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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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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风范永世长存——痛悼王年一教授
丁凯文
9月13日晨朋友们传来王年一教授因病去世的消息。几天前我就知悉王老病重的消息,间或有消息说王老已度过最危险的时期,心中不断为王老祈祷,期望王老这次仍能像以前那样逢凶化吉战胜病魔。然而天不假年,王老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让人唏嘘不已。我们失去了一位文革史研究专家,失去了一位文革史研究的开拓者,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学术前辈,更失去了一个具有铮铮铁骨的敢言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的心充满了悲痛。
我与王老从未谋面,但很早就看过王老的《大动乱的年代》,该书是最早的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著,由此也奠定了王老在文革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此后又不断读过王老其他一些文革史方面的文章。王老在文革史研究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1)研究范围极广,涉及到文革史的方方面面。举例来说,文革运动兴起的由来、文革人物的研究、文革重大事件的研究等,无一不备,是文革史研究的开拓者。
(2)文革研究资料详实。王老编辑出版了《“文化大革命”资料》(三辑),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执政50年》“文革”部分)、有关“文革”的资料、中共党史的若干问题等。这些资料对文革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王老功不可没。
(3)文革史研究的新突破。就林彪事件而言,王老是最早呼吁重新评价林彪事件的文革史学者。早在1996年王老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就指出应该重新评价林彪事件。此后王老撰写了多篇论述林彪事件的文章,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研究的深入进行,王老对此起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老尽管年事已高,健康不佳,特别是1992年曾中风,身体半瘫,但依然笔耕不缀。2006年香港的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10月号还发表了王老精心修改过的《文革漫谈》一文,就文革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此外,王老对其他年纪较轻的文革史研究者不遗余力地予以提携,有求必应,得到大家深深的爱戴。
王老最使人感动之处在于,王老从不默守成规,不人云亦云,并勇于超越自己。王老早期的《大动乱的年代》因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越来越多新史料的问世,很多早期形成的看法、观点就显得有些过时。王老对此并不回避、隐讳,而是勇于面对,根据新的史料不断修改自己过去的著作、文章,并不断撰写新的文章。王老自己在谈到《大动乱的年代》时说:“我写《大动乱的年代》,感到最难的是有关林彪的问题,如九届二中全会,如‘九一三’事件,我研究不深,吃得不透,所以下笔时欲言又止,含含糊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见王老《我和〈大动乱的年代〉》,发表在《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王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高大人格跃然纸上,令人感佩不已。王老就林彪事件先后与其他学者撰有《“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等。这些都表明王老敢于突破原有的框框,不局限于官方的一家之言,禀持历史学家的治学原则,追求历史之真相。王老不愧是一位真正有良知的史家,他不仅仅超越了自我,跳出了党文化的蕃篱,更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了深入,起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我与王老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2006年年初为了参加纽约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我撰写了《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初稿完成后友人转给王老一阅。王老不顾眼疾,很快就看完全稿并给我写了一信,称赞之余还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王老在信中说:“今年是狗年大年初三,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向您拜年,敬祝狗年体健笔健!昨天读了您的大作《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节日中读此佳作,如享美味。大作为上乘之作。选题选得好,抓得巧,周林对比,足以说明问题,极具说服力。二是立论正确,材料丰富,特别是选用了吴法宪和余汝信提供的材料,准确、生动。使人眼睛为之一亮。……总而言之,我从大作中获得很多教益。连同您这一篇,海外佳作不少,请与宋永毅兄商量,最好能再出几本书(汇集佳作的书)……十分想念你,为你祝福!”如今再读王老的信,不禁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我为失去这么一位好前辈而万分难过。
王老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王老的精神和史家的风范永远存留在人们的心里。文革史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加倍努力,不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我想这就是王老的心愿,王老在九泉之下定会欣然微笑。王老,您走好。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九九期 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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