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

舒　云


　　周恩来宣布紧急休会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与往常一样，周恩来带上厚厚的文件包，去了人民大会堂。会议２０时开始，地点在福建厅，参加会议的是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的部长，内容是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那时，四届人大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党中央正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文件，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外，还要修改宪法。２２时４０分，秘书突然进来请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接电话。周恩来压低声音问，一定要我去？秘书点点头。本来福建厅有电话，但电话没有加密，周恩来明白事情紧急，站起身，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手势，走出门，讨论停了下来。
　　电话是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打来的，说张宏（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电话，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来部队报告，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２０时已调来了专机。周恩来紧皱眉头，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周恩来深知林家矛盾重重，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情况可靠吗？张耀祠说可靠。周恩来让张耀祠告诉张宏，派人密切注意动向，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又问张耀祠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问毛泽东在什么地方，因为张耀祠是专门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张耀祠说他在中南海游泳池。
　　接完张耀祠的电话，周恩来首先与吴法宪、李作鹏通了电话，证实山海关确实有一架专机后，他决定约上汪东兴，一起去毛泽东那里。因为林豆豆报告说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所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完情况后，建议毛泽东立即转移到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这是毛泽东召开会议、会见外宾和休息的老地方）。
　　据张耀祠回忆，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还没有起飞时，毛泽东就到了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
　　周恩来回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宣布今天的会议结束，政治局的同志留下，其他人员请回（实际上是把总参谋长黄永胜控制在身边）。周恩来先通知政治局委员呆在福建厅，稍后又改在新疆厅，说请同志们到新疆厅等一等，有件事我要先处理一下，谁也不要离开。周恩来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许进入，所有随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中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半夜，李作鹏和邱会作被通知来参加紧急会议。天亮了，吴法宪也从西郊机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当远在北戴河的叶群得知周恩来命令“扣押”三叉戟飞机后，打电话找黄永胜，想看看北京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了，却哪里也找不到。找不到黄永胜，叶群慌了，也许抓林彪的命令已经下了，再不跑，就不好跑了。所以叶群大喊，有人要来抓首长，我们赶快走。
　　对林彪等人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周恩来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一时也并不太了解。１９７２年８月１日、２日，周恩来在接见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时说，当时也没有想到林彪真的要跑，也可能他上去转一转，又下来，所以不好开枪打他。甚至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带着现场照片到北京汇报后，周恩来似乎还是不那么确信。１０月１日下午，周恩来在陪西哈努克亲王游园后到西郊机场时，时念堂（专机师师长）领他们到停机坪看另一架三叉戟飞机２５２号。周恩来拿出现场照片，问是不是专机师跑的那架，时念堂肯定地说没错。
　　从９月１２日１９时到１３日早上，周恩来没有吃一点东西，也没有问时间，就连天亮了关灯、拉窗帘都没有注意到，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李德生坐镇空军指挥所
　　
　　周恩来查问三叉戟飞机后，吴法宪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到西郊机场看一下，周恩来同意了。
　　空军指挥所是白云（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值班，他看问题重大，打电话把梁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从天安门游行排练现场叫了回来。这时，王辉球（空军政委）、邝任农（空军副司令员）、薛少卿（空军副司令员）等相继到了指挥所。大家都表情严肃，也有些不知所措。
