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571工程”纪要》的是是非非 《纪要》与“秘密会议”在时间上孰前孰后?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中央文件定格:《纪要》在前,“秘密会议”在后。林立果先制定好了《纪要》,然后找这几个人开会,落实指挥班子。然而有两个细节可以佐证事实并非如此—— 一是在于新野记载《纪要》的笔记本上,已赫然可见“新华一邨”、“教导队”的字样,但从来没有人交代过那晚曾经讨论过这两件事;而且林立果等人不可能在起草纪要时,就提前知道31号晚上将有突发事件发生,从而导致四军作出加快实施改建新华一邨和组建教导队的决定。即使林立果事先知道四军这个计划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且这一点可以排查。 二是“9,13事件”发生之后,纪登奎曾经亲自拿笔记本上的《纪要》影印件给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于新野的爱人李雯看过,询问他们可曾见过,让他们辨认字迹是谁的。 王飞和李雯都否认见过,对字迹二人意见相仿。王说:是于新野的字;李说:像(于新野的字)。据知情者告诉笔者,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在上海商量要搞个东西。当时是林和周在口述,于执笔,但于也时有提议,话比较冲,用词激烈,有“过头”话,周会予以纠正,使其表达的稳妥、正确,林点头认可了,于便记下来。当时于新野用于记录的是几张纸,并没有写在小红本上,这几张纸他还带回北京给王飞看过。也就是说,于新野的小红本子上的《纪要》,虽有涂改,仍非第一稿,应该是于新野后来整理过。因此“秘密会议”时,《纪要》并没有真正形成。 为什么上面的一些话像是为“秘密会议”量身定做的一样?很可能是林立果事后让于新野加进去的。王飞确实没有看过小红本子上的《纪要》。这样的话《纪要》实际上至少有两稿,我们且将王飞“9.13”前曾经看到过的、写在几页纸上的《纪要》称为草稿,把中央文件影印的于新野的红色笔记本上的称之为整理稿。 王飞说,整理稿“上面的很多内容的确都是平时和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一起议论过的”,他说“没见过”是实话,一语双关,既是指于新野的小红笔记本,也是指有别于他知道的内容。 所以完全可以推断,王飞看过的草稿,应该和整理稿不一样。 无人知晓草稿与整理稿具体有什么不同。如今参与起草的三个人都已作古,恐怕这个答案将成为千古之谜,而且以整理稿的潦草程度,我们大胆猜测不排除它还有其它抄件或其它什么稿,这当然有待证实了。 不论参加“秘密会议”的四个人各自怎么说,“三国四方会议”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反革命含义,就算王维国组织这个“秘密会议”没有报告军里,就算陈励耘去上海没有向五军或南京军区打招呼,就算江腾蛟称病有假,就算周建平到会不止一个多小时,就算他们的团结问题不该私下解决,……然而,没有了《纪要》为先导,没有了计划武装政变的内容,此“会”怎么能是反革命的呢?退一步说,即使林立果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当时就凭几页草稿,他怎么能在“秘密会议”上不做明确交代,就算布置了武装政变了?况且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只是一句“政变”的空话,一定会有具体内容,即安排指挥班子, 而“(材料之三)”明明又说“没授予指挥权”。 “指挥权”和“指挥班子”应该是一回事吧? 《纪要》上的“指挥班子”、“新华一邨”、“教导队”、“江、王、陈”以及“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于新野根据“秘密会议”的情况汇集而成的。在这个视角上回看“秘密会议”,就真的像王维国所说的——根本不是一个会,充其量是林立果的处心积虑。但,林立果怎么想、怎么做,只代表他自己,和别人不能等同而论。“秘密会议”上林立果没有布置《纪要》,没有安排指挥班子,此后也没有向王布置过“杀毛”的阴谋,王维国怎么算是“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政变”?难怪他大呼冤枉,难怪他十几年坚持申诉。
(四)南空矛盾与“三国四方会议” 裁定书称:1971年3月31日,王维国参加了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 王大章说父亲平时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听广播,看报纸,他印象里根本不知道1970年4月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和北越开过一个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出狱后告诉我,专案组问他:你们开了个“三国四方会议”?他听不懂。 “秘密会议”那天晚上,我父亲听到的关于“头”的事情,是在讲各军演出队的问题。 比如空四军的演出队到浙江去不要瞎演,到了浙江就要听陈励耘的,陈说给谁演就给谁演,他说演几场就演几场,不要跑到空五军支左的对立面去演,因为陈是浙江的头嘛。到了上海要听王维国的,王是上海的头嘛,这个所谓的头,既是指王、陈各是空军部队的头,也指他们二人担任地方革委会的要职。周建平是南空的头,到了南京听周的,周说给谁演你就给谁演,周说演几场你就演几场。跑到南空支左的对立面去演就不好了嘛!因为当时支左都支了派了嘛!这就是那天晚上我父亲听到的,或是他理解的。 王维国的说法像借演出为名,划地为牢,几个人约定互不干涉。 尽管林立果在上海活动频繁,尽管他选择在上海商讨制定《纪要》,但关于两谋,至今并无林立果在“秘密会议”上讲了“武装政变”的确凿证据。如果是讨论政变或是安排指挥班子,王维国能是这种状态吗?周建平能半截子才去参加吗?中国字字义丰富,同样一个“会”字,可以组成开会、聚会、会面、会晤、意会等多个词组;同理,对于“头”,也可以多个层面理解——首先他们都是各自在单位的头;其次他们是各地方政府里的头;在路线上他们是一派,在江浙沪地区直接和笔杆子斗争的头……难道一定要用搞政变来解释“头”的意思才说得通吗?这不由令人想起《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里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讨桂花油? 法庭一直想把其他三人的供认强加给王维国。有意思的是,参加了同一“秘密会议”的江腾蛟、周建平和陈励耘三个人,虽然各自给“秘密会议”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但交代的内容并不相同,只有江腾蛟承认这是林立果为实施武装政变计划《纪要》建立“指挥班子”而召开的。周建平供认的“我参加了他们的(黑)会,被指定为……头,受江腾蛟协调拉拢,成了他们的走卒,罪孽深重。”, 并无“秘密会议”涉及《纪要》和武装政变等实质内容,更像是出于和林立果“沾包”的悔恨,纯属给自己扣的大帽子。陈则翻了供。“唯独……王维国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 正如《遗稿》,坚决不认账。 对于林立果和江腾蛟建议王维国把陈励耘请来“扯一扯”,解决一下他俩矛盾的动因,王大章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 有一次陈励耘派人跟455医院政委宫健讲,想搞10支人血白蛋白。宫政委可能已经答应了,不知怎的,她又来跟我父亲说:“陈政委来要10支白蛋白,我这里是战备医院……”。我父亲以为她为难,就说:那你就不要给他了,我想办法从其它医院搞。王维国这么一讲,宫就没给,让陈派来的人白跑了一趟,还误会了是“王政委不叫给”。结果陈那边当然不高兴了,觉得没面子,以为我父亲搞什么名堂,实际上我父亲已经让军卫生处去搞了,通知陈来取时,那边说“不要了”,还听说陈生气了。我父亲不明就里,他想,给你搞好了你又不要了,是嫌晚了还是什么?那就算啦!我父亲的性格比较直来直去,这样他就觉得陈的脾气有点大,为此两人就有了误会,关系有点僵了。 其实王大章有所不知:江腾蛟和王维国之间也相互不满。“空四军以前对江腾蛟的补助也被卡掉”, 江感叹“人走茶凉”。《百年》还提到江任空四军政委时“对叶群的某些要求予取予求,一些药物也由空四军报销,后来王维国接手后产生了困难,江腾蛟让王维国向上海市委伸手,王维国颇感为难”。 其实王维国怎么会为难呢?换了谁也不可能为难的。据笔者得知,当年李伟信就是派去专门为林立果采购进口商品后来被留在了林的身边。李多次前往广交会采购,费用多通过支左办公室支付给上海市外贸;而生活用品则由八人小组的过全负责。王维国“指使专人用公款为林家采购珍贵文物和上海奢侈品。仅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报销的用于给林家送礼和供给林立果挥霍的公款就有两万多元。” 另外江虽然离开上海,但一直插手四军的人和事,调度八人小组等等,李伟信后来就越过王维国直接给八人小组下达指令,反过来八人小组成员也奉命传话给王,并且神气活现的,不把王放在眼里,这些都引起王维国的不满。 所以王维国“说‘三国四方会议’是什么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都是瞎扯八道!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和陈把关系搞搞好,正好趁着林立果、江腾蛟都在这嘛!”这说明了林立果当初就是以这个理由说服王维国接受和安排这次活动的。江腾蛟1971年3月14号到上海之前,曾经接到周宇驰 “有一个重要的行动计划非你来一趟上海不可” 的电话,理由是“老虎说了,现在斗争很复杂,王维国和陈励耘相互之间都有矛盾,就靠你这个老政委来协调行动”了。 王大章也听见父亲与母亲讲“这次欢迎陈励耘要搞得隆重一点,多叫点人去迎接,正好他们(指林、江)在,把大家拉拉和。” 王大章解释说,由林、江出面调解一下,俩人和和好嘛,算了。他们几个人基本上都会买江的帐,否则,林立果的帐总归会是买的。因此3月31号那天为了表示诚意,我父亲带着人早早到了青浦公路跑道边上迎接。陈很晚才出发,过了晚饭时间才到。他把陈一行人接到岳阳路的上海市警卫处招待所(林立果当时也住那里),到了之后大家先吃饭,陈还要酒喝,忙了一阵一群人才上楼聊天去了。 我父亲不善于熬夜,他担心自己万一在沙发上睡着了,打起呼噜来就未免大煞风景了。所以他就借口看看夜宵、查查哨,困了就动一下,精神了再回来坐一会儿;又困了,楼上楼下转一圈,或者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再上楼听一听……周建平、江腾蛟是他的上级,陈励耘是他从杭州请过来的,哪个都不能怠慢;再说还有林立果,少年科技站条件简陋,光吃喝的事儿就足够他操心了! 《遗稿》为自己辩称说当晚进出达八九次之多,不可否认,有林立果在场,安全性、服务性肯定是作为东道主的王维国首先要考虑和安排的。既然分身无术,又非正式会议,事后也没有人给他补课,对谈话内容怎么可能听的一字不落呢?所以可以肯定,那天晚上王维国始终没有好好坐下来参加谈话,不管是谁讲的话王维国都没听全,他拖着病躯忙前忙后,人困马乏、稀里糊涂地折腾了一晚上,像是当了回招待所所长,所谓与会者中恐怕他听到的内容最少,这是实情。 想了解“秘密会议”的前因,一定要了解当时的南空。笔者曾经专程请教了从1964年8月至1978年一直在南空机关,原南空组织部副部长的曹荣锡老人,他与周宇驰是同乡、同学,他详细讲述了南空矛盾的来龙去脉,真是千丝万缕、波澜起伏、错综复杂。对于“秘密会议”他一语定音——林立果出面搞这个会是不对的,江腾蛟总协调是不正常的,把南空党委放到一边,另搞一套,这个从组织上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正常的。 他认为:文革哪里都乱,南空没江腾蛟也一样会乱,但不会这么乱。 1965年叶群、吴法宪和南空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主任郝保章,还有南空门诊部医生武杠桥(鲁岷妻子),都在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下面的各个生产队搞四清。那里离上海很近,江腾蛟经常去看吴法宪,就这样和叶群挂上线了。 文革初期叶群把林立果交代给江腾蛟,在空四军肯定是很保密的。除了王维国,周建平是军长,肯定也知道。林立果的到来对江的身价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当时林立果就跟在江身边,在一定的场合还带他露露面,介绍一下。因为和林家的关系,大家对江讲的一些事情,自然认为是有来头的。 吴法宪让江当空军政治部主任,毛不批,吴明白毛的旨意,但他保护不了江,江有林家的关系。据说林办那里许世友告江腾蛟的状的材料一大摞,都被叶群压住了。 周宇驰曾经是刘亚楼的秘书,空军开会,来来往往的他都认识,周和上层人物都熟。他还曾在空四军下放锻炼,和江腾蛟的关系也不错。 1966年1月份,全军按照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整顿机关,南空司令聂凤智却让政治部检查他历年来总共发过的33条指示的落实情况,这样聂和江的矛盾就出来了。聂后来做了检讨,承认不对。 1966年3月份,倒罗的中央268号文件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也引起了空军的动荡,人们开始揭发罗瑞卿。 1966年6月6号空军开常委扩大会。会上有几个人搞罢官夺权,吴(法宪)余(立金)的日子很不好过,后来很快上面有人保了他们。这样一来,闹事的人犯了错误,除了空军的成均、刘震,还有南空司令聂凤智、广空政委吴富善,沈空政委黄立清等。 会后,聂凤智以犯了错误的人的姿态回到南空检讨。同年12月,江腾蛟升任南空政委兼空四军第一政委,当时还给我们传达了叶剑英的话:“我早就下令让江当政委,你们还给我顶住。”江这个人热衷于上层活动,不下部队,工作也不扎实。和聂俩人以前就貌合神离。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江发动机关的群众来揭发聂,聂的问题升级了。 曹老说:(19)66年底南空机关的常委扩大会时,我是纪委常委。会上聂凤智做检讨,大家背靠背揭发。训练部薛部长发言说他只有聂凤智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吴副参谋长揭发他曾跟着聂去部队,看见好多废弃的小高炉,聂说:得不偿失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话都和彭德怀的言论性质一样。 支左支派,这时南空就明确表态支持反许世友的一派;聂与许世友的关系很好,渊源很长;反聂以及支左表态带来的后果,埋下了南空和许世友不和的种子。 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任主任。4月29日,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空党委,宣布“江王高”犯了错误,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调离南空,另行分配”。保许世友的一派当天就来冲击南空大院,高呼“打倒‘江王高’!”南空有相当多的人埋怨大军区不该组织群众来冲南空。史称“4.29”事件。 江腾蛟在北京被保护起来;副政委王绍渊挨斗最多;高浩平带队在空军办的第一期师以上干部学习班时则因胃大出血病逝了。 “江王高”一倒南空就乱了套。很快南空大换班,昆指主任刘懋功调任南空司令,昆指政治部副主任刘环调任南空副司令兼参谋长,空九军政委于应龙调任南空副政委。史称“刘于刘”,简称“刘于”。 他们主政后开始在机关揭批江王高,“江王高”时期的骨干被说成是“小爬虫”、“变色龙”,南空后勤部政委李寿山年龄比我们大十几岁,被黑板套在脖子上挨斗。 1968年6月份毛主席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我是第一批。那次周宇驰请我到他家吃饭。我讲南空现在到处喊打倒“江王高”,大字报满墙都是,乱哄哄的,我是持消极态度,他说“也就是这样子吧。” 6、7月份,空司调牛润伍任南空副参谋长,他还带来了三个人,分别任南空作战、情报、通信处长。这些人对“刘于”整人有看法。 7、8、9三个月,空军为了解决南空矛盾又办了第二次办学习班。带队的大组长还是副政委李道之,副组长是五军副军长王海。我是第二小组组长,聂凤智编在我们组,我见到周宇驰跟他谈了两件事。 一件是现在的南空,北京(吴法宪)一个调儿,南京(许世友)一个调儿,两个司令的讲话不一样,对“江王高”,吴司令是说“犯了严重错误”,要“调离”,许司令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是“毒蛇”,要打倒。周说“还是听吴司令的吧。” 第二件事,因为聂在我这个组,我不愿意当组长。他说“聂凤智还能翻案呐?让你干就干吧。”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 1969年1月,“刘于”带着南空组织部部长、干部部部长,和四军、五军的军长政委,两个军的组织处、干部处的头,一起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开了一个南空党委扩大会,虽没有明确说明,但带着职能部门研究干部问题和组织工作,显然和南空的文革问题有关。 会议开了一天,先分析南空的形势,和两个军通通气。四军是王维国、周建平去了;五军陈励耘没去,军长白崇善去了。会上我发了言,说的时间比较长。回来后领导评价我的发言“是有份量的”; 四军的组织处长袭著显说“周军长听了你的发言,感到非常舒服啊!” 1969年下半年我也坐了冷板凳,我觉得南空机关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1969年初,周建平结束了在空四军与王维国搭档的3年,调任南空副司令,以左派面貌出现,但对林立果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紧跟。周刚来南空时,开始他住的小平房里挤满了司令部、政治部的部处长们,可谓门庭若市;但自从他和许世友喝了几次酒之后,对他的风言风语不断,鬼也不登门了。 因为四军、五军都是支持“江王高”的。我们在机关受压,两个军对“刘于”的做法也有意见。 江腾蛟人在北京,却有能量操控南空,仗着和林家的关系,跟下面打个招呼,通个消息,他对南空的事情一直没撒手。江的身边有两个南空的联络员,一个是南空气象处副处长陈玺,负责跑四军;一个是孙长顺,负责跑五军,;他们的组织关系一直在南空。 1969年4月(九大以后)一直到(19)70年10月份,四军、五军仍然是听江的。同时由于周和许世友的交往,陈励耘曾以五军党委名义致电南空党委和空军党委,要周做检讨;王维国也因此专门举办机关处以上干部学习班,要求大家旗帜鲜明地与周划清界限,当然也就不听周的了;由于左派内部的矛盾,周受到冷遇,他便以耳疾为由住进了上海108医院。两个军的强硬态度使“刘于”越来越占下风,以至于后来南空的政令出不了南京城,在两个军没有市场,这是很不正常的。 因为老坐冷板凳,(19)70年4月份我给周宇驰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现在政治部这个“圈”越画越小,日子也很不好过,我有个想法,我不想在机关干了,还想到部队去,有可能的话就替我说句话。信不长。“9.13事件”后我在学习班做检查:不应该让他给我安排,不应该依靠个人关系,应该依靠组织。 信写后不久,我就跟着南空机关的人一起到北京开整党建党会了。5月13号早上周宇驰开车来反帝路招待所接我去逛八达岭、十三陵,他说:咱们一边看,一边聊。一上车他就说了,你的信我看了,有些笼统,有些事我还不清楚。 我就讲了南空机关的情况。胡立信没啥能力,整天叽叽咕咕,划的“圈”越来越小;而李道之为人还是不错的,工作也有能力,现在把他也弄走了;“刘于刘”有错;周建平是怎么回事?还有两个军……。 周听我说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搞工作你是一把好手,搞政治你不行。”接着他逐个讲来——“李道之这个人也有个问题,他认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总有点机会主义的味道。” 他和李道之接触也不多,可见这不是他个人意见。 ——“胡立信虽然是文化低,能力是差一些,但他政治上站的还是对的,还是应该支持他。” 那时我是组织部副部长,周说“我看了提你当部长的报告了,你还是要在组织部工作的,如果和(政治部)主任的关系搞不好,事情就难办了。”他一说我就意识到了。 ——“‘刘于’就是去的时候‘口子’开得大了一点。”“刘于”对一些人斗批的“口子”的确是大了一些。周倒没说工作上不应该支持他们。 ——“周建平这个人比较圆滑,还是要团结的。”这就和南空是要排挤周的倾向不一样了。 ——关于两个军,“四军还是要听王维国的,五军还是要听陈励耘的。 ”他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 1970年10月,“刘于”向吴法宪告胡立信的状。吴法宪一发火,胡扛不住了,说:光找我不行,机关那么多人呢!吴法宪说:好,那就都叫来! 1月下旬,南空机关一共去了包括南空常委在内的32个人到北京办班,周建平被牛润伍从医院里拽去,并且宣布:周建平是我们的头。周又出山了。 会议规格很高,宣布这个“学习班由空军党委常委直接主持,解决南空机关的团结问题”,空军党委常委坐台上,南空的人在台下,人人都要表态;空军党办的人在旁边记录。两边就像打官司,我们像被告。当时吴法宪正有一股火,估计要抓人!牛说“你没辫子”,让我第一个发言。第一天吴法宪恰好有事没参加,王辉球政委主持,其他常委都在,我举手第一个发言,一口气讲了两个来小时。会后牛润伍评价我的发言,说原来我们准备挨揍的,现在争取到了各打四十大板的局面。薛文告诉我,周建平评价我的发言“无论从内容、逻辑,到感情的表达上,都是很好的!” 会开的断断续续,开了二十多天,吴法宪有时间就来参会。后来常委们的态度变了,话传出来:“刘于”有错误;让双方各自做对方的工作,大家交流。最后给定了个调:“刘于”犯了方向性错误。基本上就是讲“刘于”错了。学习班效果很好,大家讲团结的话了。但派性这个东西不容易消除,还是勾心斗角的,还是各有各的想法,但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 1971年3、4月份南空开批陈整风的会,我是会务,周建平把我和负责材料的何适叫去说“能不能把批陈整风时间缩短一些”,“军里提出来,这个会要缩短一些。”但没说是四军还是五军提的。 1971年6月南空开党代会,我主持具体工作,参会的有四军、五军,机关直属三个代表团,王维国和陈励耘都称病在外地未到会。