案组:“当初你们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我要一个文字结论。”专案组无法答复,只好开车把王新兰接来。王新兰看到穿着破军装、面容憔悴的萧华,忍不住流泪说:“主席让我们回去就回去,是是非非怎么能说得清?孩子们在家里等你呢。”萧华怔了好一阵子,终于叹了一口气,同意结束“牛棚”生活。萧华被接到京西宾馆,理发、洗澡,并定制了新军装。 9月30日,萧华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0月1日国庆节,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之后,萧华、刘志坚、梁必业等分配了工作,最早被打倒的史进前则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参加了全军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1975年7月,萧华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1977年4月,萧华被任命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书记。
1979年3月2日,总政党委请示:一、为总政治部“阎王殿”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为在这些冤假错案中所有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予以昭雪。二、召开总政治部平反大会,在《解放军报》上公布《关于为总政治部“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三、档案中凡记载有总政治部“阎王殿”和其他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的材料,一律清理销毁。四、认真处理好落实干部政策中的遗留问题,……3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9]27号同意。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为总政治部“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
1980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萧华同志平反的通知》。
1983年6月,萧华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工作。1985年8月12日,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作者后记
萧华被毛泽东、周恩来保过多次,为什么还是被关押近7年?有人说,萧华得罪了林彪和黄吴李邱。可是“九一三”事件后,萧华并没有被释放。实际上萧华倒台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彭罗陆杨、刘邓陶等人以及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相继倒台,萧华只是其中之一。本文资料来源李圭《“砸烂总政阎王殿”亲历记》(自印本2002年2月),瞿定国《旃坛往事——从砸烂“阎王殿”到大打“闷棍”》(中国文化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7月版)、《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1月版)、《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等,在此一并致谢。

2022年7月5日完稿
2022年10月17日修订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2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1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