　　１３日零时刚过，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逃跑，要他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２４小时不要离开。同时，周恩来派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去“陪”已经到西郊机场去的吴法宪。
　　零时４０分，在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８分钟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军指挥所，代替总理全权指挥。其时，李德生已经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了。
　　空军指挥所担任值班的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和白云一边向上报告，一边派人到门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带着警卫、参谋坐车来了。
　　据白云回忆，９月１２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后来，李德生来到指挥所。怎么总政李主任来了？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来说明起飞的飞机一定有重大问题。我与李德生曾有过几次接触，但不好直接问。我叫参谋长梁璞来，一起分析一下情况，要不要打下来？当时也不知道飞机上都有谁？也没办法查。我们全蒙在鼓里，只有李德生心里有数，但他不说，请示总理也不让拦截。过了一个多小时，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被记功。李德生问，有没有可能失火掉下来？我说不可能，可能撞山。李德生说，给大使馆打电话，到现场看看。
　　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与被三叉戟飞机丢下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通过电话。陈联柄和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也不知道飞机上都有谁。康庭梓(第二副驾驶)在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反复问姜作寿（八三四一部队的大队长），飞机上都有谁？姜作寿不说。山海关机场的警卫和叶群的司机小穆都看见林彪上了飞机，但警卫不知道是林彪，说是一个“秃老头”，一个“胖女人”。现在看，只有八三四一部队在北戴河的领导张宏和姜作寿以及林豆豆、张清霖和林办的工作人员知道林彪上了飞机。北京这边，也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及张耀祠、汪东兴等极少数人知道。９月１４日，空军领导才从李德生嘴里得知林彪在飞机上。
　　李德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来和汪东兴的“红机子”。白云指着总空情标图板，向李德生报告三叉戟飞机的飞行动态和飞行特点。李德生将雷达跟踪的飞机方位、角度等情况用电话报告给周恩来。空军指挥所的标图板是布满整幅墙壁的大荧光屏。航迹是亮点，一闪一闪向前走，飞机的高度 、方向一清二楚。刚开始，航向很乱，过了遵化才标出来，先向西，后来朝北，当时判断飞机可能要出境。此时，空军指挥所、北京军区指挥所、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以及西郊机场调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飞机飞出去是一条直线。刘建林（北京军区作战部值班参谋）说，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一条特别直的航线，直奔蒙古。搞不清敌机我机，请空军重新再标一下，还是一条直线，一点弯都没有。朱秉秀（空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说，当时根本判断不出来，只知道从山海关往北飞，一根直线，航向推测向国外，直向乌兰巴托。到传达禁空令时，只是感觉问题大了，直到９月２８日李德生传达，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傅英豪（空军雷达兵部部长)说，飞机过遵化时，５６部雷达全部打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尚登峨忽然想起周宇驰要过航图
　　
　　据尚登峨(空军航行局局长)回忆，我被叫到指挥所时三叉戟飞机已经起飞了。９月１２日下午，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向我交代，林彪专机要到山海关，林彪要动一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要派一些飞机，你要掌握一下。２３时多，我处理完西郊机场申请去广州的航线，刚回到家，值班的领航参谋傅本理打电话问，司令员来电话，问山海关的飞机是什么飞机？谁飞的？我打电话请示胡萍，胡萍说你别管了。既然不让我管，我就睡觉了。突然，电话铃响，山海关的飞机强行起飞。就潘景寅（专机师副政委）一个人。再重复一遍！这时三叉戟飞机起飞还不到５分钟，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起床。平时到指挥所要１０分钟，这次我五六分钟就跑到了，马上给山海关方面打电话。副驾驶陈联柄沮丧地说，潘景寅一个人把飞机飞走了。什么？一个人？我们机组有五个人没上去。你慢点说，飞机上还有什么人？除了潘景寅，还有三个机械师。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２０多年，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飞，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机组都有谁？现在你身边还有谁？陈联柄说，潘景寅把机械师叫起来加油，等调度室老李叫我们起床时，飞机已经滑出，没来得及加油，也没有到调度室办手续，就起飞了。