会议表面上平静,但在选举上矛盾又出来了:军里的党委委员占多数,机关的少;“刘于”怕常委和书记选不上他们。这次设四个副书记,把两个军的政委也加上了。后来关于副书记的排序我找刘懋功请示:是按姓氏笔画还是按姓名排序?他说,报的“于周王陈”,王辉球在电话里的意见是“于周陈王”。我们还是按照王政委的这个排吧。后来也都通过了。 曹老说,1974年我从学习班回来,看到南空还是两派:空军一派,南京军区派来的人是一派。1975年聂凤智回南空,和他原来是一条线上的人回来了,抓住我们不放;1975年张廷发回空军了,这些人的气都出到了我们身上。有人统计了一下,那些年南空光是政治部正副主任就倒了六个,正副部长倒了十二个。从文革开始,南空的干部倒了一批又一批——文革开始,聂凤智这一批倒了;“4.29”“江王高”没倒,搞了一下又站起来了;“9.13”倒的最多;到了四人帮垮台,“刘于”那一大批也倒了。 南空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多灾多难! 曹老在文革中一直想凭借公正客观、平和务实的良知躲过变幻莫测的政治漩涡,但在“亲不亲,线上分”的年代最终还是难逃悲剧的命运。通过他的叙述,不仅证明南空矛盾确有其事,也揭示了江腾蛟与南空矛盾的渊源,了解了为什么林立果提出让他“拉总”,以及王维国、陈励耘与周建平不和的缘由。周宇驰对空军或南空矛盾的看法不过寥寥数语,曹即豁然,从中亦可管窥周、甚至是林立果的立场和态度,并未见传说中的狂狷、阴险,煽风点火或大搞渔翁得利,反倒是正面而通达,利于团结的。当然了,也许林立果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一个“秘密会议”这么简单,但他对“秘密会议”期许,应该就是团结二字。 江、周、王、陈,他们四人关系复杂在昔日搭档关系与现实行政关系的重叠、交织,微妙而难以启齿—— 没有江的插手,周对王和陈的领导地位顺理成章;江遥控南空,等于遥控和干扰了周,然名不正言不顺;周指挥两军不灵,必然心生芥蒂;再加之文革派性作祟。这是于公。 林彪常住苏杭,林立果常往上海,上海和苏杭于林家都是利害之地,他必使王、陈成为心腹;江与林立果为此相互依存,江虽然退居北京,但林立果想发展和经营南空,需要依靠江的维系和斡旋;王、陈各踞一方,与林立果的关系日益紧密,九大当上中央候补委员,他们的内心是膨胀的,脾气见长;周虽然位高王、陈,却没有“紧跟”林立果和江,又躲不开、绕不过,因此地位尴尬;这是于私。 所以他们面和心不合,但都坚信自己站在革命路线上,坚信自己的正确,其间的矛盾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组织上解决不了,单靠江腾蛟出面解决不了,吴法宪也解决不了,只能臣服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下,非林立果不可。林立果出面,意味着他们应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意味着他们应该求大同存小异,放弃私心杂念,团结一致。 除了团结的主题,其他三个人对于“秘密会议”和两谋都是怎么说的呢? 江在监狱里曾经告诉邱会作:“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江还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呀。他们好厉害呀……”! 解放初期,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前江腾蛟任广州防空军政委,他告诉过笔者,他曾与邱会作在一个党小组,关系很熟。这段对话所反映的二人关系也符合江的描述,因此邱的这段回忆是可信的。 江腾蛟承认“只有一处说了瞎话”,即指邱问他“要谋害毛主席”一事。其实江腾蛟在专案组的高压下,瞎话讲了绝不止一次。他在特别法庭第一次开庭时先是承认了“会议”是个“反革命性质”的“秘密会议”;又讲会后“搞了很多阴谋活动”,“第一件事就是同王维国按照‘三国四方’会议的那个精神布置了上海空四军工作”;紧接着又供认“《‘571工程’纪要》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上李伟信才给我解释《‘571工程’纪要》。”既然不知道那个纪要,江根据什么说“秘密会议”是“反革命性质”、会后“搞了很多阴谋活动”、并同王维国按照“秘密会议”精神“布置了上海空四军工作”呢?没有《纪要》和政变的内容,“秘密会议”怎是“反革命性质”的呢? 陈励耘是不愿意到上海来的,庐山会议以后他“有个指导思想:二中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后来去了,但也绝对“没有人提到‘571工程’”!那天最后“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后来被审查时“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假供”。关于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一事,陈不承认有;有人劝他:这个会议(指“上海会议”,即“三国四方会议”)都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那人又说:你就写了吧,写了对你有好处。于是陈就写了。 生前,陈对这个“秘密会议”以一言辟之——“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 当然,团结问题并未得以真正解决,陈励耘实际上并未将王的一片诚意放在心上,陈的“自保”意识在许寅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陈在上半年也像王维国一样选择了“请病假”,于新野多次到杭州见陈,然而陈与林家的关系不进反退。到了9月毛南巡离开杭州时,汪东兴让陈选择通知“王洪文或者王维国”,陈的“选边”大有深意——他没有通知应该通知的王维国,并不完全出于政治敏感性和官场上的老道,而是他内心里真的认为林这边有“屎”了,要自保,所以尽量躲着他们,于是当时索性顺水推舟,做给汪看,归根结底是想做给毛看。 陈最后像是被于新野连“磨”带“押”来的上海,可能是他觉得未来的政治局势不甚明了,到底林彪还未失势,仍是接班人,不能得罪,其实毛、林哪边他敢得罪?左思右想,无奈之下,只好就来了。现实继续“发酵”,陈的心理已渐生变化,不知不觉地将毛林分开去考虑了。 周建平则是很认真地以自己到达岳阳路少年科技站的时间来强调自己的无辜,来划分问题的性质——“我到科技站,前后总共一个来小时,从来没有涉及到‘武装政变’,‘指挥班子’之类的话题”。 虽然时间不能完全证明什么。 那么当时这四人各有什么不同角度和需求呢?简言之——对江腾蛟而言,依靠林家,等待一个时机在政治舞台上复出是他最关心的。 对周建平而言,解决南京的派性问题是当务之急。 对王维国而言,和“上海帮”的斡旋是他最感吃重的事情。 对陈励耘而言,到上海是给林家面子,庐山会议以后还是少和这些人来往,自保很重要。 当然他们四个人在某些问题上还是有共识和默契的:一是可以不加掩饰地发泄对“上海帮”的不满, 一是适时用实际行动体现出对革命事业、对林家父子的忠诚。而这四个人在“9.13事件”里,只有江腾蛟疑似涉及了林立果有关 “指令”,这再次证明“秘密会议”与“两谋”无关。 在《遗稿》上王维国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一不知道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二不知道他们有个《“571工程”纪要》,三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我更不知道法庭叫我看的《“571工程”纪要》的第十三、十七两页的内容。连知道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怎么能去执行?!至于说该《纪要》上有我的名字,那也不能证明我知道纪要或内容,不能证明我积极参加了反革命集团,不能证明我就有罪。再者,该两页上还有陈励耘、周建平的名字,也有38军和20军的名字,陈、周也不是反革命,也没被判刑嘛。 如果以《纪要》和“秘密会议”为线,来划分是否“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政变”,即划分罪与非罪,那么四个人当中周建平、陈励耘被免于起诉,江腾蛟和王维国却被判了刑,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弹性”结果,既混乱又矛盾,完全没有逻辑性。 毫无疑问,当时的王维国的处境最恶劣,他对“上海帮”否定得最彻底,《遗稿》对此也毫不隐晦。在他看来,大家在一起发发牢骚,恰恰是他们和“上海帮”斗争的具体体现。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牢骚无需再提,这恐怕也是《遗稿》中有关“秘密会议”内容与江、周、陈三人相比,着墨不多的缘故之一。 曹老对秘密会议的看法不无道理。然而若论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就是一个违反组织原则的典型,不仅如此,甚至就是一次反党乱军的活动。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他大树自己的权威,公开大搞分裂,最终危及了党和军队的团结,危及了国家的安全,可以说没有南巡讲话就没有“9.13事件”,画龙点睛的一个“巡”字,道尽了九五之尊!“秘密会议”的成员虽然有宗派主义倾向,但目的还是团结,反而被扣上了“反革命”和“阴谋”的帽子。所以,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我们的国家就依然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我们的历史就依然是“凡是派”当道的天下。
(五)从耸人听闻到子虚乌有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汇编”》 揭露林立果“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火车;二是几门一〇〇高射炮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并且“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 已知的吴法宪、江腾蛟、陈励耘的假口供都进了中央文件,这些内容现在看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其所罗列的人物,可谓将林彪集团一网打尽!关于奉林立果之命企图带枪上车“暗杀毛泽东”未遂的情节活灵活现,王维国俨然成了一名“刺客”,多年后查明,纯属子虚乌有。但耸人听闻的故事仍然越传越烈,仅举几本书为例—— 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下称《斗争》)书中说:“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 该书并不缺少细节的描写——“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段,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指林彪)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 于新野已死,他和王的谈话,汪东兴怎么知道的?从《遗稿》、从《材料汇编》、从判决书和裁决书上,根本找不到这些内容,堂堂的前党中央副主席写的是小说还是纪实文章? 另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其中一篇文章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说林立果传达林彪手令时说:“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事隔“9.13事件”29年、王维国被审判18年、刑满释放15年之后,在2000年出版的书里,仍然有王维国“暗杀”未遂的描述——“林立果提出谋杀毛泽东的三个办法,有一条是要王维国‘趁主席接见时动手’,并派于新野到上海面见王维国布置。王维国也确实带了手枪。但是他心虚,把枪放在自己乘坐的小汽车内,未敢带进休息室。” 。 王维国当时的司机和警卫员都在世,这些以讹传讹的传言完全能够查清。可见中央文件“流毒甚广”。 庭审时王维国向法庭提出消除这一恶劣影响的强烈要求,看来是有预见性的。《遗稿》附上的裁决书就是证明王维国当年没有参与两谋,没有“暗杀毛主席”的官方证据,也是对当年中央文件的否定。由此也可见中央文件和后来写文章的人,对法律、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王大章自然非常在意父亲背负的这一历史“骂名”,对于父亲第二次接待毛泽东的情景,王大章做了详细回忆: 我父亲有枪,但他不带,枪就放在家里,平时就是警卫员带枪。1971年9月10日下午去接毛泽东专列,车到半路他问司机和警卫员:“你们带枪了没有?”司机赵永祥讲“没带”,警卫员讲“带了”。当时车子正好开到了西郊公园附近的程家桥那里,我父亲叫车靠边停下,他对警卫员说:“把你的枪锁到后备箱里去,从现在开始不准用枪,枪已经没有用了。”警卫员照办了。 他到达专线时,上海铁路局调来的火车头根据他的要求,正好把专线车站的线路全部压了一遍,检查完了。他把火车司机叫过来,亲自问他:“有没有情况?”司机说“没有情况,很好!”他说:“你再顺着原路压回去。没有事情就算了,有事情赶快报告!” 晚上6点钟差一两分,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我父亲就和王洪文上了火车了。上车后我父亲请示毛:“主席,招待所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去不去住?”毛说“我就是路过上海,不准备久待了。算啦,不要去麻烦了。” 接下来的谈话大概谈了两个小时,到晚上8点多了,我父亲他们准备走了。下火车的时候,汪东兴和王洪文走在前面,我父亲是第三个,当他走到车厢门口刚要下去的时候,偶然一回头,看见毛泽东就站在自己身后,已经送到车厢门口了。我父亲受宠若惊:唉呀,这可不得了啊!老人家送我们怎么得了啊?马上转身把毛又扶回车厢里,扶毛在沙发上坐下,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然后才转身下了火车。 王维国真要“暗杀毛泽东”,并非没有机会。 张聂尔对于“暗杀毛泽东”一事,采访调查了周建平:“9月10日下午,王维国找到我和郑长华,当时我们正在开会,王说,主席从杭州到上海,叫我们留下一个主持会议,另一个出发去见主席。我就让郑长华去,我开会。开完会,我给郑打电话:‘那边有什么事?需不需要我去?’郑长华说:‘王维国在车上还没下来。’据王维国讲,毛主席南巡回来停在虹桥机场。 当时张春桥不在上海。王维国、王洪文、汪东兴一起去见主席。上车后,主席在会客车里见他们。王维国说,如果真要谋害毛主席,他是最方便的,因为他当时带着枪,谁也没有查他的枪。……以后主席把他们送下车。王维国很殷勤,又单独一个人把毛主席送上车。这时已是9月10日晚上。” 王维国所说的“枪”当然是指警卫员的那支枪。 无独有偶。陈励耘曾经告诉笔者:当时也谣传过他带枪想暗杀毛,说送毛离开杭州时,陈的手都伸进裤兜里摸着枪了,被汪东兴识破,一把按住陈的手,没让他靠近专列。 我问陈:那时你带枪了吗? 陈:没带。 问:没让你靠近专列吗? 陈:谁说的,和以前一样把毛主席送上车。 问:汪东兴按住你的手了? 陈:瞎说八道!如果有的话那还不马上把我抓起来,判我的刑?! 给王维国造谣的是从中央到下面的各级官方。王与陈,同样是负责毛泽东警卫的负责人,同样是空军,同样是政委职务,同样是送毛上专列,这种空穴来风明显是王维国“暗杀毛”的翻版,也被张冠李戴给了陈。 王大章回忆父亲告诉他说,审判时我对法官讲:“9.13事件”以后“中央文件上讲我口袋里装了把手枪,要上去干掉毛主席。后来因为没让我上火车,所以才没干成。这件事你们要给我平反。”法官不敢说中央文件错了,也不能说对,更没办法纠正,只好说:怎么平反?我判决书上不写,不就行了吗?没这条了,就行了。 原来,王维国在狱中曾经因心脏病、肝硬化多次入院,这是他被捕后唯一能接触到社会的场所。在医院里,医生、护士都问过他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是要暗杀毛主席吗?甚至还有病人找上门来当面质问他。为此他在狱中就开始给中央、总政等部门写信,向办案人员当面反映,要求他们澄清这个问题。但寄出的信件毫无回音,办案人员也总以“这次不谈这个问题”来推诿。 面临审判,王维国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再次提出要求,坚持为自己消除这一恶劣影响,他说,“中央文件发到全国都是,判决书你们不会全国都发吧?你要给我平反!”他觉得判决书是给他个人的,不能消除中央文件造成的影响。法官们哭笑不得,反复说,我判决书上没这条,就说明这条没有了,说明不是你的罪行了嘛。我父亲说:“那不行!中央文件上说我要谋害毛主席就是诬陷我!冤枉我!你们一定要给我平反!”法官直说“行了!行了!”像是讨饶一般。法庭当然不可能给他“平反”,但最后判决书和裁定书上的确没了 “暗杀毛泽东”这一条。 也许王维国应该懂得见好就收,然而他居然要求法庭为自己“平反”,真是个又倔又犟的“法盲”。其实他明白,审判是一次公布于世的机会,他要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讨回公道。尤其我们看过了特别法庭审判的电视直播以后,还有谁能像王维国这样——在政治上被打倒以至一败涂地的现实里,在做了十年多的“阶下囚”之后,还能在法庭上如此强硬,据理力争,争的如此有理,争的如此给力,争的如此有骨气?难道世人不应该对这样的“法盲”肃然起敬吗?
(六)王维国的“密报”及王大章的北京之行 裁定书称:1971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主席离开上海后,王维国即向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的情况和与其谈话的内容。林彪、林立果等人接到密报后,随即准备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是把王维国的“密报”与林彪父子的外逃认定为因果关系。为此王维国在《遗稿》附件4里详尽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王维国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密报”?王大章认为他不了解中央的矛盾,不了解毛已经与林分道扬镳。但关于毛的一切无疑是最高机密,所以王维国的“密报”确是明知故犯,他不是没有经过考虑的。 王大章讲,因为于新野从杭州来上海后,跟我父亲讲了毛在杭州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这次出来巡视,跟一些人都谈了话,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么讲话,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一下,提前给我们透个气,这样也可以跟的紧一点。”他的话讲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这边’希望能够早一点知道”一句,感觉不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还是林彪的意思。我父亲既不好询问又不好拒绝,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的紧一点,这样后面有人撑着的话,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过一点嘛,他觉得这个请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认了。 于新野讲话时神态如常,所以我父亲对此事也完全没有觉察有何异样,毛泽东是中午过后离开上海的,下午他回家先睡了一觉,晚上才给周宇驰打的电话。如果他们真是一个有阴谋的集团,应该马上通报才对,所以单从这一点说他参与了“两谋”实在是苍白无力。 我父亲从毛的谈话中隐约意识到,事关重大。像要把庐山会议的问题扩大到军一级,揪住军委办事组不放,降低一下林彪的威信。所以他决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转告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诉你们毛的谈话,让你们有所准备就可以了”。这个“准备”当然不是准备政变,指的是三中全会上重提庐山会议的一事。 现在想想,都不知道我父亲十一号晚上怎么过来的,让谁去,怎么去,如何讲……肯定反复掂量,最终决定让自己最信任的人走一趟,结果还是后患无穷。 王维国虽然是做政治工作的,但对政治并不敏感,或许他以为政治就是革命,就是执行党的命令,就是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就是“唯上”。“毛主席与王洪文、汪东兴和我一起谈了话。其中有部分内容谈到了林彪一伙(指军委办事组)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缺点,和他们应该检讨的问题,并说回北京后和他们‘吹一吹’,即谈一谈的意思。当时我还喜出望外” 。显然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并没有后来法庭强加给他的“预见性”,而是正相反。在法庭看来,王维国父子对林彪父子太忠了,不仅“密报”主席谈话,还派儿子去“密报”。其实这恰恰反映了王维国的“愚”,如果他了解林立果的真实想法,他宁愿自己扛着,也不会连累儿子的 。当然王大章更没有这种预见性,这趟北京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去时虽然内心忐忑,但早已有为父亲保驾护航意识的他,对父亲的吩咐没有二话。 王大章回忆,12号早上我父亲把我叫起来,他讲: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对父亲是绝对尊敬和信任的,尽管一睁眼就听到这话觉得很突然,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父亲解释说“主席这次到上海来,讲了一些话,谈了一些事情”,叮嘱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诉副部长(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驰)他们两个人,其他的人,只包括李伟信、于新野,都不能讲。”