　　这时，参谋长梁璞上来了，我让陈联柄直接向他报告。梁璞叫我下去向李德生报告。李德生仔细询问了潘景寅的情况，什么时候入伍？什么时候入党？“文革”以来的表现怎样？……有些我能回答，有些我也答不了，我就问西郊机场。我一边回答李德生的问题，一边死死地盯着标图。虽然还搞不清楚往哪里飞，但越看越不对劲，脑子里热乎乎的，像烧开了一锅水。问号很多，当然不敢说，我嘀咕最大的是潘景寅怎么一个人就飞了？飞机上还有谁？根本没想到林彪在上边，一点也没想到。谁搞鬼呢？原来申请的航线是广州、重庆、东北，现在既不是广州，也不是重庆，怎么往蒙古方向飞？那一段国境线上除赤峰有个机场，再没有可降落之地呀！我忽然想到，周宇驰前几天要过航图，经副参谋长王飞同意，我给了他，并按照他的要求用红笔划出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哎哟，是不是劫机？一股不祥的感觉顿时弥漫全身，我马上向参谋长梁璞报告。梁璞让我再画出一张同样的航图，交给李德生。
　　据朱秉秀回忆，那时指挥所里很有意思，你注意观察，副参谋长白云代理梁璞在指挥所，没事人一样，特别轻松；梁璞来得晚一些，也“趾高气扬”，大声说话。王飞来得更晚，跟在李德生后面进的指挥所。看样子他心里有鬼，话都说不出来，手直哆嗦。我虽然不知道三叉戟飞机上有谁，心里还是有点数。当然不敢往林彪身上想，想党办那一伙人，那时还不叫“小舰队”，叫调研组。我们是中间派，看他们两派斗。后来，直升飞机起飞，西郊机场报过来，是周宇驰和于新野，这就更清楚了。９月１４日下午，总理叫李德生去人民大会堂开会。２１时，李德生回来，笑着对大家宣布，这是件大好事，飞机爆炸了，但空军指挥所的一般工作人员依然不知道三叉戟飞机上都有谁。９月２８日，李德生正式传达时才知道。
　　
　　吴法宪向周恩来建议拦截
　　
　　空军参谋长梁璞望着雷达荧光屏上的三叉戟飞机，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李德生问，有什么特点？梁璞说：第一，三叉戟飞机没在航线上，就像火车没在轨道上，飞的不是国际航线，国际航线要转华北，通过二连浩特；第二，方向朝北，马上就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飞行高度只有３０００米，耗油量比高空增加许多，但这也正是躲开夜航歼击机的有效办法。梁璞不知道飞机上都有什么人，焦急地问怎么办？他建议打下来。梁璞和吴法宪通了几次话，并多次请示李德生，是否对三叉戟飞机采取什么措施？歼击师有值班飞机，如果将其击落还来得及。再拖延下去，附近机场的战斗机就追不上了。事不宜迟，李德生打电话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派飞机拦截？周恩来说，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
　　９月１３日１时１２分，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飞到赤峰附近，吴法宪打电话给周恩来，说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要不要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后来，吴法宪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来），周恩来说不忙不忙，这要请示主席。
　　据朱秉秀回忆，空军指挥所一直很紧张，打不打？做备降准备，好多事做。刚有点闲，直升飞机又上去了，又开始紧张。这回坚决命令打，直升飞机速度低，打也困难。
　　据张耀祠回忆，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总理到主席住所作了简要汇报，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是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我报告了主席和总理。要拦截下来，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去吧。周恩来向吴法宪传达了毛泽东不要阻拦的指示。
　　周恩来问吴法宪，飞机到什么地方了？吴法宪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１００多公里，高度３０００米……其他雷达都是短程，只有傅英豪研制的５４１雷达能跟踪出去，所以雷达掌握不连续。出境后，目标的高度下降，判断三叉戟飞机想找地方迫降。据梁璞回忆，出境前，三叉戟飞机在边境上空绕了一圈。这有些让人想不通，到了国境，要逃还不快逃，为什么还要绕上一圈？张耀祠说，当时没想到摔在温都尔汗，猜测是飞行员不想飞出去，也可能是油不够了。凌晨１时５５分，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终于从中蒙边界４１４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并逐渐降低高度。

　当时我们没有条件打下三叉戟飞机
　　
　　“九一三”事件时，空军有两架飞机外逃，一架三叉戟飞机，一架直升飞机，党中央对这两架飞机的处理截然相反。对于９月１３日３时多起飞的直升飞机，毛泽东果断命令打。而为什么对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大撒手”呢？为什么不用歼击机使三叉戟飞机迫降，怎么也不能让它“畅通无阻”地飞到国外去呀？
　　据当时在空军指挥所的目击者回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已经下令让附近机场的航空兵部队和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准备随时击落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但始终没有下打的命令。吴德曾问过周恩来，怎么不打下来？周恩来说，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在飞出国境前，在国内飞了一个多小时，虽说飞的是低空，那也比直升飞机飞得高，又“胖”，速度也不大，很容易发现目标。虽然吴法宪和梁璞都提出来拦截，但真正落实到打，怎么打？吴法宪说拦截是一种政治表态，专机叛逃，空军司令员的责任非同小可。管它能不能打，先表个政治态度。不是我不积极打，而是上边不让打。如果上边说打，我先组织力量，打得了打不了再说。
　　据朱秉秀回忆，吴法宪弄不懂，对付直升飞机我们有手段，打三叉戟飞机，从技术角度看当时没有手段，我们作战参谋没有提出来打。真正落实打，技术上不好解决。当时夜航大队的飞机都是歼五、歼六，没有装备空空导弹。配有空空导弹的飞机不在引导范围。而且歼击机起飞不那么简单，要有准备的时间。三叉戟飞机的速度并不比歼击机慢，拦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导弹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时中国的地空导弹主要是打台湾的美制Ｕ－２高空侦察机，都是２万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飞机高度太低，无线电跟踪不到，导弹无法制导。说来说去，我们的雷达都“无能为力”，我们的导弹能“有所作为”吗？看样子，林立果一伙事先仔细研究过航线，考虑过如何躲过地空导弹和空中歼击机的打击。三叉戟飞机自己建立的那条航线，沿途基本上没有机场，也没有地空导弹部队，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拦截到。当然，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只能摆出具体情况，供首长参考。三叉戟飞机与直升飞机不一样，直升飞机一起飞就报过来了。三叉戟飞机起飞时，还糊涂着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情况？飞出国境，在雷达上消失后，还怀疑是不是着陆温都尔汗？李德生拿电话向总理报告飞机消失，什么位置他没有判断，更没有判断摔下来。李德生在空军指挥所来来往往，当时我记了很多。最后，我的记录本被王洪文调走。调我的记录本，也应该调标图，这个本子现在哪里，我不知道，没见到公开，应该还在。
　　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在边境打下来的?甚至越境打下来的？吴德说，我们没有打，飞机出境后，我们的雷达很快丢了目标。飞机进到蒙古纵深，边界都看不见了，肯定不是我们打的。那么是不是蒙古或苏联打的呢？虽然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５７号文件说，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阻击。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几天，吴法宪把王海(空军军训部第二部长)找去，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交给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专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自己掉下来的，还是被导弹击落的呢？为什么飞机右翅膀上有一个４０厘米的大洞？是不是机内发生过搏斗？是没有油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在荒野迫降？究竟是什么原因坠毁的，要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这说明，我们只能肯定我们没有打，我们不能肯定蒙古和苏联没有打，也不能肯定当时机上没有发生过搏斗。
　　蒙古专家分析，飞机是因紧急着陆而失事。吴德说，最大的问题是飞机上的“联络员”没带上，没有“联络员”，通信联络不上，飞机到了温都尔汗找不到乌兰巴托了，可能还有油不够的原因，温都尔汗是一个草原，飞机就迫降了。就算蒙古没打，苏联驻军呢?苏联不说，我们只能和苏联人一样沉默。
　　李德生到空军指挥所５分钟后，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境。出国境后，雷达还跟踪了１０多分钟，之后就看不到了。事后得知，三叉戟飞机又飞了１０多分钟，到温都尔汗以南，下降到２５００米。２时２５分，蒙古边防部队报告，飞行目标消失。
　　
　　鲁珉决定尽快向中央报告
　　
　　据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回忆，９月１２日下午，说飞广州、重庆、东北这三个点。林立果说，明天还要送大家去广州。我们开会到１２时，研究到广州的人员名单，会没开完就作废了，我回到家里。９月１３日１时３０分，我的秘书孙水森来电话，航行局尚局长说林副主席要回来（北京），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起飞了。我心想，不是“作废”了吗？怎么又起飞了？我立即给尚登峨打电话，得知三叉戟飞机正向西北飞，可能偏航了。我心里明白，这不是偏航。我又问现在谁在调度室？秘书讲，梁参谋长来了，吴司令员到西郊机场去了。不久，尚登峨又来电话，说三叉戟飞机快要飞出国境了。我放下电话就往指挥所跑，看见李德生在我前边。李德生怎么来了？我非常奇怪。这时三叉戟飞机正向西，开始拐大弯，向正北，很快就要出去。我当时不知道林彪在飞机上，梁璞说是刘沛丰、林立果他们。那时太紧张，没想到这种局面，没想到林立果和周宇驰要跑！我当时不知道林立果的第三方案是叛逃苏联，但听林立果讲过，要搞世界革命，要到苏联继续革命。
　　江腾蛟（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在家收拾东西，准备第二天去广州。他通知了自己的两位秘书，说叶群可能要接见我们全家，你们也参加，时间等通知（实际上是想带秘书往广州跑）。刚收拾好东西，于新野来电话，情况有变，解除一切任务，恢复正常，消灭痕迹。不久，周宇驰的妻子王圣兰打来电话，说吴司令员的张秘书问周宇驰这几天白天晚上都在哪里（吴法宪不敢问林立果，但只要问到了周宇驰，也就知道了林立果的行踪）?我说不知道，我这样回答行不行？江腾蛟说可以。放下电话，江腾蛟怀疑起来，吴法宪为什么突然查问周宇驰？周宇驰的老婆为什么又来通报情况？是不是暗示不要暴露周宇驰的行踪？江腾蛟想问问周宇驰到底怎么回事，往西郊机场工字房要了好几次电话，始终没人接。家里没有，“秘密据点”也没有，周宇驰究竟到哪里去了？实在没办法，江腾蛟通过总机找到王飞。王飞压低声音急急地说，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连讲了三遍，意思是说话不方便，不让他讲话。江腾蛟彻底迷惑了，又打电话问正在医院住院的鲁珉（空军作战部部长），今天是王飞值班吗？不是。那他怎么在指挥所？鲁珉说他也不知道。这时，江腾蛟更加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但他再不敢乱打电话，提心吊胆窝了一夜。其实，鲁珉知道一些情况，只是此时鲁珉已经恨死了江腾蛟。要不是江腾蛟出主意，让他去炸毛泽东的专列，他怎么会卷进这个大阴谋中呢？鲁珉在家人的帮助下，把眼睛搞红，躲进了空军总医院。