我拿出个小本问他:记一下可以吧?开始他说“不行,记这个,恐怕有问题呢。”我说:到了那里我忘了呢?他想了想说,“好吧,那你记吧。” 然后他为了方便我记录,一字一句地讲道:“第一个,看样子三中全会快要开了,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主席讲,总理给我写了个信,说到庐山批评问题,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中全会上的问题。三中全会要开成扩大的三中全会,扩大到军一级,每个军都要有一个代表参加,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说到这里我打断他,问他“什么叫‘庐山批评问题’啊?” 他并不想让我了解更多,只是说,“你不要问了,你只要一讲,他们心里就有数了。”他继续讲到:“另一个就是说庐山会议议事日程的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个人里有三个不知道,主席说他不知道,总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个就是说,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回去之后再给他们吹一吹”。我哪里明白?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讲,“你就不要问那么多啦。” 毛泽东当时还谈到,“黄、吴、叶、李、邱要很好地检讨一下”,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黄永胜呢,这个人我不是很了解,在他当总长以前呢,没有谈过话。”这就对黄永胜当总长的任命有点推卸责任了。 毛还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喽!” 当时陈伯达已经被定成敌我矛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托洛斯基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戴了五顶帽子。二中全会以后已经传达到师一级了。 我父亲叮嘱我,你就讲“黄、吴、叶、李、邱检讨的不好,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就把这话告诉副部长和周主任,转告他们,叫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谓我去北京“密报”的内容。 后来我父亲讲,毛泽东接见时谈话中间提出想见一下许世友,就让汪东兴去联系。接着毛问王洪文:“你和许世友的关系怎么样?”王洪文实话实说:“不太好。” 毛幽默地说:“哎,许师傅嘛”,——因为许世友当过和尚,他就喊他“师傅”了——“许师傅嘛,就是爱喝点儿酒嘛,你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请他来喝喝酒,什么事情不都没有了,不都解决了嘛!” 毛泽东像唱“将相和”,在中间做和事佬。 这时汪东兴来告诉毛,说没找着许世友,许出去抓生产了。 毛泽东听了说:“不能光抓生产嘛,也要抓抓革命嘛。” 汪东兴问“还找不找?”毛说“继续再找”。汪东兴再去找,后来报告毛说找到了。 我父亲认为毛是宽宏大量的,只要好好检讨,毛就会像原谅自己一样原谅黄、吴、叶、李、邱的。 于是,12号上午我背了个军用挎包就上路了。我母亲和大妹妹送我到虹桥机场乘坐民航飞机。因为当兵出行应该持有“军人通行证”,我没来得及开,所以上飞机时被查票的人拦住了,问我:你通行证呢?,我一惊,唉呀,这才想起来——不仅通行证没带,连钱也没带,根本就没想这些事。结果当然不让我登机。 我一时不知怎么办,四周张望,恰好民航的廖局长在不远处,他认出我来, 就冲着查票的人摆了摆手,放行了。 这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大概有二十名左右的乘客。飞机先飞济南,吃完中饭休息一会儿,下午再飞到北京。我到北京已经下午三点了,李伟信开了辆“嘎斯—69”吉普车到首都机场接的我。 他在路上问我,“客人”(指毛泽东)什么时候到的?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嘱咐过我不要告诉李伟信和于新野,他怎么知道了呢?一提“客人”,我心里有些慌了,难道他知道我来的原因了?这个保密性就没有了嘛!他没有觉察我的胡思乱想,接着又问“‘客人’什么时候走的?”因为有父亲的叮嘱,所以我只好一律回答“不知道”。毛什么时候走的我是真不知道。 李伟信说,我们很忙啊,你看到现在中饭还没吃过。我说:怎么这么忙啊?一路上俩人东拉西扯。 车子开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西郊机场。我记得是到了一处平房,从窗户可以看到外面。于新野正在下面条吃,他说:你看我们忙不忙啊?你怎么样?吃过饭没有?我赶紧说在济南机场吃过了。 大概等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门外有汽车来了,于新野说“可能是副部长回来了”,随即林立果和周宇驰就推门进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迎接,他们对我说“你辛苦啦!”我敬了个礼,他们分别跟我握了握手。我受宠若惊,和林立果这也不过是第二次握手呢。 当时他们两个人神情既看不出不慌张,也不显得紧张,跟平常差不多,稍有些凝重。我被带到了会客厅,就我们三个在场。我把带的话讲了,最后强调说: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指黄、吴、叶、李、邱)赶快向主席做一个检讨,主席讲了,是人民内部矛盾,让他们早点表个态。 等我讲完了以后,林立果讲话了。他讲话一向很慢,好像是想一句讲一句,很慎重。 他讲:“很好,很重要。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为我们送来了这么重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很深”,他接着说:“说明王政委的策略是很好的,隐蔽的好。”“ 你回去以后告诉你爸爸,谢谢他,说明他以前采取的策略很好,今后还要这样,开会的时候叫他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我嘛,还年轻,不要提我。” 我当时由衷地讲了一句“副部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要向副部长学习!”。 他讲“不要提,今后不要提;请王政委和王洪文搞好关系,今后要少提林副主席。” 他这样的说法,我当时理解为便于今后可以从上海获得到更多消息的意思,另外我觉得他也有希望我父亲所处的环境能好一些,似乎是在替我父亲着想的意思。也不知我想的对不对。 随后林立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主席和你爸爸谈话的时候徐景贤当时在不在场(指专列上)?” 我说“徐景贤应该不在场。” 他又问:“(徐)在不在上海呢?” 我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要打听徐景贤的事,就照实说,我不知道,我父亲没讲这个事。 谈话前后大概不超过半个钟头。谈完以后,于新野就把我送到反帝路(即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去了。这就是我在北京见到林立果和周宇驰的整个过程。 从王大章这段回忆中我们得知,王维国“密报”的重点,即是他让儿子向林立果、周宇驰当面最后强调的那几句话——“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指黄、吴、叶、李、邱)赶快向主席做一个检讨,主席讲了,是人民内部矛盾,让他们早点表个态。”而今天看来,“密报”所传达的最要害的信息应该是“国庆节前开三中全会,国庆节以后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上要重提二届全会上的问题。……在会上要重提庐山批评问题”那些内容,这是毛泽东要向林彪动手的信号,可惜王维国对此并未觉察。主观上只简单理解成毛要对军委办事组的检讨不满意,所以才让儿子千里走单骑,给老总们辗转传话。 2011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刊登了顾训中的一篇“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下称“军政关系”) 的文章,其中提到的一件事情,似乎可以为我们解开些许四十年前林立果为何打听徐景贤动向之谜,朱永嘉说: 1971年1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文章大样送到兴国路市委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时,张认为有问题,要求设法了解文章背景。领受任务的是曾经在空四军服役的吴××。他回来报告说,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篇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这就是发表在《文汇报》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由写作组文艺组的高义龙执笔,具体是徐景贤奉命抓的,是徐下令让《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这个过程在我们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然而,吴××此时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被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促使林立果加速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中有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有来头。“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据此,林立果加紧谋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林立果已死,任何人对他的任何猜测都只能是猜测。根据《纪要》里对“笔杆子”流露出来的势不两立的情绪中可以猜测,由于徐景贤和张春桥的关系,林立果认为从徐景贤那里可以多少反映出张春桥的一些动向,继而掌握“笔杆子”们的动向,所以林立果对徐的敏感,说不定是为这个缘故。 到底王维国知不知道“两谋”呢?在《风云》一书里,1971年9月14号父子俩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他一直蒙在鼓里,甚至还不如儿子会分析——“此时已是9月14日,全国禁航,全国开雷达找飞机。父亲问我在北京遇到些什么事,我全讲了。父亲反复问我一些问题。” “他问:李伟信讲的谁要离开北京? 我说:林立果。 父亲问:他要干什么? 我说:避避风。 父亲问:到哪里去? 我说:广州。 父亲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他们要路过上海,那肯定是去广州。因为我听顾同舟的儿子讲过,广州为林彪盖了个房子,广州可以看到香港电视;广州有个小分队对林彪很忠。 父亲说:据说有一架飞机要过来,可是到现在还没过来。而且又丢了一架飞机。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直到“9.13”前夜,王维国这个所谓上海的“头”仍然不知道林立果干了什么和要干什么,直到9月20日被隔离审查。 王大章回来以后,把在北京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告诉给父亲,王维国怎么琢磨还是想不明白。如果他是上海的“头”,参与了政变,李伟信也用不着绕着弯子忽悠王大章了,从他俩的对话里可以看出王维国对政局一无所知,对两谋一头雾水。王大章说:我父亲问我:“到底是谁要离开北京啊?”我说大概是林立果吧。他反问我怎么知道是林立果的?我分析说:李伟信不是讲了——“要不是林副主席工作忙,我们都暂时离开北京一下”吗?这个“都”字,就把林副主席排除了,就是林立果他们要离开北京了,林副主席因为忙,不离开北京。 王维国的确派儿子秘密去了北京,“密报”了主席和他的谈话内容,但是这样做就“是露骨的特务活动,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行为”吗(《材料汇编》)?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讲话,一路上都是打了招呼的: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唯独到了杭州和上海,似无此禁令。汪的《斗争》一书中,没有提到毛有此叮嘱,汪本人也没有要求过王维国、王洪文对主席谈话不能外露,但王维国肯定明白,他还要冒这个风险,不管是出于政治需求还是在感情上,正如他委托儿子去北京时讲的那样,“没有他们(指林彪一家)也就没有我们”。 毛讲自己是“路过上海”,没有大张旗鼓地接见党政军负责人,只谈黄、吴、叶、李、邱,不议林彪。毛究竟是累了,还是因为上海不是四野的底子,而是“上海帮”把持的地盘, 毛的激烈言辞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也较之武汉、广州明显平缓,总之这一切并不寻常。 我们试图找出“密报”和“南逃”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没有发现。 从“密报”和“南逃”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上来看,的确如裁定书所说。但在世界上同时发生的事,或者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所以不能把时间作为断定事物性质、相互关联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一向来去随心所欲、如天马行空,就像《纪要》上所说“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没有人能够了解和掌握他的行踪,离开上海回北京是随时可能的事情。奇怪的是,林立果尽管忙于策划,但始终没有给所谓这两个地区的“头”——陈励耘、王维国下达过任何指令,明显对毛在这两个地区逗留的时机不重视,并不像真要动手。 有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就是本来他们是准备了几手方案的;从林立果最后的行动分析,在所有矛盾里,保护父亲显然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走,是不战而退,不具任何攻击性,让林立果下此决心的,与他对毛泽东政治人格的了解有关,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了解有关,王维国的“密报”只是再次验证了林立果对毛的认识。 尤其林立果对王大章交代的那些话意味深长——“你回去以后跟你爸爸说,今后少提林副主席,也不要再提我”。听上去像分明是劝说王维国与林家脱钩,转为注意保护好自己,具有政治上的告别之意,并且丝毫没有流露出让王维国参与自己计划的暗示。林立果是当着王大章的面说这些话的,说明他走的决定在见王大章之前就做出了,与王维国的“密报”没有因果关系。而这几句含有潜台词的话,王维国听儿子转达了以后琢磨良久,深感困惑:“为什么要少提林副主席啊?”、“为什么要和王洪文搞好关系呢?”“怎么这么说呢?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 从“(材料之三)”中我们找到了王维国想要知道的答案—— “会议 1971.8.26 ……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过双重组织生活” 林立果所说的“隐蔽”、“不要表态,不要暴露了”的话,正好印证了他们8月26号会议做出的“由明争转入暗斗”,“过双重组织生活”的决定,直至他们获悉毛的南巡讲话,这期间没有其他情况发生。这进一步证明了林立果自8月下旬已改变了策略, “9.13”的“动”应非破釜沉舟的政变,完全是被毛打草惊蛇而亡命天涯,是一次败走,是第“三谋”——即谋生。 王维国认为自己和“两谋”的关系是“事实上是我向他们透露一些情况,碰上了他们可能想搞政变;他们在欺骗我,利用我;而绝不是我把毛主席谈话的部分内容告诉了他们,他们才搞政变的” 《遗稿》这一说法既是推测也是客观的。 法庭批驳王维国“密报”是不听许世友司令员——“要听毛主席的,不要上别人的当” 的警告。王从主观上讲,他不受许的直接领导,对许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听毛主席的,王与许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同是一句话,谁是“别人”、上不“上当”,王与许则见仁见智了。 从席间看,许听了毛“劝和”的话,与王洪文甚欢,与“上海帮”热络,对警备区、海军也以礼相待,唯与王疏远,王倒像“别人”,所以可以推测许心里的“别人”就是林彪那边。如此,他对王维国的劝告,就是让王像庐山会议后的他一样:与离林那边远一点,警惕一点。历来席间即官场,许世友是个“粗人”,酒后高兴,临别跟王“套近乎”,将王划出“别人”之列,也算是对刚才冷落了王的一点“补偿”之意。 王维国与“上海帮”因对立而敏感,以他当时在上海的地位也是“人在屋檐下”;由于肝不好,他倒不在意许世友在酒桌上的“疏远”。和工于心计的张春桥相比,王也是个“粗人”,但他听懂了许的意思,许指的“别人”正是他的靠山,而他心里真正的“别人”的恰恰是“上海帮”之流,王不认为林立果有害己之心,却隐隐约约觉得毛和“别人”之间可能有误解。所以“密报”行为所反映的,恰恰是他相信毛、听命于毛,对毛毕恭毕敬,不仅真心实意向毛检讨、认错,之后还希望林立果能把“密报”内容转达给黄、吴、叶、李、邱等人,让他们也听毛的话,认真做检讨,将误会澄清。这不正是等于接受了许世友的劝告吗? 各地的专案组对“密报”的处理态度也并非一致,在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里 ,当年所有的“密报”人均被点到:“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这些人里,除了黄永胜直接告诉了叶群,其余的人都是通报给了林立果他们,没有一个是“报告了林彪”的。王璞和陈励耘后来都未受到刑罚,那时盛传中央内定一个军区只判一个,广空免了王璞,南空免了陈励耘和周建平。原定顾同舟、王维国都判十一年,但王维国“态度不好”,为了体现“抗拒从严”,刑期加了三年。 显而易见,林立果决定出走是因为毛泽东南巡、背着中央和林彪本人在各大军区点火、指桑说槐、散布舆论的一系列行为,并不是因为王维国“密报”行为本身。 出狱后的王维国悲愤无处发泄:“那时候谁知道林彪是反革命啊?谁同意把林彪写到党章上去的?把林彪写上去的人是不是反革命呢?”是啊,说那些话的人免责,是阳谋,透露那些话的人有罪,是阴谋,这是什么逻辑?什么法律?要说王维国上当受骗,那首先是上了毛的当,受了毛的骗。
【林彪研究】
林彪与高饶事件 ——侧面看高饶事件之二
赵 晖
1953年发生的 “高饶反党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内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最终以高岗自杀,高、饶被开除出党而告终。和高、饶相关的一些干部也受到程度不等的处分。而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除高、饶以外,虽然在当时没有人因此一事件受到处分或打击。但在以后的岁月中,一些与高饶事件有所牵涉的高层领导在被打倒时,其被指控的罪名往往有与高饶事件相关的,如彭德怀、林彪,都曾被指控与高饶勾结,或者是高饶集团成员等等。而其具体情况如何在公开资料中又大都是语焉不详。 80年代初,邓小平在一些关于建国以后历史问题的谈话中提及高饶事件的一些相关人事,在谈话中邓专门提到林彪与高饶事件的关系,认为高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 而此后出版的一些关于林彪或高饶事件的纪实文学类著作也或多或少地提到林彪与高饶事件的关系,但大都缺乏较为系统准确的叙述,且多有胡乱编造之处。究竟林彪与高饶事件存在那些关系?他在高饶事件中又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本文将根据史料尝试解答这一问题。
一、林彪与高岗的战友情谊