　　１３日零时，鲁珉刚回到医院，接到值班参谋的电话，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起飞，向北京方向飞来了。过一会儿又接到报告，飞机没有在北京降落，向西北方向飞去，刚刚飞出国境，谁坐在里面还不知道。李德生已经奉总理之命来到指挥所。参谋问鲁珉来不来。鲁珉心说坏了，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回答不去了，让郝昌照副部长去。因为鲁珉平时不去指挥所，指挥所由作战部副部长在那里轮流值班。９月１３日下午，参谋又报告，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坐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飞了很久，最后迫降在怀柔附近，飞行员一个负伤一个被打死，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这时，鲁珉断定林立果跑了。但还是不知道林彪到底跑没跑，他决定尽快向中央报告。
　　
　　毛泽东果断下达了全国禁空令
　　
　　据周恩来的警卫回忆，总理去１１８厅，没有像平时那样问主席休息了没有，而是回头看了看，说不要都去，留下人听电话。总理关上门，单独和主席谈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到西大厅的北小厅，这是总理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有军方和地方的电话，还有一张床。总理走进去，示意关上门，拿起电话，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下达禁空令。
　　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三叉戟飞机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示意作战参谋朱秉秀赶快笔录。李德生一句一句地复诵周恩来传达的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朱秉秀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李德生说没有错，这就是禁空了，空中发现的飞机就是敌机。眼尖的读者会注意到，怎么这个命令中还有“林副主席”？在禁空令中，确实提到了林彪，朱秉秀负责向下传达，他记得非常清楚。这是因为林彪在外逃的三叉戟飞机上是绝密，而禁空令下达后将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如果不出现林彪，不就“不打自招”了吗？虽然表面上需五人联合签名，命令才能生效，但后来起飞歼击机，拦截那架外逃的直升飞机时，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命令，并没有五人联名。
　　随后，空军指挥所接到吴庆彤（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的电话，传达周恩来禁止飞行的命令，包括民航的国内外班机和其他飞行在内。空军指挥所向民航传达时，民航已经接到国务院的通知，拟以技术原因不接受国际航班来华，也不起飞任何国内、国际航班。
　　中央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有两个禁空令，第一个是“禁飞”，只是一般通知。当三叉戟飞机飞越中蒙边境时，毛泽东果断下达全国禁空，这是第二个禁空令。同时，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派陆军进驻全国所有的军用和民用机场。
　　周恩来给吴法宪打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吴法宪打电话给空军指挥所，让空军指挥所通知各军区空军、指挥所，立即停止包括夜航训练在内的各种飞行。吴法宪将周恩来的指示亲自传达给北京军区空军和沈阳军区空军，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空军指挥所传达。
　　梁璞对朱秉秀和另一个作战参谋徐心德说，赶快接通各军区空军、指挥所，要找他们的值班指挥员亲自接电话。叫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也来，航行部门也要通知。朱秉秀和徐心德分工，徐心德负责接通电话，朱秉秀负责传达，因为对方都是高级首长，接电话、记录、复诵都很费时间，郝昌照（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主动来帮忙。从１时５６分一直到２时２０分，才把禁空令传达完毕。接着，几位空军首长研究，并报李德生同意，又向各军区空军指示，增开地面警戒雷达，严密对空监视，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９月１３日８时，空军指挥所交接班，李德生指示：一、昨晚的情况要绝对保密，不得随意泄露；二、指挥所要加强战备值班，值班人员要相对固定；三、全国的雷达部队要加强主要方向上的警戒，发现情况立即上报；四、机关各部局立即清点人数，凡是下落不明者由各大部汇总报告；五、直升飞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处理，空军暂不要管。
　　
　　周恩来代理“军委主席”
　　
　　三叉戟飞机在雷达荧光屏上消失后，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代表他发布一系列调动军队的命令，直接控制全国的局势。周恩来指定叶剑英处理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并让他转移到玉泉山９号楼待命。叶剑英连夜向秘书交代，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马上搬家。周恩来还派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国务院副总理）、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分别到京西宾馆、海军司令部和总后主持工作。并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各种可能情况下的交涉和应对方案。并立即通知各主要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确定近期有关林彪的宣传策略。周恩来说，如果林彪不摔下来，可能要到苏联发表广播讲话，所以空气很紧张。另外，还要严格保密，那时街上还有祝林彪身体健康的大标语，周恩来不让清理。