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和高岗在东北共事数年。两人相处颇为融洽。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局内部的争论中。高岗、陈云、罗荣桓都坚决支持林彪的主张,林、罗、高、陈还联名致电中央,要求调整东北局领导人的分工。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领导改组之后即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七七指示”,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为中共在东北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岗在东北局改组后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因林彪有时要去前方指挥作战并随军行动,所以从46年11月起由高岗代为主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此后,林彪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则在后方主持剿匪、土改、整军建军、后勤保障等工作,两人一直配合得很好。辽沈战役中,高岗亲自担任东北支前委员会主任兼民运部长,要求东北根据地的各级党和政府把支前工作当作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提出“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要真正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东北支前工作顺利展开,为东野取得战役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支持。 在辽沈战役前夕,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当林彪去前方时,由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林彪率东野入关作战后,高岗在1949年初接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成为继林彪之后中共在东北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1950年7月初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从中南军区抽调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开赴东北,与在东北的第四十二军合组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防军的组建过程中,因其最初组成部队均为原东野、四野部队,组成后又驻扎东北。当时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的林彪和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患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边防军到达东北后暂由高岗代管,而林彪作为边防军部队此前的领导人,在边防军先期组建过程中就部队抽调、第13兵团主官配备、边防军训练等问题亦多有建议和指示。两人在此期间的合作也相当愉快。鉴于朝鲜半岛形势变化,高岗在8月30日就边防军出动后的相关问题致函毛泽东:“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材早日来东北, 以便作充分准备。”毛泽东则在9月3日复电高岗, 指出:“林粟均有病, 两萧此间有工作, 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如果林彪当时身体健康而能挂帅出征,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历史上著名的“彭高合作”就有可能是“林高合作”了。 虽然林彪未能出征朝鲜,但在他第二次从苏联回国后,曾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三个多月,是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军事决策者之一 。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期间,林彪与周恩来曾飞赴克里米亚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中国暂不出兵的协议。不久后周恩来归国,林彪则留在苏联休养半年多。1951年6月,毛泽东派高岗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一起赴苏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问题,在就此事给斯大林发出的电报中,毛泽东建议让林彪也参与此次会谈。在停战问题上获得斯大林的初步同意后,金日成、高岗等随即由莫斯科启程归国,而林彪则与高岗一起回国,同年11月,林彪和高岗一起被增补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林在此前的1951年10月起就主持军委工作。同作为志愿军总后方基地主持人的高岗又一次携手合作,为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贡献。但因林彪不久后病倒,林高之间的合作也因此中断。 总的来看,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林彪和高岗都曾有过密切合作,也在其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二、林彪在高饶事件前后的相关表现
当1953年中共上层的政治风云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时,林彪正在杭州等地休养。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林彪此时以养病为主,其在中南担任的不少重要职务均由他人代理。但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 ,这场政治风云仍然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他。在高饶事件中,安子文所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中的“有薄无林”与部长会议主席人选问题都直接牵涉到了林彪,林彪对上述事件有何反应?而当毛泽东决定端出高岗之后,林彪又是如何应对的?这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的。 关于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当事人之一薄一波的说法是高岗向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转达毛和高岗谈话的内容,称政治局要改组。安子文其后未经中央授权便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而当安子文将拟好名单给高岗看时,高岗怀疑安子文所拟名单是刘少奇授意的,意图对他进行试探,高岗此后将这一名单在高级干部中扩散,并编造了名单中“有薄无林”的说法 但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回忆,这份名单是毛泽东派机要秘书送给高岗看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称高岗在看过这份名单后,到处散布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 。从“散布”一词的用语来看,“有薄无林”一事并非高岗无中生有的捏造。而且由于高岗将此事到处在高级干部中宣扬,引起的反响很大。也因此发生了大批高级干部集体赴西山看望林彪一事。 就在1953年夏天全国财经会议举行期间,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等多项要职的林彪因身体不佳,循例向会议请假,在北京西山休养。军队的一些负责干部打算去看望他,也想征求他对于当前某些重大问题和正在举行的财经会议的看法。高岗得知后,还专门邀请了不少人一起参加去看望林彪。最后一共有二三十位高级干部前去西山探访林彪,其中包括了几个大区的军队负责人和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这次兴师动众的看望林彪事件,对于其中的某些人如高岗来说,确实有借此对“有薄无林”事件表示不满的含义在内 。 而林彪与这些来探望他的高级干部谈了些什么,其详细情况至今还不是很清楚。据张明远回忆,参与此次探访的王鹤寿在与他谈话中提到“林总的水平很高,看问题深刻,对少奇的问题提得很尖锐,认为刘少奇在毛主席身边确实很危险”。虽然缺乏更详细的佐证资料,但此时的林彪对于刘少奇有一定不满应该是事实。而林彪与高岗等在白区党问题上的观点也颇为一致,即王鹤寿所说“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财经会议结束后接见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张明远时,也在谈话中提到了白区党及所谓篡权问题,毛说谭震林曾同他讲,“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 ,尽管毛在谈话中批评了谭震林的说法,但他以如此口吻向高岗等人提及颇为敏感的“白区党”问题,其意图何在颇为耐人寻味。 部长会议主席人选的提出源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党和国家体制变革上的一些构想。一九五二年年底五三年初,中共中央考虑准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和党的八大。在党和国家体制的设置上,考虑仿效苏联设置部长会议主席这一机构。而部长会议主席这一相当于总理职务的人选也必然受到党内高层的关注。 自建国以来,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务院总理的职务,本来应该是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职务的当然人选。但在1952年底53年初,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工作,认为有人搞分散主义,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甚至还颇为生气地表示:“只有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地点——引者注,下同),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 因此在53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相继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和《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根据上述决定和通知,原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的周恩来的权力大为缩小,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的新分工中,周恩来只被分派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其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也被认为“已无存在的必要,当即撤销”。而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不仅被委派负责国家计划工作,还直接领导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等八个部。其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甚至有“经济内阁”之称。周恩来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高岗地位的明显上升无疑使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变得微妙起来。而这时候高岗却推荐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他不仅在毛泽东的面前举荐林彪,还在到南方休假期间把这个意见告知陈正人、刘亚楼、陶铸等人 。1953年底时高岗还通过罗瑞卿向毛传话,认为林彪是部长会议主席的合适人选 。 对于高岗的热心举荐,林彪的反应十分谨慎。1953年10月下旬,林彪为此事致函刘亚楼,称自己难以胜任,要刘不要与相熟同志谈及此一人事问题:
亚楼同志: 关于高岗所谈机构问题,盼你对张、邓不必谈,且望在粤、在汉、在京对一切熟的同志都均勿谈,高对我的估计是很高的,态度是万分诚恳的,且主席亦甚重视我,但我自量是胜任不了的,故根本不敢想此问题,因此盼你亦了解此点,在谈话中勿涉及人事问题。 祝好 林彪(1953)十月二十五日
3个多月后,林彪再次写信给刘亚楼。在信中林明确表示高岗推举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意见是不妥的,他不会接受。请高岗对此慎重考虑 。 而在此之前,高岗南下“游说”时曾到杭州与林彪长谈,在谈话中,高岗不仅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两个会议的情况,也就主持中央工作人选问题与林交换过意见 ,据高岗之妻李立群回忆,高岗在杭州期间与林彪就中央人选问题进行过深入交谈,“林彪在杭州,去与他商量一些问题,中央人选名单,及军队八大代表团名单。有次高岗(和林彪谈完)回来后,与陈正人讲,关于中央人选问题已与林彪商量好了,他同意这个名单,对个别的人提出了意见”。高岗首次自杀前还曾对习仲勋谈过与林彪杭州会谈之事,称“我干的事情林彪都知道,关于中央人选名单及其部署,在杭州我与林彪谈多次,一个个人与他交换意见,最后,我离开杭州去广州,林彪还让叶群又特别去告诉我,要我注意一些事情,要我兼职等” 。 1953年11月初,李力群到杭州,林彪托她带一封信给高岗,关于此信的内容,相关当事人的说法并不一致,高岗称林彪此信主要是谈关于部长会议主席人选事;而叶群在62年时则说林彪写信是为了批评高岗搞地下活动,要他改正。考虑到叶群讲话时高岗早已身败名裂,其所述难免有与高岗划清界限之嫌疑。但从前述林彪致刘亚楼两封信的内容来看,如果高岗回忆属实,那林彪在信中就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问题提出和高岗不同乃至批评性意见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刘亚楼在高岗事发后的揭发中也提到,林彪和叶群在杭州时就批评刘亚楼,要刘不要参与高岗的活动,不要上他的当 ;由此观之,叶群的说法也不乏真实之处。 总的来看,林彪尽管颇为欣赏高岗的才干能力,在所谓“红区党”与“白区党”的争执中也多赞同支持高岗的意见想法。但对于高岗竭力推荐其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一事却明确表示推辞与反对。究其原由,应该是与林彪一贯对中央政争持谨慎自保乃至消极回避态度有关。 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林对于读书颇为喜好,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历史颇有涉猎,读后亦多有心得。如他在读了关于两汉历史的史书后,曾写下“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的心得笔记以警醒自己,林尝读《曹操》一书,在看了该书叙述曹操当了宰相,己成“骑虎难下之势”的内容后,即在该页上写下“不要轻易骑上去”的批语 。对于毛泽东的个性,林彪也看得颇为透彻。他曾经在《学文化词典》第18页“个人崇拜”词条旁写有这样的批注:“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正因为林熟谙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很明白“伴君如伴虎”之理,而对于毛的复杂个性更是知之甚深。故林长期以来对于党内政争多持消极回避态度,如延安整风期间林被毛委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之职,但林“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 。而此番高岗和刘少奇之争,涉及到所谓白区党和红区党两大山头间的复杂矛盾,牵连甚广,卷入者甚重,以林彪的谨慎性格和一贯少介入党内政争的风格,对此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回避也在情理之中。 而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幻确实是波云诡谲。在53年中召开的财经会议和组工会议上,薄一波、安子文等“白区党”成员是被攻击批判的对象。但到了年末,在邓小平、陈云等相继向毛泽东报告高岗搞“非组织活动”的情况后,毛泽东对高岗的看法有了一定变化,开始考虑解决高饶的问题。 12月中下旬,毛泽东一连多日和不少党内高级干部谈话,并派邓小平去做彭德怀的工作。同时又派陈云南下,“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当然也包括林彪。 “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修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 。 陈云在杭州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四野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在陈云传达了毛的意见和介绍了高岗的问题后,林彪的回应颇耐人寻味,他一方面表态不再支持高岗,“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在中央副主席人选上,主张“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表明自己无心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职务 。另方面则在和陈云的谈话中为高岗作了一些开脱,“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候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林还在谈话中提到“高岗可能自杀” 。 林的上述意见和表态很快由陈云报告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随后由上海来到杭州,在刘庄和林彪及陈正人进行了谈话 。此次毛林谈话的详细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毛泽东其后在54年1月上旬致刘少奇的信中专门提到“决议草案(指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之草案—引者注)……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来看,毛在谈话中就高岗问题与林深入交换看法的可能性较高。 而在此前于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北京存在“两个司令部”,并不点名地严厉指责以高岗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当晚毛即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去了上海、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曾专门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师尤金谈话,向苏联方面吹风:“我们党内,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 。 在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 ,高岗意识到了毛对自己的严重不满,他试图对此加以补救。12月末,高岗在沈阳出席东北局扩大会议时,一改其此前对刘少奇的批评态度,专门强调了刘在党内的历史功绩和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在毛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东北局应团结在林枫的周围开展工作 。高岗还在54年1月中旬给毛泽东去信,希望能去杭州向毛当面检讨,但遭到毛的拒绝 。 除了希望通过当面检讨得到毛的谅解,高岗也打算借助于和他关系一向较为良好的陈云、林彪、彭德怀等人帮他摆脱困境。早在53年12月间,高岗曾打算让王鹤寿借去上海检查工作之便,到杭州看望林彪,高希望林彪在中央一线当家人选问题上为他向毛泽东进言。而王鹤寿向陈云报告了此事,陈云叫他不要去 。他也一度对陈云去杭州找林彪寄予希望 ,而据习仲勋在文革中的交代,在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被管教后,他还试图通过习仲勋找陈云、彭德怀、林彪“摸中央的底,叫他们给主席说说,看能不能减轻他的罪?” 但令高岗失望的是,无论是陈云、彭德怀还是林彪,这时候都没有对高岗施以援手,在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有43人在会上发言,其中陈云在16日座谈会上所作发言中公开揭发了高岗向他活动企图谋取党中央副主席一事 ,陈在发言中认为“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陈云的发言对于高岗无疑是巨大的刺激 ,也很可能是引发他在第二天自杀(未遂)的重要原因 。而朱德、彭德怀、邓华、马洪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让高岗读后心情激动,他认为其中的一些发言内容与事实不符 。 在七届四中全会和高岗问题座谈会相继召开之时,林彪继续留在杭州、上海休养,2月14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林彪请假缺席 。在高岗问题不断升级之际,作为被高岗“假装赞扬”的“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 之一,林彪的处境也颇为尴尬和微妙,他虽然已向陈云表态不再支持高岗,但并没有如陈云那样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对高岗进行激烈的揭发批判以力证自身的清白 ,而此时的毛泽东又向林彪示意,要其与高岗“划清界限”,3月4日,毛针对合众社东京2月26日电讯稿内容 写下这样的批语:“合众社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毛还专门嘱咐将“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五同志一阅” 五人中陈伯达和胡乔木均为毛的秘书,也是毛身边的两大笔杆子。而林彪、谭政、陶铸则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高饶事件,毛将此文批发给三人,其含义不言而喻。七届四中全会后对于高岗问题的揭发批判愈演愈烈,而其中涉及到的“红区党”成员也越来越多,当务之急是将高岗和其他人尽可能切割开,以避免牵连到党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李力群和习仲勋在文革中撰写和提供的相关材料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力群称在七届四中全会初期,肖华就通过习仲勋告诉高岗,不要牵涉林彪和罗荣桓 。陶铸和王鹤寿也曾示意高岗,不要牵涉到林彪,习仲勋亦告诫高岗不要牵扯彭德怀,他还向高岗传达了彭德怀的意见,要高在作交代时绝对不要牵扯彭、林等掌握军权的人,把他们扯进去,对高岗更没有好处 。习仲勋在文革中曾交代,高岗死后,李力群写了揭发材料,因该材料牵扯的人太多,有彭德怀、贺龙等,故被他撕毁 。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彭德怀还是林彪,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再为高岗辩护或洗刷。所能做的也唯有在高死后对其家属表示一些关怀。高岗死讯传出后,彭德怀于当晚赶到高家,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并含泪表示:“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据李力群回忆,高岗死后,她搬了家,彭德怀曾偷偷派警卫员去看她,问她有什么困难。而林彪回京后也让叶群接李力群去他家中谈话,询问高岗几个孩子的情况 。其后还帮李力群解决二女儿上军医大学的事情 。在59年军委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期间,此前被打成高岗集团“五虎上将”的张秀山等人亦被召到北京,再度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在会议结束后专门邀请已被贬为沈阳农学院院长的张秀山共游颐和园,并让女儿豆豆作陪,据张秀山回忆,两人在游园时畅谈东北解放战争的往事,林彪兴致很高,还合影留念 。高饶事件已尘埃落定,周、林、彭等人也只能在一些细节上“与人为善”了 。
三、高饶事件后与林彪相关的某些余波
高饶事件最终以高岗自杀,饶漱石被逮捕判刑,高饶双双被开除党籍而告一段落。但该事件涉及的复杂党内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上呈意见书批判大跃进运动发动以来的“左”倾错误,遭到严厉批判,而在算彭的“历史老账”时,参与高饶事件也被一再提到,如毛泽东在7月31日常委会上就指彭在“高饶事件”中陷得很深,在其8月4日写的一份批语上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组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讲话上更对彭德怀提出“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的严厉指控 。 在庐山上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大肆批判之际,庐山下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调查,此前被定性为高岗反党集团成员的原中共东北局的几个负责人(张秀山、张明远等)被紧急召到北京,他们到北京后被告知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张秀山等人被要求积极揭发彭德怀的罪行,包括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 。而高岗之妻李力群也遭到软禁,除了要她交代高岗与彭、黄的关系外。某天夜里还将李接到彭真家里进行查问,当时在场的还有中组部长安子文和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彭除了向李力群查询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还提到高岗和陈云、林彪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遭遇如此审查,十分害怕,一直流泪,却说不出什么。 1962年,公安部曾向李力群了解所谓苏修特务卢竟如和师哲、高岗的关系,而卢竟如 在46-47年间曾担任高岗和林彪的俄文翻译。同年秋,因小说《刘志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指控为“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李力群再次遭到软禁和审查。彭真、安子文等又一再向她询问高岗与林彪的关系,和叶群的关系。高岗到杭州到底和林彪讲了些什么。但李力群始终没有说什么 。 也在这一时期,彭真还与商业部长姚依林进行了几次谈话,询问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情况,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期间,彭真又一次找姚依林谈话,提出“现在党内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斗争的规模很大,比1959年(对)彭德怀的斗争还要大。你应该在中央全会上作一个发言,讲商业工作的问题,不仅要讲商业部的问题,而且要讲商业各部的问题。不仅要讲今后,而且要讲过去的经验教训。现在很多人不听主席的话,你们财贸部门就有人不听主席的话,听说怨气很大。我可以举得出名字,现在就是不举名字......希望你好好考虑,作一篇好的发言,如果你想同我商量,过几天你还可以找我来商量”。虽然彭真在谈话中说“不举名字”,但他在谈话中问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是谁主张在河南用三斤粮食换一斤烤烟,是谁主张用七尺布换一斤棉花的”,明显是针对陈云的,而他在此前谈话中所说“过去有个时期,听说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听说又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好了” 一句更牵涉到周恩来。 参与上述追查活动的彭真、安子文等,属于所谓“白区党”成员。彭真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与林彪、陈云、高岗等结下一定的仇怨 。在高饶事件前后发生的“白区党”和“红区党”冲突中,安子文和彭真也卷入颇深。两人如此卖力追查高岗与陈云、林彪的关系,和“白区党”、“红区党”山头之间的激烈矛盾争端显然脱不开关系 ,而从彭真谈话中还公然对周恩来有所责难来看,当时党内政争情况相当微妙,远非以往党史著作所谓中央一线与毛泽东之矛盾所能概括。 林彪对于彭真、安子文等人进行的追查活动事后并非一无所知,叶群和李力群谈话时就提到,卢竟如被怀疑与苏联有联系,而有人称叶群与卢竟如关系密切。文革之初,李力群向中央报告了彭真等人的追查活动,还直接写了信给叶群,叶群让其与陶铸联系,李力群写了材料请陶铸转交中央,其后又向陶铸派来的朱礼全、鲁冰两人详细谈了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追查情况 。从现有资料来看,对此有所知情的林彪在文革中并未就此问题大作文章,向彭、安等人报复。
四、结语
综合现有资料,笔者就林彪与高饶事件的复杂关系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作为“红区党”山头的重要人物,林彪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高饶事件,无论是毛泽东对林彪的关注赞许 还是高岗等的竭力推戴,都使林彪在这一事件中处于十分醒目的位置,尽管林对于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一再推辞,但在八大中央人选名单,阻止"白区党"上位、“篡权”等问题的认识上与高岗颇为一致,而高岗的许多看法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毛泽东 。 二、林彪在毛泽东端出高岗之后,表态支持毛泽东,但仍为高岗有所缓颊,而在高死后对于其家庭亦有所关注照顾。 三、高饶事件是中共建国之后的第一次极其激烈的党内斗争,它与其后中共党内的数次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区党”与“红区党”的山头之争,毛刘之争,毛周之争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并没有随着对高饶事件的处理而结束,高饶事件如此结局倒是为以后的种种斗争埋下了伏笔。 四、从安子文、彭真等人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前后进行的追查活动来看,中共党内的政争形态极其错综复杂。而以往之国史研究,受某些模式框架影响太大,研究者或者重视所谓路线方针之争论,或者集中于所谓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群体之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党内各种政争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因而存在不小的缺陷。而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如何依据史实去研究探讨党内各种政争、权争的产生原因及其对党史、国史之综合影响,应该是国史研究中急待开拓和完善发展之重要方面 。
【博士论文】
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 ——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七)
向 前 第二部分 剖析与研究:群众的行为与动机 第四章 群众的分化和群众组织的对立 群众的分裂和对立过程中,各派组织都宣称“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双方又势如水火到武斗战场上厮杀呢?种种状况说明,他们的分歧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群众的立场和差异,首先有必要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 文革以后,很多特定称谓的词义日益模糊,不少人简化称呼(也或许是身在山中的缘故,他们并不清楚这些组织的区别),把所有的群众组织称为“红卫兵”、“造反派”等。简化的称谓致使特定词汇的外延被放大,“红卫兵”、“造反派”成为诸多事件的主语。如今,身在山外的我们常常因为“宜粗不宜细”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是“群众组织”等称谓时常被等同起来,导致了认知的模糊和错误。学界对群众组织的划分存在不少争论,这些争论源于派别名称词义的模糊。学者们使用的同一个名词,其内涵和外延往往各不相同。很多争论其实是词义的争论,如果事先不界定清楚,争论就得不出任何结果。 分析的角度可以无限,但分析的对象是确定的。在对群众组织进行类别划分的时候,需要对事实有基本的了解,理清演变过程,才能避免偏离事实。本章从源头上追踪各个群众组织的来源,指出其变迁过程;然后,根据学者们提出的划分标准和方法,以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为例,考察各组织的人员构成、行为取向和诉求,对群众组织进行分类。 第一节 群众组织的分类 文革发展成为一场影响亿万人生活的大事件,与狂飙激进的红卫兵运动密不可分。红卫兵组织是最早的群众组织,可以说是文革的开路先锋。“红卫兵”一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要避免产生词义的误解需要考察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 1 “红卫兵”组织的产生 最早的红卫兵是北京的中学生。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校方对这种挑战权威的做法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卜大华、骆小海等决定采用统一署名以表示立场一致,选定用“红卫兵”作为集体署名。 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播发使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鼓舞,他们贴出第一张署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大字报,宣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之后,他们又贴出了一系列大字报,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从此,“红卫兵”横空出世,成为火红年代里最响亮的名字。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启发了其他学校的学生,不少人到清华附中观摩学习革命经验之后,回到本校以“红卫兵”署名张贴大字报。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大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学生组织,亦即最早的红卫兵组织。 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后希望将红卫兵的活动纳入党团组织工作的轨道。红卫兵们对此有所抵触,他们既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保持独立的组织。 工作组为遏制学生激进情绪采取的措施未能顺利解决问题,反而使得矛盾不断激化。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面对北京各大中学校此起彼伏的反工作组浪潮,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各学校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由工作组负责成立各自“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 前期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人数相对较少,被称为“少数派”,拥护工作组的学生人数占优势,被称为“多数派”。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 清华附中的工作组和红卫兵都力图从策略上取胜,双方摩擦很多却没有决裂。在其他学校,工作组采用了惯用的戴帽子、打棍子的斗争办法,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上纲过高,打击过重,结果授人以柄。 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强行解散;25中“东风”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遭到批斗,为首的李冬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大批红卫兵被戴高帽子游街。没有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其他“少数派”学生也在“反干扰”中倍受整肃,清华大学少数派有近700人被斗。 “反干扰”没有把学生的激进情绪平息下去,首都各学校驱逐工作组的行动愈演愈烈。清华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引用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声称造反是遵循毛的教导来为红卫兵正名。 骆小海等参加集会时,把大字报抄件交给到会的江青,请她转交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几张宣称“造反”的大字报后非常高兴,赞扬了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十六条》肯定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作为一股狂热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文革舞台。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群众和红卫兵,并且接受了红卫兵代表敬献的红卫兵袖章。这一举动无疑默认了他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和统帅。这一天的集会声称是庆祝无产阶级大革命大会,实际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动员大会。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参加集会的红卫兵和群众人数多达1100多万人,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使文革的狂风暴雨遍及全国各个角落。 2 “红卫兵”组织的变迁 “红卫兵”组织的产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革爆发到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为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到1966年8月初。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全部是北京市的中学生,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组织为代表。 他们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言论,公开号召“造反”。 工作组和学校领导不支持党团组织之外的学生组织,希望解散红卫兵,甚至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反革命”。 也有部分没有建立参加红卫兵的学生受到打压,他们与参加红卫兵的学生都反工作组,因而一道成为“少数派”。拥护工作组的学生数量上占优势,是“多数派”,但尚未以红卫兵自居。 第二阶段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组织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兴起,即1966年8月到1966年10月。全国各地的省、市、地、县,在党的领导机关直接布置下成立了形式统一的红卫兵。这些组织大多是拥护当地领导机关的,所以也被反对派称为“官办”组织或“御用”组织。 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大多是之前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后来被称为“保守派”红卫兵;与之对应,“少数派”的成员构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主力。不少学者将“少数派”与后来出现的“造反派”等同,值得商榷。诚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出现的,“少数派”的部分人员也确实成了“造反派”骨干,但应当注意的是:首先,“少数派”中成为“造反派”红卫兵的学生在反工作组时还没有建立红卫兵组织,不是红卫兵的身份;其次,“少数派”中已经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大多是“老红卫兵”,他们日后与“造反派”红卫兵存在尖锐对立。 所以,将“少数派”与“造反派”等同是不严谨的。 此时,学生群体的分化组合大致完成,派别阵线逐渐分明。学生组织都打着“红卫兵”的旗号,却针锋相对地形成了各自派别。学生中原来拥护工作组的“多数派”逐渐演化成“保守派”红卫兵,与之对应的是“少数派”的成员构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主力,最早成立的“老红卫兵”组织成为“保守派”红卫兵的盟友共同反对“造反派”红卫兵。9、10月间,日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组织均已悉数登场。红卫兵组织分裂、重组现象非常普遍,中央文件也常对一些群众组织进行定性。有的头衔大家都不想要,千方百计地要扣到对方头上,如“保守派”、“保皇派”等,有的头衔却要抢着戴在自己头上,如“红卫兵”、“革命派”等。