　　据军委总机人员回忆，那段时间，周恩来要电话比以往都多，也特别急，大多是亲自讲话。９月１２日晚，短短几小时，他要了２０多个电话，声音都沙哑了。１３日凌晨１时，军委一号台值班话务员刘淑英按周恩来的要求，几分钟内，把休息和没有休息的各大军区司令员都叫到保密机前，交代说不要离开，总理随时要和你们讲话。
　　９月１３日凌晨至下午，周恩来亲自向１１个大军区和２９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从现在起，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避免再有飞机外逃，或有人调动飞机来北京危害中央。总之，要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说，他刚入睡不久，电话就急促地响起来，是总理的声音。你是曾思玉同志吗？报告总理，我是曾思玉。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你听清楚了吗？报告总理，我听清楚了。你们立即进入指挥所，紧急备战，你们少数同志知道就行了，封闭所有机场，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坚决照办。曾思玉马上通知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李化民（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和唐皎（武汉军区管作战的副参谋长）。十多分钟后，曾思玉到达指挥所，通知萧前（武汉军区空军政委），关闭所有的机场，实行禁空，把拖拉机、汽车停在所有机场的跑道上。
　　 　　张国华（成都军区政委）接到周恩来同样的电话，他弄不清是谁跑了，又不敢核实，猜是吴法宪。打电话问曾思玉，曾思玉说，不是那个“胖子”（吴法宪），是那个“瘦子”（林彪）。张国华大吃一惊。
　　周恩来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布置完任务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叶剑英共同拟订了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９月１３日４时至５时，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上午９时，周恩来吃过饭，约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作战部参谋铺开地图，周恩来和大家共同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重点是应付国外势力的入侵，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调整部队部署。
　　９月１３日２２时１５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１８时零４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２时３０分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起火坠落，因此，从１８时起进入一级戒备。周恩来立刻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并就紧急战备部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空军司令部的报告。周恩来在信中说，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订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司指挥）及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１３日）凌晨６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空、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已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
　　卫士劝周恩来休息一下，他答应了，坐在北小厅的沙发上，闭上了眼睛。１０多分钟后，周恩来叫卫士进去，说睡不着，继续翻阅文件，不时接到各方面的电话，但却一直没有林彪专机的消息。９月１４日１１时，连续工作了４０多个小时的周恩来在卫士的一再劝说下，才服了安眠药，很快睡着了。
　　９月１４日午夜，周恩来开始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通报林彪外逃事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嘱咐各单位的领导要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地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制订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卫戍区“军管”了北京的所有机场
　　
　　据吴德回忆，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多，我被电话惊醒了，总理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我问纪登奎，总理找我有什么事？纪登奎指着东大厅旁的一个小房间，你去找总理吧。总理正在给各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