诸多的头衔经过“自己封”、“敌人封”、“中央封”的过程变得纷繁芜杂。 学者对红卫兵派别的划分大多是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框架内进行。其中,印红标和徐友渔的观点比较全面且具有代表性。 印红标把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流派归纳为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 第一,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 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 第二,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8月以后涌现出来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保守”二字在当时是贬义词,之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革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后,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革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 第三,“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萌芽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以后,兴起于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中。“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文革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很多具有以下两种经历:一种是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还有一种情况是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 第四,“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是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的最激进的一翼。他们对文革意义的思索构成“新思潮”的主要内容,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派别。根据已有材料可以断定,北京、上海、武汉、长沙都有“极左派”出现。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允许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还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 徐友渔认为红卫兵组织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区别是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之所以有“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区分,是因为在首都,第一批红卫兵(即“老兵”)在发现毛泽东的意图并不是要他们造“牛鬼蛇神”的反,而是造“走资派”即他们父辈的反时,他们抛弃了刚立下的“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誓言,当起了“保爹保妈派”;在外地,各级党组织借用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手法,组织和操纵官办红卫兵,以对抗其他学生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中央文革不得不改弦易辙,倚重那些被学校党委、党支部、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以及被“老兵”的血统论排斥的非红五类学生。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下,对“老兵”和外地御用红卫兵进行清算,于是“保守派”和“造反派”壁垒分明、誓不两立。 “造反派”组织的出现始于8月初,一开始就和“保守派”形成了尖锐对立。10月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造反派”红卫兵势力得到迅速扩展。除了“保守派”和“造反派”对立之外,徐友渔还注意到全面“夺权”以后“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他说:“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大派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有两类,一类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另一类是造反派内部两派的斗争。后一类派别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一类,因为它延续的时间更长,斗争更激烈。但是,大多数文革研究者似乎没有注意到后一类派别斗争,或者虽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却未能理解其重要性,他们或者是只注重研究前一类派别对立,或者是将前一类和后一类相混淆。” 他把造反派内部分化产生的对立两派称为“温和派”与“激进派”。 综合两位学者的划分,可以大致描绘出北京市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演变情况(见图1)。 对比印红标和徐友渔的观点,二人的不同有以下几点: 第一,印红标区分了“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他在狭义上使用“保守派”的概念。徐友渔用“保守派”一个词涵盖这两个群体。印红标认为“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有如下差异:1.“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2.“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3.“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保守派”红卫兵只是效仿者。4.“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首都以外的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始终在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委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分。 综合来看,“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的区分很有必要,因为二者政治态度虽然相似但还是具有重要差别,不分别对待则概念界定就有漏洞。其次,“老红卫兵”在组织被解散以后,部分人转入了“保守派”组织(见图1),不区分的话,难以描述这种转变。 第二,在“造反派”分裂方面,徐友渔的分析比印红标更为详细。印红标谈到了“极左派”是“造反派”最激进的一翼,但没有细述“造反派”之前的分裂,给人的印象是“造反派”分裂就是最激进的“极左派”和不激进的造反派。徐友渔在省一级层面上观察分析,点出了造反派分裂以后形成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极左派”其实是“激进派”中最激进的人群。 3 “红卫兵”、“保守派”及“造反派” 上述行文描述“红卫兵”组织采用的是“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称呼,因为“红卫兵”一词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 “红卫兵”有几层含义:第一,狭义的“红卫兵”特指1966年5月到1968年底,中学生、大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第二,1967年以后,“红卫兵”词义出现扩大的趋势,参加运动的工人、农民、科教文卫从业者、机关干部等人群也被纳入“红卫兵”范围;第三,1968年底,文革复课以后,红卫兵在中学取代已经瘫痪的共青团组织,并在共青团恢复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红卫兵组织。 学者们所说的“红卫兵”绝大多数都是在第一层含义上使用,即“红卫兵”首先应该是学生,不是学生的不包括在“红卫兵”范围内。非学生身份的其他人员被称为“保守派群众”或者“造反派群众”。印红标和徐友渔对“红卫兵”的划分,划分的是学生群体,说的是“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可知,“保守派”与“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与“造反派红卫兵”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见图2)。 本文所说的群众组织,包含学生、工人、知识青年、机关干部、普通职工以及其他社会人员在文革期间建立的组织。最初,红卫兵开风气之先,自发建立起党团之外的组织,并且在运动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其他群众紧随其后建立组织,在不少省市他们后来居上,成为主导形势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本文以“保守派”、“造反派”来称呼某一派观点、立场相近的群众(包括学生),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各自归入“保守派”和“造反派”内。
在北京,红卫兵组织一直是运动的主角,不管“保守派”抑或“造反派”都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群众组织的对立集中表现为红卫兵组织派别的对立:一边是“东纠”、“西纠”、“海纠”以及他们联合组建的“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和“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同盟,对立面是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 北京是干部子女云集之地,“老红卫兵”势力极大,风头一度盖过了“保守派”组织(徐友渔是把“老红卫兵”直接归入“保守派红卫兵”),是与“造反派”对抗的主力。但是,“老红卫兵”们“保爹保妈”的行为与毛发动文革的初衷相去甚远。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扶植的“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老红卫兵”被当作“反革命组织”下令解散,“保守派”组织被定为“走资派的御用工具”而烟消云散。“造反派”红卫兵成为1967年初的胜利者。“造反派”红卫兵获胜后,内部出现分裂,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分裂后产生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在其他省市,群众组织的对立的情况与北京有所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有大量青年学生参与,更显著的特点是不仅是学生群体发生分裂,工人、市民等均产生了严重的分化——“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一开始就表现为社会大众的分裂对峙。“保守派”和“造反派”有一定的相同点,但二者的差异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见表1)。“保守派”和“造反派”的争斗在各省市有不同结果。所以,1967年以后的各省市的派别对立情况千差万别。例如,上海“保守派”组织被彻底打垮,工人造反派“工总司”一统天下;广州的“保守派”组织没有被彻底击败,造反派组织“红旗派”内部虽有分歧,但对立主要存在于造反派组织“红旗派”与保守派组织“总派”(他们自称“东风派”)之间。鉴于群众组织对立斗争的复杂情况,有必要根据各省市的具体时段、具体事件和具体组织进行分别论述。下文以湖南省的群众组织为分析对象,结合前三章所述运动过程,对群众组织进行划分,分析“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与对峙。 表1:“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总体对比 保守派 造反派 共同点 拥护文化大革命,批判中央点名打倒的领导干部;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基本来源 保护工作组的“多数派”;(反对工作组的“老红卫兵”此时与“保守派”结成同盟) 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少数派”中的“老红卫兵”站到了对立面) 对“血统论对联”态度 基本支持,有时候也强调团结非红五类 坚决反对和批判 组织路线和人员成分 红五类才能称为红卫兵,非红五类参加“红外围”、“红战友”等外围组织 对成员的家庭出身没有限制 对地方党组织的态度 支持 造省、市、地、县委的反 斗争的主要方向 矛头向下,向党外 矛头向上,向党内 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 不情愿,不理解 积极批判“走资派” 存在时间 1966.8—1967年初(有的省市保守派一直没有垮台) 1966年8、9月出现,10月后迅速壮大,1967年初分裂,1968年底以后解散
第二节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立:以长沙为核心 1 “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 长沙没有单纯的“老红卫兵”组织,干部子弟一开始就存在于“保守派”组织中。最早的全市性群众组织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简称“长保军”。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长保军”组织都是在省委领导支持下成立的。成立组织前,“长保军”成员在学校里协助工作队,对出身不好的同学、老师进行了批判,是工作队依靠的对象。工作队撤离后,他们在省委市委支持下建立组织,主要的活动是破四旧,保护省委、市委,防止有人冲击机关大院揪斗领导。 中学生“长保军”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负责人为李正、王虹霞等都是高干子女。“长保军”的口号是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杨曦光回忆自己看到“长保军”成立时心中感到极度恐惧,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时一样。 校园外,长沙市委指令一些单位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组织了听从市委指挥的“工人赤卫队”。“8•19事件”中,围攻造反学生的就是中学生“长保军”和“工人赤卫队”。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等“保守派”组织相继成立。 后来,这些组织的成员大多转入了“长保军”的工人总部。大学生“长保军”组织于9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刘爱华和唐德元。 “长保军”模仿军队建制,在组织内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以省政协大院为其总部。各学校设立分部,称为“红色政权保卫军”某学校军分部。全省各地都有自己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由各地县市委或军分区武装部授意建立,接受当地领导的指挥。“长保军”后来又成立了“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人数达十多万,成员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所有普通的党员、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 “保守派”阵营中除了“长保军”、“工人赤卫队”外,较有实力的是“八一兵团”、“红色怒火”等。“八一兵团”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于11月14日成立,由已经参加“长保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军区和地方领导张本科、徐启文、丁维克等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直接负责指挥“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上万,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是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红色怒火”于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像北京的“联动”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长沙的“造反派”组织大多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中产生的。 1966年10月14日,由叶卫东 、张家政等人发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在北京成立。10月底,湘江风雷回长沙造反后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担任政治部主任。其他核心成员还有组织部长李敬林,宣传部长李仲昆,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后勤部长赵南西,办公室主任柳梅青,接待室主任黄长春等。组织有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知青为主体的“山鹰战团”和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见图3)。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由于他们的行动符合毛所提倡和鼓励的“造反精神”,因此这些前一段时间还是被打击对象的人们此时引领了运动的潮流。 前期挨整的工人、职工纷纷参加“湘江风雷”,在自己单位成立“湘江风雷”支队批判单位领导,索要“黑材料”。每个单位前段时间都有挨过整的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平反”为开端,将前期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同情者的热情充分调动了起来,“造反派”组织人数迅速增长。“湘江风雷”很快就成为了全省性的跨行业组织,在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了分部,成员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学生、知青、其他社会人员,高峰期成员达百万之众。 大学生为主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于1966年10月15日正式成立,起初还把张平化聘为顾问,但不久将他开除。“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 ,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成员主要是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下属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 最先提出造省委市委反的学生构成了“高司”的骨干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司”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先锋(尽管“8•19事件”发生时“高司”尚未成立)。在与“保守派”红卫兵“长保军”的对抗中,“高司”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学生组织起来,还在“9•24报告”后帮助工人、干部、群众平反,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 造反派中势力较大的还有“东方红总部”、“井冈山红卫兵”和“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于9月7日在北京成立,同年10月30日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负责人有刘定安、熊正吾、唐正明。“井冈山红卫兵”的全称是“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是谢若冰。谢若冰原是红卫兵组织“造反有理军”的成员。因为反对工作队,遭到批判,其父母也被打成“黑帮”。身为“黑帮”的女儿,她在“造反有理军”内受到压力,遂从中退出而另组“井冈山红卫兵”自任司令。“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成员都是中学生,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抓住机会名声大震。 造反派阵营组织林立,除了上述几个大组织,还有众多小组织。譬如和“保守派”组织“八一兵团”直接对立的“湖南红旗军”,该组织也是以复员、退役、转业军人为主体,人数虽然不多,战斗力却不容小觑。“红旗军”是冲击《长沙晚报》报社导致报纸停刊的主力, 还曾经封闭省军区办公楼。 临时工、合同工成立了全国性的造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总团”(简称“全红总”)。湖南的临时工、合同工表示响应,成立“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者湖南分团”。这些人一边在全国串联,一边在单位造反,要求解决待遇、福利、用工制度等问题。 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顺势起来造反。知青组织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总部设在省农业厅内,负责人余志成是长沙郊区的知青。该组织是全国性知青组织——“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的下属。另一知青组织“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在省内外不少地区串联宣传发动,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省内知青集中的地区出现各自的造反组织,如邵阳的“小兵司令部”和江永县白水的“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者日后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大批知青返城“闹革命”批斗农垦局的“走资派”和街道办事处干部。 1967年1月16日,《红旗》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指责地方政权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御用团体保自己。 周恩来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 此后,“长保军”组织解散。 由于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下令这类组织一律解散。 “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长保军”和“八一兵团”解散以后,部分成员转入“红色怒火”。
2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行为取向 对待省、市委不同的态度导致了社会大众分裂为保护省、市委的“保守派”和反对省、市委的“造反派”(见表2)。 表2:长沙市群众组织对立状况(1966.6—1967.1) 保守派 造反派 建立组织前的活动 出身较好,政治表现好;拥护工作组,批斗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和学生 出身不好或者被工作组定为运动对象;反对工作组 对“8•19事件”的态度 认为冲击市委是“反革命”和“右派”向党进攻;“8•19事件”中保护省委、市委 “8•19事件”中向省、市委造反的主力;支持或同情行动 对省、市委的态度 保护省、市委领导干部 反对省、市委 口号 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拥护“三相信”;打击“黑五类”和“狗崽子” “打倒三相信”、“一改三罢”、“炮打九级司令部”、“打倒一切当权派” “9•24报告”以后 积极拥护“抓黑鬼” “抓黑鬼”运动的受害者 10月以后的行为 反对斗争各级领导,贴出为省委辩解的大字报,指责“湘江风雷”、“高司”等是“反革命”;冲击会场,组织开会批斗干部 批斗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平反”;查抄“黑材料”;提出“经济主义”的要求;“夺权” 代表组织 长保军、工人赤卫队、 八一兵团、红色怒火 湘江风雷、高司、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全红总湖南分团 结果 长保军、工人赤卫队、 八一兵团 均解散组织 获胜 “保守派”的代表“长保军”,其成员家庭出身、政治面貌都比较好。中学生“长保军”负责人李正为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为王延春之女,均为高干子女。大学生“长保军”总指挥是刘爱华是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组织的骨干多为学生中的党、团员和政治积极分子,一般成员多是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校园外的“工人赤卫队”成员是各单位的党、团员和政治积极分子。“八一兵团”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红色怒火”的主要成员是大型国有工厂的青年工人,其中党、团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保守派”组织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党、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学毛著积极分子。 “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来源就复杂多了,他们的家庭出身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家庭出身的类型——从“红五类”到“黑五类”应有尽有。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派”中家庭出身为“红五类”的数量很少,出身“黑五类”的也只占小部分,多数成员是“不红不黑”的中等出身——职员、店员、教员、小业主、中农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四:第一,出身好却参加了造反派的工人多是“9•24报告”后被抓出来的“黑鬼”,他们也是造反组织的发起者和核心成员;第二,出身好、政治面貌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之初可以参加“保守派”组织,当时还没有“造反派”组织出现,大批学生想参加运动却又不被“保守派”组织接受,等到“造反派”组织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大批加入;第三,出身不好的人们对政治运动心有余悸,只要不成为运动对象就已感激不尽,并不敢贸然参与,后来形势大变他们经过权衡,多数站在“造反派”一边;第四,家庭出身中等的学生被出身好的同学称为“花五类”或“麻五类”,没有资格加入“长保军”,对“长保军”宣扬的“血统论”非常反感,“造反派”组织兴起以后,一些之前参加“长保军”的学生纷纷倒戈成为“造反派”。 但是,“家庭出身”的变量可以有效解释群众组织普通成员的行为,却无法解释“造反派”组织骨干成员大多出身较好的现象。这些人为何成为“造反派”的核心骨干,只要回顾文革初期的事情就清楚了——工作队将一些学生、老师和工人打成“右派”、“反革命”;“9•24报告”以后大抓“黑鬼”;成为“造反派”中坚力量的正是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工作队造就的“造反派”红卫兵以谢若冰、黄杏英、杨曦光等为代表。谢若冰是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中共党员,出身高干家庭,父母都是厅级干部,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按照常理,她本应该是“保守派”成员。但是,她与黄杏英等人因为批评工作队被打成“反革命学生”,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谢若冰到北京告状成功,成为坚决造反的“谢司令”。杨曦光的父亲随周小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本人也被工作队作为“反革命学生”批斗。日后,他加入了长沙市一中“齐卫东”、“夺军权”战斗队,后来还加入“省无联”,成为“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 “抓黑鬼”运动造就了众多工人造反派骨干成员。“8•19事件”后支持造反学生的普通群众都被打成“黑鬼”。每个单位都有人对造反学生表示过同情或支持。全省抓出“右派”、“黑鬼”等数以十万计。长沙市一中教员叶卫东、省航运局副局长罗新发、长沙港工人李铁凡、纺织厂工人柳梅青和王天保、制药厂工人李仲昆、五金工具厂工人赵南西、株洲601厂工人黄长春被打成“黑鬼”,长沙港干部李敬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些人全部成为了“湘江风雷”的主要负责人(见表3)。 除了这些总部负责人,“湘江风雷”下属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例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兰云飞成为当时省内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10月,“高司”为其平反后,兰云飞组织了“革造联”成为“造反派”。“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等人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 1967年4月,工人造反组织“工联”成立,其总部及下属组织的负责人大多是“9•24报告”的审查对象,如红旗内燃机车厂工人张学晃、湘瓷工人吴国香等。抓“黑鬼”运动的受害者全数成为“造反派”组织成员,客观上为“造反派”组织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动作用。工作队是省、市委派出的,“9•24报告”是张平化发出的“抓黑鬼”动员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来,这些运动的受害者奋起造反,投入到“平反”和查抄“黑材料”活动。 表3:“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年龄 组织内职务 家庭 出身 工作单位 职业 政治面貌 “9•24”以后的情况 叶卫东 27 政治部主任 贫民 长沙市一中 教员 团员 打成“黑鬼” 李铁凡 32 联络部长 贫农 长沙港 工人 党员 打成“黑鬼” 李敬林 29 组织部长 贫农 长沙港 政治指导员 党员 打成“现行反革命” 柳梅青 31 办公室主任 贫农 长沙纺织厂 工人 党员 打成“黑鬼” 李仲昆 32 宣传部长 工人 湖南制药厂 工人 群众 打成“黑鬼” 赵南西 20 后勤部长 小手工业者 五金工具厂 工人 群众 打成“黑鬼” 黄长春 28 接待室负责人 贫民 株洲601厂 工人 团员 打成“黑鬼”
第三节 造反派阵营的分裂:温和派和激进派 “造反派”组织通过造反、平反、查抄“黑材料”等活动动员并吸收了大量成员,借助中央高层领导的指示战胜了“保守派”,成为第一轮争斗的胜利者。然而,“造反派”组织虽然声势浩大,阵营内部却山头林立。无外敌则内斗,“高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显现出来,“造反派”阵营走向分裂。分歧的焦点首先在于“望江楼协议”,而后围绕对省军区、“三结合”权力机构和 “湘江风雷”的态度,形成了“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对立。 “高司”与“湘江风雷”决裂之后,部分造反派组织跟随“高司”,如胡宜民领导的“造反有理军”成为“高司”的战友。湘潭“革造联”在兰云飞的率领下支持“高司”。省军区支持“高司”,还抓捕了“湘江风雷”下属的“红旗军”成员。“湘江风雷”掀起了针对省军区的造反浪潮。2月4日,省军区根据“二•四指示”,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镇压了“湘江风雷”。
表4:长沙市群众组织对立状况(1967年2月—1967年8月) 温和派 (高司为首的“省红联”) 激进派 (工联、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及湘江风雷成员) 对省、市委领导态度 对犯错误的干部给出路;平反工作依靠省委;与省委领导和解,达成共识——“望江楼协议” 彻底打倒张平化;“望江楼协议”是高司变右、变修的体现 对省军区态度 拥护省军区, 支持抓捕“红旗军”组织成员 反对省军区, 反对抓捕“红旗军”组织成员 对“二•四指示”的态度 支持镇压湘江风雷 反对镇压湘江风雷 对“三结合”的态度 “省红联”推动各单位“三结合”进程,支持中央上报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名单 反对“省红联”,抵制“大联合”、“三结合” 2月—8月的活动 提出“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打击其他造反派组织;与湘江风雷的支持者武斗 为湘江风雷翻案; 与高司武斗 省军区对“高司”的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高司”是大学生造反组织,人员结构简单、历史清白、思想单纯;而“湘江风雷”等组织人员构成复杂,造反的动机也参杂了个人因素。尽管如此,“高司”还显得形单影只。为了发展队伍,“高司”在省军区支持下,联合“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于1967年2月8日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高司”在各工厂扶持原属“保守派”的小组织,原“长保军”、“工人赤卫队”人员成立新组织出来活动。“高司”把这些“保守派”人员大量吸收到联盟中来。在筹备委员会的基础上,“高司”等18个群众组织在长沙市联合成立“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省红联”)。在各地武装部的帮助下,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官方组织——各级“贫下中农协会”组成“贫下中农造反军”成建制加入“省红联”。 由此形成了拥护省军区的“温和派”(高司为首的“省红联”)和反对省军区的“激进派”(工联、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等其他造反派组织及湘江风雷的成员)。二者分歧的焦点变成对省军区和湘江风雷的态度(见表4)。 “高司”四面出击的结果是原“保守派”成员改头换面,摇身一变加入“高司”。绝大多数的“造反派”组织都站到了“高司”的对立面。“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以及“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都是“湘江风雷”的支持者。“高司”内部也有人员退出,转而加入反“高司”的队伍。在与“高司”的对峙中,产生了一批新的“造反派”组织(见图4)。 3月,部分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在省展览馆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中会”)。3月18日,“红中会”召开成立大会,整合了全市20多所中等学校的“造反派”中学生。 4月上旬,从“高司”退出的大学生周国辉等成立了“高校风雷挺进纵队”(简称“高校风雷”),名称直接套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以表示坚决为“湘江风雷”翻案。 4月中旬,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会”(简称“工联”)成立。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成员有许新宝(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劳模、中共党员)、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工联”总部及属下组织的负责人不少是“9•24报告”后的斗争对象,如胡勇因为同情冲击市委的造反学生,被工厂党委认定为“右派嫌疑”,从1966年9月开始隔离审查,直到10月才重获自由。与他类似的还有张学晃(红旗内燃机车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等。各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红色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陶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构成了“工联”的主体。后来,其他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属“湘江风雷”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得“工联”成为省内实力最雄厚的工人造反组织。 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1967年以后,省内的大武斗大部分发生“高司”及其支持者与“工联”等“湘江风雷”的支持者之间。一些在保守派与造反派对立时期已经成立但默默无闻的组织在造反派的分裂和冲突中声名鹊起,如“高司”下属的“红色怒火”和“工联”一边的“青年近卫军”。 “红色怒火”早在1966年12月上旬即已成立,原属“保守派”。“保守派”垮台后,“红色怒火”没有解散,转而成了“高司”的盟友,还吸纳了“长保军”、“工人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的人员,该组织负责人是曾友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青年工人为主,下设“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和“红卫兵总部”。 “红色怒火”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是高司一方的武斗健将。 反“高司”的组织中,“青年近卫军”在武斗中一举成名。“青年近卫军”成立于1966年11月24日,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就此退出。此后的负责人是谭海清,总部负责人有易国其、熊玉林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和中学生。大武斗期间,该组织几千人荷枪实弹,装备齐全,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等于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死伤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很强的武斗实力。 大武斗中,“红色怒火”和“青年近卫军”多次交手。6月初,中苏友好馆的武斗是“工联”牵头,联合了“青年近卫军”等30多个组织对“高司”广播站的进攻。打前锋的就是“青年近卫军”下属组织——“六号门”。“六号门”的全称是“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该组织声称是“刘邓路线下受压迫最苦大仇深”的造反组织,强悍敢拼,勇不畏死。固守广播站的“高司”派人员数次试图冲出重围均以失败告终。“高司”总部派出了“红色怒火”敢死队才将馆内人员营救出去。 第四节 激进派的分化:稳健势力和激进势力 1 “省无联” 1967年6月,“工派”和“湘派”就内斗起来,后来还爆发了“解放路武斗”。在“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大趋势下,这些矛盾分歧被压制下去。“湘派”和“工派”的摩擦是权力之争,分歧在于谁是群众组织的核心,争论的主题是围绕权力分配,不反对权力机构本身。1968年上半年发生的“湘瓷派”和“汽电派”之争,实质上是“湘派”、“工派”争夺的延续。 本节所说的分化是指打败“高司”的“激进派”中出现了更加激进的群体,他们把矛头对准“省革筹”,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因而形成了拥护“省革筹”的稳健势力(工联、湘江风雷)和反对“省革筹”的激进势力(省无联)的对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双方观点相左,但这一轮的对立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稳健势力中不少组织对“省无联”遭到镇压还抱有同情。 1967年8月底,“高校风雷”等组织起草批评“省革筹”名单的宣言,取得25个“湘派”组织签名支持后公开发布,称为《830宣言》。9月29日,“湘派”的主要成员“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等开会商议组织“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的问题。会议产生了一份由23个组织联合署名表达“湘派”观点的《930宣言》。10月5日,这些组织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并决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最后确定10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10月6日,驻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学院中持反“省革筹”观点的“红色硬骨头连”和拥护“省革筹”的“联委会”发生武斗。“东方红总部”等前去增援,因担心“工联”去援助对手,为壮声势唬住对方,他们把原定于11日公开的《成立公告》提前贴上大街。 “省无联”尚未成立便已公开亮相。 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召见了湖南部分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听说湖南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当即表示说“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 就这样,原定于10月11日的“省无联”成立大会未能召开,新的组织并没有严格建立起来。在《成立公告》上签名宣布参加“省无联”的组织有20多个。除了“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是人数多影响大的组织,其他的多是工厂和学校内部的小组织。部分在“省无联”《成立公告》上签名的组织先后发表声明,“湘江风雷”的叶卫东,“东方红总部”的刘定安和“青年近卫军”的谭海清,先后表示不承认声明上的签字,否认自己参加了“省无联”。 虽然“青年近卫军”反感“工联”,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但对其激进倾向却不赞同。 “湘江风雷”的叶卫东和二号人物张家政公开翻脸。张家政等人以“湘江风雷”名义参加“省无联”,还查抄了“湘江风雷”总部,自行宣布成立“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见图5)。