　　总理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方向去了。有的不明白，总理就着急，你们还不懂吗？我立刻就明白了。总理打完电话，对我说林彪外逃了。雷达跟踪到蒙古境内２００多公里后，飞机不见了。我说，怎么不打下来？总理说，打下来就说不清楚了。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另外有一架直升飞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了，方向也是蒙古，准备迫降它。你们要把北京市郊区、各县民兵紧急动员起来，监视飞机的降落地点。要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我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来一起谈，总理同意。我马上通知陈先瑞（北京军区政委）和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吴忠的秘书接到通知，周总理要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不到１０分钟，刚从梦中惊醒的吴忠就坐车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毛主席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发生的准备。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卫戍区要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要严格保密，没有中央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和降落，防止再有飞机外逃。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时处置，先斩后奏。
　　吴德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恩来提出，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应该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后，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吴德和吴忠回到卫戍区，当即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立即部署北京地区的反空降部队以最快速度落实。派出卫戍区部队封锁西郊、南苑、沙河、良乡、东郊机场。当时不要说机场，就是空军司令部大院也被卫戍区接管。吴忠向各机场负责人传达中央指示，要求密切配合卫戍区部队执行命令。进驻机场的部队，第一，封锁机场各部位，控制塔台、机库、油库等重要目标。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如有飞机强行起飞，可以开枪开炮击毁。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木头等障碍物，还把大卡车横在跑道上，禁止一切飞机起飞和着陆。第三，将在机场停放的所有飞机的油料全部抽掉，增派武装部队严密看守油库。与此同时，搜索外逃迫降的一架空军直升飞机。首先布置民兵监视天空，还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到直升飞机降落地点。
　　根据中央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北京军区命令某军的三个机械化师以及坦克一师、炮兵六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那时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飞机起飞，非常紧张。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到保定以北。９月１３日晚，在空军配合下，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任务的各部队向卫戍区报到，各级主官全部进入指定位置。按一级战备的规格，作战值班室配双套干部，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像这样重大的战略部署，按照惯例，应该由军委办事组下达，还要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但为什么不按常规来办呢？吴德和吴忠分析认为，黄、吴、李、邱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可以说是一伙的，虽然对他们还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情况很特殊，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卫戍区机关与军委办事组、各总部暂时保持距离，以确保卫戍区部队置于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吴忠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要求卫戍区的机关、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恩来办公室和他们三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军委办事组、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接听，不回复。卫戍区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报军委、总部，故意绕开了黄、吴、李、邱。
　　当时强调保密，下边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最后经周恩来同意，９月１４日，召开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空军司令部也在空军大院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捅破了窗户纸。与会者都大吃一惊，林彪是副统帅啊，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党史博览 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