积极参加“省无联”活动的主要是“高校风雷”、“红中会”等几个组织的积极分子——“高校风雷”的周国辉、“矿冶井冈山兵团”的张玉纲和“红中会”的杨曦光。三人之中,周国辉为湖大学生,张玉纲为中南矿冶学院学生,杨曦光是中学生。后来,因为批判“省无联”时中央高层对杨曦光反复点名,还将其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批判材料公开印发,致使这个18岁的中学生成为知名人物。1967年12月—1968年1月间,集“极左派”理论大成的三张大字报先后发布,分别是《我们的纲领》、《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国向何处去》。中央文革小组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杂烩”,其负责人和活跃分子全部被抓,并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判以重刑。张家政被判刑20年,李仲昆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长期被监管,“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宋绍文被判刑15年, “红旗军”毕健被判刑10年,杨曦光被判刑10年,周国辉被判刑7年,张玉纲被判刑3年。其他主要成员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关押和审查。各地打过“省无联”旗号的组织均被取缔。 2 “省无联”的人员构成 “省无联”的负责人是一批激进的学生、工人和其他社会人员,他们继续造反的原因可以追溯到“9•24报告”前,多数在文革前就境遇不佳。张家政原是“大众”电影院的美工,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原因是其父亲是1951年镇反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官员。宋绍文原是省话剧团的编导人员。文化革命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他也被批斗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二人后来都成为“湘江风雷”的成员,在1967年2月被捕,释放出来以后继续造反,一直到参加“省无联”。 学生以周国辉、张玉纲、杨曦光等为代表。他们的激进主张更多出于意识形态因素,是全国范围“新思潮”的重要一环,其意义在于把目光投向社会大众,探索现实问题,因而体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但是他们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更多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的著作中吸取思想营养,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观念延伸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们是相对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异端。 年轻的“理论家”还找到了自己的依靠对象——1966年以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曦光等主持了一次若干省份知青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 杨曦光反对中央和“省革筹”要求知青回乡的指示,认为知识青年群体“受压迫”最深,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彻底革命的政治态度,他们决不满足于湘江风雷翻案这样的变迁(这在庸人眼里可以说是极大的变迁了),他们要求更伟大更彻底的社会变动。” 杨曦光将知识青年视为革命的同道:“‘极左派’是要求彻底革命的,知青也只有来一个较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但是,绝大多数知青并未像杨所希望的那样一道革命到底。尽管知青们滞留城市不肯下乡,但他们对“省无联”、“极左派”的号召并不响应,也不赞成反周的主张,而与“省无联”保持着一定距离。所以最初镇压“省无联”的时候抓捕了部分知青组织的负责人,但很快查明他们跟“省无联”没什么关系就全部释放了。 “省无联”中的其他群体面目模糊不清。社会上某些专事“反迫害”或要求落实某些具体政策的小团体,也被视为或以“省无联”下属组织自居,都贴上了“省无联”的标签。如一批1957年成为“右派”的人员,这时侧身于“省无联”中。其中的核心人物名为刘凤祥,他在报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1967年以后,这些右派支持“湘江风雷”,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在北京弄到“反右”的党内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把彭德怀1959年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1967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力图控制“造反派”组织的报纸和宣传机器,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革筹”着手恢复秩序的时候,他们支持“省无联”,希望继续造反。刘凤祥还曾与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甚至在暗中囤积枪支弹药准备武力抗争。 衡阳的“偏向虎山行衡阳司令部”曾于1967年9月30日发表宣言,提出要“把历年以来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意思是他们不仅要为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黑鬼”的人平反,还要为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人搞甄别平反。经过他们的宣传联络,很多人加入进来,以为可以靠群众组织“自己解放自己”。 “省无联”被镇压的时候,这类组织均被解散。
【述往】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 郑公盾口述 咪咪编撰 我与李英儒、金敬迈同志的交往,是从1966年组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时开始的。这之前,我只知道李英儒写过《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和金敬迈写过《欧阳海之歌》(文革前江青曾授意修改过这部小说)。 在中央文革里,李英儒主管戏剧电影口工作,金敬迈主管文学口工作,我是办公室主任。与我们三人在一起工作的还有陆公达、刘巨成和舒世俊。陆主管音乐口,听说他后来跳楼自杀了;刘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口工作,后精神失常;舒主管摄影口。 可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开始工作后,我不知不觉就与英儒、敬迈来往多起来。继而对他们的身世有了进一步了解。李英儒1911年出生于保定附近的清苑县李家村。26岁时,抗战开始,他参加了冀中游击队。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取材于他亲身经历过的冀中游击队的生活。 说到李英儒的经历和他的小说,想起刚刚看到的《文学评论》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不禁要赘述几句。那篇文章说:
50年代的一批名篇,……其历史价值当然不能否定,其文学价值也成就不一地保留着。……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受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价值已存在明显隔阂。 那么,要适应今天的时代和读者,就必须发展、扬弃和转化传统。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能否让人们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的,转化为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能否排除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
起码,用这些看法观照李英儒的作品是不合适的。这篇文章提出的抽象的理想化的文学评论标准,原本不新奇。如果该文作者用这个标准作为自己创作的目标,别人也无可厚非(我甚至想看看作者自己是否能创作出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标准的作品)。但是,如果以此虚无的标准来衡量、甚至贬低包括《战斗在滹沱河上》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在内的“50年代的名篇”,就显出评论者的肤浅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李英儒亲身经历的故事,是用生命写成的,即使在文革中,他回忆起故事中牺牲的战友,还常常动容。如果这里面还有问题,还是“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那么什么才是内在的、实质性的和永恒的呢?如果这样的作品还不算“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那么我想问一句,现在,今天是否有这样的作品?历史不能重新再来一遍,所以无法让现在的评论者去体验那场有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了。但是,如果现在的评论者看不起那场战争中孕育出来的战士、作家,不妨试试,在目前这个时代按照想象的那样去做一位永恒的作家。这是题外话。 李英儒已经去世了。至少我现在看,他的作品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可贵的是,“1988年,李英儒同志抱病忍痛,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魂断秦城》的初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表现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进入中央文革后,李英儒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虽然在他主持工作的很短时间内(大约只几个月),他尽可能地保护过不少同志,但是,除了在极少数他信任的同志面前,在一般时间里,他那受压抑的心情,无法,也不可能表露出来。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1967年下半年,文革发生了质的变化。标志是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午门事件”和针对缅甸奈温“变修”而发生的冲击外交部事件。8月22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师大、中医大、清华、第一机床厂等单位造反派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以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为由,冲进了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大楼。8月底,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一份报告,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但是,戚本禹不承认冲击外交部是错误的。11月在钓鱼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戚本禹仍然坚持说:到外交部游行是党中央江青同志指示的,我们只是执行者而已。 我说:事情弄到这一步,总该承认这是对着周总理的。 戚本禹说:如果我反对总理,可以杀头。 我说:杀不杀头你说了也不算。 接着我同戚本禹吵了起来。 此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会议不再让我参加。但是英儒、敬迈还是经常来找我聊天。11月15日晚上,李英儒心情沉重地请我吃饭,席间他婉转地告诉我说,要作好准备,住一段监狱是不能避免了。 1967年月11月16日晚,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到我家,出示了逮捕证和一副手铐,说:“你被捕了。”我怕家人及儿女害怕,叫他们到另一间房子去,不要出门。然后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车开了很长时间,后半夜到达一座监狱。 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见到了一些著名战犯后才知道,这就是秦城监狱。我在秦城被关押了7年半,1975年5月12日获释。 大约1978年吧,一天,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竟是李英儒和金敬迈。一时话塞,我们三人都流了泪。接着,我们共同追忆分别的日子。原来李英儒和金敬迈在我被关押后不久也被捕了,并且,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我被捕后不久,李英儒作为我们6人小组的组长,深为部下的遭遇感到不安。终于在一次会议上与金敬迈一起提出了我的问题。他对戚本禹说:如果公盾同志有错误,应由我承担责任。并且,公盾同志对当初布置到外交部游行是提出过异议的。就因为这句话,李英儒和金敬迈也被关了起来。 开始在秦城,我被打的很厉害。我丢了12颗牙齿。开始我的罪名是反江青、戚本禹,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特务、假党员,审我的人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拨儿,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我到底有什么罪。大约1969年开始,我的待遇好了些。可以看马列著作了。也有了笔和纸,用来写交待材料。我开始在马列著作中写些笔记和诗。出狱后,我曾对许多人说,马克思曾经退过党,他们都不信,于是我就请他们看马恩全集第多少卷,第多少页。这就是我在监狱中的收获。我认认真真地通读马列全集,到第30卷。出狱后再也没能静下心来读后面的几卷了。 关于秦城监狱,记述的人已不少。其中的恶劣我是有体会的。在此仅举1例。犯人定期剃头。给我剃头的人每次一到我的牢房门口,就大骂一声:“滚出来,该剃你的狗头了。”随后我的头发就任其宰割,形容为惨遭毒手也不过分。 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待此人刚说完:“该剃你的狗头了。” 我大喝一声:“我罢理!既然是狗头,理有什么用!”一个被气得哆哆嗦嗦的老头,声嘶力竭地吼叫,把那剃头的吓了一跳。后来他可能是良心发现吧,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 金敬迈在《我在秦城监狱的一段往事》中非常“生动”地记述到:
……这里象关押法利亚长老的伊夫堡一样,目的就是把你关到死。这里没有专案组,没有打手,不打也不斗了。(金敬迈记叙的是1970年以后的事——引注)窝窝头和缺盐的烂菜帮子是从脚下一个15厘米见方的小洞里递进来的,难得几十天一次的放风,也是独身一人到上个没有顶的单身牢房去走走……鬼都没一个。我“完全”“彻底”离开了人们,成了一个纯粹的孤独者。四堵白墙,抬头一块四方形的天花板和一盏长夜不灭的灯。我失去了和人的交流,连挨打挨揍的交流也只能在回忆中出现了。我是一只落荒的猴子,满身孤寂,满心忧郁,独自在秦城一号的笼子里。 隔壁左右的单身牢房中,也关着活人。右边的一位,天不亮就开始唱《怒发冲冠》,声音苍老、嘶哑。一遍又一遍,从早唱到晚。右上方有一个清脆的声音,他长年只重复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会谈。”……长时期对人单身监禁,就会把活人“改造”成这个样子。……戏曲里、说书中都有这样的事:犯人一疯,即使是装的,也就都放了。监里不收疯癲。可惜,“革命”的铁拳头不兴这一套。 “怒发冲冠凭栏处……”声音嘶哑苍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声音清晰流畅。 象念经,象祷告,象旧式留声机的唱针在最后一圈上转个不停。他们是真的疯了。 那么,他们是我的明天……
1986年,去了广州疗养前,我专程到301医院看望了李英儒。当时李英儒病得比较厉害,大夫不让探视。我只好编了个瞎话说,我是李英儒的表弟,刚从他家乡来。说着拿出北京—广州的火车票。大夫也没看,把英儒的夫人叫了出来。英儒的夫人与我配合的非常默契,居然骗过了大夫。 李英儒见到我高兴极了,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先是讲起在秦城监狱中怎样用牙膏皮自制沾水笔,怎样用紫药水兑水自制墨水。又怎样用这些简陋的工具在马列全集的行距间写成了《女游击队长》和《上一代人》两部长篇小说。 接着,他又讲起在住院期间,怎样瞒着医生护士,创作了《女儿家》和《虎穴伉俪》两部长篇小说。我也把我出狱后出版的几部著作,包括1981年出版的《鲁迅与自然科学论丛》,1982年出版的《萤火集•科普评论选》,1983年出版的《〈水浒传〉论文集》和1985年出版的《茅以升传》送给了李英儒同志。 临别时,英儒同志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到:“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做对不起党、国家和人民的事。我们欠人民的账,是人民哺育我们成长,我们毕生要报答他们的恩情。” 大约是英儒同志病情好转后翻阅了我送给他的几部拙作。到广州后不久,我与金敬迈同志(金出狱后又回到广州军区工作)收到这样一封信:
公盾、敬迈 战友亲人 老迈你在创作上要勤奋些,否则对不起欧阳海之歌。公盾几年来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英儒顿首
其实,金敬迈同志重新工作后也写了不少东西,只是我们相距遥远,老金又不爱表白自己,所以我们不大知道罢了。在广州,我听一位同志说,金敬迈刚回广州时,就受许世友同志之托,创作了一出描写逮捕“四人帮”的话剧,在南方轰动一时。最近有人说他正在写回忆录,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近来我已不能写字,看东西也很吃力。在此遥祝金敬迈同志身体健康,保持创作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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